《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作者 王朔 人民文学出版社
据王朔自述，写作“毁了我的家庭和生活”，它是一个诅咒，已经成为摆脱不开的生活方式。最新长篇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即是此种创作野心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它用未来（三十年以后的2034年）的视点来描述这个世纪最初几年的生活，展开了一个探寻追求生命意义、情感价值的主题，具有复杂生活的质感和碰触人心的温度。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仍然是对女性读者的，这决定了王朔讲话的方式和敞开的程度，是一种关怀的照拂的姿态。好多话要说，但听的这个人得是有一些生活经历的，“结过两次以上婚的”。一上来就有安抚人心的温情，已经历经人世的创痛，洞悉一切包容一切，是博爱的也即神的立场。只在有准备的读者面前，王朔才展开了他独有的犀利直率的言说，围绕“沮丧、自杀、崩溃、死亡、宗教、灵魂”等关键词，王朔好像在回应两千年前屈原那绵绵不绝的《天问》，用一个人（作家方言）的生与死，生动演绎了生活和人、死与不朽的大命题。
伤痛与迷失，与生俱在。这是王朔言说的前提。早在《看上去很美》里，从早期的童年经验里，男童方枪枪已备感孤独、迷失与一再迷失之痛。“第二天方枪枪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躺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床中，又落到李阿姨唐阿姨手里，不禁失声痛哭”，“方枪枪看着下午阳光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周围一切店铺招牌皆为陌生，猜是一座城里却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会在这儿，为什么一人站在街头哭，刚才他最后的梦境是在保育院午觉起床，天光气氛与此刻衔接得天衣无缝，绝对是一睁眼故土故人皆抛，顷刻间孤零一人在万里天外”。肉体之永远堕落和局囿，精神之无限飞升和广大——再没有比王朔描写的此刻更令人魂飞魄散了。在《谈话》里，当方枪枪成为方言，在迷失之途一路踉跄，肉身无可挽回地走向一条不归路，方言的灵魂发言人——北京老王说：“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这张老脸，带着一世的酒色财气，脑门上刻着两个字：坏人。洗也洗不掉。”“为什么迟迟不死，就是不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是镀在痛苦这一底片上投影到人生大银幕上……我知道电影院放映出来的都是经过剪接的人物，一张脸后面还有几万几十万尺胶片……看看剪接前的我，素材中的我……换个接法就是另一种面貌。也许能发现我不是放映出来的这个我。”
一定有无数个时刻，肉体渴望回归灵魂，返回那无与伦比的高度和美丽轻灵的姿态。王朔描述过那种极致的体验和幸福：“我们都是上帝，人这一生，是我们精神分裂时的一个浮想。”在《致女儿书》里，他如此安慰女儿：“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宇宙洪流中，受到我们的邀请，欣然下车，来到人间，我们这个家，投在我们怀中。每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美好的，死亡那一刻也是如此。”“我们为人之前都是在画中。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我们是其中的一抹颜色。”活着是一种偶然，死去也并不可怕，那是另一种存在，从彼处来又回到彼处去。那个时候，“是在一种共同的感怀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有那个世界的广阔视野和广阔情感。非要说和人类情感相近，就是喜悦……持续不断的喜悦，永不衰减的喜悦，雕刻在喜悦中。”（《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王朔在这里打破了人类的一个终极禁忌，即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与其害怕死担心死，不如习惯死，了解死，他的做法是“拆掉了生和死之间这堵墙”，活着已经死去，死去仍然活着，就达到了来去无碍的自由境界，出离了人间，脱离了人的局限，虽然还带着人的躯壳，但归来时已有了全新的世界观。如此，才会有《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里表达的对生命和人间的脱离了世俗利益的纯然审美的关照和巨大的情感联系。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怀着对人类的巨大温情，怀着对人的局限性、人的宿命的巨大悲悯，对生和死做了新的了断，进行了他寓言般的宣告。作者神游八荒，心骛极仞，任意穿越异度时空、生死两界，恣情洒意地成就了这部集超验、前意识、梦境、回忆、妄想等极致经验和诡异笔法于一体的小说。其巨大的心理空间和复杂意识内容令人叹为观止。
人中之最卑贱者，痛苦中之最痛苦者，孤独中之最孤独者，羞愧中之最羞愧者——一个甘愿下地狱的人，一个把灵魂交付出去的人，一个承担苦难和羞耻的人，一个自觉罪责与不幸的人。方言和老王，这个人的两面，怀着巨大的痛苦和快乐言说。在恣意的言说中，人的存在及价值被无情击碎，又从荒芜中重新矗立。几度颓丧又几番振起，生命顿然失色然复又绚烂万丈，魑魅魍魉人间，一书功成万骨枯。在此书中，《致女儿书》刚写了两节，《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完成了第一部分。我感觉王朔今后的创作将会继续在“作废的几万几十万尺胶片”中剪出种种的真我和非我。
忏悔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