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与郭敬明 “80后”双城记

在文学界,韩寒与郭敬明这两朵“80后”“奇葩”,无疑将成为一辈子的对手。

两人都从“新概念”起步,但早已分门裂派。“小四”郭敬明,坚持“幻城”路线,瞄准粉丝市场,卖书开公司办杂志搞选拔赛,还顺便入了一下作协,当上“文坛成功人士”。而韩寒却走上了“歧路”,戏白烨,骂文坛,批“小四”,与王朔惺惺相惜,做灾区志愿者,离“80后”渐行渐远,走上了知识分子的道路,赢得思想独立之士的推崇,却也成为网络愤青的征伐对象。两人个性大异其趣,又各率粉丝阵营,韩郭的双城记,看来要长期公演下去了。

前不久,韩寒与陈丹青在湖南卫视参加一次节目,席间说到巴金冰心等文学老人的作品“文笔差”,尤其冰心的“没法看”。话音刚落,网络就炸了窝,韩寒被扣上不敬传统的帽子,文学正义之师也纷纷做痛心疾首状,但韩寒并不服软,摆出一副“谁骂谁脑残”的“爱谁谁”表情,单挑全天下网络愤青。

在讨伐的人群里,也有老作家王蒙的身影,他对韩寒的观点表示了不满,力挺冰心奶奶。王蒙一加入,事情就有点儿复杂,因为他的身份“敏感”。刚作为推荐人支持郭敬明加入作协,现在又担任了郭敬明主办的文学选秀活动的总顾问,以这样的身份加入评论,难免会给这轮争议增加一些曼妙联想。

前些日子,郭敬明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最成功作家”,小郭坦然笑纳,如今为寻找接班人,还举办“文学之新——全国新人选拔赛”,王蒙任总顾问,白烨、张颐武担任执行评委,阵容均为一时之选,相当地相映成趣。邀得文学权威助阵,郭敬明给自己贴了“上层建筑”的瓷砖,同时也成为同龄人韩寒批判的靶子。

鲁迅曾批一些作家长着“创造脸”,按这个说法,既当作家又当老板的郭敬明就长着“买卖脸”,鄙视愤青痛斥“脑残”的韩寒长着“精英脸”。两个人为“80后”文坛划分了现实格局,也许还将影响未来。

在商业智慧的旁逸斜出方面,能够与郭敬明PK一下的,是少林寺的释永信。释永信把少林寺打造成文化企业,让一部分和尚先富起来,展现了“少林CEO”的水准。而他最具创意的,应该是在少林寺网站开卖功夫秘笈。在少林寺的网站上,你不仅能买到功夫茶或T恤、禅修的筷子和碗,你还可以买一本功夫秘笈回家修炼,售价9999元人民币。这么贵的秘笈,不知是否承诺打通任督二脉,能否修炼易筋经?但愿其中不要有葵花宝典。

商业的归商业,愤青的归愤青,但愤青们一再跨过楚河汉界,这次又在一部电影上犯了糊涂。《功夫熊猫》本是一部向中华文化致敬的“洋人主旋律”,但由于行为艺术人士赵半狄,而酿成一起民族主义小风波。电影在四川推迟一天上映,被赵半狄吹嘘为大胜利。然而,熊猫会武术,愤青挡不住,《功夫熊猫》的持续走热,让“民族派”对民众的觉悟有点儿灰心。至于赵半狄,在我看来,当愤青,浑水摸鱼买卖人是也。

在商业理念上与赵半狄款曲暗通的,是编剧石康。上海电视节上,《金婚》、《士兵突击》得了奖,《奋斗》空手而归,石康随即大放厥词,将《金婚》埋汰得一文不值,如此骂同行,实不多见。果然引出《金婚》编剧王宛平出来回应。真想告诉王宛平老师,您上当了,人家炒呢。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获西班牙文学奖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基金会宣布,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将被授予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以表彰其杰出的文学贡献,以及其维护女性尊严的作品。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每年都会颁发科技、艺术、文学、体育和国际合作等8个领域的奖项,其中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被视为“西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

今年,阿特伍德击败了其他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提名者,获得了价值5万欧元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授奖仪式将于今年10月举行,届时将由西班牙王子菲利普亲自为阿特伍德颁奖。

阿特伍德不仅是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还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曾凭借小说《盲刺客》获得2000年的英国布克文学奖。

改革已死,宪政当立:陈子明夫妇在悉尼演讲

改革已死,宪政当立:陈子明夫妇在悉尼演讲

改革已死,宪政当立:陈子明夫妇在悉尼演讲

7月6日,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为陈子明先生及夫人王之虹女士举办演讲会。演讲会在悉尼艾士菲天主教俱乐部举行,由曾是陈子明狱友的孙立勇先生主持,100多人参加听讲。

陈子明着重介绍了他的新作《“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1992年至2002年,2002年至2007年。陈子明披露了八十年代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些内幕及路线斗争轨迹,及其对民间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摧残。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头十年期间,邓小平游走于胡耀邦为首的中共党内全面改革派和陈云为首的局部改革派(或者说还原派)之间。1989年“六四”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当局已经完全关闭“政治改革”大门。2003年,“胡温新政”昙花一现,非典事件和孙志刚事件一度展现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但与此同时,《21世纪环球报道》周报和《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先后被勒令停刊和腰斩。同年,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在青岛修宪论坛上提出在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加上最根本的一条“权为民所授”。随后,该论坛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曹思源即遭到24小时的严密监控。最近几年,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不仅仅是停滞了,而且在许多方面比1980年代还要倒退,例如修改了选举法,停止了新闻法的起草。鲍彤曾撰文透露:胡乔木在1989年年初说过“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19年过去了,“四项基本原则”仍未从宪法序言中删去。即使是落实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也出现了大幅度倒退。必须对宪法实行大规模改造,把对中共歌功颂德的内容取缔。中共党内人士19年前就提出修宪删除“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更是义不容辞。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王之虹紧接着讲述了她作为受难者家属的艰难生活、与陈子明的夫妻恩爱的情感历程。当局一直对她进行跟踪骚扰,使她只能靠织毛衣、做描图员和打字员等散工维生,直到1999年才被允许工作。现在陈子明专注于写作。一家三口靠王之虹养活。在陈子明系狱期间,她与当局斗智斗勇,千方百计把监狱外面的信息传递给陈子明,同时把陈子明在狱中写的稿件传递出来,用笔名对外发表。据悉,陈子明在服刑和剥权期间用不同笔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已合编成《囹圄文集》(十卷)。

之后,听众进行了踊跃的提问。现将陈子明的答问摘要如下:

对于中国的前途,他表示“审慎的乐观”,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他认为历史有机遇性,对于中国民主化可能有四种模式的道路:第一种,是葡萄牙模式,即军队武装夺权。中国传统上有众多起义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军队起义的可能性。如果有机会形成市民和学生走上街头的机会,那么也不排除出现罗马尼亚军队揭竿而起的可能性。第二种,是印度尼西亚模式,经济崩溃导致政治剧变。第三种,是苏联模式,即靠上层演变。他不看好。第四种,是台湾模式,即体制内外互动。这主要看体制外力量的冲击力。他说,不能寄希望于中共官僚利益集团自动交权,要着眼培养民间反对力量,推动民间力量的觉醒。上述四种可能性中,第四种可能性最大。

关于中国国内的民运力量,他认为有三股力量:一是狭义民运力量。这部分人为了中国民主化,甘于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失去工作,直至判刑。我们不能企求每个参与民主化运动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二是维权力量,是广义民运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维权过程中与中共体制形成鲜明对抗,挑战专制,与狭义民运站在一起。三是潜伏在中共体制内良知未泯的力量。我们可以期待,鼓励和推动他们作出抉择。现在中共只有枪杆子和警具,十分虚弱。这部分人站出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海外民运,他有两条建议:一是摆脱小圈子,与各种各样的人对话,特别是要培养年轻人。他说,中国几代人都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每一代人最终都会挑起历史重担。现在海外搞民运的人都年纪不轻,应与年轻人互动,争取支持。二是希望海外民运不要局限于对中共的口诛笔伐,要对外国民主制度进行总结,争取亲身实践的机会,然后介绍给国内。中国人能读到的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具体运作和利弊分析的书还比较少。这样,亲共人士在挑民主制度的毛病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对近期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现象,他说,年轻人生来偏激,要给他们犯错的机会。“四五一代”是从对毛的信仰走到对立面。要将心比心。不久前,他遇到一些年轻的杂志主编们,他们是1999年参加反对北约炸馆游行的骨干,现在都是民主化的坚决支持者。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无可厚非,但在中国,政治生态恶劣,有责任心的人就应当关心政治。民族主义分左中右,中间理性的民族主义其实并不强,当然新左派和右翼民族主义发展壮大后也都会把矛头指向当局。鼓动反对家乐福同样会导致反对当局(买办权贵资本家的庇护者)。1989年民主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曾经是1985年“九一八”反日游行的策划者。他们自身会觉悟。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关心政治必然走向争取民主自由。

陈子明为争取此次出国权始于去年年中,今年年初才获得护照。为获得澳大利亚签证也曾一波三折。陈子明表示希望能够利用此行多了解海外情况,同时保持自己的尊严,担当相应的专制反对派的角色。

此前,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成员曾与陈子明夫妇进行餐叙。平台成员无不对陈子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高尚人格表示赞赏。

陈子明夫妇是在6月28日自北京抵达悉尼的。这是这对患难夫妇首次出国旅游度假。在抵达悉尼国际机场时澳广ABC电视台作了采访。陈子明夫妇还将于近日前往墨尔本和新西兰旅游度假。

胡绩伟:把丧事变成喜事来办

把丧事变成喜事来办

作为一个七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深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複杂,难以自拔。我以为,从毛泽东当政时起,就得了两个不治之症。一个是把人祸说成天灾,或者把自己的罪责诿过於人,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结果错上加错,死不认错,维持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最高领袖形象。一个是犯了错误,犯了罪,不仅是掩盖错误,而且把坏事打扮成好事,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用评功摆好来掩盖事实真相,用歌功颂德来抹煞受苦受难人们的怨恨,用忍气吞声、顶礼膜拜来增加人民的奴性。他们以为这样,共产党的党天下就会千古江山,万代不灭了。

看一看我们的历史,就不难醒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号召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全民运动下,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这是世界罕有的大悲、大惨、大祸、大罪,但是他说,这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明智的人早就看出这是瀰天大谎,天字第一号的“假、大、空”。但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在私下议论,暗中咒骂!但是,我们党内还是有一批比较明智的人,他们比较了解民情,深知民痛,而又敢於说真话,一个刘少奇站了出来,在党的会议上,声称这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话震撼人心,拨开乌云,让天空透出一线光芒!这就引起了毛泽东这位独裁暴君的杀机,非整死这个刘少奇不可!果然一场奇灾大祸从天而降,霹雳一声,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伟大统帅”,而刘少奇则被列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罪魁祸首”。而且把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老将帅,以及一大批老专家、老学者等等知识精英,以至包括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干部,通通都戴上“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一股脑地打成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只搞得冤魂遍野,民穷财尽.直到这位霸王一命呜呼,中国人民才翻身得解放,经过华国锋三年过渡以后,终於迎来了“胡赵新政”的新时代。

这些痛苦的血泪历史,我们经历过的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我只想以一位亲历其境的老人的身份,说一点胡耀邦、赵紫阳怎样开始开创这个新时代的两件惊心动魄的壮举.

发动平反冤假错案运动

第一件是发动平反冤假错案运动,第二件是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揭开了毛泽东统治下各场政治运动的历史黑幕。

平反冤假错案,当时只是针对“四人帮”。而“四人帮”实际上是毛泽东培植的若干只恶狗中的四只头领.正如江青在法庭公审时说的: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所以,几十年来的大祸大罪的首犯是毛泽东.十年文革不用说了,文革前的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反彭黄张周的反党集团,批判国际国内修正主义,以及“三面红旗”等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反胡风反党集团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接一个的大清洗、大镇压、大肃反、大批判等花样百出的整人害人的专制横蛮运动,真是说不完、算不清的。

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在他亲自主持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斩钉截铁的提出,“两个不管”来对付“两个凡是”,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事地改正过来。”

根据这个精神,耀邦所发动的这次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名义上是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实际上是纠正了我党历年来的重大冤案,解救了亿万人跳出苦海,单是各级干部就解救六百多万人。新华总社的老记者戴煌所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受到海内外的一致好评.作者在本书结尾时所写的《文后补言》中引用了吴江在《十年的路──和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的一段话:“胡耀邦之所以能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做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的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别人冤屈和痛苦基础之上。”这恰恰是我们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所最缺少的优秀品德。

在活捉“四人帮”以后所发动的这场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之后,才使中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胡赵十年新政。然而被封为毛泽东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却不肯放弃毛泽东那一套整人害人之术,仍然坚持其独裁专制统治和整人害人的哲学,先后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又悍然调集大军镇压“哀悼耀邦,争取民主”的几十万青年学生,造成血溅天安门的“六四大惨案”。

这方面我要说的话很多。在这里,我只是略写一笔,当前面对遭受地震灾难之后的母亲们,为上万少年儿童突然遭受灭顶之灾而申冤诉苦。这一奇灾异祸,当然是天灾,但有没有人祸因素,这是不能忽视的。这就要继承和发扬八十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运动那种勇於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来严肃对待新的灾害和纠正党自身的严重错误.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

再说第二件,关於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建立了发扬党内民主的“实事求事、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是我们党当年能够团结全国人民战胜国民党的“三大法宝”。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的野心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的声誉.“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我们党内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同志,在各方面、各领域开始用各种方法挽回党的声誉,争取逐步恢复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特别是胡耀邦、赵紫阳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以后,从整顿党风开始,大力倡导和保护在报上开展一场新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大大发扬了各种舆论机关的人民监督作用,使党的生活呈现了初步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时,作为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我,亲身经历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新一代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力图恢复和重建人民党和人民政权的思想政治建设.开展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继平反冤假错案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项重大措施。《人民日报》和中央地方各种舆论工具,发挥了显着的威力。仅在一九八○年一年之内,在《人民日报》上就先后刊登了几项开创性的批评报道和指导性的评论。

揭发“渤海二号”造成的灾害

为了继续破除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在救灾运动中的种种陈规的陋习,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三十年前新闻界对“渤海二号”油轮沉船事故造成的严重事故的揭发和批判,开始破除了隐瞒灾害、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恶劣传统.这虽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七九年隆冬季节,在天津港的海洋石油勘探平台附近,先进的“渤海二号”大油轮,因责任事故在飓风中翻船沉没,造成七十几位职工丧生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海洋石油勘探局却多方隐瞒事实真象,谎报军情,严格封锁消息,公然拒绝国家经委、中央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和天津市等有关部门派出的调查组进行调查。以后,在新闻单位和调查组深入调查和法院审理中,海洋石油局又设置种种障碍,强调客观原因,故意把九级大风谎报为十一级大风,强调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隐瞒他们严重违反科学规律、冒险蛮干瞎指挥的重大错误.

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故和灾害,海洋石油勘探局竟然一面向上级作假报告,反覆强调“指挥无误”、“抢救英勇”,同时在局内掀起评功摆好活动,开展所谓“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的活动”。绝口不提清查事故、追究责任等有关事项,蓄意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达到为海洋石油勘探局和石油部领导歌功颂德的目的。

深刻的教训

以后在公开报道这一事件真相后,《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指出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训,是因为领导人骄傲了,专制独裁发展了,瞎指挥严重了,於是“一言堂”出来了,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东西多起来了,经济建设也遭到挫折。社论说:“我们有的领导不但不从挫折中总结经验,虚心学习,汲取教训,反而用这样那样的帽子和棍子把正当批评压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一贯正确”的地位,这些同志可以不尊重科学,可以不管实际情况,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可以不听群众和专家的正确意见,这样,错误就得不到纠正,而且一犯再犯,越犯越大。这是我们党史上一页伤心史。”

重读这一社论,对我们当前面对的严重地震灾害的情况,难道没有现实意义吗?我希望当事者再三深思,能够有所改进.

处理这个事故的结果,直到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对“渤海二号”事件的处理,国务院也为此做出决定,解除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对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也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我当时旁听了这次书记处的讨论会。会上,谷牧同志说:“石油部有功,有成绩,但有傲气,老虎屁股摸不得!”万里同志插话说:“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可见,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的决心。

面对一万多儿童轰然一声被活埋在学校里,我这七十党龄、九十高龄的老党员,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久久不能平静,想去想来,只能重翻亲身经历,讲一点惨重的历史教训,希望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

最后,希望当今最高领导人,能否组织你们的领导班子认真学习一下恩格斯的至理名言──“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正常时多得多。”

二○○八年六月

鲁直人:胡锦涛自食“左”的恶果

中国人是讲因果报应的,古语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天地无亲,惟德是辅”。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有名言:“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可中国人也是有其劣根性的,对美国的“九?一一”,纷说那是报应,到了人家说我们地震是“天谴”的时候,就不行了,就要声讨封杀。但这天灾里面的人祸,又该如何解释?虽说可怜见的死的都是老百姓和学生娃儿,但也是“豆腐渣”带来的一种惨绝人寰的现世报,绝不是内地某诗人所形容的“纵做鬼,也幸福”!

激起网民铺天盖地的责骂

现在,又轮到胡锦涛自食“左”的恶果。六月二十日,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视察,与三个网民对了话。本来,对拥有二点二亿网民的中国网络来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总书记会上网,算个啥稀罕事?结果却成了大吹特吹的头条新闻。不过,除去与这三个事先安排好的网民对话外,网上另一种声音的留言却铺天盖地,源源不断,把几万网警忙得不亦乐乎,删不胜删.这另一种声音深刻尖锐、锋芒毕露,都是一些中共平常刻意隐藏甚至美化的社会现实问题,其中很大一部份是抨击中日“六。一八东海暖春条约”的。看看来不及删去的留言,简直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胡锦涛本人的声讨会,不妨录其一二,让读者明白国内网民的真实心态:

*请问各位,谁选的他当主席,请报名!

*民愤太重,积怨太深,不出来敷衍一下,嘿嘿,危险啊。

*伟大领袖看我们来了!能真正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吗?只不过找了一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徒!都是在献媚取宠而已!

*失业,失学,贫富差距,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逢场作戏能解决百姓的疾苦吗?

*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卖国求荣.

*“九?一八”等於“六?一八”,在这个悲惨的日子里,失去了我的家乡,失去了我的油田。

*胡,别演戏了,你要是真的“以人为本”,就开放所有的网上评论,让人民自由发表言论,合法上街游行,让新闻媒体讲真话,不要作秀充样子,政府既然是伟大光荣正确,怕什么呢?怕羞,还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网都被您屏蔽了,您上网能看到什么?您有身边的精英不停地卖国就足够了。您早点下台吧,免得遗臭万年!

*胡主席,我一直是支持您的,但是这次东海的协议,确实让老百姓伤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您做出的决定!

*我一辈子老老实实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工作,但两手空空。七五年当兵,复员干公安,后调到国家级事业单位。哎,抵不过那些既得利益份子,投机份子,靠拍马,抄文章,搞到职称分到房,而改革三十年我还是过着清贫的日子,更谈不上享受三十年改革成果!

……

中国网民怎么如此善变?前不久刚刚在“藏独”事件和四川地震中焕发出来和积攒起来的民气哪里去了?那时候的中国网民不是上下一心、同声协力地支持政府和力挺“胡哥”的吗?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即“右派”的声音不是被批得体无完肤、消於无形了吗?连中共高层都在为这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窃喜呢,自以为一贯的宣传手法有效,“民族主义的民气可用”!怎么这“中国加油”的呐喊声未消,声讨的矛头就转向了?竟指向了“伟大领袖看我们来了”的胡总书记!这网上骂声甚至比当年骂朱鎔基“给美国人消消气”、骂江泽民割让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俄罗斯的调门还高,还要恶毒十分。

平心而论,“六?一八东海暖春条约”尽管有它的不足,但要考虑到这一条约的时代背景,不能简单地认为如国内网民所说的是中国的国耻.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邻国越南与菲律宾都佔有中国的领海并开採着石油,这也是中国现在为了争取局部和平环境,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权宜之计。连越南、菲律宾所佔的那么大的油田都牺牲了,东海大陆架当然可以更灵活一些,何况这一协议跟主权毫无关联。再说,中国现在正处於得理不让人、无理还搅三分的强势时期,不可能置广大民意於不顾,草草签就一份卖国协议的。那么,这些网上愤青的激愤之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就要追根溯源,自查自纠了。

“宁左勿右”是中共的潜规则

首先,在中西之间,所谓“左派”、“右派”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把强硬的保守的称为右派,把自由的民主的称为左派。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毛泽东把一党专政自诩为“左派”,把主张自由民主、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归为“右派”。在中共看来,“左派”是自家人,怎么干也可以容忍,而“右派”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几十年来中国政坛的潜规则就是“宁左勿右”,邓力群、魏巍等一些人从邓小平、江泽民一直骂到胡锦涛,也没事。而“右派”则是自由化份子、不安定份子、动乱份子,该抓就抓,该判就判,“两手都要硬”。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掌握政权五年多,一步行动胜过一遝纲领,从他要向朝鲜、古巴学习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左”的根柢来。既然“左”,就要用“左”的一套来统治人、教育人、启发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客观公正,如袁伟时教授所形容的“用狼奶喂养”,继续用“一边倒”的一套理论来灌输青年一代,逢美必反,遇日就骂,“爱国就是爱党”,“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等等。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练成的,简单地认为泱泱大国一让步就是汉奸卖国,一谈判就是屈辱投降,而“东海协议”又是胡锦涛刚刚结束“春暖之行”后签订的,网民不骂你骂谁呀。

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历史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前不久韩国因为进口美国牛肉而引发的民族主义狂潮,几乎导致依靠民族主义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垮台,就是最好的明证.中国专制政权所派生出的“民族主义”,尤为厉害,骂起人来昏天黑地,煽动性极强。当然,今天的中共政权依然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段,网民的不满,也只是在网上骂骂,发泄发泄情绪而已,别无它策。不过,这样的积怨多了久了,一旦爆发,恐怕胡锦涛就要自食“左”的恶果了。

刘洪波:龙永图的提醒

龙永图先生又发大言,“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

初初看到这个话,我大吃一惊,以为哪里有“刁民”造反,而政府应对不力,以至于刁民把政府给挟持了。于是去找原始报道,从6月29日《羊城晚报》得知详细,知道龙永图说的是钉子户要价太高的事情,便心下大安。

拆迁遇到钉子户,自然比遇到不钉子的户要麻烦,但就算钉子户,又哪里有心有胆去“挟持政府”,分明一个个都在指望政府主持公道嘛。我一直只见拆迁户含泪带血地告冤,看到政府“土地储备”并卖地赚钱,没见过哪个地方的政府被钉子户给搞得亏本,而因为想当钉子户而挨打挨杀的事情却时有所闻。

人的感觉差异,相距不啻霄壤。很多人感到拆迁中政府不够软和,龙永图觉得政府还不够硬气,就是一个例子。从书上看到,未经同意,不说拆掉一个人的房子,就是要进那个人的房子都不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从报纸上看到,有的洋钉子户穷且益坚,总能让想叫他搬走的人知难而退。这种事情看了,说中国的钉子户能“挟持政府”,简直要令人笑掉大牙,夸张也要靠谱一点吧。

我不知道世界各国,有“钉子户”这个概念的国家有多少,有“刁民”这个概念的国家又有多少。龙永图作为当代中国的“洋务官员”,谈判WTO,主持博鳌论坛,应是见多识广,与各国政商界重要人士交往中,是否交换过关于“钉子户”和“刁民”的看法,其见解是国际共识,还是个人特识,我们都不知道。我想,像“钉子户”和“刁民”这样的概念,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即使能够弄明白,大概也会不予接受。例如别人会问,什么叫刁民呢,为什么公民不肯顺从官员或者政府就是刁钻古怪,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是官员和政府该顺着公民,还是公民该顺从官员或政府,在世界上肯定是存在着不同的答案的,持有“刁民”论的龙永图先生,会与哪些国家的政商要员谈笑风生,大合脾胃,又会与哪些国家的政商要员各持异见,谈不到一起?

龙永图先生担任国家谈判代表时,想必是极有风采的,但我记得更清楚的,却是他卸下官职,担当博鳌亚洲论坛以后的一些言论。

例如,龙永图曾说过,养老不能全靠政府。人们感到很奇怪,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破除养儿防老,实现社会养老,国家给人养老保障,因此人们有理由要求国家养老保障的完善。但龙永图却说,养老不能全靠政府,好像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障已经太多似的,事实上谁又在“全靠政论”呢,想全靠,靠得了吗?

例如,龙永图曾说过,人人都想买房是不对的,美国就有多数人不买房。有人举出美国的官方数据,恰恰是多数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的。龙永图给的数据虽然不准,但意思却明显,房子就不该是谁都能拥有的,例如拆迁户,本来有房,拆了以后就未必一定要再买房了,因为补偿只能补旧房的价格,地是国家的,补偿不能要价太高,补旧房的价格很公平,补的钱买不起新房,那也是正常。这就是说,一个人从有房变成无房,完全合理。

“养老不靠政府”、“不能人人买房”、“政府对刁民要硬气”,龙永图真是新见叠出。不能说这是一个离任官员吸引眼球的策略,他主持着一个国际论坛,每年都有一次万众瞩目的机会。也不能说龙永图是言不由衷,拿谁的钱为谁说话,推测一个人被收买没有意义也不厚道。我愿意相信龙永图的真诚,相信他在表达真实的想法,而且有些实话是他作为官员时不便说的,现在他说了,也可以让大家早作打算:不要指望靠政府养老,不要想人人拥有房屋,政府对刁民会很硬气。你要不相信,事到临头哭都会来不及,但莫怪没有提醒你,龙永图就是一个报实信的。

2008/7/5

吴稼祥:让危机发酵的两种“阴谋论”

唐代酷吏周兴、来俊臣可能没有想到,能被放在瓮中烤的,可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县的人;贵州省瓮安县居民可能也不会想到,呆在人迹罕至的“瓮”里也未必 “安”全,你不知道哪天哪个酷吏会在瓮的外面堆起木炭,然后点火。

一个花季少女死在水里,这本来可能只是一个意外事故,充其量,是一个刑事案件,但结果,却酿造出一场震惊全国的官民冲突、街头骚乱事件,一时间鸡飞狗跳,门坏窗破,公堂成了灶堂,衙门变成哑门……何以至此?可以列出一张纸的选择性答案:1,没有及时让记者进入事发地点,或者说没有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2,当事人没有采取回避措施;3,干群关系长期紧张,或者用更民本一点的话说,民众积怨已久……

重复这些论点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意思,有意思 的倒是,中国当前到处流行的“阴谋论”为这次危机推了波助了澜。“阴谋论”的心理基础是神经衰弱和受害者情结,不论别人做什么,总觉得他要害你。给你一块 糖果,怀疑他在下毒;把叮在你背上的蚊子打死,说是借机下毒手;因为爱你吻你一下,心里想,这婊子在给我下艾滋病病毒;自己的银行呆坏帐太多,外国银行注 资输入管理,被认为是外国金融资本在大肆侵略……

这种“阴谋论”表现在官民关系上,就分裂成两 种尖锐对立的惯性思维模式:一种是民间的,政府公布的真相都是假象;一种是官方的,群众要闹事,背后一定有鬼。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一场没有所谓幕后黑手或黑 恶势力操纵的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呢?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一次没有政府操纵或掩盖的意外人员伤亡事故呢?

说到底,这些阴谋论还是阶级斗争思维的当代表现,只不过这种斗争已经从阶级范畴演变成中外范畴和官民范畴。一直在说解放思想,从这次危机看,某些地方官的思想好像还在笼子里。对于执政一方的大员,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人在笼子里面,思想在笼子外面。

2008年7月3日

余  杰: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 李鹏是六四血案的刽子手,其家族贪腐众所周知,但其子李小鹏却能官运亨通,调任山西省副省长.据说是其父安排他到地方历练的重要步骤,以让他日后进一步升迁掌握更大的权力。

 

● 刚任山西副省长的李鹏儿子李小鹏.

在「六四」惨案十九周年祭日前夕,中共悍然宣佈李鹏之子李小鹏由华能集团总经理调任山西副省长、省委常委。据说,这是李鹏安排李小鹏到地方历练的重要步骤,也是胡温与李鹏派系的一次权力交换.因此,李小鹏今后还有可能获得升迁,到中枢主管能源行业.这种肮髒的内幕交易,乃是对「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公然羞辱。这一时间精心挑选的任命再次表明,已经退休多年的李鹏在中国政坛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中共也绝对不可能为「六四」正名。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有多么蔑视民意和民情,这艘已经漏洞百出的大船,根本不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鹏家族是着名贪腐家族

李鹏家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贪腐家族和无耻家族。从李鹏、朱琳夫妇的「身体力行」到他们的子女李小鹏、李小琳的「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个个都腰缠万贯、珠光宝气。李氏家族霸佔了中国电力系统,恬不知耻地以庞大的国有资产为「家有」。中国电力系统的垄断与腐败臻於极致。前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高严是李鹏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在被调查期间之后,他却能够从容潜逃海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如果不是得到了李鹏的帮助,高严岂能逃避法律的惩罚?事发之后,李鹏却轻松地与之撇清了关系.

李鹏是中共建政以来民众最厌恶的、也是最无能的总理,他的双手沾满了天安门惨案中无数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李鹏一意孤行启动三峡工程,贻害万代,却钳制人口,不允许对此问题作公开讨论和批评.李鹏的子女个个都是无能狂傲之辈,却凭藉父辈的余荫,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还要得意到几时呢?

● 深圳警方将妓女嫖客公开示众,舆论哗然。

这是一个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举国震惊的「彭水诗案」(编按:二○○六年八月重庆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员秦中飞因写了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用手机传送出去,被当局指诽谤县委书记和县长而被刑拘。后在舆论压力下获释)的始作俑者、彭水原县委书记蓝庆华,在二○○六年十二月被免职之后,却又在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完成了地方官员非常难以实现的由「正处」到「副厅」的提拔。而另一名责任人、县长周伟,则在差不多同时「当选」为本地兼职的县委副书记。

「彭水诗案」这一当代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发生之后,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重庆市有关部门被迫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在公佈的调查报告中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於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对於此案,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提交进行行政问责、并设置相应预防措施的提案。指出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一定要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违法、违纪行为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

这份提案的命运当然是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重庆当局竟然?定:该案的两名当事人,一名获得了升迁,一名继续在原地为官。这一?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干部制度乃是专门选拔下流人的,因为惟有下流人才会只顾利益、不问是非地为上级服务,惟有下流人才能自觉地充当专制制度坚实的根基。

从中央到地方,从李小鹏到蓝庆华,中国处处都是下流人迅速窜升的格局。在中共特有的制度文化中,下级从来只对上级负责,民意从来受到官府的蔑视。上下级之间的主奴关系,向来根深柢固,在毛泽东时代,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十大元帅」,哪个不是毛泽东的家奴!哪个敢说自己有「思想之自由、人格之尊严」?在严酷的现代奴隶制度之下,奴才对主子忠心耿耿,主子才会对奴才体恤有加,哪里会顾忌民间舆论滔天!

贾庆林丑闻缠身却青云直上

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似乎特意要与民心、民意为敌:屈指可数的那几名获得民众的美誉的「青天」,从焦裕禄到孔繁森,无不是在生前饱受排挤与打压,在死后才不由自主地成为党的宣传工具和符号;而那些民愤极大的腐败官僚和酷吏,却往往能够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贵为当今第四号人物的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一直以来,贾庆林以丑闻缠身、粗鲁无文而着称,不折不扣地是一名「下流人」。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与「天字第一号」的赖昌星走私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妻是主管福建外贸的高官,不可能对赖的生意一无所知。赖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后,屡屡曝出第一手材料,证实贾庆林及其妻子、秘书之贪渎是无可推诿的。谁知,贾庆林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倒节节高升,最终拥有「议长」之尊,代表中国「民意机构」(下院)的负责人,在国际舞台上招摇亮相。

近日,贾庆林的前秘书、北京海淀区前区长以受贿一千六百多万元的罪名出庭受审。周良洛在海淀区这个中国的「矽谷」任职期间,曾经提出「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的经营概念。周氏名言已经被坊间改成了一句反讽的打油诗||「上风上水上海淀,人落马落周良洛」。周良洛是落马了,却闭口不提老闆贾庆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躲在周良洛幕后的贾庆林纹丝不动。贾外表憨厚,却是自我保护的高手。由此可见,中共的反腐败仅仅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而已,从来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中共吏治之坏超过历朝历代

近年来,中共吏治之败坏,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今的历朝历代。今天的人们常常非议明代政治紊乱、弊病横生,殊不知明代犹有大学士张居正设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让地方官吏不至於过度胡作非为。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他所创制的考成法其实简单异常:他命令各衙门分置三本帐薄,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画,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样造成两本帐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备註,实行一件,註销一件,如果有积久而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内阁查考。这样,对於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中央大都能够掌握。地方官员的懒惰、失误和虐民,均纳入其升迁考核成绩之中。

如果没有这套考成制度,官员的升迁罢黜便失去了依据,从而完全凭藉上级的好恶,以及下级对上级的逢迎和贿赂程度。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总结说:「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帐薄。」正是有了这套分别贤愚善恶的档案制度,明代虽然屡屡出现昏君和奸宦,却未能动摇国体,明朝得以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而没有成为像秦、隋那样的短命王朝。

今日中共吏治之败坏,远胜於明朝。组织、监察、纪检、审计、反贪等机构,越来越庞大,却越来越无能。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已经与蓬勃生长的民间社会形成了无比尖锐的对立。每一次类似於「彭水诗案」、「妓女公处」(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警方召开公处大会,将一众妓女嫖客公开示众羞辱,引发舆论批评践踏人权。)等事件的发生,中共当局的处理方式,必然与民间舆论背道而驰.一次次肆无忌惮地伤害与侵犯民间舆论,也就等於是中共让自身威严扫地,不啻於自掘坟墓。贾庆林、李小鹏、蓝庆华等人,固然因咎得福,固然会对提拔他们的恩主感激涕零,从此更加卖力地帮助当局残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却由此被严重削弱。

日前,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称,中国不搞三权分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共既拒绝向西方学习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愿到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求有益的「资治通鉴」,仅仅依赖一套专门提拔下流人的干部制度,其统治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定稿

孙文广:怀念我亲密的好友

我亲密的好友离我而去,他与我八年前开始接触,一见如故,成了莫逆,我们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没有隐私,他有丰富的知识底蕴,对我有求必应,他能告诉我我无法得到的信息,我向他倾诉;他的记性极好,很快就成了我的记录本,录音器,对我这个健忘的老人,他是我的宝贝,我在他面前时而放声欢笑,时而以泪洗面,我们经常朝夕相处、相对而视,心心相映,他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伴侣,这就是我可爱的电脑。

但我亲密的好友,日夜相处的伙伴,却两次遭人掠走,第二次掠走至今快一个月了,我感到空虚,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愤怒。

2006年六四前夕,有人知道我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于是派了几十名员警,一律大盖帽,还有十余辆警车,在我住的大院,布了岗,列开阵势,上楼来,带着两台摄像机,抄家之后,强行掠走电脑和几十张光盘,将我的伴侣押上警车,离我而去。感谢海外媒体采访报导,召来一片抗议,警方迫于压力只得在十几天后归还,也不知其中增加多少病毒,修了半年才能使用,逐渐恢复了很多记忆,又成了我的好伴侣。

今年六四之后的6月11日,又来了九名穿便衣的警员,再次将我的电脑抄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给警方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威胁他们要到法院起诉,但是至今不见电脑归来。为什么要掠走我的电脑?我想,究其原因:

一是,让我停止呼号,让我消声,我的声音,我的文字,都需要通过电脑向外界传播;

其二,要把我变成盲人,看不到真相,使我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变成又瞎又聋又哑的残障人;

第三,他们要使我变成失去记忆的人,使我忘记一些人的疯狂、一些人的丑恶、一些人的邪恶,让我忘怀大众的苦难、冤民的悲情、国家和社会的过去和未来。

第四,抄走电脑,是要从电脑中寻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中国的宪法,在多少年中,曾有过镇压”反革命”的条文,1999年修改宪法,将”反革命”去掉了。以后又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把批评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信仰者,定上个”罪名”,关进监狱。

据我所知,近几年被抄走了电脑的异议人士就有:我们学校的李昌玉老师,2006年他因为写文章、出书,被抄走电脑至今未还;济南维权人士张金凤,因为参加了”济正案”的采访活动而被抄走电脑;前年我去上海,看到民运人士李国涛,他也被几次抄走电脑,每发表文章必抄电脑,六四后他失去了工作,吃饭都成了问题,电脑是他最贵重的私有财产,强权之下他只能少写文章。

前天我与郭泉通话,知道他的电脑已经被抄了五台,他呼吁朋友支援电脑,结果电脑不断送上门,说明他的粉丝还是不少。我的四川朋友刘绍坤去年来看我,结果被警方在火车站截住,抄走了我送给他的《百年祸国》,他从不发表文章,前几天他去汶川做志愿者,支持冤死学生的父母维权,结果被羁押,电脑也被抄走。前几年,刘晓波电脑被抄,一度招来众多抗议声。

抄电脑成了当局打压异议人士、持不同信仰者的重要手段。对抄电脑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要揭露,声讨。

当局掠走我的电脑,自然要寻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便对我判刑。有人说,以你七十四岁的高龄,再次坐牢,可能是出不来了。还有人说,你在争民主、争自由、你大概看不到中国的中国的自由、民主;我回答他说,我能否看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光明的到来做了一点事。香港市民,为反对把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文写进基本法,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结果阻止了该项立法,对参加游行者的某个人来说,是可有可无,但五十万人的大游行,正是由一个个可有可无的市民组成,其中包括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我有过写日记的习惯,”文革”中,多次遭遇抄家,日记抄走,掌权者从中断章取义,成了大批判的内容,后来又成了警方定罪的依据,在经过多年的铁牢生涯,平反之后,我想取回日记,写信给公安厅,回信却说:清理档案时,销毁了。那时我已经是山东大学的教师,为什么要销毁我的个人日记?这些人根本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和私有财产权,他们和土匪有多少区别?即使对犯了罪的人,也应该保护他们的隐私权,何况我还没有犯罪。

1982年重返山东大学后,我很少写日记了,就是怕再抄家,把日记当作定罪的依据。几十年来我们的的社会在制造恐惧,制造黑暗,使人讲话、写字都谨小慎微,不敢流露真情,话到嘴边留半句,写文章要一遍遍的修改,去尽棱角,大家都成为蒙面人,成为不敢暴露真情的低级动物。因为隐私权不受保护,有的人甚至不敢思考敏感政治问题,不敢写日记,这当然会阻碍思想解放,使人长期受陈旧思想的束缚,阻碍社会的进步。

我建议修改宪法和法律,增加保护隐私权的内容。

最近我看了蒋介石日记和胡适日记的一部分,那是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中我知道了那些人的思想,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歌颂的那些伟人,那些领袖,那些革命家,有几个人留下了心灵的记录,真实的日记?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多少黑暗,大概他们没有想到历史的审判的问题。刘少奇临死前,在受到极度的侮辱之后,说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在他大势已去的背景下讲的。虽然晚了点,但对于一个曾经担任国家主席的人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这句话只可惜是在他已被批倒批臭之后说的。刘少奇不像有些人,临死之前,还要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叛徒。

我希望当今的领导人中,能有更多的人尊重公民权利,考虑历史的评价,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回头是岸”.

2008年7月8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林徽因与冰心是如何成为仇敌的

 

图一:冰心(左)和林徽因在倚色佳风景区野炊

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算是同乡。二人的丈夫梁思成和吴文藻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算是真正的同窗。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腿部受伤,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留学。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有人认为,这是林徽因与冰心“作为友情的纪录”。想不到返国后,二人公开结怨并成为仇敌。

 

图二: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期间留影

当时住在京城北总布胡同一个四合院内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如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自美国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加入了进来。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心驰神往。但也有人颇不以为然者,其中之一便是冰心。

1933年10月,已在文坛成名的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小说一发表,就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文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客厅”中的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加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图三:冰心、吴文藻与孩子在燕京大学合影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对于冰心冷不丁射来的子弹,林徽因的反击方法比较特别,据与林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回忆说:“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从此,二人结怨并成为仇敌。

抗战期间,流亡西南的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倒是围绕冰心的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都始料不及的。

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不过世人也不糊涂。在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图四:陈西滢与凌叔华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有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表白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我只知我既应允了志摩为他保守他的遗稿等物,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 尽管凌叔华没有给徐志摩多少“好处”,似乎也未从可考的资料中发现给徐多少“坏处”,因而凌叔华应排除在冰心所说的“女人”之外。那么冰心所指就只能是林徽因与陆小曼。

凌叔华在致友人陈存周的一封信中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而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 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与陆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后来,当梁从诫对一位叫陈学勇的学者谈到冰心时,“怨气溢于言表”。陈说:“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林徽因与冰心公开结仇,表面上缘于一篇小说,不过就二人的性格而言,即便是没有这篇小说作为导火索,结怨也似乎是注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林徽因与冰心均为一代杰出女性,但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等则很不相同,二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文化学术圈内,各自心比天高,看对方不顺眼且最终由朋友成为仇敌则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