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书记处两个鬼煽风点火
陈云集团策划第一次倒胡在一九八三年三月，爆发点是经济议题.一九八二年GDP增长百分之八点七，超出计划指标（百分之四）一倍以上。邓小平自己也发现了问题.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等人谈话。邓小平说：
「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现在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计划定低了，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总之，制定计划，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
一月十七至十八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邓小平提出的计划问题.胡耀邦说：「要加快能源、交通和某些薄弱环节建设，不从今年加点码，二十年翻两番可能落空。不搞高指标，但要经过积极努力，在讲求经营效益条件下，争取今年增长百分之七或更多，不要拿「保四争五」来挡驾.情况变了，历史前进了，我们的工作也要跟着前进.」
胡耀邦还提出「放开眼界看投资，把人、财、物的潜力挖出来。」他说：「我们有相当可观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放在银行里不生息，还要贴保险费；能不能抛一点，现在银行钱很多，不会用也不是好事。」
中央书记处里面有两个鬼：一个邓力群，一个胡乔木。他们反对胡耀邦，在会上不讲，会后到陈云那里挑拨，说「胡耀邦的中心意思就是搞高速度，对「保四争五」不满意，要在第一个十年里翻一番，是冲你陈云来的。弄得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
紧接着，胡耀邦於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了二十八条，中心是「全面改革」。胡耀邦说：「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改革就是破旧创新，要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从「生产目的」，「消费与积累相互促进」，「藏富於民，民富才能国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加快与扩大特区建设」，到「二十年翻两番战略目标」，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完整战略思想体系。他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破旧创新」，就是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胡耀邦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不可避免与陈云集团「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的半斯大林主义、半经验主义经济思想相冲突。因此陈云集团对胡耀邦「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势所必致。
首先发难的是胡乔木。二月十六日他把《人民日报》正副总编辑找到家里，指责胡耀邦的「全面改革」讲话不符合「十二大」精神，是「对大家施加压力」，嘱《人民日报》「不要宣传」。
姚依林随后给邓小平写信，称「胡耀邦鼓吹突破「保四争五」是提倡高速度。」胡乔木还到邓小平那里告状，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一时乱云滚滚，风暴即至。
对胡耀邦正式发难
正式发难是在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先讲了一段话，说：「历史经验是，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高指标，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现在有的同志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
赵紫阳没有点名，接着李先念也附和了几句。然后是陈云长篇发言，指名道姓，列举胡耀邦九条罪状，从「高速度」、「高指标」，「高消费」、「搞乱经济」，一直到「调查研究方法」，全盘否定胡耀邦的经济战略思想和从调查研究不同地区的实际条件出发、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卖弄他那套半斯大林主义、半经验主义的「综合平衡」论和「长期蹲一个点、解剖一个麻雀」的老套套、老方法。
会议一结束，邓力群当天晚上就在事先安排好的《红旗》杂志联络员会上传达了「陈云九条」；接着又在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再次传达，并点出「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麻烦」，要全国分社向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吹吹风」。
与邓力群公开点火相配合，胡乔木背着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找陈云秘密策划，整理出三月十七日会议记录，打算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和讨论「胡耀邦问题」；实现其「倒胡」阴谋.
最有趣的一幕是，三月十八日夜晚，胡乔木与陈云谋划结束后，兴奋地跑到胡耀邦家里，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对胡耀邦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弄得胡耀邦当时莫名其妙。
许多人只看到邓力群「倒胡」是想取而代之。其实一九八三年那次「倒胡」，邓力群还没有那个资格。那次「倒胡」主角是陈云和胡乔木，所以胡乔木才会情不自禁在胡耀邦家说漏嘴。胡乔木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但经常列席中央常委和书记处联席会议.而与陈云胡乔木一起发动「倒胡」的姚依林和邓力群，一个（姚）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个（邓力群）只是书记处成员之一。
邓小平：胡赵格局不能变
胡乔木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邓小平和陈云都喜欢他；又看到三月十七日会议上，赵紫阳、李先念、邓小平似乎都站在陈云一边，没有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而且会议完全按照陈云主张，把经济工作的决策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中央财经小组.胡乔木认为自己胜？在握，肆无忌惮地背着邓小平干起来了。其实邓小平虽然在反自由化和使用专政手段等方面支持胡乔木主张，但对胡乔木的整体政治评价「不及格」。当年胡乔木投降江青、积极批邓；邓小平原谅了他，说他「不是卖身投靠，是软骨头」。
胡乔木没有料到，他操之过急却坏了事。邓力群在《红旗》联络员和新华社全国分社长两个会议上煽风点火，引发全国强烈反弹。三月十八日夜里，广东、上海等省、市纷纷打电话到中央查问：「究竟中央出了什么麻烦」？「怎么刚刚撤了华国锋又要倒胡」？「到底还要不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广东省委把邓力群的讲话记录连夜报送中央。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接获各地反应后，报告了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立即与在广东的叶剑英通话商量；叶剑英坚决反对召开胡乔木、陈云策划中的「倒胡」会议.於是邓小平把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要他们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诫他们「胡、赵格局不能变」！一九八三年三月那场「倒胡」流产政变，到此结束。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对此不无遗憾地回顾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邓（小平）、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这件事，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
专政派转向意识形态进攻
陈云集团第一次倒胡失败，的确暴露了邓小平与陈云在经济领域的分歧。他们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二十年翻两番，需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与陈云的「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不相通；因而改变策略，在经济领域暂时休战，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发动进攻。他们找到新的「突破口」，是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那篇题为《关於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的学术报告。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时提出的《三场大讨论》和胡耀邦、周扬在思想文化战线同胡乔木、邓力群之间分歧的由来。胡耀邦说：
「真理标准讨论，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是思想解放的第一步。
第二步生产目的讨论，比真理标准讨论更重要，生产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人。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生产的奴隶，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
第三步人的解放讨论，包括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文化需要，应当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人的嘴巴与其他动物嘴巴的区别，就在於不但要吃，而且要说，要表达思想、意见的自由；要使每一人都有主人翁意识，从精神受压抑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中国才有希望。所以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要协调才能前进.」
胡耀邦找过王若水，要《人民日报》发起「人的解放」讨论，但《人民日报》自一九八○年起就已成为胡乔木、邓力群「反自由化」的重点打击目标，使这第三场大讨论胎死腹中。
那时周扬正在独立地重新思考「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与胡耀邦关於「人的解放」的思考正相吻合。一九八○年九月，胡耀邦请周扬来中央党校演讲.周扬讲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
胡耀邦欣赏周扬的看法，认为与他构想中「人的解放」讨论的方向一致，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把周扬演讲的录音整理发表。周扬起初有点犹豫，说他还在研究探索之中，这次胡耀邦请他来也未准备讲稿，只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成系统.胡耀邦说，那就先整理出文字稿，送周扬决定。
周扬看了整理出来的稿子很满意，稍加修饰就同意发表。但那时吴江似乎已察觉胡乔木与周扬之间有分歧，反对在《理论动态》发表。胡耀邦让了一步，指示「那就作为学术理论研究探讨在《中央党校校？》发表」。就在此事过后的一九八一年一月初，胡耀邦不无感慨地说：「粉碎四人帮后办了《理论动态》，那时不错，敢提新问题，发表新见解，现在也不怎么样了。」
今天看来，周扬那篇演讲发表在《中央党校校？》而未登《理论动态》，倒是使胡乔木、邓力群们向周扬发难推迟了两年。因为他们身边的意识形态打手，眼睛只盯着《理论动态》，而懒得去翻《中央党校校刊》，所以没有发现周扬早在一九八○年九月，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讲了「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而吴江虽「谨慎」也无济於事，专政派终於还是在《理论动态》挑出一篇无关紧要的《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短文，毫无根据地强加以「反陈云同志」的莫须有罪名，先从中央党校开刀，先打下党校再打周扬.
周扬早在一九六○年代就研究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那时他批判过「人道主义」，但认为「异化」合乎辩证法，不能简单否定。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次讲话中，批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同时第一次论及「异化」，肯定了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於「异化」的论点.那篇讲话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加上毛自己的好几段话；毛也肯定了周扬对「异化」的看法。
文革后周扬又读了好多书，经过认真反思，对「异化和人道主义」有了新见解，一九八○年九月在中央党校讲过之后，仍在继续研究思考为准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周扬请来王若水、王元化、顾骧三位有哲学和文学素养的学者，共同讨论后，才产生出这篇《关於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大文章。
经济倒胡、政治打周，双管齐下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的学术报告由一位播音员代念。结束时，全场以长时间掌声表达热烈欢迎。那天正是胡乔木与陈云、姚依林们紧锣密鼓搜集胡耀邦「鼓吹高速度反对保四争五」的材料、发动「经济倒胡」之时，专政派出席报告会的只有王震和邓力群两人。王震没有听懂，看到全场热烈鼓掌，走到周扬面前说：「你的报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想问你「Yihua」是哪两个字？」周扬在纸上写了「异化」二字，王震点点头走了。
邓力群有「特异功能」，立即嗅出「周扬讲人道主义的语言同赫鲁晓夫差不多」，「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都会异化，同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致！」当天下午，邓力群同因策划「经济倒胡」上午未到场的胡乔木商定，马上告知王震，让王震下这决定，党校报告会延长会期，各地来京出席会议人员留下，休会两天再开，在两天中紧急部署一批人「围剿」周扬.
这就是当年专政派「经济倒胡、政治打周」，双管齐下的战略部署。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专政派一九八三年「倒胡」与「打周」之间的关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一开始就与胡耀邦站在一条战线，也一开始就遭到专政派的敌视和嫉恨。对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经典评价，就是周扬首先提出，成为历史定论。接着周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后，继续发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直接遏阻专政派以《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对自由民主派的清算斗争。
对专政派来说，胡耀邦是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全面专政的主要障碍，周扬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的主要障碍.一九八三年三月「倒胡」、「打周」，同时爆发，绝非偶然，是专政派蓄谋已久的「大战略」。邓力群在《红旗》联络员和新华社分社长两个会议上紧急煽风「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麻烦」，兼指胡耀邦和周扬.后来「倒胡」因叶剑英坚决反对、邓小平叫停胡乔木、陈云策划中的「第一书记会议」而中止；「打周」却获得邓小平支持而成功，邓力群还假惺惺地向邓小平表白：「我讲中央出了麻烦是指周扬，下面误会我指的是胡耀邦。」
邓小平的思想本质
邓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泽东主义半实用主义」思想本质.胡耀邦、周扬主张思想解放，是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解放。而邓小平和专政派的「思想解放」，只为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胡耀邦、周扬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思想解放的起点；而对邓小平和专政派来说，是「思想解放」的终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和专政派就亮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思想解放运动，取缔民主墙，逮捕魏京生。邓小平要的「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取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半：「四项基本原则」；而抛弃另一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哪有什么「准确、完整」？只能称之为「半毛泽东主义」。那另一半是「半实用主义」，对打击政敌有利时，「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形势稳定的表现」；当大字报批评到自己时，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因素」，「不但要讲，而且要专政手段」了。
专政派正是利用邓小平摇来摆去的「半实用主义」，以谎报军情、挑拨离间等阴谋手段，将改革力量各个击破。鑑於「经济倒胡」因过於急躁，未得邓小平支持而受挫，且导致邓、陈分歧暴露；他们对「政治打周」格外严密策划，特别在取得邓小平支持上面下功夫，必欲对周扬彻底孤立而歼灭之，採取的是极其黑暗、残酷的阴险战术.
阴险虚伪的胡乔木尽干坏事
许多人至今不认识胡乔木的虚伪、阴险性格。真正深刻了解胡乔木的是历史学家黎澍。黎澍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装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他「改造最好，灵魂最美」。胡乔木虚伪的双重人格，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塑造的。」
胡乔木嫉恨周扬、陆定一由来已久。早在文革前老中宣部，胡乔木就常在毛泽东面前挑唆周扬、陆定一的「不是」。胡乔木此种阴暗心理，第一，来自「妒」。在共产党内，周扬和陆定一读书多，有学问，有思想，下笔有文采，理论和思想文化方面曾获得毛泽东讚赏.胡乔木虽也读了些书，但他是教条主义读法，同陈云一样；写文章枯涩死板，缺乏创意。第二，胡乔木紧跟毛泽东的秘诀，是跟左不跟右；还暗中窥探周扬、陆定一的「右」，向毛告状。毛倒并不完全听信。
那时胡乔木与陆定一、周扬在老中宣部的重大分歧，一个是「学习苏联」，一个是「双百方针」。五十年代初，胡乔木要把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那套「宣传网」照搬到中国来，从中央到基层严密控制舆论，遭到陆定一、周扬反对。那次毛泽东也反对胡乔木的主张，支持陆定一和周扬，胡乔木怀恨在心。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陆定一、周扬支持。陆定一在学术领域提出「两个万岁」：唯物主义万岁，唯心主义万岁.主张大学开设唯心主义课程。胡乔木先是消极观望，暗中压制，让《人民日报》不登支持「双百方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陆定一、周扬主持）消息，而登反对「双百方针」的陈其通文章。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时，胡乔木诿过於邓拓（《人民日报》社长）；事实上邓拓支持「双百方针」，被胡乔木压制、还要代胡乔木受过.后来毛泽东转向反右，胡乔木立刻紧跟，帮毛泽东拟出那「六条政治标准」，同后来帮邓小平拟出「四项基本原则」如出一辙.
文革时胡乔木藉口身体差，毛泽东让他在南池子原波兰大使馆一座豪宅休养；他频频接受来访揭发陆定一，诬陷陆定一同毛泽东在陕北行军时遭敌机轰炸是陆定一提供敌方情报，何等阴险恶毒！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认为是「胡说」，嘱专案组不用理会。
文革后陆定一率先在《人民日报》撰文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案，指出彭德怀的意见书「方式是对的，内容也是对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打击是完全错误的。」胡乔木立刻到邓小平处挑拨说：「中央没有作历史结论，陆定一擅自批评毛泽东已引起国外舆论视作「非毛化」的新动向。」
邓小平听了胡乔木的谗言，从此「彭、罗、陆、扬」一案四人，两个专政派彭真、杨尚昆俱受重用，官至人大委员长、国家主席；两个改革派罗瑞卿过早去世、陆定一终身被打入冷宫，何其毒也！
一九八三年胡乔木利用周扬「异化与人道主义」一案，再次把邓小平拉到专政派一边，发动全国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斗争，从「打周」到「二次反自由化倒胡」，终於达到了在共产党内清除自由民主改革力量的战略目标。
（未完待续）
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