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7月7日，八国集团峰会（G8）将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包括传统的八国集团国家在内，共有22个国家的领导人济济一堂，为史上最多。应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与会并出席5个方面的日程安排，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日本第5次充当G8东道国，无论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还是日本外交而言，此番峰会意义之重大，显然超过了以往日本举办的历次G8.就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巨大变动的分水岭上这一点而言，目前的情况似与多国集团峰会体制创设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相仿佛，但局面却更加复杂、诡谲，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与危机。

彼时情况与现在相比，一个共同点是世界经济也面临能源价格的高企及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低迷；进而言之，曾以压倒性强势引领世界的美国实力的后退，恐怕也是“同类项”之一。为应对如此状况，1975年在法国动议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共同调整经济政策，旨在协调一致面对全球性经济困境———于是有了多国集团峰会的尝试。最初是七国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被认为实现了向民主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俄罗斯加盟，遂发展成为今天的八国集团峰会。

毋庸讳言，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与人类所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相比，总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经济上，彼时石油输出国（OPEC）等一次产品生产国家对发达工业国等消费国家的构图已高度明晰；政治上，在东西冷战的基本构造下，至少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是相当团结的。惧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产油国中的多数国家也多在与西方集团携手的必要性上有所谓的“底线共识”。而此番G8，既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原油、粮食危机，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全球规模的课题，又肩负应对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非洲问题、朝鲜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特定政治、安全保障课题的任务，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世界峰会，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八国集团的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多有登场，且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能源版图的改写影响深远。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今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全球气候变暖，是否会因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剧，不仅关系到《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遏制气候变动目标的实现及“后京都”体制的构筑，而且大有成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声源的危险。

对此，中国自然不会坐视，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断不会放置。如何以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应对所谓“中国问题”，不仅仅把崛起中的中国看成是异质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战略敌对者，而是作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战略高度接受其现实存在，并在此前提下谋求合作，既是对美日同盟的考验，也是G8体制最重要的战略课题之一。

早在冷战时代，世界银行便打出了“良治”（GoodGovernance）的口号，而不复是单纯的“民主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G8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标榜共同价值的富人“内部沙龙”（InnerSalon），而应当呈现某种多样性，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21世纪全球性课题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挑战。只有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才能不再作为外化于G8体制的围观、旁观者，而是作为能动的、负责任的一员融入其中，推动其“双赢”。

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央政府反应较快——但是否有效率，也是个值得探讨问题。事实上有不少志愿者和当地目击者的文章中早已透露出各救援队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而扯皮，耽误了救援之事的例子——媒体管制因大灾难之猝发，管制相对较松，而赢得中外媒体的一片好评。但笔者对中国政府的运营体制之坏处，看得较多，不那么乐观。在5月15日接受BBC的采访时，我就批评他当时的一些做法（例如彼时一直不准国外的救援队进入中国，我劝官方放弃意识形态的傲慢姿态，生命高于一切），并且说“批评是为了更好地救人”。但像我这样并不高明的近于常识的观点，似乎在诺大的中国稀如星凤，即令是我们平常看来还比较有见识的人，也反对我在那个时候批评政府。好像一件事情之好坏不在于它的事实，而在于你选择的是否是良辰吉日。他们更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把救人和批评对立起来，以满足一种“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道德高调。救人拯灾大家本无不同，但怎样去救人拯灾，这里面的确有如何更人性、实际、快速、高效以及如何放下傲慢身段的问题，的确并非不值得探讨、不值得批评。

国内许多批评者不仅觉得批评政府，要像农村动土上梁一样选择黄道吉日，更有甚者，认为批评就是添乱。这样的思维不知从何说起，大概又是拜“万众一心”这样的思维所赐。从人体构造上讲，“万众”不可“一心”，那么这个比喻大多属于鼓舞士气的“精神原子弹”，而此种“精神原子弹”在吾国这种盛产集体主义而压制个人权益（包括说不同的言论的权益）的土壤里，成长起来非常迅速。而且迅速到变成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只要你对此事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便是不耻于中国的狗屎堆，你不是汉奸就是畜生。哪怕在所谓的非常时刻，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何况抗震救灾的过程是明显有许多不得体的地方。看到政府的不足，将其指出来，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但我们不少人为什么会认为你批评政府拯灾中的问题即是添乱的思维呢？那就是他们觉得政府和纳税人所养的军队等，来救灾不是他们职责之所系，而是他们对我们灾民的恩赐似的。在他们来救灾就是对我们的恩赐的思维中，当然会产生一种对他们不得体的感激。而不得体的感激就会变成一种顺从而不是质疑，于是许多人哪怕看到了政府救灾中的坏事，也睁眼不见，甚至反对那些批评者。事实上，纳税人养的政府和军队，他们来救灾都是他们应该来做的，是职责之所系。做得好，当然我们可以适度地赞扬（请注意，要适度，因为我们早已用税收支付了他们的薪酬）他们，但切不可用“最可爱的人”这样赞扬过度的词汇，这样的词汇刻入脑中一久，就会混淆应有的现实关系。即军人保家卫国是其职责所系，政府在救灾中努力拯济灾民，是他们应该做的，我们只有常常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断无做得本来就不是很好，甚至可谓做得差，还要无度地表扬他们的道理。当然官方通过对传媒的垄断进行无耻地自我表扬，打压诸种批评的声音，从而达到“没有……就没有”、“只有……才有”这样的武断句式下的愚民目的。

有人说不应该正在救灾的时候批评政府，而是在救人初步尘埃落定，开始灾后重建时再批评政府。这样的说辞看上去非常得体，但我认为对我们这个政府的本质认识不透是必然的。当救人的紧要关头，地震第三天中共管宣传的官员就出来说地震宣传要以正面舆论民向为主，亦即他们长期坚持的不管新闻事实，只管符合官方利益的“主旋律”。与此同时，随着抗震救灾的深入，进入灾后重建，他们一系列以前非常坏的做法，就故态复萌、脱颖而出，到时你想要批评的时候，他已经收紧批评尺度，关上批评的大门了。而这次地震灾后重建对新闻的管制，就是我们一些无条件喜欢“万众一心”的知识分子，批评要讲时间与策略的一个教训。我认为任何时候批评都不是多余的，尤其是对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政府本来就有很大的为恶能力与倾向，这也是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公民，绝不轻易相信政府的一个基本前提。民主政府所受之制约非常多，危害社会与民众利益的概率比较低，而对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来说，其危害民众权益的概率之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我们几十年所经历的一切灾难，难道还不能活生生地证明他们擅长为恶的本质吗？

当朋友们马不停蹄地赞美的时候，我早就说这只不过是表皮。比如把地震的震级从7·8级修改为8级，就有朋友说政府正在向实事求是挺进。我说他们可能正在用“科学”来积极地为他们推脱人祸之责作准备，不信拭目以待。当时我那朋友说，我未免太过尖刻而灰暗。我并不像迅翁一样不惮怀疑一切——比如对个体我总是比较相信而且怀着同情之理解——但我对政府的不信任却由来已久，以后也不会改变。因为相对个体来说，政府始终是强势者，对它持续而恒久地批评与监督，是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一些朋友看到地震中政府表现出来的一点暂时的新气象，就急不可耐地毫无保留地表扬，就像对一个为恶众多的流氓，偶尔做件好事，不吝赞美一样，这种期望他们继续把好事持续地做下去的良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制度约束，单靠其一时的道德觉醒，而渴望其将其偶尔的良善行为，继续保持下去，服务社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南方周末》的朋友们表扬他们可能“震出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时，正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南方系报纸被整肃、领导被撤换的时候，愿望的良好，代替不了对专制政府实质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一厢情愿，以为他们接受教训，正顺着民心前进，但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哪一次不失望。当然这并不是说南方报系的朋友们看不透政权的实质，而是他们内在的良好愿望希望政府以民众苍生为念，以民主自由之普世价值作为政府逐步执政的指南，以免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加生灵涂炭。

据说成都的传媒有一个内部的关于地震报导的规定，叫做“三个突出一个不许”。这个规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报导校舍垮塌！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官方利用传媒往自己脸上贴金、自我圣化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想通过一场地震，通过他们在猝不及防的大地震下稍微宽松几天的新闻管制，来让这个政权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走，实在我们对他们积重难返的邪恶本质缺乏充分的认识。政治垄断带来的巨大利益，让这个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轻易让度出他们不应该获得乃至是抢劫的利益。事实上，他们不仅是收紧国内媒体对灾后重建中敏感话题的报导，就是对救灾物资的使用、发放、透明、公开等方面，也不让你过多涉足，怕你趁机爆出他们更多的官员贪腐，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至于给他们以足够赞誉的外国传媒的控制，就更见其严了。外国传媒早期对中国政府几乎是毫不保留地赞誉态度，在我看来他们是把偶然的开放，看成是政府一定会将此对传媒的开放态度刚性成制度来赞美的，也是对这个政权几十年来没有监督的为恶性质缺乏骨子里面认识而造成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一个政权要赢得传媒的短期赞誉并不难，但难的是，他们从根子上对你所做之事的认可。

从这次大地震早期对传媒的有限度开放，到灾后重建刚拉开序幕的原形毕露，乃至图穷匕现，将稍微不听话的媒体进行大规模的整肃，让许多人对政权仅有的一点期望丧失殆尽，犹如掉进冰窟之中。对此我也感到失望乃至愤怒，但我并不绝望，他们这一切表现，实在在我的预料之中。对于来之太易的“幸福”，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保持一点谨慎的乐观，不必大喜过望，是十分必须的。我虽然是个批评政府的人，但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的有限性，以及人作为群居动物这双重困境而造成了对政府组织的需要，因此我们得花我们的税款、让度出一部分我们的利益，选出我们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因为不少利益单靠我们个体无法得到十足的保障。但如果我们公共利益托管者——政府不是我们公开、公正、透明所选，那么对我们民众来说绝对是个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就是要从这些方面来认识非民选政府的为恶实质，以及他们朝云暮雨、天威莫测的管理方式，让我们对生活彻底失去理性预期。在一些深沐民主自由思想的学者看来，哪怕它是一个民主政府，也是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至于一个不受监督的独裁政府，那就更加值得我们百倍地警惕他们为恶的本质。

（冉按：这是为朋友的杂志所写一篇文章，现在补贴于敝博，让朋友们继续看看地震中的许多怪事。批评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且不应该缺少，这也是言论自由题中应有之义。地震已经快两个月了，重建也正在进行，但这过程中出现的许多不应该有的事，还是值得朋友们继续关注。）

2008年7月5日7：24分于成都

我6月28日去北京参加追思徐浪的一个电视节目，6月29日半夜才回上海，7月1日一早去浦东机场接徐浪，然后和家人一起送到浙江武义，7月3日追悼会，其间很忙，详细的情况我会以后再写，期间没有空上网，今天终于有空上网，看到了不少大事。
　　　　　　
对于这些大事，我现在没法说什么，尤其是628。因为我不知道真相。一点都不知道。官方的说辞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出了多颗人头担保的华南虎事件后，我实在是无法相信。但民间的说辞或者网络上的帖子我也不能完全信，因为我没有调查过。我打电话给了好多贵州的朋友，他们都表示他们听说了，说其实事实是什么什么的，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是论坛里看来的，我说，哦，那我也不能完全信，又看到政府开的发布会，一看那永远的套路就觉得也没法信。我真的很痛苦，我该信什么呢？628这是一件惨事，新闻封锁是更惨的事，只允许用新华社的稿子是最惨的一件事。
　　　　　　
一个纸老虎政府就鉴定了大半年，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政府只需要两天就鉴定完毕了。
　　　　　　
另外，在各大门户网站上，我看到628没什么评论，因为我们没有评论的权利和通过其他新闻媒体知道真相的权利。你不能只有一家高喊，这就是真相。但是这两天主推了美国总统和高管为出席奥运开价以及法国总统为出席奥运开条件的新闻，新闻说他们都是反华的，美国人说，中国的人权问题不解决，我们是不会来的。于是，当然，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有了评论的权利。几万条评论里团结一致一片讨伐责骂，很多人说，放屁，咱们中国没有人权问题。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内部矛盾。你们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我们直接利用你们最高领导人。
　　　　　　
美国人揪住我们的人权问题做文章，我们的回击就是主动表示我们不要人权了，看你怎么办。真的是很高，他们肯定没想到，一万个预案里也想不到咱们来这一手。这些为国捐权的兄弟们，我为你们觉得很自豪。
　　　　　　
2008-07-04 18:07:20

胡锦涛说自己抽时间尽量上网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因祝贺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到这家报纸视察，其中有一个花絮，就是总书记面对网民的提问，做了一个短暂的交流。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与网民交流，虽然没什么内容，却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中国执政党领袖终于承认互联网是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声称自己也是网民的突然多了起来，此前温家宝总理说他每天上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甚至用实名发帖，还号召网民对他”拍砖”，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原山西省长于右军在发生”黑砖窑”事件时，也严令下属每天上网了解舆论，这也算是一个新气象吧。

不过，笔者也有疑问，在互联网的建立远比中国为早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听说过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需要靠上网来”了解民意”的。为什么？因为电视、报纸天天充满民意，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批评不绝于耳，何须上网。说起来，中国的传媒从数量上看相当发达，仅报纸就有约3000家，杂志近万，中央及省市电视台至少上百家，播出频道数百个，为何在这么庞大的传媒里，尚不足以了解民意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新闻管制部门不允许中国媒体充分反映民意，不允许中国媒体充分表达舆论，然而民意实际存在，总要找到出口得以宣泄，互联网因管制上的困难，才成为中国民众议论国事的有效渠道。

这一点，网民的评论甚为到位：”胡老师说上网来看民意，真的很好，表明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报纸、电视台、政府报告之类的东西已经不能代表民意，尤其是温家宝总理遭受粮仓诈骗、跟’专职接受采访的群众演员’聊天之类的事件曝光后，大家认识到即使亲自下基层也是了解不到真正的民意的。要了解真正的民意，上网是更好的选择。”民意和真正的舆论在网上，确实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景象。

领导遭愚弄

不过，网络在中宣部的管制下也前景不妙。在新闻方面，这个部门规定网站自己没有采集新闻的权利，只能选择刊登管制严格的传统媒体上的新闻。这些传统媒体也是有资格限制的，中宣部专门发布过网络可以转载的媒体名单，大概这些属于”信得过”的。因此，你想在网上看到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新闻是没有可能的。不过网站都有论坛，网民们愿意把自己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消息和文章贴出来供大家分享，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在当局还没有想出管制办法时，中国网民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中国又诞生了新事物，一是建立了”网络警察”，这些人天天审查网上的信息，然后下令删除一切他们认为”有害”的消息和言论，你要不服从命令，就威胁关了你的网站。二是雇用了大批”网评员”，这些人假扮网民大量发帖，”引导舆论”，写帖是有报酬的，于是网民们戏称这些人为”5毛”，发一个帖挣5毛钱之谓也。《焦作日报》曾经报道过政府动用120个”网评员”对付一个帖子，从而”成功引导了舆论”。这不，胡总书记前脚刚走，网民们就搜索出那个向他提弱智问题的所谓网友，就是一个”网评员”。胡总被骗了。在”网络警察”的屏蔽下，胡总书记只看到两三个”网评员”的谄媚提问。不过，网民们在短短时间内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意见，笔者就看到了数百条，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这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意。总书记能看到吗？我断定不能。

中国领导人很累，累得外国媒体要称他们是”超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往往得不到真实的信息，难以作出有效的决策。为了获得真实的信息，中国领导人往往需要跋山涉水下到基层去”视察”，但是视察也靠不住，得知国家领导要来视察，地方官员就会精心安排他们应该去哪儿，事先统一口径，甚至造假，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没有被骗过，逼得他们只能用”突然袭击”来对付，温家宝总理甚至以小解为借口，途中下车步行前往贫困山庄。其实他们何需这样累地到处视察，让媒体充分行使报道的权利、调查的权利，他们看看报纸、电视就尽知天下事了，比他们自己走马观花在层层遮蔽下获得的信息要真实得多。何乐而不为？

从把互联网视为是颠覆性的”不稳定”因素，到上网来了解民意和舆论，来了解”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何批评和建议”，确实是一个进步。不过，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最好、最符合宪法精神的做法还是开放报禁，让媒体有充分的报道自由，让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时又何须上网呢？

十几年前第一次踏上美国时，我心里就对美国警察充满了怨愤，且不说在我看到几乎所有好莱坞大片中，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警察都是和人民为敌的，在洛杉矶暴乱中美国警察打黑人的镜头还在我脑海萦绕，当然美国华人估计也饱受这些以白人为主的警察的欺负。所以从抵达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在默默盘算如何对付找我茬的美国警察。

我甚至都设计好了场景，预演了和警察冲突时我的言行举止，以及如何把场景记录下来（以录像为主）作为呈堂证供，想到我用自己心计击败美国警察，扬眉吐气美国的法庭，那个带劲呀，一言难尽。问题出在一等两等，都没有警察来找我的茬，找他们办事也是按部就班，事实上，出国十几年，除了有一两次开快车被躲在角落的警察开了罚单之外，我几乎没有和美国、澳洲不认识的警察讲过一句话。

看到那些警察老老实实工作，一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样子，我的警惕性渐渐弱了。不过后来了解西方多了些，我就生出了另外一个心眼，那就是他们不招惹我，我得想个办法招惹一下他们，最好能够激怒某个白人警察，又或者碰上一个喝醉酒的当班警察，然后在我隐藏的镜头下面，被这个倒霉警察痛打一顿，靠，最好能够朝我的阳x具踢两下（估计不会阳痿），但我将计就计，然后——哈，哥们，我不但发达了，而且终于被我逮到侮辱美国和弘扬正义的机会！

我首先要假装阳痿，到医院开一个证明，然后，我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白人、黑人、黄人和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混种人，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美外（美国和外国）记者招待会，当然，会特别请CCTV驻华盛顿记者参加。会议上，如果想到美国这些年对中国的欺负的话，我还会声泪俱下，进行现场控诉和宣传。

一，这位白人警察在踢打我的过程中说了一些话，我想应该是“打死你这个中国佬”，但我不能确定（以防他们使用测谎仪——那玩意我对付不了）。我的这句话一出，全美国和西方就会轰动，我也立即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二，控诉美国的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观，美国人自己最吃这一套，大家可以注意，美国每一个阶段都有严重的争议，但几乎都涉及到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观。以我的知识和三寸不烂之舌，我绝对会让美国人为他们的警察弄了我的阳具而开始怀疑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我会顺便控诉美国政府，作为公权力最有代表的警察对一个普通民众动粗——就这一点，我身后会立即聚居一大批同情我的美国人民，当然还有世界人民，以及好几亿大陆的愤青兄弟。

三，大的帽子戴上了，要来点实际的。我以尖细的带点太监的腔调宣布：我被打了，而且下面翘不起来了（谢天谢地，他们总不会在法庭上当场挑逗我，让我立马擎天一柱吧？），造成这一悲剧的是肩膀上挂着“金色盾牌”的美国（人民）警察，请各位美国人民（其实是那个肥胖的法官和几个傻瓜似的陪审员）为我做主，如果他们犹豫了，我会立即补充一句：你们知道不能尽人道的痛苦吧？再说，如果我有机会在你们国土上弄出一个孩子，那孩子就有权利也有可能参选美国总统。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你们的警察表面上是把我的阳x具打趴下了，实际上却是打倒了一位潜在的美国总统。

四，还有，作为一名经常描写性行为的作家（也就靠这一点卖钱吧），我失去了这个东西，等于失去了致命武器，今后我还能写出什么鸡巴好东西？所以，我会损失很多稿费，如果大家认为我的书反正也卖不出去，那么请各位想一下这种情况：凡是卖不出去书的作家，如果一意孤行地写下去，一般都能够弄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各位美国同胞，现在你们更清楚了。你们一个充满种族主义的警察，不但把一个潜在的美国总统消灭于精子状态，而且，也让这世界上少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五，鉴于以上种种，就算我对你们的普世价值情有独钟，不计较我那硬不起来的小弟弟，但我精神蒙受的损失总得有人负责吧。否则，你们今后还有脸去亚洲推销普世价值和人权？

哈哈，说到最后大家也就明白了，以我对美国的法律和舆论的了解，我想，我开出一个亿美金的赔偿绝对不夸张，估计至少能到手五千万美金。当然，钱很重要，有了钱，就算小弟弟真受了点委屈，后面照样会跟一大帮如花似玉的MM。可是，我也不完全是为了钱呀，我要用这个机会，把美国的普世价值和他们标榜的不歧视政策尽情嘲笑一番，顺便为我们大陆的愤青报仇雪恨。

各位，我是在说故事吗？完全不是，这种事情不但发生过，而且还会发生。生活在西方的人，必须明白，一个普通民众如果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权的公权力的欺负，必须奋起反抗，你会得到所有媒体和所有民众的支持的。几年前就出现过一位中国妇女在纽约被美国警察打伤的事件，后来听说赔偿了两千万美金。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国民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被打伤，就会赔偿这么高额的精神损失费？难道那些国家不是经常有人被打死打伤？

不错，经常有人被打死打伤，但如果是被国家政权特别是警察打死打伤，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要搞清楚，我说的是公权力，来自政府和政权的，包括警察等。他们打伤了人民，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这和你倒霉的在街上被小混混痛打一顿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爱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国家关进笼子里，保护人民不受来自政府权力的欺负。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可能会被打劫被强奸，他们只好认倒霉了，但受到来自政府例如警察的骚扰，那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最后都会在讨回公道的同时，搞一笔好几代都吃不完的美金。这样的官司经常有，媒体会广泛报道，成为民众对付政权的标志，也自然成为对那些当权者的警告。

真让人郁闷，估计是美国人都玩过太多次，所以，这些年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我——搞一笔钱和侮辱一下美国佬——设计来计划去，就是没有办法和警察冲突起来（当然不能去打警察），也抓不住他们欺负我的任何把柄。后来我也想过，估计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对我了如指掌，也知道我是个刺头，所以不惹我。于是我就在和华人交往中，经常询问有没有受到严重歧视的案例，如果有证据，我们可以一起捞一笔意外之财。结果也是让我很失望的。

不过两年前我终于逮到了机会，话说新西兰有很多小留学生，其中一些和我关系不错。大家有机会见面时，有小留学生对我说，新西兰警察非常操蛋，往往欺负开车的华人小留学生，知道他们有钱，也大概不懂得法律，就乱开罚单。我一听，眼睛都亮了，立即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就飞到新西兰暗中设立摄像机，抓一个歧视留学生的案例。这些孩子不知道，但我太清楚了，如果我能够弄一个这样的案子，能够抓到白人警察放走白人而对亚洲人开罚单的证据的话，哥们，我发达了！！

于是我详细了解情况，虽然有很多迷惑不解的地方，但基本上了解清楚了，最后我问，好，出示你们的驾驶证，让我看看你们是什么类型的驾驶执照。各位，见财化水的事我真不想提了。结果是这样的，这些小留学生十有八九竟然没有驾驶执照！——新西兰警察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只能罚款。但在澳洲和新西兰，当地人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开车到路上。我可以理解一个小留学生要取得驾驶执照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国土上去无照驾驶，让我说什么？也许他们歧视了你，但你却在一开始就歧视了他们整个国家和人家的价值观。（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所改善没有，大家不妨调查一下）

当然我还会关注，如果有华人华侨，认为自己有确凿的证据，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设一个圈套让白人钻进去，获得证据的话，请立即和我联系，大家共同富裕吧，还能够把西方侮辱一顿，算是曲线爱国，何乐而不为？

说到这里也许该打住了，但我心里却有些许的不安。我在想，如果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家不是这么“变态”的话，如果有个白人警察动了我的阳具，而我投诉无门的话，我会怎么样？这些年到底有没有华人华侨在西方受到了冤枉？被白人警察打了却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应该有一些，但那肯定是他们不知道法律，不知道在民众对付政府的案子中胜出的机会很大（和解的话，也能够得到大笔赔偿）。具体说到我的案子，就是我的阳具最大，大过美国警察的权威。你如果不抓住机会告他们，你自己损失了金钱不说，而且大家都不会原谅你——因为你错过一次教训、教育执政者和掌握公权力的那些混蛋！

如果没有公开的媒体，自由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那么我能够在美国获得什么？那个在纽约被打的中国女人能够得到多少赔偿？我很怀疑，毕竟几千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子。

我的阳具被美国警察弄坏了，我无法伸张，没有报纸报道我的故事，因为报纸和警察都被同一个人管着，公权力沆瀣一气对付普通小民，我能怎么样？我告诉你，没有了阳具，我什么都他妈的干得出来，我一定要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功夫，把那个弄了我阳具的警察阉割掉，而且还——

我太冲动了！我那上海的杨姓兄弟，你怎么和我的性子一样，那么冲动？你如果在我身边，如果在美国或者澳洲就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们一定好好计划一下，请一位律师，把他们告到法庭上，然后发一笔财。鉴于你的阳具受损了，你拿大头，我只要一个零头就够了。再说，我的目的又不是钱？我主要是想借机侮辱一下西方人的人权纪录和价值观，让我们中国同胞扬眉吐气和坚挺那么一次……

杨恒均 2008-7-4 美国独立日

一、帝国遗产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继承相当一部分帝国的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不过，曾经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列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更多。今日世界的很多国家都由西方当年的殖民者后裔建立，为什么西方人今日却在西藏问题上自视为正义化身？很多中国人对此忿忿不平。

一些西方人以时间来解释，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当年的错误不能作为中国今天的理由。的确，时间必须作为一个因素，否则任何根据都会在无限追溯中无从立身。

不巧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几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时间错位。中华帝国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强最为凶悍之时；西方的殖民行为获得合法性，除了时间因素，更主要的是靠有效统治，中华帝国时间虽长，却只求万方来朝的心理满足，放任“诸藩”自成一体；当西方的出现使中国明白“朝贡体系”只是虚荣，必须实现有效统治才能符合主权体系，保住疆土，一连串的国难和战争又阻碍了这种进程；而当世界进入非殖民化时代，民族独立建国成为主流，西方国家纷纷从殖民地撤出时，中国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军西藏，导致达赖喇嘛带领数万藏民流亡他国，完成了对西藏的全面占领；随后当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为文明进步的基本原则时，中国却在西藏开展了砸毁寺庙、禁绝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当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世界成为普世价值观时，中国仍然以主权为至高无上，为此而肆无忌惮地侵害人权。

不难理解，首先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每一步都与潮流相逆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总是被西方指责。不过中国人仍然可以反问，凭什么只能由西方确定时间标准？凭什么要把西方当作原点判断中国的错位？从中共执政算起，至今中国已有效统治西藏半个多世纪，而今天的法国也存在科西嘉问题，英国存在北爱尔兰问题，加拿大存在魁北克问题，西班牙存在巴斯克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承受在西藏问题上的指责？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西方国家对于所保留的帝国遗产，已经用民主方式赋予了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的居民表决愿意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1921年英国同意爱尔兰独立后，英爱条约规定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加入爱尔兰或是留在英国，结果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等，都是经过民众公决而否定了独立。因此，西方民主国家虽然也存在民族问题，但只是少数人在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西藏问题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至少中国从来没给过西藏人民进行自我选择的机会。

且不说在实行一党专制的政体下，不可能少数民族进行民主选择的权利，更糟的是即使实行了民主，中国也没有让多数西藏人选择留在中国的把握。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不但不能利用民主让帝国的遗产合法化，反而可能会因为多数藏人表达独立愿望而更加丧失合法性。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反对民主的力量也会以此作为拒绝中国实行民主的理由。

这让西藏问题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同时也让中国的民主转型变得茫然。然而中国是否可以不走民主之路，不理睬西方指责，只要坚定地守护帝国遗产，坚持几百年不动摇，最终让时间消磨掉藏人追求独立的决心，也让时间冲刷掉世界对西藏问题的记忆呢？不妨将此作为一种摆在面前的选择——中国人若是宁愿付出不要民主的代价，最终实现这种国家统一的大计，保证疆土永存，是不是值得？能不能做到？

是否值得的问题，见仁见智，这里就不多论，只从中国爱国主义者可能所做的宁可不要民主也不能丧失主权的选择出发，让我们来看结果将可能怎样？会不会达到目的？

这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以往如何继承和守护帝国的遗产。

二、人造的“中华民族”

二十世纪初推翻清帝国的革命，最初鼓吹的是“驱逐靼虏”的大汉族主义。随着中华民国接管帝国，口号便改成了“五族共和”。然而帝国境内并非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僮、彝、苗等族的人口数量也不少，为何不在共和之列？由此可知所谓的五族，更多指的是领土——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回是新疆和西北，藏是西藏，这几个地区正是清帝国扩张疆土所留下的遗产。这种对领土的界定反映出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

然而当时的中国开始向主权体系转型，却缺乏有效贯彻主权的能力。同时，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也同样开始主权意识觉醒的过程，也要在世界主权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自身难保的飘摇年代，上述几个地区中，蒙古一多半面积变成了独立的蒙古国；西藏切断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保持了四十年的实际独立；新疆则两次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家；东北也有十四年的时间沦为满洲国。中华帝国名存实亡，连中国本土也免不了被日本侵占。

那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要同时解决两重任务，一是抗击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二是避免中华帝国的内部分裂。对前者，民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后者，民族主义却会带来诸多不利。于是便提出这样的任务——如何既让民族主义可以为帝国所用，又能避免帝国管辖的其他民族产生自身的民族主义呢？为了解决这个悖论，“中华民族”的概念便应运被推上台面。

“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不赘，它最终定格于极其实用的目标和相当粗糙的意识形态。制造这个概念的意图在于，如果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都认同共属“中华民族”，因而放弃本民族的立场和追求，整合在统一的“中华民族”中，民族主义就可以被用来调动整个中国一致对外，却不必担心导致内部的民族分裂。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民族是立足于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之上的，不是可以人为制造。不妨看一个细节，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进攻中国时，在场的人看到他“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作为藏民族的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绝没有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有的只是藏民族可以因此免受威胁的宽慰。

当毛泽东接管中国，他接受了蒙古国的独立，把解放台湾停留于口号，却对西藏进行了彻底占领，实现了远超过清帝国达到的主权控制。不过，毛时代并不那么需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有更有效的手段——阶级斗争。当时中共的民族问题纲领归纳为一句话“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各民族被压迫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不该被民族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压迫阶级则一概是敌人。按照这种逻辑，民族是不重要的（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闹民族性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是混淆大是大非。任何矛盾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既然同属一个阶级，民族自治就不是必要，以人口最多的汉人充当各族人民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到了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搞得天怒人怨，难以为继。中共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采取对西方的开放，也要求必须放弃阶级斗争，否则怎么和资本主义世界合作。这时，传统的任务有一次以新的形式提出，在打开国门之时，如何防止西方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制度形成挑战，民族主义再一次被当作武器。而“中华民族”的重新被祭起，目的仍然在于让民族主义充当只对外不对内的专制工具。

三、招牌已经破碎

中共政权对言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垄断，并且以国家机器制造铺天盖地的宣传，使得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变成最强的意识形态。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上输入“中华民族”，可以得到一千七百二十万个匹配条目，略见一斑。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遭遇的摩擦，成为培育民族情绪的养料。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中国国民和政权并不一致，但是在遇到对外矛盾时，大都会站到和政权一致的立场上。

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的，并非只供单方面利用。政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不会局限于政权的鸟笼，单纯充当政权工具，而是自然会为每个民族所用，用以凝聚本族人民、调动本族意志，甚至成为追求民族独立的动力。以为人为制造“中华民族”可以避免这种后果，只是当权者的黄粱之梦，在以血缘、文化和历史为根基的民族挺身之时，“中华民族”必然如同纸板布景那样一触即垮。

其实，鼓吹和推行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但难以实现整合其他民族的目标，反而成为刺激民族对立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在于围绕汉族而形成的大一统，是对其他民族异质性的否定。为了换取其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当局大量使用小恩小惠对进行笼络，从而引起汉人不满和吃亏心态，以及实施法制方面的失衡；同时，当局又处处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严防其他民族有自立可能，政治上进行压制，文化上进行同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的日益对立和远离；而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性质使得民族差异无法体现，少数民族无法得到自我保护的权利，结果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总是居于优势，其他民族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应有份额，反而要付出生态资源方面的巨大代价，以及在自己的家乡日益边缘化。

这次发生在藏区的广泛对抗，出现藏人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清楚地表现了藏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不认同。而当局的反应，也同样把中华民族抛在了一边，将事件中的藏汉对立性质无限放大，激发了汉族民众对藏人群体的敌视，从而形成了煽动民族仇恨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共政权唯一可以调动的意识形态仅剩民族主义，它迫切需要利用中国民众在国际瞩目的西藏问题上为自己抵挡国际社会批评。虽然它的确做到了让国内外汉人站到自己一边，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实际已经变成种族主义，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汉人和藏人对立。长期精心营造的中华民族招牌，在这次事件中被轻易打碎。

这是此次西藏事件最让人担心之处——当“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剥掉“民族大家庭”的外衣，回归到大汉族主义的本质，在国内是欺压弱势民族的种族主义，在国际是对抗全球民主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上同时具有对内种族主义和对外极端民族主义的，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法西斯强权。那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的明天呢？

法西斯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会是中国的灾难。当年的世界联合消灭法西斯，今日世界会接受一个新法西斯的崛起吗？展望中国的未来，不免产生这样的猜测，此次西藏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把中国推上未来两种制度的决战？而中国将在那场决战中丧失掉帝国的遗产？

 

《开放》杂志2008年7月号封面

【四川大地震带来的媒体有限开放，最后仍然回到歌功颂德，令满怀改革希望的人们再度失望，究竟共产党凭什么本事能够一次次渡过危机而立於不败？不妨回顾一下他们五十多年的危机史。】

四川大地震一个多月来，形势的发展，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震荡。“五一二”正是中国面临着西藏动乱和奥火传递世界性的抗议，厄运当头的时候。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激起几乎是全球性的同情，人性和人道主义掩盖了西藏和奥运问题上的争议，中共政权也有意和唐山惨剧记忆拉开距离，採取了开放媒体和外国援助的积极政策，虽然做法上不无瑕疵，但明显的进步仍赢得海内外一片好评。

一夜之间灾难变成歌功颂德

敏感而易於幻想的人士纷纷以为，机遇来了。政府可以借此上下同心的救灾，开启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改革，比如在言论和新闻上踏入开放之路。然而，又是一次失望。不到一个月，官方的脸又拉长了，又开始封网、抓人。人民日报网举办大型救灾展，开篇一部份就是党的“关怀”，二十幅九常委亲临灾区的大照片，胡锦涛佔五幅，显示整个悲剧的正面主角还是他们这班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而人民，不仅喧嚣中外的愤青，连一向比较冷静的人们也都靠向官方，当然，西方媒体也在内，不同调子地改变了不久前的批评姿态。

一样的体制一样的党，竟然如此神妙地变换了世人的观感。几乎是一夜之间，一场此起彼伏的讨伐，变成了歌功颂德。“多难兴邦”成为一个主音符，从北京唱到四川，从四川唱到美国。香港的民调显示，市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一年前只有二成六，现在达到三成九，创九七回归以来新高……这是最近和一些朋友讨论的焦点。共产党怎样面对危机、化解危机、转危为安？他们有些甚么诀窍？

回顾中共执政近六十年，重大危机大约有四次，且看他们是如何一路走来。

回顾六十年四次重大危机

建国初，近十年，巩固政权，实施计划经济，只有得失，并无危机。真正的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飢荒，饿死三千余万人是现在公认的判断。飢荒主要发生在农村，饿殍遍野、赤地千里。重灾区一户一村地人口死绝。人吃人、易子而食，惨烈之状，史无前例。危机在於工农民众第一次大规模的敢怒不敢言，共产党的信誉丧失，同时中共内部引起深刻的分歧与权力斗争。因为这场灾难完全是大跃进盲动政策所致。以毛周为首的决策集团，深知“苛政猛於虎”，自己闯下大祸。

他们摆脱危机的主要手法有二：一是严格隐瞒真相，编造自然灾害的谎言。至今大陆人及媒体还是在说“三年自然灾害”而不说“大飢荒”。绝不准报导飢荒实况。二是嫁祸於人。替罪羊外有“苏修”逼债，内有地方干部的“国民党作风”、“坏人当道”。对有异议者，坚决打下去，如彭德怀反党集团。这样，毛周安然逃过危机，至今没有人对三千万死者负任何责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危机中，周恩来的恶劣作用，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乘机配合林彪制造毛的个人崇拜以自保。

第二次危机是中苏分裂。这次危机虽没有大飢荒那样惨烈的表象，但对毛独裁统治的威胁是严重的，因为挑战来自国际共运的龙头，权势与国力都远为强大的苏共。而中共又是苏共一手扶植坐大，如果在斯大林时代，这种分裂完全可以导致中共领导下台。因此毛集团绝对不敢轻忽。处理这次危机的策略是铲除内部的亲苏派。只要打掉党内的异己势力，就不怕苏共来颠覆。这策略成为以“反修”为名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对外决策则是联美制苏，缓和中美对抗以压苏联，避免国际上两面树敌而自陷孤立。毛处理中苏分裂危机，在他生前有效地避免了修正主义上台，保住了他的权位。其后延伸到邓小平执政的中苏关系，迄今中共不敢承认他们是“修正主义”。

第三次危机是毛泽东死亡。一个大独裁者的去世，难免发生改朝换代的变革。毛一九七六年死亡，“四人帮”被捕，当时在中共内部及社会层面，都有相当强烈的清算毛祸国殃民罪行的要求，这势必冲击中共专政的合法性。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看清了危机的巨大风险，坚决採取保毛的对策。给毛作“三七开”，“宜粗不宜细”等评价，即可以抽象批评、改变政策、平反冤案，不准清算、不准公开批毛。成功地渡过危机，保住了中共的独裁权力和特权地位，堵住了政治上的开放。其后进一步在经济上走自由市场路线，让全民“向钱看”，维持了毛在法统上的神主地位。

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这是中共掌权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执政危机。人民与共产党的对抗关系，已激化到政府几乎瘫痪的地步。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已经走上街头，而且导致中共高层的分裂，一场“颜色革命”迫在眉睫。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强硬的独裁者的决断，在党内或民间又有得力的领袖人物出现，那么，共产党就很难渡过这场危机，或者以妥协的方式如学生撤离广场化解危机。但最后，仍是以匈牙利事件“平暴”的方式，解决危机，延续了中共政权。

极权体制应付危机能力不容低估

纵观上述，如果我们将二○○八年当作中共一次新的危机，结论如何？有人担心过不了奥运这一关。今年以来，确实流年不利，兆头不佳。但上述四次危机过程已经显示，绝不能低估中共这个极权体制抵禦危机的能力。他们可以动用的手段有传统的，也有时兴的：

一、严厉控制传媒——这是数十年行之有效的绝不放弃的常规手段。一位大陆活跃的学者说，他最近才知道达赖喇嘛一九八九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最近被时代周刊选为百人之首也不知道，因为媒体报导选择性大，又做得巧妙。传媒洗脑，愚民政策，欺骗宣传，转化为狂热的民粹运动，那是易如反掌，一试就灵。

二、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为了奥运安全可以改变许多正常的社会规则，坚壁清野、干扰个人自由、实行戒严式的管制。报导说，北京私人卖厨房刀具也要开证明登记。拉萨传圣火那天，如临大敌，布达拉广场没有一个闲杂人。可以预期奥运期间的北京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可以动员一切力量把北京看得滴水不漏。即使处於准戒严状态，也不会在乎任何外界的批评与嘲笑。

三、动用经济实力——这是和过去时代完全不同的特色。官方宣称，唐山地震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不足三千亿元，现在已达到二十四万亿元，是前者的八十倍，巨大的财力，是灾后重建和保证奥运成功的物质基础。在海外对付所谓敌对势力，或统战工作已经投入了可观的资金。国外的欢迎队伍按领导人级别支付每人佣金，已不是新闻。邓小平出访曾僱用数百名黑社会人物保镳，今天为了奥运更不会吝啬。

四、使用暴力和武力——遇到紧急状况，失控状况，不排除流血的危机处理，从针对个别人到大规模使用，就如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样。

《华盛顿邮报》不久前访问《中国青年报》原冰点主编李大同，他说，中国政府会汲取教训，“即使达赖喇嘛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也是有可能的。”地震初发时，“天谴”之声不绝於耳，而现在佔上风的已是“天助”之说了。“坏事变好事”。符合逻辑的是，一个能容忍害死几千万人的政权的民族，怎么会不能容忍只有一点人权问题的政府？可以在白骨如山的大饥荒废墟上演出震撼世界的文革大戏，那么，在四川地震的废墟上演出一场奥林匹克大戏，还值得怀疑吗？

（2008年6月27日）

2008年7月3日

对于瓮安事件，摆在中国媒体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不报道，或者用有所“遮掩”的方式报道。

至晚间10时止，新浪是四大门户中唯一为瓮安事件建立新闻专题者，其他三家则在文章后加载大量相关链接。不过，本来是“小企鹅”跑了第一。腾讯在早间以“瓮安谣言止于信息公开”的今日话题形式，形成了四大门户上第一个瓮安事件专题。专题引用贵州官员通报真相内容和相关评论。其中，原题为“瓮安事件，遮掩事实让权力丧失魅力”的评论，在专题中显示的题目改为“瓮安事件：公开事实让权力保持魅力”。编辑还向网民发出留言邀请，“假如你是向瓮安警方提问的记者”。不过，这个专题在晚间已从腾讯网上消失。

“俯卧撑”消失得更快。由新快报刊发在中国版最下方的小块报道称，继“打酱油”之后，网络又出现新的流行语——做俯卧撑。该报未在文中将此事与瓮安事件中“俯卧撑”一词直接进行关联，但有多家网站转载时自行配发了文中提及的网游截图，图中显示出瓮安少女李树芬与俯卧撑的描述。搜狐曾以“做俯卧撑成网络流行语，网友赋予俯卧撑更深含义”为题在要闻区转载，上午9时前已被删除，网易转载链接亦失效。腾讯首页保留了此稿。其实，南方都市报类似报道版位更大，且点明此词源自瓮安事件，称“做俯卧撑”成了网友对一些问题因某种原因引而不发甚至做立场中立状的代名词。

新浪之外，另三家门户编辑今天同时放弃来自贵州媒体的声音，选择财经网罗昌平的报道“瓮安事件死亡少女遗体返乡，有官员警察送葬”登上首页。截至目前，《财经》是到达瓮安并得以发稿的唯一外地媒体，虽然停留半小时后即被警方“护送”离开入葬现场。

贵州以外地方媒体今天在报道瓮安事件时仍基于限于新华社稿及贵州当地媒体旧稿，东方早报干脆一字不登。时评作者们继续由省委书记所称“深层次因素”谈开去，杨耕身在新闻晨报发问：为什么一些群众如此轻易地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煽动利用？

有时评家批评瓮安事件“没有群众声音”，今天贵州媒体即向公众呈现“民意”。贵州日报以“瓮安‘6.28’事件目击人的讲述”为题，请出多位村民和闹事被拘少年发言，文中记载村民彭兴贵的话是：明知砸车、烧办公楼是犯法的，善良勤劳的瓮安人民不会这么做的，是一些不法分子以李树芬（死者）溺水死亡作为导火索，煽动群众聚众闹事。从现场情况来看，在群众和学生面前是有那么约200多人，在指挥参与打砸烧，他们总是吹长哨时进攻，吹短哨时后退。新浪腾讯上午转载时，均未使用原题，而是在“有人指挥”前加上“据称”二字。

贵州都市报刊载对少女李树芬父母的采访，标题中李父表示“相信政府”，但报道中亦公开了对涉事官员的抱怨：“我一个农民，我想为我女儿讨说法有什么错？”、“但如果这事一开始就能引起重视，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贵州还允许一些“公开对质”。继昨天公开李树芬叔叔李秀忠对当事警察行为的指责后，今天贵州媒体又容许这位警察在报纸上自辩。文中，警察张明及其领导否认“不耐烦”，称系李秀忠召来一二十人推搡警察，“李秀忠爱人和几个女的追着他打，还拿着高跟鞋打他”。同属贵州日报集团的贵州商报亦发表调查报道，以瓮安民警的角度陈述称：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手提砍刀和斧头往上冲、冲击公安局者事先准备燃烧瓶。

但媒体上的自辩未能帮助瓮安警方逃过来自省委书记的“冲击”。深夜10时许，新华社发稿，贵州省委建议免去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职务。腾讯将省委书记石宗源以下表态改为黑体：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上海警察的态度问题也被沪外媒体披露。成都商报等发表上海袭警案调查说， 凶手租车被冤偷车、索赔未果欲报复可能是犯罪动机。该报引用一位知情人的说法称，当时警察“可能是在态度上有一些不太好”。

对于上海早先撤回袭警原因说法一事，殷国安在扬子晚报表达赞赏，称“现场直播”体现信息公开的进步，并举贵州瓮安事发后第三天才开新闻发布会为反例，称动态播报就像足球场上的比分一样，并不会让人们误解。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声称积极代言民意的媒体不在少数，但也有媒体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现代快报评论员赵勇今天亦就袭警案发表文章，称民意有时能推动事情的解决，帮助真相的获得，但如果民意本身过于焦虑，却也会适得其反。对于已经逐渐习惯于信息公开，并且有着较充分表达权的民众来说，如何在重大案件面前克制自己的情绪，给警方的细致调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羊城晚报发表“被仇恨扭曲的杀戮”，允许作者刘洪波从上海袭警案谈到“深层次因素”，再谈到政权历史：杨某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反政权性质……不明真相的人为何不是倾向于信任真相可得，而是倾向于真相被掩盖乃至被歪曲，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问题……1949年一个新的政权诞生时，人们有着多么单纯而光明的笑脸。他们到底在期待着什么，他们得到了怎样的许诺，那些单纯而光明的笑脸是否一直持续，而今天的一切是否在那些笑脸所蕴含的期待之中呢？至子夜，这篇文风凌厉的评论仅获凤凰网转载。

搜狐积极“倒萨”。在用首页头条报道胡锦涛八国峰会行程时，编辑在标题里加注“正面交锋萨科齐”。新快报亦以一整版报道网友对萨科齐的抵制，同时列举“萨科齐面面观”，如管不住老婆、工作差劲、出尔反尔、没有“骨气”。除了萨科齐，对“记者无国界”的抨击亦长驻新浪、搜狐、网易要闻区，这篇来自环球时报的稿件自7月1日起即获转载。

新华社今发报道称中央统战部部长“近日”会见达赖私人代表，明确要求达赖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约20天前，多家媒体曾转载人民日报社主办《环球人物》杂志长篇报道，“揭藏青会四头目面纱，鼓吹自杀式袭击破坏奥运”。

南方都市报深圳版今日不仅用整版篇幅刊登北大教授徐滇庆的道歉信，更“友情赠送”6个版面（包括“要闻版”两版），全方位报道来龙去脉。打赌胜出的深圳特区报地产主编牛刀乘胜追击，称徐教授的道歉“深圳市民不会满意”。

打虎胜出的成都商报记者龙灿也不依不饶，向“挺虎”媒体南京晨报及记者总编发出公开信问责。云南生活新报报道时称，网民多数赞赏惩处“造成不良影响的记者”，亦有人质疑龙灿和成都商报自我炒作。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中国自1949年10月以来，“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所有国家一级的重要报刊杂志，几乎铁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1949年以后，“人民”作为政治标签，从中国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作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在我1984年出国前，常常看见这样的吵架：中国的服务场所，不管是人民商场、人民铁路、还是人民医院，许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极坏。有时顾客实在受不了窝囊气，就指着墙上悬挂的毛语录牌“为人民服务”质问服务人员：“你的态度这么坏，哪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反击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争执到了这个地步，话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你”不是“人民”，任何具体的顾客都不等于“人民”。工作人员不管得罪了几千几万的顾客，也没有伤害到“人民”。“中国人民”那时有十亿之众，你有啥办法把他们统统召集到一个场所来跟服务人员理论？

因此，1949年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政治标签到处都是，但很多年里人民是抽象的。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民，哪怕那个政策再混账、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泽东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第一个指标，我以后再详谈，本文讲第二个指标。

中国改革的早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扭转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使具体的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实惠。比如，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变成具体的人民。这之前的“人民公社”，虽然在纸面上优越无比，但闹得人民常常没饭吃，那就不应该再搞这玩意了。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做个体户挣点钱，这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具体的中国人饿死是小事，“主义”正确与否才是头等大事。

1980年代初我听到传达万里的一次讲话，说要算一算帐，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因为决策错误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当时有些学者粗略做了计算，几千亿人民币，相当于那时中国好几年GDP的总和。万里感慨地说，如果把这个数字告诉中国的工人农民，这些温饱都没有解决的人民还会让我们再坐在这个位置上吗？所以，万里是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大声提出决策要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他是明智的、心中装着具体的人民的改革家。

1983年，胡耀邦等人试图在理论高度把具体的中国人民置于施政的出发点。4月13日，中国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大会，历经“文革”劫难的周扬作主题发言，他大声呼吁，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要讲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那一代从自身经历中痛感，如果中国的体制不以人为本，不尊重人性和人道，那什么可怕的恶行都会发生。确实也是如此，“文革”中受害者超过一亿，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保护，被折磨而死。

周扬提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不是使个人活得有尊严、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步步改善、个人的价值得以提升，那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可惜中共党内的毛主义者立刻发动了一场批判人道主义的运动，使周扬抑郁而终，使胡耀邦差点下台。

现在25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政府肯定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这是一个显著进步。客观地讲，中国人民大概是全世界最能体谅政府的人民之一。中国的执政者只要对具体的中国人民好一点点，具体的中国人民都会真心感激。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民降国旗，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如果按照昔日毛主义时代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怎么可以为四川七万多人降旗呢？七万多具体的中国人不等于“中国人民”！

所以我讲，中国过去30年的改变，最为核心的就是，在这个叫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人民”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也即人民的实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是很漫长的进步过程，有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良。比如，前几天有人教导四川地震中丧失了孩子的家长们，不应该依法追究建造成千上万豆腐渣校舍的那些人的责任，据说这会给我们国家“抹黑”，云云。这种逻辑的深层，与1978年前盛行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具体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是小事，抽象的“主义”、“原则”才是大事。

对此，我的反响则是：过去中国30年的改良，虽然还没有把“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理顺，但至少在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上取得了大的进步，即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给中国人民以具体的实惠，当做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制定和落实政策时，如果忘记了具体的中国人民，偏离具体的人民的实在利益，就会出大事。

葛底斯堡，你这抛洒了无边鲜血的旷野，自由的圣地。我岁月遥远的父亲。我的一见钟情的永恒的情人。

骑上一匹好马，在马颈边插支来复枪，沿阿巴拉契亚山脉追猎鹿群，你迟早会进入富饶的宾夕法尼亚，并在那里遇上一座宁静小城——葛底斯堡。如果你的马走进1863年炎热的夏季，你就会听到如蓝色山脉一样连绵起伏的炮声。那里就是葛底斯堡。你多半会抽出来复枪，奔赴战场。

我与葛底斯堡亦是如此相遇的。

迁居华盛顿北部郊区后，每逢周末，就拿上地图开着那辆深绿色二手车在附近转悠。有一次，在北向的15号公路边遇见了一个正在欢庆丰收的村落，就拐进去瞧稀罕。有乐队，有歌舞，算得上热闹。露天长桌上，堆满了供所有人敞开吃的刚蒸熟的甜玉米，还有抹玉米的黄油。吃足了白食，就带着小女儿爬进热气球吊篮。加温的火焰呼呼喷射一阵儿，硕大的彩色气球就徐徐升上宾夕法尼亚如泉水般明澈的蓝天。吊篮下是密布着森林、河溪、湖泊的绿野。已开垦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玉米和半人高的牧草。我失去了方向感，只知道这就是美国。后来听说再往北，就是历史名城葛底斯堡了。葛底斯堡，就是那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葛底斯堡吗？那日在热气球上，也许已经看到了，就是天边的某一片雾绿吧？

如此，葛底斯堡命定地向我走来。

于是在一个枫红如火的秋日，全家驱车赴葛底斯堡。从家居的蒙哥玛丽郡向东北，一小时车程就到了。“葛底斯堡”的后缀“BURG”在英文中也是城堡之意。却那小城毫不起眼，既无城垣亦无碉堡，也没有美丽的塞纳河、泰晤士河、多瑙河、涅瓦河穿城而过，只有阿巴拉契亚山脉苍兰色地静卧于城边。

人们说，那是一片古战场，有很多的大炮和墓碑。

对于我而言，那是某种说不清的感动。自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我们就成为彼此相连的一部分。

　　

一百四十五年前，1863年盛夏时节，美国内战中的南北两军在这里猝然相遇，血战三日，伤亡五万。在后世军事评论家称为“世界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小时”里，双方阵亡人数合计一万四千。那一天是7月3日。每年这一天，葛底斯堡的教堂都会敲响钟声，从下午三点到四点那整整一个小时。

此役之后，南军失去战略主动权，再也未能向北推进。北军扭转颓势，转入进攻。南北战争的结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由是，葛底斯堡被称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

四个多月后，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匆忙草创。在庄严的国葬典礼上，林肯总统发表了一篇不朽的演说：
　　

当时，林肯尚无法预知此地将成为南北战争的战略转折点，但他坚定不移地预言，那孕育了美国的伟大理念——自由，那被蓄奴制所玷污了的自由，将经由葛底斯堡而获得“新生”。

葛底斯堡，一个自由死而复生的伟大仪式，一块为自由而英勇献祭的圣地。

 

那场最血腥的战斗发生在一片开阔的荒原之上。

进攻之前是上百门大炮的猛烈对射，弹药充足，一直打到炮管发热。前两日的拉锯战，使南军统帅李将军焦躁不安，决心倾其主力在这片荒原上与北军决战。

炮声止息后，南军士兵从森林里涌出，在林边空地列队。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数十面代表着南方各州的军旗在硝烟弥漫的微风中飘动。

在使人热血賁张的战前鼓动后，11个旅12500名南军肩着长枪，敲着军鼓阔步前进。在皮克特将军率领下，南军精锐北维吉尼亚军团要穿越这块生长着茂盛野草的两公里宽的开阔地攻入北军阵地。这战场实在过于宽阔了。一半路程之后，北军的大炮开始再次轰击。这一次不再是炮火准备，而是直接对准行进中的队列抵近扫射。一位任导游的葛底斯堡老人曾向我详加解释：那是一种专门杀伤步兵的霰弹，就像一个装满咖啡的洋铁听，原始的榴弹炮。一炮轰去，就会有几十人倒下。那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

在坦平的毫无遮掩的荒原上，南军官兵如刈镰下的麦穗纷纷割倒。密集的队形被炮火撕开一个又一个缺口，随即又被补上。最招惹炮火的军旗不断倒下，又不断被再次高举。在引以自豪的尚武传统鼓舞下，南军视死如归，并在逼近北军后展开快速突击。有数百人曾一度越过鹿砦和垒石墙冲入北军阵地，夺得一些大炮，但即刻被数量众多的北军用刺刀赶回去。更多的人冲到鹿砦跟前已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后世有人评论说，著名的“皮克特冲锋”就败在这些不起眼的鹿砦上。这些临时架起的支楞的木头原是防御骑兵的，对步兵本应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人的极限到了，鹿砦前形成一道血肉横飞的死亡线。

北维吉尼亚军团的攻势看来已经被粉碎了，但骁勇善战的皮克特将军仍然毫不气馁，纵马战场，鼓动着部队迎向死亡，直到骑在马上督战的李将军实在看不下去了，下令撤退。他迎接着溃退的士兵，两眼含泪，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你们已经做到了极限……

　　

一个闷热的夏日，我坐在小丘上远望战场。

有雾气在林边低地上浮漾。

一对身着古装的青年款款步入我的视界。姑娘俊美窈窕，举一把蓝花伞。阳光透过镂空的花朵纹样，筛在她白皙的脸蛋和裸肩上。黑网手套。湖蓝色长裙。高地上的风，吹动她金色的卷发，也吹动了青年军官帽顶的蓝缨。青年踏着径边野草与她并肩而行，留着当时盛行的短鬚，看上去有几分憨厚，也算得上英俊。帽徽、铜纽扣和挂在腰间的佩剑熠熠生辉。那姑娘抬眼一瞥，一双眼仁蓝得像露水洗过的雏菊……

　　

……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李将军迅速理解了“皮克特冲锋”的意义。他收拢残部，开始向西南撤退。最后回眸葛底斯堡主战场的时刻，太阳已经西沉。晚照下的荒原，在李将军看来该是满目血色吧？

北军没有趁胜反击。他们也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在战场的另一边，隔着满布士兵与战马尸体的两公里荒原，林肯总统刚刚任命的北军统帅米德将军也正伫马瞭望。他看着血红的落日徐徐坠入苍茫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看着南军悄然退回黑森森的林带。

激烈的战斗仍然在葛底斯堡其他地点进行。直到天已黑尽，枪炮声才彻底平息。这时，米德将军才把胜利的消息报告林肯。翌日，林肯发表讲话：“葛底斯堡成了奴隶主军队的坟墓。至7月3日晚10时，光荣的波托马克军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被重创的北维吉尼亚军团向南仓惶撤退，在100公里艰难行军之后，来到了洪水滔滔的波托马克河边。如果米德执行了林肯的追击令，南北战争的历史应该会重写。但他旬日之中竟按兵不动，坐看李将军在洪水退落后率全军渡河而去。也许，他觉得鲜血已然流得太多了。在那最血腥的一小时里，南军阵亡1万，北军也有4000人血沃荒原。

据战史记载，装载伤兵的大篷车，在南方的大道上逶迤四五十公里。

有十条大路通向葛底斯堡。

从每一条路进去，你首先都会看到一尊又一尊蹲踞于路边的老炮。它们沉默地向你预告：伟大的葛底斯堡战场就要到了。

初谒葛底斯堡，我新奇的目光首先投射到这些老炮上。沿着旧日的战线，沿着道路和一处又一处视界开阔的制高点，老炮依势而列，恢复着历史，也流布出一种肃穆的凭吊之情。那些老炮，也许有数百尊之多吧？黑色的是铁炮，灰绿色的是铜炮。战火与岁月轮番扫荡，老兵们早已离世，唯有它们还以不死之躯庄严地守卫着昔日的战场，守卫着那些血染的光荣与梦想。炮口无言，却引导着吊客思绪。看着朝向北军的炮群，不由得会为南军士兵的舍生忘死扼腕。转到战场另一边，徜徉于炮口直指南军的炮阵，又会为北军的胜利而庆幸。慢慢地，你也许会从这些老炮的布置中感觉出一丝异样：南军的炮口没有低下半分。在这里，没有胜利者和战败者之分，双方的威武与尊严是完全一样的。

还记得我最初的诧异：南军不是……反动派吗？

在战场中心，设有“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游客接待中心”。其实是一个小博物馆，以实物和文字图片介绍了战役的全过程。人们一般会在这里先转转，然后走进阳光和微风，去瞻仰那片血沃的土地。

街对面是国家公墓，人们必到的第一个景点。这里有林肯发表演说的故地。那一天，主讲者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演说家，滔滔不绝了两小时之久，这才轮到配角林肯。该说的人家都说尽了，林肯只讲了两分钟。有一部《林肯传》是这样描述的：“听众刚刚注意听讲的时候，林肯已经讲完了，掌声零零落落的。照相的人还没摆好三脚架，林肯已经转身入座了。”岁月磨洗，主讲者之滔滔已为人淡忘，唯有林肯那个“失败的”二百六十八字演说，还放射着不灭的星光。

从林肯演说处回首西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入云的死难将士纪念碑。八角型基座，圆柱顶上立有自由女神铜像，左手抱剑，右手低垂，持一胜利的花环。碑下草坪里，是一排排首尾相接的卧式墓碑，与地面齐平。无名战士墓碑则更为简朴，只有一块块略微露出地面的巴掌大的花岗石，刻有阿拉伯数字编号。当年战役结束，恰是流火七月，尸体骤然腐烂，臭气冲天。在瘟疫爆发的威胁下，成千上万的尸体火速掩埋。阵亡者没有现代军人的金属名牌，亦无遗书无战友辨认，甚至也找不到一张纸片，也是要埋到土里去的。再有，当时的南北两军，与建制稳定的正规军不一般，看上去更接近“民团”和“义军”之类。要为理想而战吗？那就骑上你的马，背上你的枪，马鞍后绑了露营的行囊循炮声奔赴战场吧。许多战死者就是这种尚未登记造册的无名者。于是，这些曾经拥有亲人、个性和姓名的年轻的血肉之躯，就化为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常有人来献花。

每年七月初，每块墓碑前都会插上一面小小的星条旗。

　　

葛底斯堡战役历时三天，战场相当辽阔。以城市为区隔，分为南北东三大块。总面积大于三座葛底斯堡城，应该在20平方公里左右。如此大的地域，也只能是开车转。两小时游览路线约有20公里，三小时的路线是30公里。

从国家公墓出来，这就正式走上了驾车参观路线。每到路口，总会有一个饰有白色五角星的路标指示方向。

道路两旁，除了炮就是碑。开始人们还下车驻足，细看碑上的文字，到后来，才发现碑比炮多，看不过来的。参战各州所立的碑大致是每州一座，其他各色纪念碑则数不胜数，也没有统一的制式，一般都立在当年各部队集结、作战的地域。碑文简略，不过是部队番号，参战日期，伤亡人数等项。多年转下来，我心里是形成了一些粗略评价的。

最浪漫的碑我叫它作“残树鸟巢”。构思奇特，没有碑的规矩，整个就是一株被炮火折断的大树。树冠与枝杈尽为炮弹削去，唯剩一高大残桩。人手可及的高度，挂着一支步枪以及子弹袋和行囊，人上哪里去了呢？当然这不是一根树桩而是纪念石柱，其他细节皆系黄铜打造。柱顶一残枝根部有鸟巢，衔了吃食的大鸟展翅降落，两只雏鸟张嘴待哺。树与人都死去，留下了枪，还有生命与希望。

最伤心的碑我叫它作“棺盖上的狗”。半人高的花岗石碑座上安放着斑驳锈蚀的青铜棺材，其后矗立着一具高大的十字架，嵌有三块黄铜铭牌，刻着“63”、“69”、“88”三个部队番号。其他的铜饰为女神、太阳、盾牌上的竖琴，还有双头鹰。然而，造型与情感的中心却是趴在棺盖上的狗。一条老狗了，把哀伤的头低伏在平伸的两腿之间。看上去已经趴了太长久，没有哀鸣甚至也没有了气息。

最写实的碑或可称作“家园”：崩塌的矮石墙下长睡着一位英俊的士兵。水壶抛在脚下，长枪倒在手边，手指却无力地放松了。斜倚在石墙边的，是象征着家园的一段被炸毁的木栅栏。一个写实的战争场面。从木栅栏的两孔立柱和折断的横木上，你可以触及爆炸的震动，呼吸到牛粪和玉米田的芬芳。花岗石的碑座上镶嵌着部队番号：第116宾夕法尼亚步兵团。他们确实是战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主战场东面山地生长着茂密森林，也生长着森林般茂密的纪念碑。

小山顶立着一座可登高远眺的钢架塔。塔下橡树林边聚了一小群人，有笛声传来。吹奏银色短笛的，是一位穿灰军装的南军老兵。半闭着眼，沉浸于古老的军歌，手背的皮肤苍老，有如他身旁的橡树皮。一曲终了，人们热情鼓掌。一个刚会迈步的小姑娘吓得哇哇大哭，泪珠滚落在她的红花连衣裙上。老兵睁开眼，惊愕地向她敬礼致歉。人们轻声笑成一片……

　　

最令人惊诧的碑该是李将军纪念碑了。

这是一幢可称之为雄伟的纪念碑，需仰视才得见。游览路从碑后通过，停下车，要走几步方能绕到正面。一眼看上去，确实庄严宏大，高约10米，碑座通体灰色花岗岩，分四层渐次收束，顶上是李将军骑马挽缰的铜像。第二层碑座高度与视线相平，上立一组铜雕群像。正中为一青年军官，骑马举旗，面色肃穆。左右各有三士兵，或吹号或持枪或射击或抡枪托肉搏，英气逼人。还记得最初的不以为然：不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吗，在中国苏联我们见多了。构思四平八稳，手法也拘谨平庸。转念一想，不对了，南军不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的反动军队吗？这李将军不正是这支“奴隶主军队”的头子吗？尚且还是败军之将。在一个自由终于战胜奴役的神圣战场上，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不是对先烈的亵渎吗？

　　

　　
南北战争结束于一场著名的请降场面，双方举止令人动容。

1865年四月，一败再败的南军走上了绝路。为了挽救自己忠勇的部下，李将军决定投降。有人提议化整为零上山打游击，如同独立战争时期祖辈们对付英国人那样。但李一口回绝。他认为游击战就意味着无休无止地战斗与杀戮。战争是军人的责任，决不能转嫁给无辜的人民。他对部下说：“除了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已没有任何办法，我宁愿去死一千次。”

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四月天，和今年大概是一样的吧？在李将军策马走向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驻地的路径上，也许会留心到田野上四处盛开的春花。四月的维吉尼亚，田野芬芳而潮润，正是丁香和樱花开放的时节。李将军信马由缰，军服的高领使他脖子有些不舒服。为了在这个必将载入史册的耻辱的日子里保持尊严，他特地换了一身灰色的新军装，挂上嵌有珠宝的佩剑，戴上做工精致的长筒鹿皮手套，登上搽得铮亮的带有马刺的高腰皮靴，温暖阳光下，衣领上缀的三颗将星和全身军饰闪闪发光。败军之将，还可能上绞刑架，他必须有最完美的军容。

在南方首都里士满正西，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一个名叫阿波马托克斯的小镇外，在一座小小的二层红砖房里，李见到了对手格兰特。邋遢的格兰特依旧是一身皱皱巴巴的军装，裤子和皮靴上还溅了泥水，没有马刺没有佩剑，像一个套上将军制服的农民。只是叙旧，并不谈投降事宜。一切都是刻意安排的，为了不使战败者受伤害。谈判是简捷的。遵照林肯总统的意思，格兰特将军表现了最大的宽厚。为投降的全体南军官兵签署了回家通行证，保证不追究战争罪行。发给口粮。为了军人的尊严，军官保留佩剑佩枪坐骑。士兵保留马骡，则是为了春天的耕种。没有一个战俘。没有仇恨与报复。分手的时候，李将军向格兰特将军致握手礼，并向北军众将领鞠躬致意。目送鬓发如霜的老将军上马离去，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军官们举帽致意。李将军亦举帽回礼。一片无言的静默中，马蹄声远去。

格兰特将军回到军营，起草致林肯总统的电报。北军营地，有人忍不住点燃了欢庆的炮声。格兰特严令禁止。

消息传到华盛顿，白宫当晚举行盛大庆祝晚宴。林肯下令乐队演奏著名南方歌曲《迪克西的土地》以示敬意。他说，从现在起，南方人又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了。

三天后，举行正式受降仪式。

南军仗剑肩枪，列队行进，军旗在一片片灰色军装上高高飘扬。北军队列里响起嘹亮军号，向曾兵戎相见的弟兄们致最高敬意……

有人说，这是美国内战史上最辉煌的一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