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八国集团峰会（G8）将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包括传统的八国集团国家在内，共有22个国家的领导人济济一堂，为史上最多。应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与会并出席5个方面的日程安排，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日本第5次充当G8东道国，无论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还是日本外交而言，此番峰会意义之重大，显然超过了以往日本举办的历次G8.就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巨大变动的分水岭上这一点而言，目前的情况似与多国集团峰会体制创设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相仿佛，但局面却更加复杂、诡谲，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与危机。
彼时情况与现在相比，一个共同点是世界经济也面临能源价格的高企及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低迷；进而言之，曾以压倒性强势引领世界的美国实力的后退，恐怕也是“同类项”之一。为应对如此状况，1975年在法国动议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共同调整经济政策，旨在协调一致面对全球性经济困境———于是有了多国集团峰会的尝试。最初是七国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被认为实现了向民主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俄罗斯加盟，遂发展成为今天的八国集团峰会。
毋庸讳言，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与人类所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相比，总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经济上，彼时石油输出国（OPEC）等一次产品生产国家对发达工业国等消费国家的构图已高度明晰；政治上，在东西冷战的基本构造下，至少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是相当团结的。惧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产油国中的多数国家也多在与西方集团携手的必要性上有所谓的“底线共识”。而此番G8，既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原油、粮食危机，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全球规模的课题，又肩负应对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非洲问题、朝鲜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特定政治、安全保障课题的任务，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世界峰会，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八国集团的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多有登场，且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能源版图的改写影响深远。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今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全球气候变暖，是否会因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剧，不仅关系到《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遏制气候变动目标的实现及“后京都”体制的构筑，而且大有成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声源的危险。
对此，中国自然不会坐视，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断不会放置。如何以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应对所谓“中国问题”，不仅仅把崛起中的中国看成是异质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战略敌对者，而是作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战略高度接受其现实存在，并在此前提下谋求合作，既是对美日同盟的考验，也是G8体制最重要的战略课题之一。
早在冷战时代，世界银行便打出了“良治”（GoodGovernance）的口号，而不复是单纯的“民主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G8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标榜共同价值的富人“内部沙龙”（InnerSalon），而应当呈现某种多样性，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21世纪全球性课题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挑战。只有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才能不再作为外化于G8体制的围观、旁观者，而是作为能动的、负责任的一员融入其中，推动其“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