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我看来，腐朽的满清王朝不思进取，由历史潮流裹挟着跌跌蹿蹿被西方列强拖进现代社会，却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的过程，是历史老人留给苦难的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遗产。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自从克罗齐为世界思想界和史学界提出这个经典命题之后。现代人才逐渐深切意识到：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
正是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可以这么说，上述书评的前言，就是我展读旅居澳洲的华裔近代史学家雪儿简思的新著《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时，所产生的感慨。
一，高升号事件：大清和日本在亚洲改革开放新时代对决的序幕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意识的民族，所谓“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的说教，自古以来乃至当代，在这个民族的各色人等嘴里，几成老生常谈，似可证明此言不是虚妄之论。
然而，若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却恰恰是一个尽管历史典籍可以汗牛充栋，但却是一个没有“真历史”可读的可怜民族：这个民族屡屡在皇权专制这同一块石头上摔的鼻青脸肿，却依然试图想摸着这块石头过河而走向民主社会的彼岸。
黑格尔就曾经写道：中国人大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注3」
我始终以为，当黑格尔说，“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时，他恐怕有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评估之上。至少，这话用来描述我读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倒非常真切。
众所周知，即使是令当代中国人不堪回首的19世纪，至少晚至1830年代，当时的大清帝国，在世界上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超级强国。最令当代中国人惊异的是，美国当代学者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注1」一书中写道，1830年代的中国制造业，竟然占到世界生产总量的29.8%，为当时世界各主要大国而望尘莫及，几近于当代的美国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即便是到了中日甲午开战前后的19世纪晚期，大清国的全年财政收入依然高达8000万两白银之巨，约为日本国的三倍。即使是到了极端腐朽没落的清廷行将垮台的时代，当时的大清帝国，也远不是像今人所想象的虚弱不堪。
大致不错的历史记载是，在中日甲午开战之前，清帝国在极具政治智慧和行政长才的李鸿章主导下，于“北洋画了个圈”，整军备战卓有建树，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一支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六的远洋舰队，早在当代中国人高喊“和平崛起”的100年前，就令大清帝国雄起在了世界的东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无论是军力还是财力，无论是制造能力还是战争动员潜力，都远远超过周边各个邻邦的强大帝国，竟然被当了自己1000年学生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满地找牙，以李鸿章代表清廷割地、赔款、告饶，才保住了清廷岌岌可危的存活，使之再苟延残喘几年光景。
从我阅读中国近代历史著述，特别是阅读这本《大东亚沉没》的经验来看，甲午中日第一次战争，与其说是这两个亚洲战略竞争对手在当时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因贪婪的日本人寻找战略资源和生存空间而挑起，不如说是亚洲第一次改革开放浪潮，唤醒了日本国的野心，而拿当时世界最肥的蠢猪大清帝国牛刀小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
如今，时过境迁之后，令所有当代中国人扼颈叹息的是，在那个依靠炮舰做后盾所展开的第一次全球性铁血竞争时代，满清王朝始终处于有时积极抗拒有时消极抵制“全盘西化”的内敛状态，而日本人，则除了不搞虚君体制这个唯一具有日本特色的国家制度前提下，举国上下则迥异于大清帝国，进入了全民狂热学习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时代。
随着日本现代化的深入演进，其整个国家因为资源约束和地缘政治的局限，在丛林法则的作用之下，便合乎历史逻辑地迸发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冲动。而首当其冲的对象，因为历史和地缘注定的宿命，其文化母国——中华上国和近邻朝鲜便成了其利爪牙下的猎物。
如果我们不讳言历史的真实场景，也能真正看到，当时，在早年日本人眼里的中华上国，已是老太龙钟，其3000年文明灯光之下，脚底已是一片黑暗，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民族近代最宽广、最惨痛的历史性失败的画卷，正在由自己当年诚心向学的好学生日本人开始翻开。
而朝鲜，则成了大清帝国对日完败的第一个滑铁卢。
雪儿简思在她的著作中写道：“1894年2月15日，（朝鲜）民众不堪苛政，在全唪准统领下于全罗道古阜郡举事。日本认为此是恢复其在朝鲜势力的良机，日本玄洋社遂组织‘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到 5月底， 东学党即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6月2日，朝鲜国王李熙无奈之下，决定请求宗主国中国派兵助剿。同一天，得知朝鲜正式向中国乞兵的消息后，日本内阁连夜紧急召开会议，亦秘密做出了出兵决议。外相陆奥宗光回忆道：”朝鲜决定向中国乞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注2」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至此，清军和日军在朝鲜发生正面冲突，便合乎逻辑地渐次展开。这两个并处于东亚第一次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同文同种的民族，必然要在战场上检验各自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成果。
当时，假如没有高升号事件发生，也必然会有其它的事件作为这两个东亚战略竞争者对决的导火索。只不过，1894年7月25日，日军浪速号（Naniwa）军舰无视运载清军的商船悬挂英国国旗，不宣而战，果断击沉它的事件，必然把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卷进了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游戏，使得这个老牌帝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罔顾道义公正的嘴脸令人事后无比恶心，从而，更使得这个事件作为中华民族在文化和体制上的双重溃败彰显得令人不堪入目而已。「注 3」
二，大清的完败和日本的完胜是文化和体制竞争的必然结果
中日甲午对决，最终以大清帝国的完败和日本帝国的完胜结局而尘埃落定，这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令人大跌眼镜，而且，就是到了近现代依然有许多谜团尚有待解开。
如此极度不对称的战争结局，无论当时或者现代，即使是满脑子一钵糨糊的人都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有着4万万人口规模和逾千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无论军力、战力和战争潜力均远超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华上国，居然在甲午对决时完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可讲？
雪儿简思在她的著作中，不仅从国际关系和中日军力对比的层面，而且，从中日两国各自展开的“改革开放”所发生的文化和体制变革层面，给我们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恕我不能大段地抄袭她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而只能在此点到为止。
如，她在书中写道：“明治时期日本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务省被作为六部之首。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芨英伦，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到1890年代，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还应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因此，日本外交十分注重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并在国际法领域与英国的专家密切合作。在以”法“（国际法）办外交的思路下，日本在高升号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中，反应快速，措施得当，充分地抓住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 ”
而反观清廷，则在一伙完全不知世界大势已经根本发生变化的颟顸愚昧的权贵主导下，从受到无端伤害的弱者，从英国人着意庇护的友好邦交国，居然转眼间就失去了各个列强的同情，并进而在国际法庭的公开较量中遭遇败绩，并最终以赔偿英国人高升号被击沉的全部损失而收场。
雪儿简思继续写道：“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英军在战前总是帮助中国，远东舰队时常尾随日本舰队，将所得情报通报给中国；斐里曼特本人在拂晓的大雾中遇见日本舰队故意鸣放礼炮，将日舰位置通知中国舰队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常袒护清廷的列强，也在清廷那些颟顸愚昧的官僚无知交涉下，而最终倒向了日方。
对此，雪儿简思给出了简洁的阐述：“1895年3月18日，英国官方的《圣詹姆斯公报》（St. James’s Gazette）指出，日本正在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一流强国，英国是无法阻止这一趋势的，而日本对于英国并没有危害，它将毫无疑问地与俄国发生冲突，并逼迫中国更加对外开放，这对英国是有利的。英国要在香港以北地区的中国海岸获得军事基地，只有在在日本的帮助下可以成功。日本如果向中国索要巨额赔偿甚至割地要求，都很正常，当日本开出了停战条件，并且保证绝不影响英国的利益后，英国舆论大为振奋。朝野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高升号的索赔，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列强之间的利益斡旋。”
然而，这一切尚不是高升号事件尘埃落定的最后结局。对大清帝国而言，最屈辱的失败还在后头。
“1895年9月6日，英国外交部将印华轮船公司的详细索赔清单送交中国公使龚照瑗，索赔英金46196.9英镑（约46万美元），依然包括了欧格讷要求缓办的个人索赔。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认为‘日本尚未宣战，首先开炮击毁英船，应向该国索赔，坚拒不许’。一场长达8年的索赔与反索赔斗争在中英之间开始了……”
1902年，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国际诉讼和中国闹义和团招致八国联军干涉之后，是年“12月18日，奕劻等外务部臣僚遂给光绪皇帝上了《为高升轮案现拟通融商结事奏折》，恭请圣裁。皇帝朱批四字：”依议。钦此！‘在坚守了多年后，中国决定接受赔款要求。“
至此，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不宣而战击沉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清廷赔钱了结，共赔偿“33411英镑，按当时市价，合规平银31.2922万两，库平银28.5513万两”。「注4」
满清朝廷在高升号事件中最终以丢人现眼的结局而赔钱了事，孤立地看，似乎是在麻烦不断的20世纪初以息事宁人化解积年纠纷，以获得英国人的欢心，而以吃小亏试图日后与英国人打交道时占得大便宜。其实，真实的历史场景是，当时的世界列强面对一个文化与体制双重溃败的国家，在对日作战完败而割地赔款后，其践踏国际公法没有得逞，遂通过私下的裹挟而令清廷在两害相劝之后，做出的断尾求生必然抉择。
我想，撇开雪儿简思的著作不论，如果要找大清帝国在19世纪外患不断的国际纠葛中，那种能证明其文化和体制上双重失败的经典例子，一部中国近代历史中确实是俯首即拾。然而，大多却没有像高升号事件能牵扯出日、英诸列强的丑恶表演，而令人倍感屈辱、愤懑和悲伤。
史载，当年日军举全国之力冒险和清军开战时，不但没有必胜的信心，甚至做了万一战败后最坏的打算。所以，当日军浪速号击沉高升号时，日本政府特别是其外务省，因为恐惧英国做出强烈反应而一度极为焦虑。然而，没落的大清帝国，作为真正的对外战争的纸老虎，很快就在文化和体制革新后的日本人面前被打出原形，不仅在外交上颟顸失策，而且，在随后进行的黄海决战中，北洋舰队一战而全军覆没，除了签订城下之盟已别无选择，从而，令一度坚定支持大清的英国军方和社会各界，顿然失去热情和依凭。
这，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在英国人看来，清军的溃败，就犹如一头猎物而不是一个同类掉进别人的陷阱里去了之后，再支持这个被别的猎手捕获的猎物，倒不如参与猎手分肥更合乎人的天性。
我以为，清廷在高升号事件上的戏剧性完败，其彰显的毫无疑问是体制和文化的双重失败：清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开放进程，便以此为标志，走向了导致清廷最后覆灭的死路。
三，高升号事件的回声能否成为中日之间乃至作为人类的绝响？
读中国历史，我深感历史对国人的嘲弄是如此无情。去年，我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时，曾说过：“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其主干是‘帝王至尊，以吏为师’，其余的东西全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
晚清帝国所处的时代，当世界的大趋势已经进化到国家间的竞争必须要由一个国家众多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国民才能担当起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新时代，而大清帝国却依然处在一个对世界懵然无知的女人用纤纤手指就可以随意拨弄的状态，大到对当时11个列强宣战，小到对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冤狱平反昭雪，都得这个女人点头才算数，这样的国家如果在和列强的竞争中也能拔得头筹，则无异于说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毫无疑问是由猴子所组成。
考察中国有记载的历史，自汉武帝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人的脑子全部格式过之后，在兴奉儒学的传统中国人眼里，国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家庭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与国的特性是高度一致的，国人普遍把自己看作是属于国家的人，是国家的儿女。在“国家”内，中国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而只有与生俱来的效忠皇上和家国的天然义务。而皇帝则犹如严父，不仅乾纲独断，而且天下人均为其子民。与之对应的臣民和奴才，则在儒教的精神教化，像孩童一般，在严刑峻法下约束下，既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去争取独立于朝廷和各级政府的公民自由。
具体到大清朝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就是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禁锢、竭力维护这种没落文化和体制的前提下，在器物层面从外形上对西方列强的简单模仿，而丝毫没有触及对皇权专制的任何改造，国家体制依然和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西方列强乃至后起的现代国家日本，形同冰炭。
在清廷对外开放的时代，虽然朝廷及其子民们，可以买来英国的铁甲舰，可以从德国搬来兵工厂，甚至把国家主权的象征海关托付给外国人来管理，但清廷君臣们脑后的辫子，则丝毫不敢动几根头发。这也就是说，当日本人完全抛弃了自己老师的所有积弊后，再来和自己的老师较量，其谁胜谁败的历史性结局，在日本人作出准备进军大清朝广袤国土的决定时，就已经被历史老人作出了大致合乎历史逻辑的最终安排。
如果说，以所谓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现代人标准，当时的大清帝国无论从那个角度衡量，都远远比小日本强大，且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当时的中日两国真实图景是：幅员广大的清帝国虽然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外辱和太平天国的内乱，但不思进取进取的清廷，依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搞三心二意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个史称为“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的改革开放运动，尽管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不仅为当时的清帝国奠定了诸如江南造船厂、汉阳兵工厂等近代工业基础，而且，还建立了一支现代武装力量，特别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北洋舰队成军，给当时的世界诸列强以刮目相看。其改革开放的成果，早已超越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所有这一切，在近代史上被史家称作“同治中兴”。
与此同时，做了中华民族1000多年学生的日本国，则在遭到美国人佩里敲开门户和签订不平等条约羞辱后，几乎与大清国齐步走一样，于1868年，开始了史称“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运动。只不过，与大清朝的改革开放迥然不同的是，中国的小学生日本人虽然没有才情说出诸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中国式豪言壮语，但他们却真切地闻到了腐朽而又庞大的大清帝国早已经发出的腐尸臭味，而决绝地选择了“脱亚入欧”，开展了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体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变革运动，其文化和制度的真正现代化，几乎与中国展开洋务运动的同时，飞速地和西方诸列强的国家体制接轨。
据日本历史记载，在明治维新的最初10年中，日本全面引进西方体制，整个日本列岛到处都有来自西方诸国的专业人才，在各个领域指导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最多时，有20 多个国家的 2000 余名外国人，前来日本传授西方诸列强的国家体制和对社会的组织、管理和生产方式。明治政府甚至一度把财政开支的 2% 用于雇用外国专家。与此同时，日本还花大笔的钱财，向欧洲和北美派遣留学生，与当代中国众多负笈欧美的留学生滞留不归迥异的是，他们几乎都回到了日本。他们学有所长地回国后，从英国引入了邮政系统和海军建设，从法国引进了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从美国引进了小学系统和国家银行系统，向德国效仿陆军的发展，就像当年日本人从盛唐学习典章制度和诚心求得鉴真和尚东渡一样，这一回，他们把西方世界的长处，迅速吸收消化而据为己有，把一个甘当学生的民族好学上进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面对中日两国大异其趣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代中国人若真的能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迄今何至于连一部像样的近现代信史、真历史都搞不出来？
对这个可怜的苦难民族，我很想说，高升号事件已成了中日之间乃至人类的绝响。然而，我知道，这个愿望其实很幼稚、很可笑、很荒唐：因为我们大家都刚刚看到，这个可怜的苦难民族居然在唐山摔了重重一跤后，于32年后又在汶川同样的石头上再于众目睽睽之下摔倒。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人类又一个新千年里，谁敢断言，高升号事件不会在著名的“裱糊匠”李鸿章后代手里重演？
后记
《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是我的文友闻声先生的夫人雪儿简思女士研究近代历史的力作。这位现定居于澳洲的近代战争历史文物收藏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立足于西方世界的视野，植根于可考的西方现代报章，其著述自称一格，其视角别开生面。其实，她早在纸媒瞩目之前，已蜚声中外网路世界。如，她设在国内和讯网站的博客，就是这个网站的著名博客之一，与她的先生“闻声-思维就该是闪电”的博客，堪称珠联璧合。
上个月底，闻声先生告诉我，雪儿的新著《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已经付梓中华书局，准备出版。我遂不顾自己才疏学浅，对历史研究接近于无知，而夸下海口，想写为之写个书评。
得知我准备写这个书评后，闻声先生便把报送中华书局审查出版的电子文本发给了我。在5.1过后，直至汶川地震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细细地咀嚼和消化这本从一个时间的断面，以某个事件来剖析近代历史的内核，而令我耳目一新的历史学著作。
说实话，展读这本奇异的历史著作的思想经历，是我所从未有过的。当我被雪儿简思带进黑暗的历史隧道里而心境极度黯淡的时候，从汶川传来8级地震死人超过5万的惊天噩耗。我是在为这个苦难民族痛哭流涕的同时，断断续续地把这个书评写完。
这个书评，与其说是对《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的评价，不如说是对我的国家和民族逝去的历史而唱的一曲挽歌更合乎实际。
但愿我的这曲挽歌，带给我苦难的民族以新生，带给我生于斯、长于斯、也必将亡于斯的这块土地以祝福！
（2008-5-19于汶川地震头七全国哀悼日初稿，定稿于5月24日）
「注1」《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美/保罗*肯尼迪著
「注2」即《江华条约》。日朝于1876年2月朝鲜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名为《朝日修好条规》。因在江华岛签订，故名。
该约共12条，主要内容是：朝鲜除釜山外，另开放元山、仁川两口岸；准许日本在开放口岸往来经商、租借地面、修筑或租用房屋；准许日人在朝鲜测量水域并绘制图志；两国官员不得干涉两国商民的自由贸易；日本除航税外，暂不缴纳一切关税；日本在汉城设公使馆，在各开放口岸派驻领事；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这一条约是朝鲜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严重危害朝鲜的主权。从此，朝鲜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江华条约》也就成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
「注3」《高升号事件简介》
1894年（农历甲午）7月，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载有1116名中国陆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遭遇日本海军。日舰命令该商船随其驶向指定地区，被船上的中国军人断然拒绝后，日舰不顾中日尚未宣战和该船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国水手驾驶，悍然发射鱼雷及大炮，将该艘商船击沉，船上871名中国军人及67名中外水手罹难。中、日、英三国为此事件随后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外交和法律角力，上演更为波澜壮阔的新版三国演义，直到中国政府彻底落败。
这就是国际战争史和国际司法史上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这一事件的具体情节十分简单，事件的经过也只有短短的四小时，但这四小时所发生的一切，在当事的中、日、英三国中，却出现了不同的表述，更出现完全对立的阐释。各方都以国家的名义、利益的名义、正义的名义，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博奕和角逐，搅动了远东国际政治的混水，影响了全球力量的均衡。
这一事件，不仅推动中日两国随后进行一场惨烈的大战——中国史称甲午战争、日本史称日清战争、国际上普遍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更是引起国际法的大变更。西方对此一事件的研究主体，不仅在于史学界、军事界，更包括法学界，其研究之广度、深度和重视程度，都远远超出中国学界。
高升号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国际事件，而不仅仅是中日两国的对抗。
1894年朝鲜民变，早已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借机扩大事端，驻朝兵力迅速增长，取得对中国军队的优势，中日对抗日趋严峻。为肃反平叛和备倭援朝双重目的，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增兵。隶属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十一《英国外交文件》中，将著名的怡和洋行字号音译为“贾丁-马西森公司”，可见译者对历史的隔阂，易生混淆，引用此类权威历史文献译本确需小心校核。）下属的印度支那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Ltd）的高升号、爱仁号和飞鲸号三艘商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清军租用。
与此同时，列强军舰加强了在黄海的巡弋，一方面是采集中日两军的情报，另一方面也是保护各自在远东的利益。
在高升号被击沉后，闻讯而至的英国、法国、德国军舰，先后从出事洋面上救起上百名中国军人，事后，中国政府还向参与救援行动的三国政府发去了感谢电，并授予该三艘军舰及相关人员荣誉勋章等。
高升号本身的英国海员、乘客中的李鸿章德籍副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被日本人俘获的操江号的丹麦电信技师弥伦斯、目击了全过程的英国船飞鲸号船长、同样以及在出事海域不远的多国巡弋舰只，各路国际人士各怀目的，但都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一悲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