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推诿的冷血境界

官僚体系对于责任,有推诿的传统,体系中的机构喜欢推,机构中的个人也喜欢推,凡是出了事,上级未查之前,大家先玩太极推手。在清朝和民国的档案中,凡是有事,有大事,大到上头要追查的时候,或者仗打败了,最后总结的时候,所涉及的各个机构,各方官员,各找各的借口,各说各的理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把责任推出去,小头推不掉,推掉大头也是胜利,巧舌如簧的高手,看他那奏章或者报告,不惟无罪,而且还有功。最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出了事故,死了人,但涉及到的几个机构乃至官员,都说自己没责任,最后上级派人来查,查来查去,结论居然是谁也没责任,赔点银子给苦主了事。

那时候,一般官员都喜欢碰上点小灾害,只要摊上有点规模的小灾,自己辖境内的所有毛病,就可以一笔勾销,全赖到灾害上去。自己的所有指标完不成,都没有关系,禀告上司,都是灾害闹的,钱粮收不上来,官司断的一塌糊涂,境内出了乱子,都可以说是因为有灾或者救灾。把责任推给别人,比较麻烦,你会说,别人也长着嘴,你能走关系,别人也不吃素。天降灾害,把责任推给老天,天下那里有这样合适的顶杠人,任你胡编乱造,老天都一声不响。

说起来,地震跟其它灾害一样,也是个官员推责任的好机会,不过,跟古代不同,今人的公共建筑比较多,而且这些建筑,都是政府负责修建和督建的,即便属于私人财产,政府也有批准监督之责。如果这些建筑正在使用期间倒了,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损害乃至人命伤亡,政府和相关责任人都有责任。如果责任人比较晦气,摊上像韩国汉江大桥和某百货公司那种毫无来由地突然倒塌,那么当年谁建的,谁审查的,抓出来就是,像推也没地方推去。但是只要有点由头,相关责任人就可以推,比如九江大桥,被一艘拉沙船碰了一下,立即崩塌,但责任可以全都赖在那只倒霉的拉沙船上,别说拉沙船,就是一只海豚,也照样要负责任。在这个时候,就用得上专家了,专家一到,三下五除二,连试验测定都用不着,结论便出台了。专家就是专家,无论怎么做结论,一般都是替官方推责任。

因此,此番地震,有人,特别是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要追究学校垮塌是否有豆腐渣工程的责任,命里注定是件难上加难的难事。这不,成都方面已经开了专家会,对地震垮塌的公共建筑的责任问题,似乎已经提出了权威性意见。地震专家说,理论上8级以上地震,所有建筑都可能倒塌。这个结论此前好像一位文化大师已经做出来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戏剧学出身的人,也可以讨论地震导致的建筑倒塌问题,而且跟地震专家高度一致。法律专家说,凡是多因一果的事情,都无法追究法律责任。也是说,就算是豆腐渣,只要地震和建筑质量问题共同存在,多因一果,法律就只好干看着。也就是说,就是建了豆腐渣学校,也没事。建筑专家说,地震倒塌的建筑,情况非常复杂,如果找不到原始图纸,就很难确定工程质量。看来,那些用铁丝代替钢筋,违规用砖墙加预制板建设的公共建筑,只要找不到原始图纸(地震后,十有八九找不到),就只能判定,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这样的有关当局,这样的有关专家,让我们说什么好呢?幸亏,这个地球上并不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更不是只有我们有地震。我们的近邻日本,就是个地震多发高发国家,就在我们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过不久,日本也发生了一次7级以上的地震,人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近邻,那里的房屋倒塌的如此之少,为什么那里的学校,可以当地震时的避难所?而且同样在汶川地震中,有的学校不倒,有的学校瞬间全垮,这些现象,不是专家,用肉眼和常人的知识都可以做出判断的。

我们已经见识了太多的专家和专家的专业性意见,每逢公共灾害的关键时刻,专家的意见,不知道为何,总是和人的常识相反,却又拿不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程序,试验数据,更不用说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服公众,却毫无顾忌地一屁股坐在有关责任官员一边。这样的机构,这样的专家意见,除了冷血地替官员以及相关责任人推诿责任之外,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昝爱宗:十问贵州当局负责人石宗源

一、6.28贵州数万人参与的抗议活动,若是黑恶势力操纵、策划的,那么政府就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黑恶势力身上,难道贵州瓮安当局就与此事没有一点责任了?

二、贵州日报和新华社已经公布了贵州瓮安真相,如果这个真相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开放众多媒体的自由采访?而且官方媒体上为什么只有贵州日报和新华社的同一种声音?

三、如果说黑恶势力在瓮安很强大,如果6.28事件果真是”对我党和政府公然挑衅”,说明黑社会形成由来已久,正不压邪了,请问政府建政59年了,贵州瓮安的”正”逃到哪里去了?从邪不压正到正不压邪,瓮安的黑恶势力猖獗到何等地步?请公布真相和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综合评估数字?

四、石宗源先生以前当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是个共产党员,请问一个常识问题,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新闻是以为党服务为至高准则,还是以为公众报道真相为至高原则?

五、贵州日报称瓮安县委书记没有亲戚在瓮安,而且6.28事件也只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也只是一小撮人浑水摸鱼,可我们看到照片和视频,有不少中学生参与,即与死者年龄相仿的人参与,难道他们都是不明真相者,还是他们就是暴徒?

六、陕西华南虎事件后网络和传统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评论潮、质疑潮,可贵州瓮安事件十天来,仍然没有公开的质疑潮和主流媒体上公开的评论潮,与纸老虎铺天盖地的评论潮和质疑潮相比,恐怕瓮安事件不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地球人不应该知道”,而且贵州人也未必知道,这难道也是”黑恶势力参与策划和操纵”的结果?

七、温家宝说过,是人民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吧。我问:贵州当局何时把瓮安事件的调查权移交到贵州之外的第三方,即贵州当局回避,中央作为仲裁方,请第三方独立调查,作出权威结论,如何?没有独立调查权,就没有独立发表意见权,石宗源先生可否认为”凡事就是这个理”?

八、石宗源先生,你作为贵州省党委书记,省人大主任,请问你作为贵州的最高掌权者,请问你本人在6.28事件中应该承担什么样领导责任?如此数万人的抗议,若在韩国,第一把手及领导班子早就全体引咎辞职了,请问你又没有这个打算?你当政以来的反对呼声有多高,人大会议上你有过反对票吗?有多少反对票?

九、民众对政府的抗议,说明政府的领导能力极其糟糕,政府的公信力也下降到最低点,请问石宗源先生,通过6.28事件发生,你们政府的公信力何在?还有下降的空间吗?贵州当局何时才以客观真相和务实来回应公众的质疑,提高公信力?

十、请问你能就上述问题公开在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贵州金黔在线、网易网、21cn、腾讯网上回答并现场直播吗?

谢谢!

昝爱宗2008年7月3日

余  杰: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波兰高级神职人员维尔古斯刚刚被梵蒂冈任命为华沙大主教之后,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合作的经历迅速被曝光。波兰教会的调查委员会在星期五发表公开声明:“有很多重要文件都显示出威叶格斯教父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表示他愿意与共产党情报组织合作,而且他已经开始了合作。”维尔古斯本人则发表声明说:“我没有进行任何情报活动。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说那些文件只是被那些共产党人员编造出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秘密文件被发表出来之后,他不得不承认与秘密特工接触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维尔古斯在就职典礼前一小时宣布辞职。梵蒂冈驻波兰代表处表示,教宗本笃十六世已接受了维尔古斯的辞呈。

宗教领袖在一个社会里常常充当道德的持守者和精神的象征,如果宗教领袖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将危及整个教会的声誉以及信仰体系的稳固。在天主教徒占绝对多数的波兰,有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民众要求维尔古斯辞去红衣主教的职务。此事件让波兰民众再次聚焦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历史学家估计,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神职人员同意告发他们的同僚。在其他行业,这个比例只会更高。曾经受人尊敬的前财政部长泽塔·基洛夫斯卡因为被指称曾是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而被革职,尽管她本人强烈否认。

近期,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去共产化法案”,禁止波兰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这一法案将导致数千名在政府、商界和传媒工作的人士被撤职。和其它前苏联集团的共产党国家不同,波兰的变革启动的时间最早,由于团结工会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若干协议,使得清算前共产政权的同谋者的工作被搁置了。直到现在,前共党政权中的秘密警察及告密者,并没有被禁止担任公职,只要他们签署声明,承认过去的经历,便可以继续原来优渥的工作。

许多波兰人对大多数秘密警察和高密者没有受惩处感到不满。为了实现转型正义,波兰通过的这部新法律,允许将一些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的名字和关于他们的部分档案,放在互联网上公布。一些官员、公司雇主、新闻工作者和教师将受到严格的审查。该法案还禁止当过秘密警察的人出任某些公共职务,削减他们的退休金至最低水平,以及宣布共产党的秘密警察机关为犯罪组织。这个新法律将给波兰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更多的真相的揭示,让受害者获得安慰,让加害者受到惩罚,让正义得以彰显,让民主得以巩固。这是波兰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走向未来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

与波兰红衣主教维尔古斯的丑闻相似,几年前在匈牙利,也传出了“新总理原来是间谍”的消息。《匈牙利民族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政府文件的影印资料。该资料显示:当时的内政部长安德鲁拉斯·本凯推举“D209同志”担任反间谍部门的第一副手。这位“D209同志”的简历也在报纸上曝光,简历中的出生年月日、经历、甚至母亲的娘家姓等资料一应俱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D209同志”就是总理迈杰希!当天的报纸被人们抢购一空。不少人对迈杰希隐瞒间谍身份超过二十年感到无比愤慨;更有一些选民大呼上当,后悔大选时“把神圣的选票投给了这个无耻的骗子”;某些保守党议员则号召群众起来要求总理“认错、道歉、走人”。

在民主化之前近半个世纪的专制时代,匈牙利的国家安全部完全模仿苏联克格勃的制度,分为搜集情报、反间谍和秘密警察三个部分。其工作受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局”指导,实际上受苏联的控制。一九八九年苏东剧变之后,匈牙利的秘密警察部门被解散。新宪法规定,曾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人永远不能为政府服务。迈杰希在旧政权中当过财政部长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等要职,也曾隶属于反间谍部,法律并不禁止有此经历的人再次为政府服务。但是,由于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迈杰希一直隐瞒这段历史,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选民的信任。在舆论压力之下,迈杰希不得不向国会坦白: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在财政部国际司工作期间,他曾为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工作。他努力为过去申辩,表示自己并非间谍。面对数百名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的议员们,这位风度翩翩的总理吃力地说道:“我只是参与制止外国间谍掌握匈牙利的情报。需要强调的是,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是传统的保卫国家的工作。反间谍工作者并不是密探,更谈不上是告密者。”

看到维尔古斯和迈杰希们尴尬地、吃力地辩解的神情,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审判,永远不会迟到;审判席,永远不会缺席。每个人都必将为其言行和选择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从容地逃遁。掩耳盗铃者所欺骗的只是自我的感觉,强词夺理者所说服的只是本人的内心。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都蒙骗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记忆就不可能被全面篡改。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你所做过的每一件恶行,都像一颗定时炸弹潜伏在你身边。你可以泯灭良知,你可以出卖灵魂,你可以狐假虎威,你可以为虎作伥,但是天上有一双上帝的眼睛看着你,地上还有千万双老百姓的眼睛看着你,你无从隐藏那些卑劣的行径和赤裸裸的谎言。

曾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中谈到两德统一后东德秘密警察的状况。东德的秘密警察叫“国安”,其工作是“保护国家安全”——中国的秘密警察们也以此自诩。国安局的“敌人”在国内,其矛头对准同胞——所谓对国家的“忠诚度”不够的公民。国安局声称他们是为了保护人民,也就是“那些对党的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于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极权主义的爪牙们“合法”地对人民实施着无所不在的迫害和监视。他们说,他们是在执行任务;他们说,他们为此感到自豪。

当柏林墙倒塌之后,愤怒的人们涌进几十年来都令人胆寒的国安局大厦。他们要把那些从前看不见的、也不敢去探究的“黑手”抓出来。莱比锡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起来。在大家的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语无伦次地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名不可一世的警察头子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这幕场景象征着人类自由、梦想和尊严的胜利。人们并不是故意要羞辱这名要人,而是为了申明正义的力量和人权的不可侵犯。所有充当过专制者帮凶的人士,都得为过去所作的所有违法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当黑夜过去,白昼降临的时刻,秘密警察便成为被民众唾弃的一群人,告密者们也无从逃遁。昔日的苏联东欧各国,控制国民的最重要的手段便是秘密警察以及线民网络。如今东德的档案馆里遗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文件资料,龙应台别出心裁地以“大河文学”命名之:所谓“大河文学”,厚度有一百公里长,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八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这些秘密档案解密之后,普通公民均可查阅。真相是令人恶心和窒息的——“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十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己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密谈’的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病医生的倾谈,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这才是最真实的、原生态的历史。

看来,维尔古斯、迈杰希们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凡是经历过黑暗时代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它们的“维尔古斯”和“迈杰希”,大大小小的罪恶通过“大河文学”的形式凝固下来。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不也有过与之相似的“大河文学”吗?然而,再凶残的独裁政权也不可能永远让民众生活在噩梦之中,特务和告密者能够猖獗到几时呢?当阳光扫描过这一张张底片的时候,善与恶、真与假的判断便翻转过来。龙应台感叹说:“这一百公里长、三十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这一切,发生在东德,发生在匈牙利,发生在捷克,发生在波兰,发生在俄罗斯……这一切,还将发生在更多的国度里。

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背叛良心,没有人可以一手遮天地干尽坏事。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共产政权”时期,换言之,维系此一政权的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利益的纠缠和占有。有一个笑话说,国安部的特务头子向党魁胡锦涛汇报法轮功的动向,胡锦涛询问说:“法轮功宣称他们有一亿信徒,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特务头子说:“那是他们吹牛,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他们的忠实信徒只有三十万左右,在海外参与各种抗议活动的其实总是那批人。”胡锦涛喟然长叹说:“唉,还是比我们多,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数,还不到三十万啊!”在我看来,胡还是过于乐观——真正出于信念跟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员的人数,恐怕连三个都没有呢。

那么,为什么特务们仍然尽忠职守呢?近年来,中共的特务们早已失去了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早已失去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将所从事的工作仅仅当作是一种“职业”或一个“饭碗”。因此,他们在奉命加害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上访者、宗教信仰者等同胞的时候,即便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热情,却也毫无罪恶之感。他们有恃无恐地恐吓天安门母亲群体,虽然他们自己也有母亲;他们用暴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家长,虽然他们自己也有子女。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根本不敢对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坦承。他们不是魔鬼,但他们确实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扭曲的生活。他们私下里偶尔会对施暴的对象表示同情,但更多的时候则显露处人性的凶残的一面。

二零零八年“六·四”祭日,那个刚刚对刘晓波施暴的警察头子,转瞬之间却又向刘晓波道歉,并诉苦说:“我也是两头受夹,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他的道歉,既有向温家宝学习的、作秀的一面,也有真情实感的一面——这确实不是“人”做的工作!在我所接触过的特务当中,也有人用无奈的口吻说:“我们彼此要多理解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坏呀!”很多与此类秘密警察打过交道的朋友都说,特务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吃警察这碗饭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以后你们当权了,不也要用警察来为你们服务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所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共产党的党产,他们故意用此种说法来解脱自己。这些价值虚无主义的辩护和解嘲,其实并不能让特务们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平安,也不能让他们在未来获得一条出路。未来的民主中国,不会是特务和告密者们的“乐土”;特务和告密者们只能因为昔日的若干恶行,而沦为失业者——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聪明的雇主,会雇佣此类没有善恶标准和法治观念的“打手”。

共产党并不是一块抽象的招牌。共产党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邪恶的打手、贪官、酷吏、党棍所组成的。抽象地谴责共产党毫无意义,我们需要将目光对准每一个参与罪恶的特务和告密者。是的,你们无从逃避:那些制造师涛等现代文字狱冤案的警察和司法人员,那些中宣部的新闻检查官,那些在网络上游弋的监视者(“五毛”),那些定期向特务提供情报并炮制出“新青年读书会”冤案的线人……是的,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老还是少,法律的法庭、道德的法庭和历史的法庭的审判席,都不会让任何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缺席和逃逸。无论你贵为帝王,还是卑若走卒;无论你是口含天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还是在“以服从为天职”的教条下对群众开枪的士兵;无论你是像维尔古斯和迈杰希那样的社会名流、高级官员,还是默默无闻、奉命行事的警察、法官及线人——在最后时刻,你都得独自走上法庭,独自面对审判,独自面对媒体报道;然后,回到家中,面对家人谴责的面孔,面对孩子纯真的眼睛。没有人会替你顶罪,你也不可能将罪过推脱给别人,你更不要存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那些习惯黑暗的鼹鼠,最终还得生活在阳光之下。半个多世纪以后,正义的力量对于纳粹逃亡者的追捕仍然在进行之中;二十多年以后,正义力量对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的清查仍然在进行之中。人们没有那么容易忘记。当然,和解和原谅是必须的,但审判和忏悔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对罪恶及其文化土壤的清除,便无法建构起以正义为根基的道德伦理价值来。是的,我坚信:阳光,只有阳光是永恒的。阳光所带来的正义,将充满每一个曾经被邪恶所侵占的黑暗角落。诚如圣经所说:“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定稿

杨宽兴:“瓮安事件”中官民冲突的导火索

言论自由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事件时,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从而在信息尽可能充分的基础上形成判断。当某一事件发生后,由于信息发布者的不同立场、角度和认识能力,其观点都可能是片面的,面对某一方面信息时,我们应以类似法律上“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严谨态度,综合分析判断以形成尽可能符合实际的观点。因此,正如官方声音并不代表真理一样,民间言论也不具有天然的可信性,而且,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由于民间不具备完整的调查手段,信息交流和发布的渠道受限,它在某些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里所释放的信息更需要经受严格的检验。

焦点性的群体事件往往伴有一个信息快速产生和汇集的过程,事后来看,其中包含的信息往往并不十分准确,比如近年来颇具影响的万州、大竹和刚刚发生的瓮安等事件中,民间一开始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够准确的:万州事件中,胡权宗自称当地某局局长,“局长”的蛮横霸道激起了民愤,导致万州暴动,事后,当地有关部门称胡权宗其实不是什么局长,而是某水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大竹事件中,一开始网络传言莱仕德商务酒店服务员杨代莉被来自省城的“三名高官”酒中下药轮奸致死,事后,根据当地警方的调查,强奸杨代莉者系酒店员工刘持坤,刘持坤因此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三名“省城高官”应是不存在的;瓮安事件迄今并无被公众认可的鉴定结果,不过,7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的部分言论虽有可疑之处,但似乎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此前传言中省里的“姜厅长”为“奸杀”李树芬人员后台的说法,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当地县委书记与他们有亲属关系。

由此可见,三起大规模群起案件中,引发骚乱的部分原因——官员涉案——并不是确凿无疑的,除尚未有最终结论的瓮安事件之外,我倾向于认为第一时间来自民间渠道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有时甚至与事实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抛开存有争议的暴力行为不谈,仅就事件的迅速升级而言,是否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民众的轻信与无知?是否可以认为丑化“官员”的谣言就是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作出肯定的回答,三起事件中,民众将矛头对准政府就是错误的,此后所发生的集体行为则既不是骚乱,也不是民变,而正是官方所定义的“打砸抢”乃至彻头彻尾的暴乱。

那么,当“虚拟”的官员被事后的调查所否定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该对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抱以道义上的同情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审视目前中国社会官民对立情绪的激烈程度和根源。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民众的激烈行为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谣言和道听途说之上的非理性发泄。

首先,三起案件中最初传言的某些涉案“官员”可能并不存在,但事件中都有权力侵害平民的因素,因此,传言失实只是部分失实,所谓“官官相护”并非民众的凭空想象。在万州事件中,胡权宗虽非政府官员,但作为水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他应属工商部门的编外人员,而且与前来处理纠纷的110警察认识,警察在现场与胡权宗握手寒暄,并放走了胡权宗,表面看这只人情因素作怪,其实背后有权力的影子存在,至少,在双方情绪严重对立时,警察的做法实在太容易让人相信胡权宗的吹嘘;大竹事件中的三名“省城高官”虽无法确认,但莱仕德的实际出资人是当地派出所所长,当一个政府官员公然参与到商业经营中去的时候,谁敢说他不会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当杨代莉的第二次尸检报告出来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的尸检报告是如何的轻率和错误,难道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仅仅是法医的疏忽吗;瓮安事件中,当受害人李树芬的家人到公安局要求介绍情况时,被警察粗暴对待,然后在刚刚与教育局领导谈话后又被不明身份者殴打,而当地警方显然没有尽力查找作案者,这是目前各方不存疑义的事实,这些事实足可表明政府有关部门在李树芬死后采取的是一种冷漠乃至冷血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如果不把事闹大,就很难获得了解真相的机会。群体事件的形成需要有一个酝酿和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与谣言的相伴而出,是信息封锁和言论操控的必然结果。孔力飞先生的《叫魂》一书详细记述了发生在清代的一起“谣言”迫害案,从中我们会发现,谣言的形成是一个十分自然却又难以追究的过程,清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都无法查清谣言的最初来源,反而制造出许多冤案。事实上,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将谣言的形成视为某些“别有用心者”针对政府的恶意设计是愚蠢的,不管怎么说,在当今社会的传播条件下,只要允许媒体自由报道,谣言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只要有了新闻自由,当某些尖锐矛盾发生时,人们会根据已经形成的心理习惯,等待有更权威可靠的信息后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在近年来的绝大多数突发事件的发酵过程中,媒体都有足够的时间告诉人们更多、也更准确的信息,但在今天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新闻”从来不成其为新闻,人们也没有根据新闻报道判断事实的习惯。有时候,“新闻”甚至是假话的代名词(我们都不会忘记SARS和纸老虎事件之初的所谓“新闻”),于是,“谣言”就成了民众形成判断的唯一来源,可能并不存在的“官员”恶行也成了人们愤怒的诱因。

除了这种信息传播的限制之外,经验事实也是民众采取大规模聚集的原因。即使在事件发生并造成巨大社会影响后,在官方的说辞中,我们也很难看到政府对有关官员们激起民愤行为的批评和反思,这些行为要么被政府有意忽略,要么被轻描淡写,简单的官方定性使事件看上去都只是少数人煽动的结果,数万参与其中的民众变成“不明真相”的群氓,而官员们却是严谨而忠于职守的。但现实世界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官员和政府并不是喉舌自夸的样子,而是腐败、渎职、粗暴、官官相护。所以,中国人基于事实和日常经验的这一认识,并不会在突发事件来临前有所改变。相反,在这些突发事件诱因的刺激下,多数事件的参与者会认为政府官员坏得再不能忍受了,这时候,虚拟的“官员”及其恶行就会与权力者实际的错误共同刺激着民众情绪。

也就是说,具体侵权案件并不是突发事件的全部动因,很多群体事件的参与者其实是借助这样的事件来发泄他们平时积累的不满情绪。不可否认,这样的发泄有很多是文不对题的,“传言”中的官员作恶并不总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更多、更严重的官员侵权行为由于缺少合适的契机,根本就没有发展成反弹性的群体事件。

概言之,大量的衙门侵权和官员蛮横已经导致普遍的官民对立心态,而没有新闻自由的媒体又不能及时向社会提供全面、权威的新闻报道(自由的新闻报道会使人们期待侵权事件的法律解决),官方媒体的报道更无法得到社会的信任,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渠道和日常形成的对于权力和官员的一般认识来判断所发生的事,这就使得很多群体性事件在事后看来并不具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但在不考虑事件中民间暴力因素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苛责这些事件的参与者,至少,我们无法改变民众相信“谣言”的现实。

因此,拘泥于对民变事件起因的细节分析是不够的,官权如果不能真正改善其扰民、害民的整体形象,不能还社会以新闻及言论自由,很多情况下,官方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放大。由于在更多的情况下官权侵害根本不为被害者之外的社会成员所知,被害者几乎不存在有效的救济渠道,所以,这种对官权错误与罪恶的放大并不意味着对于权力及权力者的不公平。毕竟,在官民对立这一点上,权力是一个整体,正如我们一次次看到的,民变事件发生后,必须借助外力的强力压制才能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权力侵权事件都是官权形象败坏的一部分,它在民众的心中形成累计。

对于突发事件的事后调查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因为传言与事实存在部分差异而简单化抹黑民变事件及其参与者,却不肯完整地向民众说明真相,不肯就权力所犯的错误向民间道歉,那么,民众对于权力的不信任态度会被继续强化,而且民众会得出“官官相护,无处说理”的经验判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为下一次的民变培植条件,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很多人要么怀着把事情闹大再闹大以求公正的希望,要么因为绝望而产生与权力者玉石俱焚的非理性情绪,使社会处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之中。

最近一段时间来,因官民对立导致的恶性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这是向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向官权发出的某种清晰信号,多年积累的深层社会矛盾可能将进入一个显性发作期,此时,当权者如果不认真反思如何缓解和平复官民之间的紧张状态,而是一如既往地作出僵化的应对,或寄希望于一次又一次的强力压制,将会使和谐社会的希望彻底破灭。

          2008年7月2日

凌沧洲:谁才是玩弄民主的幕后凶手

北京夏日的雨狂风骤挡不住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2008年6月28日下午,40余位北京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维权律师,参加了一场名为”请律协先民主起来”的研讨会。出席者包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资深媒体人、北京作家凌沧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泽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系湛中乐教授,北京邮电大学青年教师许志永,维权律师程海、李午汜、刘子龙、丁锡奎、李方平、韩一村、刘晓原、江天勇,博客中国网主编王德伟等人。以2008年6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曝光去年底宁夏律师协会选举作废引发抗议事件的新闻为讨论由头,与会者畅谈中国选举的现状。会议触及律师协会自治、尊重律师权利和民主规则、公民参与和维权、新闻媒体自由等问题。会上,本次会议的发起人周泽副教授公布了他的公开信:要求宁夏律师协会的”当选”会长辞职并向公众道歉。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套用著名学者傅斯年要求宋子文下台的名言—“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最后总结了三句话:”这个样子的律协会长非下台不可,这个样子的丑闻非揭露不可,这个样子的假民主非告别不可。”部分本地与外地媒体的记者、青年大学生也聆听了该次会议。以下是资深媒体人、北京作家凌沧洲在会议上的发言——)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讨论他们的权利,也是讨论我们的权利。不仅要像华生医生一样对宁夏律协选举作废事件作切片解剖,也要像福尔摩斯一样思考、推理究竟谁才是践踏自由、玩弄民主的真正幕后凶手?

今天我提出三方面的问题,与大家分享:

一、新闻自由

宁夏律协选举作废遭抗议的新闻能得以曝光,首先感谢公民记者网上的帖子,正是互联网这样时代的礼物,使信息得以快速便利的流通。我们也要感谢民主与法制时报的记者李继锋先生揭露黑幕。但是从新闻的专业角度来说,这起去年底的事件,今年年初的帖子,到现在出笼的”新闻”,略嫌晚点。当然,能穿越重重障碍,曝光这起丑闻出来本身也是一胜利。十年前,我为著名记者昝爱宗先生主编的《第四种权力——中国的新闻立法与舆论监督》作序,引用”嬴政梓棺费鲍鱼”的典故,写了两句讽刺诗:”他们封锁消息达几月之久,说是给了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

除了时间封锁,还有地域封锁,美其名曰:”不许异地监督!”。既然异地不让监督,本地让不让监督?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化堕落被双规,新华社也报了的大新闻,你们去看看第二天的北京市属报纸?哪家报纸刊成了头版头条?全都没有!

宁夏律协选举作废事件,宁夏哪家报纸报道了?

新闻自由之于人们的安全感,就好像我们开车、行路,我们有权知道路上是否有大黑洞,否则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民办的报刊,如果一个地方网络上还有锁贴、屏蔽、防火墙封锁,那么任他吹得天花乱坠,任他涂脂抹粉像老妖精,那里有没有新闻自由,是绝对需要质疑的!

二、结社自由

宁夏律协应该是一个民间团体。假如有部分律师不认同这个律协,想自己成立一个新律协或者律师自助团体,有无可能?回答是不可能。宪法上虽然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是《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使这种操作没有可能。

最近海外媒体透露张艺谋执导的奥运开幕式歌舞,要以汉唐盛世为主调。如果消息属实,我要说:张大导演,别糟蹋玷污汉唐盛世了!

汉唐盛世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状况如何?汉文帝废除妖言诽谤罪,唐诗使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批评得以自由传播。即使东汉时代,内忧外患,太学生三万人也在集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公开地抨击时政,虽然后来遭到镇压,但我们先民的勇气和自由精神岂是奴才们能理解的?!12世纪,金人南侵,太学生陈东与开封军民集体向宋朝皇帝请愿,逼迫皇帝收回罢免李纲的成命;大宋中国沦陷、蒙古人征服之后,1285年,知识分子仍在集结,结成诗社,公开征文,获第一名的是诗人连文凤的诗作,第一句:”老我无心出市朝。”就表明了决不向征服者屈服的特立独行的信念。甚至明亡之初,铁壁还未完全合围,东方奥斯威辛——尚阳堡、宁古塔人丁还未爆满,南方受过明帝国洗礼的知识分子仍在集结。1653年,在苏州虎丘,上千知识分子聚会,但满清征服者和统治者早看出自由结社的危险,收买已经在幕后进行,社团领袖吴梅村被收买招安出任清帝国的国子祭酒一职。尔后,满清帝国颁布空前恶法,禁止士子订盟。甚至禁止汉人传统的桃园三结义,连结拜兄弟也在满清帝国的严打扫非行列了,至此,结社自由第一次全面陷落。

所以,像张艺谋这种在电影《英雄》中表现向暴君和独夫民贼叩头、请安精神的艺人,哪里能理解得了汉唐盛世的风韵呢?由他来搞点焚书坑儒舞、兵马俑舞、辫子舞、黄袍马褂舞、义和团刀枪不入舞,我看是挺适合的。

我们能看清有些人要搞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什么汉唐盛世,而一定是指向文字狱满天飞的”康雍乾盛世”的。

三、选举自由

没有竞选,没有公开的辩论,没有透明的唱票过程,没有候选人得票数的公布,就决没有民主选举。

现在民主这个词泛滥得很,什么民主推选、民主测评、民主作风、民主监督……民主这两个字,就和”人民”这两个字一样到处使用,什么人民币、人民医院、人民教师、人民公安、人民警察……你是不是非得加上”人民”这两个字,才会觉得这样人们就不会以为那是鬼币、畜牲币、禽兽币啊?!

老舍先生的《猫城记》描写火星上的猫国到处都是教育:”教育?猫国里除了学校里没教育,其余处处都是教育!祖父的骂人,教育!父亲的卖迷叶,教育!公使太太监管八个活死猫,教育;大街上的臭沟,教育!兵丁在人头上打鼓,教育……我一听到教育就多吃十片迷叶,不然,便没法不呕吐!”

现在有人讲民主,就和这差不多。几个高官共用一个情妇,民主公共汽车!老爷们寻租设局、敲骨吸髓、搜刮民财,民主分赃!我一听到这样的”民主”,我就没法不吐!

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中国教科书、主流媒体上的一个谎言:说我们中国是近几百年来才落后西方了。我要说:在民主的旅途上,在自由的旅途上,中国文明落后希腊、罗马文明何止两千年!而且这差距在目前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两千多年前,雅典公民就在票选首领,参与公共事务;公元前一世纪的一个早晨,凯撒吻别他的妈妈,说:”今天我将出人头地,或者破产流亡。”他要干什么?参加罗马大祭司的竞选!罗马伟大的作家,雄辩家、律师、元老院元老、共和国坚定的捍卫者西塞罗,曾经被暴民恐吓而被迫流亡,他要回到罗马,要经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票决,而你们可以看看,赞成票和反对票都被历史记录!

今天,当我们评价小小的宁夏律协选举作废事件时,看看我们的民主文化与西方的差距何止万里之遥!今天当我们看看美国大选,甚至我们中华的台湾大选时,也许场外有些人感到做奴才奴隶的无尚光荣、无比快感,而我凌沧洲,只感到做为一个人的无比悲凉、无限耻辱!

“活着的人都在缓缓走向废墟。”在我们变成废墟之前,重要的是:我们曾经为我们自己的自由民主、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民主,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根据凌沧洲在2008年6月28日北京民主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冉云飞:稳定是个色情狂

需要群众来打帮捶的时候,来替他们造势的时候,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民众要主张他们的利益,起来反抗官方镇压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且不管多少,都是一小撮。他们多方渠道主张自己的权益,伸冤,上访,走完一切能够走的渠道后,他们被逼上绝路,善良的兔子偶尔也会咬人。于是官方就有一大堆说辞,其程序如下:

第一步:群众是不明真相的,人数是一小撮的,情绪是被煽动的;

第二步:伸冤是被利用的,消息是要封锁的,敢闯是要倒霉的;

第三步:外媒采访是反华的,真相是由新华社通搞的,它的身体是最好的;

第四步:自首是必须的,另一拨群众此时不仅是广大的,而且他们是雪亮的,当然他们更是谴责的;

第五步:小爬虫是在前线的,小佬是指挥的,中佬是坐镇的,大佬是做指示的;

第六步:一切是要压倒的,当然是不包括稳定的,这话的逻辑是最强的;

第七步;稳定它是最hi的,中国的G点是由它搞定的,所有高潮都是围绕它转的;

第八步:坏事是要掩盖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

第九步:事件是要总结的,英模是要表彰的,一派总是和谐的,党总是为人民的,政府是值得信任的;

第十步:灾难总是重复的,只是变换地点的,子子孙孙是无穷尽的,又从第一步开始的。

2008年7月2日8:31分于成

廖亦武:大地震纪事(7)

2008年5月23日后晌,阴沉,凉爽

我们在农家乐路口消磨时光,村民们围上来盘问来历,我随口答“写字的”。一黑脸膛男人点头道:书法家嘛,胡乱刷几墨笔就能卖钱的那种。我只得注脚为“写书的”。黑脸膛又点头道:作家嘛,胡乱编个故事就能卖钱的那种。一少年道:叔叔,河那边有一个你需要的素材。我问啥子素材?死人么?我晓得对面垮山,埋了好几个正在种地和旅游的。少年摇头,并领我来到沟坎边,指着滑坡冲积而成的水湾湾道:看见素材没?那一段乌木。我抠着秃脑门,笑得很白痴。少年继续道:乌木是原始森林演变成的,埋好多好多年,这次又被地震给翻上来了。超级棒的故事哦,叔叔,就看你咋个编排了。我惭愧道:叔叔脑子震坏了,搞不成这样的作家活儿。那个姐姐脑子好用,你找她去。

于是少年缠上小金,几分钟就水乳交融。小金猛夸少年之余,顺便问他在哪儿上学?少年答就在下面读初一。又问地震中死人没?又答只死了十几个。教室垮好几间,绝大部分学生都逃脱了。再问老师跑在前还是学生跑在前?再答老师腿长,当然跑在前。我哑然失笑。不禁想起先跑老师范美忠,只因公开张扬,一夜之间就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还在网络上拥有一首配备视频的《范跑跑之歌》。

烂鱼味随风飘荡,一阵比一阵猛,连村民们也受不了,纷纷捂上口罩。少年领小金躲入靠山脚的农家乐遗址,经过灭顶之灾,这儿只剩“快活林”的蓝布招牌在孤零零晃动。少年的姐姐跟上来解说道:地震时,这面悬崖像在跳现代舞,左右颠,上下颠,咚咚咚的,跺脚,在地心深处跺脚。房子受不了,两秒钟,瓦片就没了;三秒钟,稀里哗啦全倒了。山上的石头、泥巴如下雨,有棵大树被拦腰砸断,堵门的石头比门还高。还好,人都在外面,在马路边搭帐篷的位置。小金咋舌道:看这满地破烂,估计蚂蚁也死光了!不料少年的姐姐却笑道:蚂蚁死光了,我们家的猪还活着。小金道:猪是极聪明的动物,地震一来,它们恐怕比人类还逃得快吧?少年的姐姐道:猪圈被埋了,它们也被埋了,从5月12号下午到昨天下午,整整10天,大家都以为它们早死了。因为人在下面,哪怕只剩一口气,都要喊,没劲儿喊,至少还哼哼两声嘛。可畜生的心眼,猜不透,可能吓傻罗,一点点动静也没有。昨天嘛,也不是找猪,而是解放军来帮忙消毒,死鱼太多,周围的空气、水、泥巴全受影响,搞得人做梦都是臭的,所以解放军天天消毒,预防传染病。两个战士背着喷雾器,冲猪圈一洒,却不料底下传出叫声!也许是伤着猪眼睛了,也许是它们命不该绝,总之当战士们撬开残垣断壁,从中间挖一大洞进行解救时,3头猪都趴在旮旯里,哼哼地招呼人呢。

小金连连称奇,看那样子,恨不得立马变成一头猪,用猪的语言,对不远处的猪群进行采访。因为此次地震,人在相似环境中,创下的最高存活记录不过196小时(彭州市银厂沟一位叫王友群的年近六旬的大妈)。

后来,小金写下《被埋十天仍活着的猪》,比较生动,我引用一段:

叫熊粒的少年说:3头猪整整10天没吃没喝,饿瘦一大圈。被战士们抱出来后,我妈端来一大盆水,它们一口气全喝光了。从像机镜头里,我发现3头猪眼神各异,稍大的目露凶光,鼻头周围一圈烂泥;中间的直摇尾巴,很灿烂很健忘的样子;小的呢,躲躲闪闪,仿佛还心有余悸呢。我想靠近点拍摄,结果它们向丛林里一哄而散。熊祝(少年的姐姐)敲敲食物盆子,它们又返过身,试探着靠拢我们,最后竟一齐扬头,一齐哼哼,一齐摇尾巴。真是聪明的家伙啊!这应验了一句古话:民和猪都以食为天。我问姐弟俩:地震了,人都不够吃,猪吃啥呢?熊祝道:莫办法。看嘛,才1天多,它们就啃光了半亩多青草,有的树根也被拱起来,嚼烂了。这样拖下去,官逼民反,家猪会变野猪哦。

我没料到,老威一个大男人也对猪感兴趣,亦屁颠屁颠跟我去探亲,还招来摄影师大毛,再次穷追到丛林深处。大约10多分钟后,我听见他由远而近地嚷嚷:哎呀老板娘,你们家出了猪神!被埋10天还活蹦乱跳的,好好供着吧,往后定会时来运转、兴旺发达哦!一席话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老板娘更是合不拢嘴。我趁机说:以后把3头猪全部放生,命大的动物会给主人带来好运呢。于是猪主人一家忙不迭地点头。

以上是人嘴描述的猪。而不得而知的猪的想法,满可以写成一出《等待戈多》式的荒诞剧。大地震若能在文人堆里炮制一个中国的贝克特,老威我免费奉送此类素材。

接着我钻了若干地震帐篷,巧遇一驼背婆婆,见她额头间有个酒杯大的坑,就试图采访。不料是聋子。蹊跷的是,她宁愿睡在自己已经倾废的屋子里,也绝不住帐篷。她的儿媳妇叹气道:80多岁了,只好顺着她。

路边人来人往,先是当兵的、防疫的,后是打官腔的村干部,嚷嚷要对污染环境的三文鱼基地罚款。天渐渐晚了,跟演电影一般,丛林内突然涌出大股逃荒人流,扛包裹、背行李,个个满头汗水。好事者鲲鹏拦住问,得知都是擅自离开灾民安置点,步行多时,奔回来“重建家园”的。其中有对老夫妻,边走边大吵大闹,鲲鹏误认为他们家死了人,就转头示意我采访。

原来他们家还要溯流而上,朝山中走二三十里。66岁的婆婆怕摸夜路,也怕拢了没地方住,就不想再跟那77岁的“鬼老汉”瞎撞。大家都劝解,快活林的主人还舀了两碗白米饭塞过去,两老才不吭声了。

那狼吞虎咽的模样令人心酸。鲲鹏和小金立即返回停车点,扛来帐篷布、米、油,还有酒。这是50米篷布,鲲鹏对众人吩咐道,两老一半,你们留一半,米和油也一样。就拜托你们,砍几根树子,替两老搭个临时窝点,熬过这阵再提后话。

为首的黑脸膛男人拱手唱个肥诺:都是乡亲,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作为奖励,我立即把56度的绵竹大曲递过去。并趁着刚煽动起来的热劲头,掏出录音机,采访了老夫妻。

鬼老汉名叫徐泽良,虹口镇深溪村4组人氏,世代以打猎为生。19年前,结婚才两年的徐泽良跟往常一样,爬坡越岭,想弄个把野物,赶集时换点油盐钱。他奔到头天下过套的丛林深处,抬眼望去,朦朦胧胧见一庞然大物在吭哧吭哧挣扎,估计至少被套了几小时。老徐骇了一跳,旋即无比亢奋,心想今天收获不小,不是头野猪,也是个大獐子。就端起鸟枪,轰隆一炮。待硝烟散过,万籁俱寂,再直取猎物。不料抵拢跟前,一下子呆若木鸡——原来是只大熊猫!老徐也晓得打“国宝”犯罪,就瘫软在地。

不可饶恕的是,老徐回过神,不仅没自首坦白,还伙同一帮无知山民,将大熊猫剥皮抽筋,煮来吃掉了!58岁的老汉理所当然被检举判刑,从1989至2005,坐牢16年,出狱已75岁。风烛残年,举目无亲,只好哀求离婚已久的老伴回来过。老伴怜悯他,不顾儿女的反对回来过了。可老徐愚蠢依旧,火爆性格还不改,让老伴一次次心灰意冷。

这样磕磕绊绊熬了3年。老伴当着众人数落道:地震前晚黑我还在哭,回想自己命苦,四十几岁守寡,娃娃都拉扯大了,也是莫奈何才改嫁给这样一个穷光棍。过门时,除了两间旧屋,啥子都没得,全靠我省吃俭用,用心打理,他才活得稍微像个人样。坐牢16年出来,连车票钱都不够,一个孤老头,走路回乡。把我死缠活缠,我还以为他被共产党改造好了,哪晓得更糟糕,动不动就摔碗砸锅。大家都劝我不要跟他,劳改犯,又穷,名声又差,脾气还不好。是我自讨苦吃。地震来之前,我们在吃分手饭,我真铁了心,吃完饭就出山,回我儿子家。

老徐得意地笑:她走不脱,老天叫她走不脱。我刚端个面碗,吃了两三口,地就开始摇。碗也开始嘎嘎摇,像有只看不见的手来夺食。我把碗抱在怀里,背后的房子轰隆一声垮了,那股烟子很猛,将我冲个狗吃屎。我趴在地下,地越摇越凶,周围的梁子也一座座垮,轰哧轰哧,跟火车一样,从天上往沟底冲,骇死人嘛。

一片土院子都垮完,地震一停,就听见到处喊救命。这年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就剩几个中老年守家,我和老伴从废墟内一连扯出五、六个。隔壁的老汉,被埋得只剩一双眼睛露外头,满嘴灰,喊不出声,只能把眼珠子对我们使劲眨,人啊,不愧为猴子变的。

我顺便问死人没?老徐答山里的房子轻,垮了也压不死人。只可惜床铺柜子、锅碗瓢盆都埋底下,掏不出来,就只有蹲在碎瓦上淋雨,冷得牙齿嘎嘎打架。最大的安慰是,这一震,老伴走不脱。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淋雨也罢,看星星也罢,都不觉得苦。

这种情况,老伴瘪嘴道,我是莫得法,才跟他去了灾民安置点,先在虹口,后又转到青白江,好远哦。

我刚要问余震还没过去,为啥提前回来?久久未归的傅好文他们就突然出现。《纽约时报》女摄影ariana lingquist不由分说,咔嚓数下。老徐一见洋人的镜头对着他,马上挺腰板、清喉咙,模仿官僚的口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灾民就是可以!在安置点,有吃有喝有帐篷,病了还问寒问暖的。这鼓舞了我们重建家园的信心!感谢温总理!感谢胡主席!

不料他老伴在背后嘀咕:再感谢还不是劳改犯,连个劳动人民都不算。

鲲鹏插话道:安置点既然这么好,你们为啥要急慌慌地赶回来?

老徐答不上,他老伴却站到前台:好啥?每夜有人巡查,跟防贼似的。水也难喝,吃得也不好,还不如回家。房子垮掉,宅基地还在,两块老腊肉还埋在瓦片里,看能不能挖出来。哎呀,自家地盘,再倒霉也踏实嘛。传说政府要给大家集中修房子,我们不去住鸽子笼,我们要靠山吃山嘛。

天不早了,但老两口的斗嘴却不见尽头。我们只得匆匆告辞。小金给猪神的主人家留下电话号码。大群灾民送我们一段路,然后依依不舍,然后上车。

一路无语。直到都江堰城区,大家才恢复懒洋洋的交谈。老范称“收获不小”,拍了好照片,还在里面的山口采访了不少过往山民。傅好文含笑点头,说回成都慰劳大家,廖亦武说怎么吃就怎么吃。

昝爱宗:新闻出版署长柳斌杰网聊遭炮轰

7月3日下午三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谈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历时一个小时四十八分钟,回答了人民网网友的十四个问题。

此前三天,笔者用网名向柳斌杰提问”没有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记者证是否就是假记者”,今天得到他的回答。柳斌杰基本上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认定,但其说法咨询密度,又有些模棱两可,比如一面称”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查验系统,就是各单位所发的记者证必须进入国家的新闻出版总署记者网,公众可以通过记者网核验这个记者的身份是真是假,如果在这个名单之内,就是真记者;如果没有,就是假记者”,但一面又称”记者证还有一些新闻单位(是)自己发放的采访证,比如有些电视台就有自己发放的采访证,有些报社的工作证,他们也确实是真的,有时候也去参加采访,这都要从实际去核查、核验,也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所以大家在辨别记者身份的时候,应该核实一下”。

至于有网友提出如果台湾允许《人民日报》落地零售,大陆有没有胆量也允许台湾报纸落地零售?台湾有《苹果日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新新闻》等。柳斌杰的回答证实说,”台湾的报纸在大陆一直有订户(笔者注:估计多数在政府情报部门吧)”,但至于能否在大陆摊点上零售,”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承诺境外的报纸能够在摊点上零售”。柳斌杰一句话可见大陆文化专制控制制度与台湾的文化开放制度的明显差别,台湾有民主自由,大陆无民主自由。

网聊一开始,柳斌杰就遭遇网友一阵炮轰,回答的一些问题也是精心挑选的,现将一些他忽略、回避或没有如实正面回答的一部分尖锐问题,精选如下:

1、请问嘉宾,突发事件为什么总是要封锁消息?
2、吃人的”纸老虎”竟然惊不醒官员的酣梦!
3、汶川大地震抢救现场我们听到这样一句话:”别挡镜头”
4、嘉宾,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每遇重大事件,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却不令人信服,何故呢?难道扭曲事实就是马列新闻观?
5、请问嘉宾,您对这次贵州瓮安当地警察”护送”记者离开有什么感想???????
6、请教嘉宾:你们那个署和中宣部是个什么关系?是你们管理他们还是他们管理你们?
7、 柳署长,成立一个新闻审查分级管理机构可行吗?
8、【嘉宾】,请问——你指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许多现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谢!请问,该问题有何不妥?
9、请问柳署长,你知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最痛恨的就是新闻检查官?
10、中国新闻,中国新闻!顶风抽10里!!地球人都知道!
11、总署署长:你好!你是如何在全世界视线内将新闻出版做到:客观,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呢? ?
12、請問嘉賓:是否知道天子存在,中國有記者採訪過天子嗎?
13、自从有了仙禁(”先进”)文化后,打开电视满屏都是恶心的骗人的广告和长辫子的帝王将相。
14、小柳,老夫忠告你,你要想改变新闻假大空,你的署长也就玩完了。
15、张导演应在开幕式上加一个福沃撑(贵州瓮安事件被指掩盖真相用”俯卧撑”讽刺)健美操的节目,突出中国特色。
16、把监督与监察的实权真正下放给人民,就是反腐败的1号武器。
17、原来提问的就那么几个,估计是所谓的5帽(网络评论员被称为五毛党)。
18、嘉宾:现在科研类书籍和公益型书籍出版乏力,国家对这类书籍的出版发行有什么鼓励措施吗?
19、堂堂一大中国新闻署长竟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支持工作,新闻署长有何想法?
20、 那几个托儿不知道是强坛的还是出版署的?
21.  说起”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来,59年了,沿用的还是前苏联的那一套,哪里来的”发展”?无非是过去的手工操作现在自动化罢了。
22、再问老柳同志,现在有新闻自由吗?
23、请问嘉宾,突发事件封锁消息有哪些好处?
24、【请问新闻出版署柳大人】强国论坛的过滤词制度符合我国新闻管理制度吗?该制度导致中文的严重被亵渎你怎么看?
25、嘉宾,现在网络是百花齐放,请问网络也属于新闻出版署监管吗?
26、薯 长,”国 民 谠 “时 期 的 腥 吻 同 “特 涩”(特色) 时 期 的 腥 吻 有 什 摸 区 别 ?
27、请嘉宾给俺扫扫盲:啥叫新闻?
28、柳暑长,我国的新闻事业要是得过且过也好混日子,要是认真实干也能干的轰轰烈烈,您认为新闻总署如何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29、请问贵州省地方当局——既然三个涉嫌杀人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以被无条件采信为”事实真相”,为什么你们不报道”打砸抢烧人员”的供词?
30、李树芳不管是怎么死的死了,家属伸冤,非常正常。公安如果公正执法就不会酿成如此大乱。
31、听说有人要写<瓮安惨案>一书,不知道柳大人是否会同意出版?
32、柳嘉宾,新闻的假套空不过是上有所好?
33、请问嘉宾,类似翁安这样的新闻,出版物上怎么看不到记者来自现场采访民众的报道?
34、老柳同志,请问现在有薪闻自油吗?别卖苟皮膏药!
35、请问柳署长: 你有没有办法提高我朝新闻在老百姓中的可信度?
36、新闻柳把咱们的言论自由控制的死死的,请大家使劲批他。
37、请问嘉宾,今后网络表达能否进一步通畅?
38、嘉宾,现在一些地方的党报成为自收自支单位,广告挂帅,对此你有什么感想?你赞同党报市场化?
39、请问嘉宾,中国什么时候能允许民间办报?
40、更正:有些人把署长打成薯长,很不严肃哦,此署长非那回家卖红薯的薯长。
41、嘉宾,你不觉得现在的报纸太多了吗?日报、晚报、早报、导报、商报多得要命,厚得要命,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这个现象?
42、请问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记者证就是假记者吗?
43、”最近我们有几个地方的假新闻也正在查处之中”—是暗批翁安吗???
44、国民谠在台湾对新闻和言论的管制曾经比大陆还严厉,但它还是垮了,通过管制言论治理国家的方法究竟能持续多久?
45、我们地方电视台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四分之一画面是在播广告的。
46、请问柳署长,很多地方书报亭里买不到必须的书报杂志,相反确充斥着大量涉性涉暴力的地下刊物,如何解决?
47、柳嘉宾:现在不是说纹川,而是说瓮安。
48、请问嘉宾,这30年来新闻出版业都有哪些政策和法规出台?
49、新闻说假话套话空话能改变吗?
50、又怪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假大空?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啊。
51、枪杆子里面出真相!
52、请问嘉宾:一边在扫黄打非,一边黄非却层出不穷,何故?
53、嘉宾好!从抗震救灾到流言泛滥,新闻形成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新闻事业如何,引导这种力量呢?
54、嘉宾:盗版书十分兴盛,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新闻出版满足不了读者需求,还是正版书价格读者负担不起?
55、贵州瓮安事件定性使民不服……新闻发布会是造假,尸检也是造假,为什么?

莫之许:两类群体事件

在这些年的群体事件中,一直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汉源、太石、汕尾、定州、东山……,因为大面积的土地拆迁、环境保护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因素,而出现聚集和对抗;

一种则是万州、广安、温州……因为偶然的医疗事故、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等等,而出现聚集,这被叫作无利益相关的冲突。

利益相关的冲突好理解,无利益相关的冲突则不好解释,尤其是在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出现人民群众VS人民政府的图景的,也因此,官方对冲突的事件解释中,一直沿袭着少数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群众的模式,而这次也不例外,甚至还特意强调了黑恶势力的所谓“挑衅”,无他,无法突破正统意识形态,只得选择无视现实罢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确实存在着大量无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机关的冲击的事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理解的事实。在我看来,应该与以下因素相关:首先,所谓无利益相关,其实仅仅是在某次特定事件中无利益相关,而不是说从来都与权力机关的作为无利益相关,在历次的拆迁、下岗、城管、治安……中,不知道有多少曾经的利益相关者,汇聚到了某次看似无利益相关的行为中来;曾经的利益相关,可以移情到这一次的利益无关中来,共同之处就在于,曾经全能的权力将所有荣耀和责任归之于自身,那么,所有特定利益相关的最后落脚点,也一定指向了权力的所在。

其次,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假设当中,那就是,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又可以反过来逐步改变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从而实现所谓的渐进转型。表面上看,在东部沿海的大都市区域,在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的庇佑下,在法治进步和社会交往逐渐充分的掩护下,这一进程似乎渐有雏形——当然,孙志刚和崔英杰也提供了反例。但是,在另外的区域,尤其是在内地市县这一特定的层级,事情或许并非如此,在这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尚不足以在当地造就足以让权力忌惮的任何力量——想想彭水诗案和西丰进京拿人,而权力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授予,不需要给予在地社会以责任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在地社会一切进程之上的超级存在,可以想像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它将怎样地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去,而在利益相关的场合,这样的权力又将如何运行,而这样一来,又将由此积累下多少的怨恨——犹如不断聚集的易燃气体,只等待一颗火星的出现。

最后,现代转型既带来成功与荣耀,也一定会将失败的苦涩留给特定人群,而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背后一直有权力之手的直接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与所谓的成功是正相关的,而这在市县层级这样层级更加突显,这就使得失落者倾向于将自身命运归因于权力的作用,以此缓解自己心理的失落——这里面还不包含下岗人群这样自身境况与权力因素密切相关的群体。在这种心理的长期投射下,权力这一存在,就可能由影响自己命运的重大因素,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必须克服的障碍,由不得不承受的被动压力,成为需要主动去克服的束缚,当然,这种由被动承受到主动克服的转变,或许仅仅是下意识的,但未必不存在。一旦遭遇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就犹如被召唤的魔售一般,脱缰而出。

这就是我对翁安事件的理解,它来自于三个因素:依旧存在的全能权力、经济社会进程中的超级权力之手、转型社会的群体心理。

“公民记者”周曙光的独闯瓮安,背后是公民的无奈。

关于瓮安的消息,现在并不算少,但是民间的消息未必全部可靠,又经常被秒杀,而官方的消息则更不靠谱,像“俯卧撑”一类的编剧,实在可以拉出午门去下岗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公信力的独立的媒体或专业调查机构的介入,就显得非常必要。可惜,在当下的国情,这无异痴人说梦。

客观地说,周曙光去瓮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斩获,这也不能苛求他,换了任何一个“公民记者”,也未必能做出更像样的成绩。

他相对有价值的收获,是拿到了李树芬的验尸报告和李秀华的申请刑侦破案书复印件,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瓮安事件的关键,但能够为勾勒瓮安事件的整体轮廓,画下第一根线条。

个人以为,真正关键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发生以后,“暴乱”发生以前的那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进一步说,则是造成“暴乱”的直接原因及深层原因。

由于信息缺乏(目前流出视频基本是大楼起火,警车被砸一类的镜头,并没有“暴乱”起始的冲突场面),我们无法了解其直接原因。至于深层原因,贵州省委书记率先直抒胸臆,他说:“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但显然,这只是蜻蜓点水。

真相仍然悬在空中。

在我看来,目前的问题还不是谁来找出真相,或者如何找出真相,而是首先要求有调查真相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声音再多再大,也未免像开在沙滩上的花朵;没有这个权利,政府也依然可以继续耍流氓,让发出声音的民众涉嫌“造谣”,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在要求有调查真相的权利方面,周曙光开了个头,不论其动机是什么,他至少用行动去争取了。就算是为了名利,至少也勇气可嘉。换了我,我自问做不到。

至于这种行动的效果如何,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刘京生:宣判——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六)

一夜未眠,起床后认真的妆扮自己,准备行囊。那个年代,看守所用过的衣物,被褥可不敢奢侈的丢弃。当天,我没有再织手套,把藏在”窑”中以备急需的织好的手套也送了人。我在等待,焦急的等待,等待开庭,等待与亲人相见的那一刻早些到来。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丝毫的消息,我的心都凉了。问起同号:有下午开庭释放的例子吗,他们摇摇头。吃完中午饭,我实在熬不住了,在不知不觉中闭上了眼。不知过了多久,看守的喊声唤醒了我,那声音听起来格外悦耳:”刘京生,收拾东西”。临出门时,我与难友告别:”再见,再见”,看守取笑道”走吧,走吧,再什么见,还想回来呀”。据说,走出看守所或监狱时不要回头,也不要说再见,尤其在看守所,再见就隐喻你会再回到这里。当时忘了,随口说了一句,还真被言中了,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看守所,”雕楼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看守所的”进步”令人咋舌――今不如昔。

从三月十五日,到开庭时的九月十五日,整整半年的时间,也正好符合《刑法草案》关于刑事诉讼期限的规定。从这一个小的细节也可看出,在宣判我的那段时间里,法院的法官还真的拿法律当回事了。不像后来,法律成为一个摆饰,任由”法官”恣意妄为。他们像一群屠夫,杀人都杀红了眼――不该杀的也杀了,倒有几个该杀的到幸免于难。善良的人们在呼唤法制,可是,专制下的法律再多能保障公正吗?!

走进法庭,见识了它的庄重与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高高的悬挂在法官的头上,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是那样的严肃,严肃的令人紧张,令人窒息。国徽是国家的标志,这个标志出现在这里无非是想表明:法官代表国家,代表正义来审判你。可是,我几乎一直没有搞懂国家这个概念,怎么国家一定要与一个固定的主义,政党,制度,领导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主义的质疑,对政党的批评,对制度的意见,对领导人的不满都会扣上一顶颠覆国家的帽子将你治罪。

在法官程序化的核实完我的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目,工作单位,住址,籍贯,家庭出身后宣布了一件让我终身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检察院人员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出庭,由法院工作人员代为宣读起诉书。没有公诉人,我为什么能够站到法庭上?这个玩笑开大了,开的是法律的玩笑,开的是国家的玩笑,开的是正义的玩笑,一切玩笑在庄重与尊严的氛围中更具讽刺意味。相同的法律在法官与检察官那里发生冲突,冲突应当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表明,来解决。可是,当年的检察官竟然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采取逃避的手段,真的让人失望。此刻,我想起了国家,想起了国徽,想起一群面部表情严肃的人,心理暗道:多么像一幕滑稽剧,十分庆幸的是,这部滑稽剧最终受益的是我。

起诉书列举了我的盗窃事实,说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盗窃车辆,且在抓捕过程中公然拒捕,在闹市区高速行使,连闯红灯,犯罪性质恶劣,情结严重,应依法严惩。

律师为我辩护的主要内容是:有罪辩护。一,盗窃车辆不是为了据为己有,没有占有财产的故意,不过是”非法使用”。为此观点律师补充道:当然,这种非法使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非法使用,由于使用过程中参与非法活动,所以性质还是比较严重的。二,被告盗窃车辆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由于被告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参与这些活动,也就不会再去盗窃车辆,因此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三,被告家属主动赔偿车辆损失,被告也认罪服法,态度是好的。四,被告是初犯且主要是认识问题,为此建议法官给被告一个机会,从轻处罚。

没有质证,没有法庭辩论,庭审很快结束,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等待宣判结果。

我看到旁听席上坐着我的父亲,我的姐夫,我们单位的书记,队长。没有看到母亲,姐姐,更没有看到女友。单位的书记队长原本是想看到我的十五年判决的,回去好教育职工千万别学刘京生,他是咎由自取,恶有恶报。公安曾经去车队了解我的情况,书记队长,没有说我什么好话,什么仇视共产党,顶撞干部,为了早恋夜里十二点不睡觉影响工作,(他怎么知道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讲吃讲喝,接触社会上不良分子,等等等等,总之,在书记看来,我是罪大恶极。他们还发动全体职工揭发检举我的罪行错误,真想置我死地而后快。公安也告诉他们,我可能被判十五年刑,把个书记队长乐的逢人便说:活该,活该。我的女友在如此环境下,也难怪要离开我了。真的很对不起书记队长,令他们失望了。看到他们一言不发的失望表情,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

遗憾的是,当年的判决不翼而飞了,怎么也找不到。有那份判决不仅可以证实我的文章的真实性,回击一下无聊的质疑,还可以省去许多时间来堆方块了。人要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要的东西没有,想死你都不会来,不想要的东西接踵而至,轰都轰不跑。

只记得判决的最后一句:关押半年以达到教育目的,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

还有一个细节,在宣判我之后法官亲口对我讲:你的幸运还在于,《探索》杂志没有被定为反动刊物。说这话的时间是九月十五日。可是,在不久后,宣判魏京生的时候,《探索》杂志却被定为反动刊物了。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上层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宣判后,主审法官张笑先,书记员焦志刚把我,我的父亲,我的姐夫,单位的队长书记叫到一起,希望各自发表一下对判决看法。我与家人的看法自然是忏悔及感谢,书记队长的脸都青了,一言不发。法官指名道姓的叫了好几遍他们就是不说话,最后气汹汹的离开了。法官看到这样的情景告诫我道:面对这样的领导,你回单位后可要小心了。我点点头。心中暗道:抓到我的错,我叫你爷爷都行,可是,要是让我抓到你的错,我搅你个天翻地覆。我是有些坏,可这能怪我吗,逼良为娼呀,我不这样作,他们就整天拿你当狗一样使唤着,各自都留点警惕,留点尊重,对谁都不是坏事。

出了中法,父亲坐公交车回家了,我骑车与姐夫回家。到西单猛然看到街边烟摊,下来寻找我习惯抽的烟,”天坛”牌没有找到,找到了:”春城”牌香烟,只是包装已经换了。我抽了一棵,抽完后再骑上车时有些扶不住把了。姐夫陪我在街边坐了片刻,烟的作用让昏昏沉沉的大脑浮想联翩,想事业,想爱情,想女人。在此刻,这一切的想法突然间变的那么现实可行,那么真实。我瞬间懂得:只有自由才能保障梦想成真。

西单墙在我释放的时候,还热闹的很,可记忆中真的没有留下经过此地时的激情涌动,是我胆小了?是我变了?还是记忆的取舍?

母亲在中关村路口焦急的等待。见到我后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首先解释了为何不去中法的理由,感情脆弱的毛病会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见到我时控制不住激情。我紧紧抱住母亲,无言以对。我想说:妈妈,我永远不再离开你。可是,我没有说,我总隐隐的感觉到,我做不到这一点。

人生有无数憾事。在监狱时我认为自己的一生有两件最大的憾事需要尽快弥补。其一,我不是父母的好儿子,不是儿子的好父亲;其二,我还没有享受过欲生欲死的爱情。至今,第一个遗憾依旧持续,母亲总是赶着我去干活,哪怕干活的收入仅够苟延残喘,哪怕她的年龄已经八十三岁。第二个遗憾,我有幸补上了,可昔日的战友却冷酷的告知:你这样的条件就不该结婚。我可以原谅误解,可以原谅观点的极端,可以原谅世俗,势利眼,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没有人性的且不合逻辑的告诫。莫非人穷就该志短,莫非穷人就该没有爱情与家庭?!

看来,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感到自己是民运一分子的人,真该恶补一下民主常识,千万别把追求民主当作一项没有人性的”伟大事业”。

200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