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几年公众对于文化名人的指责渐渐多了起来，指责既有思想的学术的也有道德的，这种指责源于期望之后的失望，我认为其主流是健康的，有利于知识分子反思思想、道德和良心。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这些指责中有痞子式的谩骂和攻击，我认为这与社会文化长期浸淫在政治化的污水中而出现局部腐烂有关，所以，我对于那些情绪化的指责从来不予赞同，因为我怀疑那些指责者的动机，我甚至暗暗为那些被指责者祈祷：千万别再授人以柄了，好自为之吧！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所同情的那些人总是授人以柄，招致新的指责，比如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最近因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而大面积触发公众愤怒，最初给我的直觉是又有人借文化名人做文章了，所以就没看——没看余秋雨先生那篇文章，也没看公众的指责。事情渐渐汹涌了起来，连忙找来看，这一看，就连一向敬佩和同情余秋雨的我也不免慨叹起来：唉！秋雨先生，一个被称之为“大师”的人，您怎么竟然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做这样一件不聪明的事呢？看来您必须要有所准备了，更严重后果或许还没有出现。

最近又跳出来一位省作协副主席，写了一首昏三章诗词，更是引起了公众的愤怒。说实在的，我很同情这位副主席，难为他了：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至少从那首诗词来看是如此）的人却要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用文化的方式胡言乱语，难免被人所不齿，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光着身子来趟这个浑水，坐在家里看看电视，衣冠楚楚出席几次作品讨论会，以你这个头衔，还是能够获得一些文学青年敬重的，会很舒服，何必？你看弄的多尴尬，多难受？

我不是针对余秋雨或者省作协副主席个人发出开头那种感慨的。也许余秋雨先生和省作协副主席自己都未曾意识到，当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具有某种社会文化意义，折射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因此它们不是关于余秋雨和省作协副主席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的个人事件，它们是社会事件，是具有相同质地和形态的社会事件。这个事件简单说来就是：某个以余秋雨和省作协副主席作为其形象标志的群体有意无意违拂了民众意愿和感情，触发了公怒，所有指责、批评甚至于嘲讽、谩骂都源于公众对于那个群体的失望、绝望以至于愤怒。

这个群体就是文化利益集团。

“文化利益集团”概念是我的杜撰，它对应于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而存在，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个结构部分。如果让我做进一步解释，我愿意给它定义为：“文化利益集团”是依附于国家权力之上、以垄断性文化行为向社会攫取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社会阶层。尽管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可以外延为知识分子，但是它不代表所有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具有“依附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形态特征和“向社会攫取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行为特征，所以这个概念的内涵又具有严格的规定性，这就是“依附”和“垄断”。这两种规定性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内在政治属性要大于文化属性，因为前者构成它的合法性本质，后者才是它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形式或者说显现。

正因为这样，我们总是能够从文化利益集团的文化行为中找到隐含其中的政治因子，而这些政治因子的内在本性又是对国家权力的无条件奉承与维护，于是，当一个社会进步到民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表达的时候，文化利益集团的某些文化行为必定要与公众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公民意识”，即一个社会人主张权利的意识）产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是很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用作为社会事件的“社会文化现象”来概括。

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归纳，那么，我前面那种“暗暗为那些被指责者祈祷：千万别再授人以柄了，好自为之吧”的行为就显得十分幼稚可笑了，因为你的善良愿望违背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什么客观规律？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在这里延伸一下：文化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表现”既是为其合法性存在提供支持的动力，又是向社会攫精神和物质利益的手段，因此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简单回溯一下历史。我们只回溯1949年以后的历史，并不是说只有在此之后才存在我们所说到的那种现象或者说规律，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士”或多或少都带有我上面归纳的“文化利益集团”的特征，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王朝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所有的历史戏剧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成为舞台上至关重要的角色，“顽强地表现着他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考察放到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内容显然将过于繁杂，不是这样一篇文章能够照应过来的，所以我不说1949年以前，我甚至也不说1949年10月1日以前，只说这个日子以后发生的事情。

二、回顾一件事

1949年10月1日，一个叫李慎之的人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日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洪亮语声中，在海浪一样热情欢呼的人群面前，在五彩缤纷的礼花衬映下，这个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由、民主信念视同为共产主义理想的26岁的年轻人无比激动、无比感慨，非常想把当时的感受用诗句表达出来。50年以后，76岁的李慎之回首“风雨苍黄五十年”，说：“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一句话。”

让才华横溢的李慎之想不到的是，他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竟然被另一个人用“时间开始了”五个大字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写出这经典诗句的就是胡风，一个因为坎坷经历和悲剧性命运结局而为人所熟知的著名诗人。我相信胡风一定怀有李慎之那种激动和感慨，并且用一个诗人的敏感心灵强化了它们，所以才能够凝结出如此完美的诗句。

这首名为《时间开始了》的诗篇长达4600行，写作于1949年11月到12月间，含《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等五个部分。它是一个纯真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吟唱，是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谱写的真诚赞歌，它对共产党的崇拜与热爱，对新政权、新时代的由衷赞美发自肺腑，对毛泽东的歌颂和赞美毫无矫饰——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

《时间开始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深深的共鸣。我们固然认为胡风抒发的是他的真情实感，但是，既然《时间开始了》是对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做出的政治反应，它也必将接受政治的检验，而政治是很挑剔的，政治有政治的价值和标准，那么，政治怎样看待这首用一个诗人纯真的心和全部灵魂吟唱的诗作呢？

让胡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却突然遇到了困难——我们引述胡风日记：先是12月4日，胡风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 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12月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 12月15日，胡风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乔木“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胡乔木的态度还不是胡风遇到的所有麻烦，我们再举胡风的同道诗人何其芳一个例子：1949年11月8日，何其芳在其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序言中严厉批评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俨然成为了一位居高临下审判诗人的诗人。胡风无法理解，于是在《为了明天。校后附记》中愤然反驳了何其芳，为自己的观点做了辩解。然而这个过于纯粹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注意到何其芳文章最为致命的一句话传递的可怕信息，这句话是：“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有人说，胡风招致的灾祸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个罪名的严重性缺乏估计，他在为自己辩解时没有加以反驳，轻易地忽略了。那么胡风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胡风不谙世事，傻到了如此地步？不是，这里有一个心结：胡风自认为自己追随革命大半生，对毛泽东无限忠诚，始终认为党和毛主席都是信任他的。

胡风错了吗？没有错，有他自身经历为证：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在国民党专制独裁时代，这样的声音足以让胡风和他的同道朋友热血沸腾：“主张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他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后来还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有理由认为党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

我们随后就会看到他的这种没有错的“认为”有多么天真。

1952年文艺界整风，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编者按语”，第一次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就是说，事情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单纯。随后，周扬召集在京部分文艺界人士与胡风举行座谈，所谓座谈，就是依照国家权力在某种场合预制好了的调子对胡风进行批评乃至于批判。胡风南北莫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还在继续发生：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本身就是一种宣示，说明事情已经极为严重，但是书生气十足的胡风竟然不服，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那些对他的批评和指摘进行了反驳。“报告”非但没有改变事态，反而使事态朝胡风更为不利的方向发展：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报告”，提出对胡风的“报告”开展批判，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读者请注意，这里出现的语汇已经基本上与文学无关，与文化无关，进入了政治范畴。凡事进入政治范畴，其内在驱力也就只能来自于政治。

“政治”是怎样回答的呢？6天以后的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这就是说，胡风的事已经与诗无关，与文学无关，甚至于与知识分子话题无关，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有比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吗？结果，从1956年2月开始，我们后来极为熟悉的那种群众性政治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部署展开了，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对所谓的“胡风思想”进行严厉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引导和规划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方向与步骤。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意识形态零部件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我要特别指出，在这些批判活动中最活跃的人都是作家、艺术家，有很多是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人通过批判胡风获得被权力确认的合法身份，是保命的作为，所以动力十足，其严厉程度不低于国家机器的意志要求。

1956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著名作家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呜呼！舒芜做人已经如此无形！！！）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完了，事情已经不可逆转，胡风等人终于按照国家意志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随即进一步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1956年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诗人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斗争仍在继续，《人民日报》又将胡风与一些他的同道朋友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又是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的形式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作序，发行全国。自此之后凡50余载，毛主席的序言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所体现的国家政治意志就成为高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剑，规定和约束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稍有不从或者疏忽者，必遭屠戮。

我们简要交代一下“胡风反革命事件”后面发生的事情。先说后果：这次事件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再说胡风的个人命运：1965年11月26日，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给了一个迟到的判决，判处胡风14年有期徒刑，此时胡风已经在铁窗中度过了整整10年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又被当时四川省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加判为无期徒刑，并且不准上诉，这个倒霉的人再次被戴上手铐，押解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执行重新获得的刑期。

好在历史这个时候突然转身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桩错案，胡风获得了自由。不到5年以后的1985年6月8日，命运多舛的诗人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胡风事件是一桩历史冤案。我们中国人总是把裁判权交给历史，让人庆幸的是历史没有失责，及时（而不是拖延一百年、一千年）呵护了胡风这位从骨子里永远都是诗人的人。

那么，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述胡风的故事，难道仅仅为了证明历史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我们还要感谢历史吗？不是。

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仍旧是：在胡风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始终穿行着一些知识分子的忙碌身影（不仅仅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回旋着他们阴沉的低语和丧失良知的鼓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人（有相当一些人是胡风的多年挚友）卑鄙地出卖了他们的同类，把胡风置放到了祭坛上，是他们用同伴的生命和鲜血铺就了合法性身份，“在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无数个人蜕变造成了一个全新社会集团的诞生，这就使中国从此有了一个既得文化利益集团。熟悉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读者应当知道，1957年以后，这个集团基本上具备了切实的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只活跃的、随时可以供权力驱使的力量。

耐人寻味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往往都是从文化领域开端的，站在前端的文化利益集团也就更容易成为比其他团体更为激进的力量，它的代表人物也往往成为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标志性人物。尽管这些人物也有自己的命运沉浮（今天座上客，明天阶下囚），其姿态也并不是一以贯之，但是，如果着眼于“类”而不是个体状态，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在这个不让人敬重的集团中，不乏灵魂卑劣之徒，更不乏每逢政治运动就穷凶极恶杀戮同伴的刽子手，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摧残了文化，阻碍了文化。

这就奇怪了：他们不是文化人吗？他们当中有的不还是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吗？他们何至于要去摧残文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把话题扯远一些，说一说与漫长的中国历史几乎同步的门客现象。

三、门客现象

我专门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结果是大开眼界。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这里说的是门客的主人，门客又如何？《战国策》名篇《冯谖客孟尝君》中记载冯谖击长铗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冯谖畅想成为门客以后“食有鱼、出有车、居有家”，生动地勾勒出了门客追名逐利的嘴脸。

这里透露两点：一、门客是被“豢养”的，往低了说是为衣食计，往高了说是想依托主人高位做一些事情；二、门客以出卖思想为生，主人往往通过使用门客的思想而收获他所需要的东西。

有研究者认为，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则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哪一套，谁重视我，我就为谁卖命；有些人更是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等等。

“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客位置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在专制社会，人们往往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太监赵高，都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范例。

做门客也有技巧，要善于见风使舵，不善于变化就不能立于不败之地，古今一样。孟尝君被废时，门客纷纷离去，这就是门客们的审时度势。门客也有不太好的名声，尤其遇到主人倒台时，往往是树倒猢狲散。“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招而复之，冯谖迎之，未到。孟尝君叹息曰：”文（孟尝君自称）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莫顾文者。近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的见文乎！如见文者，必唾其面大辱之。‘“（《史记？孟尝君列传》）

门客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此言不虚。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罢黜”并非用暴力强行禁止，而是用高官、厚禄、名望等政治资源诱导，恰如唐太宗以科举功名诱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面孔。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刘邦是一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却也知道筑坛拜将，向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表达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便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选择自由的门客，同时也就失去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小一些层面讲，人们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为入帝王彀中而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

门客在今天就是文化利益集团。

李慎之先生说“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可能是政治语汇，但是我认为同样可以做文化意义上的理解——在皇权专制主义的粗大根系中，文化利益集团是极为鲜活的一支须脉，在向社会土壤攫取精神和物质营养和维护主根系生命的过程中，不比任何其他社会集团来得逊色。

这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四、毛之附

尽管儒学有粗大的根系，在汉武帝时代甚至获得“独尊”的地位，但是，中国“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中，知识分子们除了想方设法依附和服务于现存体制，在作为统治阶级一员或者后备军的时候显示存在价值以外，他们又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只能做被豢养者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做的很不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给统治者贡献那么多的统治智慧和建议，中国的政治典籍汗牛充栋，宫廷文化如此发达，不正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结果吗？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从来没有真正挺起腰杆堂堂正正做一回人吗？豁出命做一回人又怎样？！好，我们看历史：被秦始皇活埋了的四百六十一个儒生是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那些被“腰斩”、“一家三百余口尽数扑杀”的著书立说非议朝廷者也是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被诛杀于北京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也是想为国家社稷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被人用一把普通的刀子隔断喉管的张志新和因为思想而罹难的林昭也是想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滴滴鲜血，无数陨落的生命，无不凄惨地警示着人们“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巨大代价。

我认为，“胡风事件”以及随后展开的“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更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以这些社会事件为标志，原本追随中国共产党，反专制、反独裁、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最大规模和最深刻的分化，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放弃理想，变得噤若寒蝉，变得很聪明，自觉向体制依附，成为所谓的“门客”，成为时代的喜剧角色；另一部分仍旧信守信念的知识分子则命运多舛，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成为时代的悲剧角色。

人和所有动物一样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当一个人看到身边有人被活埋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必定是不要被活埋，而不被活埋的唯一办法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想方设法获得活下去的条件，于是，他们阿谀皇上，归附权力，矫正自己的道德信念，泯灭无用的良知……这已经成为归顺者的不二法门。我们再以“胡风事件”和“反右派斗争”为例：假设一个被坑的儒可以使100个没有被坑的儒识了时务，那么，被坑了的胡风和55万随之被坑了的右派将会使多少人选择“阿谀皇上，归附权力，矫正自己的道德信念，泯灭无用的良知”呢？那一定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

1957年4月，也就是“胡风事件”基本上画了句号、那个叫胡风的知识分子被抓进监狱以后，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时谈笑风生，形象生动地把知识分子比喻为贴附在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这五张“皮”上的“毛”。毛泽东同志神采奕奕，就像刚刚打下江山的唐太宗李世民慨叹如今“天下士子尽入吾彀矣”那样不无兴奋地说：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现在这五张皮都不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你们要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吗？

没有人想做梁上君子，在座和不在座的知识分子们早已经从胡风身上恐惧地看到做梁上君子的严重后果，他们就像猴子在距离很近的地方看到鸡脑袋被剁掉以后鲜血喷涌而出那样，吓得瑟瑟发抖，浑身冷汗直流，他们必须迅速选择，他们只能选择做毛，做一根乖顺的“毛”，乖乖地依附到伟大的“皮”上去，因为只有“皮”才能够给他们精神和物质利益，所谓“利出一孔”者也。这就是说，在党国一体、国家和社会合一的社会体制中，人“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不管你个性曾经如何张扬，甚至曾经是让国民党独裁政府头疼的斗士，在今天这种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你也只有一条道可走了，这就是依附于国家权力，成为国家权力“容许”你做的那种人。

这就是“门客”，从数量意义上说，这就是“文化利益集团”。

如果有人问，事情怎么就会成为这个样子了呢？回答将是：事情怎么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呢？如果把你摆放到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情境选择中去，你能够选择不做毛吗？不做毛怎么样？难道你还想做皮？你能够不依附？你不会，因为你毕竟不是张志新，毕竟不是林昭，你只是一个人，对于你来说生存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信念与道义的意义……当我们义愤填膺谴责知识分子没有坚守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如何？我们不是也经常违心地降低精神的刻度吗？我们不是也害怕从主流生活中被放逐吗？在我们灵魂的大地上，不是也经常雷电交加、晦暗未明吗？谁敢说我在有必要成为张志新的时候我就是张志新？谁敢说我在有必要成为林昭的时候我就是林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在本文开头首先表达了一种心情：当文化既得利益者遭受指责的时候，我心底里总是隐隐的有一种同情，因为我知道并非他们自己要成为那个样子，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崇高，知道什么叫坚守，他们只是由于怯懦而无力达到而已，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处境——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人都变得如一些人那样卑鄙和堕落。

五、科学！科学！

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以色列学者康菲诺综合各家意见，进一步归结为以下五点：一、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如果我们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怀有足够的敬重而不对他们的学说做道德评价，我们就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实际上都是在“知识分子”的探求、推动下发展过来的。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具有一种被撕裂的性质，这种撕裂并不全部表现为讽刺剧特点，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这其实是一出悲剧——你不能说那些灵魂沉沦者认为沉沦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你更不能说高贵的灵魂永远高贵，你不能。

我举一个就近的例子。

1958年，中国突然疯掉了：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增长：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为了紧跟形势，各级农村干部只得说假话空话，墙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

我们的知识分子此时在干什么呢？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以与那个时代的疯狂相匹配的疯狂歌颂总路线、大跃进（恕不一一列举作家和作品名称），《人民日报》更是从1958年9月份开始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制造“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的假新闻，欢呼“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尽管《人民日报》从来都是一份政治报纸，但是办报纸的人至少是一些掌握知识的人吧？掌握知识的人至少总该有一些科学知识，总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这些人何至于要像被强奸以后那样慵慵然呢？

国家主席刘少奇后来就曾经指责《人民日报》的同志：“这几年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等媒体不负责任地瞎吹一气，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许就会轻一些，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和人民都需要说真话的时候坚持说真话，就不至于让这个已经“疯”了的国家进一步疯下去。他们没有。

党报，职责所在，而且你最好不要把《人民日报》作为知识分子来谈论，那么，我就说一说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在人们都疯了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姿态吧！说实在的，这是我很不愿意举的例子，因为它涉及一个我非常景仰的人，一个中华民族应当永远记忆的人——钱学森。

1958年，身为学部委员的钱学森作为科学家在报纸上发布文章说，粮食“亩产万斤”不是没有可能。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钱学森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中的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年以后，钱学森经过科学计算，又把粮食亩产潜力精确到了5.85万斤！

钱学森先生是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祖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钱学森先生乃科学泰斗，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回到祖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也的确用他的一生为祖国做出了无人能够替代的贡献，那么，他为什么会在疯狂的1958年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有的人就曾经质疑：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也应该知道把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是不可能的，钱学森先生这是怎么了？

钱学森先生没怎么，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意志对社会和个人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影响。当这种控制和影响在正义轨道上运行的时候，达到的就是辉煌的终点（“两弹一星”上天），当这种控制和影响在非正义轨道上运行并且到达灾难的终点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列车上的所有乘员——尤其是利用某种形式为列车提供动力的人——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责问，包括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更包括我们正在谈论的文化利益集团。

六、精神沉沦者能否被救赎？

我们回到毛泽东的“皮毛之说”，同时也给我们这个话题一个了结。

世界是在因果链上运行的，在皮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依附在皮上的毛被传导的全部基因只能是皮的基因，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假若有一根毛突然觉得这种依附没意思，想脱落开去自己做一点儿什么，好，脱落吧！你将灰飞烟灭，消失于无。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一种警醒，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么多人消失了，我们眼前也就只剩了余秋雨先生和省作协副主席之类的人，如前所述，他们构成了文化利益集团。这些人熙熙攘攘地拥挤在一起，一个个毛色发亮，风光无限，皮也很喜爱他们，时不时摩挲一下，抖动一下，于是他们感觉很温暖，很舒服，他们甚至有理由嘲笑那些脱落的毛“太不聪明”，“不是真俊杰”……你能说他们错了吗？你不能说，你不能说那个庞大群体中的所有人都错了，即使错了，他们也有错了的理由，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问题是，世间万物都处在流变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包括皮。

我们把下面这段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代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如果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兑现诺言的条件，如果皮进入到一种健康调节的过程之中，那些曾经快意而贪婪地从社会肌体上汲取精神和物质营养、极大拖累皮的健康的毛们，会怎样面对历史的严厉责问呢？他们能够为造成社会肌体严重病变的过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这些可怜的精神沉沦者还能够被救赎吗？真正消失于历史时空中的是张志新和林昭这样的英魂，还是余秋雨、省作协副主席这样的毛呢？究竟谁的灵魂像光轮一样升华在精神大地之上辉映世界，谁被欲望驱使无可遏止地沉沦于无聊卑劣的泥潭不能自拔？

答案不在未来，就在过往的历史之-1(ìS

热点

6月20日，梦工厂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首映，尽管此时国内出现了“好莱坞滚出中国！《功夫熊猫》滚出中国！”的反对声音，但才3天时间，票房进账就达到了3800万元，创造了动画电影在中国的最好成绩！很显然，面对别人做出的优秀产品，抵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我们更应该深刻反思：中国的“功夫”，中国的“熊猫”，为什么偏偏不是“中国制造”？

●功夫篇

充满中国味，连哲学观念都完全是中国式的

《功夫熊猫》在国内上映后，很多看过的人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词：中国味。天涯知名网友五岳散人感慨道：“这片子很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中国的，连贯穿在片子中的那种哲学观念都完全是中国式的”。

把功夫片里的神髓都用得像模像样

而在这些中国元素中，争论最激烈的还是其中的“功夫”。新浪网友“舞当派”和“竹聿名将”逐一为《功夫熊猫》里的动作元素（抢碗、筷子功、不倒翁、李小龙、掌劲灭烛、铁齿狼头桩、夜幕飞檐）、人物元素（虎、鹤、猴、蛇、螳螂），以及情节元素寻找原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功夫熊猫》用了众多中国元素，在制作前，甚至集体翻看了大量七八十年代香港功夫武侠片，不但糅合了众多动作技巧，更是把功夫片里的神髓都用得像模像样。”

谈不上有多中国，好莱坞特产而已

天涯网友“吃完就睡”则认为，这片子谈不上有多中国，“太郎的心理活动比较受日本动漫影响。极宫的比武大会很有七龙珠的效果，显然导演很用力地在片子中纳入了很多中国元素而且其中夹杂了非常多的东瀛风格，当然还有梦工厂一贯的美国式EG，最后肥波赶去救师傅的时候那个亮场动作十分像《黑客帝国》里面的尼奥”，这种东西是好莱坞特产。

不要摆自己家文化的乌龙

新浪网友“黎叔”认为，《功夫熊猫》里“肥波”的“左手为拳，右手为掌”抱拳姿势是错的，正确的姿势应该“左手为掌，右手为拳”。另一位叫“龙五”的网友马上反驳说：“中国抱拳之礼有两种，一种是左手为掌，右手为拳；一种是左手为拳，右手为掌。前者表礼让谦逊，先礼后兵，是防守之礼。后者表进攻提醒，拳脚无眼，是进攻之礼。海报熊猫的这种礼是进攻之礼，意思就是说，兄弟，我要出手了，别说我没打招呼。这正体现了与中华文化中谦逊礼让截然相反的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进攻和充满侵略性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恰到好处，楼主可不要摆自己家文化的乌龙。”

●熊猫篇

“暴力熊猫”损害了国宝憨态可掬的形象

《功夫熊猫》上映后，也有人表示反对，某网易网友说：“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是我国对外交往和平友好的象征和礼物，而美国以我国宝大熊猫为外形制造的这个‘暴力熊猫’，已严重损害了我国宝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形象”。

这是张艺谋、陈凯歌一直努力做的事情

国际在线网友“三刀柔情”对这些抵制的声音很愤懑，他说“《功夫熊猫》从正面宣传了‘大熊猫’和中国文化，而这正是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抵制。

《功夫熊猫》就是许三多

腾讯网友“策马入林”则比较平和，“依俺看，大可不必如此敏感。不必意识形态化，不必上纲上线，捧腹连连，一笑置之”，“如果说最深切的印象，从励志角度讲，就是这部《功夫熊猫》便是‘士兵突击’，这位‘功夫熊猫’活脱脱就是许三多。它憨厚、宽和、执着、真诚，不抛弃、不放弃，不屈不挠、见义勇为、勇往直前，都是‘许三多精神’的卡通版。”

好莱坞是对中国人形象认知的大变脸

博客中国网友“老海”分析说，“这些年从好莱坞作品上看到的中国人，不是黑社会就是贫民窟，不是老妓女就是小情人，不是黑帮的打手就是罪恶的黑手，不是跑龙套的就是跑过场的……就是难得见到一个健康美好的屏幕形象。这部《功夫熊猫》算是一次彻底的大变脸，是好莱坞对中国人形象认知的一次大变脸。”

●反思篇

动画片不宜说教性太强

看过《功夫熊猫》的网友，大多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功夫”，中国的“熊猫”，为什么偏偏不是中国制造？“电影风向标”网友郑艺华认为，中国动画采用的中国元素也很多，但却达不到轰动的效果，原因是说教性太强了，艺术性太弱。他举了镜头感为例，“中国的动画片在银幕上只是画面设计，而没有镜头设计。只是用很单薄的画面讲述着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一个动作。而国外动画片的镜头画面设计给中国带来的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动画电影性的观念。”

要摆脱习惯性思维的束缚

TOM网友杜仲华则从理念上进行了反思，“习惯性思维往往会把我们围在程式化的怪圈中，熊猫既然是我们的‘国宝’，形象就必须正直、善良、可爱，不能歪曲丑化，于是像《功夫熊猫》中阿宝偷吃食物的情节便成了问题，许多笑料也就无从产生了”，“《功夫熊猫》给中国人的启示就是：我们熟悉的文化不再是一种束缚创作的沉重包袱，而应成为一种鲜活有力的滋养。”

放宽对创意产业的种种限制和检查

新浪网友蓝维维的反思尤见眼力和功力。他认为，是创意让美国假熊猫比中国真熊猫更值钱，而要激发中国人的创意，还要重视制度环境，“从一个想法到一部电影的正式上市，美国有一整套完整的运作套路，市场的估价功能，市场的深度开发，市场的成功实现，都建立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鼓励与尊重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不必担心会受到舆论导向等不可预测的人为风险影响，一切的考量交由市场判断”，因此，“与其羡慕人家能创造出《功夫熊猫》这样简直可以进‘五个一工程’的电影获得巨额的市场效益，还不如放宽对创意产业的种种限制和检查。”

可能艺术这东西还是需要提纯出一些东西来，然后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发展才是正道。

某位我很佩服的经济学高手说过：“人是不是真的都精于算计？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怎么看都像经过算计，所以就让我们假设他们精于算计吧。”关于艺术这东西可以套用这话云：“艺术是不是都很深奥？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说这东西很深奥，所以就让我们假设它很深奥吧。”

这话的缘起，是《功夫熊猫》上演之前我就在盼望了，除了对于动画片的爱好依然以外，宣传片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那之前，有件事还是挺好玩的。这事当然是有人上书抵制《功夫熊猫》。当时第一眼看见这条新闻的时候，觉得这兄弟的脑袋大概是被真熊猫踢过。后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赵半狄做的，一下子释然：这确实是行为艺术。因为这人我认识。

当然，我认识人家，人家未必还记得我。那是大概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爆出一条新闻，说是有个人身上背个熊猫满大街晃悠。职司记者，责无旁贷应该为大众提供好玩的人与事，所以就去采访了一下。当时知道有个叫做“行为艺术”的东西，但没亲眼见过，是按照社会新闻那路子采访的。顺便说一句，我到现在对于各种艺术都还能免疫，可能唯一例外的是情色艺术。

采访的结果还是挺不错的，赵半狄很配合，人也很温雅。到底采访了什么我全忘了，就是还有个印象，觉得这人相当好，没有通常人们以为的那种艺术家的酸劲儿，怎么说呢？如果他肩膀上不趴一只玩具熊猫的话，也就是一普通人吧。要说起来，可能我是最早报道他的记者之一，只是从来没从艺术的角度来报道。以后虽然偶然能看见关于他的报道，但好像再也没啥交集了。

这次一出来这事，我直觉就是这人肯定是在反讽。至于反讽的到底是什么，说良心话，我不知道。前面我说了，对于艺术这东西我是免疫的、并且已经假设它很深奥，我对行为艺术的理解更是属于刀枪不入那种水平。

说完深奥的艺术行为，还是转头说说《功夫熊猫》本身。那里面的功夫挺扯淡的，逻辑其实也很扯淡。您说，熊猫都胖成那样了，大龙从囚禁他的山洞里爬着赶到翡翠宫能有多长时间啊，这么短的时间，多高明的天才都练不出啥功夫来。人是个挺奇怪的物种，要是有个超常的天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学物理读到量子力学还是可能的，要是某人说他从来没有基础，直接就能成武林高手———比如熊猫这样的———敦请减肥先。

除了这个以外，这是个好片子，尤其是这片子很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中国的，连贯穿在片子中的那种哲学观念都完全是中国式的———哪怕你说这是挂中国的羊头卖好莱坞的狗肉也行。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导演也挂中国的羊头卖好莱坞的狗肉，但他那中国羊头挂的都没人家好。

有时候我在想，可能不止是“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有些时候也可以说“中国在国内，中国文化在国外”。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日本，反正我去了就一个念头：这应该是中国嘛。虽然日本人不太承认，中国人也说那是中国文化的皮毛，但你就是有这么个印象，不论是建筑还是传统，感觉很像“应该的中国”。

还有时候看外国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片子或者利用所谓中国元素设计的东西，总是觉得人家好像更得到了我们的精髓。《功夫熊猫》当然是一例，还有好多的东西也是如此。您看国人自己设计的东西，似乎是更传统、更中国红、更中国结，就是没点神韵在里面。

关于这事儿我有个解释是这样：可能艺术这东西还是需要提纯出一些东西来，然后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发展才是正道。我们这里经常出的毛病是得其外形而不求变化，结果就是别人取我们的艺术之气韵，然后加上其他的灵感，就成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说艺术是有生命的，这可能就是艺术的生命吧。当然，这还是外行的胡说，当不得真。

北京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百年人生丛书”，是一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从最早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到晚近才出的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我们可以看出丛书编辑者的追求，他们想通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从目前已问世的七本知识分子回忆录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体现出了编辑的历史视野，可以这样说，在近年出版的诸多各种类型的回忆录中，“百年人生丛书”是产生较大影响，并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震动的一套丛书，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这套丛书的意义将越来越突出。

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个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完全的历史真象。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在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着墨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我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而关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我是受到了何家栋先生的启发，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现在我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作一个大致的界定。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从时空上来说，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凑，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新闻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天下，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应证。

在“百年人生丛书”编辑的视野里，他们的历史眼光，大体也是我上面提到的那样的思路。在已出版的七册回忆录中，像周一良、杨宪益、叶笃义是自由知识分子，而韦君宜和徐光耀则可以说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在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和多样性。回忆录在史学研究中是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料，“百年人生丛书”所作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十年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以回避政治敏感的姿态进行着市场经济的转轨。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典型地体现出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政治传统，他的政治关怀甚至在艺术问题上也有表现。

1979年，廖冰兄组织“六人漫画展”，首次展出《自嘲》、《噩梦录》等控诉十年浩劫的作品。

廖冰兄的《自嘲》系列漫画，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最常见的说法是，它是对十年浩劫时期“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给知识分子所带来伤害的控诉。当1979年他第一次画这幅漫画时，他在画上的款识使这种意义显而易见：“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但是，当他在1991年、1999年前后三次重画此图，以及后来创作了图像相同、只是改变了表情的《高歌自乐图》的时候，他在不同时期对绘制这一图像的强烈兴趣表明其意义并非局限于一时。《自嘲》是一组系列图像，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状况使它们具有了内在的紧密联系。今天人们似乎是轻易地把《自嘲》仅仅看作是对过去的批判，由此而产生的对它的赞美难免是廉价的；在悼念廖冰兄逝世时，主流话语对他的褒扬多少显得有点言不由衷或者是躲躲闪闪。

《自嘲》作于1979年，据说是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启迪。《自嘲》描绘了画家自己由于长期封闭在埕中，身心异化，埕破之后身体仍然如在埕中的状态。据说他曾询问木偶剧团的一个工人是否能看懂，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松了口气。实际上这幅漫画不一定那么易懂。他自己说：“《自嘲》则是中华民族一代人的经历，刻画了一个时代，我想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1991年的《自嘲》（纸本拓片）款识：“鬼使神差钻入埕，埕中岁岁颂光明。一朝埕破光明现，反被光明吓大惊。”可以说，“埕”与“光明”是其主题。1999年的《自嘲》则仅是重绘1979年的原作，款识如旧。

创作于1992年的《高歌自乐图》是《自嘲》系列的发展———或者说是异型。埕中的廖冰兄自画像已成狂歌之状，款识套用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那首“就是好”歌：“埕里就是好，埕里就是好！蹲在埕里就是最最好！就是好，最最好，埕子外面乌烟瘴气坏透了！世上只有埕里好，就是好就是好最最最好。”埕里埕外，冰兄老人已是如鲁迅般的“出离愤怒”了。他说过：“中外古今的漫画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复杂的现实使怀有极大社会责任感的漫画家感到痛苦无奈。2004年廖冰兄对记者说：“当今之现实比漫画更漫画，现代化的邪恶和邪恶的现代化是漫画所不能表现的，我的想象力、创造力都不及当代邪恶水平高。夸张是漫画必须采用的手法，而现实本身的夸张远远超过我们的夸张本领，能不掷笔收山吗？”这是漫画家的痛苦，更是中国的痛苦。当他对记者激动地说：“漫画死了，中国漫画死了！”我们可以说，冰兄也死于此时。

我认为廖冰兄的漫画《自嘲》系列是广东这一时期主流美术中唯一继承了当年左翼美术中的批判极权主义对人的精神奴役的传统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或者说是拒绝认识。《自嘲》的出现和对它的研究或许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新传统”下的艺术作用有更全面的思考。

7年前，伴随“潜规则”概念及其专著的走红，作者吴思一跃成名。然而，近几年，伴随“潜规则”一词的泛用甚至滥用，吴思却从大众视野中悄然淡出，近年来鲜有新作问世。

他哪儿去了？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采访吴思，“潜规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毕竟，在这个大众文化淹没一切的年代，很少有一个学术新名词能像“潜规则”一样，被百姓如此广泛地知晓和理解，接受并使用。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出版于2001年。按照吴思的界定，所谓的“潜规则”，就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吴思用这个词分析明朝的历史政治；读了他的书的人，用这个词来表述社会各个领域内——诸如校园、职场、足坛、国际政治等——那些“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而今，它最常见的使用是在娱乐圈——自从张钰公开不雅录像带那件公案之后，人们习惯于用“潜规则”来描述“导演和女演员发生关系”的那些事儿。

吴思半开玩笑地表示，用“潜规则”来描述娱乐圈里的性交易，从大意上来说是“领会了原词的精神”。如果是电影的制片人干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而导演本质上是给老板打工的人，因此，他们是在利用自己代理的那份权利来谋取私人的权利，就像那些以权谋私的明朝官员。

有学者担心，吴思的“一语道破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潜规则的盛行。比如一个刚进入官场的官员，初接触到潜规则，也许会不愿同流合污，读了《潜规则》之后发现，原来大家都这样，古来如此，于是抵制的决心可能会减弱，即使在堕落的时候也找到了自我辩护的理由。

吴思同意，“潜规则”概念的流行，确实可能减少“潜规则”在行进过程中的阻力和抵抗，但他同时也指出，人们对“潜规则”——不管是概念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的关注也会带来正面意义。在《潜规则》的姐妹篇——《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吴思对“潜规则”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它之所以得以盛行，是因为“合法伤害权”的存在；而合法伤害权的来源则是暴力集团，是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典故这一元规则。从这一思路出发，吴思分析了“潜规则”的根子在哪里，并指出如何才能对症下药，比如，要遏制“合法伤害权”的扩张，就得用民主的药。《血酬定律》在市场上继续走强，在专业领域也赢得一片叫好。

许多人佩服吴思，不仅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或是富有洞见；他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是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故事中，提炼出诸如“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等全新的概念。这些新名词一方面好记易懂，另一方面又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具备政治、文化和社会学的多重意义。另外，吴思的书和绝大部分学术书籍不一样，很少掉书袋，很会讲故事，比黄仁宇的浅，比易中天的深，给人一种难得的阅读快感。

吴思也说，他习惯于从具体的事件中寻找规律和答案。

借《炎黄春秋》呼唤民主

从1996年到现在，吴思一直在《炎黄春秋》工作，如今已担任总编和副社长。这工作说起来还挺清闲：每周一、三、五上午去杂志社看稿子；但等着他看的稿子，绝不可能在那区区几小时里解决掉。好在那份工作本身，也寄托和表达着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愿景。

说起《炎黄春秋》，以前只是大陆一份主要供老干部阅读的月刊，这两年却因其屡屡发表“大胆”言论而在海内外备受瞩目。去年，该杂志刊登了谢韬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轩然大波。该文章认为，马克思的后继者——自列宁到毛泽东——根本就是走偏了路，而邓小平的路线也并不完全足够，必须补上“民主”，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大陆当前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大陆各地针对这篇文章先后发起了九场“批判会”。而如此引发争议的文章，《炎黄春秋》几乎每一期都会有。

《炎黄春秋》的大胆风格与鲜明举措，直接反映出其总编吴思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不过吴思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敢登这样的文章，不是因为他本人胆大，而是因为“有人撑腰”。《炎黄春秋》有着特殊的背景，其社长是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几十个编委一旦聚在一起，就好像当年的部长会议。这些老领导的话语空间，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大得多，《炎黄春秋》因此在体制的最中心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宽容。比如，《炎黄春秋》在1989年后第一次登胡耀邦名字的时候，整个杂志社如临大敌，反复思忖，还是拿不定主意。结果他们当时的总管、共和国第一上将萧克拍板——发！并说：“如果谁有不同意见，告诉他我家的电话，萧克愿意跟他讨论！”谁敢、谁愿给萧克打电话商量呢？

吴思告诉记者，杂志如今体现的理念，是他本人的，也是那些老革命家的。那些老人和他一样，关注中国的民主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碎步前进的民主”。

想在废墟上盖房子

在《潜规则》、《血酬定律》之后，吴思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造新词”，也就是斟酌、推广几个新的名词概念。比如在《洋人的权利，我们的份》中，他指出“right”的中文翻译“权利”很成问题，建议改为“权份”，才能体现这个词本来所指的正当应有之意。再如，他力推“官家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这几千年来，在中国当权的一直是皇帝、贵族以及官僚集团，因此用“官家主义”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动态结构更为准确。不过，这些新概念都没有当初“潜规则”的好运。

另一类文章则是“算账”。这几年，他给中国煤矿工人算了一笔账，提出中国煤矿工人37.5条命才顶美国同行1条命；又给长城算了一笔账，指出修长城的投资回报会高达十几倍；还从明史中找资料，算了颇为敏感的中国政治“平反清算周期率”。

吴思透露，从去年开始，他就憋着劲想写一篇大文章，但老写不出来。“如果说我以前写的那些文章都是些砖头、瓦块，那我现在想做的，是用那些材料来建起一个房子，哪怕是很简陋的房子。”接下来的那句话让人吃了一惊，吴思说：“我想寻找一个历史的分析框架，以此来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

吴思认为，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会有许多说不圆的点。比如阶级这个概念。人们总是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可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之间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斗争，华夏王朝的更迭，主要是因为官逼民反，也就是王朝和农民之间的斗争。这是马克思的概念所难以解释的。

一开始，吴思只是想批判一下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发现，光批判不行，得“立”。于是，他要做的就不仅是挑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还要推翻整个框架，并且树立起一个轮廓清晰的、新的历史观。在吴思的理想中，那个历史观一定要简明扼要，最好简单得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四个词搭起一个广阔场景。

吴思承认，做这事远在他的能力范畴之外。但话说回来，他做学问，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是出于一种自我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华人社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23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30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二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三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的文字。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四　“宣传共产”的萧伯纳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说，龙应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对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熟悉。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发现。我发现在1933年，当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准备盛大欢迎77岁的“和平老翁”访华之前，萧伯纳先来到了香港，在港大礼堂做了一次演讲。一般坊间的纪录说，萧伯纳不愿意正式演讲，只是与学生闲聊，闲聊中，萧氏说，在大学里，学生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

可是，我又发现，1933年2月14日，“路透电”的消息说，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说了，而且报导的标题是“对香港大学生演说kk萧伯纳宣传共产”，中国各报都刊登了消息。

这时，我才将萧伯纳港大之行和鲁迅的文章连了起来。鲁迅因为萧氏的港大演说而赞颂萧伯纳“伟大”：

但只就14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20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50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40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40岁。我所谓的伟大，是他竟替我们20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未离开了现在。

萧伯纳是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作品、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思潮，是英语世界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又了解多少

西方前卫艺术早已凝固为历史，二战后直到70年代欧美当代艺术持续爆发的震撼，也早过去了。八九十年代迄今，他们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干净、好看、聪明、多元，但真的缺乏“野性”，后起而迟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因此显得生猛夺目，令人兴奋，就像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样。哪里经济繁荣，哪里艺术就繁荣。

“中国龙”崛起。“印度妈妈”苏醒。“越南小老虎”仰天一吼，辨认自己的啸音……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陆，如果试图在被资本照耀的各个角落寻找传奇和童话，定能如愿。这其中，当代艺术尤其像“灰姑娘”。

4月9日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拍会上，刘小东的十八联油画《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以6192.75万港元的价格成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仅次于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的第二高价。

一位阿根廷收藏家拥有数量最多的中国当代影像作品。她说，不要误认为亚洲艺术品是静态的、老掉牙的东西，它们正在反射艺术家们所处的剧烈变动的时代。收藏家们愿意为“承载历史片断”的那些物件动用百万英镑。

从80年代中期一路走来，中国当代艺术家从模仿西方，到发明出一套个人符号，进而将各自的符号变成巨大荣耀和巨额利润。他们试探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最新样式和手段，究竟能在本土刺激出怎样的创造力和怎样新鲜或者怪诞的产品；试出了商业利润和收藏家的钱袋，究竟有多惊人；更重要的也许是，在如此拥挤的这片土地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能将个性的触角向着远处伸展。

仲春，上海，“仍然在野”的艺术家陈丹青与本刊记者探讨了这个话题。

西方艺术家不可能得到比这规格更高的展事了

人物周刊：最近，纽约某杂志在一篇介绍中国5位当代艺术家的文章里说，张晓刚是早期毕加索、马格里特和Pix ar（迪斯尼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动画公司）的混合体；艾未未是杜尚、杰夫。昆斯（美国前卫艺术家）和摇滚乐队“性感小子 ”的混合体，等等，虽然有搞笑的成分，却能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血统问题：它是怎么来的？

陈丹青：这番评论蛮有意思。问题是，譬如，中国目前至少有30种以上比较像样的艺术杂志，每期上市，少说也得 300篇文章，多有谈及美国艺术的，然后有位美国人引述其中一篇的一小段话，对美国人说：看哪，中国人这样评价美国艺术！——你会觉得准确么？

张晓刚确有马格里特的被稀释的影响，但和毕加索可不沾边；艾未未得自安迪。沃霍远多于杜尚，而他比杰夫。昆斯高明多了。以上也只是我的个人偏见，不足道。

几代中国油画家的“血统”，或者说“输血管道”，当然全部来自西方，部分来自日本——日本也来自西方——我要随即纠正：输管内并不是真的“血”，而是西方各种艺术的复制品。

人物周刊：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1999年在北京初见中国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感受到“一种野性，并且充满力量；被作品的想象力和独创性所震撼”，他意识到这样的盛况在艺术史上属于一个世纪只会出现一两次的“井喷”。您觉得这个判断言过其实，还是恰如其分？

陈丹青：菲里普斯说得对。“野心”、“力量”、“想象力”的确是优秀中国当代艺术给予外人的印象。不过有个前提：西方前卫艺术早已凝固为历史，二战后直到70年代欧美当代艺术持续爆发的震撼，也早过去了。八九十年代迄今，他们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干净、好看、聪明、多元，但真的缺乏“野性”，后起而迟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因此显得生猛夺目，令人兴奋，就像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样。

人物周刊：您在《退步集》中将刘小东和方力钧称为豪杰。平心而论，今天出现在西方收藏家名单上的那些人，是被这个时代“选中”的偶然，还是一种个人特质的必然结果？

陈丹青：单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佛洛依德和艾 瑞克 .费雪。部分因为小东的强悍“特质”，部分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写实人物画早已没落了。

人物周刊：这次回纽约，您有没有看到一些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

陈丹青：3月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为蔡国强举办大型回顾展，参观人数为该馆举办德国波依斯个展以来所仅见。同时，纽约顶级画廊玛莉。布恩上城分廊为刘小东举办个展，下城分廊为艾未未举办个展——西方艺术家不可能得到比这规格更高的展事了。我以为这三位同志恰好是最精彩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人物周刊：真巧，蔡、刘两位正分坐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纪录的头两把交椅。这些天文数字对艺术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陈丹青：就我与小东和国强的接触，他们不谈钱，同时正在旺盛的状态中。我没办法钻进他们肚子里考察究竟，但市场好，无论如何会增添自信，但对真正的强者，没市场照样激发自信，自信是内在的禀赋，它会伴随焦虑，但不为外界左右。困难的是初出道的新人，艺术市面外表看来太像赌博与梦境，但很少有人愿意细忖一个所谓成功艺术家背后是怎样孤单而猛烈的工作。

中国艺术家只谈价格不谈艺术？

人物周刊：那位菲利普斯先生还有后话，他说：“世界发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但它改变的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有些艺术家，1999年我见到他们时几近贫困，但现在他们极为富有，常常雇佣大量助手来帮助完成作品。然而，金钱的席卷仅仅拉动了作品的‘价’，却没有使中国当代艺术变得更好或更有意思。令人沮丧的是，现在我去访问艺术家，已经很少听到关于艺术的谈话了，通常是最近一次拍卖的结果，或谁和谁的作品有没有被萨奇那样的百万收藏家买去（2006年，萨奇花 68万英镑买下了张晓刚的一幅《大家庭》） .”您对此作何感想？

陈丹青：不论生熟，我结识的美国艺术家大约20多位吧，其中包括来自欧洲、日本和中东的移民，几乎都有画廊。不论什么场合、氛围，各自介绍后，话题立即进入艺术，从不相互打听或谈论价格，更不谈拍卖市场。媒体报导拍卖专讯有上百年历史，早已是公众熟悉的日常新闻，所以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家非常清楚市面，但不热衷谈钱。他们大约三群人，三种话题：一类是广义的艺术家，不论穷、富、著名、无闻，只谈文艺，或者政治与性；一类是画廊业人士，议论市场，但口吻绝不耸动，只是平静的信息交流；再一类就是拍卖行中人，精明锋利，高度专业谈生意，我根本听不懂。

以我的寡陋，以上经验很可能片面。股票、拍卖，在美国是一小撮人的话题，中国市民街头巷尾谈股票，中国艺术家群相谈价格谈拍卖，人家会闹不明白。除了很年轻的艺术家，我已不太能遭遇只谈艺术的傻逼。为了不犯傻，我也学会东拉西扯，尽管除了多年师友，我和艺术圈久已不来往。

这世道真是疯了：两群色鬼，从早到晚谈女人，或完全不谈女人。

人物周刊：也有一些藏家认为某些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被低估了。您认为50年后，会追认出几位中国的杜尚或者安迪。沃霍么？

陈丹青：假如真有谁被埋没，那是浪漫的故事。眼下的剧情足够跌破眼镜，但并不浪漫。大欠公正的是对老前辈。民国画家、共和国第一代老画家，许多名角至今不在市场名单内。西方则除了凡。高、塞尚那一辈，此后几乎没有委屈过哪位真正的天才。

当代艺术几乎无所不为，但并不自由

人物周刊：据萨奇画廊统计，中国现有两万多位画家，每年至少1万名学生从美术院校毕业。但北京和上海的当代艺术画廊加起来不到200家。如果您现在刚毕业，会是什么心态？

陈丹青：中国艺术学院的增长比画廊数增长快。如果把全国各省市非人文类大学的艺术生源算进去，再划去设计类实用美术学生，每年纯艺术毕业生不止1万名吧？我的学生求职时找的都是林业、政法、农学院等等大学属下的美术学院。我不知道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有这么多艺术学院。我要是现在毕业，心态大约就跟一条野狗一样。虽然我不确知野狗有没有“心态” ，但我记得它们的眼神。

从成才率看，千分之一的画家能卖画，能自谋生路，便是谢天谢地。目前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机会既不太多，也很不少，我刚回国时还在上学的青年，好几位已经一幅画能卖数万元，甚至更多，当然，这些个例画得很不坏。总之，一个暧昧的成功游戏忽然降临，但一个淘汰机制还没以正常方式出现。何止艺术，太多暧昧的行业和个人在中国受惠于近年梦境般的市场，如藻类……论人口概率，西方艺术家远多于中国，论艺术家的成功概率，则中国人似乎高于西方同行，别忘了，没一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学院系统和官方机构长期承受千万艺术家的职业“流量”，而且还会承受很久。就税收看，美国政策对艺术家优惠，因为贫穷艺术家占绝大部分，年收入往往低于交税额。

人物周刊：巫鸿曾经提到过“作品化”的危险，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着急，没事儿就要做大作品，这很让人担忧。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陈丹青：谁要画得大，请尽管大吧。绘画的驱动力部分是体能而不是智力。只是再大的画大不过广告，如今电脑喷绘广告可以大到覆盖整座摩天大楼。八九十年代欧美也作兴制作超尺寸大画，原因很简单，现代画廊和美术馆展览空间是过去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近十多年大画不那么时兴了，我在纽约画廊见过邮票大小的油画，画得好极了。

我是画大画的一代，14岁就在大型工厂制作的六七米甚至十来米大铁板上画领袖像，毛主席的眉毛就有一米多长。中国艺术家眼下兴致正高，加上着急：瞧着同班或下届毕业的哥们发迹发财，你便是菩萨投胎也难装得若无其事。往大了画吧，要是卖不了，很快你会发现没地方存放这些又大又沉布满灰尘的废物。

人物周刊：在策展人冯博一眼里，确实有一批80后、90后的当代艺术作品新鲜、有激情、富有创造力。就您视野所及，有没有发现可以燎原的种子？

陈丹青：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青苗一拨拨窜上来，总有才华横溢的人。我所以痛恨艺术学院这一套，那是青春的屠杀。拿什么鸟学位！20岁左右就该放手创作，美术史上多数经典是25岁前后的小青年弄出来的。

至于燎原不燎原，我可不知道。吃掉70年代生人的是80后，而今90后眼瞧着窜上来，一嘴汗毛，皮嫩肉紧。代际的紧张感是近年趋势，我在校园常遇见20来岁的女孩说：啊呀，我老了。

整体看，每一代艺术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鲁迅所谓的“一盘子绿豆芽”。

人物周刊：您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致命问题是什么？它和现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丹青：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中国的现实。真的“当代艺术”有内在逻辑，自为自律，“中国当代艺术”则整体上是国情的肌理之一。它长期被压抑、被扭曲，因为它既来自国情又受制于国情；它骚动、富活力，竭力拱破国情；它跳跃猛进，但看不清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轨迹；它几乎无所不为，但并不自由；它对它所追赶的西方典范满怀厢愿，但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滋生蔓延；它被忽然夸张放大，但总比不曾发生，或被严厉管制要好得多；它远未发作，但切忌乱来、翻船，不然很糟糕……这些症状不都是国情么？

改革开放是条活路。中国式当代艺术如今又酷又蛮，一脸青春痘，是不是有点像计划生育政策外非法降生的孩子？怎么办呢，看来还得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看看能否“可持续发展”，虽然种种必备条件其实很可疑，但“致命”一词怕是言重了。哪个领域都和国情绑在一起，当代艺术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它正被归结为经济指标，任何清醒的意识均难抵御数据的晕眩，晕眩总不是常态吧。

五月三日　星期三　晴

　

代表学运组织与丁校长会面

约好上午十点到未名湖北岸的红一楼同张炳九会面，由他带我们去见校长，而早晨醒来时已九点过了。忙乱中找来自行车，又找到能作速记的秘书同学，骑车按时到达。张炳九还未到，我们正好欣赏未名湖在春色下的妩媚。这是半个月来难得悠闲的一刻。

张炳九带我们进了红一楼，找到该见的人后，便找理由走开了，一刻也不多待。首先见我们的是教务长和校长办公室的副主任。他们很客气，将我们迎进一个会议厅，说抱歉校长还需一刻钟才能来。二十分钟后，丁石孙校长终于到了。丁校长身材魁梧，神气豪爽，说话显得精力充沛。教务长恭敬地将我们先前谈话内容大致讲给校长听，然后会晤进入实质阶段。

我先取得他们的同意，将交谈内容由我带来的秘书记录，以便回筹委会有个交待，免除同学的猜疑。在我之前，沈彤与孔庆东私下见过校长，许多同学很担心他们的动机。

然后，我感谢校长等人抽空接待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丁校长知道我当时是北大筹委会常委和北高联主席，却对我们很和气，一点也没有袁木对待“非法组织”的架势。

随即我陈明我们的立场：就近期而言，北大筹委会愿意与校方协调五四纪念活动，以免时空上的冲突。我问丁校长五四是否有计划搞全校校庆活动，他说除校友返校的纪念活动外，并没有什么大型活动，甚至全校运动会也取消了。这解除了我的担忧，筹委会的活动将不会与校方有任何冲突，校园许多场地都可以自由利用。

　

丁校长赞同校园民主计划

就长期而言，我向丁校长正式陈明筹委会的校园民主计划。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长明确的赞同。丁校长说：“我支持在校园内搞民主改革。学生会也可以改嘛！我愿北大做为全国高校的校园民主改革试点单位。”丁校长说的校园民主，不仅包含筹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两条目标，学生自治组织和校园独立报刊，还加上第三条：「教授治校」。

丁校长说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参加一个校友会。他在那些五十年代的毕业生面前，激昂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在谈中国的希望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你们到校园里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学吧﹗”

虽然丁校长同情学运，却劝我们不可将运动扩大到社会上，不要老去天安门。最后，他讲述自身的经历，来说明我们罢课也嫌太长了﹕“四十年代我是地下共产党，那时我们在学校组织罢课，最多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国民党特务同学用手枪逼着我去参加考试。”从四二二至今，我们已坚持罢课十二天了，历史在作有趣的轮回。

　

北高联议决“五四”纪念四套方案

下午二点半，高联各校代表在北师大准时开大会，议决明天五四行动方案。为了提高效率，大会之前先开九人常委会，为大会预备各项议程议案。两次会议都由我主持。

常委会上讨论了四套方案。

一、北大荒地方案，由我提议，即在北大西门外的一片荒地上集会。欧阳按时在中午北大例会上将这套方案交给了我，认为是上策，而中策为传统的游行，下策已记不清。欧阳去看过那片荒地，由于城建规划，几十亩农田荒芜在一片不深的杂草中，足以容纳二十万人，可列出气势宏大的队形。欧阳说，该方案既为省力，也为校园民主建设。近日不断的游行已使同学们疲惫不堪，走几十里去天安门既单调又累人﹔高校人口重心就在海淀，地点设在这里，多数同学少跑路﹔最重要的是，只在荒僻地段集会，不到闹市区造势，让四二七成为游行历史的顶峰，这就象征着学生对政府的克制态度，学运也转向校园民主建设阶段。

二、“手拉手”方案，王超华提议，十万学生在二环路上手拉手围成一圈，围住北京城。这个方案很有趣，也说明大家不大愿意老是单调的游行。若能以一种崭新的、富于象征意义的形式显示学运力量，对中南海内党政要员们将带来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

三、传统游行方案。提案人认为，一来组织起来方便，二来远征式的游行也不是白走路，沿途都能宣传群众，有利于扩大社会影响。

四、白布方案，由代表艺术院校的赵少若提出。他们准备买几千米白布，将天安门广场围起来。白布上可写醒目的标语，空白处还可征集签名，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学生和市民的签名向政府请愿。这个方案颇为新颖，若能做到，也将起极大的宣传效果和威慑作用。

　

常委会上差点通过克制方案

常委会上，赵少若的白布方案首先被否决。赵少若要几千元经费，高联当时只有会费几百元，一时拿不出来。加上去商店买布已来不及，因此大家觉得不太现实就否决了。

超华的手拉手方案也有难度，几十个学校怎么在二环路上找到各自准确的位置，时间一到怎么统一号令所有人同时拉起手来，拉手那一刻十字路口的交通会怎么样等等，都难以确定，以高联当时的执行系统，怕是难以胜任。

我代表北大所提的荒地方案也受到众多批评，主要是大家对局势的估计不一致，在是否应当继续扩大社会影响上看法不同。十几万学生采取克制的态度在一处荒地集会纪念五四，虽在海外媒体上会因其出人意料而得到宣扬，但在国内社会上却没有多大影响﹔若不继续通过社会影响保持对政府的压力，同学们认为对话便会被政府继续拖赖下去。许多同学会觉得这不过瘾，很难估计有多少人会来这块荒地上看几个人发表一通宣言，而我们也来不及准备其它什么有趣的节目。

于是只剩下传统而简单的远征式游行方案，虽失于单调，但组织简便，组织者既有丰富的经验，参加者也毫不需进一步的说明，不会产生丝毫的误解与混乱。

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说服常委会通过荒地方案，结果差点通过。清华代表坚决支持荒地方案，在我说服后，又有两个常委支持，但依然得不到常委会多数通过。那天有八个常委，结果四比四持平，最终只得交由大会议决。

　

北高联通过“五四”游行方案

虽然常委会上我争取到一半票数，但在大会上则完全失败，被淹没在众多中小规模学校代表的激情之中。经过大会激辩，只争取到很少票支持北大荒地计划。在常委会上我能一个一个地说服，在大会上则无计可施。

北高联代表大会最后以四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决定采取传统的游行方式。当天下午，各校贴出的通告﹕

 

“经北高联47所高校代表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动安排如下﹕

1、8点从各高校出发，游行到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

宣传重点﹕

（1）支持改革，反对倒退。

（2）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

（3）要求对话﹔对话要有诚意。

（4）维护宪法的言论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

（5）集会，结社自由﹔北高联合法化。

（6）反对官倒，打倒腐败。

（7）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2、下午四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

另﹕住各校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午7﹕30在师大门口集合。”

 

大会表决之后，我当即作了具体安排：周勇军负责安排会场，王超华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周勇军的任务包括在广场上选定发表宣言的地方和安排音响设备，并与各校常委保持联络，时间一到，便派联络员通知大家到选定地点开记者会。各校代表包括常委则随自己学校的队伍游行，负责本校事务，到广场后等候联络员接应。周勇军与王超华当众接受任务。

王丹与开希没参加这次大会。【后注1】

熊焱和沈彤列席了大会，他们是为对话团成立会而来。见到北高联开会的混乱场面，他们会后对我说“一群乌合之众﹗”颇让我有点难堪。

　

对话团成立大会

由于北高联大会没能按时开完，对话团成立会也只好顺延。各校对话代表在隔壁教室里等了四十多分钟。高联大会开完后，我来到这二三十个对话代表面前，向代表们强调了对话团的相对独立性，表示北高联只是协助成立，现在大家已聚在一起，以后便是独立的团体，完全自行运作。我只是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可以先根据主题分出小组，各小组的成员依自愿形式参加，根据公认的口才与能力推出组长和团长等领导。用了三五分钟讲明这些之后，我便离开了对话团的会场，真正让他们自行运作起来。

后来对话团的运作情况，与我们的期望相距不远。项小吉当选对话团长，我毫不奇怪。他是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几天前我就听说他研究国际谈判，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冠军。四二九袁木对话会上，就他讲得最好。稍让我吃惊的是熊焱，他的才能在对话团似乎没充分显露出来，未被选为副团长。实际上，后来在五一四和五一八两次“对话会”上，都是熊焱讲得最好。对话团的副团长是沈彤而不是熊焱，多少让我有点意外。

　

起草《新五四宣言》

从对话团成立会上出来，我想找王超华商讨《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便被一个师大同学带到吾尔开希藏身的秘密地方，一间博士生宿舍，门外还有同学放哨。开希这几日因害怕中共逮捕，便藏身此处，却依然同外界保持联络。

屋里除了开希、超华，还有一个经济系的博士生，大约就是屋主了。我进去时，他们正在讨论，准备起草宣言。我坐着听了一会儿，便向超华建议晚上到北大去定稿，那里作家班的笔杆子比较过硬。商量好时间、地点后，我便告辞返校。

回到北大做完必要的交待，我便到作家班去待了二三个小时，在这里得到如家的温暖和休息。北大作家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与其说是培养作家的班级，不如说是作家回炉温习学生时代的地方。班里的学员多是已经成名的作家、诗人，又都已成家立业的老儿童。如以《枫》、《老井》闻名的郑义【后注2】，已四十多了，张伯笠在他们中只能算小兄弟。他们的妻子也常来，围在宿舍里做饭说笑，我便在他们的欢乐中琢磨他们生活的趣味。他们也认识柴玲，对我们既赞佩又担忧。

九点过，我们约好的十个人终于在28楼238室聚在一起。我问王超华宣言准备得如何，她镇定地回答没准备好，出乎我的意料。这意味着今晚必须熬通宵，赶出这份宣言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会儿，马上发觉不是办法，于是各自去起草一份，再来讨论。

一个多小时后，何贵方起草了一份。他与王超华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文章颇有文采，但大家认为过于激烈，许多地方明显对抗政府，文字上很容易被抓辫子。超华好像与他争论得非常厉害，他们从此产生出对立情绪，后来在广场上尤其激烈。

最后，超华坚持着又起草了一份，等到讨论近于完稿时，已近凌晨两点了。我在屋内一张上铺躺着，朦胧中听他们争论，渐渐沉睡过去。【后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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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注（这是1990年备忘录写成后逐步加的注释） ：

【后注1】：王丹与开希从四月三十日起已不是北高联的正式常委。我到海外后才知道，开希五月三日虽然没来北高联开会，却在会后立即召集众多记者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以至于外界当时乃至很多年后，都以为吾尔开希当时还是北高联主席。这是个人超越组织的第四次表现。我的责任是，4月30日当选主席后，没有以适当的形式及时通告外界，导致某些个人与组织的脱节，临架于组织之上。这时的逊让，实际上起了反效果。

【后注2】：运动期间我一直以为郑义是作家班的，可能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又老呆在作家班的缘故。我在北大碰见他几回，还听过他出主意，印象极深。

【后注3】：后来超华说那晚北高联常委还来讨论过复课，我则完全没有记忆，也许就是因为睡着了。第二天周勇军在广场宣布全面复课，让我很感惊讶。北高联确实讨论过复课，但倾向于分批复课，更没有定论。而且周勇军几天前刚因擅自发布手令取消四二七而遭罢免，连高联常委都不是（政法大学另派了王志新），怎么就可以宣布复课呢？

 

2008-6-4摘选于旧金山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