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所谓家乡，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埋葬的地方。所谓社会，就是在国家之外，一个对死亡拥有共同记忆的族群。

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是拿走人在身体之上，所累积的一切意义。

那天，汶川大地震的下午，我和人们站在高楼下，单单仰望属于我的那一扇窗户。转头说，你看不动产是多么荒谬的词，就像日光之下，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主义。就像大地悬在虚空，你却说，春暖花开，我要崛起。

人们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族群或贤愚。在没有选票之前，这是最直观的一种平等。甚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的普遍性吓坏了我们。就像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向主人罗切斯特求爱，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大地上埋头积攒人生的不动产，大地日益成为我们赚取意义、建立王国的唯一场域；大地震却以一种尖锐而哀伤的方式，撕裂了我们掩耳盗铃的人生。当国旗终于为普通公民的性命折腰，国家开始低于灵魂，降落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死亡原来是普遍性的事实，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死亡是每个活人的债。死亡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的人类，破产的宣告突如其来。

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忘了。但这一天，你想忘也忘不了。

在华盛顿，一个最震撼我的地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恨不能把所有墓碑都拍下来。遍山的十字架，为无数躺下的灵魂，留作记念。我小时候从凤凰山坟场哭着逃走的经历，直到那次才彻底复原了。特别是一个断臂天使扶着墓碑，垂首、静默；几乎是我见过最美的建筑。我们常愿死者安息，也愿自己将来安息。但如何是安息呢。200年前，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有安息日”。

在阿灵顿，一个国家展览着它两百多年的死亡之旅，凡活过的人都死了。但我也看见一个灵魂的国度，在游人面前一字排开；好像阿里巴巴面对一个神秘宝藏，口诀不再是“芝麻开门”。 这样的历史在大地上展开，却不是为着大地，是为着天上的不动产。

大地若永不动摇，每个人也注定一死；就像青蛙死于慢火。大地摇动之后，我们从哀歌发声，一直唱到赞美诗。直到苦难成为化妆的祝福。昨天，大地的上空，第一次有汽笛为公民的灵魂一起鸣起。当数千座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单单为着生命本身，在行进中顿住身形，全体默哀时，我们才配称为一个社会。

30年前，站起来的诗人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接着人们含辛茹苦，找回了一个国家。30年后，跪下去的罪人说，上帝啊，我的命丢了。我们信心全无。

结果，被死亡拿走的意义，会被一位好心人送回来吗。

地震当晚，约23点，几个基督徒家庭，在公园躺卧的人群中聚齐了。我们开始祷告、唱诗，说上帝啊，在这个摇动的时刻，我们的赞美不摇动。求你使用我们的敬拜，成为对这个地方的祝福；将灵魂的安息与稳妥，带给周围饱受惊吓的人群吧。

我们就唱，“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

所谓天家，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睡着等候的地方。

古希腊诗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若有一人死亡，全世界都是幸存者。若每一秒宇宙持续，都是不合逻辑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蒙恩的人，欠了全世界的债；但惟独不欠死亡的债——因有十字架上的救主已替我还了。他若不替，也没有人自己还得了。

之前，我对籍贯和身份总有认同的焦虑，我先是四川人？成都人？还是三台人？绵阳人？或是中国人？亚洲人？谁料这场地震，竟把我从小到大的家乡全都笼罩了，当我为地上撕开的伤口哀恸，大地上的意义反倒落实下来。就像使徒多马，伸手摸到复活基督肋旁的伤口，就认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的身份证，从此写上：天父的孩子，死者的亲人，需要帮助者的邻人，以及，幸存者中的一位。我本是冷漠的人，妄想大地稳如泰山，就把起初的爱心轻易丢失了。

但过了这宿，叫我心里有交账的负担，灵里有神圣的安息吧，这样存活，直到安抵天家。

2008-5-20于文化公园。

我对钱锺书的学识和作品的看法是：

跟民国那批庚子赔款去留洋读书的其他人比，钱锺书的成绩很差；

钱锺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师级比较而言）；

钱锺书《管锥编》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钱锺书《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就是琼瑶一类水平；

钱锺书散文等文章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

钱锺书的《管锥编》是半成品，你都不知道谁适合读它，或许中西文化比较的可以读读，但是意义也不大。《管锥编》其模仿对象可以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勃登的《忧郁分析》和米洛拉德&#8226；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以看做是《管锥编》的一个章节，但是，就认识水平来说，《人间词话》远胜《管锥编》。如果按照普鲁塔克的《对传》的标准，钱锺书全部著作风格，比较适合作为对传的是伏尔泰，可惜，钱锺书的实际水平，远远达不到伏尔泰的标准。《管锥编》的最好学习对象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如果钱锺书的《管锥编》达到《哲学词典》的一半成绩，就可以算是大师级作品了。可惜，钱锺书完全没有这个水平。

有个常识要先说一下。西方语言的源头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是他们语言的共同祖先。欧洲人很容易做到“精通多国语言”，像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几乎只能算一门语言。换句话说，所谓的精通西方多国语言，很多只能算作精通一门。另外不懂古希腊文拉丁文，就没资格称的上精通西方语言的大师。

关于“精通”一词，必须至少是翻译级的，就是能把一门语言用书面语翻译成另一门语言。即使满口牛津腔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你把小孩子从小送到英国，不用教就是牛津腔。大师级的外语水平就是用该门语言写作，比如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就这一级上，钱锺书只做到翻译级，而没有大师级。

中国人能达到这一级的，就是达到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水平的、真正大师级的外语水平是辜鸿铭。因为其父亲懂英语，义父布朗是神父，西方的神父一般都是学养极高的知识分子，辜鸿铭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 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 40 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很多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馆员都会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但是，没有馆员知道钱锺书这个名字。

我认为，中国人学外语的，前后百年内超过辜鸿铭的可能性接近零。

另外一个就是陈季同。但是陈季同的著作有个公案，曾经是陈季同的老师和朋友的蒙弟翁说陈季同的作品是他的，所以陈季同的法语算非常好，但是估计没有昆德拉的那种水平。

一个学外语的想达到大师级水平，除了天赋之外，名家的指导，名校的学习非常关键。

张爱玲林语堂他们也能用英文写作，但张爱玲读的上海圣玛丽女校，林语堂读的上海圣约翰，是中国的韦尔斯利女校和哈佛，从中学起就是学养深厚的全外教授课，所以英文好就没有什么稀奇。不像现在的外教，似乎是英美人（很多是国内领失业救济金的）都有资格教英语，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这一级上，钱锺书只做到翻译级，而没有大师级。绝对不如刘小枫。也估计不如林语堂张爱玲。

钱锺书的外语水平一般，大约是北外上外这些学校优秀学生可以达到的水平。钱锺书估计就是方鸿渐，没有名师的指导，虽然读了牛津大学，但是为什么在牛津才读两年？两年我想也读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另外明明是文学学士要称为副博士，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了。

中国有些传统思维非常弱智，违反科学和理性的，比如崇尚在不利条件下做非常了不起的事，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对以少胜多的战役的莫名崇拜，对武器的盲目认识，比如伊拉克战争时张召忠闹的笑话。

学习外语也是，对自学成才的有莫名的崇拜。比如对李阳，对钱锺书。钱锺书的数学是太差了，开始说是零分，后来是十五分，我觉得数理逻辑太差的人，是不可能做好学问的。

钱锺书聪明，有天赋，这一点毫不怀疑。其学术成就不高，我觉得赵汀阳先生的意见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智力再高、学习再好，如没有创造性，尤其如果没有高尚的人性，终究一事无成。关于高尚人性的重要性是维特根斯坦讲的，他发现许多极端聪明的人没有成就，就是因为没有高尚的人性，所以就想不到那些伟大的问题。”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自由” 赵汀阳访谈录《中国教师》2004.vol2

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尾声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益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便利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过度商业和世俗跟我的气质格格不入，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是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现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邻居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计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水平。于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他能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不过是数理逻辑智能较一般人为强而已。

我一九七九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出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主席死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对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关于农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制度带来的贫困甚至饥饿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家庭的贫穷和时代的荒谬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外负担，田间山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或者与伙伴嬉戏，或者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静静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龄，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总在渴望和向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倔强孤僻，心灵比较敏感丰富，数理逻辑方面的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独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的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历史演义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留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一点点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者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仿佛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流行文化层面，邓丽君的私人情感叙事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宏大颂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射雕英雄转》让所有人为之疯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图腾。花衬衫，喇叭裤，长头发，墨镜，尖头皮鞋，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髦青年的标志。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都激起了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过瘾好看的小说，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超能力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此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一般学生，由于我好学深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由于我心思单纯而集中，因此，尽管我上课很少听讲，作业也经常完不成，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很看重的学习成绩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考试都感觉到轻松无比而且总是优胜者！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安放，于是几乎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学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忆起这十年的阅读经历我懊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有思想的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此，我巨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又买来各种武术杂志自学练习武功，我买所有体育杂志，买所有军事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根本不屑一顾。此一时期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多么木呐啊，你太不机灵圆滑，怎么能讨人喜欢呢，以后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受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志愿填报。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出于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的愤怒，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较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上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预料到它将怎样影响我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考上北大对我来说像梦一般，我之前其实根本没敢做这个梦。当时北大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神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哪个专业我都根本不在乎了。在正式走进燕园之前，我不能不提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年的军训。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对军队充满了向往，但军训一年把我对军队的幻想憧憬击得粉碎。军队的专制和模式化极端不适合我，这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局对我们的洗脑，他们强迫我们学习毛选邓选，这是我极端不能容忍的。因为听美国之音的缘故，我受到中队区队官员的批评，他们还收缴我的录音机。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服权。他们的蛮横做法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是，我得说，这个时候我二十岁了，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资源，没有受到过任何高人的指点，只是一股本能的反抗情绪。一年军训结束，我长出一口气，噩梦终于结束了！我期待着进入北大的新体验新感觉，我激动兴奋地憧憬着！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现在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在于它的校园文化氛围，具体的来说，就是由每天的各种讲座各种文化社团以及喜爱阅读普遍好学的学生活跃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不断地穿梭出入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的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落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有对我耳提面命直接影响过我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思想导师吗？没有，肯定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光辉并逐渐在蒙昧中开始痛苦地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促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纷争取入党，他们在为以后进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途做准备，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惭愧，我也萌生了当大官挣大钱衣锦还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过诚实，不善作伪！我从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参加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难，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不拘小节啊！你连这点厚黑功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开始感到怀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虚伪？必须说假话必须不诚实？必须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文化和国民性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思索。

另一个思考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历史系的，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但现实却总是让我骄傲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挫伤。比如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现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理发现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为什么武器这么落后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伟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上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激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阅读让我头脑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讶于一个文革时期的思想者达到的思想深度，我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深刻到位的批判！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开始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无论是挤入官场追逐权力还是走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人生的迷茫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困惑。我甚至觉得，这些虚无缥缈的痛苦都是我喜欢读书带来的结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基本上都是用来欺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的理念也不是打开学生的视野并让他们去自由思考追求真理并获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觉得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都被浪费得太可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上当受骗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希望后来者不再重复我的悲剧的推己及人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一九九七大学毕业之后主动选择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比如关于抗日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同时我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鼓吹新闻自由；我还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意识和个体权利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漠都估计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传到了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多次给我打招呼，要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威胁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本身就是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说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同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原，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猛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精疲力竭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询生命、教育和政治社会的出路，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我没有上网，因此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摩罗的书，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思想的启迪，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述我们身边的现实了！但此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还是先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木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这三年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三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理想遭遇现实，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世界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消沉？继续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媒体生涯：真实自由是一个梦

我这人总是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存。总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超越于肉体生存之上的意义。就我本人而言，干不了教育，新闻媒体是另一个选择。我不喜欢市民报纸而喜欢《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通过媒体揭示社会的真相，批判政治和社会现实，引领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前进。但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人脉来说，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样的媒体。体育也是我的爱好，在大学同学，当时的《南风窗》新闻部主任翁宝的推荐下，我到了当时刚创办的《南方体育》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别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2000年欧洲杯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其实我同学所在的《南风窗》就有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南风窗》的尺度太紧了，看着还远不够痛快。就是这样我还听同学说，他们经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我一想，你们《南风窗》那样不痛不痒的批评，骂捧结合的格调，我连看都提不起兴趣，做起来更不会有劲！在当今中国，真实自由的媒体工作也许本就是个天真的乌托邦梦想。这一番近距离的对中国最自由和最有批判精神的媒体的了解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我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抑绝望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南国城市广州。当我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绝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次是彻底绝望了！我又想回到中学教书。从孩子开始吧，成年人已经总体上完蛋了！于是我又到了私立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吸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具有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我没有意识到中学教育中学文科教材的荒谬性的时候，我能够考上北大，而一旦我不再相信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就无法再做教材的传声筒，我只能按照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历史事实以及领悟到的思想以及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得体会来引导学生思考和面对真实。因此，我的克制只能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短时间的。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自由发挥起来！要我克制自由思考和言说的欲望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追求真理本就是人的天性，只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它早已遗忘何为对真理的追求和批判精神了。在总体思想封闭的背景下，我这样异端的思想言论是注定要引起轰动的。很快学生家长就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反动，他们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中学部校长赶紧来听我的课，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何况，就算意识到什么我也不会在意，照样按照我的个性自由地上课，在课堂上我对邓小平和蒋经国进行了比较，肯定了蒋经国，校长一听吓坏了，这还了得，敢批评我们伟大亲爱的小平同志？他赶紧去跟老板汇报，马上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面两堂课。我曾把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身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不受体制束缚的自由，有充分的自主权，就如私营企业一般，应该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但现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公立学校确实体制僵化，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但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学校要开除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公立学校不怕关门，私立学校却最畏惧这个，如果他们不果断把我这个反动分子赶走，国家某部门完全可以威胁关了私立学校，这样他们的所有投资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们更加不敢不能容忍异端。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次只有二十一天！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私立学校的出现对改变中国教育僵化封闭的现状几乎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媒体工作，就是广州日报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辑工作。这个工作待遇一般，不需要什么创造力，但中国媒体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自由，至少在体育和娱乐两个领域实现了。你想批评足协领导、教练还是球员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无须内心分裂，当然，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而我自己是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兴趣的。这样混日子混了两年，拷贝粘贴的工作是典型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不需要任何创造性。这样的工作对我这种追求意义又喜欢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时间长了显然也是难以忍受的。

理想的中学和媒体环境都没有，我又能到哪里去呢？与自贡教书时候一样，我内心感到无比焦灼和绝望，依然常常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到大学做学问教书的念头，大学总比中学自由一些吧？做学问毕竟还是我曾经的梦想吧？但是，没有哪个大学会要我这个毫无名气的本科生，要进大学我必须读研读博！但当英语准备好了之后，政治书却让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他妈一辈子也不考这狗屁研究生了！

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约的秦晖萧雪慧等人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郭初阳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听说杭外很自由，听说他们校长很宽容，听说杭外的老师学生都很好，而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显然可以更多地回避政治问题。我可以只关心审美，从而不用痛苦地精神分裂！杭外让我记忆深刻，我喜欢那里的教师群体，我喜欢那里天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宽松的氛围。但是由于我在指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有些老师看了之后大惊大怒：这还了得，太反动了！于是又是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再加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本来就看不惯我，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满遗憾！这次事件给我的一个教训是：我太锋芒毕露，太操之过急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我更适合做猛打猛冲的闯将，却不适合做一个妥协中的坚持者！

这次事件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企图继续谋求媒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这两个我自己认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我的宿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否则为什么离了这两类工作我做别的什么都觉得毫无价值，没有意思呢？那么多人经商不也是很愉快吗？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机会到《羊城晚报&#8226；理论版》工作，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理论版负责人张子秋女士：你们的自由度有多大啊？她说：“我转载一篇《人民日报&#8226；理论版》的文章，也被值班副总编和谐掉了，理由是为报社五千员工的饭碗着想！”我一听，这样的自由度，还做个屁的新闻？于是宁愿饿饭宁愿接受朋友资助我也坚决不接受这个工作了。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这样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这次我真觉得自己彻底走投无路了！绝望透顶了！我颓废得连跟家人都不电话联系了！以至他们都以为我自杀了！我真的想过自杀吗？没有，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给我的精神支撑！我这个人生命能量和意志力都很强，不会轻易放弃和认输！这时我突然想起成都的一个教育杂志《教师之友》以及它的执行主编李玉龙，这是一个采访过秦晖的教育杂志，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媒体人！如果不能在学校教书，通过媒体来团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孤独的有教育和社会理想的教师也不错啊！能够借这个平台传播一些思想和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啊！做这个杂志甚至结合了我的教育理想和媒体理想！在做《教师之友》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开始有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广泛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教育现实，结识了不少有理想有思想的中小学老师，我们还举办了不少活动来传播新的教育理念。做这样扎实具体琐碎的事情对我的阅读和学术追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改变中国教育的价值之大也是毋庸置疑，因此我无怨无悔！

但是中国的现实永远是无情的。《教师之友》杂志社隶属于四川教育出版社，因为出版社与某教育机构的一场交易，杂志被某机构拿过去并改名。《教师之友》杂志成了消失的记忆留在那些曾被它点燃过激动过的教师读者心中！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也是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美好回忆！这是最接近我理想的一次工作经历！

我又失业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读书，看碟，然后颓废！我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的地方在哪里？

2005年下学期，通过朋友李镇西老师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验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到光亚学校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在拿到它的教学大纲之后，我感到耳目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统一编定的教材，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书目来供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发挥学生创造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非常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我可以自由地实践我的教育理念追寻我的教育理想！在这三年间，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先生给了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虽然在某某部门的压力下，卿校长不得不辞退我，我又一次失去了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卿校长给予我的理解支持和包容，我都永远心怀感激！

我做一个工作从未超过三年，本来这次可能打破这一个人记录。但因为512地震的发生，因为我第一个跑到操场，因为我发在闲闲书话里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章，我又将失去工作了。同样来自后极权国家的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都说：“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权不过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因此对付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出真实，哪怕丢掉工作也要说出真实！”这是我虔诚信奉的思想，我也坚决实践了它，并因为说出真实而多次丢掉工作！为了心中自由的理想，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人生充满偶然，这种偶然性正是我所迷恋的，如果人生的路程都按部就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可更改的程序，那么人生将因缺少意外而变得非常没有意思。因为这次事件，我的教书生涯或者永远地结束了，但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锐利！我将系统地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人民网最近公告，继胡锦涛6月20日来到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后，另一高官——主管新闻出版系统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将于7月3日下午三点与网友交流。

届时，网友可以向柳斌杰提出敏感问题，比如提出一些中国何时有新闻自由和新闻法之类的尖锐问题。这些问题他未必回答，但一定能使他感受到民间舆论渴望新闻自由的压力。

目前，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已经有不少网友张贴留言。截至6月26日晚上，约有2800多个点击和54条网友张贴的相关问题：

1、环球时报报道，奥运期间，我国将对新闻报道采取”零限制”，请问到底放开的标准包含哪些内容，具体有什么文件出台吗？奥运新闻自由，是不是意味着这是暂时行为，我国新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办事效率太低了，我们一家报社在两年前就报了一批申办的记者证，一晃快三年了，都还没办下来，请柳署长问问好吗?

3、网络媒体工作者，能否发个证？

4、请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我们也想弄个大官当当，请问你是怎么当上的——大贪官的？

5、买卖书、报、刊号的问题在全国比较普遍，新闻出版总署知不知道？谁来解决？为何书、报、刊号能卖钱？导致重复书号、假号泛滥的原因有哪些？一报多刊现象比比皆是，为何总是禁而不止？

6、请问柳署长：一个刊号出10多本书，是好事还是坏事?个人出书自个掏腰包，是好事还是坏事？值不值得提倡？

7、在我了解的范围来看，我们国家网络非常不清洁，大型正规网站不健康图片也太多，bbc 和cnn 就不像sina qq 等等，由于大量含有垃圾信息网站很容易在goole,baidu,live.com,yahoo.com等等较大搜索引擎上根据很容易想到的词汇找到，比如就用”欧美炮图”我就找出www.haosecc.com{www.40ri.com}及www.921se.com这两个尽是淫秽图片和电影的垃圾站，希望拔除这些毒草。请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搜集该类词汇，尽量找出更多这类网站，进行打击。在信息时代，未成年人一定会大量接触网络，并且他们心理不成熟，我们必须对他们的未来负责，因此，打击此类垃圾势在必行，而且要决不手软。希望各行政部门可以相互配合，并采取强硬手段要求google,baidu,microsoft,yahoo等相关公司为网络清洁负责。请问你们为什么还不采取措施，为什么？

8、有些刊物办不下去就转卖刊号，向出版局提出这个问题，人家说你举报，为什么不去解决？

9、新闻出版管理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高位截瘫。权力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里。下面无职无权。有的文件也不下发。只是凭感觉在办事。再者，扫黄打非队伍无编制、经费、车辆，只是凭责任感在工作，如何解决？对基层执法人员培训不够，基本靠经验工作。能否加大对基层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

10、总是说新闻法迟早应纳入立法规划，可问题是，堂堂大国，没有一部新闻法，为什么？

11、有一本被禁了10年的书，现在依然禁着，为什么？

12、广州市的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侯诊区，十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偷偷摸摸派发报纸，举例如下:中华医药、中国医药(据称由所谓的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北京鲜药研制中心主办，不知真假)、人民医药、医药健康、新药导报等，误导病人骗取钱财，造成社会不稳定，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3、党报党刊凭什么摊派？非党报党刊买通官员进行摊派发行，为什么一直难以制止? 几年前报刊整顿过后，现在报刊摊派风又刮起来了，有的已经明确不是党刊的杂志，比如说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现在还是利用官员的权力向基层摊派发行，他们利用暗中给官员发行费(变相行贿)和组织官员去风景地游玩的方法，让官员向基层党员和干部下指令订刊。这样的现象也有很多，为什么一直也制止不了啊?受损害的是基层群众。难道对于报刊摊派的顽症，上级管理部门就没有办法了吗?

14、为什么网上这样奇怪，正当反映民意的帖子不给发，难道给国家领导人只反映那些小左小右攻击人的言论吗？对于互联网，你如何看待老外提出的”Great Firewall of China “的说法？

15、请问柳署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己主办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用了人家作者的稿子，为什么不给稿费，这是保护知识产权，还是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16、网络百花齐放，民主自由应有皆有（不管是强谈），新闻出版署坐不住了，再如此坐下去，恐怕就不是新闻出版署而是卖红薯了。看看现在一些地方小报大面积刊登一些很明显的虚假广告，连永动机、治疗艾滋病的都有。国家能不能专项治理一下？

17、请问柳署长，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进入、退出机制建立情况怎么样了，进入哪个阶段了？请柳署长谈谈我国新闻改革中的难点是什么？我国新闻改革中的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新闻业务的改革，请问柳署长怎么看到这个现象？

18、对于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敏感词及”过滤词”有何看法？

19、请问：现在，很多人出书(专辑)都喜欢用香港的刊号，您对此有何看法？

笔者随便挑了网友的十几个问题，自己也拿出几个问题，请他回答：一是《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一些禁书何时解禁？二是新闻从业人员，若没有领取贵署垄断的全国记者证，就是假记者，请问你们执法是依据哪条法律还是内部规定？三是新闻出版总署垄断记者证该到何时？四是何时制定出新闻法，何时落实宪法规定的民间办报自由？民间申请的《中国真话报》和揭穿谎言出版社为什么不给予批准？

“真理部官员”柳斌杰简介：团派大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主管团中央宣传工作，现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1948年9月生，陕西长武人；1968年4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1995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秘书长，1999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宣传部部长。2002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2004年11月兼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2006年11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2007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在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接力后爆发的海外中国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过去近两个月了，但是海外中国人在抗议中所表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使得不少人感到困惑。长期以来，在谈到中国国内的“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人们通常以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国内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作为解释原因。显然，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些远离中国的“爱国者”显得有些牵强。

4月27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经过韩国首都首尔，一名中国学生踢打抗议北京奥运的韩国示威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学生，有谁没读过苏联小说《大学生》？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学生读过的人就不多了，今天就连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人都未必听说这本书，一度风靡全国高校的《大学生》几年后便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小说是1952年汝龙先生从英译本转译的，作者是刚刚崭露头角的苏联年轻作家特里丰诺夫。我是1953年读的，那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读得如醉如痴，在教室里读，在宿舍里读，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一次我从西直门乘公共汽车返校，车上两名北大女大学生热烈谈论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瓦吉木和谢尔盖，批判谢尔盖的个人英雄主义，称赞瓦吉木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想来读过《大学生》的人都已经年过古稀，故事情节记不清了。今天，我想同老学友们一起重温这本小说，让老学友们再次感受当年读这本书时心灵的战栗。

小说写的是战后苏联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爱情。主要人物瓦吉木和谢尔盖是中学同学，卫国战争爆发后双双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从军队复员，又先后返回莫斯科，并同时进入莫斯科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小说从三年级写起。谢尔盖一表人才，风流潇洒，天资聪颖，学习轻松，成绩优秀，博得同学的钦佩、女同学的青睐。瓦吉木正派憨厚，善于团结同学，学习扎实，勤奋刻苦，吃力地背英语单词，而谢尔盖却在电车上看英文侦探小说。英语教师在课堂上批评谢尔盖时，他微笑着用英文辩解，他们之间的对话没人听得懂。谢尔盖追求名利，一心想获得别林斯基奖金，为达到目的不惜采用卑劣的手段，甚至利用女友的感情。他复员的时候，在返回莫斯科的火车上认识了医学院女大学生华丽雅，并很快赢得她的芳心，但不久便抛弃了她。谢尔盖在写学年论文时，听说华丽雅表哥是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的研究生，正在写论述屠格涅夫戏剧创作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他写学年论文有用，便又去找华丽雅再续旧情。华丽雅帮他把表哥的论文弄到手。谢尔盖把研究生论文中对屠格涅夫戏剧创作分析的三个精彩段落抄入自己的论文。谢尔盖在系里宣读论文，受到教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轰动全系，连平时同他不对位的拉果简科同学都连连称赞，接着论文又在《接班人》杂志上发表，谢尔盖成为全院的风云人物。谢尔盖私生活中不道德的行为和剽窃的行径暴露后，离开了集体，一个人躲在家里。瓦吉木热爱集体，关心同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工厂领导工人文学小组。瓦吉木把谢尔盖拉回集体，大家欢迎他归队。谢尔盖在集体帮助下改正错误，又成为集体中的一员。“五一”节瓦吉木和谢尔盖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游行，穿过红场的时候听到斯大林喊出“苏联大学生万岁！”的口号，心潮澎湃。小说到此结束。

小说所描绘的苏联大学生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比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系里和班上有党团组织，我们也有。他们的团支部不定期开会，我们的团支部每周六下午定期开会，批评一周间团员所犯的错误，错误有严重的和不严重的。比如批评某同学不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不能通过劳卫制（当时大学生必须通过三级劳卫制），属于不严重的。批评我的单纯业务观点（那时还没有“白专道路”的提法），则属于严重的。所谓单纯业务观点是指我学习俄语不吃力，但并不把剩余的时间都花在政治课的学习上，不重视政治课。那时人民大学开设四门政治课：中国革命史、马列理论（即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教学方法是灌输式的。教师在上面念讲稿，我们在下面记，与听写没有区别。第二周政治课时间进行课堂讨论，重复上一讲的内容，决不允许有个人的看法，那时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课堂上记笔记记得手酸，也记不全，不如把教师的讲义印出来发给大家。我的建议受到全体团员一致的批评，团员同志们指出这正是我单纯业务观点的表现，一定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及时违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我们也强调集体主义精神，不许班上一个同学掉队。我们班十四五个人，其中调干生三名，其余是高中毕业生。这三名调干生年龄比我们大，文化水平比我们低，学俄语极为吃力，有的半年发不出俄语中的颤音。苏联教师倒比我们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客气地给他们打两分。这样学习好的就有负担了，为什么只顾自己学习而不帮助学习差的同学？集体主义精神到哪儿去了？学习好的有义务帮助学习差的，不允许个人突出，全班同学必须齐头并进。但我们班的集体主义精神并未发扬光大，几个调干生仍然中途退学了。我们周末有舞会，星期三晚上举办音乐欣赏会，放的都是俄国古典音乐，播放前有人讲解。苏联大学生集体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教授给同学讲解油画，介绍画家，我们非常羡慕。1953年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苏联油画展，我们都去看了，《又是两分》和《会议之后》两幅油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会议之后》描绘了青年团支部会散会之后，房间里只剩下受批评的一个团员。他低头坐在桌前，桌上放着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我想起自己，支部会散会后我也一人在桌前坐过。我们考试的情形也与苏联大学生一样激动而紧张。同学们按事先排好的顺序进入考场。抽考签，坐到旁边的桌前准备，然后到坐着两三位老师的桌子前考试。苏联女大学生鲁霞考俄国文学史得了四分，高兴地喊道：“好漂亮的四分啊！”我们班也有个平时学习吃力的女同学得了四分高兴得叫起来。谢尔盖抓的考签是俄国诗人雷列耶夫，他对雷列耶夫不熟悉，托考完的同学叫瓦吉木给他抄几段有关雷列耶夫的材料，让下一个考生带进去。这种事我们班没发生过，但在别的年级发生过。拉果简科当面辱骂考塞尔斯基教授，在团员大会上受到警告处分，我们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位同学对中国教师打分不满，说他打印象分，他的话被积极分子汇报了，于是我们召开团支部会批评他。因为问题并不严重，大家批评他说话要注意，没有给他处分。苏联大学生新年举办“圆白菜”文娱表演，教授和同学都参加，大家一起开怀大笑。节目多么有趣，同学们多么欢乐！但我一直不知道“圆白菜”是什么样的文娱节目。直到五十年后我在苏联教汉语的时候才参加过“圆白菜”文娱活动，但已经没多大兴趣了。

我们的生活没有苏联大学生丰富多彩。《大学生》引起我们对苏联大学生无限的向往，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一定要向苏联学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比苏联大学生的生活枯燥乏味得多，《大学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亮点。我们的生活过于单调，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抹杀个性，甚至不允许有个人兴趣。个性等于个人主义，必须受到批评。除与政治课有关的书，读其他的书便会受到劝告，甚至批评。“其他的书”是指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书籍，至于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哲学、历史著作，不要说图书馆没有，即便有，以我们当时的觉悟，也决不会读。大学生虽然不禁止谈恋爱，但由于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把同学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同志式”的了，影响了男女同学之间的自然关系。苏联大学生假期男女同学结伴旅行，到高加索登山，到黑海游泳，我们暑假也去过大连，但组织得十分严密，设有总领队和分领队，一切行动听指挥，自由活动的时间极其有限，没有一起度假的情侣。一句话，苏联大学生活得比我们自在，个人的活动空间比我们大。我所说的还是1955年以前的中国大学生，1955年以后的大学生学习的时间又比我们少多了，不是体力劳动便是政治运动，不过那时我已经毕业了。

《大学生》是一本粉饰生活的作品，没有真实反映战后苏联的现实。俄国远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他就是战后的大学生，学校没有食堂，一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就不错了。不像《大学生》所描写的那样，学生按时到食堂用餐。学生太多，学校的宿舍住不下，学生自己找地方住，住在什么地方的人都有，甚至火车站，他就住在亲戚家，靠助学金没法生活，不得不打工。但学生们热情高涨，这一点作家写得不错。《大学生》与其他粉饰生活的作品一样，不敢真实描写苏联战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这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内战、农业集体化、一次次清洗和卫国战争对国民经济毁坏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作者更没有正面描写战后政治运动对学校的巨大冲击。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很多军人到过国外，目睹了外国的城市、乡村和人民的生活。西方国家人民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与苏联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与盟军接触，特别是与美国军人接触，苏联军人发现他们并不是苏联宣传的凶恶敌人，而是有教养、重友情的人。他们当中有工人阶级出身也有资产阶级出身，但他们之间关系良好，没有矛盾，同心同德与法西斯作战。这让在封闭的苏联社会成长的人困惑不解，与他们从小接受的观念大相径庭。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位人物希望西方的风刮入苏联，这是苏联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然而这正是斯大林所最担心的。如果苏联人了解世界，了解西方，要求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就会戳穿斯大林的宣传，推翻支撑他政权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用不着苏联的无产阶级去解放。相反，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比苏联人民生活得富裕得多，自由得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非对抗性的，是可以调和的，未必必然引发革命。美国军人的热情更给苏联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又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精神灾难。战后美国人不忘反法西斯的俄国盟友，给他们写信，美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收信的人纷纷被送入劳改营。斯大林感到形势严峻，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波及所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文艺团体，受害最深的是遗传学和控制论以及戏剧。我引用《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中的一段话：“自然科学也受到个人崇拜的影响。科学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两类。量子物理学说、爱因斯坦的理论以及其他许多学说被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和‘反动的’……爱因斯坦被看成‘危险的世界主义者’，控制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个人崇拜给自然科学所造成的危害最突出表现在生物学和现代遗传学领域。早在三十年代，李森科学派同瓦维洛夫为代表的遗传学家之间就展开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摩尔根、孟德尔的经典理论成了‘反动观点’。后来，李森科在生物学领域、农学领域独断专行，把生物学划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许多生物学家因此受到迫害。”

斯大林在发动批判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同时，大力树立、宣扬李森科的伪科学，钦定李森科学派为苏联农学领域的唯一学派。凡是反对李森科的人统统被撤职、打倒、清除以至关入劳改营。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小日丹诺夫因批评李森科受到严厉指责，遑论他人了。斯大林树立伪学者李森科，借以阻挡西方吹来的风，这种做法给苏联科学造成多大损害他都在所不惜。斯大林发动这场运动还有深层原因：掀开一场新的排犹运动的序幕。这是个大题目，无法详谈，我只作为小说的背景简单介绍几句。

战后的苏联文学很少触及这场运动，《大学生》的作者虽没正面描述，还是隐晦地涉及到了，但他把反对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改为批评形式主义了，在师范学院考塞尔斯基教授首当其冲。考塞尔斯基有什么错误呢？闭口不谈当代苏联文学。战后苏联文学产生哪几部值得称道的佳作呢？哪一部不是粉饰生活、图解政策、歪曲现实的作品？考塞尔斯基是文化修养很高的老知识分子，怎能认同这些作品？他写了一本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在《消息报》上受到批判。特里丰诺夫没说明批评什么，但只要报纸上一点名，作者就完蛋了。考塞尔斯基被赶出师范学院，没有一所高校敢聘请他。特里丰诺夫隐约透露一点反对世界主义的信息，这是同时期的作品所少有的。《大学生》仍存在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缺点，比如谢尔盖的错误仅仅是遗弃女友和剽窃别人作品，这类错误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并不是特定时代环境中所特有的。苏联每次运动（清洗）都是人员骤然转换角色的过程，清洗后的空位置马上被新人占据，今天我把你搞掉，明天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昨天我是你的部下，今天我是你的上峰，战后的现实在特里丰诺夫1976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小说《滨河街公寓》中才得到真实的反映。特里丰诺夫很快就否定了《大学生》，未收入自己的文集，并决定不再出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再版过一次《大学生》，那是特里丰诺夫逝世后他的未亡人为了解决经济困难而出版的，违背了先夫的遗愿。

从微软CEO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CEO，一个“营利的盖茨”变成了“非营利盖茨”。“营利的盖茨”遵守经济学的各项定律，“非营利盖茨”则从此与经济学无干。我们现在尚不清楚盖茨到底打算拿那几百亿美元的基金干吗用，但可以肯定，其用途没法以“无利不起早”的糙理来解释。

如同盖茨的前辈们——洛克菲勒，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康乃尔，福特，梅隆等等——所做的一样。经济学学者可以解释他们为何能够赚到大钱，却无法解释他们为何会以那样的方式把钱花掉。

近年，有些中国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当做两个榜样向我们推荐：美国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榜样，美国是医疗卫生市场化的榜样。依据是：与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大学和医疗机构大多数是私立的，并且在美国读书、看病要掏钱。私立的，收费的，当然是市场化的。他们更进一步推论，美国的教育和医疗之所以水平高，正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

在纯经济学的视野中，只有“营利的盖茨”，看不到“非营利盖茨”。

事实上，虽然美国的大学和医疗机构大多数都是私立的，但这些私立机构的大多数却是非营利性质的。

以大学为例。到本世纪初，美国共有各种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4500所，其中公立院校1698所，私立非营利院校2043所，私立营利性院校（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新东方”吧？）仅759所。其著名“民办高校”，无一所营利——哈佛、耶鲁是教会牧师办的，斯坦福大学是斯坦福捐资建的，康乃尔大学是康乃尔捐资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约翰。霍普金斯捐资建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是范德比尔特捐资建的……所有的妖精都是妖精他妈生的，依此类推。

芝加哥大学是100多年前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建起来的。洛老板是一个著名的“吝啬鬼”，但他办学却根本不算经济账。他提出 “最优秀的人才必须为我所用（The best men must be had）”，让人以数倍的薪资在全美各大学挖教授，把哈佛、耶鲁都给挖得稀哩哗啦。原本仅计划投资60万美元，结果一气造掉了3500万美元。老头儿还挺高兴，称这笔“赔本生意”是他“一生最好的投资”。

美国的非营利性私立医疗机构，虽然收费昂贵，却也不像企业一样运转。患者也并不是像一般消费者超市购物一样，购买医疗服务。 2000年度，美国个人医疗费用的33%由联邦政府承担，11%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35%由私营医疗保险支付，个人自掏腰包部分仅占17%.私营医疗保险部分，90%以上也是通过工作单位获得的。其“个人花钱不多”与欧洲的“个人不用花钱”相比，从民众这头算账，实质差异不大，远不像中国经济学家所忽悠的，构成“两条路线的斗争”。

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把这样的非营利性大学和医院称为“私立”，仅仅在将其与“官立”对举时正确。它们实质上都是“公立” ——斯坦福大学的资产属于斯坦福大学法人集体，并不属于斯坦福家族；芝加哥大学的资产属于芝加哥大学法人集体，并不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盖茨基金会的资产属于基金会法人集体，也不再属于盖茨夫妇。

这正是非营利性机构迥异于企业之处。非营利性机构的资产归机构法人所有，善款一旦捐出，就与捐资者无关，且不可分割，不能收回，即使赚了钱也不能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这些资产完全由机构的管理者（譬如校董会）掌控，如果捐资人无暇在机构兼职的话，他甚至不能对自己捐出的资产的使用问题发表意见。

上世纪70年代初，福特公司创办人捐建的亨利。福特医院资金不足，设施落后。医院主管、时任福特公司老板的亨利。福特二世的弟弟，三度向福特基金会求助，都被回绝。亨利亲自找基金会的董事长，得到的回答仍是：“资助医院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列。”气得亨利的太太对基金会高层大骂：“ 你们刚刚花费4.5亿美元修建新的总部，却不肯为亨利。福特医院出一分钱，实在太不像话！”谁让她先生因公司事务繁忙，没空亲自去当基金会的董事长呢。

假设有一天盖茨也从他的基金会退休了，老两口来中国西部旅个游，在某村庄突然善心萌动，要求以其夫妇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拿出5万美元，投资建设一所“盖茨希望小学”。很可能，他的接班人也会回绝他：“资助中国小学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列。”

把美国当做实践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地上的天国”，天国里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天国里所有的行业都彻底市场化，纯属瞎寻思。

近日，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决定将2008年度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颁发给现年55岁的奥地利作家约瑟夫·文克勒。评奖委员会认为：“约瑟夫·文克勒以书籍回应了他那充满天主教色彩的、灾难性的乡间童年生活，字里行间有显而易见的紧迫感，文字特立独行。”

“格奥尔格·毕希纳奖”是德国最著名的文学奖项，该奖项设立于1923年，起初用于表彰有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歌唱家。自1951年起转变为纯文学奖项，由位于达姆斯塔特的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负责这一奖项的评选和颁发。“毕希纳奖”的评奖标准是“该奖项颁发给用德语写作并表现突出的作家和诗人，获奖者本人要对现今德语文学界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家都曾出现在得奖名单中，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弗利德里希。迪伦马特、亨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

1953年，约瑟夫·文克勒诞生于奥地利科尔恩腾一个农民家庭。家庭里静默沉重的气氛让文克勒萌生写作的冲动。1979年他以富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小孩》登上文坛并一炮而红。和当代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文克勒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学院教育，他也不喜欢描写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他的笔触始终指向奥地利的农村，述说农民的故事：他们对宗教的狂热、他们排场盛大的祭祀死者的仪式和他们虔诚的祈祷。而“死亡”这一禁忌话题也是始终贯穿文克勒小说的一个母题。

据悉，“毕希纳奖”颁奖仪式将于10月在达姆斯塔特举行，奖金是4万欧元。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资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地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谁造就了天渊之别的“两个中国”？我这里所说的“两个中国”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而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两个中国”：一个是顶级奢侈品泛滥、富豪们一掷千金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村适龄儿童失学率直线上升、打工农民背井离乡的中国；一个是“先富起来”的阶层热衷于购买私人飞机和游艇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民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并毫无医疗和劳动保障的中国；一个是一顿极度奢华的宴席便需要每人支付十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另一个是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不得不以自杀来寻求公义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国中国”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可它们确确实实是两个断裂的中国、对立的中国，用老杜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足以形容的中国。

最近，媒体上报道了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故事让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也要为之搁笔——与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中国相比，冉阿让生活的那个世界不仅算不上“悲惨”，而且简直可以说幸福无比。倘若雨果复生，来中国旅游一趟，他的《悲惨世界》恐怕要全部改写了。

第一个打工仔是十九岁的刘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受骗，无钱回家，便躲在火车底下，忍受着火车时速一百一十公里的寒风，希望由此回到家中。当洛阳铁路民警发现刘攀时，他几乎已经被冻僵了。

“安所长，列车下咋有只鞋？”当1097次列车停靠在洛阳火车站时，正在站台上接车的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民警马丽丽对执勤所长安维泉惊呼道。据马丽丽回忆，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她发现两只鞋后就赶紧往下看。“里面蜷缩着一个人，脸上全是煤灰，两个白眼珠还能动。”安维泉说，发现这一情况后，他当即跳了下去，但无论怎么叫那个人就不出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

喊话没有效果，安维泉赶紧钻到火车下，将他拖上了站台。安维泉说，从他的眼睛里能感觉到，他极度恐惧，四肢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十几分钟后，男青年四肢开始能动了，在哭声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叫刘攀，十九岁，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大荔县高明镇南留村。他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打工。开始在建筑队做泥工，但干了一个月却分文未得。后在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下，他又在北京丰台区京南汽车城做起了保安，但一个月后，仍没得到工资。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无法在北京再待下去。

为了回家，刘攀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列车下，蜷缩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因天太冷，列车行驶过程中风也大，又冷又饿的刘攀在列车停靠在偃师站时跳了下来。休息两个小时后，两天没有吃饭的他又扒上了郑州开往成都的1097次列车，直到在洛阳被发现。

刘攀寻求的只是一份每月几百元工作的工作，却先后被两个雇主欺骗。他呆在火车下面，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他并不是电影里有特技本领的007.谁愿意拿生命来冒险呢？刘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当别人问他是否害怕的时候，他回答说：“害怕，我没办法啊！我就死死地抱着那铁板！”在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里，他泪如雨下。他说，在郑州时他就想，这条铁路是他回家的惟一一条路，但如果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会走多长时间。

第二个打工仔是刘洪江——因为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他被挑断脚筋之后，被抛到外地。由此，他流落街头十八年。

一九九零年，二十九岁的刘洪江跟着同村打工的人流离开了家乡山东莱州，先是北上大连，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后来，本村一村民和他一起到了日照，因为日照离家近，老板承诺的工资也比大连高。一九九一年，他们结伴来到日照的西城建筑公司，当起了建筑工人。包工头是一个人称“大胡子”的很凶的中年人。

一九九一年秋天，刘洪江想找“大胡子”结算工钱回家，他算好了“大胡子”应该付给他三万元。那晚，他在工地找到大胡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他的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一群人拿着棍子打啊，没头没脸的，腿上的筋也被挑断啦。”刘洪江撸起裤腿，残疾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干瘦的膝盖下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刘洪江左手佝偻着蜷缩在胸前，左腿软沓沓地搭拉在炕边，脖子上、脸上都是刀砍过的疤痕，牙齿也残缺不全了。他说，这些都是大胡子带人打的。“下着雨啊，他们打得我昏死过去。醒过来后，我就听看门的老大爷喊：”快报警吧，出人命了。‘接着那大爷也被砸了一棍。“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快速驶出了日照市。一路上，刘洪江断断续续地喊着”报警，找公安……“，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刘洪江再次昏死过去之前，就听了这么句话。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路沟里。别人告诉他，这已经是江苏地界了。

刘洪江带着浑身的刀伤、拖着被敲碎膝盖骨的左腿，一爬就是三个月，他向着日照的方向爬，要去找凶手继续讨工钱。然而，当他到达原来的工地时，房子已经盖完了，建筑队已经解散了，原来的包工头早已不知去向。

刘洪江从此沦为街头的乞丐，风餐露宿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的两个哥哥才在日照市一条商业街的角落里发现弟弟——当时，刘洪江靠墙坐在水泥地上，旁边是两个铺盖卷，上面盖着塑料布。

当记者来到刘洪江的家中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刘洪江喊着“要小便”，爬到了墙角。因为半身不能动，他只能侧躺着大小便。八十三岁高龄的老父母看着不成人样的小儿子，哭着对记者说：“帮俺讨个公道吧！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腾成这样啦。”

圣经中说：“锡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然而，上面这两个打工仔的悲惨命运，似乎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人们大概早已司空见惯了类似的故事，人们早已收起了对同胞的同情心——在一个崇拜“狼图腾”的国家里，同情心是无法帮助人生存下去以及更好地生存的。人们竭尽全力摆脱“低级的中国”，而向“高级的中国”攀登，在此过程中根本无暇他顾。有人躲在火车底部瑟瑟发抖，有人在宾利车中寻找帝王的感觉；有人爬行数百公里讨要薪水，有人却尽情享受顶级的奢侈品。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激流中国》中，第一集的题目便是《富人与农民工》——在今天的中国，有人是奴隶，有人是奴隶主。正如国歌中所唱的那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何才能站起来呢？

在某些御用经济学家眼中，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是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不得不承受的“最小代价”。他们“宽容”地说，我们还是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吧，有一个如此亮丽的中国在等待着我们。可是，对于刘攀和刘洪江来说，他们被欺骗、被凌辱、被伤害甚至身体残疾，这就是他们整个的人生。御用学者们不会关注“个人”的命运，“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国家民族”才是至高的价值。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顶级奢侈品市场，比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工的遭遇更引人注目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各种顶级奢侈品的报道。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这些奢侈品，但是阅读关于这些奢侈品的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窥视欲望。因此，这类新闻的吸引力最大，记者们的报道也最为详尽，它们占据了媒体中重要的版面。比如，下面这段消息便出现在报纸的头条——

日前，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宣布，中国首个奢侈品研究中心——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将于二零零九年招收硕士研究生，首批招收二十人。该中心的主任朱明侠介绍说，国际贸易学专业奢侈品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学费预计为二十多万元。招生主要面对奢侈品行业的高级管理者和有志进入奢侈品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普通学生也可以报名。学生入学之后，将学习奢侈品消费行为学、奢侈品客户关系管理等十二门课程。除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外，来自意大利、摩纳哥等国的奢侈品研究专家也将担任教学工作。学生们还将实地考察巴黎、摩纳哥、米兰等地的奢侈品工厂、专卖店，参加当地的奢侈品峰会论坛及展览会等，积累丰富的实际经验。

二十多万的学费是否太贵了？普通人也许觉得太贵，但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奢侈品管理专业”是一种特殊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所以这一收费标准并不算贵——某些顶级名牌的挎包、手表、钢笔，一个的价值就超过二十多万。如果这样比较的话，二十多万的学费根本不能算贵。它是一笔聪明的教育投资——今后，毕业生将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富豪们服务，收入还用担心吗？以毕业生日后的薪水而论，投入这笔教育经费必将物有所值，必将获得超额的回报。

朱明侠表示，奢侈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高端品牌，还包括私人飞机、私人游艇、豪华邮轮、私人海岛、F1赛车等，这些物品和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中国富豪的视野之中。目前市场上大家都承认奢侈品在中国是有很大市场的。国外的奢侈品不断涌入中国，中国一掷千金地消费奢侈品的豪客也会越来越多。因此，这个专业的开设将填补该领域人才匮乏的状况，让奢侈品的消费者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

另一则关于宾利汽车的报道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宾利轿车公司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顶级的宾利汽车售价接近一千万人民币，几乎可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了。

“谁买了它们？”这一敏感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了，却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只能这样解释说，“但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是“隐身人”，比尔。盖茨、沃尔玛家族和洛克菲勒们必须面对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其生活方式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那些宾利的车主一样，神秘莫测，“神龙见尾不见首”。没有人知道那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由于财富的来源存在诸多问题，他们本人也缺乏安全感，故而以享受奢侈品的方式来挥霍当下还能支配的大笔金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于一位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总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永远不吃不喝。

刘攀和刘洪江的中国，似乎与奢侈品的中国和宾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两个中国”之间却又密切相关：那造成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的，不正是消费包括宾利在内的各种奢侈品的主人吗？一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并不可怕，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强势群体又完全不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法治保障和人格尊严，让他们像畜生一样“活着”；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根本罔顾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肆意凌辱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同胞，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洋洋自居；那么，“辱人者必辱己”，他们无异于预先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自己埋葬了自己。

那么，谁能给予刘攀和刘洪江以公义和公正呢？靠胡温偶然看到这些报道，大发善心，流几滴眼泪，甚至亲自去讨要薪水，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刘攀和刘洪江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的现象，在民间还有千千万万的刘攀和刘洪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首先，中国的富豪阶层应当对自己身上的“原罪”抱有谦卑与赎罪的态度，放弃各种炫耀财富、无法无天的做法，及时、主动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度过生活难关。这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种做法将导致一个“双赢”的结局。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在制度上给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充分的保障，并在财政支出上向这部分在此前三十年畸形的改革开放“中被遗忘、被伤害的群体以应有的补偿。如今中国已经拥有稳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存底，外汇储备高达一兆五千三百万美元，完全有能力从中抽取出一部分来救济赤贫阶层，改善民生，促进民权。同时，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也应当尽快覆盖所有的农民工群体，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从事劳动和生产。

如果刘攀和刘洪江们得不到起码的公平和尊重，那么即使中国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即使中国的富豪消费的奢侈品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中国亦无法宣称“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中国的强大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绚丽，一阵风吹来就有可能倒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对比英法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面上看比英国更加完善和积极，但为何法国未能避免革命的爆发，而英国却能够以宪政改良的方式度过难关呢？托克维尔认为，关键的差别在于：法国的“第三等级”不仅长期忍受贫穷，而且被彻底剥夺了人格尊严，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所以，“第三等级”对特权阶级充满了仇恨，尽管改革已经启动，但这种仇恨已经无法消除了。而在英国，贵族固然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财富，但贵族积极创办了许多慈善和教育机构，贵族与平民可以平等地在同一个球队中竞技。所以，平民虽然也嘲讽和批评贵族，但两个阶层之间并没有刻骨的仇恨，故社会可以实现和平转型。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像法国，而不像英国。倘若“两个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猛烈的碰撞，其结局必然是玉石俱焚。没有人愿意看到那样悲惨的结局，但是避免出现此种情形的努力，今天看来仍然微乎其微。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