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怀念陆铿

陆铿先生驾鹤西行,令人惆怅,令人思念。

我是在1988年1月认识陆先生的。那时我刚到哈佛,陆先生就飞来波士顿做采访。采访发在他的《百姓》半月刊(香港)和《华语快报》(纽约)上。他和他的朋友在纽约还有一家《华语电台》。号称一报一刊一台。一个月后,他又和唐德刚、卞如兰、潘毓刚等三位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给中国留学生讲演。讲演完毕陆先生领着大家高唱《毕业歌》。那年他已经快七十了,热情之高,精神之健,宛如青年。

陆铿是那种一见如故,过目难忘的人。他对我以大哥自居,称我为老弟。不过我一直称他为先生。毕竟他比我大近三十岁。陆先生爽朗,健谈,永远乐天。有段轶事最能说明他的性格。50年肃反运动中,陆铿被关进云南昆明监狱。同牢房的人都为死亡阴影所笼罩而愁眉不展,陆铿却在那里想:若把我推出枪毙,报上登什么标题才好呢?次日他想出”万人争看杀陆铿”,自以为妙极,很是得意了一番。

数年前,陆铿来纽约与朋友餐叙,讲起他因车祸送医院之事。他说他对送护的美国人提到他当年采访过麦克阿瑟将军。对方一听,顿时肃然起敬。作为记者,陆铿的经历颇为不凡。他早年采访过美国的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和麦克阿瑟,晚年又采访过蒋经国和胡耀邦。因为那支笔,陆铿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上过海峡两岸政府的黑名单。陆铿是新闻人,后来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他热爱新闻事业,声称下辈子还要当记者。在中国新闻史上不会没有他的位置的。

陆先生很关心海外民运,写过不少文章报道,也参加过我们的会议,和我们很多人都是好朋友。

陆铿号大声。听说这个号是于右任给他取的,果然名如其人。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那中气十足的洪钟大声。

愿陆铿先生安息。

谨向陆铿先生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

张铭山:雷锋的假面与真相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式样,断不得进天国。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中共为了政治需要,塑造了各式各样的"英雄"。这些"英雄"们的"事迹",对中共的政治洗脑、军事运作,曾起到相当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大大小小的"英雄",构成了中共党文化的"神谱"。

中共神谱中的诸神,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大多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些中共政治的道具,一旦不为中共的政治所需要,中共也就任凭时光的雨雪,荡尽其当初粉饰的铅华,任其坍塌湮没在逾来逾远的历史长河里。

在中共的造神谱系里,雷锋是中共造出的最典型、最迷惑人的尊神。

雷锋,这个中共当初一度想以事故死亡处理,恰逢形势需要顺手造出的尊神,没想到成了中共神谱里的"不倒翁",成了中共禁锢人们思想的最为顺手的"螺丝钉"。中共每年都把雷锋从神龛里请出来,粉刷修缮朝拜一番,俨然成为在风雨中摇曳的党文化大厦中最为坚挺的支柱。"学雷峰"、"雷峰精神"这些东西,经中共年复一年的渲染灌输,也从中共的党文化宣传符号,进入寻常百姓的语言系统,成为党文化面纱破败后,少有的官民共同认可的价值符号。

雷锋这位中共神谱中不倒的尊神,何以能与时俱进一枝独秀,傲立中共政治斗争的风雨之中?这是因为中共在雷锋身上精心涂抹了过重的油彩,这些耀眼的油彩,深掩了他的丑陋,欺骗了人们的眼睛。这位贴着"为人民服务"鲜亮标牌的尊神,胎子里装满了虚假的伪善,蒙蔽了人们的眼睛麻痹了人们的心。

中共喉舌中的雷锋,在生活方面非常节俭,把省出来的钱用于别人和公共事业:为地方政府发起的大生产捐款,帮助遇到困难的母女,给家庭陷进困境的战友寄钱。在其他方面:带病为建筑工地义务劳动,为战友连夜补衣服,冒雨送迷路的母女回家,给学生做校外辅导员,挤时间学习。这位在阶级感情上冷热分明,在学习上提倡"钉子精神",在工作上愿做革命"螺丝钉",好事做了"一火车",不图名誉叫"解放军"的雷锋同志,从表面上看是多么投合一贯迷信"圣人"、"贤人",宁肯用"修、齐、治、平"这些削人性之足适专制之履,而不知把权力驯服为自己服务工具的中国人的脾胃?

其实,我们稍微运用一下分析的刀子,就会剥下雷锋伪善的画皮。

人,无不受限于人的自然方面,故而人在他(她)的社会人方面,至少在他(她)的心理方面善恶纷呈。君子,是因人的善良外显而呈现的表象;小人,则是人性的直接表露。人的需求走上高级的台阶,遏制妨害他人的行为和冲动的力量就会强些;人的需求停顿在低级的层面,束缚伤害别人的行为和冲动的力量就会弱些;这本无他,是人的本性使然,是人的生存环境使然。我们暂且不管真实的雷锋到底怎样,姑且认同雷锋就是中共宣传的那个样子,我们也相信雷锋的部分行为出于他的本心,但决难相信中共宣传的这一切都出自他的真意。

我们知道,私是造物主赋予人生存的技能,他满足的是人基本的生存或低级的需求;公则是个人在更高级的精神追求方面的诉求,它同样基于人的本性,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心的另一部分的机能。雷锋不是不食烟火的真神,他同样有着他人的七情六欲,在他身上不可能没有与他人有利害冲突的"私"这个基于本能的冲动。从应是他心声的日记里,我们只能发现紧扣中共虚假教义的附和,没有一点自己真心的不合时宜的表白。从这里我们就能得出结论,雷锋是虚假的。另外,军队政工干部,一贯从士兵的书信日记中了解军人思想动态,身为军人的雷峰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幽微。从这个角度我们得出的是更加可怕的结论:雷锋如此写日记是为了给别人看的。雷锋日记处处对党表忠心献媚的文字,只能是写给指导员等上司看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只能是为了取得指导员等的欢心和信任,取得指导员等的欢心和信任就是"进步","进步"的下一步就是"入党"和被放在重要的地方"负责"。从这里看,日记是雷锋"曲线进步"的工具。那么,将心灵遮掩的滴水不漏的雷锋,他的行为是否也如他的日记,是用迂回的方式达到目的而不是出自真心呢?我们知道,行为是心理的外显。

既有是心,其行为至少让我们有怀疑的理由。

前几年,雷锋的手表皮茄克,撕开了雷锋假面的一角,让人看到雷锋这个尊神人造的痕迹。不难看出,中共包装的雷锋的各种或真或假的"好人好事",只是欺骗人们吞咽的糖衣,目的是让裹缠其中的药起作用。"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才是葫芦里面的药。中共树立雷锋标本的目的,是向世人公布交换条件,引诱人们走上雷锋的道路,是向"千万个在成长的雷锋"明码标价,让他们明白"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诱使人们与中共两坏互动,以此达到中共长治久安的目的,才是中共眼里雷锋的真正价值。

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一个中共造出的英雄擦亮一个地方人们的眼睛。1989年秋,临朐复员军人段某复员回家,因其是农村户口政府不安排工作,又兼没有关系连个临时工也找不到,妻子成天与其吵闹。一天,妻子与其吵闹后赌气回了娘家。段某在帮邻居伐树时因妻子闹别扭走神,被手上缠着得绳子带起,摔伤头部。村里邻居虽然纷纷赞助,但因村小民穷,远远不够手术费用。村支书也是复员军人,出主意向段某的部队求救,这也是绝望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当时适逢"六。四"屠城不久,军队急于改变刽子手形象。段某所在的济南军区,接信后即刻派人带着记者,来到段某住院的临朐县中医院,联系组织抢救。记者则同时舞着如花妙笔,把段某的这起因与妻子别扭,走神发生的意外,写成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安全的英雄壮举,在军队大张旗鼓地开展学习段某的活动。临朐县政府,也被动的展开为"英雄"捐款学习的活动,并承诺安排段某的工作。段某那据说脾气暴戾的妻子,被部队接走后培训一番,跟着部队组织的英雄事迹报告团,巡回各地说谎。此事被段某家乡的老乡,引为笑谈。

上世纪60年代,临朐县城关街办李家庄村团支部别出心裁,组织不识字的老太太,一字一句的背诵《老三篇》,成了全国的典型,团支部领着她们到各地进行表演。这些一辈子"实际"的老太太背诵《纪念白求恩》时,不理解这位为了信念的洋鬼子"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是什么意思,更不懂加拿大是什么东西,她们用自己的理解,白求恩老远来中国肯定有所求,只能背诵成"夹着包袱来到中国"才能顺下去,这在当时也是笑谈。后来,李家庄成为全国的典型,团支部书记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党酋们的接见。

大约这个结果,才是团支部这些人,弄出这些闹剧的心理原因。李家庄出名后,各级中共官员及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李家庄团支部让村民把肥料全部用于参观路线的地头,并安排有经验的老农专人分段管理。至今,临朐县的老年人提起李家庄,都讥刺说:李家庄是驴屎蛋子外面光。

从这些事例看出,中共推出的这些"英雄""典型",都是些为政治需要造出的自欺欺人的东西,都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把戏。但是,这些虚假的东西,为什么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呢?这应当源于人们思想的惰性。我们知道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偏安苟且甚至自我欺骗也是人的惰性特征。这些,更突出的体现在一贯承受着高压的人群之中,这是人性在长期政治高压作用下蜕变的结果。朱学勤先生在《书斋里的革命》一文中对人性做了如此解剖:人们之所以交出在历史中的选择权力,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想交出选择的权力,还想附带交出选择的责任,正是那种时时迫人选择的责任过于沉重,逼得人不得不对自己撒谎,以交出权力的慷慨意气掩盖交出责任时的软弱屈膝。

我们要想摆脱几千年被"牧"的命运,走出历史和现实的阴沟,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家园,首要的就是恢复或学会真实,牢记并运用自己的常识,恢复自己正常的人性,让自信取代自欺,担负起我们应当肩负的责任。让我们记住(英)鲁易斯那震耳的话吧:不愿选择担惊受怕的人,剩下的唯一去处就是地狱。因为除天国之外,唯一能让人免除一切危险或扰攘的地方只有地狱。

2008-3-15

廖亦武:大地震记事(6)

2008年5月22日,晴间阴

上午9点被热醒,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突然记起历史老人流沙河在六四屠杀之后幡然醒悟,重读《扬州屠城记》的掌故。扬州不屈服,全体民众在明朝官员史可法的率领下,冒死抵御南下的清朝侵略者,结果城破之际,遭遇鸡犬不留的杀戮,史称“扬州十日”。流沙河说:曾被无数文人墨客咏叹过的繁华扬州,经过10多天烧杀抢掠,几乎成了一座废墟连绵的死城。谁也料想不到,还有一个叫吓破了胆的书生,躲在残垣断壁底下的某个死角。每天,每时,乃至每刻,他都能透过烂砖碎瓦,或者蟑螂出没的缝隙,目睹一条腿,一只手,一颗头被砍掉,一个妇女,一群妇女被强奸,一个娃娃,几个娃娃被开膛破肚。人杀光了,继之以物;物毁光了,继之以山川。最后,没一点响动,人、动物、爬虫,没一点响动,连风也不吹了,仿佛也叫杀死了。书生写下他看见的一切,泪流了,汗流了,血流了,他终于像耗子一般钻出来,孤零零地重见天日。在数百年之后,他的记录就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张桌子上,我每读一遍,耻辱就加深一次。

起床开电视,觉得流沙河讲过的扬州就在屏幕里。废墟深处,两三人在喊救命。平武县南坝镇有个大嫂,右腿被压3天,麻木了,居然主动向地面申请钢锯,要自己动手锯腿。还有一只泥手蠕动着,像插在垃圾堆上的破塑料瓶,谁会料到连根带起的竟是一位花季少女?

但是,抗震救灾的主旋律接踵而至,演艺界的戏子们粉墨登场,齐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下午接《纽约时报》记者范文欣电话,约定共进晚餐。于是7点前从西郊温江赶往东边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并就近选了很高档的廊桥餐厅。

稍后了解到,《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共6人,都已往返四川灾区数次。而眼下,我和小金见着4人:一米九三的howard w.french,中文名字傅好文,上海分社社长,曾获多个国际奖项的著名记者和摄影师;一米六0的ariana lingquist,暂无中文名字的美国女性,专职摄影师;与ariana lingquist高度相等的李臻,80后的成都女孩,外语大学高才生,现为傅好文的助手;一米七五左右的江浙才子范文欣,因之前多次与我联系,虽然才30多岁,我也按老四川习惯,叫他老范。

宾主落座,未及点菜,傅好文劈头就说:傍晚的光线最好,廖,我们去外面吧。原来他的中文口语不错。而摄影手艺更不错,我一挪屁股,他的机器就开拍,一直咔嚓到桥栏边,还不打住。夕照从廊桥的左侧罩过来,脚底的江水流淌着忽浓忽淡的玫瑰红,有些浪漫,也有些色情,占据绝对高度的傅好文,还时而掂着脚跟,时而举起手,咔嚓咔嚓,不晓得这般俯拍出来的中国底层作家有多矮小?ariana lingquist也不甘落后,她甚至灵巧地钻入傅好文的胳膊圈,紧靠那枯瘦的胸脯,速度非常疯狂地拍了若干特写,弄得傅好文苦笑一声,夸她比自己更敬业。

在令我眼花缭乱中,傅好文还不忘微笑和聊天,他的舌头和手几乎一样快。他说已读过我刚出的《底层》兰登英文版,觉得我的兴趣和他相近,总是眷恋落后事物,被压倒一切的繁荣进步掩埋掉的落后事物,比如他也拍了许多老上海弄堂内的百姓生活。他还提到许多书中的篇目和细节,比如嚎丧者、人贩子、遗体整容师、农民皇帝。“还有那个逃犯故事,很像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牍》。这就是你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底层历史观点吗?”

我承认我写了江水一般流逝掉的底层历史,甚至通过挖掘这些人生故事发现了这个在暴力长期统治下的民族的生存秘诀,“但我写旧闻,我没有观点。只有政客、奸商和妓女才有明确的观点,特别是面对客户的时候。”

傅好文哈哈大笑。暮色渐起,接着夜色降临。我们吃了一顿长达3个半小时的好饭,夹菜、喝酒的间隙,聊了数不清的话题。正式探讨时,傅好文怕表达不确切,就直接说英文,然后由老范翻译。

席终人散时,老范要我来确定明日行程。我们跟你走。他说。

2008年5月23日,晴,闷热

上午10点钟,我们和傅好文们在廊桥下碰头。受朋友鲲鹏的叮嘱,我特地采购一些赈灾的米和油,还拉上我哥大毛做免费车夫。就这样,两辆车8个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为防意外,老范还搞到政府特批的通行证——我这个老牌反革命也算跟着沾光。

穿城区经温江直驱青城外山普照寺前,向导鲲鹏已等候多时。二话不说就拐上盘山道,驶往据说损失惨重的后山泰安古镇,沿途塌方及房屋倾垮是免不了的,但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抵达山凹中央的泰安古镇,才晓得这儿除了一座庙宇比较古,其它建筑全是仿古,而且豆腐渣工程居多。“政府打造了七、八年,旅游业已经成气候了,”一位当地居民站在爬满绿苔的石头牌坊下说,“不料一震就垮。”

我们在仿古废墟间穿行,感觉一切都是为拍古装电影而临时搭建,倒塌了也没啥可惜。墙壁薄,梁柱细,做工拙劣,只靠一把油漆反复涂抹,才勉强遮丑。傅好文连拍照兴致都没有,只剩ariana lingquist,背着个大包,依旧咔嚓咔嚓。一家塌了半边的酒楼,一排泡酒瓶还完好无损,我将鼻子凑拢,认真观测了几分钟,就要伸手去尝,遭小金一顿呵斥。紧挨着一家塌了大半边的古董店,遍地摔成粉末的伪劣玩意儿。左面墙供着马恩列斯毛,暴力革命列祖列宗;右边壁供着如来观世音,四大皆空阿弥陀佛。我正嘀咕:神仙魔头全请到也不管用。ariana lingquist就在背后连连咔嚓。

过了歪歪扭扭的吊桥,我们进入灾民的帐篷区。我与一位和善的农妇聊了几句,晓得她们都是从四周山上搬下来的。“滑坡啰,连带房子、庄稼,都卷沟底了。”她说。“我们幸好在古镇耍,躲过了。我们村死了几个人,也不算多。”我问她以后咋个办?她答来不及想,魂没定下来呢。还引用了一句成语: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问万一直不了呢?她答直不了也得直,我这点损失算啥?人家开农家乐的,东挪西借,筹款二三十万,才搞一两年,眨眼间全砸了。

ariana lingquis又来咔嚓,农妇遮脸进帐篷,我们也追进去拍了。刚刚回头,又撞上揪心的一幕:群众正在擒拿一哑巴农妇,原来她屡屡寻短见,都被乡邻们给阻止了。“她吓疯啰,”有人说,“自从地震以来,她就没有消停过,自己打自己,还抢弯刀砍自己,半夜三更突然跳起来,她男人都降不住。”我连叹可怜。“可怜?”那人又说,“她男人才可怜,好多夜没睡囫囵觉,大白天像只瘟鸡子,直耷脑壳。再闹下去,恐怕他也又哑又疯啰。”

ariana lingquis向我打个手势,又要挺进。斜刺里却杀出个土警察,盘查干啥子。老范掏出证件,彬彬有礼地解释;大毛也支着《摄影记者证》凑上前。但土警察不为所动,还招来另外两个同伴,不让拍照,甚至不让停留。辩论无效,我们只好沿山脚河边撤退。傅好文散漫落后,再次被包围追查,老范只得返回接应。

自山顶震落一巨石,大如磨房,骇然耸于路中。傅好文在此为我们留影,作为被“驱逐出境”的天然物证。

继续上路。突然接到诗人蒋骥转发的基督徒学者王怡的短信:大山摇动,小山迁移,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为松潘地区祷告,为族群认罪。感谢主给我们机会,和家人更加亲密。首发时间为2008年5月12日14点48分。才思敏捷的快手啊,为什么长跑10余天才抵达我的手机?

接着过都江堰城区,休整片刻。我哥大毛打电话约来新向导老张。新旅途有二三十公里,沿江水朝大山深处蜿蜒,为成都市民的热门避暑胜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也曾随家人往返数次,寻依山傍水的农家乐,作价廉物美的逍遥游。不料一场地震将日子斩作黑白两段,眼下,被垮塌山体所湮灭的公路刚刚抢通,几个军人在坳口盘查车辆,限制通行。老张为里头三文鱼基地的老员工,自然被放行。车子嘶吼着,在泥石流之间颠簸,陡起陡伏,令我等惊呼不断。大面积滑坡将郁郁葱葱的群峰撕出一道道自天而降的伤口,水道扭曲,如伤口散落的纱布。傅好文像机在手,犹如美国大兵钢枪在握,待抵拢一稍许宽敞的地段,突然叫停。司机吃了一惊,探头仰望摇摇欲坠的悬石,回答不敢。傅好文再次叫停,司机无奈,猛轰油门冲出十几米,方停稳。

百余丈宽的滑坡如超级屏风,兜头倒来,虽在对岸,却感觉触及鼻尖。一辆面包车被巨石拍出数米,半截挂在悬崖。大伙心惊肉跳地咔嚓着,司机却盯住另一辆被压成薄饼的小车乍舌,摞上面的那块石头足有两层楼房高!

受险境引诱,车又停一次。司机就彻底拒绝再冒险。午后3点50分,我们穿过虹口镇的帐篷区,过一座危桥,拐几个弯,在拦路的强盗石前停车。下来步行,绕道狭长的耕地,先后遭遇两条夹尾巴狗,一狂吠不止,一半声不吭。心理医生小金蹲着研究了半晌,确诊为反常的地震狗。

一堆村民聚集在夷为平地的农家乐前,好奇地迎接洋人光临,可待ariana lingquist的镜头瞄准他们,又东躲西藏起来。“通威三文鱼基地”的木牌迎面高挂,可四周建筑全散架了。我刚要炫耀自己若干年前来这儿吃过天然虹鳟,一股怪风就缓缓而至,臭到极点。我们急忙戴口罩,却见老张的表情比大家更痛苦,不因为臭,而因为他们在地震中损失掉几万斤三文鱼,赔光了老本。

我率先向臭源挺进,洋人们紧紧相随。死鱼坑约半间房大,几个军人交错搬运着,已经填满了,还往里面倒。我不由自主瞅了一眼,全是浆糊状的鱼子酱!我连连干呕,虚汗满头,只得沿歪七倒八的水泥鱼池撤到溪边。还是臭,而且是浸透消毒水的那种尸臭。我的镜片起雾了,刹那间,天空大地都涂满鱼子酱,太阳就是死鱼头,让我们中毒,让整个中国中毒。

我联想到万人坑,联想到北川县城无法清理的废墟,那座倾泻过上百吨消毒水和腐蚀剂的坟场,所谓大地震博物馆将由此诞生。

洋人们还在巨石间穿行,在被巨石砸扁的房屋、汽车间穿行。傅好文朝我招招手,就带领下属爬坡,十几分钟后,他们就在我的仰望之中了。傅好文像一颗鱼眼,ariana lingquist像一颗芝麻,老范和李臻在鱼眼和芝麻之间,显得虚无。

我逃出三文鱼基地,大毛和小金比我强一点,他们是拍了照才逃的。在死鱼坑上方的丛林里,出没着一群游荡的猪。小金问:它们会成为瘟疫的传播者么?

施  英:一周新闻聚焦:奥运前中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北京奥运中国当局对全世界的承诺不仅难以兑现,而且临近奥运中国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汶川大地震曾经出现过新闻采访自由的景象,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一个星期后当局再次全面审查新闻报道,限制记者的采访,当局曾经承诺给外国记者采访的自由,现在也变卦了。这说明中国当局没有信用可言,对中国民众撒谎成性,对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

王  怡:为你,千千万万遍:电影《追风筝的人》

 

这部小说有个如《百年孤独》一样漂亮的开头,“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

最后,阿米尔从阿富汗救回哈桑的儿子,带他放风筝。终于说出了那句山盟海誓一般的结局:

For you,a thousand times over(为你,千千万万遍)。

昨天合同法的课上,请学生讨论,婚姻是合同吗?桃园结义是合同吗。联合国人权宪章是合同吗?大家列了15个关乎契约的英文单词。我和春天有个约,用哪个呢。公子小姐在后花园山盟海誓一番,私定终生。用哪一个呢。同学们都说,要用Promise.阿富汗的富商之子阿米尔,他的一生,所欠的就是一个承诺。他生性怯懦,哈桑是他的仆人,出身于地位卑微的哈扎拉族。遇见大孩子欺负,总是哈桑拉开弹弓,为他承受拳头。阿米尔却以比我的朋友范美忠更快的速度,跑回家了。

在喀布尔的风筝大赛中,哈桑永远是最棒的,他帮阿米尔夺得冠军,用浸过油的线,可以在空中切断竞争者的风筝。每一回,他跑去为小主人追赶战利品,都会回头,手放在嘴边,说出这句全然委身的诺言,“为你,千千万万遍”。

但阿米尔知道,自己没有真把哈桑当朋友。他不可能回应这句伟大而沉甸甸的诺言。在那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哈桑被堵在小巷中,为保护少爷的风筝,被一群大孩子殴打,甚至被强暴。阿米尔在窗户后看见这一切,转身跑掉了。

从此少年阿米尔活在一个没有诺言、没有盟约的生命中。羞愧与忏悔有着惊人的不同,没有忏悔的羞愧,只叫我们恼羞成怒。如小说原著中写的,“他那该死的忠心让我羞愧难当”。阿米尔对哈桑和他的友情充满恨意,他无法忍受一个忠诚的同伴,整天出没在自己眼前。后来,阿米尔把父亲送的手表藏在哈桑房间,定意冤枉他。当父亲追问哈桑是否偷了表,这个对朋友至死忠心的孩子,看了阿米尔一眼,说,“是的”。

哈桑的父亲阿里,和阿米尔的父亲也是从小的玩伴。当哈桑父子执意离开时,阿米尔无法理解父亲的哀伤和恐惧。这个勇敢无比、身高2米的男人,第一次嚎啕大哭,说阿里,我已经原谅他了,你没听见啊,你们不用走。

以后苏联入侵,阿米尔父子流亡美国。阿米尔成了作家。他回到黎巴嫩,看望当年鼓励他写作的老师,听见哈桑的死讯,和令人震惊的事实。老师说,你必须回阿富汗,带回哈桑的孩子。因为哈桑是你的弟弟。你的父亲,曾经和最爱他的朋友阿里的妻子通奸,生了哈桑。

影后的后半,阿米尔仿佛回到了1975年他从那里逃走的小巷。当年凌辱哈桑的孩子,已成了塔利班的头目。阿米尔在哈桑死后,回到了那句以手按嘴的Promise,经历险阻,从这个头目手中把哈桑的孩子带回了美国。

只是对哈桑来说,那句诺言是与血缘无关的。那句话是一个神圣的誓约。在他那里,这个誓约不但与血缘无关,甚至可以超越主仆,使灵魂本身的平等,在地上不平等的关系中得以彰显。甚至可以平白无故地,将两个人带入一种生命之约的关系里。但在阿米尔那里,却是肉体里的血缘,惊醒和顶替了灵魂里的盟誓。这不是真的救赎,只是悔恨中的安慰。若哈桑不是他的弟弟,阿米尔这一生,就注定没有灵魂中的誓约,和誓约中的自由吗?

我们和阿米尔一样,缺乏对他人在盟约中的爱与承诺。我们很难活在一个约的观念中,所以开会、约会、聚会,也很难不迟到。在一种没有盟约的文化中,唯一剩下的混泥土就是血缘。所以五伦之外,我们并没有一个真的“四海之内皆弟兄”的理想。所以美忠才骄傲地说,除了我的女儿,我谁都不救,谁都不欠。

这句话表明,美忠还是一个受儒道两家影响的传统中国人,而并非他自认的自由主义者。他和杨朱更接近,而不是和柏克、洛克或亚当.斯密更接近。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他的确不欠那些向他砸石头的人。但他所欠的,如我们所欠的,也如阿米尔所欠的,就是我与上帝、我与世界、我与他人的一个Promise.我们靠着自由主义的群己权界,划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将受到这个关系保护的那个自由意志的部分,称之为“自由”。但我们始终要靠着一个圣爱之约,一个在免于强制之后,甘愿委身的Promise,来重建我们与社会、与他人,乃至与摇动的大地、浩瀚的宇宙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盟约关系中的自我抉择的部分,称之为自由时;自由的意思就回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范美忠的困境,是他以为自己仍在与第一个问题作战,却已在第二个问题上战败。所以在我看来,《追风筝的人》也是关于阿富汗、乃至关于整个人类灾后灵魂重建的。对阿米尔来说,旧约中有个故事,堪为他与哈桑的标杆。以色列的王子约拿单,与他的仆人大卫立下盟约。这是一个以色列版的、王子与牧羊人的桃园结义。经上记载说,约拿单爱他的朋友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于是他“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作为盟约的记号。

外袍代表地位,战衣代表胜利者的一切,刀象征力量,腰带则是生命安全的交托。约拿单向着仆人大卫的委身,比哈桑向着主人阿米尔的委身,更令人盼望那盟约中的爱。所谓立约,就是对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的放弃。只有与天立约(圣约)、与民立约(宪约)、与人立约(盟约)之后,我们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才不是扯谈。

站在评判者的角度看,少年阿米尔对朋友的背叛,实在可恶。看范美忠也是如此。但道德评判总是冰冷的,冷冰是因为缺乏爱,更缺乏对我们缺乏爱这一点的自省。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是我们以商业契约的精神,反过来理解一切盟约的关系。结婚时,我们很难说出,无论你年轻或衰老,健康或疾病,脾气好与坏,甚至无论你的爱还在不在,我都永远爱你。我在盟约中的爱,不以你背约,为我背约的理由。

我对学生说,你们的山盟海誓,手足之情,你们对国家的认同,最恰当的词是这个,Covenant(圣约或盟约)。也就是约拿单与大卫立约用的那个词。翻译桃园结义,也只能是这个词。

我又说,我们都是范美忠,都是阿米尔,他和我们一样,终有一天要对世界说出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句:

For you,a thousand times over.

2008-6-14

王建勋: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和大师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最近,韩寒和陈丹青因在电视上说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师”的文笔不好而遭到炮轰和辱骂。有人指责韩寒和陈丹青太狂妄,对”文学大师”不尊重;也有人嘲笑他们太无知,欣赏不了”文学大师”的作品;还有人批评他们故意炒作,误导青年,亵渎”文学大师”所代表的民族文化精神。呵呵!看架势,韩寒和陈丹青似乎真的犯了苏格拉底当年遭受的”煽动青年罪”,不”认罪伏法”难以平民愤。

在这里,我不想对巴金等”文学大师”的文笔作什么评论,因为衡量一个作家文笔的好坏没有所谓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即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文豪,也会遇到不欣赏其文笔和手法的人。难道巴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就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没有人敢研究和评论他们的作品了吗?那他们的作品不就很快会湮没乃至被遗忘吗?如果韩寒和陈丹青对”文学大师”文笔的批评能够使大师形象受到损害,能够使”民族文化精神”受到亵渎,那我只能说,”文学大师”的形象太脆弱,”民族文化精神”的光环太神圣。说实在的,真正的大师不怕批评,真正优秀的作品经得起批评,不管这些批评在一些人看来多么不可思议。进一步说,作品就是要给人批评的,而不是供奉在神龛里,让人顶礼膜拜。没有批评,就没有作品,就没有学术和大师。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乃至整个学术领域都一直流行着赞扬和吹捧文化,缺乏批判精神,缺乏严肃而坦率的批评。这种赞扬和吹捧文化窒息了学术,使学术没有生机和活力,没有创造性,只有人云亦云和相互抄袭。赞扬和吹捧的学界文化还造就了一大堆评论潜规则,比如,对学术大师和权威不可批评,对学界前辈和长者不可批评,对学界领导和干部不可批评,对自己的老师不可批评,对主流学术观点不可批评,对体现”民族文化”的作品不可批评,等等。这么多的”框框”和”禁令”,哪还有批评的余地?哪还有促学术前进的真批评?

本来,批评是学术交流和进步的最正常渠道之一,但在我们这里为何变得稀有动物般罕见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呢?原因之一是,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学术批评就是人身攻击,就是贬低和藐视受批评者,甚至是报复和陷害。这样一来,批评就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非观点与观点之间的碰撞。在这种氛围中,批评自然就成了得罪人的事。记得有一次开学术会议,我对一位学界权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会后,一位参加会议的长者对我说:”不能这样直率地批评。你会得罪人的。”我说,我的批评对事不对人,怎会得罪人呢?他说:”年轻人啊,你不了解学界的文化,批评就是看不起人家呀。”我尴尬地笑笑,无言以对。

学术批评匮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生产的制度安排使得赞扬和吹捧成为学人最安全的生存之道,最便捷的升迁之理。在当前的学术生产体制下,学界没有”异端”和”另类”生存的土壤,使得顺从和赞美成了自我保全和发展的”金律”.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惩戒和诱惑格局下,学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识大体,顾大局”,听命于指挥和权力。当然,不少人会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与个人无关。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学人都对当前的制度实施负有责任,否则它根本无法运转。看来,问题的根在我们自己身上。

綦彦臣:《国风十八讲》(9):长门赋短——妇道尊严的失落

9.1巨大的历史落差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其开篇之所以是孔夫子所欣赏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关雎》,是因为那首诗是讲究夫妻之大伦的。不管是后世诗经学家的附会还是原诗作者的本意如此,在诗经被全面政治化的过程中,夫妻关系的道德性始终在被逐步提高,尽管这是出于维护君权与夫权的政治目的。仍是在我们第讲提到的《后汉书》中,东汉末著名的体制内政治抗议分子荀爽在写给东汉倒数第三个皇帝刘志的政治建议里说道:“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如此而论虽然不免有夸大与强词夺理之嫌,但本质上,夫妻关系是为天下第一伦理即一切政治的出发点——这样主张,实际上来自对诗经进行政治解析的读者们的“初期阅读”与“顺序考证”。

所谓“初期阅读”是指对诗经本身政治性表达的关注,所谓“顺序考证”是指诗经大雅与周颂产生时间早于国风的事实认识。

放下非常复杂的学术论述不说,我们从荀爽的政见表达及个人学术成就中应能反推到这一事实。荀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少年时即天赋过人,称为“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一位叫做杜乔的学术前辈见了他之后,称赞他“可为人师”。并且,他的兄弟们也都很杰出,在兄弟八人中他乃是最杰出者,地方称之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慈明,是荀爽的字。

荀爽也是一位诗经学家,他的著作之一就叫《诗传》,即对诗经解析的学术专题。

非常有趣的是,夫妻之伦在诗经的早期作品中,周王室的女性祖先首先被赋予了神性,比他们建国后追定的第一先祖后稷还早。

被赋予神性的女祖先叫姜嫄,是后稷的生母。

产生于西周初期的政治性诗篇《大雅·生民》就是记录这一神性完成过程的叙事史诗,它说:

    周王朝能有初代之君,

    是因为姜生下了儿子。

    如何能生下儿子?

    是因为她向上帝献了燔祭,

    祭时祈祷得赐后嗣。

    踩上上帝留下的足印,

    神灵使他有了孕育。

    胎儿在她腹中踢动,

    这个孩子将叫后稷。(17:11-1)

姜嫄的身体成了神降儿子的盛装器皿,既然这器皿被神使用,那么她天然地就与神性有缘,即被赋于“妇道尊严”的现实世界精神权威。按历史发展图式而言,这是女权社会的一个缩影。女权社会留给父权社会的重大遗产,就是生殖崇拜,诗经《周南·螽斯》与《唐风·椒聊》仍存有明显的痕迹。然而,生殖崇拜的遗迹存在并不代表着妇道尊严可以续存下去。《邶风·终风》清楚地描写了这一历史落差:

    狂风急相临,

    他作有情人,

    调笑云雨过,

    我心好恼恨。(3:5-1)

    疾风扬沙尘,

    盼来他不肯,

    别后无消息,

    徒伤相思心。(3:5-2)

    风起天色暗,

    大地陷昏沉,

    长夜眠不得,

    相思一嚏喷。(3:5-3)

就这首诗记录的场景看,男女之间肯定是一种“有性无爱”的关系。男方如强风临到,经过一番强刺激式的挑逗后,二人进入云雨状态。云雨之后呢?男人不再需要女人的温存,如疾风扬沙一样地离去。女人没了办法,长夜不睡之际,只有打一个嚏喷。

这首诗,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打嚏喷时自嘲以“谁想我了?”的鼻祖。

不考虑男女生理(即性情绪)特征,也不用考证俗谚的流变,只看一下《大雅·生民》与《邶风·终风》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我们就会发现妇道尊严作为神性标志是怎样跌落的。

9.2谁在谷中哭泣

在男性稳居夫权地位之后,妇女承担的婚姻风险随着文明史的演进而逐步积累,并且这种风险几乎与女人所处的社会层次没多大关系。贵族阶层者如“金屋藏娇”故事中的陈皇后,平民阶层者如《孔雀东南飞》中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凡此等等。相较之下,后者的悲剧性更大,因为在焦氏家庭中行使夫权的人是女性即焦仲卿专横的母亲。延伸思维,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奶奶,当然她虽以女性之身占居夫权之位,还算仁慈。在《红楼梦》产生之后的真实政治图式中,大清王朝的一位政治女性——慈禧太后不仅代行夫权,而且握有君权。

《孔雀东南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长篇叙事诗,它的写作素材是真实的,即远比词藻华丽、情节引人的宋玉之赋及相如之赋有事实可据,并且它是由民间作创作出来的。它的短短序言说道:“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在故事中,焦仲卿试图引入上官的干预,以使她母亲改变主意,而后再将被迫回娘家的妻子接回来。但是,他的打算并没被回娘家的妻子所理解,女人投水而死,他也不胜悲伤地结束了生命。诗的作者十分同情他们,在结尾处写道:“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白居易“秋天飞萤”式的错误,即鸳鸯这种鸟是生活在水边的,不会在松林中飞来飞去,但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黄钟大吕般的警世忠告,尤其是提请人们对女性命运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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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无飞的自由

    图解:鸳鸯被我们的文明视为夫妻相爱的象征,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并不选择飞翔。这是一种自由的选择。

    图源:清代画家任薰《花鸟四屏图》(局部)

应有的同情早在《孔雀东南飞》大以前的诗经中有所表现,其“怨妇之篇”非止一二,《邶风·谷风》固然具有经典意义,而《王风·中谷有蓷》更为凄婉。

蓷,音“推”,即益母草的古称。

这首以益母草为起兴之物的诗篇,以诗经惯用的重叠之法,集中描述了弃妇自怨自艾的场景:

    益母草生山谷中,

    已无春华与夏容。

    弃妇所遇似此草,

    情悲涌心发啸声。

    啸声未可诉忧戚,

    悔嫁此人少德行。(6:5-2)

    有草在谷叫益母,

    时节改易凋容颜。

    有妇被弃命相喻,

    无限恨情泪涟涟。

    眼泪虽有可擦干,

    无绝此恨长绵绵。(6:5-3)

这种自怨自艾,用现在平民社会最浅白的话来诠释,那就是:“谁让自己瞎了眼,嫁了这么个男人?!”

这是近乎自虐的风险承担方式,先民时代婚姻风险分摊不均衡的道德后果是十分可怕的——逐渐地,妇女成了负全责的一方,也正是这种负全责的“新道德模式”使妇女任何形式的抗争都失去了合法性。真实的故事里,焦仲卿的妻子抗拒娘家的再嫁压力即捍卫本质上并未破裂的婚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文学作品中,明代污梦龙《警世通言》给人们讲述的杜十娘的故事,也是如此。追求幸福、改变身份,结果呢,仍是投水而死。

反抗,只有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呀!采用言论表达呢?仍然没能将风险的承担份额降低多少,结果只是选择另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金属藏娇”故事的主人公陈阿娇就有此种遭遇,或者说她就是《王风·中谷有蓷》女主人公的汉代版。

根据《汉书》作者班固作品《汉武内传》所衍生出的“金屋藏娇”故事说:武帝刘彻小时候很得大姑妈刘嫖的喜欢,刘嫖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不,逗他说:“小子,你想娶太太吗?”刘彻说:“当然想!”于是刘嫖就让他环视宫内百余名从事服务的美女,刘彻称都不合心。他姑妈又让他看自己的女儿、刘彻的表姐陈阿娇,说:“阿娇可以吗?”刘彻说:“好!要是娶了阿娇,就给盖一幢金房子,让她住在里面。”

由于小小刘彻对表姐的钟情,后来在争取帝位时,大得姑妈帮助,遂成心愿。但是,等到时间一长再加上陈阿娇不生育,就遭到了皇帝表弟的冷遇。遭受冷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彻又看上了一个叫卫子夫的美女。身为皇后的阿娇气坏了,几次寻死觅活地闹事儿,但结果适得其反,刘彻下令废黜她的皇后地位,收回皇后玺绶,“罢退长门宫”。这其中还有她的两项政治上的巨大失误:一是,向民间妇女学习取悦男人的性技巧,称为“挟妇人媚道”;第二是,把巫婆楚服等人引进皇宫,从事诅咒刘彻早死的巫术活动。其实,这个两个活动有着内在的联系:既然性技巧即争取夺回夫爱的方法失败,自然会因爱生恨,也就是说一如《中谷有蓷》所说的“不淑”(65-2,原话)之人死掉,她陈阿娇才有希望在政治上抬头,或可以合法的皇太后身份掌管国家政务。

这是一场梦想,因为卫夫子的得幸不只在于美色,更在于他的弟弟卫青有杰出的军事才干,能为汉家立下开疆拓土的盛世之功。她陈阿娇不过是旧贵族的后代,她的曾祖父陈婴从项羽那里投归汉高祖刘邦有功,封侯,侯位传至其父陈午,陈午又得娶文帝的大女儿刘嫖。这样的老外戚已经够风光的了,所以在刘嫖数次责问刘彻的姐姐,说“没有我,你弟弟怎么会当成皇帝”并希望侄女将话传给皇帝侄子时,身为平阳公主的刘彻的姐姐很不耐烦地回敬了姑妈一句:“你女儿不生孩子!”

不惟阿娇的妈妈在努力,阿娇在性技巧及巫术失败之后,也采取过一个很艺术化的方法:他知道皇帝沉迷于文学,也知道司马相如正因文学造诣大得皇帝喜欢,所以她就花大价钱请相如做了一篇赋,想借此感动皇帝。赋中倾诉说:“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明明知道刘彻客气地打发他去长门宫时对她安慰之言,如“我会去看你”是虚假之词,但她还愿意相信是真的,并苦苦等待。也许刘彻曾生怜悯之心,看过她一两次心,但是君王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绝不会被她拴住。除了是亲上加亲的私人关系以及勉可维持的夫妻名份,她陈阿娇既无政治价值又无性欢愉的新鲜感,一切都罢了吧!

可比益母草的诗经女子哀伤地在山谷中拉泣,曾被皇帝许以藏娇的陈皇后哪还有什么金屋可言,长门宫不就是长满益母草的山谷吗?

她本身地位骤降,给身为侯爷的父亲陈午以巨大的精神打击,第二年死了。哥哥陈须续封后,母亲更加行为不端,和一个叫董偃的男人混在了一起。也许是“家风不正”,也许是政治报复,在她母亲死后,她的兄弟们遭到举报,举报说陈须淫乱,兄弟之间争夺财产。朝廷对陈须的刑罚肯定是死刑,只是选择哪一级死刑的问题,是在街头斩首呢?还是剁成块呢?尚没定下来。陈须吓坏了,先行自杀,自杀之后,侯国封地被汉刘中央收了回去。几年后,面对内外变故,陈阿娇在抑郁中死了。

她死了,给历史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于是,“金屋藏娇”的故事被附会出来;她死了,像一株益母草那样不足为道,但司马相如《长门赋》的身价却徒然上窜,到南北朝时代,它已经超过《上林赋》等汉时名篇,被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编入不朽的传世之作《文选》。

陈阿娇,本可追求平淡幸福却不幸地因为家系背景踏上了权力之车,她的无奈岁月是在不能承受的空虚中度过的。《长门赋》的临近结尾处就有一个不祥预言:“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

是啊,是啊!把地上的月光看成了一片秋霜,把心理时间夸张为一夜如年,一个弱势女人可怎么承受得了这样触之不得的虚幻呢?

9.3坚决不当二奶

诗经数载怨妇之诗,仍能说明先民时对并没有绝对地压抑妇女的权力,否则也只有“哲妇倾城”的一面之词了。然而,怨妇诗多为怨叹之调,虽有所指责,亦无勇敢的抗争。唯有《召南·行露》一首以“特例”的地位存在,其曰:

   清晨秋露浓,

   阻我远行,

   道路亦微泞。(2:6-1)

   谁云雀无喙?

   将我的住屋啄穿。

   谁说男未娶?

   连累我进了牢监!

   即便蒙牢灾,

   比当二奶强千万!(2:6-2)

   谁说老鼠无牙?

   竟将我的墙壁挖开。

   谁说那个男人没妻室?

   害得我被带到公堂来。

   即便被诉讼说累,

   也决不当你的二奶!(2:6-3)

先民时代的一夫多妻婚姻现象是合法的,但通过这首诗来看,非婚姻的同居关系却是违法的。这名女子为色狼男人所欺骗,那男人信誓旦旦地说要娶她为妻。稍后,男人的正式妻子提起了诉讼,告这个“妖精”勾引了自己的男人。无可奈何,本为受害者的她以被告身份带上公堂。这是何等羞辱?不但自己与那个男人的幽会及云雨情节被暴露于众,而且还会遭遇刑罚。刑罚尚未下达,她在羞恨之后痛下决心:宁可去坐监狱,也绝不给这个男人当二奶。

如此捍卫自己独立人格的强劲作风,实在值得赞赏,即便放在今天的生活环境,这样的女人也不失为强者之范。

先民时代的妇女生活经验已经证明,遭遇到品行不端的男人就是妇女的灾难。仅在《邶风》中就有三首是描述这样的事实的,如《终风》中有性无爱的妇女被玩弄的状况,又如《谷风》中去而复返、强忍丈夫与新欢合伙欺压的妇女的遭遇。

《邶风·柏舟》比《终风》与《谷风》更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娘家无依又遭夫妾欺压的妇女的窘境。首先,她十分明白自己没有家族实力的现实

    虽然有兄有弟,

    终究不可依凭。

    我曾向兄弟诉苦,

    竟遭他们怒言相冲。(3:1-2)

    其次,对丈夫有性无爱的对待方式,她也感到厌倦:

    感情不是软草席,

    任他随意玩弄。

    我要整容肃仪,

    使他不敢相轻。(3:1-3)

这样的“战略调整”没起到多大作用,就像在她几百年以后的陈阿娇那样,任何招数(包括性技巧的学习)都收效不佳,甚或适得其反。所以,她决定从更深层上反省:

    患难颇多,

    又遭凌辱重重。

    现在该反省了,

    抚心拍胸以示猛醒。(3:1-4)

但是,最后呢?她失败了,以致于“虽有深思反省,仍旧不能向天奋冲”(3:3-5)。不能冲决既成罗网,只有服从现在秩序,像《谷风》中的那位妇人,说两句捍卫自己经济成果的话也算出了气。

有时候,婚姻生活对人确实很残酷,尤其是对那些身份贬值的元配太太们。没听一首流行歌曲唱吗?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能听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海落英:独立了为什么还要入会――兼与金陵散人谈谈心

海落英(澳大利亚)

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作《中国因“你”而进步》,是以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分会名义发表的;金陵散人读后不由把“独立中文笔会”这几个字读了两遍,并且生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独立了为什么还要入会?

这个疑问很典型,几年前中国旅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劼在友人邀请他加入独立中文笔会时就发出过这样的责问:独立需要笔会吗?金陵散人现在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说明这样的疑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普遍性了。

一、独立与入会

独立了为什么还要入会?这样一句责问,初听起来仿佛很深刻,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似乎一针见血地击中了要害。事实上,这种责问貌似深刻其实很肤浅。

为什么说它是貌似深刻其实很肤浅呢?

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其思想本源的极端性,将独立与入会推向了不可调和的两极,觉得既然独立了就不应该入会,既然入会了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有点非黑即白的味道――你不是黑,就一定是白,但就是忘却了黑与白之间还存在着非黑非白、亦黑亦白的灰色地带。

事实上,独立了可以入会,也可以不入会,但入会了并不一定会影响入会者的独立性。

比如,中国大陆是独立的,台湾事实上也是独立的,它们可以加入联合国,也可以不加入联合国,加入与不加入都是他们的权利,加入了联合国也并没有影响它们各自的独立性。但事实上,大家在独立了之后还是争着要加入联合国,哪怕加入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也好。如果对此也一定要责问:独立了为什么还要入会?台湾一定会不高兴,并且这样做对台湾也是不公平的。

独立的个人或者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组织机构,在本质上并不会影响个人或者国家的独立性,事实上反而会对个人或者国家的独立性给予了保障和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千方百计要加入联合国的意义所在。再比如个体户联合起来组织个全国个体经营者联合会什么的,这样的机构不会限制个体户各自的独立性,相反是保护了他们的独立性和权益,一旦一个或者多个个体会的利益受到侵害,以联合会名义出面交涉总比个人出面更有效。

二、独立与一致

“独立了为什么还要入会”这样一个问题,所显示出的并非只是问题的表层;这一问题所引出的话题之一,就是独立与一致。

正如金陵散人所言,独立中文笔会确实与中国大陆的作家协会不同。其不同,不在于不同的名称、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不同的成员,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其成员言论的自由和独立与否。

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么一句话,这是党对全国所有人的要求,要求全国人民都跟党中央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步伐,如果你发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走出了一个不同的步伐,那你就难逃惩罚。你要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获得生存空间,就必须发出与党中央一样的声音。

对于作家对于文字工作者,党当然更是“严格”要求,不然既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也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人与人,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思想不可能一模一样,要求每个人在思想上都保持一致是不切合实际的。比如一只手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长短不一,其功用当然也不同,但你必须保持它们各自的独立性,你不可以削短四只手指让它们与粗壮矮小但代表着第一的大拇指看齐。反之亦然,你不可以给四只手指戴上虚伪的指套让它们向高大挺拔的中指看齐。

即使所有的大拇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独立大拇指联合会,你也必须保障大拇指甲、大拇指乙和大拇指丙的独立性。独立和一致,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独立中文笔会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由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组成的团体,与传统的“保持一致”的作家协会不同,更在于这一团体同时也保障了成员的独立性。这就是说,独立中文笔会既有着一致性,又保存了成员的独立性。独立中文笔会遵循的信条――“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是一个例证。

金陵散人对“独立中文笔会”这几个字读了两遍,并且生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这说明他也是有着独立思想的。但愿金陵散人对所有的信息所有的问题都能读上两遍,并且生出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疑问。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人独立,更多的人在思想上独立,不管你们的观点与我的是一致、相近还是相反。

三、独立与宽容

“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同样引出了“独立了为什么还要入会”的另一个话题,那就是独立与宽容。

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包括思想的独立性),就是给予了每个人尊严。你不可以因为别人与你观点不一,你就歧视他、打击他甚至伤害他。

独立,不是无法无天,不是党同伐异。你独立了,你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观点,但是你不能由此打击与你观点相左的人。观点可以不同,但相互尊重应该是一致的。

华人报刊上网络论坛上,充斥着因观点不一而引起的相互人身攻击和恶意谩骂,这往往是由着观点极端不同而产生的。林别卓可以宣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反对林别卓的人可以摆事实讲道理驳斥林别卓的荒谬,观点可以不同,但是相互尊重应该是一致的,断不可讲来讲去最后会讲到心脏是不是搭了桥以及眼睛是大还是小。

人身攻击不可能增加说理的分量,相反只会阻碍对方对你观点的接受。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都是相对的,包括所谓的真理也是相对的,没有什么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既然这样,又何必死抱住自己相对正确的观点不放呢,又何必不能容许别人也发表相对正确的观点呢。拥共者的观点有着他们的逻辑性,反共者的观点也有着他们自己的逻辑性,拥共者有拥共者的道理和谬误,反共者也有反共者的道理和谬误。固执己见,即使思想独立,仍终将导致极端。只有尊重和宽容,才能导向客观与和解,才能化解矛盾,使事情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从目前华人世界的言论来看,还是极端主义占了上风,比如拥共者群体中极端拥共者是他们的主流,反共者群体中极端反共者是他们的主流,客观的拥共者与客观的反共者都会受到他们所在群体的强烈批评。极端拥共者会将一切东西牵强附会地联系到共产党的伟大,极端反共者会把一切东西牵强附会地联系到共产党的邪恶;借着政治立场的不同,可以对事实和信息任意取舍、选择甚至改编。比如四川大地震,极端反共者会说这是“天灭中共”,会任意取舍信息说是“中共故意隐瞒地震预报”,将科学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用政治观点的剪刀任意裁剪科学事实,为自己的政治宣传之用。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感到华人世界的自由民主“通天塔”已经倒塌,那不是因为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而是因为大家的观点不同,极端的不同且不能调和,人与人缺乏谅解与宽容,缺少认同与和解。

丁子霖:“汶川母亲”在行动

孩子们从母亲身边消失了。他们死于天灾,更死于人祸——是致命的豆腐渣工程最终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在一片既是废墟又是坟场的土地上,站立起来一群母亲,一群受难的汶川母亲。她们手捧着孩子的遗像,悲愤地发出了天人之问。她们有权发问,有权向权力部门要一个说法。

近日读《动向》6月号上《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一文,感慨良多。同样是失去儿女的母亲,同样经历了灾难突降时的痛不欲生,将心比心,怎能不为所动!

中国的母亲,已成了灾难的同义词!“天安门母亲”,“计生门母亲”,“矿难门母亲”,“地震门母亲”,都是受难者母亲。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难道注定要有这么多的“母亲”?

人命如草芥,杀人如割草;人命如蝼蚁,踩死不足惜。“六四”惨案,汶川震灾,一个在昨天,一个在今天,看似两码事,实则一回事,假如刨到根子上,那都属于人权灾难。对于生命价值的漠视,是导致这些人权灾难的直接原因;而最为可怕的,是由这种传统的非人道生命观念积淀而成的制度性痼疾。死人的事止不住一再重复,而且愈演愈烈,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乃至麻木不仁。然而,竟还有人甘当人权灾难的辩护士。“六四”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今天的“大国崛起”。地震死了人,死者“都成了菩萨”,“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而作为死难者的亲属,一定要“识大体、明大理”,“避免横生枝节”,给那些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提供“反华的接口”。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振振有词!然而,又是多么的冷血,多么的没有人性。一个堂堂的“人民共和国”,既然通行这样一种“理论”,既然还要强迫人们去爱它,若要说一个“不”字,就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国家”,还让人活吗?!

孩子们走了,母亲们该做些什么?

哭泣、鸣冤?在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今日中国,能有几个人理会。人家正忙于排英雄榜,开庆功会,宣传伟光正。这才是头等的政治。

豁出去拼命?你既无長物,又无山头,人家凭什么怕你,要真想收拾你,何需费吹灰之力?

寄希望于清官的垂怜、明君的恩泽?那历来都是收买、欺骗的把戏,人家想的是怎么甩掉你这个包袱,让他们的耳根变得清静,这样的施舍能要吗?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从此认命,当个良民?然而,假如我们还知道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能就这样死心?!

当前究竟该做些什么?我想今天的“汶川母亲”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问责。我的儿子是怎样死的?谁该为此负责!我的女儿是怎样死的?谁该给我说个明白!别给我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这与我无关;我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又偏偏是那么多的小学生、中学生被埋在了瓦砾堆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死一个人,划一个句号,死一百人,又划一个句号,死一千两千三千人,还是一个句号,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交代。你这个“国家”、“民族”难道唯有靠死人才能存活,才能发展,才能崛起?“天安门母亲”、“计生门母亲”、“矿难门母亲”、“地震门母亲”,她们说“不”!她们想要知道:一个口口声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府,怎样来面对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她们绝不愿意看到:降旗三天,哀悼三天,又有人心安理得地给这次特大死人事件划上一个句号。

为死者伸张正义,为生者争取权益,于情于理于法都天经地义。向这次地震祸患中导致如此重大人权灾难的部门、人员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天安门母亲”全力支持“汶川母亲”的合法诉求。

“天安门母亲”十九年来的抗争,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诉求,那就是: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要求道歉、赔偿;要求法律追究。我们主张,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改变以往忘由某一党派、某一领导人说了算的人治做法。我们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真诚的对话,以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样的解决不是诉诸于暴力的对抗,也不是等待当局的施舍;它既维护了作为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也有助于生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公民社会。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信念: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拥有个人的尊严,应该享有完善的法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各种人权灾难的发生。我相信“汶川母亲”们都抱有这样的信念。

连日来,我不断地听到汶川死亡学生家长问责请愿的消息,对此我深受感动,也心存忧虑。凡有良知的国人,都应该主持正义,支持、声援家长们的合理诉求和合法行动。我呼吁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以此次赈灾行动为契机,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处理所谓“群体性事件”的蛮横做法,以积极的姿态,对死亡学生家长们的合理诉求作出善意的回应。

(附注:《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一文,见本站“评论与争鸣”栏目。

张铭山:正义、宽恕及其他

西蒙.威森塔尔在他著名的《宽恕?!》一书中,记述了他在纳粹时期波兰里木堡集中营中,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濒死之际,让护士给他找一名犹太人倾诉他内心一直压抑的不安。这个叫卡尔的德国士兵,用悔恨的口吻,向西蒙先生诉说了他在德军服役时,亲身参与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他要求西蒙先生代表犹太人宽恕他,让他安心地死去。西蒙先生拒绝了这位临死幡悟的忏悔者的要求。

西蒙先生从此肩负上这个沉重地负担:我应该宽恕他吗?我能代表那些遭到他屠杀的人宽恕他吗?西蒙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集中营中的难友,引起了争论,大家纷纭莫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谁也没有替受难者宽恕凶手的权力。其后,这件事一直如梦靥般缠绕着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西蒙先生,他甚至亲自到斯图加特,去见这位党卫队队员的母亲,去印证自己做法的对错,仍然没有结果。

西蒙先生在战后加入了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后来与昔日的难友们创建了犹太人文献中心,他们成功地将1100多名纳粹战犯移交审判。西蒙先生的工作,使得他有条件与许多罪恶昭著的凶手接触,直接观察这些凶手的表现。

西蒙先生在参与的纳粹审判中发现,“只有一个被指控的罪犯表现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没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极力反驳事实。许多人居然对一件事感到遗憾——他们遗憾证人还活着,现在能出来告诉真相。”,“我经常见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无礼地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解释,或嘲弄般地露齿一笑……”。西蒙先生总结罪犯的情况发现,“他们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们大部分曾经是农民,手工业者,职员,或是官员……。年轻时,他们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谁也没有犯罪记录。可是他们都成了凶手,变成了信仰坚定的职业凶手。他们从衣柜里取出党卫队服装。换上这样的服装,他们也就换掉了他们的良心,他们换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换掉了他们的平民服装一样。”

这位名叫卡尔的党卫队队员和他的母亲,典型地表现了二战时德国民众的情形。卡尔的母亲一直坚信卡尔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的人。但就是这个从小笃信宗教“可爱的好孩子”,最后还是在希特勒的鼓惑下,参加了党卫队,并且参与了一系列残杀包括犹太平民在内的暴行。作为没有参与屠杀的像卡尔母亲这些人,是怎样看待纳粹的暴行呢?卡尔母亲得知西蒙先生是犹太人时,向他表白:“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一直都是和犹太人非常和平地相处的。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不负有责任。”是的,他(她)们没有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且“经常对被压迫者显示出同情”,但正如西蒙先生所说:“……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对她来说还是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在关心着自己小圈子的和平与安宁。这就为凶手上台和保住政权搭好了台基。”,纳粹因此得以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民族造成灾难,并把整个德国的人民也拖进灾难的深渊。

那么,作为同样是德国纳粹受害者的波兰人、俄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同样感染了这些后继的受害者。他们把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本土化的工作既简单又迅速,只是把“神圣的日尔曼民族”换成波兰人或俄罗斯人就完成了——魔鬼的笛子总是比上帝的话语诱人——他们同样把犹太人视为“瘟疫”、“虱子”,疯狂地排挤这个在世界上四处流浪的民族,他们都跟着希特勒的步伐,成为残杀迫害犹太人的帮凶、帮忙或帮闲。在德军的坦克履带碾压到波兰人、俄国人的国土上时,这些波兰人、俄国人面临同样的杀戮时,他们仍旧没有幡悟,仍旧漠视自己已沦为“同类”的犹太人的存灭,甚至有人还在被德国纳粹处死的犹太人身上,放置写有“犹太肉”的纸条,表示对犹太人的憎恶和侮辱。

战争结束后,先是人们了解了纳粹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不久,神甫、慈善家和哲学家开始恳求世人宽恕纳粹;其后,人们对这场屠杀过千百万无辜者的人类灾难逐渐淡忘;再后,卢旺达、波黑、科索沃、车臣等地,一系列人类屠杀悲剧再度在世界各地复活重演,“新纳粹”等极端势力也以各种形式死灰复燃。

为什么人类总是这么快就遗忘这些惨烈的罪恶?为什么人类总是徘徊在罪恶的沼泽地,不时地自陷灭顶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总是哀前人之不屑而不鉴之,一次次重蹈罪恶的覆辙呢?无他,置根人心深处的有我无他的私心使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限度的张扬,导致个人的罪恶,而为民族、国家争取更多生存空间的所谓“爱国主义”,与人们深藏内心难露峥嵘的贪得无厌的本性是多么的符合,这种应和人类内心邪恶的邪火一旦点燃起人们的贪欲,形成民族、国家的合力,害人害己的灾难就来临了。制约不住企图超越自由界石的“心中之贼”,就抗拒不了假民族利益或“爱国主义”行罪恶之实的诱惑,希特勒之流的鼓噪,就会形成肆虐人类飓风的蝴蝶效应。布什总统基于防范权力的滥用,认为必须“把政府关进笼子里”;人类为避免罪恶的一再肆虐,也应用正义做尺矩用清算做藩篱,绑扎起约束人心的坚固的笼子。

中国所经历的灾难,也是西蒙先生笔下的悲剧的再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上一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肆虐中国,造成中国人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邓小平上台伊始,出于政治需要,“恩准”了在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进行的有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对罪恶的责任人进行清算,反而掀起一场以曲萧为代表的对中共献媚的闹剧。其后就是:1981年的封堵国人之口的取缔西单“民主墙”及“地下刊物”,抓捕“民运分子”;1983年开始的持续十几年的“严打”;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终于酿成1989年的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他们杀地主、资本家,我不吭声;他们抓民运人士,我不吭声;他们杀新疆人、西藏人,我不吭声;他们杀北京的学生,我不吭声;他们抓“法轮功”,我还是不吭声。为什么?他们杀你抓你证明你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抓你?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下岗、拆迁、圈地,房改、医改、教改,一个个大山压了过来。我们中国人现在正在重复着人类灾难形成的程序。

面对罪恶,我们怎么办?既然是罪恶,都是过去式或正在进行式。我们能阻止正在进行的罪恶的继续,但我们只能面对已成事实的罪恶。我们是为了所谓的族群“和解”,一味地宽恕凶手甚至遗忘罪恶,导致灾难接踵而至?甚或跪着乞求凶手和解?还是坚守正义,清算罪责人的罪行,让戒惧拢住人心中恶的无限度膨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耶酥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是的,我们知道,很多人的罪行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或因为惧怕而陷于罪恶之中,但是也确有“晓得”他们的作为是罪恶的人,他们仅仅因为自己或帮派的私利,而主动去制造或促成这些罪恶实施的。“二战”及对犹太人的屠杀之与希特勒,苏联“大清洗”之与斯大林,中国的“镇反”、“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之与毛泽东,“六?四”大屠杀之与邓小平、李鹏,“法轮功”之与江泽民,这些都是例证。我们基于人道考虑或能宽恕那位幡悟的党卫队队员卡尔,但我们怎样宽恕那位杀人如麻临死还给自己立七杀碑的张献忠呢?我们可以在清算罪恶的基础上和解,我们也可以以悲悯的心胸宽恕那些我们的伤害者,但前提必须是罪责者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接受正义的审判或谴责。只有罪责者对自己的罪行真心忏悔复苏自己的良心,人们才有宽恕其罪与之和解的基础,才能在今后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

宽恕?和解?那必须在凶手放下屠刀,接受审判,真心悔改之后。慎言宽恕!慎言和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些因罪恶而伴生的不应有的宽恕、和解。

2008-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