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9月12日晚，在吉尔吉斯文化部长女儿的婚礼上，客人们纷纷前来向艾特玛托夫问候。这个小小的民族向世界贡献了令其民族引为骄傲的作家。

2007年9月18日，艾特玛托夫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影联合会二楼他的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举着大部头的《玛纳斯》说，“谁能写出这样的书？”他一直打算到新疆拜访他同一民族（中国称柯尔克孜族）的90岁的《玛纳斯》史诗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他对本报记者说。今年，本报和新疆经济报与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部部长拉也夫商量邀请艾特玛托夫访问新疆，让这个只有500万人的民族的两个文化巨人见面，此事已经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外办的正式批准，正在与吉国文化部进一步商谈细节，不想艾特玛托夫溘然辞世，终为憾事。　　　　　　　　　　　　　　　　　　　　　　　　　　　　　　　　　　　　　　　　　　　　　——编者
艾特玛托夫小传

1928年12月12日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区舍克尔村。1937年苏联“肃反”时，任州委书记的父亲冤遭清洗。1958年艾特玛托夫发表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它与后来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4部中篇小说结集）一起获得1963年列宁奖金。他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白轮船》、《早来的鹤》、《花狗崖》和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获1983年苏联国家奖金）、《断头台》等。他的作品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拥有广泛读者。1976到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苏联解体前艾特玛托夫主要生活在莫斯科。他曾经担任过总统委员会委员、前苏联驻外大使，去世前是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三国的大使和驻欧共体代表。

　　那天晚上和整个一夜大家是一块在死者的院子里度过的，天气也刚好使人们产生这样做的情绪。萨雷-奥捷卡草原的夏天，白天酷热，夜晚则像快到秋天那样凉爽，气候变化很大。
还是黄昏时候，人们就把为明天追悼仪式宰的羊剥了皮，清了内脏。
安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现在他们只有等到天明。夜晚的时光过得很肃静，当一个年高德劭的长者死去时，都是如此，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悲痛。

——引自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

6月10日，这一天，如同艾特玛托夫描述过的情景一样，很多人陷在悲痛之中。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1日报道：世界著名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10日在德国纽伦堡一家诊所病逝，享年79岁。艾特玛托夫是在观看一部在德国拍摄的电影时病倒的，这部作品改编自他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

5月19日因被诊断为肺炎和肾功能衰竭，艾特玛托夫被送往纽伦堡医院治疗。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治丧委员会宣布，艾特玛托夫的遗体于6月14日安葬在吉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一座公墓。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新闻发言人当天向外界透露，共和国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宣布，因人民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去世，6月14日为全国哀悼日。哀悼日当天首都降半旗并取消所有娱乐性活动。巴基耶夫对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下达总统令：“对人民作家的葬礼进行现场直播。”

总统令指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作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艾特玛托夫将永远留在每一个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全体人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他让世界了解了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及其文化和风俗。”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致唁电表示哀悼。

此前，2008年被宣布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年。

“一个人道主义者”

在艾特玛托夫的众多拥趸中，有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得知艾特玛托夫辞世的消息后，戈尔巴乔夫称他为“我伟大的朋友”，“一个曾与我们所有人紧密相联的故人”。

俄罗斯总理普京称艾特玛托夫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会记住这位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

艾特玛托夫与国家政治与政党政策的紧密关系，使他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

《一日长于百年》是艾特玛托夫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70年12月—1980年3月，发表于《新世界》杂志1980年第十一期。

作者在题记中写道：“这本书就是我的躯体，书里的话就是我的灵魂。”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苏联中亚荒漠地带一个小火车站上工作的铁路工人叶吉盖，叶吉盖的好友、老养路工卡赞加普死了。叶吉盖在忙着操持丧事的一天中回忆了他同卡赞加普几十年的交往，回忆了他本人、卡赞加普及其他一些人的坎坷生涯。艾特玛托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谈到小说主人公时说，叶吉盖“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的本质恰恰在于他是时代的产儿”，因此他的遭遇“集中了时代的特征”。

跟艾特玛托夫以往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第一次出现了科学幻想情节。构成小说另一条主线的“科幻情节”，中译的《一日长于百年》出版说明中写道——
本书主要是讲美苏两国按照权利均等的原则，联合制定和实施了开发宇宙空间的计划，而在轨道航天站上工作的苏美宇航员又同外太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建立了联系。作者虚构科学幻想故事的意图，不过是在“合作”“共处”的外衣下，配合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路线。

在《一日长于百年》发表六年之后，艾特玛托夫又推出三卷集长篇小说《断头台》。

《断头台》在苏联《新世界》杂志1986年第6、8、9期上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多数学者在否定小说主人公的同时,对小说提出了质疑。

就在《断头台》面临被评论界拒绝的危险时,戈尔巴乔夫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为艾特玛托夫投了赞成票,《断头台》风靡苏联。戈尔巴乔夫支持《断头台》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表现了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首任总统后,请艾特玛托夫加入由12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任职，不久他又任命艾特玛托夫出任驻外大使。

“一个西方化的吉尔吉斯人”

苏俄文学的研究者、翻译家高莽先生原本是准备第三次在家里接待艾特玛托夫的。“艾特玛托夫告诉我他要到北京，我知道他因病住院把行程耽搁了，我没想到他会去世。”高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1989年5月，艾特玛托夫电话告诉高莽，他要到家里来拜访。

其时的北京气候溽热。“那天上午10点，艾特玛托夫到我家，我家离天安门广场比较远，相对安静一些。”

艾特玛托夫是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打前站的，其间他要求跟高莽会见。“他来了，我们在房间坐了一会儿，就出门上街，在街边的树林散步，我能记得起来的就是他的闲谈。谈得最多的是文学，他挺关心他在中国著作出版的版税问题，希望能结到钱去买什么东西。”

这是艾特玛托夫第二次到北京。

最早见到艾特玛托夫是在莫斯科，那时高莽作为《世界文学》的主编，艾特玛托夫作为苏联《外国文学》的主编，他们在莫斯科见面。“作为一个民族作家，作为二十世纪新起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是有创新精神的一个作家，他把拉美的爆炸文学和幻想文学融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1990年代艾特玛托夫遭遇了创作危机，高莽见证了那个时期的艾特玛托夫。

1990年，前苏联文学杂志《旗》第八期发表了艾特玛托夫的新中篇小说《成吉思汗的白云》。作者声明这是他对九年前发表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的补充，也是由于当时的审查制度和其他的原因未能面世。作者虽然把它视为“增补长篇的中篇”，其实它也可以独立成章。这篇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个神话——游牧人当中流传的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

1992年前苏联《文学报》第一期刊出《杀，还是不杀》，注明它是艾特玛托夫新的中篇小说的片断。在附言中有一段话，表明艾特玛托夫写作的信念：“我的信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现实主义地反映生活，寻找与摧毁人的谬论、混乱、恐惧作斗争的意义。我希望我是讴歌和平梦幻的信徒之一。”

该报同年9月9日又发表了《邂逅》，注明是艾特玛托夫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回忆少年时代的一桩经历：有一天，全家赖以生存的奶牛忽然失踪。他怀疑为某人所盗，一心想杀人报仇。在追寻奶牛的路上，他邂逅一位陌生老者。老者劝他放弃杀人念头，说：“不要杀人，心里不要存着这种念头。”又说：“孩子，不管别人对你如何使坏，你永远不要记仇。”那时候艾特玛托夫关注的焦点似乎与独联体境内频频爆发的民族械斗与厮杀不无关系。

1980年代末，时任《世界文学》主编的高莽在杂志上发表了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查密莉雅》，那时候他们正成为相互熟识的朋友。高莽在他的回忆中谈起艾特玛托夫在晚年遭遇到的创作的困境：

“1993年1月13日《文学报》发表了艾特玛托夫《致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信中透露了困扰他思虑和久未发表作品的原因。他认为祖国的‘文学正经历着痛苦、破灭和新偶像出台的时期’，‘过去的文学被活埋在历史的大坑里了’，‘新冒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吵吵嚷嚷地冲进货摊市场，他们那种自命不凡的发现也远不能取悦于人’。他认为追随卡夫卡和纳博科夫的写作方法也没有什么成就，‘过去鸿篇巨著的说教已无能为力，人们的心态变得如此复杂与冷酷，以至于过去那种幼稚的善恶哲学对他们已毫无影响。文学发生如此的蜕变，我个人没有足够的准备。不过，我将努力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痛苦的事，需要很多时间适应’。”

“苏联解体后，艾特玛托夫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1993年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又任命他为该国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的代表。他作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的任期要到1994年才届满，一时出现了一人身兼两国驻外大使的奇特现象。艾特玛托夫出任驻外使节后，也把活动舞台搬到了欧洲，他陷进了各种事件的漩涡中，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无法写东西。”

“这时的艾特玛托夫从一个俄罗斯化的吉尔吉斯人开始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吉尔吉斯人。他不再像从前那么强调民族的文化身份了。艾特玛托夫在文学田地里已耕作了几十年，有自己的一块地盘，但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动笔去写作。”高莽说。

“他早就是诺奖得主了”

在中国有很多热爱艾特玛托夫的作家。

作家张承志在写作之初遇到的作家就是艾特玛托夫。“在日本听说了苏联土崩瓦解的时候，我天天留心电视里有没有他和其他中亚作家的报道，我猜那会是复杂的、沉重的报道；但是没有。这样一场大事变，西方没有报道前苏联作家一个字。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参考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和损失。真是令人感慨：前苏联—独联体国家的作家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算是达到了一种极致。即惟有在作品上的交流，从未有以心交心的极致。不能说和只能这样写的严峻前提，至少使我们极细致地研读了他们的作品。我读得少，但认真读了他从一个天山山民的代表到借民族为标签的官僚的很多作品。停止于他的长篇《断头台》，一部庸俗的败笔;开始于他的《群山和草原的故事》，人类应该引以自豪的美的一部分。”

“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换了谁都可能写坏，而艾特玛托夫写得淋漓尽致而不失分寸。我因为有多年在东部天山调查的体会，因此对他的西部天山描写目瞪口呆。”

对艾特玛托夫的晚期写作，张承志表达了自己的异见：“以后他的分量在减轻。《花狗崖》这个词组不再具备那种突厥式的深情和深意。《别了，古力萨雷》这个马名（花儿黄马），大概不一定会使牧民喜欢——当然不是题目，小说很像在凑篇幅。终于，以时空倒错、环境保护、命运轮回等西方富人的、时髦庸俗的思想结构的《断头台》,以及苏联作家领导人、还有国际名人的高位，使他彻底离开了天山并结束。”

作家杨显惠是艾特玛托夫早年的追随者。“喜欢他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和其他前苏联作家的作品不同，独树一帜。在我读到艾特玛托夫之前——那是1980年——苏联文学就只有一个主题：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包括我很早就读到的我非常喜欢的《静静的顿河》，也是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描写，叙述了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可是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描写普通人的劳动和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歌颂了普通人美好善良的品质和高贵的心灵。还有他对于天山山脉和北方草原风光的描写，他的抒情的文笔，都令我陶醉。”

“我几乎读了能找到的艾特玛托夫的所有作品。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也的确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整个我在1980年代学习写作的过程——知青生活和十几篇写渔民生活的作品，都是写劳动和爱情这个主题，包括我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这一片大海滩》。我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里有大量的风景描写，这也是从艾特玛托夫那儿学来的：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马鬃山脉和吉尔吉斯的山脉很相似，戈壁滩和荒原也很相似。还有那冬季的风、夏季的太阳。直到1990年代，我才摆脱了艾特玛托夫对我的纠缠。那时候我读了艾特玛托夫的长篇《断头台》，他从地球写到了宇宙 ，叙事风格和叙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想从吉尔吉斯人的写作走向全人类的写作，想从人间飞上天去，我便不再读他的书了。”

作家迟子建多次访问俄罗斯，然而那时候的艾特玛托夫长时间住在欧洲：“晚年的艾特玛托夫，在文学上有点失去了阵脚，他不如托尔斯泰和雨果。托尔斯泰和雨果的晚年，文学之火还在熊熊地燃烧，而艾特玛托夫却过早地让自己化为灰烬。大概这与他后来人生的选择有关吧。他在该选择寂静的时刻，趋向了热闹。有人说，艾特玛托夫因为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所以后期的他试图在艺术趣味上向诺奖‘靠拢’。如果是这样，这是他文学生命最大的悲哀。要知道，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早就是诺奖得主了，只不过那个形式最终没有履行而已。艾特玛托夫的死，可能意味着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了。”

“他脱离俄罗斯文学传统”

艾特玛托夫在前苏联是被争议的作家，在中国也是被争议的作家。

作家余华坦言不欣赏艾特玛托夫：“读过他的书，感觉很一般。”

出版人赵武平坦言自己不知道也不关心艾特玛托夫，在他所供职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即使在艾特玛托夫辞世之际，艾氏也没有被列入世界经典作家的出版名录，理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艾特玛托夫没有价值。“艾特玛托夫1928年出生，从小受到吉尔吉斯和俄罗斯两种文化的熏陶，但是他的写作开始成功是在1950年代——斯大林时代。在他获得显赫文学荣誉之际，正是前苏联那些被称为‘民族良心的作家’受打击、遭迫害、被清洗、被放逐的时候。那时候的苏联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在一个知识分子被整肃，真正的文学被封杀的国家里，艾特玛托夫作为这个国家的文学标签享受着成功的荣耀，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

高莽在其著作《白银时代》中讲述了前苏联时期的文坛状况：“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时，苏联《文学报》发表《新世界》杂志以主编西蒙诺夫为首的5位编委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关于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的退稿信。”“不久，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联合大会通过决议：‘鉴于帕斯捷尔纳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平和进步事业，鉴于诺贝尔奖金是为了掀起冷战而颁发的，决定取消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的称号，把他从苏联作家协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学者林贤治欣赏早期的艾特玛托夫：“当时喜欢他诗意的文字，作为大山和草原的儿子，他写当代普通人的生活和爱情，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迷人的，他早年在农场里待过，做过饲养员，熟悉乡间的生活，他写过宠物、动物和自然，这些都很迷人。但是后来他的小说有了很大的转变，后来不再写这种浪漫主义的作品。他开始转向古代神话、荷马史诗、基督诞生、科学幻想等等。选择这样的角度和题材，我觉得艾特玛托夫和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拉开了距离。”

“艾特玛托夫经历过斯大林的肃反和大清洗，但在他的作品里很少看到他的立场和态度。作为作家他回避了他的社会责任。跟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相比，艾特玛托夫没有触及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问题。在他那里人的命运变得抽象，他沉浸在宏大的全球化视野中，回避了极权政治带给苏联社会及民众的戕害。俄罗斯文学有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构成这个伟大传统的谱系，艾特玛托夫的文学道路脱离了这个文学的传统。”

真小人居然成了人格典型。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成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说：“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

我想很多人也会有同感。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问题是经过近二十年来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后，我们真的走出了崇高逻辑的桎梏了吗？还是跌入了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于是在网上招来一片唾骂。当大部分人都在谴责他时，也有人为之辩护，说他不只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权利。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再发展下来，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与反崇高的对决，英雄和真小人的较量。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

以我的粗浅理解，的确没有哪一路自由主义会否认一个人逃命求存的权利，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在危难关头抛下学生亲友自求多福。舍己救人是崇高的。几乎在任何文化里面，几乎在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为。

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

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却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瞭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人民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如果某些人将“以人为本”依旧理解为以抽象的人民为本，而不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为本，那么，这里的“人”，就只是一个被抽空了的躯壳，一个随人摆布的概念，无论如何是做不了“本”的。 “以人为本”这个词，如今已经变成了政治名词，写在各种文件上了。不用说，这种提法很人性化，老百姓听了舒服。不过，凡事总会有人出来较真，较真的不是我，而是某些大人物。前一阵，开一个略有规格的会，一个主管国家课题审批的官员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了“以人为本”，他说，我们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

我不喜欢较真，但喜欢联想，听到这样讲，我马上想起“文革”后期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在商店里，一个老乡想买东西，但售货员扎堆聊天，就是不理他。老乡急了，大声抗议说，你们墙上贴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没想到售货员用更大的声音说，你是人民吗？你能代表人民吗？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法国作家纪德1930年代访问苏联，他发现在那里，人不能用法语代表一个一个具体人的复数形式“deshommes”表示，而要用加冠词的单数形式，表示抽象意义的“del’homme”。换成英语，就是只能是people不能是person，万一弄错了，一错全错。显然，在那时的中国也是如此，在人民的概念下面，一个一个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虽说那个售货员的强词夺理没有人会公开提倡，但这种说法，其实按照当时社会主流的逻辑，并没有错，在本质上，跟前述官员对以人为本的解释，也灵犀潜通。

虽然人们都知道，人民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但的确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敢说自己就是人民，白马非马，春秋时候的公孙龙子都明白这个道理；更没有人敢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如果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敢口吐狂言，无论多么根正苗红，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变成非人民了。因此，每个宣称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可以把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人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更何况，在革命话语中，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外面来个人，在没有验明正身之前，谁知道他是哪个阶级的，万一属于阶级敌人，服务错了，可不就有违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了吗？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人民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范围。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整完了那些老牌的阶级敌人之后，兴趣很快就转向人民内部，努力在人民里面搜寻异己分子，一个昨天还是人民范围内的人，今天只要变成了某某分子，或者有某某分子的嫌疑，那么就会被自动地从人民中剔除。比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走资派等等。要知道，这种从人民变为非人民的事，是非常容易发生的，说一句错话，发一个不当的梦呓，误把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都很可能使自己产生质变的飞跃。每次运动都说整一小撮，百分之五，顶多百分之十，但一次次整下来，整到最后，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被整过的人，最纯洁的人民，已经不多了。“文革”前搞“四清”运动，工作队到农村扎根子，找最纯洁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让这些人成为运动的骨干，结果找来找去，很难找到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不得不换另一家，不断地换来换去，最后只好大概齐就算了。最吊诡的是，从人民到非人民的转变，据说每次都是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

每个人民中的一分子，都可以随机在运动中变成非人民，那么人民就有点岌岌可危，因此，每次运动过后，都要甄别平反，给一些看起来明显弄错了的人，部分恢复名誉，让他们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整错了，为了人民，犹如娘打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一朝平反，必定叩头谢恩，三生感激。可惜，这些重新回到人民队伍里的人，无论怎样卖力表现，往往得不到“人民”的肯定，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再次变成非人民。

面对人民群体的变动不居，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选择不服务，绝对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没有物质刺激的服务业，自然表现最为突出，无论上级领导如何加强教育，他们的服务质量只能一天比一天糟，饭店墙上贴上“不许殴打顾客”的标语，不是什么现代人的恶搞，而是当年的真实，那年头打顾客的事司空见惯，毕竟，打的不是人民，只是可能暂时属于人民一员的那个人。明天，这个人兴许就变成非人民了。同样没有物质刺激，但却大权在握的政府工作人员，面临同样的人，有同样的问题，自然，他们也会选择为抽象的人民服务，而排斥掉一个个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服务业看在钱的面上，已经开始服务于具体的个人了，但政府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却依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可想而知，如果某些人将“以人为本”依旧理解为以一个抽象的人民为本，而不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为本，那么，这里的“人”，就只是一个被抽空了的躯壳，一个随人摆布的概念，这样东西，无论如何，是做不了“本”的。

蒋介石被说成是对日 “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

4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有机会去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汉族形成历史的国际研讨会。飞机抵达 SanFrancisco机场的时间正是起飞的时间：23日上午。凭空多赚了一天，让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愉悦。

SanFrancisco在中文里有两个译名，一为音译，称三藩市，一作意译，曰旧金山。一百多年前，来自中国的苦力们在此地登岸后，被带去淘金、筑路，据说斯坦福大学就是由通过修铁路而大发其财的斯坦福先生捐建的。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很美，蓝蓝的天，灿灿的阳光，成片成片的树木，绿地上随处可见晒日光浴的MM。因为提前两天到达，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胡佛研究所查阅目前备受关注的蒋介石日记。

大会开始于24日，历时3天，共有41位学者作了报告。在北美，围绕这么专门的题目，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来自各国的学者，算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令我吃惊的是，会议的组织者T.Mullaney先生年纪还不到30岁，他和法国、澳大利亚的同行结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汉”（汉人、汉族、汉民族）这一世界最大族群的历史，以及有关“汉”的历史的表述问题。大概近年我在该领域发表的若干论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素昧平生的我也获邀参加了这次主要是人类学者出席的大会。

“汉”这一名称源远流长。公元前202年，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落败后，刘邦取得了中原天下，建立了汉朝。从此，“汉”成为中原居民的符号。回顾往昔，我们不应该忘记，“汉人”曾经是一个“他称”——周边居民对中原居民的贬称。在部落族群之间的对立争斗中，不断出现“汉儿学得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司空图）的一幕。“汉人”指称的对象往往暧昧不清，在元代，被纳入“汉”这个话语装置里的就有女真人、契丹人和朝鲜人等。长期的搏杀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相互融合。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汉”仿佛是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不断膨胀和强化。以“雪球”来形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发明。

另一方面，从中国外部来看，随着安德森（B.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说席卷全球，论者多倾向于从这一角度来观察“汉”，对其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和“转位”（dislocation），以便在碎片般的、混杂化的和多样性的“雪花”（snowflakes）中寻找“汉”被建构的历史。这次会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既有关于“汉”的不同表述的考察，也有关于汉及其相关民族的田野追踪。“汉”的历史被相对化了。

那么，摆在今天的学者面前的历史，是否真如怀特（H.White）所说的那样，是一部“没有底本的抄件”（acopywithoutoriginal）呢？对此，王明珂先生尝试了第三种解释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华夏边缘”说，由此来观察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在不同族群有关“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的历史传说中，他发现了“汉”和他族之间所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若明若暗、亦即亦离的关系。

历史如江河，有主流与支流，有明流和潜流。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讨论了20世纪初黄帝叙述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作为民族符号的近代黄帝，既上接《史记》以来的叙事传统，更与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进的民族建构密切相关。阅读蒋介石日记，不难窥见一鳞半爪。蒋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里自勉道：“临难毋苟免，不愧为黄帝之子孙”(1936年12月18日)。回到南京，蒋决定软禁张学良后，在日记中辩解道：“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之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12月29日)。”

24日会议结束，次日该准备返程了。但是，此前翻阅的蒋介石日记仍然萦系于脑海而挥之不去。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故纸堆的人来说，轻轻放过身边的“历史”是痛苦的。于是，我谢绝了大学时代的同窗为我安排的参观计划，决定再去看一日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记日记，直到去世前的1972年，50多年间几无中断。一个甲子前，蒋介石败亡台湾，从此一海之隔的大陆可望而不可及；一个甲子后，蒋介石日记被其家属捐赠给胡佛研究所，而今直把他乡作故乡。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阅览室里，那些翻阅着绿纸文书，手持铅笔而疾书不止的，不要问，即知是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现已公开的蒋日记是1945年以前的日记。在有限的时间里，应该阅读哪些内容呢？我选择了蒋介石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几次“事变”前后的日记。

1931年 9月 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次日日记写道：“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可见，蒋被说成是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

1937年7月8日凌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他认为日本不敢开战，故而主张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促使以“倭王”为首的帝国政府约束华北日军。月末，在“本月反省录”中，蒋反省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于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从这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蒋甚悔当初对日采取强硬外交。

193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的日子。在咀嚼过一年前那个令蒋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东望首都，蒋在日记里写道：“本日南京唐守备（指唐生智——引者）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浦口，则南京恐已无守乎？”次日续曰：“本日闻南京尚在战争中，此必我官兵被围不屈，作壮烈之牺牲也。夜得报，唐已到临淮，闻各师长皆已渡江，浦口、浦镇与乌龙山皆未被陷也。”此时，日军正在屠城，蒋依旧每日记日记，但绝无南京字样。首都南京的沦陷对蒋来说堪称奇耻大辱。

1928年“济南事变”以后，蒋对日本恨入骨髓，从此每日在日记里必特书“雪耻”二字。“九一八事变”后在与日交涉时，他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1931年10月20日）北平沦陷的次日，他愤书：“雪耻。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1937年7月30日）然而，与这种对日“雪耻”之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对日退让政策。如何阅读蒋的“雪耻”话语，涉及如何给蒋进行历史定位这一重大问题。此次阅读蒋日记，前后共两日，除偶尔如厕外，分秒必争，手抄凡一万五千余言，日后当著文以释蒋之“雪耻”话语也。

“我经历的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ThecoldestwinterIeverspentwasasummerinSanFrancisco）。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Twain）如是说。的确，位于海湾的旧金山，一日之间，温差极大，热若夏天，冷如冬日。虽然，旧金山“最冷的冬天”是不会下雪的，当我作别旧金山时，却仿佛置身于大雪纷飞的世界。

有感于大量学校倒塌和大量学生死亡，四川大地震之后，一些有志于慈善事业的捐献者，纷纷表示，愿意出资为四川震区重建学校。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拍卖其住宅，打算将拍卖所得的450万元，在都江堰市捐建一所能够抵抗7级地震的学校。然而，沈老师被告知，这450万，“不够建一所学校”。

四川当局向有心捐建学校者提出报价：每所学校造价600至1000万元。许多热心捐建的个人和企业，顿时心凉，纷纷打退堂鼓。他们质疑：震前四、五十万就能建成一所学校，为什么震后造价一下子就跳升到600万以上？

四川境内，多数希望小学的造价，都在40万左右。北川县唯一屹立不倒的刘汉希望小学，总造价不过59万元，单位面积造价甚至低于政府所建公立学校（每平方米400元，在地震中悉数倒塌）。规模较大的安县桑枣中学，仅仅因为花了40万元加固校舍，其2200多名师生，震中无一伤亡。

四川当局对有志捐建学校者报高价，无外乎是要“发国难财”。豆腐渣工程激起的民愤还没有平息，中共贪官又打起了震后重建的歪主意。一种腐败还没有清算，另一种腐败又露出了端倪。环环相扣、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官场腐败，正是中国现行制度产量最大的产品。

而震后，中南海又开始全力加固这一制度，视之为灾后最大工程。为了政权，也为了该政权的“国际形象”，中共高层已经完全回到了宣传正面、遮掩负面的老路上。树立“模范”，表彰“先进”，甚至组织所谓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忙得不可开交。仿如毛江时代再版。目的无非一个：转移“豆腐渣学校害死花季少年”的社会焦点，遮掩丧子家长们的悲愤交加。

有人甚至将炒作焦点，聚集到一个叫做“范跑跑”（范美忠）的教师头上。这位“范老师”，地震发生时，弃学生于不顾，先自落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批评、乃至谴责。然而，“范跑跑”毕竟是小恶，豆腐渣背后的官场腐败，才是大恶，逮住小恶而放过大恶，岂非避重就轻？难怪，连“范跑跑”本人都声称“疲惫”，大喊：关注豆腐渣，不要关注我！

有人替“范跑跑”辩护，理由竟然是，他“实话实说”。可见，说真话，在中国社会里，多么稀罕！

范老师的落跑，在文明国家，属于跌穿道德底线；但范老师的坦白，在中国社会，却属于达至道德上线。正如国内网友所说：当“真实”成为稀缺资源时，并不高尚的人的真实表白也会被人认可。

于是，我们再也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社会与众多文明国度的落差。如果把人性的表现定出三条底线：利己利人，利己不利人，利己损人，那么，中国社会，无疑沦落在最低的那一条底线上：利己损人，或曰，损人利己。

一个虚假的国度，一个虚伪的社会，一个自私的民族。这一切作派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共高层。每当有事，总要搬出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出现在灾区，做几个有力的手势，说几句感人的话，甚至当众洒几滴泪。从周恩来到朱镕基到温家宝，莫不如此。

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掩盖了一切。掩盖了文革惨祸，掩盖了官场腐败，掩盖了豆腐渣工程。不断重复的作秀，不断强化的人治，使中国社会，步步沦于畸形。无人反思制度，更无人改革制度，任天灾与人祸，流于恶性循环。

连表彰“先进”，都许以官位。那个哺乳灾区婴儿、却弃自己婴儿于不顾的江油女警察，受到的奖励，竟是“破格升任副政委”。“官本位”的中国旧习，被中共发挥到极致。难怪官商勾结盛行，权钱交易不绝。

各种戏码，在中国舞台，演得轰轰烈烈，都是中共集团刻意编导的连续剧，让人目不暇接。豆腐渣学校害人的惨剧，家长们的愤怒抗议，已经被彻底隔绝在镜头之外。

天灾与人祸之后，组织抗震救灾的中共当局（任何政府都会抗震救灾），俨然又成了“救世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可以大唱特唱。此等现象，莫非反证，中南海也在发国难财？中共高层，与虚报学校重建造价的四川贪官们，表现并无二致。果然是上行下效。

如果有人要编一本《100年感动中国的100个句子》的话，2008年的这句话很有可能入选：“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

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汶川大地震灾区对救援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让全国民众和世界舆论为之动容的一句话。这句话为什么如此震撼人心？就是因为它宣示了一种价值，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不论他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是小孩，白人还是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也无论他或她生活在何种社会制度下，说何种语言，都会共鸣。这种价值就是：关爱生命。这种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别小看“关爱生命”这四个字，它可是用灾区近10万人的生命和全国朝野会聚成海洋的眼泪、热血和奉献换来的。它为中国挣得了国际声誉，成为奥运年最有亮色的一张中国名片。

奇怪的是，有个耐不住寂寞的反气功英雄，刚学会打字，就朝这张名片上吐唾沫，向普世价值发起进攻。如果这只是守不住贞操的寡妇在网络上的搔首弄姿，本不值得关注，但有某两家德高望重的平面媒体也跟着起哄，一篇没有人知道它要说什么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一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不明白他们要干的是什么活。难道是要打一场“两北”（《北日》《北晚》）VS“两南”（《南周》《南都》）价值层面上的“南北战争”？

人们不能装着不知道，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认同人类共同的价值。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就刊登过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的一段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个观点，在他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里就得到同样的表述。“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说法还不够直接的话，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这就是说，“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个人见解。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共同文明的结晶，否认它的存在，就是否认人作为人的存在。

2008年6月19日

我是五六年秋考进重庆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住读的。该校学习空气很浓，同学们一天到晚捆在教室里，我无法单独溜走，使这个“自由走来走去”惯了的野孩子很难受了一阵子。但是，这里的政治空气更浓，班上超过一半是团员（初中班上才几个，可能一中招生时就有侧重），又把我这个白丁惊吓了一阵子。至于我们班有没有党员，我不知道，我不主动问人，也没人喜欢同我聊。在二十一中，起码有音乐老师阮永昭喜欢我，给我全校最高分，起码有班主任语文老师陈为君喜欢我，老是抽我起来读课文，班上同学之间也嘻嘻哈哈相处得挺快乐。到了这里──高五九级十二班，同学们表情严肃，师生关系疏远，我这个喜欢玩、喜欢开玩笑的人无形中被什么气氛束缚住了，很不适应，很是惶惑。

我以为赵同学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应该交心，就悄悄告诉她，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爱国主义者，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是个好人，弄他去劳改很冤枉。后来，赵同学被团员一帮一谈心，鼓励她争取入团，她就把我这些话讲了出来。于是，到一中不久，我就被认定为政治觉悟低，与反动阶级家庭画不清界限的落后青年。

可我还是弄不明白怎样才能政治觉悟高，继续说一些掉队的话。比如“学生只有学生的立场，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啦，比如“世界上我最爱的人是爸爸妈妈”而没说我最爱的是“毛主席共产党”啦等等。后来，看我虽然说怪话，功课不是很差，就说我是在走白专道路。“白”，我完全认帐，不“红”就是“白”，有什么话说。但是“专”，我远远谈不上，当时我是班上最不用功、上课最不好好听讲、老师批评我调皮捣蛋时我脸都不红一下的女生哩。

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大跃进之前。

第一學期接近期末時，班上汤先覺和賓敬孝爭論“蘇聯和美國谁的工业更发达”？賓敬孝说美国远远超过苏联，汤先覺认为正好相反，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优越。他倆你一言我一語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一大幫同學圍在那裡只帶耳朵不帶嘴，站著觀戰。一個只专心聽讲半截课，另外半节课思想就开小差的，一贯只做非交不可、不交脫不了手作業的，從來不看報、不关心世界国家大事、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只喜歡在纸上在书上畫满美女的懶人，這時勤快了一下，憑印象多了一句嘴──我對汤先覺說：“當然是美國比蘇聯發達喲。”爭論就此結束。賓敬孝和我成为班上的“名人”。

五八年三月《人民日報》登出“蘇聯國民經濟實行大躍進，工業生產七年後趕上美國”的文章，苏联需要花七年功夫赶上美国，那不是承认自己落后又是什么？賓敬孝早说了一年，我随口附合了一下，就被大家认定并且一直认定“思想反动，原形畢露”。这种评价，直接影响了賓敬孝和我的升学以及我们一生的前途。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唯独怕共产党，很听党的话。大跃进以前，我就在一中班上进步同学们的规范下，很听党的话了。

偉大的毛爷爷五七年整倒了知識分子，他頭腦發熱，在訪蘇回來后学习苏联老大哥赶超英美，我们也要赶超美英，苏联要七年，中國人十五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开始了。

消息传来，我们要当世界第一，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谁不开心。一时间，政治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三面红旗万岁”，“大跃进万岁”喊得震天响；豪情满怀的民间诗歌像雪片飞来，“一天等于二十年”、“黑夜当白天，电灯当太阳”、“叫高山让路，叫黄河断流”、“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得我眼睛发亮，看得我心脏猛跳，我兴奋得不得了，真心拥护大跃进。

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好消息，“我们的英雄金笔已经赶上和超过了美国的派克”，“我们的长江牌手风琴已经超过了意大利的索不拉尼”……农产品大丰收，棉花亩产多少千斤，粮食亩产超过万斤，有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为证……别人如何我不知道，我对此深信不疑、深感佩服。

那的确是中国人高举他们的红心把天空燃烧起来的日子。

只是，莫名其妙戴上了“白专落后、思想反动”帽子的我，像只阉过了的小公鸡，总与他们保持距离，从未想过我也应该积极投入大跃进。

一中是重庆的名牌中学，除了她的师资一流、教学质量全市冒尖外，她有达到国家级标准的足球场和六环跑道供学校每年春天搞体育比赛，这在当时，除了三中（南开）可以与我校妣美外，其他学校均望尘莫及。

我们班上每年都有好几名同学参加体育比赛，体育委员李世基人矮足球踢得棒，两脚翻飞速度高适合短跑；赵玉岩腿长耐力也好，跑四百公尺，还跑一千五；脖子只能转二十度的刘天仲，爆发力强，参加一百公尺冲刺；谢忠芳气力大参加掷铅球。此外，也有人参加跨栏、四百公尺接力赛等。他们替班级争光，拿几个名次是有的。但是，从未得过第一、第二名，比较多的是最后三个名次，四、五、六而已。有点神头神脑的刘天仲得了个第六，他说气力还没使完，就到终点了，算他是真的，再冒升三级，充其量得个第三名。

全国热腾腾的大跃进，使每个人的心都奇痒难忍，就凭上面这点本钱，高五九十二班摩拳擦掌开始大跃进了。

写得一手好字的团支部书记王景山和文绉绉要当作家的班主席曹天富开始打擂台比武。他俩选择了自己的弱项，借班上其他同学的优势，要送体育卫星上天。

这两个十七、八岁的男生站在讲台上，一呼一应一搭一挡演主角，其余同学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咧着嘴笑，吼叫着当啦啦队员。

曹天富打响第一炮，王景山接过来，两个人伸开指头数班上几个运动员的名字，这个可以是第几名，那个可以是第几名，从我班要在学校体育比赛时出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若干个第三名开始，勇敢地加到要在全市拿几个几个名次……

两人继续你追我赶，层层加码，这个说，要在省体育比赛中拿前几名，那个保证再提高到要在全国比赛中夺名次，出全国运动健将一名。

每提高一步，啦啦队员们就欢声雷动，跺脚喊好，加油，再加油，比学赶帮超，再争上游！许多人站起来拍桌子为他俩助战，再鼓干劲，再攀高峰。擂台打得震天响，全班每个人热血沸腾，热烈的气氛像要把教室房顶掀开。

书记、班主席深受鼓舞，翻动着眼睛，伸开指头又数着班上这个人那个人的名字，最后，目标提高到一定要在我班培养出国家级运动健将六名。才收了场。

一个鸡蛋的家当，就是这样用开玩笑、吹牛皮的方式吹成了数不清的养鸡农场。

现在回忆起来，这简直就是在演相声、演魔术杂耍，荒唐而疯狂。但是，我不认为当时大家会这样看问题，本人对他俩的打擂比武就是很认真很当一回事的。没注意被王景山、曹天富用来当赌注的李世基、赵玉岩、刘天仲等同学的表情，事后也忘记问他们当时是否觉得重担难当？我只感到很好玩，也不认为需要帮未来的健将们捏一把汗，可我自己内心却特别紧张，担心会拉这个光荣集体的后腿。因为，一个有六个国家级运动健将、体育实力如此非同小可的班级里，竟然有我这个连“劳卫制”（上面对学生体育达标的要求，我当时就没搞懂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都通不过──八百公尺跑剩的四百公尺是哭着走下来的──體育孬得沒底的学生，太给班上丢脸。

紧接着，五八年的暑假，一中全校師生分期分批放棄兩周假日，到重庆钢铁厂支援炼钢。为了便于大兵团集体行动，我校和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分配住在三中。清晨早餐后，大家排成方阵，只听见整齐的脚步声沙沙响，学生们高举标语牌，高呼“以鋼為鋼，為鋼而戰”，“为一零七零奋斗”的口號，雄糾糾開进“重慶鋼鐵廠”，為鋼鐵元帥升帳流汗。

没有大巴装我们去，盛夏里，学生们每天顶着重庆的毒日头从三中沙坪坝走到大渡口“重钢”，单面的距离大约超过十公里，双脚走这麽长的路，那是很具体的。早上，大家精神抖擞，喊叫着口号热热闹闹走向炼钢第一线，并不感到累；傍晚，辛苦了一天的学生，个个精疲力竭，队伍松松垮垮地拖回来，觉得路老走不完。

想不到，仅仅两个星期，我们学生不仅为大炼钢铁流了汗，而且还为它送了命。

高五九级十一班一位女生因中暑死亡。她和我在高一时都参加了学校合唱团，大合唱表演时，因为我俩都矮，她挨着我站在第一排边上。这個秀氣沉靜的姑娘，认真唱歌，但是不同别人讲话。那时候，我也不主动与别班的同学打招呼，所以，参加合唱团一年，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记得她羞涩的微笑。因为她是死在大炼钢铁上，學校怕她死亡的消息外傳有損大躍進光輝，专门召集所有學生開會宣布：一，不准任何人出去亂說，二，是她自己心臟病突發死亡。还宣布了一个消息，武汉枪毙了一个姓许的人，他破坏大跃进，领导了九个工人罢工。

大家噤若寒蝉，没人敢问这位女同学是怎样死的，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重钢，当时抢救了没有，她父母亲知道了吗？所有消息都被校方封锁。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就这样无声无息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根據大跃进期间教育改革的要求，校方要我們勤工儉學，所以大煉鋼铁两周後剩餘的暑假，每个人都必须去劳动，我在較場口變壓器廠做工。大跃进忙着大炼钢铁，并未使常规的政治工作松懈。那天下班回家，父親告訴我有幾個上海來的人調查他解放前一個下級的事情。因为父親把他解放後記的三本日記，請舅舅藏在上海，他正在申请出国护照，准備出國時經上海帶走。日記放在重慶家裡大家擔驚受怕，放到上海之后全家還是不得安寧。才幾個月，突然就有人從上海來此外調，父親認為那是別有用意，說不定與日記有關.一聽到這，顿觉我们的好爸爸又要坐牢了，我馬上哭起来。父親用他的大手撫摸著我的頭說：“嗨嗨，家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忘記啦？”

五八年十月初，上面说，齐尊周你申请出国为了谋生养家，那好，去修鐵路架铁路桥吧，适合你的专业。他们把父亲弄进了集改队。

父亲修筑鐵路，我在学校大炼钢铁。

高三上一开学，一中校图书馆那一带成為了煉鋼基地，小高爐林立，男同學煉鋼，女同學打雜，為國家年產1070萬噸鋼鐵貢獻力量。我們经常在半夜三更從睡夢中被喊醒，把鐵礦石、白雲石、石灰石搬下車，然後坐在地上勾腰鴕背把这些原材料捶成小塊，保證高爐吃好吃飽。到早上四、五點钟，眼睛睏得睜不開，鎯頭直往手指上捶，痛醒了又睡著，睡著了又被捶醒。特别是这麽长时间钩着腰使劲，肝区常常给压得很痛，伸一伸腰又干，谁也不敢怠慢。

共青团号召非团员努力干，争取火线立功火线入团。我班李显荣同学就是在火线上入的团，后来他停学参了军。學校文藝團編排了各種小節目到煉鋼火線演出助陣，对醒瞌睡很有效用。他们最有名的節目，是一個歌頌用煮湯的沙罐代替高爐煉鋼的二重唱。歌詞自始至終只有一句：“沙罐不燉雞要燉鋼”，通過曲調高低快慢的变化和漸次激越的歌唱來強調煉鋼的主題.聽起來好像是在歌頌人民竭尽全力，沙罐都拿来燉鋼了，但老是令人从香喷喷的鸡想到冷冰冰的钢，又似乎是在譏諷，总觉得有点滑稽。

我们常常是晚上通宵未眠，白天还照常上課.这上课的一幕很独特，相信在世界学校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男女同學個個象喝醉了酒，坐在课桌前拼命想睁开眼睛，终于東倒西歪公開打起瞌睡来。幾個煉鋼主力，包括正在爭取火線入團的，整晚在劳动，乾脆不来教室报到，在宿舍裡拉直睡覺.老師知道學生晚上煉鋼，哪有精神上课，睜只眼閉只眼和尚念經地教，上課來下課走，不說半句话。學校三天兩頭还組織學生敲鑼打鼓，举着大红喜报到區委報喜，全校煉出了多少多少顿鋼，並且絕不忘記寫上“做到了讀書、煉鋼兩不誤.”

后来，语文老师要大家写大炼钢铁的心得。我写群众如何热情积极响应党的伟大号召，我妈妈如何把家里的铁床也捐了出来等。出乎意料，老师表扬我写得好。其实，我家根本没有铁床，在铁路局宿舍用的家具多数是向公家租的，父亲被铁路局开除后，我们睡的都是旧货市场买的便宜的木头床。我实在搜寻不出如何歌颂这个运动，只得编故事交差。

五八年九月，刚开学，还发生了一件事，值得记叙。

不知道是哪个年级，不知道是谁起的事，半夜十二店多钟，稀里哗啦的叫喊声，把一中高中部、初中部的男女学生全都从热被盖里逮了出来，集中在与重庆大学遥遥相望的大坝边上。慌忙中没加衣服，大家在半夜的秋寒里你望我我望你，抖抖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最后才打听到，有人说毛主席到了重庆大学。一眼望去，重大那边一幢大建筑真的是灯火通明。但是谁也不相信重庆大学有这麽大的福气，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会去那里？尽管通往重大的小门就在坡下，没人带头往那里走。观望了一阵，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动静，个个都在扯疯（发神经），缩回宿舍去了。

三年以后我进了监狱，劳改几年后，文革开始前，国民党老军阀陈兰亭的女儿陈本纯到劳改队我们小组，反革命造谣罪五年。她的丈夫姓王，也在坐牢。五八年大躍進，毛澤東到“重慶鋼鐵廠”視察，重鋼選派技術最冒尖的她的丈夫向偉大領袖作煉鋼操作表演。接受這個無上光榮的任務，他興奮到極點，也緊張到極點，結果表演失敗，被以反革命破壞生產罪判刑八年，在沙坪壩“新建機器廠”勞改，還是幹老本行煉鋼。陳本純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探監，兒子奇怪父親為什麼戴頂帽子，大兒子順手把帽子揭掉，原來爸爸是個光頭.三歲的兒子拍手唱到：“白沙，白沙，你啷個不開花。”五歲的兒子接唱：“光頭，光頭，你啷個不接（娶）愛人。”唱得他們的父親很尷尬，他語重心長地對妻子说：“本純啊，你一定要教育好他們，要不是因為你，因為兩個孩子，我根本不想活了。好幾次面對火紅的鋼水，我恨不得跳下去算了。”他囑咐當時二十四歲的陳本純：“你一定要守住感情，你要有個變化，我就完了。”

兩年半後，陈本纯的丈夫八年刑满，他也帶著兩個兒子來四川省二监探望反革命陈本纯。这样的夫妻可能也是中国才有的特产。

听了陈本纯讲的故事，回忆起一中的半夜哄闹，看来当时并非是空穴来风，毛泽东真的是来了重庆，他亲自到了重钢──葬送了一个男人和他的一家──又去重庆大学鼓动大炼钢铁赶超英美了。

颠倒的世界将带来什么灾难是无法预料的。谁能想到，“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鼓足干劲做事，敞开肚皮吃饭”的大跃进美景，才几个月，就把中国变成了地狱，中国人无一幸免地饱尝饥饿折磨。

这次，学生们上课不是集体打瞌睡，而是一哄而起集体上厕所了，吃下肚的稀饭里水太多。惨上加惨的农民，种地的没饭吃，几千万人饿死在盛产粮食的土地上！

在我眼中，高尔泰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好汉。他是学绘画的，但却以一篇《论美》跻身美学界；他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却有一身好武艺；他因为能画毛泽东的标准像才从鬼门关——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使他笔下的文字变得异常厚重、凝练，令人荡气回肠也让人惊心动魄。

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对高尔泰有一番深情而准确的描述：“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①

读完高尔泰近作《寻找家园》，最打动我的也最让我叹服的是高尔泰的悲悯情怀、忏悔意识以及他的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可贵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性大饥荒到处蔓延时，高尔泰因为受外单位邀请画一些配合形势的宣传画，画面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逐言开。白天迫于压力做假，晚上他则陷入极度不安之中：“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

一次，高尔泰和几个同事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开荒。为了改善伙食，高尔泰受命和另一个同伴去打猎。当他俩吃尽辛苦追到那只受了伤的羊后，高尔泰的心一下揪紧了：

“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翕。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②

正是这些真诚、无情的自剖，显露出高尔泰高贵的品质。高尔泰因一篇《论美》被打成右派后，饱经磨难和打击，饱受摧残和侮辱，但他没有因此呼天抢地愤世嫉俗；没有因此消沉麻木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染上告密、诬陷、谄媚等时代病。虽然在那个荒唐的是非颠倒的年代，高尔泰出于自卫、求生的本能，难免做出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总能对自己不恰当的言行予以及时而深刻的反思，以最快的速度将大脑中的思想毒素排除干净。

即使在那样一个魑魅魍魉猖獗一时的年代，即使在遭受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之后，高尔泰仍难能可贵地对自己的言行予以冷静而充分的反思，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一个高贵、大写的人，由此屹立于我们眼前。

一九六二年，26岁的高尔泰从劳改农场出来后，费尽周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找到一份差事。但此地并非世外桃源，不久，高尔泰就卷入研究所的派系斗争中。当时，敦煌研究所有两派，一派以老所长常书鸿夫妇为首；另一派的头领也是一对夫妇，丈夫叫贺世哲，妻子叫施娉婷。

高尔泰能在敦煌研究所立足，应归功于常书鸿所长的热心奔走。出于报恩，高尔泰无法不站在常书鸿夫妇这边。但贺、施夫妇也极力拉拢他，而且，由于一件事，贺、施夫妇和高尔泰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还有一件事，也使高尔泰对贺、施夫妇很有好感。“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动机：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儿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两派头领和高尔泰关系都不错，高尔泰哪个都不想得罪，但问题是，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非是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不久，“文化革命工作组”驻进研究所，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就是高尔泰，批斗完毕，喝令他在家写检查。而高尔泰通过写检查，给了贺世哲重重一击。

“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的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一个月后，全所开大会。工作组要高尔泰在会上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让贺世哲败下阵来。“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疏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反击成功后，高尔泰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呢：“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按理，对贺世哲这样惯于兴风作浪、长于造谣诽谤之徒予以迎头痛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大快人心，而高尔泰为什么感到“深重的悲哀”呢？我想，高尔泰的反击本身无可非议，但他的反击手段似乎不太光彩。把贺世哲夫妇和自己的私下谈话当作重磅炸弹投向对方，虽属迫不得已，但毕竟有违做人的厚道。揭发、告密本是贺世哲之流惯用的伎俩，而现在，高尔泰竟无师自通学会了这一切，且运用起来颇为得心应手，这不仅让高尔泰感到“深重的悲哀”，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面对这一切，也会感到“深重的悲哀”。

用告密、揭发的方法反击贺世哲，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也显露出高尔泰特有的机智和勇敢，但无庸讳言，高尔泰这样做的同时，也无意间把自己的人格水准降低到和对方同样的高度。不过，应该指责的是那个残酷而荒谬的时代，是它让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出于自卫、出于求生，不得不学会一些令自己厌恶的卑鄙伎俩——其令人痛心之处如同一个清白女子因为遭强暴而染上性病一样。不学会咬人，就难以生存，这，正是那个可怕年代的残酷、荒谬之处。好在高尔泰能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及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反击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中咀嚼出一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悲哀。这丝悲哀将给予我们这些后来者以足够的警醒和绵长的回味。

徐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中，有一处说法不够准确：“……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高尔泰）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其实，王杰三并不是被高尔泰打服的，王杰三是因为被高尔泰抓住了把柄才不得不服的。

王杰三何许人也？高尔泰在《伴儿》一文中对他有详细的交代：“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腹胸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

让高尔泰恼火的是，这家伙经常在深更半夜踢他家的门：“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对王杰三的蛮横，高尔泰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怨气在心里积久了，总要爆发的。一次，在深山开荒，两人终于交起手来：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高尔泰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帐，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

一路上，尽管高尔泰不断求饶，百般讨好，但王杰三不为所动。情急之下，高尔泰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

听了这番话，开始，王杰三还很镇定，但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

“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出于自卫，高尔泰无奈之下只得威胁对方要揭对方的老底。这一招果然奏效。但我想，高尔泰如愿以偿之后除了松了口气外，绝不会感到高兴。因为靠揭老底、抓小辩的这种近乎无赖的办法制服对方，绝不是高尔泰所想做的。王杰三认输了，但高尔泰并非胜利者，因为他不是靠文明的思想去感化对方，也不是靠正义的力量来制服对方的。他教训对方的办法恰恰是他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换句话说，高尔泰为了制服一个小人而不得不做了一次小人。

高尔泰对王杰三的反戈一击，让我想起“钱锺书打人”事件。钱锺书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那个“革命分子”，但打人之后的钱锺书并没有伸张正义的快感，反而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他大发感慨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当然，罪魁祸首仍然是那个荒谬的人妖颠倒的年代，它让善良的人变得凶残；让斯文的人变得野蛮；让淳朴的人变得狡狯。我想，那个冷酷、野蛮年代的最可怕之处，或许在于它让人们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电影《凡尔杜先生》的台词）

当然，高尔泰是不会接受这个观念的。一个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人，是不会让愤怒之火吞噬自己的良知的，也不会让荒谬的时代扭曲自己的心灵，更不会让污浊的社会腐蚀自己的品德。相反，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他学会了宽恕别人，也学会了拷问自己，正因如此，他高贵而圣洁的人格才在那个黑暗年代奕奕生辉。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某种程度而言，他是高尔泰的恩人，因为，正是在他的热心关照下，高尔泰才得以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觅得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文革爆发后，两人的命运就绑在一块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有时也拉我陪斗。” 但一个偶然的事件让常书鸿夫妇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个叫韩素英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

其时住在酒泉的高尔泰闻讯后，便去兰州找这位老领导。“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

可是，对于远道而来的高尔泰父女（因为妻子早逝，高尔泰无论到哪只能将幼女带在身边），常书鸿夫妇却十分冷淡，全然没了过去的那种热情。忍受不了对方的敷衍，高尔泰愤而告辞。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高尔泰去世不久的妻子）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又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高尔泰遇见一个名叫吴坚的人，此人曾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后在文革中被打倒。从吴坚口中，高尔泰才得知，常书鸿的处境并不好。 “……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得转吗？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这番话，使高尔泰陷入深深的反省中，他对常书鸿先生的抱怨、恼怒完全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蛮横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混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一个人，只有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会虚怀若谷宽容别人；才会毫不留情苛求自己。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勇于自剖，才会冷静而无情地审视自身的丑陋和卑琐，只有这样才会防微杜渐防止人格的蜕化变质。高尔泰正是这种人。

注释：①《读书》2004第8期第36页

②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版第228、229页（为节省篇幅，本文其他引自此书的地方将不一 一注明）

父母官之称源自“召父杜母”的典故。《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当地人尊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新任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任内造水排、铸农器、治陂池、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人尊为“杜母”。“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州县地方长官被尊称为“父母官”便这样传了下来。

古时州县长官，真也还有些是可视之为民父母的。

《梦溪笔谈》载，鄂州崇阳县“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姓知县“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至嘉佑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农人有“入市买菜者”，知县召来劝谕说，城里的居民无地种菜，买菜吃是没有办法，“当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而且毫不客气地“笞而遣之”，后来当地农家“皆置圃”，并且把一种菜取名“张知县菜”。这张知县，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严父的味道？

康熙二十九年，皇帝下诏“察举廉吏”，一共表彰了4个县令，嘉定令“陆陇其”是其中之一。清吴炽昌《客窗闲话》、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龚炜《巢林笔谈》，都记载有陆的事迹。陆断案时，“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境内渐成无讼之风“。 当地有强盗要入境抢劫，陆”戒吏民无动“，”骑马入盗中“，”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强盗们“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境内有一刁民拖欠税款，骗陆说把女儿卖了再来缴，陆”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结果”众怒其（刁民）诈，兢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这陆县令，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慈母的样子？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四卷载有“刘公绸”、“陈公绸”的故事。橡树饲蚕篇。“康熙间宁羌牧刘君从山东雇人至州，教民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也。”时陕西人便将所织茧绸称为“刘公绸”。“黔省土瘠民贫，惟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自乾隆中，山东历城人陈君来守是郡，见其地青棡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乃捐俸遣丁至山东买取茧种，访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所织是谓“陈公绸”。这刘陈二公，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副埋头为儿女谋福的忠厚父母形象？

可是，官民之间与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亲子之间有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而官民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直接来看，官是皇帝老儿给民派来的，稍远一点说，中国古代的官都是统治阶层所种武力之树上的一粒果实。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可以割裂的。正因如此，官们背上背着皇帝老儿，背后靠着武力那棵大树，其实想视民如子便视民如子，不想视民如子，便完全可视民为钱袋或者羔羊。《巢林笔谈》卷四《见利忘害》篇的内容，可作为官民与亲子关系之大异的极好佐证：“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俱因其子素预公事，见利忘害，以致身干重辟，子亦罹刑。”看看，官与子一起“见利忘害”，所“重征”、“苛敛”之对象，当然是民了。

民贼，从来就没有少过。

仅《巢林笔谈》所记，顺手就可录如下两则。《县令好蝶》篇载，明朝时如皋县王姓县令 “性好蝶”，断案后需要以“笞罪”处罚的被告，只“输蝶”给他，就可以免除处罚。原告岂不气结？《官僚疾赈》篇载，雍正十年秋，大概是台风侵袭，“沿海居民漂没无算”，灾民跑到城市，“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好义之士稍稍赈施”，不料却“拂长官意”。官们认为，灾民死了“与官无累”，“赈施”却让灾民“久羁”城里，使官受累。这种官，哪里还有人性？

清张集馨在不少地方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所著《道咸宦海见录》，记下的民贼“事迹”更为详尽，有的真是闻所未闻。民向官交粮纳税，正额之外，例有浮收；甘肃等省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名目，仓中陈粮“本不干洁”，地方官却“刑驱势迫，勒令具领”，领的时候已在计量上克扣，还要在陈粮中“搀杂秕稗丑粮”，等到收获后，民们就得“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四川则有所谓“放炮”的敛财办法，即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新官到任也“放炮”，“名曰倒炮”，甚至任内故意放出谣言说将去任，也要放炮，美其名曰“太平炮”，放“炮”所得税款则绝大部分都被私吞。横征暴敛到了什么程度啊！而当民们缴不起税捐租谷，还不清债务时，往往被诬为抗粮、抗捐、抗税、赖债的刁民，逮捕拷打。稍有反抗，则横加匪盗等罪名，滥施酷刑。四川官府设有一种所谓“卡房”，“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证人“亦拘禁其中”，“ 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成绵资道徐有壬“不到半年，滥杀八十余人，有的被重责二三千小板，然后行刑”，此人后来还升为江苏巡抚；四川按察使刘喜海“凡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四百小板，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揲一筊，如系阳筊则免死， 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有的“装入笼内，断其水食，一日而毙”，有的甚至“用镬煮之”。这些官与魔鬼还有什么区别？

及至翻至《巢林笔谈》之《民佣石瑶臣》篇，着实愣了好大一会。“石尝自记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故自号曰’民佣‘。“篇中没有怎么记石的事迹，只说他长期在江西当县官，”道光朝循吏也“，有一年大约江西有出现灾荒，官们赈灾”钱粟未办“，饥民聚集呼赈”声震巡抚署屋宇“，”大吏不知所为“，”急檄石令“，”石至，而万众皆迎伏跪拜“，”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从中可以看出这石某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可是可是，这石瑶臣怎么会想出自己是个”民佣“，或者要作个”民佣“呢？佣，那可是下人。他一个高高在上的官，怎么可能是佣？虽然他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确实是民们提供的，可民们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雇过他？佣怎么又能够自任？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范美忠事件争议不休，一时尚无定论。我在思考这一事件时无意间想到，如果此事发生在2500多年前，我们的模范教师孔丘，将如何看待和如何处理这起事件？我们无法起圣人于地下，只好依其言来推其行。

我翻出了《论语》研究大家杨伯峻先生译注的《论语》，劈头就见一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我所应该祭祀的鬼神，却让我祭祀他，这是献媚。眼见应该铤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这是怯懦。将这句话套到范跑跑事件就是，不是范美忠信奉的真理却逼其信奉，这是让范美忠献媚。地震来临，应当铤身而出却率先逃跑，这是怯懦。我继续翻下去，又见到一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我们经常耳闻的“杀身成仁”。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因而害仁德，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

范美忠老师有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呢？我认为他是有的。他说过，如果为了女儿的生命，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面对媒体排山倒海的压力，他却不悔其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俨然有万夫不当之勇。这就有杀身成仁的意思了。问题的核心在于，范美忠思想中的“仁”不同于主流道德的“仁”。主流道德认为，教师在危急之时，应当不惜牺牲自己来拯救学生，学生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而范美忠信奉，自己的生命重于学生的生命。他只会为女儿而不是学生舍身。在这件事上，孔子赞同谁？他会站在哪一边？《论语》没有具体指示，我们不敢妄言。但从孔子“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和侠肝义胆的行事风格来推测，这位老模范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不会赞成范美忠。他曾经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依据个人的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作为仁人志士，想来他不会率先而跑。

孔子不赞成范美忠的主张，但他会强迫范美忠和自己保持一致吗？我敢断言孔子不会。孔子不是一个谄媚的人，当然不会逼迫范美忠“非其鬼而祭之”。他会不会号召同学们或人民群众对范美忠进行大批判？群起而攻之。我想也不会。因为夫子相信：“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说，一国军队，可以使他丧失主帅，但一个男子汉，却不能强迫他放弃主张。孔子痛恨虚伪和恭顺，他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按照今天的话就是：花言巧语，伪善的容貌，十足的恭顺，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既然孔子耻于恭顺和伪善，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原则，他当然不会强迫范美忠顺从己意。

孔子如果活在今天，他会不会开除范美忠？这事有点难以推测。

一方面，孔子向来主张德主刑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治国的基本思想是：用政法来规范人民，用刑罚来整顿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人民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相对于严刑峻罚，孔子更侧重春风化雨式的教化，反对不教而诛。他说：“不教而诛谓之虐。”不事先进行教育就直接惩罚，就是暴虐。从孔子的这些言论我们可以推测，他可能不赞成因为逃跑而开除范美忠，更不会因为范美忠发表奇谈怪论而开除范美忠。他一向的主张是：“君子和而不同。”希望君子们不要盲目附和别人。

另一方面，孔子说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的意思是，法律不能发挥作用，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这里可以推知，孔子也主张“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孔子遇上范跑跑究竟会怎么样呢？我想，他会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动本朝法典。如果法典中有“临危脱逃，应当开除”云云，他会严格执法。否则，就会批评一番，再教育一番，施展他诲人不倦的孔门真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