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奥巴马宣布在民主党初选中胜出，成为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候选人。种族问题在美国曾经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可以说负担至今还有，只是，随着鲍威尔将军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美国三军的实际指挥者）；随着赖斯出任共和党政府的国务卿，直到今天，年轻的第二代移民奥巴马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选战中胜出，击败了老牌政治家希拉里，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记录，至少证明，美国的族裔成见在减少，种族融合在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然而，这些历史进步都是长久努力的结果。

美国的政治历史变化，建立在逻辑性非常强的法治传统基础上，每走一步，等于在确立一个知会全民的阶段性法律思考。进步的成果就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待人们的认识进步了，再以新的案例判定来完善巩固。

美国种族问题也是一样，看上去五花六花的复杂景观，却由司法推进在保障历史进步的稳固和发展。

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渊源

美洲种族问题起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之前。先是南美的葡萄牙西班牙移民从非洲大量引进奴隶劳动，继而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推行。在英王朝的纵容下，白人奴隶贩子和非洲捕捉贩卖同胞的黑人商贩结合，遂形成一个巨大的血腥行业。

人的历史进步来自于良知的醒悟，远在合众国诞生将近100年前，北美白人就开始因宗教思考而反省和批判奴隶制的不人道，开始一些禁止贩奴的地方立法。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代表着美国主流思想的北方，开始出现大量禁止进口奴隶和彻底废除奴隶制的立法文件。例如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完成废奴的。独立之后，美国北方各州也纷纷跟进废奴。

在英国殖民时期，各殖民地相当于独立小国家，差别很大。例如南方的佐治亚，一开始是由英国总督规定不准蓄奴，在一系列政策失败后，反而在美国独立前开始大规模蓄奴。对蓄奴问题的认识差异和处理不同，形成美国独立后南北两方的政治紧张，并且在1860年导致南方各州准备脱离联邦。林肯最终决定，以战争拖住南方。1861年至1865年，美国经历4年的南北战争，双方共计有60万人的战争死亡。战后，曾经富庶的南方一片焦土，经济被摧毁。

战争不仅带来南方民众对北方的长期敌对情绪，也由于在战争后期林肯宣布废奴，使得南方民众把战争带来的痛苦迁怒于黑人。经过一段北方人主导的重建时期，南方回归自治，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地方法，实行黑白种族隔离。例如，根据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通过的法律，火车必须为白人和有色种族提供平等但隔离的不同车厢（汽车电车不在此列）。这条法律引起一场司法挑战，这就是布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1892年6月7日，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荷马。布莱西（HomerA.Plessy）故意登上一节专为白人服务的车厢，根据上述州法律，布莱西被认定为“有色种族”，因违法被逮捕。他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指其侵犯了自己根据美国宪法而享有的权利。法官弗格森裁决州政府有权在州境内执行该隔离法，布莱西被判罚金300美元。1896年，布莱西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次年5月18日，最高法院以7：1的多数裁决：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不违宪，其原因是当时南方种族隔离法案都强调“隔离且平等”。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在要求和英国分离的时候强调的一条原则，而《独立宣言》的原则也是美国的立法依据之一。

用这样的逻辑死死咬住“平等”，是美国南方一系列种族隔离立法能够成功生存近百年的原因。当时在南方，白人去使用为黑人服务的公共设施，也是违法的。问题是白人多而富裕，他们的公共设施普遍且条件更好，白人没有必要去使用专为黑人服务的设施。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黑人民权运动之前，美国的南北方在种族相处的状况上是有本质不同的。在北方，黑人早就融入社会中，黑白矛盾是密切相处之中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带来的矛盾。在南方则更多的是种族隔离中由于黑人状况差而带来的贫穷和屈辱。

寻求真正种族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

1909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成立，他们要打破南方的种族隔离，首先把教育作为司法挑战的突破口。

循“隔离且平等”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也对教育作过裁决：只要黑白学校有相同的地位，那么隔离制度是合法的。此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协助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种族隔离案件进行司法告诉，最后以著名的布朗案取得决定性胜利。

布朗是住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小学生。她和姐姐每天要去五英里之外的黑人小学上学。她申请去临近家的白人小学，当地法律允许人口大于1.5万的城市可设立种族分离学校。布朗于是因种族因素遭教育局驳回。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协助13位家长一同参与布朗案集体诉讼，要求停止种族隔离政策，指控学校侵害了布朗据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

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沃伦大法官以法庭上的证据指出，教育是否平等，不能光看校舍、课程、教师工资等“有形因素”，主要还得看分离的教育制度的“后果”。证据表明，种族分离的学校制度，在黑人儿童中造成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对他们精神和心智的伤害不可弥补。因此，最高法院作出了历史性判决：“公共教育领域里，分离且平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分离的教育设施，内在不平等。”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了所有公民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宪法第14修正案，是违宪的。最高法院命令，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有责任取消分离的教育制度。1955年，最高法院对布朗案再次作出判决，命令全国的联邦法庭在其判决中要求“用审慎的速度”废除黑白分校制度。这个判决也推动了南方黑人的觉醒。

1955年，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一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一辆种族分坐的公共汽车上，没有按照规定给白人让座而被捕。她并不是想反抗什么，只是那天很累，烦了这“愚蠢的规定”。本来罚点款事情就过去了。罗莎。帕克斯回家，继续过她自己的日子。这一事件让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获悉，他当时是蒙哥马利市一个教堂的年轻牧师，只有26岁。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推动南方变革的机会。作为牧师，马丁。路德。金想到“非暴力”的群众抗议，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城市5.5万名黑人，开始了为期381天的对公共汽车罢乘的运动。更多的黑人劳工没有汽车，他们上班搭车，是公共汽车的主要乘客。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普通人争取尊严的抗议，非常“被动”的形式，抗议的风格“很基督教”。他们只是走着上班，只拥有“疲惫的双腿，疲惫的灵魂”。但是他们尊严觉醒：“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再给予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

最终，也是司法判定作为进步的标志。1956年6月5日，联邦地区法庭判决亚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市的有关法律违宪。1956年11月13日，这个判决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判决由政府支持的市公共交通系统不得实行种族隔离。

从上述判决可以看到，判例的逻辑是针对纳税人支持的公共服务体系。因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经济自然发展的国家，私人小商业的经营方式，国家历来是不干预的。因此这个判决并不涉及南方大量私人商铺的种族隔离，例如一些酒吧饭店是不给黑人提供服务的。

假如说有关教育的布朗案件的判例，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启动，那么，对罢乘运动的判决，可以说是引发了决堤。罢乘是被动的抗议，黑人只是不去坐车，而在1960年，一个黑人大学生发起了针对私人商业的“入座运动”，这是一个主动出击，就是你规定不为黑人服务，我作为黑人偏偏坐进酒吧和饭店去，不论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是坐在那里不动，直至警察来带我去监狱。表面上看，它和罗莎。帕克斯事件一样，实质上却不同，因为罗莎。帕克斯不是一个蓄意挑战的行为。从所谓“非暴力抗争运动”来说，被动和主动也有本质的差别。入座运动很快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美国南方展开。

这个时候，可以说，黑人民权运动作为“运动”，大规模展开了。这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有一批领袖，有计划的行动，有游行集会，最著名的是在林肯纪念堂前面，马丁。路德。金向全国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理念和立法互动下的历史进步

回顾黑人民权运动，我们看到，它的成功是一个必然。首先，平等自由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立国基础。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南方几个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荒诞不经的。即便是在南方，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学校，孩子们受的教育，都是自由平等的基本理念。南方特殊局面的形成，有几方面原因，一是美国是由各独立的英国殖民地小国联合的“联邦”，联合后也是以各地自治为主，长期以来地方强而联邦弱，联邦很难立法干预地方。就像今天欧盟很难立法干预欧洲各国自己的法律一样。二是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南方因此受到北方军队的毁灭性摧毁，这一方面使得南方在特定领域形成对联邦的对抗情绪，另一方面联邦对干预南方也形成“心理障碍”。就像你第一次去人家家里干预，把人家房子烧了，第二次当然就会犹豫而驻足不前。但是，在美国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南方的局面违背美国的立国理念，是撑不久的。因此，一旦黑人民权运动在南方开始，立即获得全国支持，这种支持最后还是落实在联邦立法上。马丁。路德。金就很明白这一点，在他的著名演讲中，他的“梦想”中的一个，就是联邦民权法律的进步。

联邦民权法的意思，就是美国人终于站起来说，是的，联邦不能干预地方自治，但是有一条底线，就是你不能违背我们的基本立国理念，不能侵犯基本人权，否则联邦还是有权干预地方的。它的通过不容易，是因为美国人的州自治相当于小国家主权一样不受侵犯。联邦立法扩权凌驾于州法之上，哪怕是一个局部，也是极为震撼的事件。最后，在肯尼迪、约翰逊两任总统的推动下，1964年联邦民权法终于出台。在此以后，还有一系列和民权有关的立法出来，地方立法侵犯民权的历史完全终结了。

1964年民权法的出台，有力支持了正在热火朝天中的黑人民权运动，一系列案件原来很难定罪，现在由联邦民权法判下来。地方种族隔离的立法，都在联邦民权法之下失效。我们说的“歧视”，常常认为是个人之间、民众之间的基于性别、肤色、种族、年龄等等的看不起，实际上，在政治、法律层面讨论的歧视，是立法规定不得在行为上侵犯人权，在法律上保障弱势群体。例如，一个人永远可能看不起另一个人，可是作为一个房主，你不得“有区别地”出租房屋，不能租给白人不租给黑人。此后，一系列联邦民权法的出台，不仅保障了黑人，也涵盖了所有弱势群体的权利。

但是反过来，立法和普法教育，也在增强民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尊重，在增强对美国平等自由立国理念的具体理解和体会，在提高民众的“良善之心”，这在南方在北方都一样。

假如纯粹从立法规范去看，当然，一个屋主不可以不租屋给黑人，但是，他仍然可以在心里“歧视”黑人。所以，美国的历史进步，能够立法是一个证明，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只有多数人赞同，才可能立法。

当奥巴马今天成为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胜出，可以看到，历经漫漫长途，美国的立国理念再一次在民众心中闪出光亮。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了某些文人不通古文，乱点古书，结果闹出了笑话。在文中，鲁迅所举的例子出自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在这本书中，刘大杰把“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点作“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鲁迅说：“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

刘大杰这个错误确实犯得很低级。而鲁迅的文章又流传甚广，所以很多人（包括刘大杰的一些学生）都知道刘大杰的这个笑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复旦大学的几个中文系学生，曾做过几首《教授杂咏》的打油诗，其中“色借青黄借，中郎遂借光”就是讽刺其时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杰的。

读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应该知道刘大杰的学问其实相当扎实，做学问的态度也相当严谨，那么，古文底子好旧学根底深的刘大杰，难道连袁中郎的书都看不懂，难道会犯断句不当的错误？

近日读陈四益先生的《臆说前辈》，方知个中原委：“……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1]虽然，陈四益先生上面这番话乃“道听途说”，且是孤证，但对这种说法，我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因为像刘大杰这样的饱学之士，基本不可能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那么，这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文化界名人”又是谁呢？为什么刘大杰甘愿为他背黑锅背骂名呢？在《臆说前辈》另外一篇文章中，陈四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此人原来是阿英：“我听友人告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刘大杰先生曾说过，标点是阿英搞的，他那时从事革命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需要找点事换点稿费，但他不好公开露面，所以名字用的是刘大杰。至于标点的疏漏，可能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的缘故吧。解放后，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2]

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好奇：为什么“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当时不谈，是阿英“不好公开露面”？那么解放后，刘大杰还有必要背这个黑锅吗？对这个问题，陈四益以刘大杰学生的身份为我们作了揣测：“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这样，我才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十分苍白与勉强，如果是一般的黑锅，背了也就背了，但考虑到被鲁迅点了名，考虑到鲁迅文章的不朽性，那么，如果刘大杰不出面澄清这个问题，他活着，背这个黑锅；死了，还要背这个黑锅。也就是说，鲁迅的文章流传多久，他的这个黑锅就要背多久。如此一来，刘大杰的不澄清，是不是“亏大发了”？再说，这个错误太低级，低级到了足以让一个学者名誉扫地；低级到了让学生也敢肆无忌惮地讽刺他，在这种情况下，刘大杰先生仍坚守“沉默是金”的古训，太令人费解了。

被鲁迅讽刺，遭学生嘲笑，刘大杰却能安之若素，将黑锅背到底，陈四益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虚怀若谷、坦荡豁达；而我却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悲的一面——胆怯懦弱、委琐窝囊。我认为，对于此事的真相，刘大杰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敢说。既然对方是“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是“文化界名人”，是来头不小背景显赫的角色，刘大杰哪敢说破？如果冒名顶替者是个身份卑微的无名小卒，而刘大杰仍然这样坚持将黑锅一背到底，我当然会像陈四益先生那样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而现在，冒名顶替者是个很有背景的角色（名望与身份均不在刘大杰之下），愚钝如我者就很难断定，刘大杰是出于大度主动去背这个黑锅，还是出于胆怯被动去背这个骂名的。考虑到冒名顶替者的显赫身份，考虑到刘大杰的生性软弱，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前者。

说刘大杰先生生性软弱，不是笔者的轻率之语，而是陈四益先生对老师的精彩剖析：“大杰先生是有他的弱点的。一个是软弱，经不起风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便因一段历史一时讲不清楚而去跳黄浦江……软弱，使他不能抗争……”[3]在这里，我不妨加一句，软弱，使他不敢说清事实真相，背了一辈子黑锅，将来还要背下去（陈四益文章中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孤证，虽然笔者认为这更接近事实真相，但要说服更多人，仅凭这个孤证远远不够）。

有了陈四益先生以上的分析，我下面的结论应该不算武断：刘大杰在被鲁迅辛辣讽刺之后，绝口不谈自己被冒名顶替，是出于怯懦而不是什么大度。所谓“大度”，所谓“豁达”，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是掩盖怯懦的“遮羞布”而已。

有人因为怯懦，不敢说真话，结果背了一辈子的黑锅；有人则因为怯懦，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或丑行，挖空心思为自己辩解。前者有刘大杰为例，后者有曹聚仁为证。

关于曹聚仁，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曹聚仁先生即使谈不上多么伟大，却至少属于‘走一个少一个’的类型。我们可以说他是报人、记者、行者，或别的什么，如统战人士，但他首先是一位不辱没职业担当的作家，一位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文士。”[4]诚哉斯言，曹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也是成绩斐然的报人，更是一位勤勉用功、笔耕不缀的作家，平生著述逾四千万字，结集行世的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上海春秋》、《文坛五十年》、《文坛三忆》、《书林新话》等，凡数十种。学问渊博、著作等身的曹先生，理应得到世人的尊重乃至敬仰。不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曹先生这样令人敬重的人也难免会犯错。曹先生在“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也做了一桩让人羞于启齿的事，在我看来，这件发生在曹先生身上的事，某种程度上辱没了“作家”的头衔。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南京陷落那年，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还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5].

首先，必须说清的是，曹聚仁的这次“艳遇”，决非如他说是什么“好事”，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嫖，因为那一夜，少女出卖了肉体，曹聚仁则支付了现金，如果花钱买性交不算嫖，那么什么才算得上嫖呢？虽然曹聚仁事后既支付房费又额外送了母女十块钱，但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只能说曹聚仁支付的嫖资较别的嫖客丰厚罢了。

不可思议的是，曹聚仁做了这件事后，竟十分心安理得，仿佛他做这件事是于人有利于己有益，堪成“双赢”——对方有了回家的路费，自己有了一夜的缠绵。多年之后，回忆这件事，曹聚仁无半点悔意，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我说了上面第三个事例，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6]

以上文字，出自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写这本书时已年过古稀，所以其文字工夫勘称“炉火纯青”。先是用一句似是而非的“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而净；接着，又借母女俩之口告诉我们，他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最后，他还试图一劳永逸地堵住所有胆敢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的人的嘴。你不赞成少女出卖肉体，你就是道学家；你批评曹聚仁的“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你就是在说风凉话。另外，曹聚仁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那一块带血的白手帕，真难为了一个老人，事隔多年，这样的“小事”，这样的一块白手帕，他居然还牢记在心。如果不是记忆力好，那就是这块白手帕有深意存焉，所以，曹先生才会铭心刻骨。

在我看来，那位少女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是屈辱的，也是令人同情令人唏嘘的；而曹聚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行军途中竟然“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抗战时期，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而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竟然一面“救火”，一面“趁火打劫”。如果是在太平盛世，曹聚仁做了这种事，我们可以说他一句“意志薄弱”，而在国难当头、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曹聚仁做出这种事则是可耻甚至可憎的。当曹聚仁与那位不幸的少女苟合时，放假的，岂止是道德，更有一个记者的良知乃至做人的底线！

一方面，曹先生难能可贵地在回忆录中实话实说道出一桩难以启齿的事，做到了“要写，必以真面目对人”（张中行语），但他那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辩白，却使他内心的懦弱暴露无遗。他越是虚张声势，越是吞吞吐吐，越说明了他内心的软弱——不敢正视自己的丑行，不敢正视问题的实质。

刘大杰忍气吞声，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惧，不敢讲真话。在刘大杰所处的时代，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候，说真话，轻则影响仕途，重则危及脑袋。刘大杰缺少的正是说真话的勇气。为了保住官位和脑袋，刘大杰不得不背着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黑锅与骂名。作为后人，我们不必苛求他的沉默，但问题的真相必须澄清：他是因为胆小怕事而不是因为虚怀若谷才作出这一选择的。

曹聚仁吞吞吐吐，不敢直面问题的实质，是出于道德上的担心。他在回忆录中披露这件事，固然做到了实话实说，不扬善不隐恶，这份勇气值得称道。但与此同时，他又想以攻击“道学家”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脱，表明了他的这份勇气还不足以让他直面自己的错。道学家固然是迂腐的僵化的教条的，但一个战地记者以“战争时期，道德可以放假”来为自己的“越轨”开脱，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试想，如果一个军队，由“道德可以放假”的士兵组成，其战斗力如何就无须多说了。妇人与女孩尽可以把一个慷慨的嫖客视为恩人，而嫖客自己不能因为支付了双倍的嫖资就可以心安理得，更不可以嫖客的身份来讥刺道学家。在我看来，道学家和嫖客在“性”趣上可谓一丘之貉，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

年轻人犯了一次错，有过一次丑行，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正视自己的错，能从丑行中吸取教训，那么，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像曹聚仁这样为自己辩解，只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知耻者勇，曹聚仁缺少的正是这个“勇”。

通俗小说作家包天笑，在日本“访问游历”时曾“做了一次荒唐的事”，晚年，他在回忆录里“交代”了这件事：“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狭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7]平心而论，包天笑无论是其人其文都不能和曹聚仁相提并论，但就事论事，包天笑回忆录中这一次的“交代”可谓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而曹聚仁回忆录里的“辩白”则显得夹缠不清、吞吞吐吐。

走笔至此，笔者内心十分惶恐不安。小子何人，竟敢对文坛泰斗曹先生说三道四。其实，笔者斗胆撰写此文的动机有二。其一：笔者既欣赏曹聚仁其文，也服膺曹聚仁其人，正因如此，堪称笔者人生偶像的曹先生偶然的一次“越轨”不能不使笔者产生痛心疾首之感，倘若笔者对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批评过激，那完全是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其二，以曹先生的名望，他对年轻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可低估，若有轻薄少年以曹先生的偶然一次“越轨”作为自己寻花问柳的借口，那曹先生岂不要稀里糊涂背上“误人子弟”的罪名，基于此，对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来一次“正本清源”的“酷评”，恐怕并非毫无必要。

鲁迅曾云：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套用鲁迅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有缺点的大家到底是大家，完美的小人也终究不过是小人。瑕不掩瑜，曹聚仁就是这样的大家。

注释：

　　〔1〕〔2〕〔3〕陈四益：《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8、6页。

　　〔4〕《书屋》2003年第7期，第51页。

　　〔5〕〔6〕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35、736页。

　　〔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假定红日当头的文革岁月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漆黑之夜，那么，在意识黎明中出现的一本民间油印杂志《今天》和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群”，成为点燃数十年中国现代诗热浪的第一缕火光。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8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那一年末，从北京灰色的天空中飞起了几只俊俏的诗鸟，它们以伤感的翅膀和愤怒的姿态，迅速征服了一代青年，标志“崛起诗群”启动。在短短几个月内，一本非官方的油印杂志的蔓延和一批诗作的传播历史，近乎神奇！

这些边写诗边推着油墨滚的未来诗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诗飞得那样快。他们编排出来的一行行汉字，在30年前中国大学校园里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1979年秋，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是创刊号。“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最初，它很秘密地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那本珍贵的油印刊物，传到了宿舍。最后，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204寝室的12名同学一致决定，由一个人朗诵大家听：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就这样，《今天》从我们的寝室传遍了七七级，传遍了中文系。再后来，传到了东北师大。在此同时，它也传遍了中国各高等院校。

“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对于30年前《今天》读者，绝对是一组温暖的汉字抚爱。它们不再是地、名，而是一种新时代的灵魂慰藉剂。当年拿出三角钱邮寄一本油印杂志的穷学生们都知道，它的营养远远超过一碗红烧肉内部包含的全部味道。

忘不了整个1979年的下半年，我始终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度过。北岛、江河、方含、食指、齐云、舒婷……一个比一个更惊心动魄的名字，一次次击中了我。在最需要准确击打的时刻，《今天》恰巧加大了诗歌的投放———随着第3期、第8期“诗歌专刊”的连续推出，《今天》带着一种新鲜的美，带着一种时代力度，在全国诗歌爱好者的心中降下一场又一场诗的鹅毛大雪。

正是在一种近于痴迷的阅读沉醉中，我陆续用笔写下了我最原始的一些读后断想，并命名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歌评论。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念春”后，竟收到了北岛的回信。后来，它被发表在《今天》最后一期第9期上。在最后一段，我写道：“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

幸运的是，在后来的年代里，更多的人和我产生了相似的感觉。而在一本本并不是由我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它们真的成了诗歌“主流”。

1980年夏天，我与王小妮在青春诗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今天》几乎全部主力。高瘦、清爽的北岛与芒克，各背着一个黄书包到《诗刊》售卖他们那已经更名为《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的伟大杂志。北岛带着我与王小妮绕来绕去进了一座灰暗的四合院。我记得小院子里围坐了二三十个文学青年。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在朦胧的夜色中，用缓慢的声调朗诵了她写的小说。

尽管《今天》一直刊载着不错的小说，但是它根本无法掩盖今天诗歌炫目的光辉。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固执的眼中，“今天诗群”那先行者与信号弹一样的历史地位，几乎使这本综合性的民间文学刊物形同虚设地变成了“诗专刊”。

过了这么多年，我常常想：当年的中国热情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诗？也许，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诗歌传统，是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惟一固执而强悍的向导。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当年的建筑工人北岛，没有青年工人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中国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主导方向发展？八十年代风云翻动的诗歌大潮会不会扫荡于中国土地？

———当时，中国有上百种常规杂志纷纷复刊。可惜在那些印刷精美的白纸上，排列着的是令人轻蔑的思想与文采。道不同，不相谋。这就是为什么印刷粗糙、字迹模糊的油印民间刊物《今天》当年取得了中国第一把文学小提琴的全部秘密。

在纪念《今天》创刊30年的日子，我的青春记忆仍然无法抵消内心的沉重。一根孤独的火柴，曾不可思议地擦亮了中国的夜空。而天光大亮后，真真切切的视野却反而令人倍感无聊。笑嘻嘻的金钱年代，连天才也淹没于滚滚红尘与油腻腻的游戏之中。

这，是我们的无奈与尴尬，也正是我们的骄傲与幸运。

北岛近照。

《今天》杂志从创刊号到最后的第九期。

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油印本,上面有顾城、食指、北岛等人的诗歌。

2003年,《北岛诗歌》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从早到晚，来编辑部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见本报5月18日B20版《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访谈系列之六：“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你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

北岛：这要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都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大家串在了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

当时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发表在《今天》上。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写信征得蔡其矫和舒婷的同意后，我选了他们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当时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日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只需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能否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名字都不合适。芒克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冯亦代把《今天》的英文译名改成“TheMoment”。所以，《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

“伤痕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另一部分是就是刘念春的家，那是编辑部所在地。他们哥俩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以编辑部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蜡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成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奇怪，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在做工人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回答》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回答》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今天”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来的？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本月05日，人民网首页推出文人余秋雨的博客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看了，立马感觉是文人无行，整个是造谣挑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在抗灾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人性和互相支援的友情，试图为贪官污吏文过饰非而转移视线、把民众对贪官的愤怒转移到西方老外身上。

余秋雨的文章说：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余秋雨所谓“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及照片，是美国《纽约时报》四日发表的报道；该报记者是获得中国政府外事部门准许到灾区做现场报道的；对那篇报道提供素材研究等服务的，是经过中国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批准而雇用的工作人员。就是说，整个报道及采访活动是经过中国政府有关管理当局的监察批准的。

本人是《纽约时报》的长期订户，看了那篇报道，根本就没有余秋雨所说的“反华宣传”和“诬陷性的说法”。就是说，余秋雨搞的是造谣惑众。

譬如，所谓“是天灾，更是人祸”，《纽约时报》报道根本没那些字样；说实在的，报道根本就没涉及那个问题。四川大地震的伤亡损失是天灾和人祸造成，那不但是民众议论，且也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例如对5/12大地震，“我们要尊重天灾人祸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等等就是中国官方人员说的，不是《纽约时报》说的。

所谓“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同样，报道根本没出现那些文字，那是余秋雨自己说的，塞到老外报刊嘴里，搞造谣惑众。不然的话，请余秋雨把《纽约时报》报道原文的那些字样拿出来，让读者见识见识。再说了，国家有行政法和问责法，民众依法行事，怎么就是“反华”和“诬陷”了？难道，搞违法乱纪和无视法律就是“爱国”“拥华”？切！连本国基本法律都不尊敬不遵守，那“爱国”爱的是哪个国呢？

而“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那是首先出现在华人媒体的说法，《纽约时报》报道不过是转述。再说，若涉及这类事情就是“反华”和“诬陷”的话，赫赫，那中国海关天天做这样事情、天天在做这样的报告，那是不是中国海关天天在搞“反华”和“诬陷”呢？哈！灾区警区要保护现场而有警察干涉，再正常不过，中国美国都如此，可谓是灾区警区的“典型场面”。而媒体报道做那描述，无非是让读者有个“身临其境”于灾区警区的气氛感觉而已，余秋雨却把那类正常事情及报道当作“反华”和“诬陷”，嘿嘿，怕不是余秋雨先生犯什么神经了吧？

至于“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也是大陆媒体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且是官方媒体提出来的。那提法的主要根据，就是这次灾区报道的初期采访活动，几乎全是各媒体自决前往和自决报道，没事前统一安排、也没规定大家都要服从一个口径和使用一个新闻来源。更有甚者，一些报刊媒体的记者因为没赶上头一拨灾区现场报道而懊悔不已、大发感慨。为此种新闻自由和媒体之间平等竞争的体现，老外媒体感到惊奇喜悦得不得了。可是，如此进步发展现象，到余秋雨的嘴里，却成了“反华”和“诬陷”！嘿嘿，请问问余秋雨：难道新闻垄断和媒体禁锢才是“拥华”和“诚实”？哈！真不知道余秋雨在念哪个庙里的经。

说到底，家长们请愿要求给孩子们讨个公道之事，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也有同样报道，而且，不但有报道，且说的比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说的更详细。譬如，BBC转载新华社和南方日报等报道说：中国和美国的工程师在灾区做现场调查，清楚看到和明确说明，灾区的许多校舍建筑就象儿童积木玩具一样堆在一起，毫无防震抗震能力，明显地是违犯国家抗震设计法规要求的，因而稍来些地动摇晃，那些校舍就会倒塌。可是，教育部门等官员却一直不承认工程师的那个调查说法，反而说校舍倒塌是因为太多学生同时在一个校舍里造成地震房塌。面对如此搪塞推责，别说失去孩子的父母了，就是灾区之外的任何正常人，看了那情景都会对那些搞搪塞的官员表示愤怒的。请问问余秋雨：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是不是在“反华”和“诬陷”？哈！

有问了，余秋雨为什么要借灾难之际搞造谣惑众呢？为什么要设法把民愤转移到西方媒体那里去呢？诚如发表推荐余秋雨博客文章的媒体自己所说的：言行后面都有利益，有利益关系。如此，查询一下余秋雨在文教宣传系统的利益关系，就真相大白了。直言不讳地说，为了既得利益关系，在灾难之际，余秋雨试图保护那些搞搪塞推责的官员，可又不便直接表白、站在搪塞官员立场而教训喝斥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于是，他就用造谣惑众的手段、试图借极端民族主义愤情而把民愤转移到西方老外那里。如此而已。

古话说，文人无行。您要理解，就请看看余秋雨吧，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附：《纽约时报》关于灾区父母请愿讨公道的报道：
Chinese Stifle Grieving Parents’ Protest of Shoddy School Construction
By EDWARD WONG, NYT, June 4, 2008

DUJIANGYAN, China — Police officers here on Tuesday surrounded more than 100 parents protesting shoddy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mourning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during the recent earthquake. The police dragged away several crying mothers and removed some journalists trying to report on the event, according to witnesses and photographs of the protest.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