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房子倒塌了，那些孩子被埋葬了。
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那些刚打开的课本再也合不上了。
那些官员来了又走了，他们步履匆匆，身后跟着一长队的生怕错过了一个精彩镜头的记者们。
那些记者最善于将悲剧转化为喜剧，他们说这是一场“大戏”，他们开始炮制英雄谱和排行榜了。
死神像穿着黑衣的秃鹰一样从空中俯冲下来，母亲如鸽子一样展开着洁白的翅膀，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在沙土与砖头的缝隙里，孩子们的尸体腐烂了，被青藤缠绕，被蚂蚁爬过，化作泥土，化作灰尘。
母亲们的眼眶里早已没有一滴眼泪，她们怀抱着孩子们的遗照在衙门前头静坐。黑框的照片上，定格着一朵朵天真烂漫的的笑容。
这些花朵，再也不能在下一个春天里绽放。
有人说，地震是天灾，死亡谁都避免不了。母亲们却发现，孩子们的死亡固然缘于天灾，更缘于人祸。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偏偏都是学校的校舍呢？为什么校舍的废墟中，找不到几根合格的钢筋？为什么遇难者当中，孩子的数量比官僚多几百倍？在已知的九万名左右的死难者和失踪者之中，孩子的数量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死难的。
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倒塌了。有的学校倒塌了，有的学校却没有倒塌——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至今屹立不倒。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六十一所学校，其中有六所位于震央附近，它们没有倒塌，也没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六所学校包括三所正在建设当中的和三所已经建好可以使用的。他说，其中有一所比较靠经这次的重灾区汶川，地震之后该学校只出现了一些裂缝。
谈到为什么“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没有倒塌，而绝大部分中国内地建造的学校却被夷为平地，梁建华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以后要继续帮助内地办学，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这位好心的香港人已然明了内地的若干“潜规则”。梁建华指出，“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大部分是在二零零零年以后建造的，在出钱建造学校时，要求由县一级以上的设计院设计学校，建筑蓝图再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检验。在学校建好之后，还需要当地县一级的部门以及香港派去的义工一起进行验收。这些程序基本杜绝了偷工减料和腐败的滋生。
香港人一手经办的建筑没有倒塌，不是香港人比我们更有钱。实际上，那些香港人资助的学校的平均建筑费用，比其他学校的建筑费用更低。修建时间也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建设部早在一九七八年就颁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其中明确规定：“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此次倒塌的校舍基本上都是在此规定颁布之后修建的。据悉，在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中，北川、汶川、绵竹、茂县和都江堰属于七度设防，九寨沟、平武、松潘和文县属于八度设防。这些地方的校舍，原本不该倒塌。
然而，“原本”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不该倒的房子倒了，不该死的孩子死了，这是血的事实。中国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那么多孩子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么多的家庭从此残缺不全。面对铺天盖地的哀恸，我无话可说。忽然之间，盲人歌手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在我耳边响起，我的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那歌词堪称当代最有力量的汉语，那歌词让所有的锦绣文章都黯然失色：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全都是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被活活烧死，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她向警察哭诉，家中有三岁小女无人照料，警察却置之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老家的孩子望眼欲穿，却等不到父亲的回家……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当山西省洪洞县的黑窑童奴事件发生的时候，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广为传播。黑窑奴隶童工事件，当然不是中国孩子的悲惨遭遇的空前绝后的“顶峰”。果然，此次汶川大地震，孩子们的命运更加凄惨。周云蓬应该在这首歌的末尾增添一句：不要做四川人的孩子，他们被豆腐渣工程埋葬……
古人说过，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是的，孩子们全都死于谋杀。杀害这些孩子的，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学者丁学良用三个范畴来概括之：贫困、失职、腐败。他指出：“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也许，我们还会付出更高的学费。
至今没有一个人出面承担责任，至今没有人一个人公开地忏悔和认罪。没有一个官僚，没有一个商人。没有一个在学校建筑的验收报告上签过字的人，感到恐惧战兢并去投案自首。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的神情一个比一个庄严，官员们的措辞一个比一个巧妙。“可能”、“也许”、“不排除”……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巧舌如簧的官员们都可以改行去当作家了，他们都是遣词造句的高手，经常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误。
这样的党国，这样的政府，不值得我们卑躬屈膝地“感谢”。他们已经做的，比他们应当做的少得多。建设部和教育部的部长们、厅长们、局长们，依然像豺狼一样盘踞在各自的太师椅上。是的，别人的孩子和别人的母亲，不会让他们心痛。陌生人的生命，怎么比可能撬动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乌纱帽呢？
同样无耻的是中国的媒体。在那些媒体上面，巨大的灾难正在变成更巨大的荣耀，地震居然成了刺激“民族精神”的兴奋剂。总理视察灾区的时候，在一所临时的课堂上题为孩子们写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多难”固然可以“兴邦”，但其前提是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深切的反省。
那么，我们有没有反省呢？
至少我还没有看到一丝的反省。
不把无耻当无耻，这是无耻的极致。
麻木，是第二次谋杀的凶手。愤青们所关心的是名人捐款的排行榜，他们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评说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这是一场多么好玩的游戏啊！母亲们却被彻底地忘却了，还有她们死去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关爱孩子和母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教你如何去爱？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比孩子更加可怜。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一声，便告别了这个他们爱恨交加的世界，在天国里，他们都将穿着圣洁的白袍，与天使一起歌唱与赞美；母亲们幸存下来，却不得不忍受一辈子的无休无止的煎熬，因为记忆是无法消除的，对孩子的记忆是她们痛苦的源泉。
那么多的孩子死去了。中国的孩子，死于灾害，死于冷漠，死于麻木，死于愚蠢，死于杀戮；中国的母亲，在失去孩子之后，还得忍受谎言、忍受欺骗，忍受羞辱，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呢？
母亲们没有沉默至死。如果说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唯有恐惧和悲伤；那么，向死亡发出追问的时候，母亲们已经获得了钢铁般的勇气与意志。她们开口，对着旷野，对着墓地，对着更多的母亲。
母亲，母亲，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你们可有话要说？既然中国没有一家的媒体允许你们倾诉，那么，有多少双耳朵可以倾听到你们的心声？
大地震中死难者的母亲们，开始了她们的漫漫的上访路。绵竹市委书记试图通过下跪来阻止她们，将“火”包在“纸”当中。这是官僚们罕有地向老百姓“示弱”的时刻。但母亲们依然义无反顾地上路了。这些平凡的母亲，这些年轻的母亲，与那些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十九年前的悲剧与十九年后的悲剧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没有十九年前的杀戮，哪会有十九年后的麻木？倘若十九年的孩子实现了他们的理想，那么十九年后的孩子就不会被黑夜吞噬，而必将沐浴着阳光在大地上奔跑。
苏东坡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阴阳相隔，母亲和孩子再也不能共享一轮明月了，再也不能共享一个月饼了。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还是一名刚刚十六岁的少年的时候，根本无力测量它的长度，因为它长过我自己的年岁。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三十五岁的成人的时候，伸开两边的胳膊去，却拥抱不住这段流逝的光阴。
是的，十九年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它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漫长。
在教会的一次洗礼上，一位即将受洗的高大英俊的大男孩告诉我说，他今年十九岁了，他的生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此时此刻，在烛光和阳光的交错之中，我突然不知今夕是何年。
十九年前出生的孩子，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那个孩子健康、爽朗、虎虎生气，锦绣的未来必然属于他。那么，十九年前死去的孩子呢？那些在街头巷尾走失的孩子呢？那些躺在血泊之中的孩子呢？
先知耶利米的哀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成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
那一天，多少孩子死去；那一天，多少孩子出生。死亡固然无情，生命还得延续下去。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我就是生命。有一盏灯在亮着。我听见有声音在响起。有人在跑动，绝望地哭泣着。然而，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还有成千上万未来孩子的母亲正在呱呱坠地：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她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便死去了，别的母亲的孩子，天安门母亲的孩子，汶川母亲的孩子，是正在茁壮成长的时候才死去的，哪一种悲伤更加悲伤呢？
哪一种悲伤都无法用秤来称出重量。
母亲之怒，惊天地，泣鬼神。
当我成了父亲，我的妻子成为母亲之后，当孩子在我的怀抱中微笑并哭泣的时候，我对生命有了崭新的体认。我意识到，母亲和孩子是值得敬畏的，母亲和孩子是被上帝所祝福的。
那么，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呢？十九年前的母亲和十九年后的母亲，同样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孩子都死于谋杀，她们不能让谋杀肆无忌惮地持续下去了。于是，母亲们便站成了公义的冠冕，行走在一条风雨交加的义路上。
孩子们为何而死？母亲们的使命便是寻找到最后的“说法”。母亲，是那么羸弱，是那么瘦小；母亲，个个都手无缚鸡之力，手中除了孩子的照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然而，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每一个母亲都变成了强权眼中的一根拔不去的刺。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按照“中国特色”，这样的纪念碑的建造，必将是遥遥无期。然而，即便没有一座石头的纪念碑，我们的母亲们，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所有被当作奴隶的母亲，所有遭到强权的凌辱与蔑视的母亲，她们本身便站成了一座纪念碑。
让我们与母亲们站在一起。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汶川地震之后半个月，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祭日之前一星期，我的孩子刚满两个月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