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6月4日

我们一直在流血，先知的血，仁者的血，青年的血，少年的血，无辜者的血，百姓的血，这些血构成我们60年来最大最腥红最恐怖的血写的事实。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流血，却不知那每一滴血都是不可流的。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流血的历史。但60年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规模的无端的肆意的流血，基本停止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古拉格群岛的铁丝网不再有一个活人进去不能活着出来……，唯有我们，同类、同胞甚至“同志”间的残杀却刚刚开始。“镇压”、“打倒”、“枪毙”、“专政”、“消灭”这些血腥的字眼堂而皇之地写在中国土地上，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竟然在一代人时间里匍匐在以戕害同类为事业的哲学和制度前，在黄河、长江以外，中国挖掘了另一条江河，千万人的血汇成一条滔滔的血河。我们怎么造下这样的孽？！

（图一：1989年五月，长安街头。）

请睁眼看，许许多多支流注入这条血河，其中最汹涌的两条，一条来自中国第一个集大成的暴政秦朝，它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始皇帝发明了最大规模的人殉陪葬制度，兵马俑乃是中国不把人当人最可鄙的杰作，古往今来教人流血者无不尊秦，而把“焚书坑儒”奉为天条，却是毛泽东时代公然实行的前所未有的创新；另一条则来自俄罗斯，从1977年11月7日开掘的那条人血之河，那条穿越欧亚大陆和西伯利亚、横空而出的人血运河，它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把刀子架在亿万中国人头之上，其刀刃之锋利残忍，更超逾暴秦不下百倍。两条穿越了漫长辽远时空、冲决一切仁慈爱怜和一切文明堤坝而来的血流，乃是中华在劫难逃的红色宿命，我们从血到血的现代命数。

虽然寥如晨星，我们还是有警省的烛火，英勇的先驱，高翔于血腥荒野的历史候鸟。几乎每一天，都有冤魂在悲泣，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有亡灵掩面走过，几乎每次季节变换，都有雷霆滚动。整个中国，越来越象一个大祭坛，暴风雪呼啸而过，岂止气候异常；沙尘暴遮天蔽日，难道只是北方荒漠化的明证？越来越密集的征候，越来越显明的示警，越来越临近的启示录式的景象，不都是中国从心到心的抽紧、焦虑、茫然、绝望？不都是无数鬼魂用我们暂时听不懂的语言，发出最后的通告？
 

（图二：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温家宝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中间）

这是一个不走极端的民族，它最畏惧的就是发泄和失去理性。上苍和孔夫子深知东方命运的微危叵测，温和与中庸是几千年智慧与道德在中国人心中培植的文明的根。但是，一旦这个民族被虚妄、欺骗、暴力和恐怖逼上绝路，他们将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复仇者。千万不要永远玩弄权谋，如果以为依靠谎言和腐败就真能永远统治中国，报应就会在某一天早上到来。所有的圣贤都说过，人同此心。当今中国，已积累了足够的危机、压力、怨恨、绝望，也出现了1989年、1966年、1957年、1949年以来未曾有过的觉醒，要求，希望。中国已经站在历史破晓处，走向光明还是退回黑暗，就在一念之间。
 

（2008年5月，温家宝在地震现场灾民中间）

最高的旨意、最深的启示，刚刚过去二十余天。四川大地震以其异乎寻常的形态、烈度、象征意义和天谴式的警戒，把人类最大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到了悬崖。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狂妄和虚无主义劫持数以亿计的灵魂，使我们远离忏悔、敬畏、谦卑和感恩这些人类最高贵、最奇妙、最神圣的德性。最让世人失望、揪心至于愤怒的是欠下中国无数孽债的共产党当局，始终缺少连古代专制皇帝也不敢掩饰的“罪己”品性，始终无力焕发对其历史罪性的起码知觉，始终企图以手段对抗目的，以物质赎买对抗精神拯救，以社会腐败对抗道德担当，以不断推迟的大崩溃对抗民族新生的最必需的自由奋斗。
我们生于这个直到最近才承认“生命至尊”的国度，我们生于这个直到最近还以十万生命的殒灭证明专制合理强大与必需的社会，但我们并不止于这一切，即或面对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帝国，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只要我们不对未来绝望，只要我们不拒绝救赎，耸然而立的庞大专制帝国就只是废墟一堆，即使身后黑夜无边，我们也知道光明在何方，道路在哪里，我们就终能在最大的专制废墟上，迎来自由的曙光。

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又一次在这里集会纪念六四。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19年了，但是，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因为正义还没有得到起码的伸张。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仅仅悼念地震的死难者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因为当年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忘记他们，那不但是对死者亡灵的亵渎，首先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背叛。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六四好比一张考卷，考问我们的记忆和良知。

是的，不少人似乎已经遗忘了六四，很多年轻人似乎不知道六四，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他们的遗忘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他们的无知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无知。他们遗忘是因为他们不敢想起，他们无知是因为他们不敢知道。他们不敢面对六四，因为一旦面对六四，必然会激发起你对专制暴政的义愤，刺激起你屈服于杀人政权的耻辱，激励你起来向暴政抗争。如果你害怕抗争，你就只好克服你的义愤和耻辱，你就只好背过脸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假装什么都忘记了。我们在这里纪念六四，也是在重温历史的记忆，呼唤沉睡的良知。

现在有的人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来为六四辩护。其实正相反。正是因为六四，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巨大的恐惧，共产党才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在改革的旗号下，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财产。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集团象中共这样，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一切私产，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产。这样的经济改革越发展，中共统治集团越不愿，也越不敢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开放民主，他们会受到经济清算。因此，我们不能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中共统治集团，而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和中共统治集团的斗争，是自由与暴政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它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六四惨案己经过去十九年了。今天你再回到北京天安门，会感到那段历史恍如隔世。当年广场游行高喊要民主自由的作家大都退出了思想领域，躲在纯文学中，享受着专业作家的高官厚禄，成为极权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有别墅有司机，去讲一课必须坐国宾级名贵车并由警察鸣笛开道。上海市作协每年的交际费就是一千万元。官方作家们虽然是政府高官，确不以为自己参与了政治，反而认为政治是苍蝇，关上窗就不受影响了，其实，是关上了思想和道德关怀，文学创作便只能沿着共产党指定的方向写。

另有一批民间的作家诗人，他们大都是八九学潮被捕入狱的学生和作家，出狱后不但常常失去工作，连住处也常被驱赶。而且己成为国家安全局随叫随到的常客。临近六四这几天，各地的作家又和往年般被监控，不准离开住处。民间作家们主要是在网上不断换着笔名写作，且被警察视为”作案”。一旦被发现又要进监狱，诗人师涛，作家杨天水等三十多位作家都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了重刑。文字狱的大口在奥运前张得更大了。

中国政府采用所谓控制着过去就能控制现在的手法，己将八九学潮的历史掩埋，进而年年六四都会清查头脑中还有记忆的人，进行洗脑和恐吓。与共产党争夺记忆权力的主要是受难者的部分家属了，他们每年六四不顾警察围堵，扑向亲人坟墓，去年，这些天安门母亲们终于获得分散去墓地，但不准哭，不准互相说话的悼念权。人心可以麻木到如此地步。

但官方作家们远远躲着那些受难者。长期生活在恐惧专制下，渐渐失去了人的关爱品质。在电视台上班的记者每天都要从”做党的喉舌”的大标语下钻进大门。在谎言中工作，天天面对真假两个现实，也就不再对社会有责任感了。他们生活在家人的小圈子里，只要能赚钱享受己成为共识。一位作家聊到八九学潮会得意地说：游行太累了，我天天都在睡觉。作家和记者们也都习惯了做党的驯服工具，己经自觉地理解党的教喻：”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的政治潜规则。

但是，在去年六四十八周年的报纸上，还是登了一条广告”向六四受难者母亲致敬”。这是近十几年中国传媒唯一的反叛，很快登广告者和报社编辑被抓审。但令人失望的是青年编辑以为是发一则讣闻而己，他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这种集体的洗脑和历史记忆缺失是极权社会最大特征。

中国己经扔掉了毛泽东思想，尽管他依然躺在天安门广场中心。政府己由共产党家族和商人以及黑道社会重组的后极权国家。它开放了经济、娱乐甚至性产业，重点防守在政治和思想的领域，作家们或者成为娱乐玩童式的奴才，在学术和传媒之间大谈《红楼梦》十二美女，或者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角色中充当流氓学者。在奴才和流氓之外，床上小说、富人谈思想以及皇帝艳史等图书塞满了书店报摊。只有经济目标，没有道德方向的流行文学正在走向全民卡通化。可以说越是经济富有，精神思想越显苍白。

八九学潮以前是共产党害怕作家，六四之后便是作家害怕共产党了，他们与党溶为一体已便不再恐惧，陶醉在由穷变富的好心情里。如卡内蒂笔下的”群众人”，他们先是被专制改造，进而成为专制的驯服工具，最后把被管束当成了依赖。作家的道德昏迷之后，社会就不再有批判性的思考，而是任由政府盲目地挟持着人们朝毁灭推进，经济繁荣的背后只能是危机加危机。

经历了十九年的思想监控，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剩为极少数，像年青作家韩寒仗着激情，中年作家刘晓波仗着那点知名度，老年作家章诒和仗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本性，与中宣部和网警们打着擦边球。被关进监狱的作家和记者及网络作者的名单在北京奥运前有增无减。他们与其说是由于政治观念起而反叛，倒不如说是因人性中的道德觉醒。

在海外的中国作家虽然逃出了思想牢笼，生活在自由世界，但流亡必丧志，多数流亡作家如活在花瓶里的无根植物，不再生长。他们拥有独立意识，缺了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激情。还有些专写畅销书的移民女作家，正在把中国故事移进英国书店，但那都不是文学作品，只是些商业畅销书。

人类至今的知识与理念都无法描述这一危险的中国现象，它也正在如变色龙般随环境伪装着，但无论它怎么装扮，极权是反人性的，是灾祸，是延续至今的历史之恶，比秦政、清府更暴力。在不断有作家逃出的国家，是很难产生有思想的文学作品。作家们也只有三条道路；沉默、监狱和流亡。而流亡早己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屈原到高行健，都是在流亡中去发现真理，返回道德觉醒。

中国地震震醒了国民的公民意识，同情心再次在民间点燃，那么，我们期待六四的记忆也将从人性中复活，追思所有天灾和人祸的受难者，而作家们的道德苏醒首当其冲。

触“网”十年来，每年的六四这一天，我都会在网上说点什么，也会怀着一颗最为亲近的心情倾听无名“战友”的声音。而对中国的网站管理员来说，每年的六四都是忙于删帖的日子，为了维护一个“稳定”的假象，当局总要对我们唯一一块可以自由发言的空间进行蛮横的控制与侵略。但即使有严密的网络封锁，六四这一天的网络声音仍会令人惊讶，当一个心照不宣的六四帖子发出来，短时间内大量涌现的跟帖仿佛使我回到1989年的春天。我不知道那些发帖、跟帖网友的名字，现实世界里，我们可能彼此并不相识，但在六四这一天，却会怀着悲哀、压抑的共同心情，一起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思，一起尝试冲破牢固的言禁，将对六四的情感表达出来。

这是令人感动也令人落泪的时刻。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被当局刻意抹杀的六四历史继续存活在民族记忆中，而且仍然蕴涵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时候，我深深地感谢网络，只有网络让我们可以在铁屋子一样的中国发一些声音出来。

作为一个从来不曾被官方意识形态成功洗脑的八九民运参与者，事实上，早在学会上网之前，我就明白网络之于传播六四真相的独特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旦具备了上网的条件，我就迫不及待地成了一个网民，上网以后，我在网站上发出的第一个帖子、第一次在聊天室里与网友的交流，都是有关六四话题的，当时，言说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根本就不顾及网络交流的技巧，几乎是一古脑得把自己的记忆与情绪全部倾泻而出，这当然影响了网络交流的效果。

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欲望，是我意识到中共的言论封杀已经严重损伤了人们的六四记忆，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一代来说，六四几乎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这使人感到可怕。六四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局却用强大的政治权力将它洗刷得如此成功。由于这样的洗刷，中国始终无法有效书写自己的民主历史，无法传承自由思想的成果。

抹杀和割裂历史是专制强权的一贯做法。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大学生，我在参与八九民运时，只依稀听说过魏京生的名字，却连七九民主墙这一概念都闻所未闻，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封杀言论、抹杀历史的做法显然比今天更为见效。在这种愚民政策的作用之下，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必须面对专制政权的侵害而独立走过迷惘、挣扎、思考和抗争的历程，我们无法由先行者的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难以提升追求民主过程中的共识和协同努力。

对六四这样一次史所罕见的血腥镇压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使之更多地为民众所知，对八九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其理念更广泛地被人们理解，六四便只能作为民族的灾难而被记入未来的历史。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幸运的是，由于网络世界的存在，传播六四真相和八九民运的理念基本上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一封电子邮件，一个敢言的网站，或者一个难以对付的破网软件，有时候，只需要点一下鼠标就会打开另一个人的六四世界，震撼和愤怒会使其开始自由的思考。我不止一次接到比我年轻许多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诉说他们初次了解六四真相后的心情，他们共同的感受是，看过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和录象后，觉得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歌舞升平的世界再也不真实了。

我不知道这种震撼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思维及行动方式，但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四屠杀的真相，以驳斥中共当局平暴的定性、克服以政权的力量推行的强制遗忘策略，既是对六四事件及六四死难者的基本道义需要，也是中国社会自由、民主、宪政运动的必要条件。六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当局采用了屠杀和强力压制的方式压制民众的意见表达，这一转折使中国政治走向错误道路，使经济始终以畸形模式发展，给中国社会留下了种种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对于六四真相的传播和重新评价六四的呼吁，为的便是让中国走上健康、理性、公平、和谐的发展道路，让肆意侵犯民众权利的制度转变为以民主、民生为中心的宪政社会。

十九年过去了，在官方辞典里，六四仍是一个禁忌词语，十九年过去了，六四死难者仍然未能获得他们应有的尊严。不可否认，与十九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有了相对多一些的言论空间，但这种空间远不能给我们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且，就连这样一点空间也缺乏制度保障，只要“六四”仍然无法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只要“六四”仍是国内网站上的过滤词，我们便不能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并借助言论自由逐步克服种种制度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是中国是否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试金石。

幸而，每年的六四这一天，大量的网络声音（尽管它们存活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小时）使我们有不必悲观的理由。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坚持传播六四真相，并使越来越多的人听到真实的声音，中国社会变革的临界点就一定会到来。我相信，只有回到六四这一历史和思考的原点，中国才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才能避免一次次的恶性历史循环。为此，我们仍需做出更多的努力。每一个爱好自由的公民都应该尽可能地告诉身边的人，六四不是暴乱，不是风波，而是专制对自由的虐杀，是一场令人无法接受的悲剧。

2008年6月4日

又到了伤痛的日子，追思成为不变的节奏。自从1989年6月4日那场屠杀发生后，每年的六月就成为中国最敏感，甚至恐怖的月份。每到此时，作为从那个年月过来的我，心情的沉重就无以言表，一些思绪挥之不去。

应该说十九年来我的思绪是有过许多变化的，总体而言走过了一个从悲愤到疑虑，再到确信，再到坚定的过程。

1989年6月4日中国当局用屠杀来镇压民主运动后，作为直接深度参与那场运动的学生，我对最后的结局始终反映不过来。说实在的，当我在6月3日晚上带领北师大在校学生前去天安门声援，在西单面对军队的扫射时，我明明看到那子弹撞击街道栏杆的火花，我竟然还是不相信那是子弹。直到我撤退到六部口，亲眼看到七、八个躺在鲜血中的学生，那身上拳头般大的窟窿，说明他们不是被一般的子弹所伤，而是一种极为凶残的爆发子弹所伤。当我背起一个重伤者将他送到胡同中市民的三轮车上时，一路上那人完全是在半昏迷中自语着自己被屠杀的情况，他说自己是为了救几名女学生，而遭到了枪击，倒下去就是一排排的人，他也一再质疑军队怎么会向学生开枪呢？显然他当时跟我一样是没有反映过来的。可以肯定，许多当时被屠杀的学生与市民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不敢相信军队开枪的现实中倒下的。毕竟军队一再声称是人民的子弟兵，而市民与学生却是手无寸铁，并且市民与学生始终也是觉得是践行自己的权利，帮助政府清除腐败，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对立面的意思，结果怎么就要被军队枪杀呢？这个弯在当时肯定很多都转不过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批北京市民看到军队屠杀学生与市民，他们惊恐得呆在当地都不知道动了，随后他们不解地自语着说：当年日本鬼子进城也没有这样屠杀过，怎么现在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这种不解与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在六四屠杀后的很长岁月中。我苦苦地思考着这种难以接受的现实，悲愤充斥着我的胸怀。

大约过了二三年，也就是到了1992年后，我才慢慢从那种悲愤的情绪中走回到现实。但是随着中共极权开动的宣传机器的洗脑，在经过谎言狂轰滥炸的几年后，广大民众渐渐丧失起码的判断力，进而对自己曾经亲历过的事实产生怀疑，以至于一批当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都不敢坚信自己的正确，甚至觉得可能存在错误的方面。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岁月中，我也曾深深地陷入疑虑中，反复追问自己是否曾经参加的那场民主运动确实错了？中国社会的改革是否真要用枪炮来保持稳定？所谓的经济发展是否值得牺牲那场运动与那么多的生命？等等的问题曾极为深重地包裹着我，压迫着我，以致让我常常彻夜难眠。这种从悲愤过来后的忧思也困扰我几年，甚至一度使我在人前提起八九那场运动时就失语，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解释。因为1992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表面的繁荣，国民在统治集团刻意的拜金诱导下，颠倒了社会价值标准与伦理原则，中国社会整体性堕落正突飞猛进。这种一时之间思想上难以认清现实的困惑，使我怀疑曾经的追求是否符合民意？

随着社会价值在极权统治集团精心设计下的崩溃，中国社会日益远离了八九追求的价值目标，物欲泛起的狂潮，掩盖了人类区别动物的一切本质特点，人类在价值返祖中高歌猛进！我在思想的痛苦中挣扎了多年，一度曾彻底绝望于这个世界，觉得没有救了，这个社会完全不可救药了。

直到1998年那场大水，那些劣质的工程，那些漂浮的尸体，让我猛醒到这个制度的深层罪恶。它虽然可以短期通过各种人为的因素来掩盖社会深层的问题，构筑出虚假的繁荣，但根基上的腐烂必然会持久而深层地左右着这个社会，使这个社会的发展无可逃避。1989年民主运动对这个体制痼疾的指证显然是对的，这诚如医生对病人癌症的确诊，不管病人多么抗拒，并且通过短期的激素来显示出他的强健，但癌症就是癌症，只要没有根除，死亡就是时时加深、逼近！医生可以被关押，甚至被屠杀，但病是不会随着医生的消失而消失的，这在古时的蔡桓公与曹操身上已经证明，仇疾忌医，病会最终警醒愚氓的。后来到1999年，当中国大地又一次掀起镇压运动时，我更真切地看到这个社会制度的癫狂，知道这个制度之癌不除，民族的劫难就会周期性的复反。中国灾难绝没有随着八九的屠杀而远去，恰恰相反，在八九的屠杀中折断了中国伸向文明世界的臂膀，而使整个民族在黑

暗与罪恶中深陷难返。

中国的问题没有在屠杀后得到丁点的缓解，中共统治集团也没有从鲜血中唤起半点的反省，相反还通过更精制的现代统治工具，来加强对自身罪恶的掩盖与对社会规律的违抗。他们自认精明与有效的统治伎俩，在天道面前显得是多么愚蠢而荒唐。我从制度性全局性罪恶不断通过社会灾难的警示，深切认识到如果不能重继中国1980年代胡赵的改革之路，中国没有救药的希望。中国如果不走向人类普世的大道，毁灭就是它必然的归宿。虽然统治集团无在乎这个民族的生灭存亡，但十几亿生命是无辜的，这些生命如果没有警醒，那么灾难将如影随形般地追逐这个民族。一个强权可以凭借暴力来镇压他的国民，也可以在一时一地通过强权的力量来达到社会虚假的繁荣，但是强权却永远改变不了规律，扼阻不了天道。天道会以其固有的形式来时时惩罚人类，来警戒那些背离她的人。强权可以让人民禁声，但不可以让规律逆转。

在铁的事实前我确信了八九民主追求的天然正道与不可违抗！我走出了曾经的疑虑与苦恼，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后来随着中国短期掠夺性透支社会与自然资源而积累起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通过不断的天灾与人祸交织下一场场灾难的来临，我急切地感到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每延缓一步，这个民族的灾难就加深一层，这个民族就离毁灭接近一分。我不禁常常追问：这个悖逆的民族啊，在不尽灾难前为什么还不警醒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当我清醒认识到八九民主运动深远价值与意义时，我终于解脱了心灵的负累，走出了疑虑，坚定了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漫漫十九个春秋的求索，到今天我终于得到明证：八九学生追求的目标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违抗的，不管延误多久，重续八九理想是这个民族的自救之路，并且是唯一的出路！一个强权可以屠杀指证它病症与罪恶的学生与市民，但是它屠杀不了规律，它屠杀不了天道！中国大地接连的灾难正是天灾与人祸交织的产物，是天道的昭示！一个不能警醒自救皈依天道的民族，就别想脱出灾难的梦魇！

当此八九六四十九周年来临之际，让我们警醒自救吧！历史给予我们的机会不多了！

2008-6-3于北京

别说海外，就是在中国大陆，可能许多人也想不到，在偏远的贵州，在贵州偏远的毕节山城，1989年以来，纪念六四的烛光，就不曾熄灭过，或在有良知的人的眼前，或在他们的心里。

不拘形式，因地制宜地采用可能的方式纪念六四，19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六四惨案前几天，我在直播电视屏幕里看到、听到李鹏回答王丹、吾尔开西等说：我们不会搞秋后算帐的。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句大实话——他们的确没有搞秋后算帐，等不到秋后，就在话音刚落的夏季，他们就用坦克和机关枪对学生进行“算帐”了。六四刚发生的最初两三年，因为没有接交上有共同语言的人，我也就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形式来纪念六四。但是，每年的六四，我都会想起这句背信弃义的话，也都会在六四前后收听《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里有关六四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我心里那一根根蜡烛，也在心里，与海内外哀悼六四死难者的烛光一起，燃烧起来。

90年代初认识一个自称是贵州六四大游行骨干，后来因此进过看守所个把月时间的人后，我们纪念六四的方式，才相对地有了一定的形式和内容。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把我们纪念六四的活动写得太详细。我只能笼统地说，曾经，毕节有我参加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少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多的时候，应该有十来个人。活动有时是在外面，有时是在某一个人家。某一年在某人家纪念六四时，主人忽然神色紧张地说，安全机关肯定知道我们在他家纪念六四了，刚才有人敲他家的门，进来后支吾了几句，然后不尴不尬地走了。另外，对门某家那几个人，老往我们这边张望，十分不地道。从那以后，我们纪念六四，大多改在了室外。但是，我被抓进中共监狱的2005年的6月4日那天，我们一共数人，是在我的家中纪念六四的。

在内容上，每年也有所不同。除了交换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有关六四的信息外，我们还找来当年六四前的大陆报纸。看着当时激情喷发、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情形，我们多次为这样的爱国运动就这样被镇压得无声无息，还要被栽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而义愤填膺，甚至痛哭失声。铺开一张一个母亲欲哭无泪，无声胜有声地默哀自己刚刚意外死去的孩子的油画，我们为六四天安门母亲而悲伤。曾经，我们在一张纸上签下了参加纪念六四的名字。遗憾的是，后来因为担心纪念的人中有靠不住的人，就没有再签这样的名了。更遗憾的是，2005年9月9日那天，国安抄家走后，因担心他们杀回马枪收集“罪证”，妻子只好将那些签名和相关资料烧毁了。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不是毁在妻子的手里，而是毁在独裁专制政府那一只只绞杀正义的黑手里。

蜡烛，当然是每年纪念六四聚会少不了的。有一年，我们还把那年纪念六四的，正燃烧着的烛光照成了照片。后来，我还把这张照片发在了报纸上。虽然不是在六四那天，虽然我也不可能注明这是纪念六四的烛光，但我，以及那天在场的人都清楚，那是我们纪念六四的烛光。让纪念六四的烛光在党报上燃起过，这起码可以告诉未来，告诉历史，即使是在紧箍咒念得最紧、最频繁的党媒体，即使是在粪门记者占99%的党报，也还是出现过个把有良知的，记住了六四的人。这张照片还告诉未来和历史，在中国大陆人们想不到的偏远山区，也曾经有那样几个人执着地，坚韧地纪念着六四。虽然，他们点亮的烛光是那样的微弱，微不足道，但是时间和历史同样会证明，他们当年在乌蒙山区燃起的纪念六四的烛光，曾经多少照亮过六四死难者的灵魂，也多少驱散过专制时代的黑暗。

2006年6月4日，身在毕节看守所的我，是和一个有良知的狱友一起纪念六四的。那天，我对那位狱友，以及其他犯人讲了我知道的有关六四的事情。多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除了20来岁的小青年外

，年纪稍大的人，甚至包括一个判了死刑的毒贩，他们都或是看到过有关六四的光碟，或是口耳相传，竟然也知道一些六四的真相，并且都完全不相信官方没有屠杀学生的弥天大谎。除了绝食外，我还写了首纪念六四的古体诗，可惜弄遗失了，否则，今天，这首诗可以得见天日了。监狱里当然弄不到蜡烛，这难不倒我。收风被关进监室后，天一黑，我和那位狱友用背遮挡住监视器，在一块肥皂上插上17根火柴，然后点燃，纪念六四17周年的蜡烛，就这样在监狱里发出了他们该发、能发出的光亮。

2007年6月4日，我仍然是在看守所纪念六四18周年的，纪念的形式，也与头一年大同小异。

明天就是六四19周年的纪念日，我当然会以可能的方式纪念六四。只是，我心里没有底，作为专制政权的公开的“敌对势力”，我今年纪念六四的预想能否实现。但是，形式是次要的。他们能够压灭毕节，压灭贵州，压灭大陆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但他们无法压灭外县市，压灭其他省份，压灭海外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

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他们能够压灭我，压灭我们眼前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但他们无法压灭我，压灭我们心里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

纪念六四的烛光，必将是，也只能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2008年六四前夕

我想象不出，未来历史学家在书写中国汶川震灾事件中，将如何书写”孩子之死”这一章节。我更想象不出，如此多的少年青春就此消逝，为政者是否会在那么多孩子的尸身上来一次灵魂的忏悔与反省？尽管官方在逼近8万的死亡人数里，刻意只字不提死亡的孩子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但人们从成片倒塌的学校、成堆的孩子的尸体上，已不难推测出死亡学生的大致比例。无怪乎有人痛呼道，”汶川啊，失去了整整一代的孩子。”

 人们看到，温家宝总理在灾区的超级演出的确感动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中国人，当然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在孩子们倒下的瓦砾上，确然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但是，谁也看不到在汶川为孩子们制造出一所所巨大坟场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该当何罪？甚至谁也看不到汶川的学校和学生究竟消失了多少的数字和真相。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门的党官出来反思和道歉，更别提承担责任了。温总理，请不要只用泪水来回答我！

我只想知道，在中国汶川大地震中，为什么有7000多个校舍整体坍塌？为什么地震中死伤最大的群体竟然是学生？那么多校舍在地震中像”积木”一样倒塌的原因究竟何在？这是一个令人痛苦却严峻的问题。如果为政者不深层次地反思和忏悔，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如花生命

？如果我们不尽快寻找出造成人祸的关键原因，至少将那些应该为此承担起责任的官员绳之以法并公之于众，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中年丧子、而又老无所养的父老乡亲？

那些鲜活的孩子之死，不仅骤然暴露出中国农村、山区教育设施及体制的极其贫困和落后，而且也更加凸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已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田地！

当我们面对学校纷纷坍塌而政府大楼却鹤立鸡群的时候，不妨在此对比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人在震灾中的躲避选择吧。

对许多”愤青”们的”夙敌”日本人来说，当地的学校都是最重要的”避难所”。遇到地震，日本人一般都会去学校等场所避难。为什么日本的学校特别坚固？因为日本人知道，学校中的孩子，就是日本的未来！他们知道，学校通常才拥有最棒的抗震建筑；据日本一家协会（Japan　Society　of　Seismic　Isolation）透露，这和日本政府历来重视教育有关。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时，造成不少教学楼倒塌、学生遇难，于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吸取教训，规定学校教学楼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自此以后，日本学校的抗震设计标准都高于周边的民房。日本还有一个”建筑物耐震修改促进法”，规定所有的公立学校建筑必须高度耐震，新校舍要按最新严格耐震标准兴建，现存学校必须接受定期”耐震诊断”，有问题的还会被要求补强或是改建。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还展开了”校舍补强计划”。对按1981年前标准建设的学校再进行加固更新。据《朝日新闻》5月19日报道，在日本所有的公立中小学中，已经达到耐震级别的学校占58.6％。

而在中国汶川，学校则成了吞噬孩子生命的恶魔，那里是豆腐渣工程的大积聚。看看这些来自汶川的报道片断吧，我们不难从两相对比中感受到其中的巨大差距：

◆汶川新建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其学生的家长大多来自都江堰的底层，有卖菜的、有开铺做小生意的、还有石厂湾煤矿的工人。据一位姓黄的家长说，石厂湾煤矿有40多户家庭的孩子在这次学校垮塌中遇难。”预制板中间接缝处的混凝土应该有构件钢筋，但这里根本看不到。”5月23日，一位在现场察看的建筑业人士如是说。家长们反映，当他们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时，很多水泥墙都变成了粉尘，在挖孩子过程中得用手捧着一堆堆粉尘往外抛。

◆天下着大雨，在汶川聚源中学的废墟上，求救的家属们匍匐在地期盼着救援队一到达旋即施救，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堆碎石。再优良的地震救援队，也只能用最原始的双手在学校的废墟上刨挖，结果只能救出两名学生，而一具具遗体却被拉了出来。　　

◆一位普通的施救队队员看到此景后愤怒了：”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如今，从依然残存的残垣断壁中，他看到被地震折断的预制板无力地垂挂在墙上，盖住了墙上的黑板，黑板上粉笔字仍清晰可见。上述黄姓家长还说，学校曾得到过危房的通知，但这个消息却被都江堰市教育局局长张庆否认了。

当面对那些没有钢筋的水泥预制板，面对那些没有足可以承重钢筋的承重墙时，所有善良的人都已欲哭无泪。”孩子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 这就是悲恸欲绝的母亲们向贪官们发出的愤怒呼号。造成学校危楼的责任者，当然绝不仅仅是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而是那些大大小小醉心于官商勾结的政府官员。正是在不受监督的威权体制下产生的大量权力寻租黑幕，才是导致今天汶川大地葬送孩子生命的症结所在。换句话说，教育局、厅或部才是这些校舍的真正”业主”。

另据CNN记者拍摄到的棉竹五福镇棉竹小学也出现有同样的画面，200多个孩子葬身一片瓦砾的废墟之中，而周边的大楼就算是有所损害，也是挺立在那里。200多个绝望的家长，把照片放在废墟上，不忍离去。他们知道是豆腐渣工程而不是地震夺去了孩子的生命！那悲天抢地的呼号，无不使得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有良知的人深深动容。

大量校舍的垮塌导致成千上万学生的伤亡，无疑成为5·12汶川八级大地震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幕。如果说地震是天灾，那么，中国特色的豆腐渣学校建筑就是人祸，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多年来的严重投入之不足，是越来越巨大的城

乡二元化结构演变现实。

在充满暗昧的太平盛世，汶川人不得不面对数千座”希望工程”的倒塌，母亲们不得不直面孩子们的大量死亡，这难道不是中国的耻辱吗？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什么总理不下跪？为什么教育部长不辞职？党国反而一味垄断公共资源恬不知耻地利用天灾人祸，铺天盖地地鼓吹”我党”的权威和领导人的地位，这难道不是制造精神鸦片、回归封建迷信吗？还是网民说得好：”今日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原本就亏欠他们的，今日我们所捐献的，远抵不了以往索取的！”

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情怀的传承基因。因此不善于知耻而后勇，只安于领受”皇恩浩荡”的感动。正如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所指出的，”权利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况且，从宗教的意义上而言，我们都知道，每人的灵魂都要独自面对上帝，上帝已经把我们身边的罪恶扯开，把盛世的假面具逐一击碎，把鲜血淋漓的伤口摆在我们面前，看到伤口，如果我们只是悲伤地流泪，恐惧地战栗，而不知忏悔和反醒，那么，我们无异于都在继续犯罪，都在参与掩盖罪恶、粉饰肮脏的太平盛世。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六四”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日期概念。1989年6月4日夜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血案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九年了，十九个年头不算长，相对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刻，但是，这一刻是太特殊了，以致于很多的中国人难以忘怀它。

“六四”是我们国家的重大创伤，是我们民族重大的创伤，无论是在人命损失上，还是在精神所遭受的重创上，都是如此。“六四”情结是极多的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所谓的“六四”情结的含义也是多样化的，其中有二种情结最为要紧，最有价值，第一种是那些“六四”事件的亲身参加者，那些对“六四”有着清醒的认知，并且满怀热情地参与运动的人们，怀有最炽烈真诚的情感面对“六四”，他们对“六四”有着切肤之痛，痛心疾首的感觉使他们永远也无法忘记“六四”，无法忘记那些与他们一同奋斗但却不幸死难的人们。第二种是那些更为广泛地中国民众，他们对“六四”死难者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同时也理解“六四”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他们无法忘却“六四”，除了对人命损失的重大同情之外，他们也在“六四”所标志的社会进步意义上找到了他们的期望所在。“六四”情结既有正面的善良的人的情结，也有阴暗、肮脏的人的情结。那些顽固的专制主义者至今不肯承认“六四”是中国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更不肯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运动的武力镇压是错误的暴行，是肆无忌禅的反人类罪行。他们的“六四”情结是畏惧的，遮饰的，回避的，是希望永远不要去触动那根敏感的神经。然而，无论多么艰难，我们的国家都是在进步着，在向着运行着。人们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在世界性民主大潮的冲击下，专制的中国终将向着民主自由的国家转型。人们终将推开专制主义者在“六四”问题上所设立的种种障碍，终将跨过禁区，向着揭示真相与阐明真理的正确方向前行。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十九年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了。十九年前，我仍是一个青年，而今已成一中年人。青年时代所遇见的事件无法让人忘记。“六四”发生时，我正在我的家乡做一名法律工作者。那时的我全部的同情心都在运动的参与者一边。我亦渴望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中去。可惜由于多种原因，使我没有能实现前去北京的愿望，而我是多么希望到北京去参与运动呵！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在那场运动中毕其功于一役，能够就此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走向民主，那是一件多么伟大了不起的事情呵！为达此目标，即使我失去生命，我亦愿意。可是，命运没有给中国成功的幸运，也没有给我亲自去参与那场运动的机会。结果是，北京的运动遭到了失败，失败系出于当局精心策划的军事镇压。数以千计的人的死亡与更多的人受伤被捕成就了当局的“胜利”。我也没有能实现我献身民主事业，哪怕成为死亦要前去的愿望。命运使我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面对“六四”。我虽没有亲身参与“六四”，但我对“六四”的认知与感受是相当深入的。许多年以来，我写了一些关于“六四”的诗文，悼念那些运动的死难者，也谴责了那些以蛮横的武力镇压运动，造成千古悲剧的人们，不管那些人用怎样漂亮的名义与言词为镇压遮隐，掩盖真相与罪恶。

不用期望当下非民主的执政当局会为“六四”平反，“六四”本没有错，无需什么平反。“六四”以其所特有的真诚、热情、勇敢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书写了最壮丽的篇章。

“六四”无疑是一巨大的社会悲剧，这一悲剧发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发生在非民主的政党统治下的中国。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民主力量与非民主力量的冲突，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民主力量受到了重创，参与运动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可爱真诚的大学生那些真正的爱国热血青年付出了生命、健康等代价。非民主的力量获得了胜利，他们的头领得意洋洋。许多鲜活的生命为现代化的武器所杀戮，许多人的健康被剥夺，更多的人受到牵连、迫害。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在号哭，在四处喊冤。“天安门母亲”们的泪在长安街上流成了河。人们敢怒不敢言，是非黑白被颠倒。真相在重重的掩饰下日渐模糊。青年一代在缺乏信息的情形下变得无知，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何谓“六四”？然而历史终究是掩蔽不了的，天日昭昭，正义太阳的光辉不会永远照不到天安门广场上。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祈求那场运动中死难的人们在天之灵平安！

祝福那些运动的幸存者，受迫害者。当时间继续向前走动，当时间走到伟大的历史老人指定的一个位置时，正义伟大的“六四”必将作为永久性的历史性事件为人们永久记住。记住“六四”是为了不忘“六四”，记念“六四”更是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此一未来早已在“六四”的民主先驱者理想中存在。民主与自由，社会公正与和平，是我们国家与民族最需要的价值观与立国原则。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自1989至今，已经十九年了。

然而，今年不同凡响。2008，恰如1989，命定将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册：年初横扫南中国的特大雪灾，三月西藏僧侣的示威与被镇压，四月奥运火炬传递的抗议与反抗议，西方各国对北京当局的同声谴责，大陆反西方民族主义风潮之狂飙，四月底山东火车汽车惨烈相撞，最后，则是五月十二日撼动全球的汶川大地震。

目睹四川地震尸横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长安街。国人遭受的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劫难，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之痛的巅峰。一为天灾人祸，一为暴政人祸，双管齐下，蹂躏中华。国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无可讳言，1989 和2008的巨大创伤，是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中国在历史转型历程中的巨大阵痛。而1989，虽然时距较远，但是由于它浓缩了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光荣与梦想，由于它预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纪的巨变——共产主义失败，由于它成为历史的转折路标，因而，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重量。

灾难的历史后果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所谓“多难兴邦”，一厢情愿地简化和美化了巨灾大难的各各不同的历史后果，着眼于宣传效果，罔顾于历史事实，诚然有矫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灾变及其前后的社会氛围，具有导引社会心理变迁的巨大功能，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人们不会忘记，在1989年百万民众抗议的神圣氛围中，北京出现了著名的“小偷罢偷”现象，当年学运中，我们看到，一个多月前还沉溺于考托福、忙出国、谈恋爱、打麻将的大学生们，当精神的天空风生水起时，同样是他们，却突然坠入悲情汹涌的政治抗争中，前后表现，判若云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镜。

而2008，人们记忆犹新，在汶川大地震中， “自发救灾，慈善捐款”的善行，风起云涌于日常麻木迟钝的普通国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悯人情怀，也突然奇迹般涌现出来，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骤然变迁，会出现价值体系的剧烈转换。至于变迁的具体方向，是正是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坠落？则取决于当事者平日隐而不显的神秘的精神蕴藏。

人们注意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庸常的生活退隐了，而某种“崇高”性的心理体验翩然降临。一些平日斤斤计较无比看重的事物，此时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此时突然获得神圣的地位，不容亵渎。这是巅峰式的精神体验导致的精神洗涤与升华，笔者称之为“灾难的宗教性效应”。的确，大难中的精神升华，极其类似于宗教体验。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现代中国的十字架，是有实实在在的精神理据的。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大地上像野火一样弥漫的宗教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该事件的属灵的回应，它孕育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勃兴。

而这次空前惨烈的汶川大地震，难道不会酝酿一场普遍的宗教感悟？当然，多事之秋的2008，远未收场；历史大剧，尚未落幕。两个月之后，在首次作为东道主北京，奥运会即将鸣锣开张。在一场巨大的生命与精神的洗礼之后，在六四亡灵持续十九年的审视下，这张巨大的画幅，将展现出怎样一幅幅场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战战兢兢，发布种种空前严厉的禁忌措施。而历史之神，也正在睁大眼睛，俯瞰众生，翘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灵携带着未了的遗愿，在天国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难者的魂灵，该与他们在天堂会面了吧？

佛说，众生平等。不过，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让我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献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祷。为中国，为人类，也为他们心中未了的遗愿。

伴着泪水，看着电视上一个个从废墟中被人们救出来的生灵，为他们能在世纪大灾中逃出天生，为他们每一个能活下来的人忻福，一定好好活着，一定好好做人！

汶川大地震，震出了人生百态。看着被救的人，看多了，倒也看出了子丑寅卯，看出了中国社会的现状，看出了人间的真情，看出了人心的缺陷。据了解这次解救最大的官大概是汉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想必平时百姓见到他，一定叫他张书纪。开口张书记，闭口张书纪，可能他只记得自已姓张，叫什么己经忘了。地震那天，张书记也被震到了地下，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是大自然的受害者。在废墟中，一是绝望，二是四周无人，权力顿时不起作用了。在生与死的博斗中，我们极为同情张书记的求生本能和逃生愿望，只是张书记在地震面前只能和百姓一样，显得那样无力、无奈。

有关权力的论述，被引用的最为广泛的是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他从人类的行为学入手，指出：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不一定去做，本不愿意去做的事。换言之，权力有使他人改变行动的能力，权力越大，改变别人行为的能力也越大。张书记这个官对中国而言只是地方芝麻小官，可在汶川倒也是一言九鼎，操着生杀大权的父母官，假设他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好官，那他也一定认为你的好日子是他给你的。假如他是一个坏官的话，倒霉的肯定是叫他“张书记”的百姓。

书记是中国的一级官位，它是一种权力，一种象征，一种名誉，一种顺序，一种优越，一种高贵，一种秩序，一种比它低的人无法超越的障碍。张书记此时特用“书记”身份的同时，把他父母赐给他的名字忘了，因为“书记”的称呼比自已的名字更快更好的得到认可和回报，按时髦的说法，争取了社会最大利益化，由于长时间的利益化薰陶，使张书记和不是张书记的许多中国人渐渐地养成了习惯，变成了本能。所以，当救援队来到他面前时，他理直气壮高声呐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

杨柳同学，女，锦竹县汉旺镇东汽中学高年级学生。她是这次大地震中最大死亡群体——学生中幸存者之一。地震后两小时，她就被营救人员发现，当她听说由于结构原因先救她，会导致更多有生还希望的同学丧生，懂事的她选择安静地等待，并告诉营救人员，先救别人，不要管她，她会照料好自已，可杨柳的腿正被压着无法动弹，她忍耐着并露出笑容。六十九小时后她被救出，生命得救了，可她的腿因长时间压挤，被迫截肢。

杨柳同学在等待中是无权喊出“我是张书记”的，因为她和张书记不在一个挡次上，她根本没有改变别人行为的能力，她太卑微了，她算什么东西，她出生在山沟里，她没能力在城里上名牌中学，她只配坐在这种钢筋比铅笔还细地所谓“教学大楼”里完成她的受教育的过程。当灾难来临时，她几乎没有任何资本，有形的和无形的与这个社会进行交换，她唯一有的是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善良。她用善良帮助别人，她用善良克制自已，她用善良顾全大局，她用善良迎得社会的同情和帮助，甚至她用善良争取到了救“张书记”的时间！

张书记，杨柳同学，同时被地震的恶魔压在了底下，那么，我们到底先救谁？

张书记要快救，杨柳同学也要快救。可当我确定他是书记后，我会学着温总理对他喊话，“请相信政府，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会救你们的”，仍后第一时间去救杨柳，救杨柳的同学，救杨柳同学的同学………，比张书记更需要先救助的人真是太多了。

官场上的潜规则又一次被运用到了生死悠关的节骨眼上，张书记说“我是张书记”时脸不变色心不跳，而杨柳同学说“先救别人”时却满怀感激。有人提议震后政府机关应和学校对调，学生的生命就多一份保障，而我更觉得张书记和杨柳同学的位置也对调一下，中国一定比过去更有希望。

我们救了一位被截肢的杨柳同学，她是一个小人，却也是一位伟人。

我们救了一位抖了抖泥土就没事的的张书记，外表看上去象人，却绝对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