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墨尔本）老戴维

八九年”六四”事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其中最为著名并流传于世的，莫过于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那张。这张照片曾被世界各地的抗议人士，在游行集会的队伍中，在各国媒体的摄影机前高高举起，以至成为政府出动坦克军队镇压学生的铁证。

十九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能更清醒冷静地反思这段历史时，却忽然产生了一种怀疑，这张照片，会不会是一张精心伪造的假相？

这张照片是一组短镜头中的定格。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它拍得那么清晰，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拍摄的人显然很专业。其次，镜头选择的角度很好，居高临下，”恰到好处”地拍下了王维林只身一人，挡住了三辆正在长安街列队行驶的坦克。要知道，军队屠城行动始于6月4日晚上9点，从照片的光线看，拍摄的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6月5日中午，而这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早已清场完毕，四周由戒严部队严密把守。怎么可能有一个叫王维林的人，站在空空荡荡的长安街上，在无人管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大大咧咧地挡住一队坦克？那三辆排成纵队的坦克，更像是按设定好的那样，停在那里，好像是被一个人挡住了。它的前后左右，更不见一个士兵的身影，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军人和刀光剑影的汹汹杀气，在这组镜头和照片中全无踪影。显然，一切都被人精心过滤了。

镜头中，挡坦克的王维林，双手还提着一包什么东西，好像是炸药包，又好像不是。在被封锁得插翅也休想飞进去的包围圈里，还能如此从容地提着一包可疑物品进入，并且旁若无人地站在坦克前面长达数分钟而没有遇到阻止和拦截，这不可能。从衣着上看，他穿着长袖白衬衣，着长裤，干干净净，不像抗议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居民百姓，倒像是个换上便衣的军人或警察。

“六。四”之夜，屠城之后，有关当局为了配合”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制作了一系列的舆论宣传，比如故意把一队军车行在路边，暗中派人混在愤怒的群众之中放火，然后拍下”暴乱份子烧军车”的真实录像；把个别死者换上军衣，说有人杀害解放军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正面的宣传，如北京居民是如何欢迎戒严部队进城的场面。

当时”六。四”前后的北京，老百姓对军队普遍产生憎恨厌恶情绪，怎么可能拍出”欢迎”的场面？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为了制造这一假相，当局专门事先派人去北京某一地区传播消息，说，有一支部队，他们抵制了命令，全体官员没有向学生和群众放过一枪一弹。现在，这支部队已经开过来了，就要经过这里，大家马上去欢迎他们吧！于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居民涌上街头，欢欣鼓舞的镜头就被早已准备好的摄像机录了下来。

“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镜头，据我本人推测，也是这宣传系列中的一部分。我这样说，也许有人忍不住要问：那为什么当局要拍这样一组照片，并传布到国际社会，引来对它不利的指责呢？

我们再回到这段录像中，王维林双手提着”炸药包”，立定在坦克面前，甚至还攀上坦克，和驾驶员耳语几句，又跳下来。于是，打头的那辆坦克向左，他便向左跨出几步；坦克向右转向，他也向右，依然挺身挡在坦克面前，如是者反复多次。尤为令人费解的是，他竟如此了解坦克的构造，连打开什么部位能和驾驶员讲话，他都了如指掌。这就让人不能小看他了。这个挡坦克的人，不是个客串的演员，而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

这个叫王维林的，究竟是什么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认识他，民运认识无人知道他是谁，中国政府亦语焉不详。国际人权组织也无人知晓。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又瞬间蒸发，无迹可循。连监狱和失踪名单也没他的名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想如果确有其人其事，应该是可以查到的。

这一假设推断到这里，已完全可以作出以下结论，那就是当局伪造这一历史镜头的目的，是想告诉国际社会：我们确实出动了坦克，但军队是热爱人民的。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坦克没有压学生。即使有人挡在坦克前面，我们的坦克也绕着走，没有从他身上压过去。当局是克制的，这张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事与愿违，这张照片所产生的舆论效应之强烈，远远出乎于中共的意料，其效果也完全违背当局的初衷，它成了中共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有力证据。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中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弄巧成拙，又不好否认，只能硬着头皮喝下这杯自己酿的苦酒。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张伪造的历史照片，已成为”六。四”运动的象征，定格在人们心中，它具有特殊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独立中文笔会网消息，今天（6月4日）下午6点钟，六四天安门四君子之一、本会理事刘晓波博士准备与妻子刘霞一同回岳父母家里吃晚饭，在自家楼下遭恩济庄派出所和海淀分局的警察围堵阻拦，警察要刘去谈话(关于六四),刘晓波据理抗争，发生激烈争吵，期间北洼路姓杜的公安派出所所长竟然用拳头殴打刘晓波博士，随后又被关进附近的小黑屋中（小黑屋是刘家附近的一个岗亭）。

今天是六四纪念日，血写的历史上的今天决不会被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遗忘。独立中文笔会网强烈抗议北京警方的野蛮行径，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要求惩治打人凶手，并停止骚扰、逮捕和监禁那些要求官方承担镇压行动责任的幸存者、家属和学者。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纪念“6·4”活动情况汇报

— 武振荣,邓韫璧

2008年6月3日晚9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的部分成员冒着大雨，在首尔中国人教会举办了“纪念‘6·4’19周年烛光晚会”。晚会上，分部成员在用蜡烛摆成的“6·4”字样的图像前为“6·4死难者”和汶川地震的死难者进行了3分钟的哀悼。 分部成员郑才做了“我们永远纪念‘6·4’”的讲话，分部常委吴江宣读了《‘6·4’祭文》，副部长邓韫璧宣读了丁子霖代表“天安门母亲”致海外民运人士的信件，武振荣部长做了《我们为什么一年一度纪念“6·4”》的演讲。纪念活动持续了50分钟后结束。 这是韩国分部从2003年开始后一直未曾间断的纪念“6·4”活动的第6个年头，也是韩国分部在韩国的中国同胞中从事持之以恒的民主宣传活动的继续。

2008-6-3于韩国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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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的六四致辞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值此“六四”惨案十九周年之际，我受天安门母亲群体之托，衷心感谢你们年复一年聚集在一起，悼念十九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死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集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对死者的一种敬重，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这既是一份道义的担当，又是一份信念的坚持。我在这里代表天安门母亲的每一个成员谢谢大家了。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举国同悲的特大地震灾难，这场灾难再一次在我们这块浸染着斑斑血迹的土地上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死难者。让我们无法面对的是，在这些死难者之中，竟有那么多尚未成年的孩子。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顷刻间被埋葬在瓦砾堆下，那一个个抱着孩子生前照片的母亲们跪倒在地上呼天抢地，这一切令每一位善良的人们肝肠寸断。 作为十九年前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我们都曾经历过死亡，也曾经受过灾难降临时的痛不欲生。我们的心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再也经受不住一起又一起新的死亡接踵而至。昨天，中国大地上出了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天，同一片大地上又多了个“四川母亲”群体。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

无情的天灾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尚难以预测；但人为的灾祸更可怕，因为本该防止却未能防止。十九年前的那场大屠杀，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和无辜平民死在了“共和国”军队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之下，那纯粹是一场人祸。今天的那些孩子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但他们死了。他们死于天灾，更死于人祸——是丧尽天良的豆腐渣工程最终夺去了他们年幼的生命。 中国无以数计的非正常死亡，多半是死于一种制度，一种观念。 中国的政治制度，它所极力维护的，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除了权力和金钱，不存在更需要维护的东西。中国人的观念中，最缺少的，一个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一个是对死亡的敬畏与戒惧。千百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草民百姓，或者视人命如草芥，或者视生死为天命，都不把生命和人的价值当回事。人们不会忘记十九年前邓小平“死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狠话，人们也不会不记住十九年后今天地震死了那么多人竟还有人冷血地发话，要媒体坚持所谓的“正面报道”。这不禁让人们不寒而栗！ 制度、观念都是很难改变的，但不改不行。“六四”带来的祸患已经说明非改不可，这次地震带来的灾祸再一次说明非改不可。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十九周年，就是要唤起国人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唤起对于死亡的敬畏与戒惧；就是要尽我们的一切努力，促使我们的制度按照人类的普世价值实现和平转型。惟有如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我们才不再感到死神会随时降临到自己身边。

谢谢大家！ 

丁子霖 2008年5月30日

乔治·布洛克（世界编辑论坛主席）
 
尊敬的陛下，
尊敬的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介绍2008年自由金笔奖之前，我要处理某件被长期忽略的事。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有1995年自由金笔奖得主高瑜。由于她在13年前获奖时正在中国狱中服刑，我们还没有机会适当地祝贺她。高瑜为新闻自由奋斗多年，为履行其职责两次服长刑，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启迪。因此，我希望高瑜站起来——我们极为高兴你今天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感谢你在新闻自由进程中所做的工作。
 
一年前，在开普敦的大会和论坛上，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中国新闻工作者师涛。
 
今天，我们将此荣誉授予另一位勇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李长青，他于今年2月在狱中服刑三年后获释。他的罪行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是世界报协自1961年创立此奖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年授奖给同一国家的中国新闻工作者。
 
这个奖的颁授是基于李先生个人的业绩，他因在有关当局公布之前披露一种危险疾病的严重爆发而坐牢。自由金笔奖认知李先生以公众利益揭露重要事实的勇敢行为。
 
不过，李先生的个案也属于一种境遇。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新闻工作者监禁者的恶名。中国当局在成功争取奥运会举办权时，尽管有改善新闻工作者状况的许诺，但是一直却继续其打压政策，玩世不恭地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社会都不期待他们尊重自己的改革承诺。
 
事实上，中国甚至现在还在奉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就在奥运会的几周前。就在上个月，又有两位记者被关押，这一次是报道一个官员殴打工作迟到的雇员。目前在中国监狱里关押着超过30位新闻工作者和50位网络异议人士，这是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观看北京奥运会时需要记住的事。世界报业协会和世界编辑论坛再次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今天的获奖者李长青，在其居住城市的卫生官员向公众发警报之前，揭露了登革热的爆发。在大多数国家，他会因此贡献而受到祝贺并获得荣誉。在中国，披露这类事实却是要坐牢的罪行。
 
想想这种情况，设想疾病爆发在你孩子的学校，你工作的地方，或者你城市的公园，当局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不在他们知道后尽早告诉你此事。
 
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误。但这正是在中国发生的事。2003年，中国政府推迟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萨斯病的爆发，限制媒体报道以维持公众的信心。中国为其处理萨斯病的迟缓道歉了。但是，李先生在一年后揭露的案例显示，中国当局并没有从其错误中接受教训。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就没有了揭露错误、腐败或一般失职的疏漏。
 
而在那些由新闻工作者来发挥这个作用的少有情况下，他们面临巨大的风险——失去工作，受孤立，坐牢，或更糟。这使我们国际社会对他们处境的关注更为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关切他们及其正遭遇的一切。有些人说，结交才是更好的途经，得罪象中国这样富强的国家既无效也不值。这些是错误的选择。
 
世界报业协会相信结交，但正是我们的中国同行向我们显示，他们对结交根本就不真感兴趣。
 
你们参加过以往大会的人都知道，中国出版业及其代表一直在这里受到热情欢迎。他们在这舞台上有一席之地，有机会向世界出版者和编辑们发言。中国报业代表团访问过世界报业协会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得到对世界报业发展的广泛介绍。几年前，在首尔的世界论坛早餐会上，中国官员和《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有过坦率的交流。
 
可结交的结果呢？中国报业协会继续反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对任何一种具体话题的讨论毫无兴趣，把象师涛和李长青这样的人称为罪犯。我们知道，中国报业协会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下令要中国媒体代表抵制我们在哥德堡这里的活动。
 
世界报业协会既相信结交，也相信建设性的批评。如果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正确的位置，它就必须成熟到足以接受批评，和而不同地继续讨论。我们希望中国当局有一天能认识到，容许新闻自由正符合该国的最大利益。
 
李先生的案例向我们证明了为什么如此。李先生曾是福建省的《福州日报》记者和采访部副主任，在被未定罪关押了近一年后，于2006年1月被判处三年徒刑，罪名是“散布虚假恐怖信息”。
 
由于中共宣传部门对敏感社会问题的审查和限制，在中国的媒体上没有福州爆发登革热的报道。加给今年2月获释的李先生的罪名，是基于在美国一个中文网站《博讯新闻网》上张贴的一篇有关登革热爆发的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李先生无法得到护照，今天不能与我们在一起接受此奖。他的妻子被中国当局阻止来这里，在北京机场被警察短期拘留和盘问，并被没收了护照。
 
因此，我要请另一位勇敢的曾遭迫害的中国作家李剑虹——她曾被绑架、骚扰、拘捕并被迫离开中国——来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李长青接受2008年自由金笔奖。
 
2008年6月2日于瑞典哥德堡
第61届世界报业大会暨第15届世界编辑论坛开幕式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并转发）

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贺卫方

(贺卫方，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曾编辑过《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刊物以及《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等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法制改革。)

最近这些年，在我国的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例如厦门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抗议一家政府批准一家化工企业在市区建厂。一些地方的失土农民到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还有某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管理制度的不满。虽然在中国法律中，在未经公安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游行示威属于违法，宪法里也没有罢工权，不过，那些变相的游行以及实际的罢工却难以绳之以法，这多少是由于”法不责众”的原因。

但是，在涉及到国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些根本观念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却没有多少变化，那就是，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或者”冷战”思维作出解读。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如果民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政府决策的损害，那样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相反，所谓损害其实恰好是为了你的根本利益。

意见表达需要民主平台

不过，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这种政治哲学已经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了。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

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改变某些相沿已久的观念，没有民主的过程，没有选举、协商、辩论、听证以及抗议等具体环节，那种民主的标榜完全是一种空话。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

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chinesenewsnet.com)

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chinesenewsnet.com)

政治与民众关系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尤其是在我们这里，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元，但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还是没有改变，于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依旧是那种慈父兼命令的形态。于是，最高领导层根本不会承认决策错误，他们是”一贯正确的”；对政府的公开抗议就只能采取某种暗渡陈仓的方式，维权过程中也多采取某些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策略，例如揭露地方官员而美言最高领导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也常常是遭受压制甚至严厉的惩罚。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

歌德曾经对于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们提出告诫：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不过，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文化以及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贺卫方是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今日是「六四事件」19周年，每年到这一日，许多炎黄子孙心情複杂，在追悼事件死难者的同时，都希望「六四事件」尽快得到平反，使得民族能够走出这段历史伤痛。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至今所揭露种种事态，内情错综複杂，还待更多资料披露，才可以了解箇中真相。但是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当日出动解放军镇压这场爱国民主运动，造成学生和北京市民重大人命伤亡，无论当局以什么藉口解说，当时所採用手段之暴烈，肯定不对。当日的镇压，在民族之间埋下巨大历史伤痛。

地震救灾现大爱 有利抚平六四伤痛

「六四事件」之后这19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陡增，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也普遍获得肯定和讚赏。但是中国近年的积极变化，不应该视为六四镇压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坚持这样的认知，那是正义与邪恶不分，文明与野蛮不分，甚至是人类与禽兽不分。这些年来随经济发展所厚植的国力，应该视为给国家和人民提供一个机会和基础，解决类如六四的敏感历史问题。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若寻求解决六四历史伤痛，有较大回旋空间，因为他们与镇压行动没有直接关系，较容易得到人民宽容体待。当今中共施政「以民为本」，致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次汶川8级大地震，在总书记胡锦涛领导和总理温家宝指挥下，中共在抗震救灾所显示人文关怀的崇高精神，不仅救灾行动卓有成效，也使得整体国民紧密地团结一起。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得理性、关怀，且积极主动，出钱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领导协助救灾，中共领导人应该从中体认，公民社会在大陆已经隐然成形，这样的社会氛围，给解决敏感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至於广大人民，他们珍惜目前的局面，只是想走出六四历史伤痛，使死难者得以安息，使死难者家属得到适当慰藉，如果有人欲藉平反六四事件而搅乱国家，相信会遭遇到绝大多数人民反对。总之，由中共领导人所处位置、人民的素质和国家社会的现实情，现在是纠正六四事件的恰当时候。

治疗伤痛、与人民和解，若一步到位，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矛盾和纷争，需要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例如可以从人道主义手，抚平死难者家属的伤痛，协助有需要者解决生活困难，准许去国异见人士返国等，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只要开展了这些工作，人民会感受到当局的诚意，整体气氛顿然改观，和谐局面於焉浮现。

改革开放成功 赵紫阳应记一功

另外，要妥善处理已故领导人赵紫阳的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赵紫阳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首位总理，后来晋身总书记，就改革开放工作了11年，他因为六四事件下台，之后被中共党内指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而遭到软禁，3年前郁死。当年中共内部就如何处理学生示威存在严重分歧，最终演变成惨烈的权力斗争。就外界而言，赵紫阳最多只是同情学生，但他在权力斗争中输了，中共加诸他的罪名，很多人民都不同意，趁此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如果能够给予赵紫阳一个较为公平合理的评价，是抚平这场历史伤痛的重要部分。

两岸在冰封10年之后，近期频繁的重新接触互动中，汶川大地震成为两岸民胞物与、相濡以沫的纽带；在香港，今年支联会纪念六四活动期间，也为济助地震灾民而募捐；达赖阵营按藏历传统，今日早上发动全球藏传佛教僧侣和信众，集体为四川地震死难者诵经祷告，祈求新生，藉此向北京当局释出善意，为下阶段高层次商谈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四川汶川大地震把原本相互敌对阵营扭在一起，这种情，希望为中共和各方阵营之间的和解，提供一个新契机。

目前，只有中共拥有足够力量和资源去推动全民和解，就一个执政党而言，它也有寻求与各方和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北京奥运还有约两个月就举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耳熟能详，希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之后，在中国的大地落地生根。这样的话，两岸继续良性互动、与达赖阵营商讨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固然是关乎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头等大事，但是人民内部希望看到平反六四事件，使民族走出历史阴影，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下，建设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大事项。因此，中共带领人民走出六四历史伤痛，应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一年一度的六四又到了。今年是十九周年，明年将是二十周年。这是一个哇哇啼哭的婴孩长大成人，完全懂事明理的过程，但是看看周围的同胞，对六四的看法，仍然是那种茫然无知的神态，就感到揪心地痛。俗话说“一叶障目”，究竟是什么该死的东西，把人们的眼睛遮住，把人们的心灵扭曲？

我每年都在重复说明，六四的要害是开枪。这不仅仅是个别的军人开枪防卫走火误伤，而是有策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火力进攻，已经远远超出维护治安的范围，无异于群体谋杀或者屠杀。这是极端的野蛮，极端的非人道，极端的无理，极端的罪恶！

退一万步讲，学生过火了，学生领袖是野心家，但他们毕竟是学生！学生们即便犯法，也是可以减刑或免刑的，因为他们还年轻，还不具备完全的法律责任。对于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来说，那些学生的年龄相当于他们自己的孩子。有哪一个家长由于孩子闹事，就拔出枪来，一枪击毙的呢？这样的家长还是人吗？

当然受害者主要是北京市民。没有一个北京市民配得上是暴徒，相反，他们充满对孩子的爱心，就象现在的成年人对四川地震冤死孩子那样的爱心。北京市民为什么要阻挡军车，还不是因为宁愿自己流血，也不愿孩子受伤吗？有这样爱心的人就是暴徒，没有这样爱心的人就是共和国卫士？这种伦理颠倒状况可以在一个国家持续近二十年毫无改变，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我为你感到极度悲伤和羞耻。所以，我毫无悔意地选择了告别你，惹不起，躲得起。

不能不承认，由于可以避免的原因，中华民族已经是一个分裂的民族。分裂状态一直演进到今天。我说的不仅仅是台湾和大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裂，还包括所有的海内外华人。他们虽然是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语言，但是脑子里想的，心里相信的，却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对立的东西。一个存在这样状况的民族，就是分裂的民族。世界上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像汉族人这样的对立和分裂。即便是某些极端的华人民族主义者，也一样不知好歹地把同族人当成敌人。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过世界上有这样可笑的“民族主义者”，所谓民族主义者一定是团结本族的敌人，一致对外的。

这个原因就是暴力，简单说就是开枪。开枪不仅是生死的分界线，也是一切伦理，一切是非，一切准则的分界线。大家是同胞，是成年人，无论什么是非对错，政治主张，都可以慢慢讲。讲不清可以等。如果为了讲清道理，损失了经济发展的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了经济发展快一点就要杀掉一批人，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据说当时决定动武是因为老人们感到生命威胁。我不知道哪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过哪一个老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有这样的证据，把这个学生领袖拘留起来送进大牢就行了。可是他们不放心，还是要调动军队。

根本上，这就是因果报应，历史循环。循环的是412屠杀的历史，国共两党动用倾国之力，生死拚杀的历史。严格讲起来，凡是向同民族的政治对手开枪的人，都是民族罪人，因为他造成了不可弥合的民族分裂。一开枪就要死人，一死人就是人命关天。人们毫无退路地要在赞同死人和反对死人的对立中作出选择。因为死人是关天的，这个选择必然是关天的选择，不可能中立。

于是，一开枪，就分裂了。这个最起码的道理，望今后每一代中国的政治家们深思。

“来自三个方向的‘T’形血路”，“哪怕有一星半点线索，我们都会继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