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历史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余英时

融合国家叙事与个人故事

有一幅名为“1860年之前美国领土的扩张”的地图，下面的几句解说令我眼前一亮：“正如地图所显示的，美国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领土。”从1803年美国在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到1853年美国从墨西哥处得到加兹登购地，其间抽象的、冷冰冰的时间跨度，被一句“美国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内就获得”，赋予了一种如同生命般的质感和亲近感。一时间，你似乎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起，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某种生长的力量，即使其中可能隐藏着种种的血泪与屈辱、秘密与阴谋、强权与不公。

这是加里。纳什等人编著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中第十三章《西进运动》中的一幅普通插图。这很好地说明了全书在前言里便清楚阐述的目的———“撰写一部美国国家及其社会的发展的均衡而生动的历史”，并且“试图展示历史的‘人性’，就像人们的日常生活所表露出来的那样”。

作为一本涉及范围从1492年甚至更早直至2002年的美国通史，作者自豪地认为书中几种促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过去历史的方式，把本书与过去二十年所撰写的大部分历史教科书区别开来：“在叙述像总统选举、外交跳跃和经济立法这种公共事件的同时，我们还试图把这种广阔的国家叙事，与充盈其中的个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在一个按年代编排的框架之内，我们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历史编织在一起了。……我们经常采用普通美国人的语言，捕捉那些曾经参与像战争、奴隶制度、工业化和改革运动这样的重大事件并对其做出反应的真实的人的声音。”但是作者希望做的事情比一本普通的美国通史更多：他们试图通过追寻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宗教、知识甚至生物方面的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的历史，通过分析今日的我们继承下来的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关于集体的过去，为读者提供一种“丰富、均衡、并能激发学生思考的美国历史叙述”。

对本国历史的批判与反思

书中各章的结构也非常新颖。每章都以一个称为“美国故事”的普通或者不太知名的美国人的经历开篇，以引出该章的整个主题与主要概念。这种人性化的叙事还吸引读者去阅读与思考，并说明历史既属于杰出人物也属于普通人。接下来的“本章概述”则将读者引入正文。各章中都有两页篇幅的“再现历史”，其中呈现的历史资料大大超出我们印象中历史教科书的资料来源：家庭账目、民间故事、日记、墓碑、广告、流行音乐、服饰、人口普查表、照片与图画……结合后面的“反思历史”部分，读者可以学着像真正的历史学家那样，从这些真正反映了驳杂但丰富的历史的原始资料中重构历史与批判性思考。此外，以一个小地球的图标代表的“美国历史的国际背景”部分，则恰到好处地引领读者“将历史与世界相交叉”地跨国界思考，“与分开讨论全球性重大事件的做法相反，我们把国际叙事编织进了我们对美国历史的分析之中”，对于一本主要为美国读者编写的教科书来说，这点也许尤为难得。

在读者兴致勃勃地通过文字材料和绘画、卡通画、照片、地图、数据表等各种插图结束了全章正文阅读后，每一章的结尾也同样符合教育学对保持读者兴趣、重温本节要点、促进读者思考等要求。“大事记”用编年的形式梳理与回顾该章叙述的主要事件。“本章小结”简要地归纳了全章曾详细阐述的重要概念及其演变。富有美国特色的“推荐读物”、“小说和电影精选”以及“美国历史在线”则充分利用了信息时代的多媒体资源，供有兴趣的读者去掌握更多的资料来源和开放性地思考。

如此一本多样化、知识化却又趣味化、方法化的美国历史读物，在200万字的篇幅里加入500幅图片，在技术层面上它确实做到了“使讲授和学习都成为愉快且有收获的过程”，因而绝对值得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学习。但是，在更高的方法论层面上，我们必须看到，这本书里反映的对本国本民族历史的批判与反思精神、对“普通美国人与重大事件之间的互动”的关注与重视，才是更值得珍视的优点。

在这本书里，我们读不到用抽象的原则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和把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元文化的现实，看不出用过多“官定”的历史结论潜意识地引导和“控制”着学生的信息、分析和思维过程，找不到脸谱化的过于抽象的人物形象与过于简化的社会线性发展观。恰恰相反，亚马逊网站上甚至有普通读者的书评将此书称为“将历史分类扔进自由派政治正确观点的垃圾箱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左翼观点”，“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暂且不谈这种教科书编写中也许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原则是否正确，至少我们在阅读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在大量接触全新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批判性地思考的愉悦。在“今天的美国学生怀疑历史的存在价值”时，本书作者坚定地表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终止历史价值怀疑论”。历史学的真正价值也许正是在于怀疑成见、在于探索证据、在于求证结论，而这也正是我们自由思考的快感来源。

不一样的历史教科书写法

福柯说过：“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本书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对个人自身的培养至关重要。一个人的自觉与自尊为其一生的尊严和完满奠定基础。历史的记忆是自我认同的关键，决定一个人在人类历史、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如主译者刘德斌教授所言，本书的第一主编加里。纳什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心（NCHS）主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任主席，也是授权牵头组织制定美国《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负责人。虽然《标准》出台后“引发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程度最激烈的关于美国历史的辩论”，并且被迫做了修改，但通观全书，读者会发现主编还是按照当年他所负责制定的《标准》来解读历史，而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学习与解读美国历史的视角，更是一种将历史理解为赋予我们当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规则、权利以及秩序以“合法性”的最佳范本。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美国，告诉我们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教科书写法。反观某些国家或地区，被秉承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历史哲学的教科书编写者轻视、忽视甚至歪曲历史真相，一味主张把对本国、本民族、本政权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或者以一种真正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心态、用强制的手段和方式推行其所谓的“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民》一书也许更值得那些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们学习。因为只有具备了尊重历史的宽广胸怀与自信心态，具备了对历史负责、求真向实的气度，具备了理性、健康、包容的多元历史观，才有可能编写出值得让学生们去学习的历史教科书。

与孟浪在法拉盛分手之后，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戴上IPOD听着霍洛维兹弹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随手翻开了孟浪的诗集《南京路上，两匹奔马》。第一首《冬天》写于1985年，最后一首《首都》写于2005年。一本191页的诗集，收了诗人二十年的精萃之作。

也许是摘下眼镜凑着书本读的缘故，不由十分投入。尤其是诗行间不时闪现的奇妙反差，让人兴致盎然。诗人选择的字词有着金属般的沉重，诸如历史，时间，天空，枪械，军队，杀人，奔马，毁灭，等等，乒乒乓乓的，犹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可是最后组合出来的诗行，却相当的轻盈。比如，“因我的呐喊而嘶哑的天空”，“一支军队整齐地进入墓地获得永生”，“军队，在街上急转弯，划出他们自己也难以忍受的弧线”，“青草继续被风吹斜”，“我对右手拒绝了左手”。最典型的，也许是那句“一个孩子在天上，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与这样的诗行相谐的音乐，无疑是莫扎特的作品。

不知是一个巧合，还是一种天意，会在谛听莫扎特的时候，阅读如同莫扎特音乐一般轻盈的诗歌。霍洛维兹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弹奏得宛如清晨的空气一样，透明。而这恰好就是孟浪诗歌的一个特色。孟浪举起滚石般的词语时，仿佛一个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可是当他将这些词语抛入诗行的时候，又轻盈得如同朝空中随意抛撒一片片羽毛。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描绘，便是“一个孩子在天上，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这里稍稍加以补充，就可以得到一幅完整的图景：一边，是沉重的石头从山上滚落；一边，是轻盈的羽毛在空中纷纷扬扬。读完这本诗集，你会发现，西绪弗斯原来是个天真的孩子。

在这本诗集的封底，有人评说孟浪的诗歌呈现出来的，是某种激越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有着“与生俱来的飞翔品质”。飞翔品质可谓一语中的。只是那样的想像，更接近于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读着孟浪的诗歌，会发现诗人原来是个不屈不挠的孩子。一颗童心，穿越在乌云密布的历史天空，致使历史在诗行里不得不获得存在意义上的还原。把石头推上山的时候，是沉重的；但石头在诗行里滚落的时候，却像羽毛一般轻盈。地心吸引力在童心的天平上，悄然远逝。这是孟浪诗歌的魅力所在，更是其诗歌的价值所在。

不读孟浪的诗歌，很难想像其内在的童稚。此君的相貌、穿著甚至连自我命名全都具有摇滚特色，并且是重金属一类。记得199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他，感觉像是在组织一次武装起义，凝重，焦躁不安。穿戴永远厚重，一如神情始终焦灼。说起话来并不流畅，好比跳跃不定的时针，非常费劲地指向某个重心。相比之下，他的文字远为清晰：“让我们面对一个国家的反面”，或者“一座城市一度被金钱洗劫一空”。最清晰的莫过于，“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有些诗行，清晰到了几近空灵的地步：“大喜日子，全是空无；惟有你，度身订做”。

孟浪的这种摇滚和童稚，让人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学堂摇滚》（“School Rock”）里的男主人公道维（Dowey）。这可能又是一个巧合，与孟浪这次会面和阅读他送我诗集的前一天晚上，恰好看了这部好莱坞电影。一个失败的摇滚歌星，阴差阳错地走进小学课堂做老师；结果，教出了一群摇摇滚滚的少男少女。这部喜剧片相当成功地将摇滚与童稚组合到一起，从而揭示出摇滚音乐的魅力，并不在于迎合宣泄的需要，而在于激发童稚，唤醒沉睡的元气，回复到存在的本然。那个与孩子们滚作一团的摇滚歌星，比所有的孩子更为稚气。

稚气，可能是被国人遗忘了的一种品性。长年以来，国人已经习惯了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即便是八十年代流行过的一些标榜天真的诗歌，骨子里也相当洞明。诸如“我是个任性的孩子”，或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看上去很童稚，实际上却带有一种撒娇的做作：用任性混淆自由，假以黑色装疯卖傻。同样的写于八十年代，孟浪诗句是：“斧子离开人的手，继续把我当作大树来砍。”“飞鸟的伤口在飞。鲜血　至今没有落到地面。”“人们互相在失去，手与手的相握才那么频繁。”真正稚气十足的诗句，如同哲学家的格言。并且具有孤独的品质，没有任何读者和观众的考量在内。说自己很任性，说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都像是在舞台上的念白。诗人就像独行侠，不需要舞台。一如真正的摇滚歌手，总是会忘记自己是在舞台上，面对着如潮的观众。

稚气对于诗歌写作，是一种相当宝贵的品质。但以稚气谋生，无疑缘木求鱼。所以，孟浪这样的诗人，注定了只能流浪。流浪通常是艺术家的天性，却跟上海人的生活习性，截然相反。上海这个城市盛产白领，总是虐待独来独往的诗人，或者具有诗人品性的独往独来者。不要说上海市民，即便是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一些诗人，都会害怕流浪。他们宁可选择灰色的小市民生活，听凭诗人的品性，在灰暗的生存状态里消蚀殆尽。

没有在美国流浪过的人，很难想像流浪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卓别林在影幕上淋漓尽致地描述过流浪汉生涯，但即便是卓别林本人，也不会愿意回到流浪生活中去。有关孟浪的流浪，几年前，我只听他在电话里这么说过一句：在美国过了八年，一言难尽。那是他有了妻室、在香港定居之后的一句不堪回首感叹。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说，也许在我和他两个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流浪的上海人之间，已经心照不宣。每次见到他，看上去总是个快快乐乐的。好像很忙，又好像很空闲。

说实在的，由于彼此都体味了什么叫做流浪，所以当他给我这本诗集的时候，我并不如何上心。他也没有要我写几句的意思。活得太相像的人，有些话是不需要多说的。可是，我读了他的诗集之后，还是忍不住地想说几句，写几行。我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也写过一些诗歌。我发现，孟浪写得更加清晰。比如那首《简单的悲歌》：“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耕耘的时节农夫燃烧了啊，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因为，“历史在我们身体里旅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那就是我们的光荣”。

孟浪非常擅长短诗短句。一旦跌入较长的诗行里，孟浪就有些含糊了。比如那首《历史的步伐与历史本身》，远不如《南京路上，两匹奔马》来得明快。与其在历史和老鼠之间苦苦纠缠不清，不如直截了当地标出：“八只马蹄已驰往八个方向，骄傲的马头，在标本馆与我重逢。”稚气虽然会与哲理在智慧的地平线上相逢，却很难真的如同哲学家一般滔滔不绝。孩子一旦擅长演说，很可能会走向行骗。孟浪不擅长写长诗，一如孩子不擅长演说。这与其说是孟浪所短，不如说是其所长。

 二十年，仅仅精简出一本不到二百页的诗集。不知应该感慨，还是理当庆幸。但愿这篇短短的评说，没有擦去诗人的任何一行诗句。因为每一行，都来之不易。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最后一句，是“历史悬在半空”。我想说：那块山顶上的石头，是有待再次滚落，还是已然成了石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看到诗人的吟唱，如同一片片羽毛，飘散在透明的空气里。

2008年5月19日夜晚写于纽约寓所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搬家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将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投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二十九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她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和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后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着，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不久前，《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应华东师大陈子善先生之邀，与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座谈80 年代的《读书》和文化思潮。事后他感慨地说，人们对往事的忘却真是太快了，20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听到沈先生的话，作家毛尖叹道，是啊，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就像古典文学一样久远。

如此快速的忘却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然，资深出版人陆灏为什么会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把过去看成是失去的天堂，要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陆兄说话，历来飘如浮云、落似残花，不着俗世痕迹。他这一句朗朗之言，自然唤起我追思的欲望。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1年进入出版行业，再到今日的繁华世界，整整30年了。作为30年的亲历者，我们忘却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清理一下吧，我一边点数，一边不无谐谑地想起孔乙己那句妙语：“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是的，时光飞逝，我记忆的脉络零乱得无从说起。

还是先从“文化”入手。文化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高无上，至深无下。这30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文化的波折真实而确切。前10年，或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更具体一点，在“解放思想”的主题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丛书的时代”。老牌沉稳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就不用说了，时称三大编委会推出的三大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引领了10年间的文化思潮。一时间，相应的丛书、套书蜂拥而上，无数时髦的名词与学术概念扑面而来：保罗.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尔诺、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还有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新儒学、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有人把那一段繁荣归因于“10年动乱”的文化反弹，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愤青们却反讽道：“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陈丹青语）

我是那一轮“文化启蒙”热情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们见到新书就读，见到新概念就想弄个究竟。1987年，我们也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算是几个年轻的出版人对于时代的回应。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征稿启示”，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10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初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推出的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当代西方社会学》《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观念更新论》《美术、神话与祭祀》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到了90年代，当我们再以上面的形式公开征稿、组织选题时，社会上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呼应与认同没有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题目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表征也由“启蒙”而转向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面对强势的市场化倾向，产生的“文化失语”状态（甘阳语）。

也有人说，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率先组织了“国学丛书”，它的编委会包括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编辑部由陶铠、李春林、梁刚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等人组成，他们在“编辑旨趣”中写道：“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

至此，“国学热”兴盛起来。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对于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反击；有人说，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一次反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并不是90年代文化嬗变的唯一主题，人们所谓的“文化失语”也没有出现，一个更加商业、多元、俗化、冷静、中庸、现实的社会形态向我们走来。比如，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它划分为三个子书系，即传统文化，侧重于普及；近世文化，侧重于整理与重现；外国文化，侧重于拾遗补缺、推陈出新。这中间，有文化的自觉，有传统的延续，有商业的考量，有启蒙的内涵，有西化的因素，有调和的形式，有宽容的表现，……总之，它是一个反极端的温和产物。它的主持者沈昌文先生解说，“保存为名，启智为实”，其中自有一番深意。

显然，90年代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宽容、多元抑或软弱的气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它甚至为多种文化的交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它还接受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倾向，从南怀瑾的喋喋不休，到蔡志忠的恣意画风，一直到大陆娱乐化、评书化学者的登堂入室，都得到学院派与严肃文化的包容或默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虽然没有覆盖90年代整个的文化历程，却在所谓“和而不同”等妥协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延续到当下。有趣的是，新时代又赋予了国学新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全球化的形势，让我们喊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两年之内，《中国读本》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数年之中，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布开来，伴随着《汉语教材》的及时跟进，我们甚至在国际上找到了出版的盈利空间。

以上，我们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谈论30年文化流变。其实还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的嬗变。《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畅销书”是道还是器呢？说不清楚。我知道它有三个主要的支撑点：一是时尚，二是好看，三是流俗。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的筋脉是琼瑶、亦舒、三毛、金庸、汪国真、舒婷、……港台文化的新鲜气息，熏染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那时中国的门户刚刚打开，田园风光与初露头角的小资情调交织起来，人们的心绪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激情而笨拙。

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名人传记的发端，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还有余秋雨、王朔，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兹，还有早逝的王小波。显然，90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2000年《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几米绘本》《谁动了我的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8226；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论语心得》，每年还有一大串畅销书目、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西方文化的模式，以及《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那就是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它的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一发争议颇大，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2300多年前，亚里斯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钟书、顾准……他们在所生的时代，超越了前人的思想，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出版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

30年，漫长而充实。即使忘却了许多东西，还是留下三条线索：文化，畅销书，阅读。在文化出版的意义上，这些已经足够了。首先，文化是出版的命脉，它引领着我们前行的脚步；出版最多是文化的助动者，顺应文化潮流，准确地把握文化走向，才是我们得以生存的依据。其次，畅销书的概念是一个舶来的东西，即使它经过近30年的嵌入、发展与繁荣，它依然是一个商业概念，不应该让它引领甚至涵盖整个出版领域。最后，在阅读的意义上，畅销书的繁荣与“无书可读”的结论，形成了巨大的反讽。它实际上是在提示我们，今日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确实遇到了新时期的挑战。君不见，当众多“出版高管”疯狂地呼喊赚钱、赚钱、还是赚钱的时候，刘杲先生也在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命，出版的魂。没有文化，出版还有什么意义！”其实两者都没有错，只是前者有些极端地强调“赚钱”的意义，它会让我们的行为走向“准出版或非出版”的领域；刘杲先生强调“文化坚守”，正是在强调出版的根本或曰命脉。我是追随刘杲先生的观点的，因为身处这样的行业里，我们经营的产品就是“文化”；离开了文化，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改行。这就是我对“30年文化出版”的认识与结论。

写到这里，我的记忆愈发显得凌乱而无边际，星星点点，像初春的一阵暴雨之后，林中的树木鲜绿了，空气湿潮而温婉；我们仰起脸，阳光已经醒来，水珠依然滴落。孩子们一定会问：它们来自天上，还是来自树上？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左四）昨晚约11时，连续第二年在丈夫蒋培坤陪同下，与另外3名「六四」事件死难者母亲，到儿子蒋捷连当年遇难的北京木樨地拜祭。整个仪式历时15分钟，现场除有10名本港及外国记者外，还有国安局的车远远监视，丁子霖等人离去时，并无接受任何访问。（明报记者摄）

6月3日夜11点，在京的六家难属前往木樨地和南长街南口祭奠“六四”惨案死难者蒋捷连、王楠、吴向东、袁力、马承芬、周欣明。

前去祭灵的难属有丁子霖、蒋培坤、徐珏、杜东旭、钱普泰、张先玲、周国林、穆怀兰等八人。李雪文因病未能出席，委托其他难属代祭。这次祭灵也是为了悼念、追思所有“六四”惨案的罹难者。

在亲人们倒下的地点举行祭奠，是难属们多年的愿望。这次祭奠，是六四十九年来的第二次。去年同一时间，丁子霖、徐珏、马雪芹等三位母亲首次在木樨地举行祭奠。

母亲们表示，公开悼念“六四”惨案中的罹难亲人，是她们的权利，不容剥夺。这样的祭奠，今后将会继续下去。

执笔人：蒋培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