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开始下雪，软软的，洁白，冷清。谁也没有想到，4个多月之后，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雪变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发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发之后，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天体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请过。因此，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

在现代，超新星爆发是个纯粹的天体物理或宇宙学课题，但在中国历史上，超新星爆发（古称客星的一种）不仅是天文，同时也是人文。中国古代极重视这类稀有的异常天象，原因之一是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术，超新星爆发一般不是好兆头。从汉朝以来的2000年里，最壮观的超新星爆发有过6，7次。例如，“宋史”上记录，公元1006年爆发的客星，“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按占星术，这种壮观的天象大都预示着兵燹、天灾、或者是皇帝要驾崩了。据说，每次凶兆都“应验”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状星云）占卜结果是“上有灾” .果然，不到一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归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术业余爱好者。一位精于此道的爱好者占曰：1987A 爆发亦主凶，“上有灾”。果然，不到一年，中华民国蒋总统经国就“驾崩”了。位置也合，1987A并不在银河系主体中，而是在银河系外围的大麦哲伦岛星云中，恰如大陆之外的台湾岛。这当然皆为戏言。但超新星的确曾有过重要的作用。每当客星出现时，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议颁行“天下大赦”，以感动上苍，消灾灭祸，造福社稷。这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听从。在这个意义上，超新星对黎民百姓应算是景星。

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负责观象、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没有义务和能力去预卜统治者的未来了。但是，按传统，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灾祸。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国社会的今天，不是同样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

“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

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北京，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后，我们很快认识了。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

事不过三。几封公开信发表后，最高当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他们的正式论据是，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可见，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呼吁信算是一种“瘟疫”。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

以下是非公开的监视的两个小证据： A.  当局编制的指控我“制造动乱”的文献影片中，有我骑车到天文台上班的镜头。 B. 6.4之后，我在科大时的秘书顾安苏被当局审查，问他：“你为什么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我们有录像，证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录像当然不能否认，祇能从容而答，顾说：“没错，是去了三次。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顿。”

宴会事件

就在呼吁信“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了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娴和我之外，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唱到“摆酒设宴”一场，就知道好戏要到了。

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厉害。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我认识）：我收到了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及时婉谢。

按常识判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更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宴会一事，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所以，我估计，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事实上1986年后，凡不准出国、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

3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和李赴会。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止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可见，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最高特工”的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pm，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总之，一两个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

8：30pm，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待命状态。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很想知道详情。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一个中央计划政权，原计划中没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限）计划而奋斗”。）

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南下苏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顾安苏。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径直去苏州。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为难他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个来同上海者，则自行其便了。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我祇宣读论文。免谈国是。隔墻有耳啊。苏州会议，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

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而且，其他许多人也得到‘照顾’。整个会议期间，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这5天之内，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须严守机密。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而飘飘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苏州办事，借住在苏州大学。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一书。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我答应了。这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等等。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还好，没有阴谋，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

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可见，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钉子’。

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他说“原子弹没有爆炸！”当然不会爆炸，“原子弹”不是带在我身上，而是蕴藏在社会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确有几分准确。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首先，腐败日益滋长，政治改革迟迟不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个体户、党内干部、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压抑和不满，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

至于引爆的“中子”，几乎是时时都有的。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此伏彼起，从没有断过。比如，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我对历史估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所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变元素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爆发了。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

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有中外记者，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4月20日，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当局也无机可伺。

4月25日，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后，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历。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星移斗转，潮起潮退，朝兴朝衰，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很巧，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群情哗然，果然，嘎嘎之声又起。

4月27日，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可以预料到，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坏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内部已明说，这“一小撮” 组织游行的，就有方励之夫妇等。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果然，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是一个恶化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并先发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Jean-Marc Bonnet-Bidaud 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一到会场（即在“跑前跑后地” 的谣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而是在指挥“毫秒脉冲星”哪。谣言自灭。尽管如此，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有关方面（李鹏，李锡铭等）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例如，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但是，学界的朋友，大都反对绝食。因为，“伺机扑杀”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几乎被张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没有冒然出发。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但那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浮动，形势更紧了。各种版本的黑名单，开始在国内外流传。每个名单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黄家声（当时研究生，现为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员）讨论我们的论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美国的，欧洲的都有，建议我离开北京。恰好，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当时，交通已经不正常，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因为，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现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终于下午6：00有一班车去大同。车经过昌平的时候，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都停满了军列，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当天上午报告，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悬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会议安排，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一名玄空寺）。这个建筑堪称一绝。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其哲学是，要想修炼以成正果，必须离开大地，隔绝世俗，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告别红尘的纷扰。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

会议参加者约30人，乘车到山脚，沿土路，漫步向寺区走去。远远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有乞丐状。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该人突然跑过来，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连说∶“我给你算命，我给你算命，不要钱，不要钱。”如前述，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不禁想看看这位“高人” 的功力。“让他算，让他算！”这样，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30多与会者围在“高人”周围，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

人静下来后，卜师首先说：“你是他的领导。”“他”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这不难判断。我和刘的年龄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很简单。然后，卜师拉着我的左手，揉。说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软。”这也不错，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卜者又道：“这是虎掌。”心想，这是不是恭维话？卜者稍顿数秒，结论有了：“不过，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有大难，快往西走！”

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线人”。不过，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门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点的迷津，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没有向西，也没有向东，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

一、中共其实早就知道并且也承认，达赖喇嘛不是要独立而只是要自治

西藏事件发生戏剧性变化。4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有些愤青责问道：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怎么可以和他对话呢？其实，这个问题正应该反过来问：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中国政府自然不会和他对话。但既然中国政府同意和达赖喇嘛对话，这难道不表明，中共政府其实知道达赖喇嘛并不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和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吗？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过去几年间，中国政府曾经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有过六次对话，而按照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对话底线：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就是说，如果达赖喇嘛方面主张独立，中共方面就不会和他们谈；反过来，如果中共和达赖喇嘛谈了，那必定是中共承认达赖喇嘛不要求独立。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早就明白达赖喇嘛不是要求独立只是要求高度自治，所以双方才会有这六次对话。

日前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中央与达赖代表前六次会谈”。文章介绍说，前两次会谈是“参观性质”，第三次“双方开始讨论一些问题”，第四次“接触到实质问题”，第五次“就实质问题会谈一天”，第六次“与北京的对话进入一个关键性阶段，但是双方在涉及西藏的几个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当然是排除了独立问题的。这里所说的“重大分歧”，当然不是独立与反对独立的分歧，而只可能是其他的分歧，只可能是在自治的具体内容上的分歧。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是知道、并且也承认达赖喇嘛的主张是自治而非独立。只不过双方在自治问题上的主张差距太大，谈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前几次对话都破裂了。

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是“实质独立”，是“变相独立”。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正像我原来讲过的那样，对照中国政府在香港、澳门实行的高度自治，尤其是对照中国政府许诺给台湾的高度自治，藏人提出的要求并不比它们更高。既然如此，中国政府凭什么硬说人家藏人的自治方案是“实质独立”、“变相独立”呢？

顺便谈谈雪山狮子旗和“自由西藏”的口号。雪山狮子旗本来是清政府给西藏政府制定的一面军旗，后来就成为西藏的象征。从清代到民国，中央政府都是认可这面旗子的。如果你一口咬定雪山狮子旗就代表西藏独立，那岂不等于承认在清代在民国时期西藏是独立的吗？那岂不等于承认西藏自古以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要强调的是，雪山狮子旗并不等于西藏独立。主张西藏独立的人打这面旗子，不主张西藏独立的人也打这面旗子，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这面旗子就认定别人是藏独。几天前，当局在广东发现有工厂印制雪山狮子旗，立刻就判定他们是在支持藏独，立刻就把旗子统统没收。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再有“FREE TIBET”这个口号，可以翻译成“自由西藏”或“西藏自由”，或“解放西藏”，但不可以翻译成“西藏独立”。“FREE TIBET”无非是说要使西藏摆脱压迫，并不等于要求独立。譬如过去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现在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不应当翻译成欧洲独立或亚洲独立。文革中四川造反派有个口号“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难道你可以理解成是要大西南独立吗？

不错，西藏不是香港、澳门，更不是台湾。中共不肯把吃下的东西再吐出来，所以它拒绝达赖喇嘛关于真正自治的要求（参见我的《西藏问题之我见》）。问题是中共太不老实，它不肯明白承认这一点。它硬要给达赖喇嘛扣上藏独的帽子，再加上它把雪山狮子旗和FREE TIBET的口号不由分说地指为藏独的标志和口号，这就不仅把达赖喇嘛和藏人，而且也把一切同情他们的汉人以及国际社会，统统都打成了“分裂势力”，并以此刺激起那些不明真相或不求甚解的华人的敌意，从而掩盖了中共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不良用心。我上面的分析已经证明，中共对达赖喇嘛搞藏独的指责，是和它早就与达赖喇嘛进行过实质性对话这一事实相矛盾的；进而也就证明，中共对达赖喇嘛搞藏独的指责实际上是蓄意的误导。

二、3、14拉萨骚乱不是达赖喇嘛幕后策动的

5月4日，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在深圳举行了自今年3月西藏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对话。正像我们先前估计的那样，这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关于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双方都还没有公布。中共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磋商中申明：中央政府针对拉萨’三。一四’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法行事，是完全正确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对话首先谈的是这次西藏事件。估计藏人方面要求中共放人。因为据报道，从3月10日至今，至少有三千名藏人被捕。中共方面则声称它的镇压是依法行事，拒绝放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我们都还记得，早在这次西藏事件爆发之初，中共就指控达赖集团幕后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当时达赖喇嘛就反驳，要求中共拿出证据，至今中共方面并没有拿出证据。中共公安部提到藏人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其实，这个“大起义运动”根本不是秘密，它早在1月4日就发表在海外藏人的公开的网站上（www.TibetanUprising.org.）。就像谈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力革命，同样地，谈起义不一定就是武装起义。这次藏人说的大起义，实际上是指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所谓大起义，实际上是号召流亡藏人徒步回乡。它和搞暴力搞武装毫不相干。再说，这个计划也不是达赖喇嘛提出来的，而是另外五个藏人团体提出来的。（参见维基百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条目）

要说藏人策划搞暴动，为什么他们不去先攻占兵营、政府机关和要害部门，而却要去攻击老百姓呢？为什么不拿上象样点的武器，而要从地上捡石头呢？拉萨地区驻扎大量中共军警，那些搞打砸抢烧的藏人难道就没想到他们会被强力镇压吗？中共说它在某个地方，发现了藏人有多少枝枪，多少发子弹，多少炸药，用来证明藏人图谋武装暴动。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第一、这么少一点武器，绝不足以去搞武装起义；第二、凡搞武装起义者，必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动手前不动声色；决不会把武器藏在家里，自己先上大街乍乍呼呼地搞和平示威，引来军警抓人抄家，然后把武器一件一件地抄出来。天下哪有这么傻的武装起义呢？

前两天，中共媒体说逮捕了很多“暴徒”，有的暴徒认了罪。有暴徒说他们是“受了坏人的指使”。那么，坏人是谁？叫什么名字？报上没有说。为什么不说？因为根本没有，因为是捏造，是苦打成招。若说坏人指使，试问是怎么指使的？凡有头脑者都可以想一想，难道达赖喇嘛或藏青会有那么愚蠢，竟然组织藏人打砸抢烧，这不是给中共提供理由镇压自己吗？

中共指控达赖喇嘛策划打砸抢。如果真有这回事，那会是怎样发生的呢？让我们帮它编编看：

达赖喇嘛的人、或者藏青会的人，打电话发电子信给拉萨的藏民说：

“扎西，达瓦，你们3月14日这天带领大伙到拉萨大街上打砸抢去！”

“带枪去带炸药去吗？”

“不带不带，枪枝和炸药都放在家里，就空着手去。”

“那我们怎么打砸抢啊？”

“用手打用脚踢啊，地上捡石头扔啊。顶多带一两把刀去。”

“拉萨军警那么多，边境上守得也很严，他们抓我们怎么办？你们怎么给我们安排后路呀？打完砸完后我们怎么跑啊？”

“我们没给你们安排什么后路，共军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请大家想想看，这难道是可能的吗？天下哪有这么蠢的策动者？天下哪有这么蠢的人，能被这种“策”而“动”？

由此可见，3，14暴力行为决不可能是预谋的，而只可能是即兴的；不是事先组织的，而是当下自发的。3，14暴力行为只能是在和平抗议遭到暴力镇压的现场直接刺激下的一种突发事件。

5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怎样化解西藏事件的公关危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单光鼐教授邀请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深入对谈。其中一节谈到“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他们认为，西藏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月10日事件是第一个阶段，是藏人和平示威，由于当局未能控制住，“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之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应该说，这种描述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尽管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下，几位作者还不能把什么事都说得很透彻，但是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简单了。

众所周知，重庆万州事件是一起群体性骚乱。2004年10月18日，万州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一名挑夫，引起旁观者的愤怒，很快就聚集了上万人，导致交通堵塞，群众冲进政府大楼，砸玻璃，抢电脑，损坏财物，在街头纵火烧汽车。其实，象万州事件这样的群体性骚乱，在如今的中国层出不穷。例如2003年1月6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两名女生在校门口被车压死，第二天就有两万学生冲上街头，冲进省政府，在沿路街道和省政府大院里还有人打砸抢和纵火。2005年6月26日晚，在安徽池州，一辆高档轿车把一个学生挂伤，发生争执，交警来处理，老百姓不满意，说交警腐败，偏袒权贵，于是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还抢了附近一家超市。据统计，仅2005年一年，这类带有打砸抢烧行为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就有四千多宗，平均每天十几宗。

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博士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类群体性骚乱和一般的维权活动不同，它们是突发的，自发的，不是事前有组织有准备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参加和平抗议的本来都是僧尼，而搞打砸抢烧的则基本上是附近的藏人市民。在这类群体性骚乱中，不但有人打砸政府机关或焚烧军警的汽车，而且还有人抢商店，围攻超市，焚烧酒店和公车等，间或也有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一般来说，在维权运动或政治异议运动中，参加者们都很自律，不会搞打砸抢烧一类暴力行为（例如在八九民运中，学生还组成纠察队，不准外人进入，就是怕有的人进来后作出过激行为，给当局镇压提供把柄）。按照于建嵘的分析，这种群体性骚乱反映出政府的管治危机，反映出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缺少正当的表达渠道。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群体性骚乱是自发的、突发的，并且多半是无组织、无预谋的，但并不是凭空发生的。群体性骚乱必定有导火线。不能想象，那些藏人，往日都好好的，却突然在3月14日这一天，在中共强大的军警的眼皮子底下搞起打砸抢烧来了。万州事件和池州事件的导火线是权势者欺压平民，执法者助纣为虐。3、14事件的导火线是当局镇压藏人的和平抗议。《南方周末》文章讲到3、14骚乱是由3、10和平抗议演变而成，但没有讲明是怎样演变的，没有讲明促成演变的因素（应是有难言之隐）。其实，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很简单很清楚的。因为和平抗议遭到镇压，于是激起民愤，激发暴力。不能想象，本来都是和平抗议，而当局又表现得很克制，抗议者方面却突然脑子发烧，搞起打砸抢烧来了。我当然反对3、14打砸抢烧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伤及无辜，并且为当局镇压提供口实。但是我要强调的是，3、14打砸抢烧行为绝不可能是达赖喇嘛或藏青会事先策划的，而是当下自发的。动手的人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集体疯狂，而是在亲临或目睹和平抗议遭到暴力镇压的现场直接刺激下的一种过激反应。而一旦暴力行为发生，军警又撤离现场（这中间大有名堂），难免有人会趁机发泄各种不满和怨恨，乱打乱砸一气。

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示威活动中，有时也会发生暴力行为。抗议者方面的暴力行为，有少数是被激起来的，多数倒是抗议者们主动发起的。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和平集会示威是受到保护的，屡见不鲜，平淡无奇。媒体和社会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未必都那么关注。有的抗议者为吸引舆论的关注，就故意采取激烈行为。这些抗议者之所以敢于故意作出某种破坏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他们预先就能准确地估计到他们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他们不在乎、他们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通常也就是关几天而已。中国则不然。中国没有和平集会示威的自由，当局对此类行为的惩罚又很任意很严厉。一般人连参加和平集会示威都不敢，哪里还会在集会示威中主动挑衅，故意作出违反法律的过激行为呢。

民主政府对付骚乱的处理方法是很明确的。民主政府一方面要维护秩序，制止暴力行为，一方面要保护民众的和平集会示威权利；决不会以“平暴”的名义镇压人民的和平集会示威。回到西藏事件上来，我重申，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3，14当天的一段打砸抢烧行为，就一笔抹杀此前和此后的藏人抗议的和平性质，从而为中共镇压和平抗议的罪恶进行辩护。

三、不是破坏奥运，而是促使中共兑现诺言

中共说达赖喇嘛破坏奥运。这一指责毫无根据。达赖喇嘛一直是支持奥运的。有人说，今年是奥运之年，藏人偏偏在今年挑起事端，这不是破坏奥运是什么？

这话不对。第一，长期以来，藏人年年都在抗议，中共也一直在镇压。只不过在过去，中共没有像这次那样大肆张扬。很多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放在心上。

第二，今年藏人的抗议较往年声势大，那是和此前中藏对话破裂有直接关系。去年，中共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了第六次会谈。藏人抱以很大希望，他们甚至停止了很多例行的抗议活动。殊不料中共方面非但再一次拒绝了藏人的要求，而且还加强了对藏人的打压。这就迫使藏人不得不采取更大规模的反抗。

第三，是的，今年藏人的抗议活动也和奥运有关。因为中共向国际社会承诺改善人权，因为奥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弱小的、长期被打压被忽视的藏人，自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发声，以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同情。不只是藏人，维权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还有拆迁户和上访者，也都希望利用奥运之机发声。这完全是正常的，正当的。这不是破坏奥运，而是促使当局兑现其改善人权的诺言。

2000年秋，联合国举行世界议会联盟议长大会和联合国世界首脑千禧年大会，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云集纽约。这么多国家首脑齐聚一堂，在历史上恐怕也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这次盛会却充满“杂音”：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异议人士、反对人士和受迫害的群体也纷纷来到纽约，举行各种形式的请愿与抗议活动。他们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在自由的美国的土地上，在全世界的媒体聚焦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没听说有谁指责他们破坏大会。

中共不是声称要建设和谐社会吗？不是许诺要改善人权吗？照理说，在奥运之年，中共就更应该倾听民间不同的声音，尽其所能地化解民怨。然而中共的做法却是相反。中共早就在“迎接奥运”的名义下提前“清场”了。那些指责藏人抗议是破坏奥运的人，你们对别人多年的痛苦呼吁不闻不问，已经是很不应该的了；如今又对当局以奥运的名义欺压弱小的暴行一声不吭就更不应该；怎么还能反过来对人家的和平抗议横加指责，甚至为当局的非法镇压拍手称快呢？

四、理念与信仰的力量

据悉，中藏将于月内举行第二轮会谈。无论这次会谈能否取得积极成果，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单单是从中共同意和达赖喇嘛代表会谈这件事，我们就该明白，中共对达赖喇嘛方面的种种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有些愤青抱怨中共出卖了他们的爱国运动。其实不然。不是中共出卖了你们，而是它先前欺骗了你们。事到如今，难道你们还看不出中共早先给达赖喇嘛加的那些罪名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吗？

当然，我也料到，有的人即便了解了一切，仍然会站在中共一方，只因为中共看上去那么强大。在他们看来，达赖喇嘛不过是个流亡在外的老和尚，有什么必要去尊重他的意见，去和他认真谈判呢。这就使人想起斯大林的一段故事。当年，法国外长劝斯大林要善待天主教徒，以赢得教皇好感。斯大林轻蔑地反问道：“教皇？教皇有几个师？”半个世纪之后，以斯大林代表的强权灰飞烟灭，而在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的第一波，即波兰的伟大转型过程中，恰恰是当时的教皇保罗二世，以及他所代表的信仰的力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并不是要把当年的教皇保罗二世和现在的达赖喇嘛作简单的类比，并不是要把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作简单的类比。我是强调理念与信仰的力量。

1944年夏天，民间报纸——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7月30日起，他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先后连载《延安一月》，客观、忠实地记录了他在当时的“国中之国”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单行本一版再版，一纸风行，名动一时。陈铭德在序言说，他“对于延安事物，虽然有时是介绍，有时是批评，但自始至终，看不到有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忠实的介绍与自由的批评，是新闻记者应有的责任”。（蒋丽萍等《民间的回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69页）赵超构自称“始终不过是新闻记事，它只能代表一个新闻记者对边区的看法，它不是什么正式的调查书或裁判词。”（《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759—760页，以下不标明出处的都引自此书）近60年后重读《延安一月》，我不无吃惊地发现，短短43天的走马观花，33岁的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洞察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真相，在整个民族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后，尤其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毛泽东的号召：“ 魅力有如神符”

尽管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始终围绕着 “民主”这个中心议题，“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645页）但在赵超构的眼中，“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647页）早在1944年的延安他就已登上“神坛”：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的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646—647页）

“思想标准化”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赵超构发现——“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654页）人们对生活问题、政治问题等的看法几乎都“千篇一律”，人们的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连“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654页）“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655页）这还算不上什么，更奇怪的是，他们一致否认“思想标准化”并非出自“党和政府”的直接管制，而是他们“认识一致”、“理解一致”。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延安，“最缺乏的空气是‘学院气’或‘书卷气’”并不值得奇怪。延安“摈弃了学院派的学说”，除了向“马恩列史”学习，“但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水准，将以马恩列史的理论为最高的界线。这结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狭的思想，并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识的发展。”（656页）这是一个“思想标准化”社会的必然趋向。

“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几乎已完全融入这个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会。“由于党性，同志爱必然超过对党外人的友谊；由于党性，个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党的支配；由于党性，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由于党性，决不容许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661页）毫无疑问，在那里，党性高于人性，尤其是“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662页）

“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结婚，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同上）

她们以“不像女人”为荣，“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是她们执拗的回答。“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663页）

赵超构发现，“至于女党员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党籍的人；女党员嫁给非共产党的男人，可以说绝对没有。”（662页）在那个时代无数有关延安的报道中，像这样细致而锐利的眼光还是罕有的。他曾以很多笔墨写到丁玲，在文艺界座谈会后的午餐上，“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地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670页）

他终于目睹了一个几乎完全男性化的女作家“保留住最后一点女性”，这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一个生动细节。

对鲁迅“敬而远之”

“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说他们没有检查制度，而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692页）

“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677页）

1942年，王实味因一纸杂文“野百合花”闯下大祸，从那以后延安文坛对鲁迅只能是“敬而远之”了。除了“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岗书架上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678页）

在“生活标准化”、“思想标准化
”的延安，没有“检查制度”是因为不需要检查制度。这位记者率直地对丁玲她们说：“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 “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668页）这是丁玲的辩护。鲁迅虽然被奉在高高的“神坛”之上，鲁迅的作品却并不流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的书，一句话，延安不需要“鲁迅精神”，“延安文艺政策的特色，是多数主义、功利主义、通俗第一，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692页）

王实味的“认罪”

当赵超构见到“以‘野百合花’闹出问题来的王实味”时，他说：“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698页）对此，他终生难忘，四十多年后，他还写了《说说王实味的事情》：“王实味就是一个以言取祸的先例”，“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辈了。”“直到十年内乱中，我还不时想到王实味那副被整跨了的认罪表情。”

这些独特的发现，显示了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的眼光。对此，毛泽东打心底里并不高兴，1945年8月底，他们在重庆再次见面，毛当面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这是婉转的批评，但在赵超构当时听来无异是最大的褒奖。当然毛也肯定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延安一月》这样的文章“不容易”。

“新民主主义”

让后人最为吃惊的是，赵超构透过林林种种的表面现象，一眼洞见了“新民主主义”和延安政治背后实质性的问题——

“依我个人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国体观念是富有弹性的，……主要的一点是依着客观情势，确定某阶级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而伸缩联盟的范围。”（754—755页）

“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说到‘新民主’与我们所习见的旧民主的不同，重要之点在乎国体观念。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的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与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

以‘旧’民主的眼光来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断其民主程度，我以为：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确有了一些成就，至少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两性平等也确定了，干部不复有摆官架子的机会了，在吸引民众参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从老百姓所最关心切己的生产运动出发，教会了他们开会、讨论和组织。但是，狭义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756页）

从1936年到1944年，有多少中外记者曾访问延安，这些深刻的问题，埃德加·斯诺没有发现，范长江没有发现，俞颂华没有发现，有了这些发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不仅属于新闻史，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汶川大地震之后，举世震惊。除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救灾使命之外，民间社会也积极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捐款行动。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集腋成裘，仍然可以给满目疮痍的灾区带去爱与希望。

捐钱成了一场表演

但是，为灾区的捐款在某些场合却慢慢变味了。在中央电视台的明星捐款晚会上，一个又一个的明星走上台前，公开报出捐款的数目。许多明星明明可以开出一张支票，偏偏就是要拎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现金上台。在电视屏幕的下方，还用文字滚动打出每个人捐款的数额。于是，百姓和网友们可就有了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某某家财万贯的明星捐款太少，简直就是一个守财奴；某某并不富裕的明星捐款颇多，也许是为了扭转过去不好的公共形象……环顾全球，从来没有那个地方的捐款以此种赤裸裸的形式实施。捐款本来是出自个人内心的自愿行动，有一定的隐私性质，“不足为外人道也”；如今，却成了一场表演，一场比赛。我想，那些捐得比较少的明星，事先一定没有料到捐款的数额会被公开，在与他人相比相形见绌之后，大概后悔不已，肠子都悔青了。网民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匿名网民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网民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网民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挟持“舆论的力量”，便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其实，他们心中很清楚，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他们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被唾沫淹没了。一向特立独行的王石不得不在博客上道歉，并宣布万科向灾区捐献一亿元。

党国官府不能指摘

那么，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呢？那当然是党国和官府了，那当然是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同僚们了。其他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偏偏政治局九常委的捐款数额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彼岸的中华民国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捐出了二十万台币。马英九以清廉著称，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别的“外快”，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胡锦涛和他的同僚们的捐款就是藏在保密局里的“国家机密”呢？胡锦涛先生，请你公布你的捐款，这是你从皇帝走向公仆的第一步。

孩子，节日给你，哀伤给我

孩子，今天是你的节日。地震灾区的孩子，今天是你的节日。无论你在家与否，也无论你是否还在病床上，今天的阳光都为你存在，一并见证你的勇气。半个多月前的那场不幸，让你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也许你仍会从噩梦中惊醒，或者在寒意中颤抖。但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身边有更多的看护，只要伸出手就能感知。我们和你在一起，并将一直在一起。节日给你，让它以你为荣光；哀伤给我，让它在分担中消失。

今天不止是24小时，今天也是你和我的新开端。你要任何礼物都不过分，芭比娃娃、机器人、音乐盒、电动车……不管什么样的礼物都一样给你。它们像是会说话的伙伴，也好比一个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你要好好活下去。我们不想对你说什么大道理，你是经历了生死的人，你的坚强给了我们慰藉。孩子，我们的相遇是一场奇迹，还要许诺未来更多的奇迹。记住温爷爷的那句叮嘱：“既然活下来了，就要好好活下去”。

尽管不愿触及伤痛，可我们不可能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哀伤是你的权利，只是眼泪之外也不要忘记那些关键的东西。小小的你，那哀伤代表了集体的忧愁，包括你在内，我们都在调整劫后余生的状态。当然，没人能取代你自己的感受，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做，相互取暖才是切要。教室塌了可以再盖，课本碎了可以再发，生活等候你往前延伸。你既然挺了过来，废墟上就一定能开出花来。

抱歉的是，孩子，我们无法围起一个栅栏，把你与所有悲伤全部隔绝。时间是你我抗击震恸的武器，却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考验。无法确定你需要多久才能愈合伤口，也无可预料你的笑脸何时不再受到拘束。但能确定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穿越黑暗，你有人陪，我们与你同行在太阳下，在日光里。我们会给你写信，就像与真正的家庭成员那样联系，陪你哀伤，伴你成长。

你的到来非为博得同情，孩子，你的失落一如我们的失落。巴蜀家园，好多伙伴在等待父母，好比我们也在等待自己的兄弟姊妹，期待他们出现，成为节日里最宝贵的“礼物”。你们中有的尚且不懂得哀伤，却已然将哀伤传递给我们，也将责任托付于我们。你没有泯灭于地震，你必会在之后的日子里茁壮成长。你要和你的故乡一样，执着重生，希望在你那里点燃，并照耀围护着你的我们。

今天不会是最后一个节日，孩子，你会长大，还会有更多的节日在前面迎接你。记住现在你周围的人、天气、建筑和气味，都将成为你将来回忆的一部分。孩子，你会像大人一样成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犹如你的理想，没有结束，只有开始。是灾难让我们看见了彼此，也爆发出大爱的力量弥补心灵的裂痕。你我从未背弃，所以决意不会放弃。艰险的人生因这个节日有所不同、弥足珍贵。

儿童节，疗伤日。孩子，把节日给你，置换出你的忧伤。我们想象你脱离了它的掌控，重新回到烂漫模样，就当地动山摇的时刻真的是一场噩梦。我们卸下你的哀愁，然后将它埋葬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等你起步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加油。原来，你就是我，你们就是我们，从来不曾也不要分开。孩子，迈开你小小的步伐，晃动你稚嫩的身躯，大胆朝前走。不要担心孤单和迷失。在你的身上，时刻有我们关切的眼神。

节日给你，哀伤给我。来吧，孩子。

当前，中共政权把中国民主志士和国际民主社会对它的某些批评斥为把奥运政治化。理由是奥运是体育运动会，与政治无关。可是奥运真的与政治无关吗？在北京举行的29届奥运会真的没有政治气味吗？我们不妨进行一下探讨。

一、奥运会早已被政治化

一个体育运动会如果真的祇是一班来自世界各地的体育爱好者在纯粹民间人士的组织下进行比赛，分享竞赛的乐趣和优胜的喜悦，那当然没有政治内容。例如世界各地接踵举行的各种“选美大赛”、“健美大赛”就不会有政治化的内涵。这是因为：一、参赛者纯粹以个人身份参加；二、举办者是民间人士，政府不介入；三、参赛优胜者的荣誉和奖励属于优胜者个人。

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与此截然不同。一、参赛者不是纯粹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是代表国家参加，是某个国家的代表队。二、政府机构介入举办。在某些民主国家举行奥运会，具有一定的民间色彩，如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而在专制国家举行奥运，则国家政权一律强力介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该举办国的政府在主办这场体育运动会。三、参赛优胜者获得的荣誉主要不属于他（她）个人，而属于国家。各单项比赛结束后升国旗、奏国歌，就是确凿无疑的说明。比赛过程中和比赛全部结束都公布各国代表队获得奖牌的数目，这就把体育运动水平的高低与国家荣誉直接挂钩起来。

以上三点就足以说明现代充满政治性的奥运会与公元前8世纪发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大相径庭。

古希腊城邦战争频繁。记录于荷马诗史中竟有为争夺一位名叫爱伦的美女而发生的惨烈的特洛伊战争。在战争联绵不断的社会背景下，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而体育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古希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就带有明显的军事痕迹。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古希腊城邦的混战告一段落，但勇捍好斗的人们还是觉得需要有地方显示他们的力量、竞技和英雄气概。古希腊的奥运会由此产生。让勇建者在运动场上一比高低，既安全地释放了他们的过剩精力，也为社会带来了特殊的娱乐。

1500年后，当近代奥运会复兴时，火器已全面取代冷兵器。士兵的军事技能训练各有其专门项目。纯体育训练不再与军事密切挂钩。可是另一种挂钩却迅速出现，那就是奥运与政治挂钩。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894年6月23日成立。发起人顾拜旦制订的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强调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性，规定在奥运会上祇授予优胜者荣誉奖，不得以任何形式发给运动员金钱或其他物质奖励。但是，这业余的、非物质的性质很快被颠覆。由于运动员代表国家参赛，国家自己给运动员物质奖励，奥委会管不着。至于是否业余也难以界定考证。中国的运动员全都是专业，哪有业余？但中国政府可以说他们都是体育学院的学生，不以体育为赚钱的职业，故都算业余。

二、奥运政治化走向国际

奥运的政治化，除了上述列举的三点之外，还越出了国界成为世界上大国、强国，和国家集团之间争斗的场所和工具。这个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抵制奥运会。

1956年在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上首次发生国家层面的抵制行为。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宣布不愿和英法两国同时出现在奥运赛场而拒绝参加奥运会。同时，荷兰、西班牙和瑞士三国为抗议苏联出兵匈牙利，也宣布拒绝参加此届奥运会。

1980年和1984年东西方国家集团之间的两次对等抵制成为奥运史上最佳“美谈”。

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理由是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也参与了抵制行列。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苏东集团报复前一届莫斯科奥运会被欧美集团抵制的最佳时机。保加利亚、东德、越南、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老挝、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拒绝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参加了此届奥运会。由于苏联、东德等体育大国没有参加，中国在此届奥运会上大有斩获，奖牌获得数名列第二。

世界上还有个国家既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也拒绝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那就是伊朗。被原教旨主义主宰的伊朗将美苏两国均称为“恶魔”。

80年代真是奥运会的多事之秋。4年后的汉城奥运会，北朝鲜宣布抵制之。虽然与北朝鲜关系良好的苏联、中国没有响应，但也还有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等支持北朝鲜、宣布抵制汉城奥运会。

可以说奥运会在国际关系上的政治化在80年代到达顶点。随着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迅速民主化，苏联、欧美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冷战划上句号，奥运会国际关系层面上的政治化式微。但这并不代表说奥运会就再没有政治化的困扰。因为奥运会本来就与政治撇不清关系。

三、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之最

奥运会政治化是普遍性的，但政治化的深浅度则与国家的性质、国力强度、国家领导人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首次参加。其代表队仅由刘长春一人组成。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有强邻虎视眈眈的中国，根本无心思也无力去在国际体育层面上去争一席之地。奥运根本不在中国的关注之中，遑论政治化！当年中国政府的心境也可拿来说明当今许多弱小国家对待奥运会的态度。

1936年的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当时正是希特勒政权开始叱咤风云之时。希特勒充分利用这届奥运会为纳粹政权脸上贴金，以举办此届奥运会展现纳粹政权的国力，威摄国内外反对力量。尤其突出的是希特勒纳粹首创了火炬传递仪式，成为体育运动与国家政权高度结合的代表作。

近代奥运会上燃点圣火首发于1928年阿姆斯特朗奥运会。而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才有所谓圣火传递。这个点子是柏林奥组会秘书长卡尔。戴门想出来的。希特勒闻之大喜。于是就有了把圣火从希腊奥林匹克山传递到柏林的政治大秀。希特勒纳粹政权在这场政治秀中斩获极丰。最后一名火柱手弗日特兹把圣火传递到奥林匹克运动场时，伸出右臂行了个纳粹军礼。纳粹党徒们的情绪在此沸腾到极点。

几十来虽然圣火传递仪式沿袭下来，但任何一届都没有像当今29届北京奥运会搞得那么规模宏大。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可以与当年希特勒政权媲美的、世界上“硕果谨存”的大国专制政权有着与当年希特勒政权极为相似的心态。它要利用举办这场奥运会大发一笔政治横财。

翻翻奥运圣火传递的历年记录可以发现，除了2004年雅典奥运因为有奥运回家之说，才有穿越5大洲，历时78天的圣火传递，其他各届奥运会的圣火传递规模都有限。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圣火祇在美国国内各州之间传递。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圣火在奥林匹亚点燃，基本上是直线穿越7个国家抵达慕尼黑。1980年莫斯科奥运也类似这样，祇历时31天，途径4个国家而已。规模较小的传递更多。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圣火火炬接力祇进行了5天，仅1214名火炬手参加了传递活动。相比之下，现今的北京奥运创圣火传递之登峰造极。中新社的新闻稿有这样意气洋洋的文字：“本届奥运会火炬传递将在130天内，飞越境外19个国家与地区的21个城市和境内的113个城市，行程超过13万公里，参与人员超过2万，无论是传递规模，还是行程和参与人员均创历届奥运会之最。”

中国——说得更准确些是中共政权为何如此醉心搞奥运圣火传递之登峰造极？政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四、超级政治化的体育与超级政治化的北京奥运

当代中国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政治化最浓厚的国家。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都与政治挂钩。连婚姻都不例外。80年代以后，政治化的强度开始逐渐退潮，经济内容开始趋向社会中心，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就已经边缘化。实际上，关键的社会阀门仍然掌控在政治手中。一颗载人飞船上天的科技项目就被大肆炒作为共产党杰出领导下的民族崛起，闹得全国上下一片轰轰然、飘飘然，就是中国社会生活政治化的一大注脚。

民主国家与中国，还有前苏联、东德一些共产党专制国家的诸多根本区别中，有一条是绝不把体育成绩高低与政权的巩固度挂钩。民主国家的政府依规定年限的大选重新确定。获得民众拥戴而能在大选中获胜的筹码与体育成绩不相干。即体育成绩不算政绩。专制国家的政权不由定期的选举更换，而由某个政党、政治集团垄断。垄断政权者大都有全能情结。我是无人可替代的。因为我样样都可以做得最好。科技成就、体育奖牌都可以用来论证垄断政权的优越性。故苏、中一类共产党国家特别热衷于做体育大国。

同样是大国、强国，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对奥运政治化有着浓厚得多的兴趣。洛杉矶取得第23届奥运会主办权后，美国政府一毛不拔。商人尤伯罗斯承担起来：他先用自己的钱在银行里开了个“洛杉矶奥组委”的账户，然后租下一个房间办公，连电话都是自掏腰包安装。之后又卖掉了自己的一个旅游公司，得1000多万元用于启动，再满世界到处去拍着胸口拉赞助。

办奥运究竟是赚钱还是赔钱难以一概而论。洛杉矶奥运大赚，而雅典奥运大赔。现今北京奥运将会如何？是赚是赔？

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对中共政权缺乏了解。第一、中共政权的经济账外界永远无法算清。除了那里面有大量黑箱作业外，还因许多账根本无法计算。一位署名“谷粱”的网络作家对此有极好的描述。他说：中共政权“像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那样，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任意调集全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操持奥运：从申奥期间的公关宣传，到筹奥期间的强行拆迁、大兴土木、改善交通、美化市容、运动员训练、志愿者招募，再到奥会期间的停工停产、限制交通、限制进京、安全保卫，最后到会后的善后收尾，其中没有一个环节不是由政府一手操控并由政府全额投资。”这林林总总之中，许多是无解的数学方程式。你怎能知道它究竟花了多少钱？第二、中共政权根本不在乎经济上的赚或赔，它在乎的是政治账。共产党当然盘算过，经济上管它赚还是赔，而政治上肯定是可以大捞一把。2001年中共政权申奥成功之时，中共的宣传喉舌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北京申奥成功，标志着世界对中国的承认。它是历史上中国人民无数次血与火的斗争的成果，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的总检阅，也是中国人民多年来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所得来的无愧的荣誉。”这段貌似豪情满怀，实则心智扭曲的文字暴露了中共政权把办奥运与其要在政治上大捞一把的内心世界自我揭露出来。把这段行话“翻译”出来就是：办奥运可以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这场体育盛会，有助于淡化他们对社会弊端的不满。办奥运可以煽起民族自豪感。在这种自豪感的非理性泛滥中，共产党与民众对立的鸿沟可以悄悄地填平，亦即可以不动声色地得回业已流失的政权合法性。办奥运使中国以准超级大国的形象出现于世，可以增强中共政权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可以增加抵御国际社会批评它的能力。

中国曾长期内战不休、强邻入侵、兵燹连年。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谈何体育？强邻退去、内战消弭后，民众衣食足自有爱好体育运动者出来振兴之，一洗“东亚病夫”之耻。国家政权对此予以辅助也在情理之中。但中共政权对此作了超量投入，其真实目的与其说是振兴体育，毋宁说是它全面控制社会的一环。共产党创建了体育的“举国体制”。堂堂共军元帅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运动员由国家包起来，并被强力灌输为国争光、和一切成绩都来自党和政府的栽培、一切荣誉归党和政府的思想。

女排的三连贯被赋予民族振兴的内容；洛杉矶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和大量奖牌被归结于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早一些的“乒乓外交”更是直接把体育用于政治。在中国，体育早已被共产党涂上厚厚的政治色彩。

由希特勒纳粹政权开创的奥运圣火传递仪式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手中发挥到极致。国际社会的种种猫腻也都搀和其中。例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对圣火在巴基斯坦的传递表现出极大的投入。这显然是想讨好中共政权，以求中共政权给予其因逃不脱暗杀贝——布托的干系而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支持。圣火在北朝鲜的传递也得到极其隆重的礼遇。毫无疑问，北朝鲜当以此隆重礼遇来换取中共政权给予他政治经济双重的支撑。

五、天真的国际社会必然失望

在讨论是否给北京主办29届奥运会时，本有不同的意见。《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Olympic Spirit）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浸透了人权原则。试想，在连人权都不保的情势下谈何友谊和了解呢？故此，国际社会有许多人都不赞成把奥运主办权交给人权记录极差的中国。

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尽管不乏成见，却也不乏天真和轻信。许多人听信了中共政权代表的慷慨陈词。将中国的变革寄希望于一届奥运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的反应可算代表。他曾表示：让北京主办奥运会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机会，即中国“会用几年的时间朝着创造一个更积极环境的方向发展。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可以通过主办奥运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家。”

然而事实如何呢？就在筹办奥运的密锣紧鼓之中，中共政权囚了郭飞雄、抓了杨春林、捕了吕耿松、判了胡佳……中共政权丝毫没有走向开放包容的迹象。

3月10日至13日，西藏僧侣和平请愿遭到军警的粗暴对待。中共政权并违反申奥时关于新闻自由的承诺，驱赶在藏所有中外记者。3月14日对本来可以轻而易举予以弭平的少数藏人的施暴故意撒手不管，3月15日起则以那有限的藏人暴力作为在西藏展开全面强力镇压的理由，并煽动内地不明真相的汉人仇恨藏人。把部分藏人与中共政权的矛盾转化为汉藏两个民族的矛盾。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让29届奥运在北京举行是错误的抉择。奥运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也明白。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中始终存在着政治，不可能没有政治！”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让中共政权主办奥运，使奥运为中共政权的反民主政治服务呢？

在失望的愤慨情绪下，国际上传出抵制北京奥运之说。可是，既然已决定让中共政权主办奥运，再谈抵制就很不适宜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办奥运来发一大笔政治横财的企图已与相当数量中国民众以主办奥运为荣的民族情绪；与相当数量中国民众以观看奥运来丰富娱乐生活的期盼；与许多中国运动员苦练经年想出成绩的愿望统统搅和在一起。你这时再谈抵制奥运，岂非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六、亡羊补牢与改革奥运

这么说，中国民主志士和国际民主社会就在中国共产党的超级奥运政治化面前一筹莫展了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坚持要求中共政权兑现其申奥时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承诺。在中共政权拒不兑现其承诺时，我们可以揭露抨击其出尔反尔、尽食前言的丑恶行径。

我们还可以呼吁各民主国家政府首脑不要去出席开幕式。不出席开幕式不算抵制，因为它完全不影响各项比赛的正常进行。但出席开幕式可以诠译为对中共政权政治上的支持。不出席则向世人表示对这个政权的保留和批评。

这些当然都是政治行为。中共政权指责这是把奥运政治化。我们应告诉中共政权，把奥运超级政治化的正是你们。以你们之道还治你们之身不是很合情合理吗？

奥运会本身也的确需要改革。奥运与政治确实难以完全割裂，但对其政治化的深浅度则可限定。现仅就以下几项提出浅见：1、限定火炬传递祇在举办国内举行，它要办得多辉煌就在它自己国家里去闹腾；2、各项赛事结束时不升国旗，不奏国歌。祇升奥运会会旗，和奏奥运会会歌；3、开幕式、闭幕式一律不邀请各国政要参加；4、入场式不以国家代表队顺序人场，而以各运动项目入场，如各国田径队都合在一起入场；5、最关键一项，奥运会一律由民间主办。政府可以借钱或资助主办者，经济上可以分账，但政治上不可提出任何要求。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奥委会任何领导职务。

（2008年4月27日）

我并不是个过份悲观的人，但也没有那种予求予取的乐观。因为生在这个不容乐观的国家，得让你在高兴时提防着点，因为你刚高兴政府有点进步，那一系列的丑恶便接踵而至，粉粹你稍微拥有的幻想。这次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一系列表现，尤其全国哀悼三天，是这个已经比较僵化了的政权六十年来最好的危机公关措施。在危机公关中，他们利用威权政府的效率，温家宝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僵持了72小时后让国外及台湾的救援队进入中国——虽然进入滞后，只是个象征大于实际用处的举措，但总比一直不让别人来要好得多——以及在地震初期因来不及第一时间管制中外传媒而稍微有信息放开的举措，都是他们不错的危机公关的举措。

但是这一切，在陆续的地震当中，政府处理危机与灾难时巨大惯性及一切坏毛病，又重新让公众怒不可遏。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中央极权的坏毛病在救急时似乎显出一点刚性的效率，但在灾难相对平复后的重建，那些六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与这个政权相伴相生的坏毛病，就像洪水泛滥一样让已经觉醒起来的民众非常的沮丧、愤怒甚而有可能失控。千万不要迷信你现在手上有丰盛的税收和强大的军队，这两样东西不会一成不变，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四九年以惨烈的内战得鼎之后，共产党最喜欢说且非常得意地是，他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人心向背。除了像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的民主自由言论及他们的空头许诺的民主自由的未来，对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愚弄以外，人心向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政权一旦得手，这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收回，甚至不惜自掴耳光地查封《历史的先声》这样当初他们承诺的言论。

六十年来，官方一直在透支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复以“伟光正”式的宣传让许多老百姓看不到他们为恶的实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尚能收拾一二人心。多难未必兴邦（“多难兴邦”在我看来逻辑不通，中国的不少成语中多有逻辑不通者，待以后有闲时说叨一二），但对共产党这样的威权政府在特殊时刻发挥其相对的效率是有好处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从中转移人们对灾难中的人祸因素的质询，变坏事为好事，将死难无数的灾难变成一个又一个去夺取的伟大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看他们“胜利”的口号背后，有多少悲惨的家庭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你就知道他们的“胜利”是什么东西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官方赢得民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似乎不太在意这一切，尤其这个官僚体制，已使许多官员变得冷血且毫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官僚体制削减政府的公信力真是有很大杀伤力。下面我试说几点，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辜负仅存的民心的。

一：众多善款怎么监管，你相信他们不腐败吗？自己监管自己的把戏我们看得还少吗？截止28日，各级财政拨款是195亿，而公众捐款则达347亿。这些捐款和财政投入的两大使用者，一是民政部门，二是红十字会。民政部门作为政府部门，其怎么让民众相信他们会真正使用好救灾物资？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是公开的事实，他们没有像样的财务报表和公开账目，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审查。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并不独立，只是个准官方机构而已。在中国与官方有染的机构的可信度都要打折扣。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单是在订帐篷上，与一家公司之猫腻，在网上嚣嚣甚传，但至今没有谁来真正澄清此事，并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教育界腐败在地震后的突显。教育界的腐败和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腐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路人皆知的事。任何垄断尤其是政治上的垄断，都是腐败的真正温床。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塌7000多间校舍，死亡学生上万人，这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耻辱纪录。我们不是说成人就该因那些人祸因素而死亡，但我们更应该追究那些因人祸因素而丧生的未成年人。一个国家的官员对未成年人如此凉薄，由这些官员所组成的政府难道真正值得信任吗？都江堰聚源小学、绵竹富新二小等地小学的家长，希望公正查处那些垮塌学校的问题，但四川省教育厅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很快抛出那万恶“五点”，这是让民众真正愤怒的根源，如谓不信，咱们拭目以待。凡是家长，有谁不对这样的局面痛心疾首？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因为天灾（从南方周末对聚源镇的报道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人祸）而是因为人祸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你内心着何感想？如果你刚好是一位不幸的家长，当你想通过正规渠道、通过法律手段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时候，你会怎样自处？

三：提倡宣传主旋律，其实就是鼓励造谣。我曾经说过，什么是主旋律呢？主旋律就是主子的旋律。新闻不讲究真实与真相，而是有意去造假，报喜不报扰，不是根据事实来进行报道，而是根据官方的需要来进行信息过滤与处理。此种过滤，不只是违背新闻的基本道德，而且违背五月一号才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都在搞“三突出一不许”（具体内容我不知晓，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报道学校。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整个媒体正在逐步煽情，逐步自我吹捧，将政府抗震救灾这样份内应该做的事，往“伟光正”的固有套路一路狂奔，成为又一次自我表扬典范。救灾早期政府得到西方媒体的表扬，尽管让政府尝到些甜头，但他们似乎还是感觉到不如他们“伟光正”的宣传套路有效，于是回到老路，继续搞新闻管制和封锁信息的自我表扬。

四：到灾区的表演非常多。许多的官员到灾区去捞政治资本，是表演救灾秀，这只是劳民伤财添乱。还有很多官员和国有企业把到灾区当作一场灾难的旅游，这已经在许多志愿者所写的日志中看得非常明显。地方村官也利用自己权利，把持着物资分配，或者将好东西留着自己先用，深入灾区基层你便不难看到这些。与此同时，大批物资堆积，而民众手中物资却并不充裕。这样的表演只会逐步丧失民心。

温家宝在北川中学黑板上书写一个“多难兴邦”(真正应该收藏的是绵竹一些学生家长所写的那幅“孩子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便引起许多马屁精要保留这个字迹的欲望。如温家宝每讲一句每写一个字都要保留的话，那么建议这些马屁精搞一个“温家宝废品收购站”吧。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媒体和官员，对准的不是民众，却是更高的官员，像这样的思路不更改，你怎么能够尽量杜绝灾难中的人祸因素？温家宝这回的表现，也就基本及格，在这样的政权下，他算是尽了点力，也就仅此而已，犯不着如此奴才和卑贱到要保存一块黑板上的字迹。如果这样的话，将六十年来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所讲的屁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都收集起来，加上奴才们的捧场，那一定洋洋大观，一定会矗立一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奴才博物馆”。这回四川大地震，我想政府应该知道民心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他们似乎又走上了辜负民心的老路，还在使用早该唾弃的宣传手段与拙劣的自我表扬
。

2008年5月30日8：49分病中于成都

批判政府 批判传统

思想不独来自“自省且自律”，也不唯独来自心灵。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历史长河中，属于个体也超越个体的认知、辨析。思想不仅仅是无数参考系中的归纳、总结，不仅仅是剖析自我的忏悔、审视，它甚至更是行动，不仅是想出来的、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拿命换出来的。自我、政府、传统这三者之间，没有先后秩序，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政府以国家法人自居，以制度统领于你，传统则是数千年之遗留、保存，到现在真正遗留下来的，已经太少太少，诸多教条束缚中国人，诸多正道被扭曲解释，要真正还原传统，就必须对太多传统重新批判对待。批判政府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迫使其转型，喝令其改革；批判传统是拨乱反正，让中国人认识自己真正文化来源。

对自我的认识有无数路径。当你俯瞰历史，仰望世界，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我不是克己复礼的传人，而是作为人的追求，在面对太多不公不义不平时必然条件反射般地挺立。现代公民不是什么都要无分是非地去包容的，可以忍受自己的得失，但不可忍受公众的得失。思想向内扩展的人看得见自己的劣根，明白自己的局限，懂得自己的微渺，但不迫令自己收敛良知，或者祇是独善其身，充其量祇能保全自己的清静。省与律，其根本目的不是束缚自己，更不是灭杀自我及个体，而是为了得到心灵的通畅、浩然的正气、豁达的悲悯。这是入世的态度，不是避世的态度。因恐惧政府专制而不敢言，因熟悉权力运作而鄙视无权者的奋斗，那不是端正，而是冷漠与傲慢。要知道，民间远远超越官方之所在，不在于你的权，不在于你的势，而在于人心。

反抗权势 冷漠权势

走进真实的民间，那里多是反抗权势、冷漠权势的潮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受难，不是谁说出来的受难，而是真真实实的受难。关在监狱里的良心犯、政治犯，走在路上的上访者，圈地运动中的抗争者，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民间，你也将知道知识份子应该怎么当。古往今来，多少狂傲不羁的人物力挽狂澜，竭力呼喊。他们不因时势的黑暗而惧怕，不因民众的出卖而叫屈，不因身份的卑微而自轻，甚至不因家庭的阻拦、权钱的诱惑而妥协。中国式的脊梁往往都是在真实的黑暗面前，勇敢地为民代言，有时甚至勇敢地面对盲动的民众，成为了一个人的战斗。这是任何时代里被当作最傻、最天真、最不成熟、最无世故的人，这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所引起的吗？不是。那是回归本性的努力。

心灵不是一个简陋的角落，它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里面装载万千。心灵是内外相通的，中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阻碍，万物皆在心，心皆在万物。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极出色的传统文化，天下不是君王、党主之天下，乃是天下之天下。关注世态，秉笔直书，反抗强权，更不必理会是否得罪政府，或者破坏传统，而祇理会声音是否发乎于心？即使是文盲老农，也能持有一股正气，能够尽一己之力。这跟文凭高低无关。我没有否定体制内的努力，没有否定体制内存在够硬的角色，不少身在曹营的人比我更愤怒，而且其计划更长远、更懂行情。社会是有分工，平台却都是公众，因此，做看得见的事，说听得到的话，都是对公众负责。

苦难是激起思想的重要条件。苦难确实不是全该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负责，里面很多内容是人生恒常的存在，从来没有因为文化、种族、制度和经济水平而改变。但这不是为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解脱责任的根据。制度的更迭，其目的是更适合人性——尤其是人的逐利本性，来推动国家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分配资源、吸收文明、创造文明。当国家的众多资源遭到垄断，包括统治权力、媒体自由、基本生活之必需（如电、水、路、通信、石油等）的垄断，尤其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犯罪问题日趋高涨，弱势越来越无助，强者却越来越霸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办？民主制度、民主政府、自由文化、公民社会等，这些确实不能把每一个中国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如神仙般的大善之人，但是这样的制度、政府、文化、社会是更合理的需要。通过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的传播，通过民众选票的透明认定，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全社会动员，人可以生活在有选择权的天地。5年前郑贻春说：我可以选择你这个制度，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制度，我可以选择你这个领导人，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领导人，这就是政治市场化的本意。你完全可以把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的权位、某一位领导人当作商品来选择，它们就像你买的一件衣服或某种物品，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但是5年后的今天，他被关在中国监狱里受刑，销声匿迹。按韩寒的话说，这种瞎子用屁眼都能看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双眼不盲的人却看不到？

改变制度是从权力的合法来源开始的，合法的权力来源有利于权力的合法运作，为地方、为国家、为每一个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机会。一个收入微薄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的乡村教师，一个沿海电子厂的打工妹，需要的都是人民币。茅于轼就说过：中国人不是缺粮食，粮食荒是个伪问题，中国人缺钱。这样的常识，北京大学的学术泰斗季羡林也会告诉你。要让人民有钱，让每一个人都富足起来，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就需要廉洁高效的权力，透明公平的市场，鼓励人才的氛围，勇于接纳不同政见、社见、经见、报见的胸襟。苦难的缘起，有突发的，有非突发的，有急风骤雨的，有潜移默化的，是制度与人心的双重灾难，甚至是制度与人心之外的更多因素所致。没有办法消除苦难，但却可以通过改变外在条件的方式来减少苦难的发生。如果人们能够有力地阻止政绩工程，如果国家能够有力地打击腐败，如果黑社会的问题可以在解决贫穷的前提下根治，如果上访的人不要抓他，如果敢言的记者不要整他，如果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不要关他，如果当政者可以放权于民间、还政于人民，如果军队真正属于国家，那么苦难必然会大量减少，整个社会都有浩然的悲悯正气，人本身的劣根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最反对的是那种因为“不可能全部解决”而干脆不解决的做法。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主事者冥顽不化、从根本上拒绝改革，逼得敢怒不敢言的人也非说不可。

客观，宽容，大智慧，大心胸，这样要求此时的你我。当你宣泄不平之鸣，显示自己的强硬与不屈，想要做大自己这个公民之时，你将被视作表标卖弄、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到最后祇能得出一种结果：沉默。我看整个中国都在欺骗。我们活在被民主制度夹击包围的国家里，还要自我安慰中国特色、和谐社会。

是公民 不是百姓

救世是无数人都在干的事情——不是救世主，是救世者。这是勇敢的一群人，本来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不管是被视为标榜卖弄还是被视为正义良知，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而且是表现定了。你知道这种表现需要多大的勇气？将承受多大的代价？思想是活的，活在人的身体里，发射到真实的社会中，有光就该亮，有能量就该释放。我反感仅限于言说，因此也在做事，也在奔跑，冲破禁区。我向来不认为那是狂妄。实在是太多人自己被自己吓破了胆，自己的恐惧与冷漠占据了大脑。

中国不是狂者太多，而是太少。不是要兽中之王的霸气，不是今天攻打这个民族、明天掠夺那个民族的成吉思汗，不是镇压良知、掀起文革暴政的毛泽东，而是留股正气在人间的奋进，是真真正正地当一回人的挺拔。这种人不是暴力的倡导者，不是侵略的响应者，不是权力的崇拜者，不是物质的迷乱者，而是视民情如自身所受，视国情如自身所承，是一种不轻贱自己的承担，有日夜焦灼的辗转反侧。我不是恨国者，我是实在爱得太深太深，以至于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是什么地步啊？睁眼闭眼之间，都是血液和哭泣的声音在反复撞击，那是真正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感受。要谈涉世，就到底层来，就到边缘去，就到官场上看个够，去那喊不出声音的监狱，去那忏悔罪孽的教堂。或者看看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再去上访村看看，去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太石村回访，去法庭旁听腐败案件、黑帮案件吧。再来想想：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狂者？究竟需不需要不人云亦云的现代公民？让我来宣告：我们是公民，不是百姓；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工具；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当时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现代延续，不如说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地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年，林的父亲林长民的司法总长职务被迫辞去，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十六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1]事实上，年幼的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标准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林徽因的“客厅”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一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梁的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二是因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个类似“卡里斯玛”的诗人、学者，她具有成为一个沙龙女主人的所有条件，她的知识品位、沟通能力和判断力都是第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闲、优雅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方式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富有天然的吸引力。林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2]

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并行不悖的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期六茶会”，这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会时间，这种聚会既是老朋友之间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非正式讨论的空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3]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的作用。一是金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这些细节的满足，使得这些学者虽然身处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4]在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生、陈岱荪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来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5]金与钱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6]而金与陈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七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以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7]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陈岱荪的描述说：“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8]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六碰头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 Mrs . Swan， Prof . ＆ Mrs.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9]“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

时为在校学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忆中对林徽因这样描述：“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10]斯事已远，温馨还在。

注释：
    〔1〕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转引自《林徽因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2〕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载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3〕〔5〕〔6〕〔7〕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728、729、731、733～734页。
    〔4〕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8〕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0〕卞之琳：《窗子内外忆徽因》，转引自：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38.00元。

《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9.80元。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48.00元。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张立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24.00元。

《启蒙年代的秋千》,徐江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5.00元。

从知识青年到知音青年

碧玉刀

□工人，北京

五年前《记忆碎片》刚出来那会儿，我正在努力学习深刻、深度，沉迷于学术阅读，为施特劳斯、施密特、伯林等政治哲学牛人的天书而着迷。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人讨论的问题、写的书才有点意思———当然，后来这些人的书我也没读几本。至于其他书，多半不入法眼。一哥们跟我推荐《记忆碎片》时，我瞟了一眼封面和作者，“见招拆招”，极为鄙视地用鼻子哼了一句：垃圾。

再碰见这本书的时候，它已经升级成了2.0版，还换了个极度煽情的名字：《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而作者，这个江湖人称“老六”的“见招拆招”，也和我喝过一两杯酒，有过了数次点头之交。至于我，结了婚，增加了若干没读的书、没看的碟，换过几次工作，大醉过几次；厌烦了关于吃鸡蛋是敲开大头还是小头或者究竟向左敲还是向右敲的讨论；还和索尔。贝娄有了共识———“阅读带给你的这些有关自身、人性、社会、政治的知识，和现实生活是两码事”。正是老六书中所说的那副样子：“你现在已经三十开外，肚子像锅盖一样扣在小腹上；你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什么都不能让你兴奋起来；你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俗气，正是你年轻时最讨厌的那副样子。”

那天下午，俗气的我从更俗气的老六手中拿到这本“记忆碎片2.0”。我挤上公共汽车占到一个座位，打开“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我下车，买了一张饼、几棵菜，一面吃着为减肚子的白粥、素饼，一面打开“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我拧开灯，躺在床上，打开“关于买碟的记忆碎片”；我迷迷糊糊起床出门上班，准确地找到那节有座位的地铁车厢，打开“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我坐在单位的马桶上，打开“关于写信的记忆碎片”；关于校园、足球、电影、打架、泡妞……

在阅读上如此喜欢移情别恋见异思迁的我，很罕见地在没有换其他书阅读的情况下一次性看完了这本“垃圾”，笑得像头猪哭得像头牛，酣畅淋漓一泻如注。

为什么能读完这本五年前的“垃圾”？掩卷之后我进入到痛苦思索和反省中，花了五分钟仔细地怀疑了一下人生———对各种学术思想、新新理论要么已经失去兴趣，要么浪费了大量人生发现的确搞不懂；琐碎的工作、生活事务分裂了我闪亮的人格；半夜三更听两百多遍《永远的未央歌》竟然不腻，说明我与这时代彻底错置的审美情趣和理想情结；却极度讨厌怀旧，像《性、谎言和录像带》中的主角一样厌烦老同学见面就是谈点过去经历的破事儿，又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日子重复得令“记忆”这个软件完全可以彻底删除。

正是对于这样的人，这本“记忆碎片2.0”具有陈年老锅巴对猪的杀伤力。这本书并非仅仅与书名所显示的要热情讴歌的八十年代有关。老六写的是几代人的文化生活记忆，基本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上大学的人多少都能在老六的碎片中找到共鸣———这帮人少年时接受红色教育、经历香港黑帮片洗礼，认识某个社会上的“大哥”比学习雷锋更光荣，在砍杀声中度过初高中；偷着读禁书、看毛片学习性知识；上了大学赶上“文化热”的兴起或没落的最后一波，开始读书怀疑人生买盗版影碟打麻将写信交笔友泡妞骂中国足球；毕业工作辞职考研北上南下。电脑、网络、市场经济时代排山倒海般来临，一切都变得易逝、廉价。你的前辈缔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你的后辈动物凶猛在缔造另一个时代。你现在只剩下赚钱作为生活目标……

有一天，你一如既往地百无聊赖地躺在欠了一屁股债的屋子里，脑子一片空白，你无意中打开了这本书。宛如一根搅屎棍搅动酱缸，你竟然进入到这段疑似自己的记忆中：

你想起你曾经如饥似渴如狼似虎的淘书岁月，想起立志要读的鲁迅胡适顾准李泽厚刘小枫萨特海德格尔奥威尔昆德拉，却只读了金庸琼瑶或各路让你丧失读书兴趣的杂碎理论，然后被老六这样不学无术却能自创名人名言的撩拨得一次次仿佛顿有所悟；你想起1997年跟几个兄弟一同看戚务生率队的十强赛时，“将中国足球队的所有直系亲属全部搞了一遍肉体性侮辱”；你想起当年毛片狂热症与今天的伟哥依赖症，想起当年鸿雁传书的期待和今天伊妹儿时代的麻木。

最令人不齿的是，你竟然还跟着老六一泻如注的记忆里引用的歌词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在“每座山每个水的每条路上，有时哭有时笑的每个地方”。

记忆总是要经过涂涂抹抹之后才会变成生活中的鸦片。老六终于从一个充满困惑的青年达到了《知音》、《家庭》、《读者》等杂志的人生文化境界———

“在污浊喧嚣的人行道上，我看着行色匆匆的人流，阳光洒在大家的身上，那一张张神色劳顿、紧张局促的脸，我融入其中，体味到生活的全部诗意和梦想。”

2008年，这个知音青年如此结束了他的困惑、思考、愤怒，以及曾经拥有理想的青春，写下时隔五年的再版后记。

哦，天哪……在你还没有俗到这个程度之时，就请你快点打开这本书，享受那段虚拟的记忆，享受那段在昨天还曾经没有串味的友情。然后，撕碎那篇后记，扔到空中。像猪一样地笑，像牛一样地哭。

总是有一些日子比别的更好

沈胜衣

□自由撰稿人，广东

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书，我买过不少。它们大都是“集团军”：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新京报编的《追寻80年代》，是多人口述回忆；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是多人文论合集；旷晨等编著的《我们的八十年代》，王晓梅编著的《怀旧八十年代》，是各种资料性文字的大杂烩；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八十年代诗选》，吴亮主编的摄影配文集《日常中国———8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寒士主编的《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则在某一范畴内选编多家作品……具有“独立色彩”的，此前唯有张立宪精彩的《记忆碎片》，是作者对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感怀记录。

最近读到徐江《启蒙年代的秋千》，可说是综合了上述诸种的特色：它较全面地叙述了1980年至1990年的中国内地文化景观，而又是以个人体验来写的。全书采用“当代人很少敢用的……以评论和个体经验作为主线来代史的写法”，笔下有私人记忆，有切面扫描，有人物记写，有事件追述，还有立足于现在的回顾：站在时代的高度和个人的角度，更宏观也更清晰地去评价八十年代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当然，作者自诩的“当代文化史记”一说有些夸张了，我更愿意称之为一部“个人化全景扫描”，由此衡定其独特价值。

这价值可具体分为五端：

其一，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比如两章“影像和偶像”，对八十年代的电影和导演作了概括梳理。最后一章“读本与读物”，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份八十年代文化类书目。

其二，是亲历的现场细节。作者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念大学、泡文艺圈，对当时的人与事有近距离观察。如他忆述与张楚的交往细节，亲身见闻带来的感叹也就更深挚：这个青年，如何在九十年代丢失了青春气质，成了他自己曾在八十年代嘲笑的那些人……

其三，是评介分析的功力。如“思考者与学人”一章，对当时多个领域的著名学者作了精妙的评说和精当的介绍。又如对“文学与作家”、“影像与偶像”，或在各种思潮背景下去评点具体人物与作品，或由具体人物与作品总结归纳出时代的审美潮流、文化特征。虽然有些评价我不一定认同，但得佩服他眼光的独到和视野的宏阔。

其四，是冷静叙述而不失感性情怀。作者既是诗人，也是文化批评家，能将两种文笔较好地结合起来。如对于侯德健，既一针见血地分析其最终沉沦的主观因素、本身缺憾，又引用自己的诗作，为这样好的歌手最后沦为风水先生而唏嘘岁月弄人。还有书扉的作者题词，那穆旦风格的诗句，让人感慨沉吟：“献给一以贯之的创造者，献给一以贯之的看客，献给不知所终或后来沦为看客、狂人的创造者……献给催生和熄灭它的岁月，献给记忆”。

其五，是写得好看。作者选择八十年代内地文化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切片”，以简洁文笔夹叙夹议，略有古人笔记体的味道，让人以轻松的阅读去获取丰富。

做这样的题目、写这样的书，最忌代入过浓的个人感情，从而神化、理想化逝去的年代。《启蒙年代的秋千》之值得信赖，在于作者对此存有理性的审视，乃至警惕的挑剔。他写道：“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八十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八十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我欣赏这份清醒透彻。

在这样的冷静理性之下，作者所展示的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却依然有着种种客观实在的、无法忽略的“辉煌”。

比如关于“读本与读物”，作者通过举证对比，写出当年的盛况：世界当代经典几乎同步引进，现代派先锋派作者印数动辄数万，西方文艺、学术蜂拥而来。而在翻译的质量上，也“有许多堪称‘后无来者的经典’”。

作者说：“一个时代流行怎样的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显现那个时代人的气质与该时代文化胸襟的大小。”其实说起来，九十年代的出版更广泛、更宽容，书籍的层次和品种更丰富，不再集中于正正经经的文化类，这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是可喜的；但，区别正在于背后的“气质”，九十年代可说有“出版胸襟”，却到底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胸襟”。

再看看更受大众关注的“影像与偶像”，同样有许多令人回味的、那个年代所独具的气质与气息、精神与胸襟：

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失利，容志行却以其球技与球德、风度与人格魅力，连续三年当选“全国十佳运动员”。这种“神话”之所以能产生、又之所以不可复制，缘于其时“整个社会对‘精神’与‘庄重自强’的看重。这意义已不仅限于足球了，它也是一种时代气质。”

那时对体育、演艺界明星的报道已出现“天皇巨星”的称号，但“当时的媒体人在使用该词时还是比较审慎的”，不会随便给谁都套上，也不会“利用该词进行过于夸张的商业炒作。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亚文化环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沦为彻底的工业化、超市化，也说明人们内心对荣誉的认识还依然停留在比较质朴的阶段。”

《排球女将》大受欢迎，原因之一是人们在女主角身上看到“难得兼具的纯真、善良和健康的青春气息。这气息，大约恰恰也暗合了那个年代中国内地的百废待兴、生机勃勃。它永远地存入国人的记忆，却再不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身边”。

曾读到一位过来人这样评说西方的六十年代：“那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它并不是没有一点缺憾……但是那当中有一种时代的精神、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冒险。那是一个能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所发现的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怀念我的青春，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葡萄酒爱好者，我知道总是有一些葡萄收获期比另外一些要好。”

这段话我觉得移用于我们的八十年代也很合适。曾有幸适逢其时品尝过那些葡萄的人，自当感激，不是为了虚妄的青春怀念，而是为了其中永久的养分；未曾经历过的人，也自可从当时酿制的葡萄酒中品出醇和独特的味道，从而得到不一样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