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碎片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38.00元。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38.00元。
  《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9.80元。
  《追寻80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9.80元。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48.00元。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48.00元。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张立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24.00元。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张立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24.00元。
  《启蒙年代的秋千》,徐江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5.00元。
  《启蒙年代的秋千》,徐江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5.00元。

从知识青年到知音青年

碧玉刀

□工人,北京

五年前《记忆碎片》刚出来那会儿,我正在努力学习深刻、深度,沉迷于学术阅读,为施特劳斯、施密特、伯林等政治哲学牛人的天书而着迷。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人讨论的问题、写的书才有点意思———当然,后来这些人的书我也没读几本。至于其他书,多半不入法眼。一哥们跟我推荐《记忆碎片》时,我瞟了一眼封面和作者,“见招拆招”,极为鄙视地用鼻子哼了一句:垃圾。

再碰见这本书的时候,它已经升级成了2.0版,还换了个极度煽情的名字:《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而作者,这个江湖人称“老六”的“见招拆招”,也和我喝过一两杯酒,有过了数次点头之交。至于我,结了婚,增加了若干没读的书、没看的碟,换过几次工作,大醉过几次;厌烦了关于吃鸡蛋是敲开大头还是小头或者究竟向左敲还是向右敲的讨论;还和索尔。贝娄有了共识———“阅读带给你的这些有关自身、人性、社会、政治的知识,和现实生活是两码事”。正是老六书中所说的那副样子:“你现在已经三十开外,肚子像锅盖一样扣在小腹上;你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什么都不能让你兴奋起来;你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俗气,正是你年轻时最讨厌的那副样子。”

那天下午,俗气的我从更俗气的老六手中拿到这本“记忆碎片2.0”。我挤上公共汽车占到一个座位,打开“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我下车,买了一张饼、几棵菜,一面吃着为减肚子的白粥、素饼,一面打开“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我拧开灯,躺在床上,打开“关于买碟的记忆碎片”;我迷迷糊糊起床出门上班,准确地找到那节有座位的地铁车厢,打开“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我坐在单位的马桶上,打开“关于写信的记忆碎片”;关于校园、足球、电影、打架、泡妞……

在阅读上如此喜欢移情别恋见异思迁的我,很罕见地在没有换其他书阅读的情况下一次性看完了这本“垃圾”,笑得像头猪哭得像头牛,酣畅淋漓一泻如注。

为什么能读完这本五年前的“垃圾”?掩卷之后我进入到痛苦思索和反省中,花了五分钟仔细地怀疑了一下人生———对各种学术思想、新新理论要么已经失去兴趣,要么浪费了大量人生发现的确搞不懂;琐碎的工作、生活事务分裂了我闪亮的人格;半夜三更听两百多遍《永远的未央歌》竟然不腻,说明我与这时代彻底错置的审美情趣和理想情结;却极度讨厌怀旧,像《性、谎言和录像带》中的主角一样厌烦老同学见面就是谈点过去经历的破事儿,又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日子重复得令“记忆”这个软件完全可以彻底删除。

正是对于这样的人,这本“记忆碎片2.0”具有陈年老锅巴对猪的杀伤力。这本书并非仅仅与书名所显示的要热情讴歌的八十年代有关。老六写的是几代人的文化生活记忆,基本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上大学的人多少都能在老六的碎片中找到共鸣———这帮人少年时接受红色教育、经历香港黑帮片洗礼,认识某个社会上的“大哥”比学习雷锋更光荣,在砍杀声中度过初高中;偷着读禁书、看毛片学习性知识;上了大学赶上“文化热”的兴起或没落的最后一波,开始读书怀疑人生买盗版影碟打麻将写信交笔友泡妞骂中国足球;毕业工作辞职考研北上南下。电脑、网络、市场经济时代排山倒海般来临,一切都变得易逝、廉价。你的前辈缔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你的后辈动物凶猛在缔造另一个时代。你现在只剩下赚钱作为生活目标……

有一天,你一如既往地百无聊赖地躺在欠了一屁股债的屋子里,脑子一片空白,你无意中打开了这本书。宛如一根搅屎棍搅动酱缸,你竟然进入到这段疑似自己的记忆中:

你想起你曾经如饥似渴如狼似虎的淘书岁月,想起立志要读的鲁迅胡适顾准李泽厚刘小枫萨特海德格尔奥威尔昆德拉,却只读了金庸琼瑶或各路让你丧失读书兴趣的杂碎理论,然后被老六这样不学无术却能自创名人名言的撩拨得一次次仿佛顿有所悟;你想起1997年跟几个兄弟一同看戚务生率队的十强赛时,“将中国足球队的所有直系亲属全部搞了一遍肉体性侮辱”;你想起当年毛片狂热症与今天的伟哥依赖症,想起当年鸿雁传书的期待和今天伊妹儿时代的麻木。

最令人不齿的是,你竟然还跟着老六一泻如注的记忆里引用的歌词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在“每座山每个水的每条路上,有时哭有时笑的每个地方”。

记忆总是要经过涂涂抹抹之后才会变成生活中的鸦片。老六终于从一个充满困惑的青年达到了《知音》、《家庭》、《读者》等杂志的人生文化境界———

“在污浊喧嚣的人行道上,我看着行色匆匆的人流,阳光洒在大家的身上,那一张张神色劳顿、紧张局促的脸,我融入其中,体味到生活的全部诗意和梦想。”

2008年,这个知音青年如此结束了他的困惑、思考、愤怒,以及曾经拥有理想的青春,写下时隔五年的再版后记。

哦,天哪……在你还没有俗到这个程度之时,就请你快点打开这本书,享受那段虚拟的记忆,享受那段在昨天还曾经没有串味的友情。然后,撕碎那篇后记,扔到空中。像猪一样地笑,像牛一样地哭。

总是有一些日子比别的更好

沈胜衣

□自由撰稿人,广东

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书,我买过不少。它们大都是“集团军”: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新京报编的《追寻80年代》,是多人口述回忆;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是多人文论合集;旷晨等编著的《我们的八十年代》,王晓梅编著的《怀旧八十年代》,是各种资料性文字的大杂烩;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八十年代诗选》,吴亮主编的摄影配文集《日常中国———8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寒士主编的《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则在某一范畴内选编多家作品……具有“独立色彩”的,此前唯有张立宪精彩的《记忆碎片》,是作者对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感怀记录。

最近读到徐江《启蒙年代的秋千》,可说是综合了上述诸种的特色:它较全面地叙述了1980年至1990年的中国内地文化景观,而又是以个人体验来写的。全书采用“当代人很少敢用的……以评论和个体经验作为主线来代史的写法”,笔下有私人记忆,有切面扫描,有人物记写,有事件追述,还有立足于现在的回顾:站在时代的高度和个人的角度,更宏观也更清晰地去评价八十年代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当然,作者自诩的“当代文化史记”一说有些夸张了,我更愿意称之为一部“个人化全景扫描”,由此衡定其独特价值。

这价值可具体分为五端:

其一,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比如两章“影像和偶像”,对八十年代的电影和导演作了概括梳理。最后一章“读本与读物”,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份八十年代文化类书目。

其二,是亲历的现场细节。作者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念大学、泡文艺圈,对当时的人与事有近距离观察。如他忆述与张楚的交往细节,亲身见闻带来的感叹也就更深挚:这个青年,如何在九十年代丢失了青春气质,成了他自己曾在八十年代嘲笑的那些人……

其三,是评介分析的功力。如“思考者与学人”一章,对当时多个领域的著名学者作了精妙的评说和精当的介绍。又如对“文学与作家”、“影像与偶像”,或在各种思潮背景下去评点具体人物与作品,或由具体人物与作品总结归纳出时代的审美潮流、文化特征。虽然有些评价我不一定认同,但得佩服他眼光的独到和视野的宏阔。

其四,是冷静叙述而不失感性情怀。作者既是诗人,也是文化批评家,能将两种文笔较好地结合起来。如对于侯德健,既一针见血地分析其最终沉沦的主观因素、本身缺憾,又引用自己的诗作,为这样好的歌手最后沦为风水先生而唏嘘岁月弄人。还有书扉的作者题词,那穆旦风格的诗句,让人感慨沉吟:“献给一以贯之的创造者,献给一以贯之的看客,献给不知所终或后来沦为看客、狂人的创造者……献给催生和熄灭它的岁月,献给记忆”。

其五,是写得好看。作者选择八十年代内地文化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切片”,以简洁文笔夹叙夹议,略有古人笔记体的味道,让人以轻松的阅读去获取丰富。

做这样的题目、写这样的书,最忌代入过浓的个人感情,从而神化、理想化逝去的年代。《启蒙年代的秋千》之值得信赖,在于作者对此存有理性的审视,乃至警惕的挑剔。他写道:“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八十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八十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我欣赏这份清醒透彻。

在这样的冷静理性之下,作者所展示的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却依然有着种种客观实在的、无法忽略的“辉煌”。

比如关于“读本与读物”,作者通过举证对比,写出当年的盛况:世界当代经典几乎同步引进,现代派先锋派作者印数动辄数万,西方文艺、学术蜂拥而来。而在翻译的质量上,也“有许多堪称‘后无来者的经典’”。

作者说:“一个时代流行怎样的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显现那个时代人的气质与该时代文化胸襟的大小。”其实说起来,九十年代的出版更广泛、更宽容,书籍的层次和品种更丰富,不再集中于正正经经的文化类,这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是可喜的;但,区别正在于背后的“气质”,九十年代可说有“出版胸襟”,却到底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胸襟”。

再看看更受大众关注的“影像与偶像”,同样有许多令人回味的、那个年代所独具的气质与气息、精神与胸襟:

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失利,容志行却以其球技与球德、风度与人格魅力,连续三年当选“全国十佳运动员”。这种“神话”之所以能产生、又之所以不可复制,缘于其时“整个社会对‘精神’与‘庄重自强’的看重。这意义已不仅限于足球了,它也是一种时代气质。”

那时对体育、演艺界明星的报道已出现“天皇巨星”的称号,但“当时的媒体人在使用该词时还是比较审慎的”,不会随便给谁都套上,也不会“利用该词进行过于夸张的商业炒作。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亚文化环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沦为彻底的工业化、超市化,也说明人们内心对荣誉的认识还依然停留在比较质朴的阶段。”

《排球女将》大受欢迎,原因之一是人们在女主角身上看到“难得兼具的纯真、善良和健康的青春气息。这气息,大约恰恰也暗合了那个年代中国内地的百废待兴、生机勃勃。它永远地存入国人的记忆,却再不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身边”。

曾读到一位过来人这样评说西方的六十年代:“那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它并不是没有一点缺憾……但是那当中有一种时代的精神、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冒险。那是一个能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所发现的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怀念我的青春,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葡萄酒爱好者,我知道总是有一些葡萄收获期比另外一些要好。”

这段话我觉得移用于我们的八十年代也很合适。曾有幸适逢其时品尝过那些葡萄的人,自当感激,不是为了虚妄的青春怀念,而是为了其中永久的养分;未曾经历过的人,也自可从当时酿制的葡萄酒中品出醇和独特的味道,从而得到不一样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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