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汽车上
李昌玉：书记下跪宜褒不宜贬
我在写了《评市委书记下跪》之后，看到网上有人对于书记下跪一事，颇有非薄。有人认为“从我的理解来看，书记下跪，不是出于对孩子们痛悔，而是出于事态不要扩大，企图将事件控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有人认为“该绵阳（按，应该是绵竹市）市委书记下跪是为了阻止民众向上层反映问题，此举并不能表示他真心悔改认错，作为人民的父母官，在任期间出现如此人间惨剧，如果确实有失职之处，应该负荆请罪，甘愿受罚而非阻止民众请愿害怕事情捅到上面。如果没有失职之处，则更不应在此时下跪。”还有人认为“官员与其下跪，不如抓紧时间彻查真相”等等。（见《猫眼看人。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书记下跪不如彻查真相》及其跟帖和网友来信）
其实，对于绵竹市市委书记为阻止遇难学生家长去绵阳市上访，情急之下，采取“下跪”的方式，宜褒不宜贬。请问在中国的现在，处理这类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谁听说过有父母官有负责的官员出场说话对话的？这位市委书记，在他的一亩三分领地内，他是父母官，他是至高无上的权杖，他是一呼百应的魁首。此时此地，他不是躲在幕后或玻璃窗后，运筹帷幄，下达某种指示，而是亲自出马，谦卑地对127位痛失孩子的家长下跪，总不失为上上策。
我在上文中说，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态度，未必具有普遍性，但是它的开创意义也不可等闲置之。有了第一个蒋国华，就不会有第二个蒋国华吗？尽管绵竹市是一个县级市，但是贵为父母官的市委书记蒋国华能够对待他的子民下跪，表示一点谦卑，我们认为应该给与赞扬。
至于这位蒋国华书记，是否“真诚悔改认错”，是否“出于对孩子们痛悔”，此时此地，我们是难以判断的，需要时间检验。比如，对于达赖喇嘛的不求“藏独”是否有诚意的问题，只有在反复对话之中，在时间进程之中，才能够验证。不过大家都认为，书记下跪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或者说劝阻家长们去上访，还是客观的可信的。
我在写完《评市委书记下跪》之后，从《博讯》看到《庶民之怒──为地震冤死的137个幼小亡灵》所拍摄的一组照片，一条白色的横幅，横贯在当地的大街上，上面用粗率的毛笔写出一行大字：“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照片可以展望富新镇百米大街延伸的全景，街道两旁是连绵而浓绿的行道树和冬青，冬青上是点缀的百花，冬青前是一个一个的花圈，那种肃穆悲哀的气氛令人心神战栗。
而且，在这条大街上，如果不是横幅、花圈渲染，路面平直，房屋安然，一点地震的气氛特没有。
这里是富新二小的校门。校门两旁的粗壮门柱依然挺立着，但在镶嵌了金色“富新二小”大字、用大理石贴面的门柱之间，拉着一条横幅“沉痛悼念冤死的孩子们”和一张大字报《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墨写的大字并不工整，正是书写者怒不可遏的挥洒。这是家长的心声。字字血，声声泪！
《庶民之怒──为地震冤死的137个幼小亡灵》的作者写道：
“在悲痛的父母们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镇的一所小学──富新二小，记得有听说在这个镇上有27个学生在地震中丧生的报道，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
在这次地震中，这个镇基本上是没有一所房子倒塌，除了这所学校……
倒塌的学校三层教学楼废墟。
废墟中的红领巾──真的印证了那句誓言：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然而，这次，却是被无辜的生命染红的，这137条无辜的幼小亡灵在天一定会问：叔叔，为什么只有我们的学校会倒塌？为什么？
望着一个个被定格在黑色小框中的可爱生命，心中更多的是愤怒！！！
这个‘珍爱生命，注意安全’的牌子也许是这所学校里唯一没有被地震损坏的物品，多么的讽刺。（从照片看到最具讽刺意味的画面是，在用篷布搭建的灵堂前，一边摆放着花圈，一边摆放着警语牌：温馨提示—珍爱生命，注意安全）
孩子们的父母用血书在白练上写着孩子的名字，他们很坚强：天灾我们认了，可是人祸，我们要为冤死的孩子讨个说法！！
他们说，除了有个副市长来看过一次，几分钟后上车走人了，然后至今再没人过问过，甚至一句来自官方的慰问也没有。
身后父母们用自己的鲜血写的孩子的名字，已经逐渐被雨水冲淡，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让人民的心被泪水冲淡。
一个神智恍惚的男子，在路边拍打着他孩子曾经玩耍过的皮球，逢人就说他的孩子有多可爱……
倒塌的墙壁仿佛是直接放在地面上的，看不出有地基结构。父母们拿着用手一捏就化为粉末的水泥，悲痛地问我：看看这就是给我们孩子修的学校！为什么国家从2006年开始就强令要对学校建筑每年进行两次安全检测，这样的建筑为什么能够通过检测？？
我回答不出来，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们，你们现在能安然入睡吗？
也许庶民之怒，不过是以头抢地尔！！！沉默了几天了，这种愤怒让我无法安然入睡，镜框中那些一双双无邪的眼睛审视着我的灵魂，回到成都和某些人谈起此事，却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学校由于其建筑的特殊性，开间跨度比较大，所以更容易倒塌……‘，我不懂建筑学，我只想问，为什么酒店的大厅更大，政府的办公室及接待大厅等，跨度空间都比学校大，为什么他们都没事呢？甚至，在照片上，旁边那个普通的教室建筑也没事呢？
只是松动了几个瓦片而已。而这个三层的建筑屋却轰然倒塌成一堆废墟？！这些，我想国家应该有懂建筑的专家可以给出个解答吧？
为什么有关人员向上面报告死亡学生人数的时候是27人，而不是实际的137人？？他们想隐瞒什么？说句难听的话，灾难发生后，当地政府应该是按实际报告，以便得到上级政府的财政救灾支持，为什么这个地区会这么特殊？？难道是为了不给国家财政添负担吗？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本文作者应该是成都人，转载未署名，不知姓氏，查《牛博网》未见，或许因为我是最近才慕名进入《牛博网》，孤陋寡闻而已。
如果我们读了本文，再看了他们拍摄的十几张照片，看了那些双手捧着冤死的孩子照片的家长和他们泪痕茫然悲痛欲绝的眼神，那就可以想象到这位父母官为什么此时此地他要下跪了！
我们的父母官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直接间接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站在讲台上，个个口里会说自己是“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可是你不要以为他比温家宝总理级别低了十级，可是他们的官气比温家宝总理要大十倍，越是小官官气越大──当然大官的官气也未必小到哪里。可是此时此地，蒋国华实在是背理了，面对这群可能豁上命的家长，他胆怯了，没辙了。他毕竟是人，是肉做的人，还没有丧失良知，还懂得几分天理，还知道掂量是非曲直，他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弯下卑屈的膝。
有的跟帖说：
“在平时，是不用跪的，直接下命令把人扔上车拖回去就行了，现在嘛，灾区，那么多的记者和救援的，还有那么多平时不太来管这些事的大领导在……复杂了。”
正如历史学家评论斯大林所说的，不是斯大林的残暴性格造成了苏联的专制体制，是苏联的专制体制造成了斯大林的残暴性格。我看我们也应该以此方法来看待中共的干部。贵为总理的温家宝不是颇有人性嘛！上有温家宝亲民，因而下有蒋国华下跪，但蒋国华毕竟下跪了。
我看重的是这样一位共产党的父母官的行动，不计较他的动机。民主社会民主时代或许就是在官员们的无数次道歉、无数次下跪中款款走来。
因此，对于蒋国华书记的下跪，我认为宜褒不宜贬。
刘洪波：“低素质人口”的命运
作者：刘洪波 著名杂文家，资深评论员
“低素质人口”，这个名词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名词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就预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悲剧命运。他们不仅会遭受冷眼，而且投来冷眼的人还获得了一个“正当歧视”的解释。
这个名词的产生，还注定了一部分人将在辽阔的大地上颠沛无依，一些地方将会如同使用骡马一样，发挥他们的使用价值，而当他们不再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离去。
按照一般的看法，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就是“低素质人口”的典型群体。广东东莞正在召开的党代会上搞出了一套办法，意在让“低素质人口”自行离开。这与一些地方早就拟议的“提高城市门槛”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根据东莞的这套做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有序退出，企业用工数要根本上减少，还要“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低素质人口在东莞租不起房子，自己滚蛋。当然话说得还文明，叫“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一个地方要产业升级，很好。但一个政府竟然会以“企业用工数要减少”为目标，不能不说是天下奇闻。低素质人口卖力卖命，你不为他提供房子都说不过去，还要出台政策让他租不起房，这不是残忍？
怎么转移的办法有了，转移到什么地方？这不是东莞或者任何一个城市要考虑的问题。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政府所能做的事情，要转移一些人口出去，却只有转移的办法，没有转移到哪里去的设想。但是，请注意，这些人是外来的，先前城市需要他们，现在城市不需要他们了。需要你的时候，欢迎你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要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城市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准备对你进行社会接纳。现在，就是“挥之即去”的时候，手已经挥动，下面你就得“从我眼前消失”。
中国有句老话：过河拆桥，吃饱了打厨子，这些都是不仗义的行为。低素质人口，面对的就是这种不仗义的处境。需要过河的时候，低素质人口是桥；需要吃饭的时候，低素质人口做厨子。河过了，桥就不必要了；肚子鼓了，厨子也没什么用处了。城市以自己的需要决定了低素质人口的命运，如同使唤一匹骡子，磨推完了，骡子也用不着了。
发展成果共享？这可从来不是城市的想法。一个人并不是在城市里劳作和生活，就叫做市民，外来人口是化不成本地人口的，除非你是“高素质人口”，在城里奋斗出了百万千万。而正因为你没有奋斗出来这么多钱，所以也证明了自己确实素质低，不配来享有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
对低素质人口的这种“用法”，有什么道义可言吗？我看是没有。但有些人说，你打工，我付了钱，买卖公平。我看到的却是一匹骡子推了磨，主人说你推磨，我喂了饲料，磨出来的那些食物，你是不能享用的。然而，低素质人口是人，而不是骡子。只管使用，不管发展；召去做工，没想着让他落籍；管饱肚子，没想到他有何尊严，城市对低素质人口就是这样。这不是对待人的搞法，而是对待工具的搞法。
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情。有一个控诉旧社会的说法：资本家很残忍，工人不合用了就扫地出门。现在大家都有些理解，说资本家嘛，盈利为目的，但政府呢，欢迎人去做工，却根本未考虑过他的生老病死，眼里有人吗？一个人在某地做工，他的劳动凝结为各种经济数据，政府从中获得收益，为何要将他们扫地出门？
最想不明白的是，这种“转移低素质人口”的搞法，却被叫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钟月华：一封来自天堂的公开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请接受我们这些孩子在天堂的问候！
我们是刚刚在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遇难，不知道这次到天堂来的还有多少小伙伴，但是那一张张稚气可爱的脸，一直排到了天际，我们怎么数也数不过来。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从天堂看到你们那挂满泪水的脸，我看到你们哀痛得直不起来的身子，可是爸爸妈妈，此刻孩子只能无助地从上天俯瞰着您，只有摇曳的风信子，把我们的思念向你们这些亲人传递。
亲爱的爸爸妈妈，由于你们没有生育的自由，你们只有我们一个孩子，你们把全部的爱给了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更是把我们视为掌上明珠，我们每一个人承载了3个家庭6个长辈的关爱，时刻生活在幸福和甜蜜里。
亲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们的小心肝突然走了，我们知道你们心痛，但是我们已经把心留在了人间，留在了你们身边，今生我们都是你们可爱的宝贝，我们会在天国里看顾你们的一生。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知道你们承受的打击和压力，不亚于那些突然砸下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砖块和楼板。但是此刻，为了你们的心肝宝贝，我恳请爸爸妈妈，坚强起来，因为我们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请你们在地上实现。
爸爸妈妈，您知道吗？我们来到的天堂，万里澄澈，没有一丝乌云，更没有大地上横行的谎言。到了这里我们什么都明白了，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把没有写完的作业留在了人间，把刚刚绽放没有来得及收回的笑容留在了人间，把尚未等到放学讲给你们听的小笑话留在了人间，甚至还来不及再闻一次妈妈身上醉人的体香，我们就在天崩地裂中绝尘而去。
亲爱的爸爸妈妈，从天堂俯看人间，我们看得真真切切，震区十几万平方公里，绝大多数学校都成一片废墟，而那些巍峨耸立的政府办公大楼并没有多少倒塌。装满我们这些“祖国花朵”的学校建筑，如此不堪一击，有的几乎被震成碎片。有些校舍的墙体很少有钢筋，就是砖头和水泥垒砌，有的甚至没有地基，几乎就像箱子一样摆放在地面。在地动山摇中，我们的校舍像纸糊的一样，轰然倒塌，在我们幼小的躯体上，砖块和楼板却像泰山一样沉重。我们的头被砸破，我们的身体被掩埋，我们的血液和雨水交融，爸爸，妈妈，我们真的呼喊不出来，我们的生命在痛苦的窒息中一点一点地消亡。
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我们还在人间的时候，天天盼望着奥运会在我们的国家召开，但是此刻我们觉得奥运会遥远而陌生，此刻我们只关注爸爸妈妈的眼泪，只关注爸爸妈妈震碎的心灵。即使中国人能够在奥运的竞技场上能够获得一万枚金牌，也抵不上爸爸妈妈一滴眼泪的分量，即使我们获得全世界的荣耀，也抵不上我们和爸爸妈妈片刻宁静的温存。
亲爱的爸爸妈妈，为了使得我们冤死的灵魂得到安宁，为了让更多的小伙伴不再像我们这样在永恒的绝望和巨大的痛苦中赶赴天堂，我们恳请爸爸妈妈，擦干你们的眼泪，走出废墟、走出破碎的山河，从这个伤痛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开始，去查清为什么那么多校舍这么轻易地倒塌，查清是谁上下嘴皮一张，曾把这些倒塌的校舍验收通过，成为一座座埋葬我们的坟墓，请你们去查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危房，可能像我们的校舍那样在地震中坍塌。
等到真相被查清的那一天，等到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座危险的校舍，请你们再来到我们被掩埋的地方，你们一定能够听得见我们从天堂传来的天真烂漫的笑声。
您的孩子
汶川地震死难儿童
签名：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
2008年5月30日
廖天琪：别把人祸推到老天爷头上
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和各种大型河川、堰堤、建筑工程的不符规格和偷工减料，中国近年来的洪泛和干旱的天灾不断。1998年当九江的防洪大堤在抗洪抢滩时突然坍塌，朱镕基总理破口一句“豆腐渣工程”就为中国普遍的建筑业打上了很形象而贴切的标记。可悲的是，一语成韱，“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豆腐渣工程现在在四川的地震灾难中，竟残酷地埋葬了八至十万同胞，其中大部分还是稚嫩的儿童和青少年。看见那些从断瓦残桓中伸出的小手和颓墙灰烬中的书包、玩具，真让人心碎语塞。
纽约时报5月27日头版刊出绵竹的市委书记向市民下跪的照片；我们也看到胡温慰问灾民的画面；五星红旗破天荒地为死难者下半旗致哀；还有全国那三分钟的默哀和解放军、武警的奋力抢救，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平息人们内心的怒火，因为这次的毁灭性大祸并不仅是天灾，主要还是人祸，才造成了这样巨大而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社会上兴起了捐款赈灾浪潮和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救灾团体，连自己温饱有虞的农民、民工、甚至上访人、拆迁户都撇下自己生活的沉重担子，赶到震区现场去救人，是这些感人的景象打动了人心，使人在绝望中产生了希望。平时冷漠、自私甚至麻木的大众，在灾难前面，变得人性化了，平庸变成高贵，利己升华为利他。就像19年前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中，小偷都罢偷了一般，非常时期人性中的“非常性”也会突变似地冒尖。
也跟八九民运期间一样，有很短一段时期，大陆的报纸突破了封锁，例外地没有接受中宣部每日下达的指令，在震灾的第一时间内，人们观察到，各家报纸都按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哀思和沉痛，很多记者也不遵守常规，迳自跑到四川去进行现场观察和采访报道。这种昙花一现的要求知道真相、自由表达的冲动，是真诚而宝贵的，但是毕竟太短暂。很多人为北京政府这次的表现极为赞赏，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向自由的“公民社会”转向的前兆。这真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说穿了，政府不过借东风，一次性地“恩赐”人民在短期内表达悲哀的自由，这离真正的言论自由、揭露真相、批评时政的舆论和新闻自由还有十万八千里。何况几天之后，政府一腾得出手时，恐惧民间力量的本能，使得官方又摆出狰狞的面孔来压制一切异声、监控异议人士和自发的救援组织，甚至连受害者家属的维权行为都要干预。
现在灾难还没有过去，后续性的危险——诸如余震、堰堤决裂、山洪暴发、核能外泄、瘟疫、水灾等都还在潜伏期。政府忙着应付这些，何况还有漫长的赈灾和重建的工作。即便如此，民间要求追查人祸根源的呼声此起彼伏，都江堰聚源中学惨死的四百名学生和绵竹富新第二小学死去的127名儿童的母亲们，发起了维权运动，我们要听听她们的声音，谁还比她们更有发言权？可恨的是5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归纳校舍倒塌五点原因”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勇于认错和担负责任的态度，反倒可笑地把一切都推到老天爷头上，又是校设陈旧防震不足、又是学生们聚集在教室和楼梯走廊上，因此压垮了校舍这样极为荒谬和强词夺理的说法上。这些贪腐的官员不但不谢罪于民，反而发表这种“绝妙谎词”来再度刺伤丧失子女的家长们的心，该当何罪？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人们最容易被误导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支配，一切要求透明、公正、法制、正义的声音都可能被当作破坏团结、自拆墙角的捣乱因素而消音。因此现在提出问责的问题格外重要：
1.许多国家地震频繁的国家如日本、美国由于预报工作做得好，将人命的损失减低到最小。中国国家地震局曾说地震可以预测，甚至于有传言说这次地震前的预警被压制了。这件事应当追查责任，将结果公诸于世。
2.为何在地震后最宝贵的抢救之第一时间内（72 小时），不准许外国的救援进入？责任在谁？
3.每一所坍塌的公共建筑必须追查责任建筑商和职责所在的政府部门，所有相关的人要负法律责任（判刑）、经济责任（赔偿）和政治责任（罢官）。
4.对每个被埋葬、毁灭的村庄、学校、机关进行清查死亡和受伤人数的清点，为每一个人立下一个完整的档案和记录，以便于将来竖立一个罹难人的纪念碑时，有现成的资料。
5.设立一个救难基金，对死者进行赔偿，生还者给予抚恤、援助。
6.建立一个家园重组组织，协助失祜的孤儿、失养的老人、丧偶的男女有机会重组家庭，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是为“和谐社会”奠基的契机。
7.设立民众参与并且监督公共事务的机制，包括对于赈款的支配监督、对失职官员的检举、对不法建筑商的追究。
8.全方位研究这次地震除了“天灾”之外的一切“人祸”理由，专家们说紫坪铺水库的兴建，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汶川地震，那么三峡大坝呢？三峡大坝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小水坝不同，早就有专家提出各种科学上的隐忧，被当局压制下去，一意孤行要成就这个“旷世大业”（Karl Wittv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Oriantal Despotism）：越是专制的政权，越是热衷于修建“千秋万世”的大工程，运河、大坝、桥梁等）。经过这次教训，必须重新检验三峡工程的安全系数。
9.防患于未然，检验所有的核能工厂、核电站、水库、大坝和桥梁、建筑，亡羊补牢犹未晚。
绵竹市委书记跪地的照片并不感人，原因是他一脸凶相，他并不是在忏悔，而是在要挟冤家债主别去上访。看到网上那站成一长排的泪流满面、手中抱着死去子女照片的母亲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失职的政府官员和奸商没有良心和勇气，也排成一排，长跪在四川震区的街头，向这些苦主请求原谅？要改正错误的第一步，就是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衷心忏悔。
浴火中还能重生，灾难里隐含契机。一个专制政权意外地在人民的灭顶之灾中短暂地抓住了民心，那么就要痛定思痛、将功赎罪，做出一番造福于民的事业，如果还是眛着良心、推卸责任，那么愤怒的人民的力量将千百倍于八级地震，那时候就真是万劫不复了。
昝爱宗：谴责蔡武，谴责文化部迫害张耀杰
张耀杰先生得罪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人王文章，竟遭到解聘工作的待遇，印证了老实人吃亏的说法。
如果说，张耀杰个人有什么过错的话，理当追究，可事实上挑不出他有什么错来。看看来龙去脉，只不过是他张耀杰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替单位里一老实巴交的同事分不到房子喊冤，说两句公道话而已，就让王文章觉得是刺了，非拔掉他不可了。
就在王文章执意要让张耀杰离岗时，刚好2008年全国”两会”结束，文化部部长易人，原部长孙家正高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部长并不是呼声很高的于幼军，而是从国务院新闻办调过来的”团派鹰犬”蔡武。
蔡武就任文化部部长第二天，张耀杰就给蔡部长写信喊冤，可没想到蔡部长也不过是一只”菜鸟”而已，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争权夺利，他哪里照顾得到张耀杰遭遇的不公道。
文化部易人那几天，我正和于建嵘先生及耀杰先生在一起，当时谈到两个话题。一个是于建嵘先生参加了2007年底有关统战部门组织的推荐政协委员学习培训班，一些有望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先生也被推荐，名列其中。但最后全国政协委员公布，被没有他的大名，或许在被推荐的时候意外出现什么不明原因，于建嵘教授只能认认真真地走了一回过场了。至于第二个话题，即张耀杰失去工作，当时我们已经得到了实情了，耀杰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说自己工作权被侵害，他说要给王文章一个台阶下，不能马上把这个事情公开。当然，我也不想在路还没走到尽头之前就进行公开呼吁，公开谴责作恶者。因为这个王文章是个不简单的文人，来自文人荟萃的中国文化报，即中国文化部的机关报。后来公开宣布”讨伐中宣部”的焦国标就曾在他的部下工作过。此前，我也听到过王文章这个文人不简单，文人碰到文人，不是简单地说”文人相轻”就可以解释的，后来焦国标离开了文化报，可见那样的体制很难容忍有独立思想的人。现在说张耀杰，他也认可王文章这个人很能干，不过是这个人会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拉钱，按照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拜物质教的思路，王文章就是吃香派。凡是认可邓小平”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原则的人，几乎都同意王文章是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如果有关部门查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账目，就知道文化研究员这个国有资源很容易生财，所谓富了方丈是也。正是在这样相当不错的环境下，张耀杰还不知足，还说三道四，于是他王文章就觉得张耀杰看不顺眼了。这个地方富得流油，你张耀杰还说三道四，干脆你走人。这就是文人，尽管能干，还是不容张耀杰这个研究话剧文化和从事传记文学写作很有成绩的人才有独立思想，有常识判断，于是生硬地逼他离开，尽管他十分地不情愿。
中国艺术研究员正式解聘张耀杰，理由却不是上面所说的相关背景，而是指张耀杰”非法出国”，即擅自出境。那是2006年底，张耀杰正在个人休假，向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请假了。其间，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到美国农村有一个考察，与单位无关，也与人权、自由、政治无关，更与中国一向敏感的自由化无关。可不料，当时中国有几个自由化人士也访问美国，其中有一些敏感人士如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中国狱中作家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刘路）和敢于起诉河南司法厅侵犯律师权益的李苏滨三律师，还有一个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张耀杰也在美国，我们各自的行程也完全不相同，但当时美国一家中文网站发表一条消息，把两个丝毫没有联系的访问并列在一起，称中国大陆维权人士访问美国，把张耀杰列入”维权人士”，意外使张耀杰的身份”敏感化”了。如果说那些律师是维权律师，访美向国际组织告”洋状”，可张耀杰此行并没有维权的内容，只不过是时间上碰巧而已。可好事的背后总有一件糟糕的时候正在发生，张耀杰成为”维权人士”，是单位不能容忍的，于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似乎找到了口实，可以借机迫害张耀杰了——既然你去美国当”维权人士”，那么我就借此向你开刀，再说政治上也是正确的，中国虽然现在不提反自由化了，但一旦自由化露头，压压也无什么错。于是，张耀杰就成了王文章砧板上的肉，王文章要操刀割肉了。
本不是维权人士，却被逼成维权人士，这就是奥秘了。但是，即使张耀杰是维权人士，我还是不认为张耀杰有什么过错，我还是建议张耀杰起诉单位，走法律维权之路，让维权人士成为真正的维权人士。只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什么不是政治？在一个人权相对比较不是权利的时代，胳膊硬不过大腿，个人牛不过单位，维权官司很难打赢，多数时候是花了钱又输了官司。最后，张耀杰并没有打赢官司，尽管他法律上无过错，但法院什么时候是听法律的，而不是听权力的？
法院是政府开的，这就是中国司法不独立不自由的现状，如果司法独立了，司法服从法律了，中国也就实现法治了，公民的人权也就基本保证了，外国人也不再关注中国人权现状了，而是中国人开始关注美国、法国、英国人的人权现状了。
所以，目前情况下，我作为张耀杰的朋友，也只能无奈地仗义执言一回，公开谴责文化部部长蔡武——其人是当年的团派中央常委，又是作恶多端的控制网络敏感词和遮蔽所谓”境外有害信息”的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公开谴责中国艺术研究员法定代表人王文章要挟文化部，共同参与迫害著名文化学者张耀杰，侵犯其工作权利。
最后一句，本谴责没有时间表，只要蔡武及其领导的文化部，只要王文章及其领导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不停止侵犯张耀杰的工作权，本谴责就时刻有效。
卫子游：议会的十一项原则（下）——《论人民代表》之二十三
九、限制多数权力的原则（也被称为宪政[限政]原则，或人权优先于治权原则，为行文方便，本文有时将其简称为限权原则）
与前面讨论过的“全盘西化”观念类似，人权高于治权，
追捧打杀 震后“捐款门”始末
民营企业在地震发生后仗义疏财，踊跃捐献
震后两周，中国普通民众对死难同胞的悲悯之情演变为企业界头顶的巨大压力，许多捐赠较少、行动较慢的企业遭到网民激烈的攻击。
中国现代化百年进程行至今日，大部分民众的产权观念依旧淡漠，无法理解恪守西方商业伦理的跨国和本土精英们的行为，也不愿尊重全球化时代的商业游戏规则。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而是中国和西方价值观冲突的体现。
跨国公司进入新中国30年来，尽管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中国人消费习惯的把握有了丰富的经验，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5月27日下午两点，商务部研究院二楼那间可容纳百人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诺基亚、宝洁、雀巢、西门子、IBM、现代汽车、百胜、阿斯利康……这些知名跨国企业的政府与公共事务总监、公关总监甚至副总裁同时出现在会场。
在主管官员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些外企代表开始激动地上台发言，他们愤怒地向商务部的领导诉说自己企业的苦衷和委屈，所有发言都对最近广泛流传的“国际铁公鸡排行榜”表示严重不满。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外资企业的品牌形象也发生了“大地震”。一些没有及时捐款的外企遭到网络舆论的强烈抨击，它们的产品也遭到了消费者的抵制。地震一周后，一个“国际铁公鸡排行榜”的短信广为流传，将对跨国企业的攻击推上顶峰。
“铁公鸡”之一的快餐企业肯德基在四川地区的许多分店被围攻开不了业，没被评为“铁公鸡”的雀巢也受到牵连，它在地震第二天运往四川的1万箱食品被网民骂成“我们不稀罕的鸟粪”。
在会场上，外资企业们再次要求商务部为它们“正名”。5天前的5月22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已经替外资企业澄清，指出多数上榜的跨国公司捐款都超过了1000万元，“铁公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然而，民意仍然汹涌不止，劫富济贫的“网络好汉们”对“铁公鸡们”的初期表现不太满意。因为在5月14日“铁公鸡榜”刚出现之后，许多“铁公鸡”第一笔捐款额都还未超过500万元，在网民们看来，“铁公鸡”捐足1000万元才算对得起灾区人民。
在汶川这场震恸中国的巨大灾难发生之后，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得以彰显，中国本土企业纷纷以巨额捐助践行“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相比之下，恪守西方商业伦理的跨国企业们却难以理解这种行为，更忽略了这股力量的强大。
同样忽略了这一点的，还有至今未被部分民众原谅的王石和万科。当然，更多的国产品牌在这场碰撞中获得了公众的空前追捧，捐款1亿元的凉茶饮料王老吉一夜之间人尽皆知。
现在，跨国公司们能做的，只能是不停地向公众告知、向“父母官”诉苦。
斗“鸡”大会
“在中国发大财而又不捐款的国际铁公鸡排行榜：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LV、大金、宝洁、摩托罗拉。如果你有良心，共同抵制，相互转发！”这是广为流传的铁公鸡排行榜的其中一个版本。5月19日，许多中国人都收到了这条短信。“铁公鸡排行榜”的版本几经更替，最初的帖子现已无从查找。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索引擎发现，最早的榜单出现于 5月 14日一个名叫PHPWindBoard的技术论坛中，肯德基、麦当劳、三星电子、森马集团、摩托罗拉与诺基亚赫然在列。帖子末尾，帖主还号召大家不断更新。
这个帖子的信息并不准确。彼时距汶川地震发生已过两天。5月12日地震当晚，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母公司）已决定捐款300万元。5月14日，麦当劳宣布捐款100万元。5月15日，三星电子向红十字会捐款3000万元，据公关经理周先生介绍，三星管理层在5月13日就做出决策，捐款后，消息在新浪、搜狐的主页上挂了一天，“很醒目”。
但就在当日，流传最广的“铁公鸡榜”版本出笼，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星，后面分别是诺基亚、大金、LV、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帖主还呼吁，“通报这些公司，不是让大家去消费，而是要铭记心中：这是没有良心的企业！是中国人就不要给他们赚！！”
不过，这一帖子没有迅即流传。5月19日，“铁公鸡榜”突然像发生核裂变般爆传于各大论坛、聊天室、MSN及QQ，据称转帖还有奖，“转发30个以上网友，你将会被腾讯公司列为爱心，你的名字将会变为红色”。跟帖中不乏为“铁公鸡”辩护的声音，但板砖往往会立马从四面飞奔而来。“铁公鸡榜”还通过手机短信海量传播，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正在麦当劳就餐的中学生，手机里收到了同一条信息。《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帮困惑的女儿询问信息发送者、成都中院的一位法官情况是否属实，对方复，“不知道，转发的”。
事实尚不清楚，愤怒已然集结。7家“铁公鸡”身后，还陆续出现了宝洁、戴尔、IBM等跨国公司的身影。
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网民把热情转向了国产品牌，编出了顺口溜：以后喝王老吉（1亿元），存钱到工商（8726万元），还是用移动（5820万元），买电器到苏宁（5000万元），买保险买平安（3500万元），喝白酒喝泸州老窖（3000万元），买药修正牌 (捐助2500万元)，上网用QQ(捐助2000万元)，运动穿李宁(捐助1249万元)，电脑买联想(捐助1000万元)，洗衣机买海尔(捐助1000万元)，空调买美的(捐助1000万元)，开车开吉利(捐助1000万元)……如果大家都买联想，联想将在5年内超越戴尔；如果大家都买吉利，吉利将在5年内超越大众丰田。
跨国公司顿时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但网民的愤怒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
舆论指责升级
网民们很难理解跨国企业中国区的难处。“我不可能第一时间飞到芬兰去向总部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诺基亚副总裁萧洁云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数十家跨国公司，无一例外表示，捐款需要与总部的沟通，而且第一笔只能根据当时的灾情确定，后续的才能就严重程度继续申请。阿斯利康的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吴浣苓告诉记者，她就是在13日先动用了100万元的应急资金，同时开始向总部申请后续的600万元。
另一只“铁公鸡”诺基亚5月17日从3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宝洁在5月19日追加了1000万元用于“希望工程赈灾教育基金”；可口可乐从500万元追加到1700万元；肯德基所属的百胜餐饮集团19日也从300万元追加至1580万元，28日又增加了520万元员工捐款。
不在榜单上的BP中国5月20日从140万元追加到1050万元，戴尔5月22日从210万元追加到800万元，等等。
然而，跨国企业们的行为产生的正面效果远没有最初的负面信息杀伤力大。
网民对追加表示“欣慰”，5月16日在博客上批评宝洁“广告巨人、赈捐矮子”的网民老醉，5月20日又发了一篇“拔毛铁公鸡，宝洁多捐1000万”的帖子。老醉是这群网络好汉的领袖人物，许多网民甚至将5月16日谷歌捐款1700万元视作他的功劳。
随着一些网民指出“铁公鸡”们并非一毛不拔，再加上跨国公司的陆续追加捐款，网络舆论在5月19日之后不再一边倒。
但是，真正令跨国公司们始料未及的事情稍后发生了，这场斗“鸡”大会迅速地从网络和短信上的口诛笔伐转向了消费者的身体力行上。
5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四川南充市五星商业步行街上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聚集了上百人，抗议麦当劳不捐款。餐厅的门口，被贴上了超大打印版的“国际超级铁公鸡”。
在四川攀枝花、陕西西安、山西运城等城市，肯德基也遭遇了不同规模的围堵。“很多餐厅不得不暂时停业。”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副总裁王群说。从上传到网络的现场照片看，有人将榜单做成标语，贴在麦当劳的橱窗上，并注明，“凭你的良心，互相抵制！向灾区的遇难同胞默哀。”
据一位目击者称，当时正在南充市一家麦当劳餐厅就餐的顾客都吓得不敢出来，双方隔着玻璃门与随即赶到的警察，气氛紧张得像挨着火药的汽油罐。他注意到，当时在现场的全都是中国人。
宝洁的经营也受到影响，一些超市和商场不敢从宝洁进货，因为不知道原来买佳洁士牙膏的消费者会不会改成中华。
跨国企业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在跨国企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5月20日，在IBM内部，一封主题为“太牛了！！！！！一定要看！！！！”的邮件在员工中广泛转发。一名中国员工在信中说：“我对公司在灾难面前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
IBM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震发生后，员工对公司的赈灾作为迅速分成了两派观点，这封抗议信是迄今最激烈的表现。
5月25日，可口可乐华南区也接到了福建一位经销商要求终止合作的通知。
其实，即便跨国企业总部考虑全球股东的利益而不愿意捐款，这也符合西方商业伦理的观念。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那就是为股东负责，遵守法律，赚取利润。
只是，在大灾难来临之后，普通的中国人难以理解或者难以认同这些价值观。
5月22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表示：“网上传的公司都有很大的捐赠，一般都在千万元以上”。“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
王石成了“王十”
这场前所未有的企业形象危机，同样降临在了一个秉承西方公司治理理念的中国企业家身上。
这个人就是王石，他用二十年锻造出了中国房地产业第一品牌万科，并屡获企业公民奖；他的公司治理方式成为无数企业的楷模；他的言论和行动总为公众所瞩目，堪称中国极少数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之一。
然而这半个月来，他的形象和万科的形象如同汶川地震中的房屋一样倒塌过半，这与两个数字有关——“200万”和“10”。
这两个关键词来自王石5月15日的博客，因为在地震当天万科捐出的200万元被网民认为太少，与万科企业实力不相匹配。王石在博客中回应：“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
2006年股东大会对万科每年的企业公民建设费用的授权额度为1000万元。
在地震之前，2008年的这笔钱已经使用了近800万元。只剩下200万元。
接下来的话成为网友炮轰的焦点：“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就此得到了两个新名字“王十”、“王十块”。甚至有网友调侃地说：“做人不能太王石”。
但不让赈灾成为企业负担的说法令网民觉得空前国难之下，此种言论过于冷血。一些网民在王石的博客上留言说：“如果你觉得救助灾民成为你的负担了，请拿回你的200万元。”
有人找出了王石的年薪——400万元，还有人计算了王石历次登山的费用均在200万元以上。“不管你征服过多少座高峰，你的灵魂却始终高不过那一座坟头！”
5月21日，王石通过媒体向网民道歉：“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网民们没有因此原谅王石和万科，因为5月21日万科同时发布公告称，董事会批准公司在未来3-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以绵竹市遵道镇为重点；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的开发。
这份语焉不详的公告再次激起了网民的愤怒。网民认为王石选择遵道镇是因为那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重建只是为商业目的而遮人耳目。
“这只是堵塞众人口水的一种公关技巧、一种转移人们视线的营销手段而已，和那些真正向灾区捐献亿元资金或者物资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一位网友提醒王石应该重视道义，在他撰写的《史记·王石列传》一文中写道：“商贾之道，固有无利不起，亦有道义存焉。时富豪如和黄李氏，台塑王氏，江苏陈氏者，无不倾资以救国难，贩夫走卒、乞儿戏子，踊跃救难者，一一难书。国难当头，石前发冷言于公众，后谋私利于暗室，不亦鄙乎？道义不存而富，是为为富不仁也。”
5月24日，万科不得不再次发布关于地震后捐款情况的说明：公司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完全无偿的纯公益性质。
即便在这份说明中，万科仍然表达了一贯坚持的公司治理理念：万科所有财产属于股东，因此公司的公益捐款必须在股东大会授权下进行。
但在大多数网民看来，“人命关天的事情，瞬间几万个生命就没了，还在那里算你的账，斤斤计较、蝇营狗苟，还什么董事会、什么权限？公司那点事情，谁不知道。”
与大多数网民的观点不同，一些小股东已经在万科的官方论坛万科周刊上表示了异议。一个ID为东藜的就认为万科追捐一个亿侵害了股东的权利，正在联系律师起诉。6月5日，万科将为追捐亿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万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四川回广州的路上，万科集团副总裁肖莉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不过，为王石和万科辩护的也大有人在。5月27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刊登了一篇“个论”。文章说，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说，做公益、捐善款当然是善，但尊重公司的管理章程，在既定的游戏规则范围内行使权力，同样是“善”，甚至是一种更大的善。为了一种善，而伤害另一种善，善花最终结出的就将是恶果！有意思的是，万科公司对这样的辩护并未欢呼雀跃，一位万科工作人员私下表示：我们希望负面报道越少越好，但也担心过于突出的辩护文章，这会再次引起争议。静待事情过去，可能是万科最好的选择。
被裹挟的民意
更多的国产品牌在这场东西观念的碰撞中获得了公众空前的追捧，捐款1亿元的凉茶饮料王老吉一夜成名。
5月18日的央视赈灾晚会，王老吉的母公司香港加多宝集团捐款1亿元，天涯上马上出现了所谓“封杀王老吉”的帖子。“王老吉，你够狠！捐一个亿，胆敢是王石的500倍！为了整治这个嚣张的企业，买光超市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
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同样延伸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王老吉也适时地出现在了很多原来并没有覆盖到的销售渠道上，得以让人们一想到“封杀”它马上就能买到它。
网民们开始自发地为王老吉策划广告词，流传最广的一句就是，“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还有地震中被救小男孩想喝冰冻可乐的改编版“叔叔，我要喝王老吉……冰冻的。”
同时，网上开始讨论可乐等碳酸饮料的危害，以凸显出王老吉作为一种凉茶饮料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特点。而一旦有人认为王老吉只是一种成功的营销手段而已，马上就会被人骂作“枪手”，并被网友们的合力疯狂发帖沉到坛底，直至无人问津。
“就算它是成功的营销，我也要力挺，至少它给灾区人民捐了1亿元。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一位把日常饮料从可乐改成王老吉的白领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即便是真的被裹挟、被利用，民意也心甘情愿。也有一些企业因此被伤害。
5月19日，一篇《王石、马云们该为灾区捐多少钱》的文章出现在某网站上。文中指责马云只捐了一元钱。
当天，这篇文章就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网民开始把马云和王石放在一起调侃，试图使这两位既往公众形象极佳的企业家一同颜面扫地。
但据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的张璞介绍，当时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捐献了200万元，马云个人在地震当晚就捐了100万元，阿里巴巴救灾小组则正紧锣密鼓地商定第二阶段的赈灾计划。“荧光灯下的慈善，一元钱即可”是马云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的旧话。
5月20日，看到阿里巴巴在19日深夜发布的澄清公告和再捐2500万元之后，网民“房价好贵啊”在天涯上呼吁大家给马云和阿里巴巴员工道个歉，几乎所有的回帖都斩钉截铁地表示了赞同。此后，关于马云一元钱的讨论销声匿迹了。
在与地震相关的讨论中，天涯社区是所有网上论坛中最火爆的，亦是许多话题的发起和传播源头。但是马云只捐一元的帖子从而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至今无从知晓。
被裹挟的民意汹涌而来，再次呼啸而去。
帕幕克北京演讲稿：我们究竟是谁？
（本文是帕慕克2008年5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我的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这个主人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有些关联（等一下我会详细地谈论文学上的联系）。卡的真名是凯里姆·阿拉库索格鲁，但他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更愿意使用这个更简短的称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他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他甚至都不喜欢政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诗歌。我的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位诗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态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事故一样——他卷入政治这东西往往是无心而为之。我，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愿意就政治和事故说上几句。对于这个话题我已经考虑良多。但是，请不要担心：虽然我能写长篇小说，今天我只做一点简短的评论。
2000年，为了在描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状况时不要犯下太多错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两位朋友带着我四处参观。我们一起走访了古特鲁街 ( Gutleustrasse)附近一家旧工厂后面的小公园，我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从家里散步到城市图书馆的情形（他白天的时间多半在这里度过），我们步行穿过车站前面的广场，沿着凯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经过几家性用品商店，然后再路过明希内尔街（Münchnerstrasse）的几家蔬菜水果店、理发店和烧烤店，一直走到钟塔广场，刚好经过了我们聚会的教堂前面。我们还一起走进了Ｋ，卡那件穿了多年、给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在这里买的。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家园的贫困住区走了两天，参观了清真寺、饭馆、社区协会和咖啡屋。这是我的第七部小说，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就像个新手一样做了大量毫无必要的笔记，为每一个细节烦恼，老问一些“有轨电车在八十年代真的通过这个角落吗” 之类的问题。
我在卡尔斯做调查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数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我对卡尔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用作小说背景之前我多次去那里调查。我在那里逗留期间，在逐街逐店调查该城市时见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访过这里最偏远、最被人遗忘的住区，这是土耳其最偏远、最被人遗忘的城市；我和那些失业后不抱希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谈过；还和中学生交谈过，和不管我到哪都跟随我不放的便衣警察、穿制服的警察交谈过，和发行量不超过二百五十份的报刊发行商交谈过。
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叫《雪》的小说。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进入到一个每过一天我的理解都会变得更加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是小说艺术的中心问题：即回响在我们每人头脑中的“他者”问题、“陌生者”问题和“敌人”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如何改变自己目前的身份。我的问题并非对所有小说家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不言自明：一部小说当然可以通过想像将其人物置身于我们所熟悉的、所关心的、我们从经验中所认识的处境中去，这可以加深对人类的了解。如果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人物让我们想到自己，那么我们的第一愿望就是让这些人物来解释我们是谁。因此我们故事中的母亲、父亲、房子和街道与生活中的样子非常相似，故事发生的城市也像我们亲眼所见一样真实，故事发生的国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样子。支配文学艺术的神奇规则有办法扩大普通家庭、家园和城市的意义内涵，使每个人都觉得小说中反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家园和城市。常有人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小说。我十七岁拿起这本书时，并没有把它当作托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来读——因为我当时对他了解很少——我认为这本书与普遍的家庭有关，这样我才会容易产生认同感。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现给全人类；这些故事也是别人的故事。
因此，没错，我们可以把小说界定成一种这样的形式：它可让有技巧的作者将自己的故事变成与别人相关的故事。但是对艺术来说，四百年来它吸引的众多读者、激励的无数作家还仅只展现了其伟大而迷人之处的一个方面而已。把我吸引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上来的原因就与此不同：它使我有机会像抒写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抒写别人的人生。正是通过这类探讨，小说家们才能开始试探将“他者”分隔出去的分界线是否合理，而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会改变身份的界限。他者可能变成 “我们”，我们也可以变成“他者”。当然一部小说可以同时完成这两大功绩。即便我们的小说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似乎是在描述别人的生活，但它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我们像在描述自己的生活一样描述着别人的生活。
想进入别人生活的小说家不一定要像我准备写《雪》时所做的那样，去调查别人的街道和城市。小说家如果希望自己切身体会他人的状况，体会他人的痛苦和烦扰，那么他首先要依靠自己的想像。下面让我举例说明我的观点，这个例子会让大家想起我先前说到的文学关系：“如果我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那我该怎么办？”在每部伟大的小说之后，都隐藏着一位作家，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进入他人的身体，并给这身体带来生命——他最强烈、最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去试探自己身份的极限。如果我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蟑螂，那么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就算我猜到房子里的每个人看到我急匆匆从墙上或天花板上溜过时会感到厌恶或恐惧，就算我自己的父母也扔苹果来砸我，我一定还会想办法变成卡夫卡。但是，在我把自己想像成别人之前，我可能还必须做一点调查。我最想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么着急要把自己想像成的那个“他者”是谁？
这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可用来应对我们最原始的仇恨、恐惧和焦虑。我们很清楚这几种情感可以激发想像，赋予我们写作的能力。所以一个遵守艺术规则的小说家会认识到，如果他能成功地认同他者，那么他获得的只会是好处。他还知道，如果他能为被每个人视作对立的他者着想，那么这有助于将他从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像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
因此笛福的伟大小说神奇塑造出来的人物不仅仅是罗宾逊·克鲁索，还有他的奴隶星期五。《唐吉珂德》同样神奇有力地塑造出一个生活在书本世界中的骑士以及他的仆人桑丘·潘札。我喜欢读《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作家是个幸福的已婚男子，他在书中想像一位女人如何先毁掉自己不幸的婚姻，然后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的灵感来自另一位男性作家，此人自己从未结婚，却想像自己进入了对生活不满的爱玛·包法利的心理。在所有寓言小说中最伟大的《莫比·狄克》里，梅尔维尔探讨了他那个时代美国无法摆脱的各种恐惧——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恐惧——而探讨各种恐惧的媒介就是大白鲸。我们中那些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人如果不想想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就不可能真正考虑到美国南方的情况。如果福克纳不能把那些人物真实地表现出来，那他的作品就会有所欠缺。同样，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德国小说家希望对所有德国人说话，但是他却未能很明显或者较含蓄地设想出该国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们造成的社会不安，那么这位作家也有所不足。同样，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不能想像出库尔德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视了该国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暗内容，那么他，在我看来，不过只写了些空洞的东西而已。
和很多人的预想相反，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与他所属的社会、党派和集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他从事的政治事业无关。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来自于他的想像，来自于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没人注意到的人类真相——这使他成为那些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小说家没有理由对政治报有年轻人才有的兴致；如果他真有那种兴致，那他的动机最终不会有多大意义。今天我们读最伟大的政治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时，我们不会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图去读——他把这部小说当作反对俄国西方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辩争作品来写的；但我们读时，却注重看它对当时俄国的反映——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深锁在斯拉夫灵魂中的伟大秘密。只有小说才能探讨这样的秘密。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读报纸、杂志或者看电视来应对这种深沉的问题。要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去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这种种人生以其深度让我们恐惧，以其简单让我们震惊——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收获这种真理。我再补充一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们开始在读者耳边低语，告诉他扎根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告诉他出于傲慢和失败、耻辱和愤怒的秘密时，他们其实照亮了读者自己历史的阴暗之处。这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家，他以同样的程度对西方极爱又恨，他无法把自己看作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眩目，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中。
现在我们就来考虑东西方的问题。记者们对这一问题极其感兴趣，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一问题在西方某些地方的新闻界具有特别含义时，我倾向于认为最好不要去谈东西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常常带有这样一种预设：即贫穷的西方国家必须听从西方及美国可能做出的一切提议。而且人们还会觉察出这样一种必然：在我长大成人的这种地方，其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会激发出一些令人生厌的问题，并且会期待我这样的作家以解答这些讨厌的问题作为生存目标。当然东西方问题的确存在，但他不应该仅仅是由西方国家发明、并强加给他人的一个恶毒、僵化的表述。东西方问题应该与财富、贫困及和平有关。
十九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光芒已被活力日增的西方国家所掩盖。当时帝国和欧洲军队作战连遭败绩，眼看着国力逐渐衰败下去。此时出现过了一个组织，他们自称为青年土耳其人（the Young Turks）。像后来几代的精英分子一样（甚至包括最后的几位奥斯曼苏丹在内），这些青年土耳其人惊叹于西方的优越性，于是开始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 ·阿塔蒂尔克的西化改革都是以同样的逻辑为基础。而这个逻辑自身的基础是：大家相信土耳其衰弱和贫困的根源是它的传统、它的古老文化以及它在全社会建立宗教组织的各种方式。
我出生于西化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我得承认我自己有时也抱有这样的信仰。这种信仰，虽然用意良好，却过于狭隘，甚至头脑简单。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变、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更富裕、更幸福、更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本土主义者，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很明显，我们在青年土耳其人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西化主义者身上能看到这些倾向。但是作为学习西方运动的参与者，这些组织仍然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某些基本特点采取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在批判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时虽然可能与西方观察家们的信念和风格不一样，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缺点、有时甚至还觉得它没有价值。这造成了另一种非常深沉、混乱的情感：耻辱。
我从有些人对我的小说以及对有关我与西方的关系之种种看法所做的反应看到了这种耻辱。当我们在土耳其讨论东西方问题时，当我们谈论传统和现在的紧张对立时（这一点我认为是东西方问题的本质所在），或者当我们在支吾其辞地谈论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关系时，耻辱的问题已经潜伏在其中了。我去理解这种耻辱时，总是试图将其与它的对立面——傲慢——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如果傲慢太多，如果人们行事过于傲慢，那么羞愧和耻辱总会如影而至；因为每当有人感觉深深受辱的时候，我们总会期待他的骄傲民族主义情绪浮上表面。我的小说就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种耻辱、这种傲慢、这种挫败感。因为我的国家正试图敲开欧洲的大门，所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脆弱的情感不时会轻而易举、毫无节制地燃成猖獗之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低声地谈论耻辱这一秘密，正如我最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听到的一样。我们正是通过分享大家的私秘耻辱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这个道理是小说艺术教给我的。
但是恰好在获得解放的时刻，我开始在心里感觉到艺术表现的复杂政治性以及为人代言的道德两难。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困难的任务，对于一个自己也被上述的那些情感弄得迷迷糊糊的小说家来说尤其如此。随心所欲的想像世界可能有欺骗性，一个为民族主义傲慢情绪所左右、脾气火爆、动辄发怒的小说家所反映的东西会越加如此。如果我们把某种现实当作秘密来对待，那么就可以希望它只带给我们一种默然无声的耻辱，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运用想像来改变这种现实，并将其变成一个相对应的、意在获取关注的世界，那么这种希望就遭到了背叛。当一个小说家开始玩弄支配社会的各种规则，当他在事物表层下进行挖掘以发现其隐藏结构，当他像好奇的小孩一样在他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感驱使下探求秘密，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会给其家人、朋友、同侪以及亲爱的公民们带来不安。但是，这是一种令人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生活世界的支配性思想；是小说让我们能接近被我们的家人、学校和社会所掩藏的真理；是小说艺术让我们能够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真正是谁？
我们都知道阅读小说的快乐；我们都知道沿着一条通道进入他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刺激，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世界，并渴望对它做出改变，我们沉浸于主人公的文化中，充分体会到主人公与组成他世界的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沉浸于作者的话语中、沉浸于他做的决定，以及随着故事的发展他所注意到的事物。小说既不完全是虚构，也不完全是真实。读小说既要面对作者的想像，还要面对我们无论怎样焦躁、好奇都只能触其表面的真实世界。但我们退到某处角落，当我们躺在床上，当我们手拿小说舒展地躺在沙发上时，我们的想像就会在小说中的世界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间来回穿梭。我们手中的小说也许能带我们去一个从未去过、从未见过、从未认识过的世界。或者它也许能带我们进入书中人物隐秘的深层世界，而这些人物从表面上看来，与我们最熟悉的人非常相似。
我之所以让大家来注意这每一种可能性，仅仅是因为我不时怀着憧憬要把这两个极端世界都包含在内。有时我试着想像大量的读者一个接一个藏在角落里，拿着书本舒适地坐在安乐椅里，我还试着想像这些平常的人生发生在怎样的地方。然后，在我的眼前会出现成千上万，甚至好几万读者的形象，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是他们的身影。这些读者在看书时，作者的梦变成了他们的梦；他们在想像中为作者的主人公塑造身份；他们看到了作者的世界。现在这些读者像作家自己一样，试着去想像他者，他们也在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到这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在我们心里翻腾的谦卑、同情、宽容、怜悯和爱等情感，因为伟大的文学与我们的判断力没有关系，它与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人处境的能力有关。
当我想像着所有这些读者运用想像力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时，当我想像着他们的世界时（一条街又一条街，一个住区又一个住区、乃至整个城市我都想到了），我忽然觉察到我真正在考虑的是在想像中塑造自己身份的社会、人群、整个国家等等——你说任何内容都可以包括在内。现代社会、部族和国家通过读小说来完成最深刻的思考，这样他们才能去争辩他们是谁。因此，即便我们单单为了消遣、放松、打发日常生活的无聊而拿起一本小说来读，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想像我们所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这也是为何小说不仅要表现一个国家的自豪和快乐，而且要表现它的愤怒、脆弱和耻辱的原因。因为小说会让读者想到自己的耻辱、傲慢以及在世上微不足道的地位，所以小说家能够激起如此的愤慨。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严重的不宽容现象——我们看到书本被焚烧、小说家受到起诉—— 这是多么地可耻。
在我长大成人的家庭里，每个人都读小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大书房。在我还是小孩时，他会谈论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几位伟大小说家——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就像别人的父亲会谈论著名的将军和圣人一样。从很早的时候起，所有这些小说家——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就在我的头脑里和欧洲联系在一起。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家庭的缘故——我的家庭狂热地相信西化，天真地相信它自己以及它的国家西化程度很高，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小说是源自欧洲的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小说像管弦乐和后文艺复兴的绘画一样，在我看来是欧洲文明的基石；它让欧洲成为现在的样子，通过它欧洲才创造、展现出它的本质，如果还有所谓本质的话。没有小说，我无法想像欧洲的样子。我现在谈论小说是把它当作一种思考方式、理解方式和想像的方式来看的，它还是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一种方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小孩和青年都是在读过欧洲小说之后，才会第一次对欧洲有深刻的认识；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拿起一本小说来读就等于迈进了欧洲的边境线；就等于进入到一个新大陆、一种新文化、一种新文明；就可以在这些冒险过程中，学会带着新的愿望和灵感去表达自己；结果，我们会相信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我记得自己就是这种感觉。我们还要记得伟大的俄国小说和拉丁美洲小说也同样来源于欧洲文化……因此，只要读上一本小说，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欧洲的边境、历史和国别之分总是处于不停地流变中。我父亲书房里的法国、俄国、德国小说里描述的古欧洲，像我童年时战后的欧洲以及今天的欧洲一样，是一个永远在发生变化的地方。因此，我们对欧洲的认识也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然而，我对欧洲却有一种永恒的看法，这就是我现在要讨论的．
我首先要说，对土耳其人而言，欧洲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就在这里，带着很高的期待和良好的心愿，敲着你的门，要求进去，但是又感到非常焦虑，害怕遭到拒绝。我像其他的土耳其人一样能敏锐地感到这一切。我们的这些感受与我在前面描述过的“默然无声的耻辱”非常相似。土耳其敲着欧洲大门，我们等啊等啊，欧洲先做了承诺，然后又忘了我们，只是放下了门栓而已——土耳其申请成为欧洲正式成员国，欧洲对其申请的各种隐含企图都详加审核——在此过过程中，我们很可悲地看到欧洲某些地方的反土耳其情绪越变越浓，至少某些政客是这样的。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对土耳其人和土耳其都采取了反对立场，我觉得他们的态度与我们国家的某些政客采取的立场同样危险。
要批评土耳其国家缺乏民主或者在经济上挑土耳其的毛病是一回事；要诋毁所有的土耳其文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后裔在该国过着最贫困的生活也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在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当他们听说自己受到苛刻的评价时，他们再次被提醒，知道自己在敲一扇门，等着被放进去，当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反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的疯狂发展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最粗俗的民族主义对峙。那些相信欧盟的人一定马上会看到我们只能在和平和民族主义之间做真正的选择。我们要么拥有和平，要么拥有民族主义。我认为欧盟的内心里装着和平的理想，我相信土耳其给欧洲提供的和平机会最终也不会遭到弃绝。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必须在小说家的想像力和允许焚烧小说家作品的那种民族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常常谈到土耳其以及它要求加入欧盟的申请，人们对我总是哭脸相迎，或提出许多质疑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要当场回复他们。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人民可以提供给欧洲和德国最重要的东西，毫无疑问，就是和平；它是指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欧洲的愿望以及该和平愿望获得批准就可以产生的安全和作用。我在孩提和青年时期读过的伟大小说家们并不按照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按照对个体的渴望来界定欧洲。因为这些主人公们通过奋斗来解放自己，表现自己的创造性，使自己的梦想成真，所以他们的小说能赢得我的欢心。欧洲能获得非欧洲世界的尊重应归因于它费尽努力培育出来的各种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如果欧洲的灵魂是启蒙、平等和民主，如果欧洲是一个基于和平的联盟，那么土耳其也该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欧洲如果以狭隘的基督教教义来界定自我，那么它与试图从自己的宗教里获得力量的土耳其无异；这样的欧洲脱离了事实，排他性太强，它与过去相连，却与将来无关。
我是在伊斯坦布尔跨欧洲部分的一个西化的世俗家庭长大的，因此对我，或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相信欧盟根本不是一件难事。别忘了，从童年起，我们的费内尔巴赫切（Fenerbahçe）足球队就一直在参加欧洲杯的比赛。有数百万像我这样的土耳其人全心全意地信任欧盟。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保守的土耳其人，穆斯林土耳其人，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也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想帮助谋划欧洲的未来，梦想这种未来的诞生，并帮助建设这种未来。这种友好的表示虽然在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冲突之后才到来，它的意义却不能轻看。如果将它断然拒绝会引起极大的遗憾和气愤。没有欧洲的好前景，我想像不出土耳其的样子；同样，没有土耳其的好前景，我也无法信任欧洲。
我的发言将以一些关于灵魂的谈话收尾。灵魂是小说家毕生努力想传达的一种特质。只有当我们能够将这个奇怪而令人迷惑的任务归入适当的范围时，人生才会幸福。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都不是源自生活本身，而来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的时间都在探求这种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在今日这混乱、艰难、迅速流变的世界里，我一生都在喧嚣和嘈杂中偊偊而行，人生之路盘旋曲折让我不知所从，我忙着在寻找开头、中间和终点。在我看来，灵魂这东西只能在小说里找到。自从我的小说《雪》出版之后，每次我走在法兰克福的街上，我就能感觉到卡的鬼魂。我与这个主人公的共同之处真不算少，我感觉我似乎真正在观看着我所想像的那座城市，似乎我不知怎地已经触及了它的灵魂。
马拉美说得不错，“世上的一切都为了写进小说而存在。”毫无疑问，最有资格把世间一切纳入其中的书本类型就是小说。想像——将意义传递给他人的能力——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而多少世纪以来，它在小说里找到了最真的表述。
帕慕克访谈：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
经历过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帕慕克理解中国人遭遇的痛苦，他将中国之行全部签售收入捐给地震灾区。
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
——2008年5月22日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演讲
土耳其只重视欧美文学
南方周末：在你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就看过繁体字版的 《我的名字叫红》，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你把小说写得如此丰富、绚丽、充满激情，把感情给予了每个人物——这是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过的感受。
中国人有一种对远方的渴望，总是把目光尽量投向最远处，比如欧洲，比如美国，而常常把中间的地带省略、跳过，但现在中间有帕慕克了。
帕慕克：谢谢。这是很敏锐的观察。土耳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只重视美国和欧洲的文学，而忽视了来自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文学。关键问题在于缺少翻译，尤其是直接从原文而来的翻译。我很遗憾地说，在非西方国家，比如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的出名首先是由于我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名气。
我认为应该有从原文直接翻译的作品。不然我们对对方文学的了解将受制于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我们需要建立直接的联系，我相信这种联系会建立起来的。这样西方出版业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得到的反应，更多的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更容易被哪一方面理解？有来自中国读者的反馈吗？
帕慕克：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各不相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的书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同国家）对我作品的接受会多么不同。我可以将对我作品的接受分成三类。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雪》；在西班牙、意大利，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伊斯坦布尔》；而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这种情况在其他作家中间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家都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作。而对我来说却不是如此。
为何是这样呢？我可以给出答案。在美国，他们把伊斯兰视为自己新的敌人。我感到有些遗憾，虽然我的书在那里很畅销，但是他们读我的书是为了了解伊斯兰。是的，我的作品中讲到了伊斯兰，但是我不可能囊括伊斯兰的一切，它们只是小说。而对于欧洲人来说，由于欧盟和土耳其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的是土耳其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否是不可理解的。而在俄国、中国、韩国、日本，我最畅销的书是《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获得了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纳文学奖和法国最佳外语小说奖等诸多（欧洲）大奖。然而为何它也会成为非西方国家最被青睐的小说呢？当然，这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小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土耳其、中国、韩国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而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渴望现代化，渴望它能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也担心现代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我的书也是讲述传统和现代化这两股貌似矛盾的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我的书描写了现代化带来的传统的突然缺失，以及身份丧失之痛。而这也是在西方承认我的作品之前，它们能够吸引非西方国家读者的原因。
南方周末：我很高兴听到你在媒体见面会上说：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你刚刚完成600页的长篇小说《MuseumofInnocence》（《纯真博物馆》），中国读者一定迫切想要知道，你最新创作的这部小说是什么题材和内容？
帕慕克：我刚刚从我的出版商那里得知，其实不是600页，而是630页。这本书是关于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富裕人家中人对一个远房穷亲戚的爱情，或者说是痴迷。这个故事从1975年开始一直讲到今天，跨越三十多年，主要涉及到了伊斯兰上流社会和中层社会阶级的生活，描写了许多生活的细节。但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爱情是什么？为何人们会陷入爱河？但这部书不是讲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的，这并不是一部浪漫的书。、
南方周末：你的书中总是有许多罗曼蒂克的东西……
帕慕克：与其他书相比，这部书讲述了更多关于爱情的东西。但是这部书更是一种对爱情的分析，而不是把爱情当作美丽的雕像置于高高的底座之上来瞻仰。我想分析遭遇爱情时我们将会怎样，爱情为什么会发生，它是怎样地不可控制。这就好像我书中人物头脑的一部分想要尝试了解它的另一半。
很“像”自己国家的人有时看不清自己国家
南方周末：你在一次访问中曾经说过，你的头脑里还有19部小说的构思。在另外一次采访中，你还说过，“接下来要写的八部小说的名字，我都已经写好了。”按照你以前的写作速度，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们写完？
帕慕克：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总是很喜欢想象我将来想要写的书。我永远都不会缺少主题，事实上我总是有太多的想法。但很可惜的是我写得并不快，我要花上三四年时间才能写成一部小说。我要求自己写作更加有规律，更加勤奋。事实上，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一年中，我发现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并不是因为过多的采访，而是因为我想要完成的小说。我原以为我会写一部450页的小说，但最终这部小说有六百多页。我的头脑中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新小说的想法，不仅仅是情节，而是成型的书，这是我构思小说的方式。如果我喜欢这些想法，它们会留存在我的头脑中。为了不忘记，我会把它们写下来。这是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笔记本、那么多写作选择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小说，而下一部新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成型了。
南方周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你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你国内的读者和批评家，这是一个成名作家的必然代价吗？你会置之不理，还是予以反击？
帕慕克：是的。成名有多种，而这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一个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作家，就会有人攻击贬损你。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陷入政治之中，但我并不希望成为一个政治中人。对言论总是有种种的限制，告诉你这些不该说，那些不该说。而当你说了什么的时候，就有人把你说的东西拿出来，把它无限夸大，并以此攻击你。在对我的政治争议中，有许多妒忌的成分。我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中斗争的勇士。问题要复杂得多。有人说我是因为政治上的争议而成名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南方周末：博尔赫斯说过，“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艺术家往往是最不像这个国家的人，比如德国是歌德，英国是莎士比亚，西班牙是塞万提斯。”中国则是鲁迅。毫无疑问，你现在已经是土耳其文学的当然代表，本国对你的批评这样多，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不像土耳其人呢？
帕慕克：很好的问题。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并不只有《可兰经》才是经典。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心照不宣的事。当然了，因为我是土耳其人，我受着土耳其文化的滋养，但是，我与土耳其传统并非是同一件事。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在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更加普遍。博尔赫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阿根廷时——当时的阿根廷是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他并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他说三种语言，他读的书并不全是阿根廷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说法，我们这一部分人并不是整个国家，但是我们代表了这个国家。而那些很“像”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有些时候并无法看清他们自己的国家。而如果你能够站远一点看的话，也许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
无论如何，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代表土耳其文化的野心，现在也没有。这种野心有些时候是很危险的，它会让你的小说变得像旅游介绍或者政治宣传。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写符合我的标准的小说，我想通过它们来表达我自己。我的书和我的名声让我成为了土耳其的代表，但是这是有问题的。土耳其人不喜欢我成为土耳其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叙述土耳其的方式。
南方周末：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你在伊斯坦布尔的寓所前就有两个警察站岗，你的人身安全始终是热爱你的读者关心的话题。今年年初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图谋刺杀你的人已经被捕。现在危险过去了吗？
帕慕克：我说过一些政治言论，也许算不上很理性，但是我还是认为土耳其应该是欧盟的一部分。我谈到了一些关于亚美尼亚等地区的话题，这些话题并不是我应该谈的。这些话题我谈得并不是很多，但是偶尔会提及。那些国家感到愤怒，并以各种方式攻击我。我被土耳其政府告知可能有人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就给我的寓所配了警察。我外出的时候，也会有保镖跟随。还有一些疯狂的人和与我意见不一的人想攻击我。反正警察告诉我说任何时刻都得保护我。很遗憾，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我们将成为那种民族性想法的牺牲者
南方周末：你在前天的演讲中，特别谈到身份认同的问题，“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扰。”你少年时代去欧洲的时候，护照上眼睛的颜色也被签证官莫名其妙地弄错了。面对西方世界的时候，这种压力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普遍，土耳其是这样，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帕慕克：身份认同、身份代表、民族主义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当我写爱情的时候，人们会说是一个土耳其人在写土耳其式的爱情，但是当托尔斯泰写爱的时候，他写的却是人类之爱。当我们谈及写作的时候，我们涉及到的应该是普遍的人性，这才是解读作品的方式。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自己也会对其他国家的读者说，因为他们来自别的国家，所以他们并不懂得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情感。我们需要丢弃那种民族性的想法，因为我们自己将成为这种想法的牺牲者。一旦我们认同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就很难将自己融入人类的共性之中了，这样就等同于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是永远存在的，而我们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则为这种误读创造了条件。
南方周末：一个人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作家也是这样，你认为你成功的必然性是什么？性格？天赋？运气？还是其他的什么？
帕慕克：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首先目标、兴趣很重要。我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画家。其次，天赋也很重要。缺少天赋不成其为艺术。我认识一些人很喜欢文学，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天赋。再次，阅读和知识也很重要。当然也需要努力的工作和运气。除此之外，他人的鼓励也非常重要。我一直都很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童年的时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当我完成一幅画的时候，他总是夸张地显出很惊讶的样子，仿佛我是一个天才。他从来不会挫败我的积极性。作家是需要有读者的，即使只有一个，无论这个读者是你的父母、弟兄或者妻子、女友。即使现在你不成功，他们也会给予你鼓励。有一些作家并不把自己的作品示人，我不喜欢这样。无论我写了什么，我都会读给别人听，譬如我的家人和我的助理。举个例子，在我写《我的名字叫红》的时候，艾斯特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但是我的妻子很喜欢这个角色，要求我多写一点关于艾斯特的东西。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角色，我也想看这个角色的发展，于是我把她的篇幅给大大延长了。在我读作品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会留意他们的表情。如果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一段落，我会对它进行修改。对我来说，他们可以帮助我检验我的作品。一般当我完成作品之后，最初的五到十个读者将会给我不同的反馈。他们不一定是伟大的读者，只是我所认识的人。而他们的反馈将会代表今后所有读者的反应，因为人多多少少都是相似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还有一点你忘记讲了——每天你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是否还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帕慕克：强壮的身体？是的。为了完成这部六百多页的小说，有时我甚至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我会锻炼，我会在办公室散步（边说边做来回跳跃的激烈动作）。我吃得不多，以保持身材。我不抽烟，我五年前就戒了烟。
艺术是一个野心家的领域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八年的时候，曾经从书上撕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现在你的墙上还有他们的画像吗？
帕慕克：对我来说，最优秀的四个作家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普鲁斯特。我喜欢看他们的作品，我会反复阅读他们作品中的某些章节，直至达到背诵的程度。当我读这些片断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是的，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事物也许很简单，但他们却用一种精妙的方法将它表现了出来。优秀的写作没有程式，但是当你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小说，怎样能够做到丰富而又精确的写作。这些作品以它们对生活细节的勾勒展现出了生活的真实。我也喜欢科幻小说、幻想小说以及书卷气很浓的小说，我也写书卷气很浓的小说。我认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而这些作家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南方周末：有一位中国小说家这样说，在你不同年龄阶段，好作家就是一个自动取款机，就像一直给你钱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你启发。在你的创作经历中，这样的作家是谁？
帕慕克：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最崇拜的四个作家，但是很少有好作家能够将所有的作品写成经典之作。乔伊斯、托尔斯泰也许在此之列。就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过《少年》这样不成功的作品。但是我很喜欢他其他作品中的某些片断，因为它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真实生活中的细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我喜欢的这些作家那样，以如此简单却又精妙的方式将这些经历展现出来。
南方周末：每一个作家都是有野心的，从你的作品看得出来，你很早就有成为伟大作家的愿望，我不知道，在你心目中，你仰慕的那些伟大作家有多少已经被你超越或者赶上了？
帕慕克：我从来不认为我能够超越这些作家，所以我对他们的阅读永远充满了乐趣。是的，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记得在我24岁的时候，我读到巴尔扎克的传记上说他一生写了94部作品，我就想我自己也要写90本书。我也希望能够超越土耳其的作家。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曾经对我说，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回答，难道这有什么错吗？在我们的文化中，野心就等于对长者的违背、无纪律和自由散漫，这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因为我们被教导要永远尊敬长辈，听从长辈。而有野心则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事，这被认为是很危险的。我认为艺术是一个野心家的领域。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那些有野心的人努力的成果。野心在艺术领域并非坏事。野心家需要具备我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品质，如天赋、兴趣、勤奋等等。
南方周末：你给女儿取名“Rüya”，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是“梦”的意思，你在女儿身上寄托的梦是什么？
帕慕克：Rüya是我的作品《黑》中的一个人物，她的原型是我的前妻，我和她现在也还是好朋友。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前妻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像她，所以就给我的女儿取了我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我女儿现在已经17岁了，她很喜欢看电影，每周我们都会看几部好的艺术影片。有时我也会建议她看一些书籍，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福楼拜的书。
南方周末：你很爱你的女儿，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你也带你的女儿一起参加了。她对你的获奖有什么祝福的话吗？
帕慕克：（开心地笑）当然了，她是我的女儿啊。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问我是否接受这个奖，我是否会参加颁奖典礼时，我同意了。事实上，18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够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晚宴的，她是历史上惟一一个例外，因为颁奖委员会不能拒绝我。她很开心。
南方周末：你在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提到了鲁迅、莫言，其实还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帕慕克：我见过高行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充满悲伤的人。我很遗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难。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