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不懈地为争取天安门母亲群体获得诺贝尔奖而努力——写于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之际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我应当写一些祝贺的话,这不仅仅是因为对长期起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抗争所应有的敬重,也是因为我们作为八九一代对天安门母亲群体血脉相连的那种时间无法磨灭的亲情。但是,面对丁老师等天安门母亲群体,”祝贺”这两个字却很难说出口。我想,在六四没有得到重新评价之前,我们作为六四的幸存者,都应当是心存愧疚的。

推动六四的重新评价,需要各种历史条件的积累,也许今天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是,生活在海外,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去做的,那就是不懈地为争取这个群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努力。

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为丁老师,为那些受难者的家属做一些事情,更是我们希望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的努力,实际上做的是一件对我们这个民族功在千秋的事情,那就是重新树立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建构我们的民族魂。让他们的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实际是也是我们的民族国家重建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我深信,只有在精神上和文明上崛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多年以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从不放弃,从不气馁;这不仅完全符合诺贝尔和平奖设立的宗旨,也可以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典范。面对仍旧强大的极权力量,我们没有资源,没有武器,甚至的不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援,我们唯一能够与中共对抗的,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勇气。而如果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整个中国民主化事业,对海内外民主运动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西方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伊朗的女律师,这说明他们也知道这个奖项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不给中国一个机会呢?我们要在全世界关注奥运会的时机,告诉世界:既然你们可以给中国一个奥运会主办权,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呢?

我个人愿意尽我的力量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努力,也呼籲大家一起来努力。

2008.5.26.

杨宽兴:哀悼,为了呼唤人性的未来——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六四屠杀十九周年前夕谈论死亡与哀悼的含义,尤为令人沉重。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天安门母亲很快发出呼吁《人命关天,救人为大》,其中的话语催人泪下:“获悉四川5.12大地震以来,死亡人数已达万余,从电视屏幕看到一幕幕灾难中死伤同胞的悲惨景象,我们撕心裂肺,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都是失去儿女的母亲,都经历过和感受过死亡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整个中国乃至于世界都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在这样的气氛中读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会使人陷入双重的悲哀。

汶川大地震是1976年以来最严重的死亡事件,而十九年前的六四屠杀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谋杀(作为无神论者,我同样无法接受稍后发生的对信仰者的死亡迫害);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十九年前的那一场杀戮则是人类自身所犯的无法原谅的罪过。但无论如何,在死亡面前,人们的悲伤是相同的,天安门母亲在十九年前的心情正是今天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亲人者的心情,如果我们在地震遇难者家人悲恸欲绝的画面前忍不住垂泪和啜泣,我们就没有理由面对天安门母亲一年年的呼吁装聋作哑,整个中国欠着六四死难者一次肃立哀悼。

和5·12一样,6·4也是我们的国难,但自从死亡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死者就没能享受应有的尊严和体面的对待,在官方的辞典中,他们是暴徒,而他们的亲人——天安门母亲——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则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经受着一次次的威胁和打压。亲人的离去已使她们经历了人世最大的伤悲,政治迫害的刀子还要在她们的心口扎上第二刀,对于生者来讲,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事情?!

作为经历过八九的政治异见者,我深知强权试图让人们忘记六四的意图,而六四之所以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耻辱,首先就在于军队的枪口朝着自己的人民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就在于它用几百、几千爱国公民的血燃红了中国的土地。因此,对强权者而言,淡忘六四的首要含义就是要人们忘记那殷红的颜色,忘记那些无辜者的死亡。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由愤怒转为平静,由谴责转向淡漠,在官方的言论管制策略之下,很多人似乎真地忘记了曾经发生在北京街头的一幕一幕,但是,死难者的亲人一刻也不能忘记,每一个襁褓中长大的孩子都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离去是亲人心中永远的痛。

他们拒绝遗忘。

而这样的记忆,并不只是私人情感,六四死难者的具体死因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死亡是在替整个中国承受苦难,当强权不肯放下屠刀的时候,总会有人成为暴政的牺牲品,事实上,这样的死亡事件至今都没有停止。作为六四受难者亲属的群体形象,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代表了对这种杀戮的反抗,代表了对生命的珍重,代表了对人性回归的呼唤。为了让逝者安息,他们以亲人的身份呼唤真相和正义;为了让非人道的虐杀成为历史,在哀悼亲人的同时,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克制与理性,提出了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以及社会和解的一次次呼吁,以巨大的容忍和诚意试图瓦解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

这种暴力侵害面前的克制、这种柔弱中的坚持是一个整体。通过对六四遇难者的寻访,一个个普通的名字和一次次罪恶的枪杀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而这样的记忆必将由逝者家人和六四亲历者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成为中国的历史记忆和我们反思生命、死亡与人性的重要标尺。

不止一次接到原本不知情的朋友突然打来的电话,诉说第一次看到六四屠杀照片时的震惊与愤怒。是的,六四不是电影,不是小说,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对那些不曾经历过八九的人来说,这种事实具有足够震撼的力量,正如我们一看到汶川地震中儿童遇难的照片就会潸然泪下。

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即将到来,而四川的救灾仍在继续,双重的悲伤气氛催人深思。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难以避免,这样的死亡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类的某种共同处境。汶川地震之后,举国同悲、举世同悲,这无关人们的身份、地位与政治立场,那么,为汶川地震遇难者而哭的人们,你也会为六四死难者哭泣吗?要知道,那是相同的生命,同样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刻。

一个有良知的民族绝不可以忘记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因为,籍由对六四的顽强记忆和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我们才能确立未来中国社会的人性支点。

 

2008年5月26日

温克坚:一件事 一辈子——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一群朋友有机会聚在一起,那夜气温尚低,我们围着一堆篝火闲聊,聊时政,聊社会变迁,不过几乎毫无意识的,话题慢慢就集中到一个,那就是1989,那就是64事件。快19年了,这个话题依然那么沉重,依然带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在闪烁的篝火之间,映射的是数张沉默和悲伤的脸。

也许是为了打破沉默,一个朋友故意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道:“这一辈子,反正就这一件事了。”

这句话,我不会忘记。

是的,人生场景不断变换,我们可以用10多年的时间接受教育,可以用许多年的时间工作赚钱,可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可能在另外的时刻喝酒放纵,或者梦想去很远的地方流浪,….但是有些事情,如同呼吸之于生命一般,将一直伴随我们,10年如此,20年也如此,它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 64就是这样一件事,我们一辈子都希望它不要发生,但当枪声响起时,我们一辈子就因此改变了。

枪声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的一辈子就定格在那个时刻。许多年过去了,他们流的血已经干了,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都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他们的死还在承载着历史的荒诞,“暴乱暴徒”依旧是湮没在他们墓碑上的符号——如果他们有墓碑的话,他们活着的父母和亲属依旧不被允许公开祭奠,他们的死亡依旧是这个社会最大的禁忌。

我们知道当枪声夺去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么年轻,那么的朝气蓬勃,20岁上下的美丽青春,一夜之间被坦克无情的碾碎,这是人性无法承受的一种伤,这是时间无法舒缓的一种痛。19年过去了,他们的坟头已经长满青草,而我们也都不再年轻。

2008年2月的某一天,当我站在摆放蒋捷连骨灰的灵堂前,我不敢睁开眼睛,我不敢跪拜,但是任凭怎么的克制,泪水却是不听使唤,夺眶而出。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痛恨自己的软弱,我希望能抑制泪水,迎接逝者那穿透时空的目光,去安慰他们的不幸,去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苟且偷生的人们,并没有忘记,血不会白流,让这种悲剧不再重复,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件事。

面对那无数的鲜血,我们别无选择。正如龙应台女士在《谁不是天安门母亲》中写过如下的话语: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只要我们不愿意忘记,只要我们不愿意被蒙蔽,我们就已经做了选择,64事件就成为我们无法删除的内存,64流的血也在我们的心里流淌,我们将秉持一种信念,为64的死难者寻求一种历史的正义,这种信念已经不需要高调的词句,这种信念已经不需要悲恨的情绪,这种信念变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知道历史还在等待,正义还在等待,但是我们也知道正义只要没有得到伸张,正义就一定会得到伸张,不管是19分钟以前,或者是19年以前。

 

在那个忧伤的夜晚,有个朋友反复的唱着那首歌“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光,就以为听不见

               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歌声一直在耳边萦绕,我从不怀疑,热泪终将洗净尘埃,热血终将换来自由。

 

2008年5月22日

中国人权:“天安门母亲”公布“六四”罹难者死亡地点等分布图示

在“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天安门母亲”现公布两份关于1989年“六四”镇压事件中罹难者的死亡地点、死亡医院以及分布情况的示意地图。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中国当局在5月12日的四川地震后努力展现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和关切。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早就应该采取的措施对‘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给予补偿,展示对受难者生命的同样尊重。”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表示,列入这两张图示中的死难者是19年来他们寻访记录下来的,总数为188人,其中学生71人,但绝不是死难者的全部。丁子霖说,在他们的名单中,仍有13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少数死难者死亡地点和医院均不明,相当一部分死难者仅知死亡医院,死亡地点无考。

这两份图示强烈地展示了中国政府如何设法掩盖镇压事件。“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数字被定为国家秘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学生死亡人数仅为36人。

丁子霖表示,此次公布的图示,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大致了解当时戒严部队行进的路线、屠杀现场的方位以及被屠杀者的大致分布情况,而且更希望“唤起公众的记忆和良知,进一步提供有关‘六四’死难者的线索,以求获得一份更完整的死亡记录。”

丁子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丈夫蒋培坤原为同校美学研究所所长,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于1989年6月3日晚军队镇压时被射杀。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不久,丁子霖就开始了搜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寻访工作,并于1994年出版了《“六四”死难者名册》一书。多年来,由丁子霖和其它死难者亲属组成的 “天安门母亲”群体,每年致函中国领导人和人大、政协,呼吁政府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和进行司法追究。19年过去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多次更换,但没有一届政府对她们作出过回应。

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抓住“六四”19周年的时机,对“天安门母亲”群体进行对话的要求给予答复,采取建设性措施,最终解决“六四”问题。

  • 欲看中文的图示,请访问最近启动的“天安门母亲”网站: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 支持天安门母亲!签署电子呼吁书,参加支持为1989年“六四”镇压中的受害者寻求真相和正义的活动:http://www.fillthesquare.org
  • 为维权人士行动起来!请访问中国人权的网站“共同尽责2008人权奥运活动”:http://www.ir2008.org

有关部分“六四”死难者死难地点、死难医院图示的几点说明

 

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遇难地点示意图

 

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死亡医院示意图

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愿望:为了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真相,拟将部分罹难者的死亡地点、死亡医院以及分布情况用图示的方式加以标明。今天,这两份沾满了当年罹难者斑斑血迹的图示终于初步编制完成,现正式公布,并作如下说明:

(一)列入这份图示的死难者,绝非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全部罹难者。关于这场惨案死难者的总数,民间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为据,最终需要由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提出权威性的数据。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六四”死难者的人数,绝非大屠杀后不久由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报告中提供的数字,即包括戒严部队士兵在内约二百多人(其中大学生三十六人,中学生一人)。十九年来,我们已经记录下来的死难者共189人。其中仅在校学生就已达71人(包括小学生、中学生、职业学校学生、大学本科生、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即已接近官方公布的死亡学生数的一倍。

(二)列入这份图示中的有确切死亡地点的死难者有134人,有确切死亡医院的死难者有110人。这同样不是已经记录下来的全部死难者。在我们记录下来的189 位死难者名册中,有13位属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如李长生、郑春富、崔林峰、刘强、胡星云、林涛等人,他(她)们的死亡地点、死亡医院无人知晓。在这个名册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死难者仅知其死亡的医院,而具体死亡地点尚未查考到。他(她)们是:熊志明、虢爱民、黄涛、张琳、陶志敢、仲桂清、何安彬、许建平、黄培璞、郑春富、刘强等人。另外,在这个名册里,还有少数死难者的死亡地点、死亡医院均不明(原因之一是我们至今尚未找到这些死难者的亲属)。

(三)这份图示中所标明的死亡地点,并非每一个案的确切地点,但均同属一个地区,比如被杀害于木樨地的36位死难者,他(她)们死亡的确切地点可能在木樨地的桥东或桥西、路南或路北。但根据图示,读者已可大致了解当时戒严部队行进的路线和屠杀现场的方位,以及被屠杀者的大致分布情况。

我们公布这份图示,还意在唤起公众的记忆和良知,进一步向我们提供有关“六四”死难者的线索,以求获得一份更完整的死亡记录;同时,也希望今天的青年一代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能真切地了解到并记住发生在19年前的那一场历史惨剧。

在此,我们也呼吁政府当局,“六四”大屠杀中的死亡数字,不应该被列为“国家机密”,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今,那场大屠杀已经过去快20年了,如果这个数字曾经被列为所谓“国家机密”,那么今天也应该解密了。“解除六四禁区,公布六四真相”,是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的前提,也是达成全民和解、实现和平转型必须走出的一个步骤。我们希望政府当局顺应民意,拿出勇气,不失时机地切实解决延宕了快20年的“六四”历史遗案。

“天安门母亲”网站发刊词

“天安门母亲”网站由“天安门母亲”群体和IFC志愿者团队联合主办。它不是一个新闻网站,而类似于一个滚动性的网络杂志。顾名思义,它以“天安门母亲”的活动为主体,但同时又属於大家。现在,网站尚属草创,有待不断完善。我们期待得到广大读者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

建立一个“天安门母亲”网站,是我们这个群体多年来的心愿,但始终不敢奢望。今天,这个网站终於同大家见面了,真可谓梦想成真。这要感谢IFC志愿者团队的真诚相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愿望无法实现。

IFC(爱抚思)是我们群体成员都很熟悉的一个海外留学生救援团体,它隶属於“六四”大屠杀后成立的全美学自联。1993年,这个团体率先同我们合作,启动了对於“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人道帮助计划,至今已经15年,中间从未中断过。这次为筹建网站再次携手合作,我们深感荣幸。为了让读者了解IFC志愿者的心意,这里特附上这个团队给我们群体的一封短信:

“我们是爱抚思,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天安门母亲网站,而自动聚集起来的自愿者团队。我们大都是来自学自联的老资格成员。爱抚思,这个久违的名字,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启用,将再次肩负起历史的使命。爱抚思只是一个工作团队,将遵循只提供技术支持,不作任何政治和思想干预的原则。爱抚思的成员全部是义工,网站的操作和维持所需费用靠大家自愿捐助。”

今年年初,当难友们就筹建网站一事作出决议时,大家都异常兴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父亲、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世人倾听她(他)们呼声的地方,一个能够让她(他)们的足迹留下印记的地方。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创举,也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我们的儿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个年头了,但我们还活著,尽管活得仍然很艰难;只要我们还活著,我们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开通,正是这一抗争的延续。

记得在“六四”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 (引自《不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1994年)

记得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的弹孔已渐渐消失,当年的血迹已渐渐淡去,我们眼前的一切仿佛又都恢复了常态。但是,在我们面前摆著的这份名单上,却依然保存著当年施暴者留下的累累弹痕和死难者的斑斑血迹,这一切并没有从时间中消失。请不要把这份名单匆匆

翻过,请不要把留在我们身上的伤痕匆匆掩盖,因为我们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我们已不再有更多的付出。”(引自《当我们面对这155个名字的时候》1999年)

记得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这个制度则需要有一种持久的理性。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使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是活著的还是死去的。”(引自《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2004年)

“天安门母亲”网站的诞生,正是基於我们十多年来的所思所想。

上面的话,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也许恍如隔世,或者觉得与己无关。什么死呀活呀的,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

是的,今天的年轻人,甚至一部分中年人和老年人,也确乎活得好好的,至少他们的自我感觉是良好的。那是因为人都有一种根性,不情愿活在冷酷的真实中,而宁愿活在虚幻的安泰中;不愿相信灾难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更不愿相信死神会降临到

自己的身边,否则活得未免太沉重。然而,当一个人的存在被某种虚幻的“自我感觉”遮蔽时,他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真实的自我。他失去了对於苦难的感受和伶恤,也失去了对死亡的戒惧和敬畏。他会变得麻木不仁,也会变得不堪一击。对於一个

人来说,生,固然意味著欢乐、光明;死,固然意味著恐怖、黑暗。然而,在人类的价值天平上,生与死是等量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

值此“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之际,我们想说的话很多,但最想说的,就是上面这一些。请不要说这已经是昨日的话语,更不要说这已经与己无关。哪怕这仅仅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一种微弱的呼喊。

再过十多天,就是“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日了,我们谨以此网站献给十九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所有罹难者。

                                                                              天安门母亲 2008年5月

听李零发言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28.00元。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28.00元。

说起《老子》,就算是没读过原书的人也不会毫无认识。你至少能张口背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吧。但是多问一句,往往也就说不出所以然了,或者照字面意思胡诌几句,要不就干脆按当下走红的“国学大师”教的那样去做庸俗化理解。

这种状况,一方面证明《老子》确实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思想底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论语》,谁都会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正如唐诗,谁都会背出几句———中国人在文化上之所以是中国人,就是因为体内有这些文化基因的存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这种文化基因在传统失落已久的今天,已经日益“隐性化”,甚至有被扭曲与改造的危险。人人都听说过,但人人都搞不懂;说实话,文化基因的消亡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李零写“我们的经典”的本意,未必就是为了给读者扫盲。他文章写得好,句子短,有意都用大白话说话,貌似平易近人,但实际上谈的都是大问题、深问题、难问题。他在总序里说,“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我是说,真正的古典”,其中子学的内涵为何,其与古典的关系为何,其在学术史上的兴衰又有何意义和影响,这些预备知识不搞明白,他的话也就无从理解,没了着落。又比如他说冯友兰和胡适的学术观点差异有三处,一是诸子是否出于王宫,二是先秦是否有六家,三是孔子与老子谁先谁后。这三个问题具体是指什么,它们有什么重要性,对它们的不同解答又有什么学术意义,这显然不是连“非常道”都理解为“非常之道”的读者所关心且有兴趣的。

不过,这不是说李零的意义仅仅限于学术圈内。相反,他在学术圈外的普及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通过《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丧家狗》等一系列“非学术作品”在非学术阅读界赢得声誉之后,作为一个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研究的一流学者,放弃难得的公众传播权是不明智的。有句话说“你不去占领敌人的阵地,敌人就要来占领你的阵地”,你李零不发言,南怀瑾和于丹就要发言。与其让别人把《论语》当作“心灵鸡汤”来解读,还不如让你来告诉读者,《老子》第一句的本来版本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让你来告诉读者,“文中的两个‘恒’字,今本改为‘常’,是避汉文帝讳。常与恒不完全一样,常是经常,恒是不变……恒很重要,在道论类的作品中,是表示终极性的概念”。

这样的解释,读者也许会觉得新鲜,也许会觉得烦琐,也许会觉得深奥,但他们至少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说至少会知道如果他要求得到正确的解答,应该向哪个方向寻找。现在能提供给读者这种东西的人和书,不能说没有,却也没有多少。

就像左手握右手

汉代刘向在《说苑》里,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40年左右的《越人歌》的故事:楚国的襄成君刚受爵位的那天,穿着华丽的衣裳,被随从们簇拥着来到河边。楚大夫庄辛刚好路过,他拜见完襄成君站起来,想和襄成君握一握手。握手在等级森严的古代是一种“乱行”。襄成君大怒。庄辛见了也有点不自在,他转身去洗了洗手,给襄成君讲了一个鄂君子的故事:某天,鄂君子坐在一条富丽堂皇的刻有青鸟的游船上,听见一位掌管舟船的越国人在拥桨高歌,歌声委婉,鄂君子五内感动。这就是后世闻名的《越人歌》了。鄂君子听明白歌词的意思后,立即走上前,拥抱了那位划船人,并把绣花被盖到那人身上。襄成君听完这个故事,在文学形象的感召下,也走上前去,向庄辛伸出了双手。

看看吧,古人干净的双手与君子们非礼勿视的眼睛一样,从不伸入别人的隐私。握手是类似于授人以柄的行为,必须是肝胆相照的知己方可担当,不然的话,《诗经》里所谓“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不会如此隆重了。手,作为突破礼仪而进入私情的开路先锋,却被赋有了心心相映的伦理使命。

伴随私人空间的日益狭小,礼仪就像华丽的服饰开始成为交往的必备道具。握手作为一种抚摸的礼仪性表达,把那些逸出礼仪的僭越和觊觎删除或者浓缩进来。于是,当古人反复抚摸着邻居刚刚猎获的梅花鹿那光滑的皮毛,就不仅仅是表明自己手里没有凶器,不存图谋不轨之心,还有一种喜爱和羡慕的身体表达。他们不过是希望借助于抚摸,获得一种精神胜利的分享,但也可能激发攫取之意。

至于主动伸手给别人,或者以手在空气中做游泳状的人,多半是行高于人的魁首,他希望把自己置身高处而获得的一些神秘领悟,通过手掌传递给下面。这个动机淳朴而动人,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内功高手传递神功的心法,具有无私、济世的高尚品质。所以,在此不妨注意一个佛教概念:金色臂。金色臂是佛紫磨真金色的手臂,以金色臂摩顶,摩弟子之顶,或为授记摩顶,都是佛为慰劳地藏菩萨度生,日日三时在地狱教化众生,赞其不辞劳苦而摩顶的举动。所以,佛就伸长金色臂,用手去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摩顶,就是给所有的分身地藏王菩萨,施以摩顶。令所有众生的心,都能够归向于佛,能够调伏自己,能够舍弃种种邪见,归于正法。

但方外之人往往是无神论者,或者说,人中之龙的眼中已经没有头、脚之分,他们对下面的触摸,就是放电,一触虽是刹那,但一触即觉悟,一触即革命,一触即菩提。于是,握手、抚摸、把玩、猛拍肩膀、拍脸颊、拉衣领、整理背带甚至突然拦腰拥抱等等动作,均可视为前者的漫漶与放大,而且,符合魁首应该具有的礼仪与气度。

所以我认为,握手是流行于上流社会的形式主义动作。在流落民间之后,异性之间也把这套礼节大加发扬,这无可厚非,但蕴涵在手掌里的欲望太多,手掌积满热汗,企图以“大手印”的方式将精神能量予以肉身化,就开始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两性间的握手,就女性来说,男人握手的“深度”跟他对自己的尊重成反比——在全掌式的紧握、半掌式弯曲的各种接触中,有档次的女人更喜欢那种采用手指前沿的蜻蜓点水、一触即退式的握手方式,这可以防止受制于人,有利于女性保持自尊。为了防止男性过于热情的举动,“有知女性”在手指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在握手前,她把大拇指别在手掌心,使对方只能握到四根指头的前半部分,而且,手臂不是前伸而是悬垂状态的,就跟负了伤一样,这种不胜娇羞的肢体话语便于控制力臂,在热情的大手笼罩过来时轻轻一滑就突出重围。有本礼仪方面的著作指出,英国女皇就是这种握手方式的代表,也许尊贵的地位就像一触即溃的老古董,只能观赏,摸一下就已经是极为赏脸的恩赐了。

长于捕捉细节的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就注意到两性之间的握手,他在首次向女诗人伊。巴蕾特(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求婚失败后,激情更是高扬,施展欲擒故纵手段,写出《失去的恋人》一诗:

    但是,我将只说一般朋友的语言,
    或许再稍微强烈一些;
    我握住你的手,将只握礼节允许的时间,
    或许再稍微长一刹那!

一些中国电影导演在处理这个动作时,可能没有考虑到心理学、生理学原理,往往是男女一握手就浑身发软,就语无伦次,女方倒在男人的怀抱里,然后就接吻,然后就天昏地暗,然后就熄灯……男女的事情都这么线性的话,你还拍哪门子电影呢?这就让我联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就是说,我们的礼仪操了这么多年,却还是没有跳出鲁迅先生设定的路数。

英国作家莱。亨特写有一篇短文《握手》,谈到了两种握手的失态。其一是“不问亲疏,不辨场合,见手即握,殷勤之态可掬”。其二是“常有谦谦君子,手欲伸而常缩,似乎慎言谨行,又似乎手指头发炎、红肿”。但这两类人,在汉语中只有第一类略多一些,他们往往是下层官员,希望借助于高频率的握手来抓住一二根希望的稻草。比如,此前,有报纸报道,韩国最大在野党——大国家党推出了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槿惠任党主席,朴槿惠利用其父亲曾为韩国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的余威,争取选民。由于在游说中同选民握手过多,朴槿惠的双手变得赤红肿胀,但仍缠着绷带继续演说。尽管如此,大国家党依然在选举中败给了开放国民党。而对于真正上流人物而言,这根本不足为信。尽管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第一部分当中指出,辉煌的“八一八”时代,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把手握肿了,中央从此规定,不许与毛泽东主动握手。但是,毛还是热情地把巨手伸向了革命人民。

刘晓庆在《我在毛泽东时代》一文里承认:“在我的少女时代与青年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毛泽东。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奉献给了他,他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毛主席,他拥有我全部的初恋!”[2]通过大量实证,我们发现这个表白是真实的。当时无数诗歌甚至动用了恋人关系的惊人比喻,来喻指自己对毛泽东的热爱。

很多女性因为与伟人握手时“无法自持”而当场昏死,抢救过来后,又再次幸福地昏死过去。当时,“只要能和毛的皮肤发生任何沙粒大小的一点接触,都是千金不换、价值连城的幸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天安门不相信眼泪》一书指出,一名叫苏红的女红卫兵,与毛握手后,她曾经准备把这只手砍下来捐献给历史博物馆。在此被握以后的三个月时间,她坚持不洗右手。后来,她卷入到学校的派系冲突中,当对手试图动手打人时,苏红伸出了著名的右手。面对这只圣手,一场武斗得到了平息[3].

一个叫“言志”的作者,就写下了《拉一拉毛主席握过的手》[4]的诗——“战友从毛主席身边归来,/沐浴着红太阳的光彩。/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光荣,幸福,温暖。/拉一拉毛主席握过的战友的手,/冲天干劲无尽头。/听一听毛主席检阅过的战友的话,/革命豪情满胸怀”。在这样的“传帮带”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握手谱系”就如同燎原的星火,具有一种后来被称为“手拉手、心连心”的链式效应,十指连心,手眼归一,思维的尽头,是伟人形而上魅力折射到具体世界的鱼肚白,以及鱼肚白上的万道霞光……

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转述史沫特莱的抱怨,史说自己在延安与毛握手时:“他不是抓住或握住你的手,而是把你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它推出来。”[5]这固然是毛高屋建瓴的特殊握手方式,他并不经常使用,但这个方式每每在高温环境里容易被唤起。在面对上百万小将时,毛似乎刚把史沫特莱送出手掌的窑洞,现在,又不得不把更多的藕臂迎进他手掌的迷宫。

转眼三十多年就过去了,我很少再听到那时的当事人激动不已的诉说,因为商业时代为人们涂抹了更多的色彩,就像纸币上的花纹。但他们心里估计一直上演着那些无须言说的拷贝,直到地老天荒,直到海枯石烂。很多人都在自问:有没有一双手,握住了便不轻易放手?显然,这不同于左手握右手。

从手掌上崛起的通天塔,是否还继续向高空发送着无人能解的密码?

当歌星、老板、影星像食物染色剂一般蔓延到生活深处的时候,所谓“一种痛的幸福感”,正在被他们的手掌所置换。名人们手指翻飞如兰花,早已经无须传递身体的力量与热度,而是让那些匿身于指甲缝里的风月或点钞的快感有一个卸载的机会。当“和某某明星握手绝不洗手”成为粉丝们欢迎仪式的一部分内容时,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寻。所谓运掌如风,名流开始带给人们指缝里的纯精神秘密。

建于公元前62年的内姆鲁特山是一座宏伟的纪念碑,在西平台上保存完好的浅浮雕像描绘着他正与阿波罗、宙斯及赫拉克勒斯诸神握手。这就至少说明,握手成为人、神之间的身体交流已经十分悠久了。于是,人们在长时间握手、热烈握手、亲切握手、紧紧握手、四臂相交的动作当中,体验着那盈盈一握的魅力。大人物举手为号,掌吐惊雷,四周陡然出现“森林一般的手臂”,这就像榕树伸延出来的气根,围护着一个力的中心。这一景象,的确是调动气氛必备的仪式。“身心得到沐浴,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地动山河铁臂摇”。一位领导这样对我说。

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确不喜欢握手,更不会冲上去吊住某条大胳膊——不是高傲,只是我怕那些掌心里的汗液,觉得不像是水,倒像是某种猛烈分泌的油质。在我谋生的职业大院里,我偶尔会被某个职位高于我的人物猛拍肩头,他大声说“好好干!”然后,他水蛭一般的手掌已经将我的手缠住,并开始反刍液体,滑得我无力挣扎。他带领我的手大幅度地、有风度地摇动,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因为这像是保健医生帮助我活动肩肘关节。我们在做体操,就像左手握右手。为了成就他体恤员工的心情,我的手臂也开始用力摇动,朋友们看见了这个场面,他们认为我与大人物在一起合力发动一台看不见的手扶式拖拉机。也可以说,英语里握手本意为“摇手”的渊源,在汉语里一样遍地开花。

注释:
    〔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花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2〕转引自《中国作家》1993年第3期。
    〔3〕蓝石编著:《天安门不相信眼泪》,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4〕王家平著:《“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5〕(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颜敏如:我的朋友是特工

这是本奇怪的书,感性、理性显遁交错,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这也是本自然的书,高低起伏、有潜沈有昂扬,如同寻常生活,日出又日落。这是本政治的书,因为内容牵扯出台湾政争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片段,要作者补齐,让读者参与.这也是本爱情的书,娓娓叙述了或许人人都曾有过,却又不尽相同的男女情事,逼迫你我複习回忆,不能将息。我却愿意把它视为一个台湾女子对自己过往做一深度清算的书;当胸怀满溢情绪,脑际充塞话语,说出来就要疯狂,藏起来又会爆破自己,选择全盘托出的告白,也就势在必行而可以理解了。不就有人说,天主被爱所迫而创造了人?

全书主体是阿娟几年前在「媒体对抗」网站「台湾现代油麻菜籽」专栏里文字的构成,读者在开卷起始,必须有被丢掷到过去现场而又突然抽离推回到现时现刻的准备。现今与二十年前,跳接纠葛,当时的心绪成了现在的感动与独白,最是鲜活美味。而所呈现两种不同的文风,既是理性的分析推演,夹议夹叙,也是幽慢笔调所营造出缠绵、不甘、固执以及对自己所爱的不可理喻。

读者透过书中三个主轴看到的,一是作者过往所参与的政治载体,至今仍旧不断有新的发展,让她觉得「并不真正远离」;只要那个滚动的轮子尚未停下,曾经跟着旋转的阿娟便不可能完全平静止息;另一则是与网友的互动经过,这些人的愿意与之往返,当然是基於她的真心诚意以及对她的心生好奇。造假的诚意不可能持久,因为虚情得不到自然界滔滔不绝能源的支持。最后一轴当然就是她的爱情、她的私密、她愿意公开的爱恋,让人为她扼腕、为她庆幸。这三轴如同三根以三角排列紧邻站立而又不停回旋的柱子,阿娟身在其间,柱子带动她穿梭不止,终於兜转出了这本书。

大学时代,当别人顺着自然界的交配定律而大肆谈爱时,她却逆向而行,严重关切国事:「可那时就是以兴邦救国为己任﹐自以为谈情说爱这种儿女私情怎么能佔去我的宝贵大学时间?」於是,台大的觉民社多了这名不同於一般的女子,她也进而成为国民党调查局特工,任务是卧底党外、监听消息、搜集情报。我们的女主角忠实而勤勉,除了一般大学生活之外,更以她特有的方式爱国。

读者可透过书中叙述,略知调查局人员的部份工作内容与方式,想像二十多年前台北繁华喧嚣背后所隐藏着的,为巩固政权而利用热血青年监视自己同胞的违反人权作为。直到阿娟在随时会被查禁的「八十年代」杂志社卧底,调查局的欣喜自是不难想见,却没料到,阿娟心中竟然逐渐酿生对那些致力为台湾各项资源平均分配而以笔为枪作战不懈人们的感佩之情。

然而,不忠实令人心慌,一时间无法换头换脑的痛苦是超过一个没有心机又不懂得设防的大学生所能担当,而阿娟对此一情境着墨不多,只简单地说自己是「那个暗夜卷缩在沙发里,为处在夹缝中无法自拔而无声落泪的怯懦少女」这一点,读者必须读得进去,看得出来。

紧接着恐惧就要发挥它的无敌效应「…谈到美丽岛政治犯在牢狱里的境况,还有家属所遭遇到的骚扰.默默地在一旁听着的我,就幻想着自己如果背叛调查局向党外靠拢时,家人会受到的骚扰、监狱里的酷刑,而眼前这批并没完全接纳我的人,或许无力保护我。势单力孤却已然觉醒的我,处在那个威权时代…谁会同情我、支持我,极可能还会被当作一个负面教材地大加挞伐。」

而向着作战目标倾斜与不知为谁而战的疑虑,阿娟以简单几句表达透彻:「长此下去…只能做个「没有脸的间谍长江一号」,但是「长江一号」面对的是侵略者日本人,我面对的却是根本目的要救台湾的同胞」。

所幸台湾政治人物所坚持的,其实仍有若干相对性讨论空间的「价值」,还不至於需要大量抛头洒血、发动大规模武装革命加以维护的地步,更何况武斗不是我们的传统,也缺乏便利取得武器资源的管道。过去,当国与国之间不是那么紧密联结时,每个国家的每一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民族英雄,有它的悲欢交集。如今,再多的英雄好汉、忘生趋死,再多的不眠不休、无己无我,已转换成电视搞笑的现成剧本;而所谓「千万人吾往矣」的内里也已经有了太多无法釐清的人事牵扯与利益纠结.然而这并不意味,猛烈地爱乡、爱土、爱家、爱国就註定是要被群众讪笑的傻子。

阿娟身上的政治绿泽,一开始,比较是当初「党外」人物对她的涂抹,不一定是理念、信仰的强势上彩。如果她可以是一个例子,物以类聚的原始便犹如父母之於子女,以身作则往往比赘言冗论来得有效。而这一件抹绿工程竟然在二十多年后才因着一个人而鲜明起来。读者不禁要问,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绪,或更好说是情怀,会让人内心的骚动可以穿越时间乖隔,在覆盖密密层层的人生琐事、纷扬骚扰之下,仍然要努力沖拔出土,问一声可是要爱不爱、该理不理?「…午夜梦回,独坐灯下展书而读,执笔欲文时,只觉心如槁灰,这才惊觉禁锢二十年的心灵,已经自设枷锁,练就了「不以物喜,不以物忧」的本事。…然而就在此刻,你翩翩而来,吹皱一池春水…。」

而这个命定,其实是在还不知道有时间存在时的人生预约.

「接着我要打开我好不容易关上的一个感情抽屉﹐我敢打开﹐是因为知道我已经有能力再关上。 」不知这话是何时写的,只晓得她正纠缠在其中时,那感情抽屉并不见得说关就关.当时她急迫到,只要一句「你去吧!」,她就会像是领了圣旨,直捣她内里情愁的缘起,更可以是导致对方灾难的开始。那时,她有着把自己、把对方同时烧焦的疯狂。再读下去,才明白这女人为何如此地犯着癫执;为何把杂志社总编的形影放在心里千遍万遍地翻腾煎搅。细心的读者知道,她的丈夫是不可忽溜的人物,没有他「让她去玩玩」的肚量,以及「他自己了解涉及艺术的创作﹐有时妻子或者丈夫不是最能激发创作欲的人」的成熟与理智,阿娟可能不会只以精神出轨为满足吧。而这「出轨」其实是承续二十多年前不曾开始便已被迫结束的情缘。

我无法了解的是「在网路上自曝情史…对我这么个年纪、身份已曝露的人来说,需要一点愚勇和番癫,我当然有所求,求的是写出来后我就能真正成长…」,只知道,写字是逼自己做自我认识最直接、最残酷的手段,而书写就是为了被阅读.若是依阿娟自己的逻辑,那么书写、自省、成长与被阅读之间,是否就在於对读者反应的需求?在意识到自己的成长之后,更企图要让读者对自己认同?如果读者的认同是一个必要,那么这个成长就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成熟与自信吧。

「变节」可以因一个人或几个人而造成,目睹事实却极可能是成就变节的关键,「在老干部聚会时,大家不免就谈选情,我就听说国民党对老康阵营的耳语运动内容,说他怎么接受美方资助,竞选总部都是些阴谋份子,看那大字报就有共产党的可疑。我听了,就想到政见发表会旁,老阿婆用颤抖地双手捧着一把钱塞到老康口袋,还有一大堆在办事处自愿跑腿的乡亲…」。如果当初在土耳其婚结不成,回转台湾后再进入原来的境况,就有可能是她「变节」化暗为明的开始。感谢这个结婚的决定,让她只在抽象的心理,而不需要在可留下证据的「人言」或「自白书」上变节,避开了无谓的纷扰甚至危险.阿娟的命谱上是这么註定的。

这书的前半段,我看得有趣却不十分以为然,因为所持的观点和台湾内部的看法并无二致,而我个人就是难以接受岛内看岛内的偏执。直到读了这句话,才稍为安静下来:「…应该是为台湾的民主、进步,培养「一股健全的政治性制衡力量」远胜於独立的追求…」。於是我知道,阿娟即将跳脱迷障,也让我在阅读原稿时,始终有个想婉辞为这书写序的念头逐渐消失。

阿娟从蓝到绿之后,系於心的,比较是对於自身及家人安全的顾虑,而非对於背对原始依从的自责或变节的自悔,因这书中看不到反覆辩证的冲突与折磨。她的情况是否可以某种程度地说明,其实台湾人之间没有非要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有的只是权力的抢夺与不甘示弱的赤裸粗野?如今,两党同样在电子花车上大跳自由民主的艳舞时,如何推出更加暴露、更加猥亵的戏码,也就成了政客争取群众的终极关怀。台湾太小了,在小地方以小资源做小规模的略夺、小格局的计较,并不足以潚洒豪迈.而往往以情绪定调的民族主义崛起,就在於台湾只会无谓地视内,不懂得大开阖地观外,所以,路,越走越窄;话,越说越要让人捧腹。

一直以来,华人少有社会治理的理论实验。在相似理念下为了要争取群众支持所使用的手段,不就是阳明暴力与阴晦险计之间的选择而已?一言堂下,心所想的是如何能登上大堂、取而代之,却不想自发新论,另闢堂室,既可以实力与对方一较长短,更可刺激群众思索、选择。不同於西方,理念之争一向不是华人的传统,其费心钻研的高技,只在於玩弄权术、贪腐祸国,而不是错误政治理念经实验后所带来的灾难,所以没有反省的迫切需要,只有更毒辣的权谋思考。

在土耳其,阿娟让「中国大使馆文化参事夫妇请吃饭」,这让在岛上某些视中国为蛇蠍的人无法了解。曾是国民党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也曾是民进党执政前党外杂志的工作人员,在二十多年后,在海外,竟然能和对岸政治宿敌同起同坐,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在中国文化薰陶下成长的台湾女子如何产生台湾人意识,在海外面临身份认同的两难,到接触的中国人,如何让我意识到应该跨越血缘、地缘、文化的自限,彼此接纳,利用相同的语言文字与历史的纠结,来建立一个和平共存的世界,而不是互相仇恨的悲惨世界」,这就是胸襟了。而这胸襟却必须是在海外、在多年以后,在一个少有台湾事务干扰的空间并逐步接触不同人事物之后,才有机会获得。如果像阿娟这般的胸襟气魄可以被接纳,甚至值得与之看齐的话,那么台湾必须思索的是,为何岛内的人只能在一个封闭黝暗的隧道里无谓撕杀,无法前行。

「当省籍成为一种社会资源,那就跟宗教或者族群在土耳其成为社会资源一样,必须以政教分离和国家认同来阻止对社会的撕裂。同样的,省籍应该和政治分开,任何政党都不能以省籍来分配其社会资源…」,这就是了。只有在了解其他国家实际情况时,才能以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省视自己。在家揽镜与橱窗映出大街景物中的自己,看起来并不完全相同。侨胞能带来许多足以让台湾借镜的外界讯息,可惜我们的主流无胆媒体却没有这个气魄长期提供外界深度讯息的呈现管道。

在台湾流行数年的「族群撕裂」是个多么离奇的说法!除了原住民,我们不都是汉族?如果意见不同就可以说成是「撕裂」,那么有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以色列;只要宗教政党有着背离政教合一的蛛丝马迹,军方立刻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在首都的年轻男人可以梳理最新奇的叛逆发型,而在荒闢乡野「犯罪」女人就该被石头砸死的伊朗;说阿拉伯语与不说阿拉伯语黑人相互残杀的苏丹达富尔等等,这些国家的情形又该如何形容?我们的媒体、学者曾经费心去搜集其他国家的情势与状况,以提供民众与施政者做为思索台湾议题的参考吗?

这书出示了不同的阅读面向:异国夫妻的相处、一名女子异於一般人的际遇,以及从自身经历所体悟出的台湾走向;特别是后者,没有故意让人读不懂的什么殖民、解构、论述,有的是平实可行的简单作为。

不明白的是,阿娟为何在给我的电邮中将自己比喻成传说里,犹大出卖耶苏后自缢其上的犹大树(紫荆)?是愿意自己像这树一般,急於短暂开尽繁花后,慢慢化做不褪的绿叶陪伴故乡人?还是愿意效法这树可将瘠地变沃土那般,以自身经历提供陷入瘠地里的台湾纷扰,另一其实可以在沃土里成长的新方向?

只知道,这是本完满的书。是婚姻的完满,是拥有过、痴爱过的完满,是无意间短暂涉入台湾政争又能全身而退的完满.岁月迁移,如今书中的人物与政治风景早已不同以往,企图把这书的某段文字、某种看法、某个人物依自己利益加以炒作的人,恐怕要三思了。怎么说话是风格,说什么话是人格,即使不把风格、人格当成终极关怀的人却至少要懂得,人民的智慧将赢得历史,是不容挑战的。

朱大可: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2008年5月26日,写于持续的悲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