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无私捐献自由写作奖奖金帮助其他系狱作家

5月21日,记者联系到中国异议作家杨天水的代理律师张星水,了解了杨天水先生在狱中的近况及其案件的进展。

张星水律师告诉记者,5月19日他赶到南京监狱看望了杨天水,整个会见过程约有五十分钟,当天正值为汶川大地震全国悼念日的第一天,张律师和杨天水以及狱警一起起立为遇难同胞默哀了三分钟。张律师介绍说,杨天水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所在的南京监狱是一所模范监狱,管理比较规范和人性化,因此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杨天水被分在老年、残疾监区,每天从事的体力劳动相对轻松,并可以服药、定期检查,允许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阅读官方报纸。

关于案件进展,5月20日刚刚从江苏省高级法院的立案庭得到消息,杨天水的申诉材料已被转到镇江市中级法院进行审查,据张律师解释,这是因为杨天水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因此提出的申诉必须经原审即终审法院进行复核,如果不服再向高级法院提出申诉,由于中国的法律对于刑事案件申诉没有明确的审查期限,这个案件会是一个持久战,过程将十分漫长。律师意见书已提交给江苏省高院,接下来张律师将把该意见书邮寄给镇江市中院,过一段时间后再去了解一下复核的情况。

张律师介绍说,杨天水得知他本人获得2008年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后很高兴,并不顾个人经济状况的困难,再三表示要将一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以帮助其他系狱的作家渡过困境。并委托张律师向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他的一审辩护律师李建强以及海内外所有一直关心他的朋友和媒体表示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鄢烈山: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

慈善捐赠本来是一种道德自觉,“社会责任”之类高调只可责之于已,不可强求于人。不同的个人,不仅经济能力有大小之分,对社会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你可以做道德呼吁,却不可做道德督察,指责这个少了指责那个慢了。不然,就是在“爱国”的旗号下,对他人自由和权利的粗暴蹂躏。你可以激情地选择一次性大量捐款,人家也可以冷静地选择多次少量捐献;你可以选择捐钱,人家可以选择长期扶养受灾孤儿,也可以选择资助某个村某户人家的灾后重建……凭什么只能采用你认可的方式?

王石要求他的万科地产公司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这当然是指在公司的公众场合。员工若在公司之外捐给任何一个募捐箱、募捐组织,王石当然管不着也不会管。我很欣赏领导者王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同事之间众目睽睽之下,都怕比别人捐少了遭垢评,在机关干部甚至要考虑跟领导比捐多少才合适,这样的捐款就有变味之嫌。我的一个侄女,工资勉强够食宿,一月份的奖金至今分文未发,单位却要她们至少捐100元,这算怎么回事?无非单位领导要邀功。

网上有消息说,“中国电子商务之父”、阿里巴巴老板马云先生更有惊人之举,他捐了一元钱;因为“对那些聚光灯下的慈善捐款,我觉得每次捐1块钱就够了”。阿里巴巴集团声明这是蓄意中伤,事实上该公司已募捐了4000多万元,马云个人捐了100万元。就算他拒绝作秀,也并不是拒绝行善。人家究竟怎样做善事的,凭什么要向你汇报?

有人在网上比较明星、富豪们的捐款数目,也有人拿“社会责任”督促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捐款。我觉得这与抵制“家乐福”一样是一种偏激的行为,一种自己从众并逼人从众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胁迫。

救灾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这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法定的责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然包拯干嘛要到陈州去放粮开赈?个人与企业只有道义责任,所谓“献爱心”。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一,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和与价格匹配的服务;二,依法纳税。交税越多,政府可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包括抗灾济贫的财力就越多,这就是企业对社会最大宗的奉献。我知道,有的企业今年遇到很大的经济困难,维持再生产都不容易,却比着“捐献”了数百万元。有些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条濒临断裂,它们总不能捐大城市里的房子给灾民吧?却因捐款出手不大方而受到一些网友的猛烈抨击。其实,办好企业,保证职工的就业,面临大灾保持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受大挫折,这是企业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至于国家应该怎样在减免税收上鼓励捐赠行善;官方半官方的慈善管理组织应该怎样透明运作善款善用,让人捐得放心;政府如何放手发展民间社会,让公民组织自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有心捐献者有所考虑,有所敦促,不是用“社会责任”可以压制的。

总之,对于捐献,用我们江汉平原的老话来讲,各人“凭良心”吧!

雷颐:“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隐喻

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折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例如,有教会医院把解剖后的死胎儿浸于酒精瓶中,被谣传为“剖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教会为临死儿童施洗礼,被传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的大量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如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若谓该酋以利诱民,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他认为,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交教堂前的浮桥折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譞保护而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收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人四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面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朝廷这种“两手策略”相当危险。官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各取所需”。对亟需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有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想尽量“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而且,一些顽固派官员更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以达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譞,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投降,甚至指其卖国。虽然骂的是曾国藩等具体经办官员,但何尝又不是针对整个“清政府”的?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而民众,似乎总是忘记清政府终归是要“议结”的,它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保护。这种悲剧,民众可真不应忘却!

裴毅然:大陆自由知识份子的立场

● 我们生在大陆,有所妥协,是深知政改难度之大,而且相信,自上而下的政改代价较小,比较紮实。但我们一定要坚守言责。

读到陈破空先生的回应──〈喜闻神州推门声〉,犹春风送暖,喜慰阵阵。我劝他们不要太偏激,不要惟我独革;他劝我们认清身处弱势,民主远未成功;觉得还有必要深化,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即大陆自由知识份子的政治态度,以便让海内外人士明瞭我们的观点及论据。

必须声明,笔者只代表自己与认同我观点的社会族群。鉴於已有人在网上斥我为「党国奴才」,不得不声明:本人无党无派,亦未曾入团(因成份不佳),一名高校教师而已。

渐进缓变代价小基础紮实

诚如陈破空先生所言,大陆自由知识份子无法与中共政府掰手腕,高高在上的主动者永远是官方。自由知识份子只是微末的个体,裸露在专政「火力」之下。任何发出「不同声音」的自由知识份子,就得「时刻准备着」,这是最基本的现实格局。面对强大专政,知识份子只有软绵绵的「理」,只有的信念──「一时强弱在於力,千秋胜负在於理」。但也正因为强弱如此失衡,民主才特别被需要,自由才特别被籲求,「我们」也才有了一份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

尽管处於难堪的被动方,尽管必须「戴着镣铐起舞」,我们的作用在於至少代表部分民意提出不同价值标准。虽然声音微弱,毕竟代表浩荡潮流,渐行渐响。没有我们这几声「半夜鸡叫」,谁去为窗外的民主开门?自由的曙光如何射入?我们提出了当代顾炎武口号──「国家民主,匹夫有责!」民主不能只由中共包办,自由也不是任何人的恩赐!为此,我们不请自到地要尽一份士林之责。

身在大陆,有所妥协,不仅出於形格势禁,也出自深层次的理性。我们十分清晰改革的难度所在。既要兼顾各方利益保持社会稳定,又要从那么极左的岔路上一点一点折返回来,确实不易呵!只要听听李南央之母至死「不承认有任何一种离开阶级内容的「感情」」,再听听马宾提出为「五人帮」平反,发动二次文革──当前中共能够悬举改革大旗,还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进步」。这是大陆士林理解中共改革派的关键所在。

当然,由中共自我改革自己放权,只能是渐进缓变,比不得一刀劈下的革命乾脆痛快。不过,由上至下的改良终究代价较小,基础相对扎实,且可杜绝以暴易暴,避免再来一次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时至今日,赤左思潮已无可奈何花落去。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共务实派政治胜利的成果。从整体态势上,中共党内理性力量在增长,极左力量在消退(已无继承人),经济发展也使中共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前年可以谈民主,去年可以谈政改,今年已经谈到「三权分立」了(参见近年炎黄春秋)。朋友们应该感觉得到「春江水渐暖」。

不以共产党方式对付共产党

大陆政治环境还处於解冻期,无法与欧美港台相比,我们毕竟来自地狱般的反右文革,一点点走至今天,中共宽容度相对扩大,也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否则,像刘晓波、余杰、贺卫方、焦国标这几位老兄,怕是早就被请进去了。笔者也不会有在香港说三道四的自由。

因此,鼓励中共改革比「一片黑」地批评中共,效果也许更佳。既看到中共的一二进步,又不断抨击其与现代民主抵触之处,既骂也帮忙,虽然客观上有利於(或曰「便宜」)了中共,终究利在国家──以代价最小震动最低的和平方式推进民主。从操作难度上,让中共自我革命,终究要比革命式的整体更替容易得多。要言之,不以共产党的方式对付共产党,让暴力永远结束,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政治理性不可动摇的价值认定。虽然,这一战略的代价是时日拖长.

世界革命史沉重昭示:必须考虑社会变革的成本。每一代人都有不可褫夺的生命权,不能「为了下一代」就要求当代人牺牲一切。真正的历史前进只能是个体权益的不断叠加,而非相反的递减.国际共运之所以必然失败,便是在这一最基础的价值排序上开了历史倒车,露出臀部的封建纹章。

承认中共执政的现实和经改的实绩,又保持自由知识份子的独立和原则立场,在价值问题上不向中共「党天下」妥协(余英时先生语)。从自由知识份子角度,「团结」中共向前看,也很有必要。毕竟,中共并非「洪洞县里无好人」。

打怕了,伸直脊樑不容易

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基本「长在红旗下」,从小关在专制封闭的「铁屋」之内,从不认识自由也不认识民主,至多在书本中触摸自由辨识民主。所谓自由知识份子,也只是一双缠后再放的「解放足」。时俗流从,「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红色恐怖成为进入我们骨髓血液的「生命自觉」。被「规定」了近六十年,站惯了,打怕了,脊樑已弯,再要伸直,已经不可能了!本人在港美发表文章以来,很多朋友真诚警劝,最高级别的一句:是小心「粉身碎骨呵!」

笔者之所以还会有这份「说出来」的中年剩勇,实因多年研究知识份子,一日忽悟:时代前进需要每一节火箭的推动!」这才以「时刻准备着」的心态入场,但还是禁不住那个「怕」字。最初两三年只敢用笔名。使数代知识份子怀揣「深度恐怖」,乃是国人皆熟的中共政绩」,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机遇──只要说出真实就能「建功立业」。有人算过,国人平均每天撒谎六次,如能坚持十天不撒谎,就是进步。 告别恐怖,应该成为最低纲领.

大陆自由知识分子

民主自由能否最终平安踏上中国领土,虽说考量的是全中国的集体智慧,最主要还是考量中共的政治智慧,毕竟他们攥着放行的门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陆自由知识份子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拒绝「火与剑」的传教,不再匍匐於任何权威的脚下,拒绝「规定思想」,练习说「不」;批判各种谬论,诸如「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三十年」(慈禧的行宪时间表也仅十二年),以我们的「和谐」姿态与裸露身躯考量中共的民主诚意,以我们对民主分分秒秒的感受及时丈量出与欧美港台的差距。

(裴毅然:上海学者)

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六日

綦彦臣:国风十八讲(4):惊美主义——“姿色”之笔的流变

 

4.1最早的公众人物

    说起两千七百年以前的公众人物,人们不是联想到三皇五帝,至少也是文王周公,却很少想到女性。中国第一位具有公众人物特征的人,是位妇女,一位一生不曾生育的妇女。之所以她有资格作最早的公众人物,是因为她的家系、身材、面貌乃至衣着、举止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另外,她从来不躲避公众视线,甚至乐意让大家观赏。

    她没有今日娱乐明星的造作,也更不似同时代权贵人物的威严,而更愿意选择到郊野去行走。出行中,她或是向观看的人群投以和蔼的微笑与可亲的眼神,或是停下来与劳作的农夫交谈。

    她是卫庄公的夫人。史称庄姜。描写她整体形象的那首诗叫《卫风·硕人》。

    硕人者,身材高大壮实之人是也。

    现在看来,她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但是古代的人们是高大、健壮为美的。这个标准同样适于女人,特别是贵族女性。在春秋时代,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楚灵王实行过以瘦为美的标准。不过,这是传说,并无较多确切的史料相印证。“楚王爱细腰,宫人多饿死”的说法先见于《墨子》,稍晚的《战国策》也有引述。真正地被当成一个典故来说,是东汉的事情了,即马援的长子写给自己的最小妹妹、明德马皇后的政治建议《上长乐宫功成德政疏》中所引。此时马皇后已经是皇太后了。

    姑且将传说的“楚王爱细腰”典故认定为是事实,那么楚灵王爱身材消瘦的美女也是卫庄公身后二百多年的事情了。

    卫庄公与楚灵王均是生年不详,前者死于公前735年,后者死于公元前529年。说“楚王爱细腰”是卫庄公二百年后的事情,就是依此算来的。根据这个算法的计算,即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比庄公本人晚去世几十年,也说明春秋时代以肥壮为美的审美观至少坚持了二百余年。所以,以“硕人”二字为题目描写一位绝色美女,在那个时代里也一篇(首)上乘的诗作。《卫风·硕人》有道:

    庄姜是位高个的女郎,

    锦衣外罩绣裳。(5:3-1)

    她的手如白茅嫩芽柔,

    皮肤似凝脂,

    颈如小天牛虫般地长又白,

    牙齿如瓠子整齐,

    额肖蝉方眉如蛾,

    一笑牵人心,

    美目过处情起波。(5:3-2)

    以上所引最后两句的原文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此语亦成经典,任何翻译都有词不逮意之嫌。这倒不是本讲座作者谦虚,而是《硕人》原文描写如此到位,竟成了后世的圭臬。就古人对女性的观察角度论,穿着与长相固然是描写重点,而在长相的重点刻画之外,神态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作者惊异于绝色女性的“巧笑”与“目盼”,把它深记于脑海,而后再长相而衣着地倒序观察。这不是妄猜,而是一种可称为“惊美主义”的艺术表现。在后世,如果刻画一位绝色女性,而不描写她的眼神,那是不可想象的。有的甚至以眼神的描写替代相貌、身材衣着的铺陈,如汉乐府中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中的“一顾”与“再顾”使惊美主义在大众中获取了广泛的基础,因此,作为成语的“倾城倾国”也就成了“巧笑”与“目盼”的诠释。

    庄姜作为一位时代美女,还常到农村去,诗中交待了她的行止:

    庄姜身材壮又美,

    停车流览农村风光。

    四匹雄马身姿娇,

    红绸系嚼上,

    山鸡毛妆华车奔朝堂。

    可以想见,这样一位面貌绝伦又身材高大的贵族妇人,是能够帮助国君处理政务的。后世有关文献如《左传》说,由于庄姜美而无子,受到谗嫉,卫人为之赋《硕人》。此说不确,至少是一面之辞。《史记·卫康叔世家》关于她的记载是:卫庄公把宠妾所生的孩子交给庄姜抚养,一直使这位名叫姬完的孩子得为太子。

    姬完的亲生母亲在生下姬完后,就死了。是生产时的疾病(如产后风、大出血之类的),还是卫庄公为了庄姜的利益而杀了姬完的生母,史无所载。但从庄姜以嫡母而非生母身份抚养姬完并且姬完得为太子看,不能不说深受庄公信任。在另一方面,由庄姜本人不生育,她对庄公宠幸别的女人,当然不能干预。

    推测而言,很可能这首诗是庄公去世乃至庄姜本人去世后,卫国民间诗人为怀念庄姜所作的。如果是那样,此中也不乏对庄姜的过誉之词,特别是“说(停)于郊野”而后又“翟茀以朝”,是对庄姜参与政务处理事实的一种委婉记录。

    姬完是个悲剧性人物,也是卫国政治动乱的缩影。他的异母弟弟姬州吁在他当太子的时候,当上了大将军。好心的大夫石碏对卫庄公的平衡术提出了批评,说:州吁以庶子身份当大将军且本性好战,必然导致内乱。后果如言,姬完即位为卫桓公之后,给了骄横的异母弟州吁以政治处分,一下子冷冻了十四年;后来,州吁寻找机会干掉卫桓公,自己当上国君;那位曾劝过庄公的大夫石碏设计与姬完(桓公)的亲姥姥家陈国取得联系,合谋除掉姬州吁。凶恶的州吁虽然被除掉,但是卫国的高层内难也大大地损害了国家的政治亲合力。

    由于涉及庄姜的历史资料极少,历史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团:庄姜死于何时?是怎么死的?

    至少有一个疑问:她是否也在姬完(桓公)被杀时,搭上了性命?

    如果是那样,她更值得那个时代为她婉惜。那样的死亡,增加了人民对她的怀念,毕竟她是一位力行亲自接触农民的政治女性。关于她到生产一线考察的委婉表达还有另一个场面,即到河边观看劳动者捕鱼:

    鱼网摆放音相伴,

    黄鱼鲟鱼击水乱。

    芦苇荻草丰盛拥两岸。

    庄姜陪嫁姑娘个头高,

    随行庶士英武神灿。

    庄姜的娘家是齐国,之于卫国而言是个大国,国际关系也处于强势。她是齐庄公的女儿,又有两位姐夫各为一国之君,即邢侯和谭公,对此,《硕人》有交待:“邢侯之姨,谭公维私。”(原话)

    有如此强大的国家为后盾,有多向的国际关系为依托,庄姜拥有从娘家带来贴身服务女仆团队及武装卫队,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抛开种种政治原因不论,只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传神描写,让她成为中国第一美女,是不应有毫无争议的事情。

4.2没有西施的时代

    如果庄姜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美人,那么西施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这是个问题。

    实际上,西施只是一个传说人物,并没真实地存在于历史。至少来说,《史记》关于吴越两国的重大政治交往、军事冲突的过程中没涉及到这个人。或许“西施”只是一个集体代号,因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只有一句话,讲到越国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谋求和局,“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不惟没说出美女的名字,而且美女也不是献给夫差的,而献给夫差手下的大臣。就是《史记》这篇记载中,关于越王勾践谋臣范蠡功成身退的情节,也没有谈到要带一个叫“西施”的美女一同归隐。

    西施”的名字最早出现管子的著作中,管子在历史上要早吴越战争二百年。且不论那时人的寿命极限,我们也会问:一个二百岁的老美女,怎么会被选为色情间谍呢?但是,我们也知道《管子》一书相当部分系后世托名“填进了材料”,不太可信。

    春秋时代的西施存在与否又成了一桩“历史公案”。

    到了战国时代,出现一个关于西施传说的比较可靠的文献,是为《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涉及到的“西施”几乎与后世传说的西施没任何关系,即与吴越战争不搭界。西晋历史学家司马彪通过自己考证,认为西施的原型是郑穆公的女儿,史称夏姬,也叫郑旦。那么夏姬生活在何时呢?历史可考的约略时间为公元前600年左右,与勾践与夫差公元前473年的决战相去约一百三十年。

    西施”以文学人物的身份参与到历史当中去是东汉时的事情。一位叫袁康的学者在其著作《越绝书》中,正式把西施当作以色报国的女间谍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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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04:东晋的想象力

    图解:春秋时代的美女形象不但出现在后世作家笔下,而且也出现在画家的作品里。

    图源:顾恺之根据刘向〈列女传〉画春秋人物(局部)

    或许,也仅仅是“或许”袁康的学术记忆发生了错误,他把美丽无比的庄姜与色美而淫的夏姬记成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不是学术记忆错误,那就是故意地重新创作。但不管怎么说,正面的历史女性人物如庄姜,反面的如夏姬,他们的女性之美确实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对女性的相貌、体态、神情的描写不仅是情色文学的重点,也是正统(哪怕在写成后很长时间才“正统”)的文学作品如《西厢记》与《红楼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成了我们的文化遗传密码之一。

    有没有“西施”已经不重要,关键是西施的姿色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情色文学仍是一种方式最便捷、成本最节省的表现手法。在这种表现中,除了“眉舒柳叶,眼湛秋波”那样的对诗经的套化或翻新之外,叙述性表达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大。如与刘璋的《飞花艳想》齐名的小说《听月楼》,描述一位倾慕未见面表妹姿色的公子初见表妹时,写道:

    正在寻思,忽闻一阵环佩声响,从屏后传出来。公子抬头定睛一看,见小姐来到中堂,好一似“天上常娥离玉阙,林中美女下瑶台。”公子见小姐月貌花容,已是心神荡漾。

    如此简约的着笔,其背后仍有诗经的影子,如“林中美女”作为“泛典故”无疑是出自《鄘风·桑中》,抑或是《郑风·山苏扶苏》的意境改写。类似的场面也在与《听月楼》前隔一个朝代的《西厢记》中有过交待:

    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嗔亦秀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兜率宫是佛殿,只有泥塑金身,断然没有活神仙,但是张生一见崔莺莺,就把她当成了“活神仙”。此处的着笔被后世文人称为“惊艳”,以致于明代景德镇官窑还出了有此场景图画的瓷碟。小说《听月楼》的那节公子见表妹的题目,看来也是由《西厢记》演化而来,称曰<见姨惊美,拘礼辞婚>

    相比之下,《西厢记》与《听月楼》的惊美(艳)主义之表现仍然是其核心,即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倾城倾国”这样一个经典的外延。但是,《西厢记》与诗经的传承关系更为密切,在张生“惊艳”后,王实甫马上回归核心,写道:

    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外,则这脚踪儿将心来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刚挪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

    正然是“眼角儿留情处”那样翩若惊鸿的一瞥,让张生霎时“触电”,从此“风魔”,以致于他放弃赶考机会,而要一心与崔莺莺结为夫妻。张生虽然陷入“风魔”的状态,但她的成本选择还是比较理性的:功名今年不得,三年后(考)得;这次不得,下次得;而这绝代佳人,这“活神仙”,这眼角儿”,失此机会,将永远的无法弥补。

4.3产生梦想的阅读

    《西厢记》中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细节,那就是“色”外之声。在张生“风魔”之际,莺莺已经走远,但佩玉之声犹在耳,正所谓“兰麝香仍在,环佩声渐远”。再加上女人脂粉留下的特殊香味,声音的印象则往往更能使人产生长远的记忆或幻觉。

    不惟张生会因声音产生幻觉或错觉,崔莺莺也是如此,当张生接受莺莺的丫环红娘借古之计——“以琴心挑之”后,重弹当年司马相如的《凤求凰》琴曲,她经过一串的错觉纠正才听到了来自西厢房那边的琴声:

    莫不是梵王宫夜撞钟?莫不是疏竹潇潇曲槛中?莫不是牙尺剪刀相送?莫不是漏声水滴响铜壶?潜身再听角东墙,原来是近西厢理结丝桐。

    可见,无声便无“色”,声“色”应共生。在诗经的描写中,佩玉叮当的场景为《西厢记》的“环佩身渐远”提供了优美的启示。《郑风·有女同车》写道:

    我和姑娘同登一车,

    她的脸儿好似木槿花娇艳。

    车跑如鸟飞,

    身上佩玉光闪闪。

    姜家大姐好身材,

    神态雅娴引我恋。(7:9-1)

    有位姑娘与我同路行,

    颜如槿花青春漾。

    相伴如飘飞,

    佩玉相碰声叮当。

    雅美此孟姜,

    印入我心不能忘(7:9-2)

    诗中的孟姜虽然没有庄姜的“完整之美”,并且比兴的木槿花儿花期不长,但是佩玉的闪光与佩玉的声音,特别是后者,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可谓“玉声来自远古”。在阅读之际,想起古人的叮当玉声,自然会联想到他们的优美风度。

    《有女同车》中的男子比后世的文学人物如《西厢记》的张生及《听月楼》的宣公子,都要幸运。他没经历那么多的磨历,才得以与倾恋的人相接近。接下来的问题并不是该男子的个人感受,而是观察者们的记录。《有女同车》作为郑国民歌实际上不是一次观察的结果,很可能是对一个社会现象——男女同车而游的提炼。

    史籍上最为经典的“有女同车”非《史记》所记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游莫属。这个经典因孔夫子到现场而成就。《史记·孔子世家》云:卫灵公与夫人南同乘一车出游,他让好朋友孔丘坐在第二辆上,“招摇市过之”。按卫灵公的心态论,他也是向国人炫耀:看,我不但有一位绝色美女为太太,还有一位大学问家当朋友。对于孔夫子而言,则恰恰相反,他深以此游为耻,讥讽老朋友:“我还没见到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呐!”孔夫子倒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女人同车,而是他对美女尤其参与政务的美女抱有天然的敌意。所以,南子行车的佩玉之声,他几乎充耳不闻。或许是卫国首都大街上太喧闹了,人声掩住了玉声。但是,在他初见南子之时的场景,后来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我们没任何证据证明卫国的官方档就是完整地写下“玉声璆然”,在猜测的意义上讲,是司马迁把《有女同车》的诗经意境套化进了《史记》。毕竟《诗经》是他少年时代所必学的经典或曰启蒙教材,相比之下,同为经典的《论语》就枯燥多了。上面只有一句话:“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在另一端,这样的枯燥正好给他后来文学化的历史写作留下了联想的空间,诗经《有女同车》作为“好色”的代表作之一,被他近乎完善地“粘贴”在不朽的史著中。无怪乎东汉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因为他不仅仅在书中“污蔑”西汉皇帝与著名将领,而且还狠狠地“污”了孔夫子一把。

    孔夫子交得什么朋友?他在朋友眼中不过是个摆设,充当“灯泡”而已。

    开玩“乐”,太开玩“乐”啦!

    王允恼《史记》,倒不如恼怒诗经,他该问秦始皇为什么不把天下诗经烧绝。不过,除了秦始皇是否可以烧净诗经是已经揭开谜底的历史公案之外,人们更应当感谢孔夫子,他老人家重手删削诗经三千也罢,五百也好,总给我们留下了“诗三百”,并且也没删掉《有女同车》这样的情色话语。

    读诗能够产生创作联想,也能产生人生梦想。十余岁就已经学习完诗经并且日后诗赋才具极高的曹植,就把阅读产生的梦想诉诸笔端。他的《洛神赋》中对宓妃的神态描写也是套化诗经《卫风·硕人》之笔,其“皓齿内善,美目善睐”不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改版吗?

    在《洛神赋》中,佩玉叮当声不再如诗经《有女同车》中那样来自同车的美女,而是来自女洛神的车驾,“鸣玉鸾以偕逝”。这恰好又成了《西厢记》“环佩声渐远”的一个历史回音。

    曹植梦幻中的叮当玉声消失了,但是洛神对他的一往情深,给了他一块仍然可以发出叮当之声的“江南之明珰”,并告诉他:“虽然人神异途,但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就像现在仍在流行的邓丽君歌曲《再见,我的爱》所唱的一样。

    一场伟大的梦幻,一曲千古咏叹。如果没有诗经,《洛神赋》绝不会如此伟大且隽永。 

欧阳江河: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

欧阳江河: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
欧阳江河1994年于柏林墙
欧阳江河: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
欧阳江河

假如我们设想在当代中国的诗歌中存在着若干条文化的经线,那么待在这些经线的交叉之处的,或者说待在“焦点”上的一位诗人,一定是欧阳江河而不是别人。因为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大都与他有关。比如,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一位最具理论素养与雄辩才能的诗人,是一位具有对现实发言的能力的、可以使用诗歌直接来思辨当代中国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诗人,是一位相当“现实”同时又十分“玄学化”的、充满语言自觉与哲学趣味的诗人,一位与现实之间既保持了紧张与反叛关系、同时又很“成功”的诗人——据说他一度还曾扮演了一个成功的文化策划或经纪人的角色。他是一个“没有上过大学”却相当博学、没有学院身份却“非常知识分子”的诗人,是一个一年到头忙碌地穿梭在欧洲、美国同中国南北很多城市的诗人,一个出入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诗歌与文化场所的诗人……

显然,要成功地描述出一个诗人的形象,需要具备某些“传奇化”的条件和能力,需要对其人生的风雨起落传奇经历有大量的细节描述。虽然我知道上述描写还不足以构成一丝这样的色调,但我确信,欧阳江河最终会是传奇般的人物——不会是像拜伦与荷尔德林那样的美丽而残酷的传奇,但会是像叶芝和聂鲁达那样的传奇,平稳但又有太多经历的一生。某种意义上,好的诗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也必须是传奇的一生,诗歌和人生最终互相印证,互相映现和解释,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财富、履历和荣耀,中国人把这个叫做“道德文章”,或“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也……”历史上那些重要的诗人毫无例外地都演绎过相似而又不同的传奇。巴山蜀水,夜雨秋池,雄奇而充满神妙的自然曾赋予了多少诗人以这样的财富,欧阳江河应该也有这般机缘与幸运——尽管要完成传奇的一生,他的路还很漫长。

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大约已经有了:欧阳江河已有的丰富性和未来将要有的丰富性,在中国当代的诗人中是屈指可数的。也许像有人说的那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型的诗人的一个代表——确实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敏感而准确地、热心而冷眼地、智慧而又感性地用诗歌来描述和预见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转折、迂回、蕴积和丧失,通过一系列敏感的文化符号,来诠释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

当然,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自如地扮演各种角色,书写他那般轻松中充满沉重、洒脱中显示沉着的诗歌,在中国的现实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处,扮演着如此多样的角色。他像一只在高压线上散步的鸟,悠游自如,用身体轻巧地屏蔽并且享受着时代的电流穿过的巨大刺激……这不由让人回忆起他的一首写于1987年的诗《智慧的骷髅之舞》,在这首早期的诗中,就可以生动地看出这个“智慧的玩火者”,是如何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如此痴迷于危险与刺激的体验境地——

他来到我们中间为了让事物汹涌

能使事物变旧,能在旧事物中落泪

是何等荣耀!一切崭新的事物都是古老的

智慧就是新旧之间孤零零的求偶……

用火焰说话,用郁金香涂抹嘴唇

躯体的求偶,文体的称寡

拥有财富却两手空空

背负地狱却在天堂行走……

呵!“用火焰说话”,“背负地狱却在天堂行走”,“拥有财富却两手空空”,这正是一切诗人的悖反境地,只是少有人能像他这样自如而惊险地穿梭在两者之间,享受着体验的快活。在欧阳江河众多有名的诗歌中,这确乎是寂寂无闻的一首,但在20年后它依然可以让人感到吃惊,让人确信,远在1987年的欧阳江河其实已有足够大的野心,他的决心挥霍和玩弄语言于掌股之上的意志,以及对于诗歌与生命的理解深度,已经达到了令人钦佩的地步,他的过人的自信也已显露出了十足的根基。

我最初认识欧阳江河大约是在1991年的春天,但前不久与他追忆起这事,他似乎已记不起来了。贵人健忘。那时我刚刚在一所师范大学获取了留校工作的身份,受一位师长的委托,赶去成都参加一个由他参与策划的诗歌会议,不想到了那里,方知道会议已因故被取消了。想来这是那个黯淡春天中最郁闷的记忆了,我在阴郁的成都游荡了几天之后,觉得还是要拜访一下欧阳江河才好回去交差。于是一路打听,在一个下午寻到了四川省社科院那所狭窄的院子。当我敲开一个房间,试探地问欧阳江河在哪里办公的时候,一个正伏案写着什么的小个子的英俊小生告诉我,他就是欧阳江河。

我有点意外,因为事先设想的欧阳江河是一个大个子,体态饱满、白皙魁梧的人物,虽然没什么来由,但预设和期待就是这么奇怪。看到这个小个子、白皙但不魁梧的男人,我将信将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遂向我解释会议被取消的原因和情况。他大概看我时也愣了一下,因为我虽不是诗人,但却留了一个诗人的外形——纷乱的长发,还蓄了胡子,看起来更像一个伪诗人。他尽量客气地与我周旋了一番,看样子想尽快把我打发走,我则有点不太知趣地问这问那,表示了对他的诗歌的喜欢和尊敬。我急急忙忙地把来前准备的一些问题一股脑地提问完,也没有听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大约二十来分钟,我们的交谈出现了中断,我便起身告辞,他将我一直送到了院门外的大街上,给我写下了联系的电话与地址,我遂匆匆离去,偶尔回头,看到他在忽然出现的斜阳下冲我挥了挥手。

稍后我在1992年的《非非》复刊号上,就读到了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那首诗使我确信,欧阳江河真的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诗人,他已经站到了这个时代的顶端。从80年代的《悬棺》、《玻璃工厂》、《汉英之间》,到90年代初期的这首《傍晚穿过广场》,欧阳江河已经确立了他至为宽广的写作领地与精神界面,这种宽广的程度在当代诗人中差不多是无人可比的。他那种使用诗歌直接对事物进行哲理思辨的方式,在优雅而沉着的节律中不断地穿透着人的内心,以智性而精确的表达,总结着一个时代,给出不可替代的命名符号。在这首诗中,他的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得到了登峰造极的体现——“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站起的地方也不是广场”,“石头的世界崩溃了,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了高处”。时代的转折在欧阳江河的笔下,是如此简练而深刻地完成了叙述,帮助当代中国人完成了对历史的记忆与遗忘。这就是欧阳江河,是他独有的剑一样锋利、鹰一样精准的表达。通常我们会认为,诗人使用概念过于裸露的词语表达,会使诗意丧失,形象干瘪,但在欧阳江河这里恰恰相反,他使用最具概念性的语言,但却生发出最生动的诗意,这是真正的奇迹。

不容置疑的辩论家的欧阳江河可能是很多人没有领教过的,而我有幸有那么一两次目睹了他的辩才。1998年春天在北京的北苑饭店,由北京作协、北京大学、《诗探索》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个诗歌理论研讨会(后被称为“北苑会议”),这次会上大概有两个人的发言最“出格”,一个是上海来的李劼,另一个就是欧阳江河,两个人大致的意思是接近的,大意是说我们处在一种“被虚构”的文化情境中,而虚构正是一切社会对于个体完成统治与叙述的基本方式。欧阳江河进而“德里达式”地指出了一切“作为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虚伪性,“时代”、“人民”、“正义”、“现实”……统统都是被虚构出来的。他的发言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随后有质疑的声音,但均被他逐一顶回,逼得一旁的老诗人郑敏追问他,“GDP是虚构,股票是虚构,一切都是虚构,那么母亲也是虚构的吗?”欧阳江河笑答,“当然都是,母亲也是虚构。”老太太无奈地摇摇头,这个理论太过分了。

大约之后的一两年,我就看到了欧阳江河出版的随笔集《站在虚构这一边》,仿佛还是对上述质问的回答。

1999年在北京平谷召开的“盘峰诗会”可惜欧阳江河没有参加,据说是他提前已经知道“要吵架”故意回避了,但这似乎有点不符合他的个性,照理说,雄辩家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才会更有激情和刺激感,但他却“躲”了。他这一躲不要紧,一个阵营的诗人少了一员大将,致使另一方的诗人们在论辩中几乎成了赢家。其实类似这样的场合,论辩的内容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论辩的机巧与智谋,甚至是气势与语速。中国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所谓“舌战群儒”。很多人都设想,如果欧阳江河在,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或许是岁月改变了什么,或许欧阳江河已经更明白,论辩对于一个诗人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当“盘峰论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诗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已悄然完成了他“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投身于市场行为之中了。

所以当若干年后欧阳江河在我的视野里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当初对他的那些想象,比如“行走在刀剑上的人”,“一个幽闭时代的幸存者”,“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中的一个……这些都曾是他亲手制造的经典概念与词语,而10年中他摇身的蜕变,使这些词语恍惚间变成了空荡荡的螺壳。时代的转向与岁月本身的戏剧性在他这里可以说是至为生动的,欧阳江河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不是内心的背叛,而是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的被支配者变成了支配者。

这究竟是一场喜剧还是悲剧呢?恐怕不是很容易回答的。以往我们曾想象,诗人天生就是受难者、囚徒和流浪汉,但如今这样的概念大概很难维持了。当初第三代的诗人们,曾自称在江湖上“写一流的诗歌,读二流的书,玩三流的女人”,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那些自我想象者们,如今已经全然分化,许多人转眼间已是腰缠万贯的巨商了。最早敏锐地观察着时代与经济生活的欧阳江河,当然也早已脱出了所谓“中产阶级”的层次,他如今的生活几乎完全是飞行式的,没想到“全球化”的速度竟然最先在中国诗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上半月在北京,下半月便在纽约了;这个十天在美国的东海岸,后一个十天便已飞到了北欧或意大利;而在国内的时候也忽而飞到丽江或者大理,忽而到了成都或哈尔滨。欧阳江河一路策动着他的演出或者美展的计划,参加着国内外的诗歌或艺术活动,过着他“异质混成”式的逍遥生活,成为一道当代诗人中最堪称奇异的后现代景观。

写下上述这些混乱的字句我有点后悔,也许我正在误导不慎迷失的读者,也在严重地误读着诗人欧阳江河。不过好在还有他的诗歌为证——许多人认为他已收笔或已江郎才尽,但他刚刚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这首《那么,威尼斯呢》,可以回答这些判断或猜测,也可以从中透露出他的生活的一些信息,印证我上面说的那段昏话。诗太长,这里只录结尾一节,看看这体验和感慨算不算“后现代式”的意境?

……肉身过于迫切,写,未必能胜任腐朽/和不朽。诗歌,只做只有它能做的事。/字纸篓在二层等你。电梯在升到顶楼之后/还在往上升:这叠韵的,奇想的高度,/汇总起来未免伤感。况且长日将尽,/起风了,门和窗子被刮得嘭嘭直响。/生命苦短,和水一起攀登吧:/遗忘是梯子,在星空下孤独地竖立着。/然而有时,记忆会恢复,会推倒那梯子,/让失魂遨游的人摔得粉身碎骨。

2008年4月15日深夜,北京清河居

朱健国:“江泽民祖籍工程”四大特色

2008年4月下旬,因朋友成全,一个600多人的旅游团将我带到江西婺源县江湾。离江湾十多公里,就见到一个横跨公路上空的巨大广告牌,上面有大笑着挥手的江总书记,有其亲笔题写的“江湾”两个红色“江体书法”。一路上朝圣的车流来来往往,浩浩荡荡,大巴小轿,连绵不绝,宽广“高速”的国道也常常堵塞……一些刚刚去过韶山的游客说,如此景象,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江湾志在超韶山”。

萧江氏族伟大的宗族复兴


“萧江祠堂”(又名永思堂)外景


到得江湾,果然不凡,但见代表江总书记祖居的“萧江祠堂”(又名永思堂),占地3060平米,建筑面积1834平米,比之早期“韶山工程”低矮的“毛泽东旧居”和“毛家祠堂”,高大豪华,帝势森严,颇有真龙天子气象;其所用木材,皆从马来西亚进口名贵贝壳杉,所用青瓦,皆是苏州御窑特制,所用石材,皆出自名山;且背依苍翠若滴的风水宝地龙口山,前拥万众欢腾广场,左有大红灯笼仿古街,右有“出将入相”古戏台;一对奇大雄狮分镇大门左右,让人似乎不断听到:“威武……威武……”

花费三千多万元的“萧江宗祠”空空如也,并无什么历史文物,只有一幅《江湾萧江大宗支系图表》的族谱图分外吸引人。导游指着这图表向游客高声介绍——


《江湾萧江大宗支系图表》


萧江宗祠 ,又名永思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六年,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九二四年重建,文革期间又被拆毁。萧江宗祠曾被誉为江南七十座着名宗祠中“最好的一座宗祠”为婺源古代四大古建之首。二00三年九月,在省政府支持下,由婺源县“举全省之力,集全省之智”第三次重建。今日萧江宗祠以其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广,雕刻精美,建筑材料考究,为国内所罕见。

江总书记2001年5月30日亲临视察、寻根问祖的江湾村,地处山水环抱的河谷地带,东有灵山,南有攸山,北有后龙山,乃千古风水宝地,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风鼎盛、群贤辈出,孕育出明代户部侍郎江一麟、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清代着名教育家、佛学家江谦等一大批学士名流,村人着述88种,任七品以上仕宦有25人,是婺源书乡代表。

江湾村江氏的先祖本姓萧,称“萧江氏”,是西汉初宰相萧何的后裔。到了唐代,这一支派中的萧瑀、萧嵩、萧华、萧复、萧俛、萧置、萧仿、萧遘相继出任宰相,史称唐朝萧氏“八叶宰相”。唐朝末年,萧遘为僖宗帝的宰相,死于“朱玫之难”。萧遘之仲子萧祯时为江南节度使,因父蒙难而隐居歙县篁墩,因“念先世从北渡江而来,遂易萧姓以为江氏。凡江氏宗于萧者,此其鼻祖也。”自萧祯“指江易姓”后,江祯即为萧江一世祖。传至八世祖江敌迁居江湾。

在远古,“萧江氏”是“天潢之派”,姓子姓姬,其祖先帝喾公是与尧舜并称五帝的帝王。因此,江总书记的远祖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一帝……可以说,江泽民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源远流长,根基深厚,是萧江氏族伟大的宗族复兴!……


永思堂前的游人


对“韶山工程”的模仿与超越

也有导游说,“江湾工程”是对“韶山工程”的模仿与超越。江泽民是唯一曾两访韶山的国家领导人。

1991年3月11日,“登基”才一年多的江泽民就专程拜谒了韶山,极其细致地参观了所有展出,取得了指导建设“江湾工程”的经验。在毛主席小时候游泳的池塘,江泽民感叹郭沫若曾说毛主席“小时游池塘,老年游长江”;面对毛泽东故居中的神龛,江泽民笑着说:“(原来毛主席小时候)初一、十五的工作是供佛。”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陈列室里,江泽民对毛泽东读过的《诗经》、《论语》,特别感兴趣,似乎悟到了毛泽东的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虽然为毛泽东陈列馆题写了“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但重点在于研究如何“青史留名”——江泽民来到毛泽东故居附近山地植了两棵树:一棵光叶白兰和一棵龙柏,江泽民说:“这两种树很好。一个世代留芳,一个万古长青。好!”最后,江泽民不顾疲劳连夜参观了滴水洞。

1993年12月20日,江泽民再次专程来到韶山,为毛泽东铜像揭幕,基座上,是江泽民专门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五个金光大字。

人们可以看出,今天的“江湾工程”在许多方面借鉴了“韶山工程”,非常注重风水宝地、帝王根源的形象——“韶山工程”背靠龙头山,有五帝神话传说:相传舜帝南巡至此,命宫娥使女奏《韶乐》,“音召凤至”,故名韶山。于是让人隐约感到韶山自古有帝王之根,毛泽东能当一国之主不仅仅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创举,更因为“韶乐已停尚有村”,毛泽东出自舜帝宠幸之地。而“江湾工程”则背倚龙山口,其祖先帝喾公乃黄帝曾孙,有与尧舜并称五帝的神话传说,帝喾之子契公之三十代即推翻夏朝开创商朝的成汤,“江湾工程”证明其乃三皇五帝的皇族后裔。

这也许正是江泽民重视祖籍地江湾胜于旧居地扬州的缘由?

从“永思堂”的宣传画和相关资料(2006年12月俞向东编着《江泽民与婺源》、2003年12月婺源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着《走进江湾》)可见,确定“江湾是江总书记祖籍”的“江总书记寻根问祖工程”,始于1991年,江泽民及夫人王冶坪、次子江绵康、姐姐江泽芬、妹妹江泽慧、江泽玲、堂弟江泽本、外甥曹申吉等亲属多次直接参与指导;吴官正、曾庆红、孟建柱、黄智权、王刚、曾培炎、华建敏、刘积斌、戴相龙、胡富国、由喜贵、虞云耀、王沪宁、贾廷安、毛致用、石宗源、罗干、刘峰岩、顾秀莲、尉建行、彭佩云、王文元、布赫、蒋正华、李蒙、韩启德、汪光焘、许智宏、周声涛、刘延东、陈至立、吴仪、蒋作君、回良玉等许多省部级以上高官争相参观赞扬——这些官员的先后高升与地位巩固,与此有无联系?


江泽民在曾庆红等陪同下亲临江湾视察


“领袖宗祠”与“领袖自恋”

面对如此“萧江祠堂”,人们不能不深感“江泽民故里”四大特色。

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有亲自寻找过祖籍,更没有亲自视察祖籍并为之题辞,甚至连旧居也不自题(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先是郭沫若题写,后邓小平题名)。而江泽民却在“扬州旧居”尚未开放时,首先开放祖籍,宣传祖籍,为祖籍题辞造势,鼓励将其建设为国家级旅游点,这是一个 “超越毛邓”的自主创新;这意味着三十年改革开放,竟然使中国的“领袖故里”工程出现由“领袖旧居”向“领袖祖籍”扩展的新浪潮——个人崇拜与造神运动开始以“领袖宗祠”表达“领袖自恋”方式变通进行。此其一。

“萧江祠堂”作为“江总书记寻根问祖工程”的焦点,似乎体现了中共新核心对于家族历史和宗族历史的重视。这一重视如能公平推广,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自由地寻根问祖,让被中共摧毁的宗族制度和宗族组织、宗族聚会场所(祠堂)在各地恢复,复兴家谱文化与宗族文化,有助于中国文化和市民社会、市民空间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扩大中国人的共生基础和自治能力,有助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可以成为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若只是允许国家领导人享受重建宗族祠堂的特权,或是利用“寻根问祖”宣传“帝王将相皆有种”的血统论,通过寻根问祖证明自己的权力来源与“帝王之根”有关,则无疑又是一种“龙生龙”新血统论,涉嫌政治腐败,是一种倒退的新专制。此其二。

韶山“毛泽东故居”主要证明了毛泽东的权力来源于他的“专政思维”、“暴力崇拜”的“阶级斗争创举”,产生于韶山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体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共生反宪政的“民粹主义”;而江湾“江总书记祖籍”工程,虽然号称“突出德治主题,汲取传统精华”,实则让人产生对“皇家贵族”和风水宝地的崇拜,感叹“三个代表”一不小心就主要代表着特权利益集团和新老贵族。可见“江湾工程”与“韶山工程”殊途同归,都在反对共生压制共生歧视共生。此其三。

“江湾工程”涉嫌假公济私的经济腐败。与“韶山工程”一样,“江湾工程”也是由国家投资建设。若说“韶山工程”动用国库还有所借口——2004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要把韶山、井冈山、延安建设为“全国最佳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此列为国家“一号工程”,但至今没有听说政府将“江湾工程”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湾工程”纯属江泽民自己寻根问祖的私人需要的私家利益——一家一姓之私事,岂能运用国库和纳税人的钱财?仅仅“萧江祠堂”的建设,民间传说用了三千多万元,而“江湾工程”既有江湾村中2700余人口的居住环境改造,又包括江湾镇整体环境形象更新,还包括婺源县城的形象工程及数百公里的道路交通升级,还有各级领导人的参观接待的巨额费用,还有“江湾工程”从考察到立项建设的十年工作经费,其整体开支绝对是一个不亚于“韶山工程”的惊人天文数,如此巨大的开支用于一个私人寻根问祖,难道不是涉嫌假公济私的经济腐败?此其四。

“江湾工程”还有重大疑点

许多人不知,尽管今日“江湾工程”热闹非凡,江总书记认可,但“江湾工程”还有一个致命的重大疑点——至今并无确切证据证明江湾就是江泽民祖籍。很有可能,什么时候有人会拿出江湾并非江泽民祖籍的铁证。

据“江湾工程”的主要考证者俞向东在《江泽民与婺源》一书中透露,“一些领导同志认为,说江总书记的祖籍是江湾的根据不足”,因为,“一般来说,对一个人祖籍地的认定,最好是有宗谱、家谱、传记、回忆录等文字依据或具有特殊标记识的物证。没有这些证据,是难以定论的。对总书记祖籍问题的考证认定,最困难的莫过于此。”(P104)

据俞向东考证,十年来共有四个地方争做“江总书记的祖籍”——

第一个是安徽旌德县江村。该村从1989年底就开始宣传本村是“江总书记的祖籍”,证据:一是江总书记祖辈排行为“宏图绍世泽”(据江泽民七叔江世伯生前一封给友人杜明甫的信中写道:我们几代的排行为‘宏、图、绍、世、泽’”),而旌德江村江姓的近五代排行亦是“宏图绍世泽”;二是清末旌德江村人江慕行(江绍森)出任江都知事,其时旌德遭灾,百姓流离失所,“革命烈士江上青的父亲江石溪是通过这种关系于清末民初迁往苏北扬州,住东关田家巷,初以行医谋生。”三是婺源的济阳江氏是从旌德县江村迁来的;所以说江总书记的祖籍在婺源,实际是在旌德江村。但江泽民、江泽芬、江泽慧等多次否定这种说法作罢。

第二个是婺源县江村。事起于1991年,江泽民妹妹江泽慧对来访的婺源县副县长王晓鸿和江湾乡党委书记詹学炎说:她的祖籍在婺源江村。1995年,婺源县档案局局长王河瑞奉命带队从段莘乡江村开始,对全县“济阳江氏”进行了普查,因未能找到“宏图绍世泽”的谱系和没有迁往扬州的人氏而被否定。

第三个是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证据是,清光绪年间,该村济阳江氏61世江人镜在扬州出任两淮盐运使,子孙多在江、浙、沪一带定居,因此极可能是“江总书记的祖籍”。但后因近代谱系为“巨孝家声显”,与“宏图绍世泽”完全不靠谱,被否定。

第四个是婺源县江湾镇江湾村。根据江泽民父亲居住地江苏省江都市江家大场江姓老人提供的“萧江永思堂”线索,发现江湾镇江湾村曾有个“永思堂”(萧江宗祠),且在太平天国时期有“十八兄弟”逃到扬州一带,省市县遂以此为据,上报江湾镇江湾村为“江总书记的祖籍”。然则对于江湾村江姓中并无“宏图绍世泽”谱系这一重大疑点,虽然省市县决策者也惴惴不安,遭多方人士质疑,但因江泽民本人认可,并在2001年5月29日让秘书贾廷安向江西省领导和婺源县的调查组负责人俞向东传达指示:“总书记看后(指俞向东《江总书记祖籍考》第四稿),对这份材料表示认可。并说,他是‘萧江’;他的祖父是独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用再查下去了。”

不过,仍然有不少人对江泽民钦定“祖籍在江湾”不服,认为,仅仅以江湾有“永思堂”(萧江宗祠)来确定江湾是江泽民家的祖籍,难以避免“反认他乡是故乡”,太虚浮,因为“永思堂”并无“宏图绍世泽”的谱系。与其如此,还不如确定“江总书记的祖籍”的是安徽旌德县江村,因为当地“宏图绍世泽”的谱序要比宗祠名称“永思堂”仿同的概率小。  

江泽民良苦用心的低级错误

有人猜测,江泽民所以倾向于认定“祖籍在江湾”,可能有几个考虑:

其一,2007年传出一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祖籍都在江西,毛泽东的祖籍在江西吉水,邓小平的祖籍则在吉水的邻县吉安县(古代称庐陵县)富田镇横坑村(邓小平祖籍在江西吉安的发现,是邓小平女儿邓
榕为了着述《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考证出来的),如果“江总书记的祖籍”也在江西,可称“三代领导核心”都祖籍江西,既是一种大团圆佳话,也有政治趣味。

其二,综合考察的结果,江湾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胜于其它三地,风景优美算得是风水宝地,历史悠久具有帝王传统,是极理想的祖籍地。

其三,既然四个地方都没有完全可靠的资料证明谁是真正的“江总书记的祖籍”,那么选择一个有利于解释自己的血统优势的地方,姑妄认之,不失为上策——有明确祖籍比没有要好,选风水宝地和帝王之乡为祖籍要比选普通地方要好。

不过,此举的隐患在于可能给政敌以攻击之口实,冒此大风险是否值得?邓小平早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少宣传领导个人,达到根治“个人崇拜”顽疾,“江总书记的祖籍”工程是否在违背“祖训”?是什么在故意诱导“江总书记”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2008年 5月2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刊于2008年5月号《动向》杂志,刊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张伟国:四面楚歌:中共的敌人“遍天下”

中共始祖毛泽东有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时代是阶级斗争为纲。现如今,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公开提了,但“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不断树立自己的敌人,一党专政,其实就是一台不断“树敌”的机器。这在毛时代有登峰造极的表演,不仅在国内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而且在国际上通过“反帝反修”四面树敌,远比今天的朝鲜、伊朗还要孤立,却还要欺骗自己的老百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文革结束,开放改革,邓的实用主义一度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中国和西方的短暂“蜜月”随着1989年天安门的枪声结束了此后,涌现了一大批“六四分子”,造成了中共建政以来(汉人)最大的流亡潮和民主运动浪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海内外的民运力量如日中天,甚至当时有人预言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了……然而这些年来,民运或被扼杀在摇篮,或被腐蚀利诱、分化瓦解,虽然不能说完全消解,但一直走不出谷底却是事实。因此,有人认为现在的海内外民运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行为,对中共统制已经够不成威胁。

尽管有对海内外民运恨铁不成钢的遗憾,但中共持续的政治压迫,又不断制造出新生的反共力量。江泽民当政期间,把成千上万“真善忍”的法轮功信众“逼上梁山”,面对中共的残暴镇压,他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忍不拔、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而且他们遍及世界各地,令这些年来中共驻各国的使领馆成为国际上遭受抗议示威最多的外交机构;中共领导人出访,连连接到所在国法院送达的起诉状,结果东躲西藏、灰头土脸……这一切,在被称作“敌对势力”与中共的较量中,都是创纪录的!

胡锦涛对西藏采取的铁血镇压,如今又造就了一大批坚强无比的“藏独分子”,只要看看海内外藏人在抗议示威中展现的与中共势不两立的精神风貌,自认为家园被中共并吞的“亡国奴”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以及他们的悲惨遭遇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作为中共的反对力量他们不但有坚不可摧的宗教信仰,而且恰逢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潮流,在最近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中,藏人的反共能量不仅让中共惊慌失措,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过去30年中共因为拒绝政治改革,以为只要经济崛起,就可以在全球化中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没想到这次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却让老百姓看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共的敌人“遍天下”!即便出现毛时代的回光返照,一党专制仍然难逃合法性的质疑,这是中共不惜采用文革手段动员海内外“愤青”,与国际社会全面对抗的根本原因。

中共当权者是在一种逆淘汰机制中产生的,一代不如一代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它所树立的敌人,在数量上是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呈正比的,有一种前赴后继的雪球效应;在质量上,两者恰好是成反比的,尤其是法轮功和“藏独分子”宗教信仰的支撑,功力一个比一个深厚,使之在整体上表现出其它政治团体少有的坚韧性,和越战越勇的爆发力以及国际社会的亲和力。

中共刻意营造北京奥运的盛大场面,无法躲避被民主人权围追堵截的四面楚歌!被中南海劫持的大陆人民正在日益觉醒,其结局难免一党专制一天天烂下去,反共力量一天天好起来。

孙文广:强烈抗议封锁地震新闻—-汶川地震窥析之三

前天,海外媒体记者来电话采访汶川地震,他告诉我:中国政府应向国内媒体发出了指示,要求再不要报道中小学在这次汶川地震中的死亡情况,听到他的说法开始我半信半疑,但近几天,电视、报纸上确实很难看到中小学生伤亡的情况。

最近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当局有关方面,为了保持奥运前的安定,而隐瞒地震预测、预报;封锁了消息和新闻,现在中国的网站上,看不到这方面的新闻,网站设置了大量禁忌词加以过滤。

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人,当局隐瞒预报,是造成大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6年五月云南发生7.4级地震,七月发生唐山大地震。

今年的五月四川发生8.0级地震,未来几个月,是否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地震?如果因为隐瞒预测,预报,造成巨大伤害,谁来担负历史责任???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事后隐瞒真相29年。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2003年发表演讲说:在1976年的那个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出一本书的,他还介绍: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的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难道今天还要重复唐山大地震的错误吗??

对当局封锁地震消息和新闻的行为,我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强烈要求:停止对海外媒体的干扰,封锁;!!

我强烈要求:停止对国内网站的钳制和禁忌词过滤;!!!

我强烈要求:公布汶川地震真相;!!!!

我强烈要求;……

2008年5月21日星期三于山东大学

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记者齐崇怀和贺彦杰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记者齐崇怀和贺彦杰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8年5月20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7年第34号第一次补充

中国:两名记者被判刑

国际笔会狱中委员会严重关切自由记者齐崇怀和贺彦杰的定罪。齐崇怀和贺彦杰于2008年5月13日被以敲诈勒索定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2年。笔会消息来源认为,他们的罪名纯属捏造,由此对记者批评报道官场腐败而成为打击对象表示关注。国际笔会担忧,齐崇怀和贺彦杰被关押是由于他们和平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及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保障的自由表达权,因此寻求更多有关他们罪名的信息,并呼吁在复查此案前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根据国际笔会信息,齐崇怀和贺彦杰于2007年6月2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捕,那是在一篇指控中共腾州党委腐败的文章于2007年6月发表在新华网后。2007年8月2日,他们两人被指控在收集资料撰写文章过程中接受当地官员的贿赂,犯有敲诈勒索罪。摄影师马世平为文章配发照片也被拘留。在拘押的最初两个月里,齐崇怀被禁止与外界联系,并声称在庭审前的11个月里反复多次遭到看守的殴打和威胁。此案于2008年2月被检察机关以缺乏证据为由退回公安机关作进一步调查。滕州市人民法院于5月13日的审判据报不符合国际的一些公平标准。齐崇怀和贺彦杰目前被关押在山东省滕州市看守所。

齐崇怀现年43岁,被捕前从事新闻工作已13年。2004年6月起,齐崇怀曾为数家出版物工作,包括《人民公安报山东周刊》和《中国安全生产报》。2006年6月,他开始担任《法制早报》(事业发展部山东部)主任,该报于2006年12月停刊,其工作人员一起改组为《法制日报。周末版》。他还是《法制周报》和《记者观察》的特邀通讯员。齐崇怀以报道山东省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而知名,据说被捕前多次被当局警告停止此类报道。

贺彦杰现年34岁,被捕前为自由撰稿记者,并作为齐崇怀的研究助理调查当地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贺彦杰和齐崇怀共同撰写了许多报道,发表在报刊和网络上。贺彦杰曾经为《山东工人报》和《中国烟草报》工作过。

请发呼吁:

*对齐崇怀和贺彦杰可能因批评报道腐败而遭判刑表示严重关切,并寻求更多有关他们罪名依据的信息;

*对有关他们未获公平审判的报道表示震惊,并呼吁在复查此案前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呼吁对齐崇怀据报在拘押期间所受殴打事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因此可将负责者绳之以法。

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评论。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20

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吴爱英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曹建明总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45

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胜俊院长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2008年6月20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