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英国史上最糟糕诗人麦刚果的作品在拍卖中卖出6600英镑高价，约合9万元人民币。

苏格兰籍的麦刚果一向喜欢写诗，也自认为是诗人。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没人把他当一回事，死的时候身无分文，相当潦倒。

他死后一百多年，作品拍卖，35首诗一共卖了6600英镑。拍卖官说，麦刚果的诗令人不敢恭维，但是他相当受现代人欢迎，所以，还有人愿意买他的作品。

据《烟台日报》5月14日报道，14日上午，烟台市召开全市支援地震灾区爱心捐助工作动员大会。当天，烟台各界捐款达到了420.08万元。该报道同时指出：“烟台将根据灾区需要，从爱心捐款里抽取一定比例支援四川灾区”。

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这则消息的人，无一例外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震惊、愤怒、心寒。以地震赈灾的名义募捐，却只抽取一定比例支援灾区，这种行径本身与招摇撞骗有什么区别？人们同样想知道：谁给了烟台市官员截留地震捐款的权利？有网友更是斥问：连地震捐款都敢截留，烟台市官员的人性何在？

当然，倘若我们从人性上去归因，会很快走入一个死胡同。因为人性是个靠不住的东西，一个社会的肌体是否健康，需要良性的社会制度来支撑。烟台市官员只所以敢于公然截留地震捐款，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别的不说，作为人民群众，从来有捐款的义务，却没有监督捐款使用的权利，因此对官员而言，想不截留、想不挪用都难，毕竟，烟台市的官员也是人，它们不可能个个都想当那道德模范。这也阿克顿勋爵指出的权力的本质属性：权力总是使人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使人腐败。

从国家审计署这几年公布的情况看，部分官员什么钱都敢要，什么钱都敢花，什么钱都敢动。为治理这一现象，甚至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专款专用。透过这个词汇，只能说明所谓“专款”总是会被各级官员挪作“它用”。烟台官员此次截留地震捐款，我怀疑只是工作习性使然：在它们眼里，只要有钱从手边过，那就等同于唐僧肉。

天灾无情人有情，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民众积极捐款赈灾，那些熟知中国特色的网友由此开始新的担忧：这些钱是否会被用种种不为人知的手法，“合法”地装进某部门，或某个人的荷包里呢？从烟台市发生的事情看，这些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有道是未雨绸缪，烟台官员用他们的“现身说法”率先敲响了一个警钟：谁来监督地震捐款与捐助的使用与发放？在此，我只能像网友一样衷心祈祷：全国人民的爱心捐助，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既不浪费，也不流失，甚至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最后，我决定还当一回网友暴民，恶意诅咒：谁截留挪用贪污滥用地震救灾款，谁不得好死！

据人类学家研究，在部落时代，人类最具普遍价值的私有财富是每一个人的名字，当部落里的孩子到达一定年龄后，往往通过召开全部落大会等，由族长授予这孩子一个名字，直到死后回收。这个仪式，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成人礼。

如果那个孩子后来成长为部落的英雄人物，他的名字则可以传给下一代，以此激励部落民为共同体建功立业。这是否就是姓氏的起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姓氏，但那最初的古老姓氏，所谓的“老百姓”依然让人们引以为豪。世易时移，今天的“老百姓”早已风光不再，只是曾经的光芒四射让它留存至今。

为了显现部落本身的特色，部落也推出了自己的“姓氏”——图腾，一个让全体部落民共同崇拜的标志物。进入封建社会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昔日的部落图腾也成为帝王的专用物品，一人之下的全体民众，都只能敬而畏之。

凡墙总有尽头。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率先敲响了黑暗中世纪的丧钟。为了体现主权在民的新兴潮流，法国革命的先行者们制定了国旗、国歌、国徽，籍以代表国家形象，凝聚、弘扬和培养爱国情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国家”的建立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在国家内部公然地发生着。因之故，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十九世纪三部曲”里，率先喊出“快跑，祖国来了！”后，很快就成为流传一时的名言。

无量头胪无量血，一再擦亮人们的眼睛：国家同样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权其实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幸运的是，人类很快就找到了保护人权的必由之路：她就是言论自由、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分开、多党竞争等现代政治手段，依托这些硬件，国家变得开化，社会变得进步，人类日益文明。

就世界范围而言，增进和保护人权靠什么？靠民主化、信息化、世界化。孙中生先生早就告诉后来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代中国执政者，只有顺应这一时代洪流，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始终代表”，也才能“红色江山代代传”。

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产品一样，不但要有知名度，更要有美誉度。进入二十世纪后，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台球式的“碰撞”，不再是你输我赢的0和博弈，而是国家软实力的比拼，这个软实力，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石之上，哪个国家能让民众最有效的制约政府强权，哪个国家能让她的民众享受更多的自由，哪个国家能让她的民众迸发出全部活力与创造力，哪个国家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

今天，当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全国哀悼日、为在汶川地震的受难者下半旗志哀时，我心中泪奔而出的是我作为中国一分子的自豪：这是中国国家主权第一次为人权而降。为了缅怀那些在地震中不幸离我们远去的每一个国人，也为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当中国国旗为普通民众的受难徐徐降下的时候，我将向国旗行我今生最深沉的一个注目礼！

关注汶川地震，报道死者多为中小学生，现场惨不忍睹，继续观察、思考，我发现，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我面对受灾者的遭遇，死去亲人的哀嚎，禁不住掩面而泣，我要写出真相，我要为死者、为少年之血，母亲之泪呼号，我要寻找灾难的源头。

（一）死者多系中小学学生

汶川地震死亡已经超过两万，从电视上看到，灾区震塌的多是中小学校舍，压死的多是少年学生。

南方日报记者到了灾区的绵竹的洛水中学，一位带队者对他说”这个镇震死的都是这个学校里的娃娃，太多了，大人死也就死了，可……”，记者描述，挖出的孩子门都被送到了镇政府，政府打开全部5个仓库摆放他们的遗体。从这里可以看到镇政府和他的车库都没有坍塌，相当的牢固。（注一见《南方周末》）

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去汶川的采访者发现一个村里死的几乎全都是学生。

（二）危房校舍是学生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这次灾害中死亡最多的是中小学生，学生死亡主因是校舍危房倒塌。

“根据调查截至2006年，我国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占全国危房的81％，尤其中西部为甚”（注二：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29版）

据美联社报道：在地震中聚源镇的聚源中学有将近900名学生被埋在聚源中学的废墟中。地震四天之后，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被从废墟中抢救出来。该中学的四层教学楼垮塌并导致数百名学生死亡而附近的楼房却依然站立着。

居民说。”水泥没有按正确比例与水混合。里面的钢筋也不够。沙子不干净。” “教学楼用的都是些伪劣建材，”一名农妇站在废墟旁说。

（三）深层原因是官场腐败和经费问题

为什么中小学的教室多是危房，最容易倒塌？原因是官场腐败、奸商的偷工减料，针对聚源中学的倒塌，聚源镇的农民说：”地方上那些当官的太腐败了。” “地方上官员从上面弄来钱，然后把一部分装进他们自己的腰包，”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地方官员中饱私囊。只有中央政府不知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比重太低，造成农村教育经费的短缺。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85％，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

“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德国2.7％，

英国4.2％，

韩国5.1％

印度6.3％

中国25.7％”（注三：《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第12页）。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中国的教育经费明显低于外国，不但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低于印度这样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汶川大地震会死掉那么多的中小学生，而且多是死于校舍的坍塌的原因

（四）必须作调查、统计和比较

为了说明这次的灾难，既有天灾更有人祸的因素，包括政府的腐败无能。因此我建议政府调查，请政府公布每年的教育经费是多少，农村教育经费是多少，同比每年增长多少，公共建筑坍塌的数目，中小学校舍应该是最多，如果当局，不是有意隐瞒数字，封锁消息，我想这个数字一定会远远超过政府公告死亡数字。将来可以做对比，在该地区政府工作人员有多少，本次地震中死亡有多少，中小学生人数是多少，死亡人数是多少，我想中小学生死亡比例远高于政府机关人员死亡比例的结果；

应该做一些比较和统计：在一个县或一个乡镇有多少中小学校舍被震塌，占总数的百分比是多少，有多少办公楼被震塌，占总数的百分比是多少。

在一个县或乡镇中小学生的死亡人数是多少，比例是多少，公务员的死亡人数和比例又是多少，然后可以看一下是否中小学校舍坍塌的比例远高于政府机关办公楼。中小学生死亡比例是否远高于公务员的死亡比例？这个比例应该公布于众。或者调查震后未被震塌的政府办公楼、学校教学楼各有多少及其所占比例，如果政府认为这是丑闻不能调查，不愿意公布数字和真相，也不准其他人去调查和公布，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个政府是否还该叫”人民”政府？是否可以改名叫特权者的政府。

（五）倒塌中学背后的豪华办公楼

南方周末登了一副灾民提供的照片，这幅照片我看了几遍，是在汶川县漩口镇拍的，幅照片中，前面是一所倒塌的老旧灰暗的中学教学楼，一些人在楼前抢救受伤的学生，而在倒塌的教学楼后面却露出了一座光亮，气派的办公楼，不但没有被震倒、震塌，墙上几乎都看不到裂纹。这说明政府办公楼是多么的牢固，而在它前面倒塌的教学楼却是那么的破旧、寒酸。

看着这张照片，我产生了遐想：一位继母，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逛大街回来，对饿得头昏眼花，冻得浑身发抖的孩子说，你要爱我们的家，要知道，我的荣光，也是你的光荣，骂我的人都是大坏蛋、卖国贼；清醒者会怎样看待这个”母亲”呢？

听说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规定，当地县政府建筑比学校好的，县长立即枪毙。四川的很多县份，学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甚至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而县政府却往往形如牲口棚。不知道对比之下，现在领导人是否会感到惭愧。

（六）什么叫”爱国”

在中国，宣传机器，常把中国少年比作国家花朵、说成祖国的未来，为什么来了地震，受灾的却主要是少年？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多数人多可以安然无恙？为什么，中小学校舍大片的倒塌，而政府办公楼却多岿然不动？明眼人知道，官员们享有特权、经费充足，能修建豪华办公室，而中小学校，经费本来就少，落到实处，还要被官员、建筑商层层扒皮，这个事实早已清楚，现在媒体把地震惨祸，小学生之死接连不断地展现到人们面前，这时候人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问几个为什么，多提出一些变革意见。

我向当局提出强烈要求：在这次地震中，首先：到底有多少中小学的校舍被震塌？致死、致伤多少小学生？请把数据公开，把丑闻公开，不应该封锁真相。当地政府，官员有否贪污教育经费的行为？有否官商勾结？是谁把中小学生的教学楼建成豆腐渣工程？

有人提出，要把政府的办公楼和中小学的教室换位，让中小学生到政府的办公楼上课，让政府官员到濒危的小学教室办公，如果官员怕死就请赶快修房子。

什么叫”爱国”？我认为爱国者，首先要爱护中国的未来，首先要爱护青少年的生命，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要为这次地震中本不该死的青少年讨回公道，这才是爱国的表现。

爱国者应该把自己的眼光转移到国内，不要跟着别人去到海外寻找假想敌人。

汶川地震中，少年的血，映红了夜空，映红了中国的黑夜，让我们看到了黑暗，接触到了极权政治的腐败，现在让我们踏着死者的血迹探索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让少年的血照亮变革之路。

（七）为了不该死去的少年

让我们一起呼吁：公开事实，公开数字，公开真相；

让我们一起呼吁：把现在的危房校舍和政府办公楼对换；

让我们一起呼吁：对因政府失误造成的少年死亡进行赔偿；

让我们一起呼吁：按宪法，全国降半旗，哀悼死难者；

让我们一起呼吁：取消正在进行的形象工程、摆阔气的庆典，减少必要庆典的开支；

让我们一起呼吁：拿出公款吃喝玩乐开销的一半，改善中小学校舍，赔偿无辜死难者的亲人。

中国的政府公务员，可以拿着公款，吃喝玩乐，这些钱拿出来可以建设多少小学生的教室。据统计，中国的政府，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公费吃喝3000亿元，出国消费3000亿元，一共是1万亿，（注：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如果削减这些开销的一半就可以建很多坚固优质的教室，挽救千千万万儿童的生命。

作者对本文不保留版权，因为自忖本文难于在国内发表，所以，欢迎任何人将本文敏感词改写，在国内网上发表，用任何笔名、真名都可以。

注一见《南方周末》

注二：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29版

注三：《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第12页）

注四：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德国（1998年）2.7％，英国（1997年）4.2％，韩国（1997年）5.1％，印度（2000年）6.3％俄罗斯（2000年）7.6％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第12页）。

（注五：2008年5月17日Peter Harmsen （美联社）翻译：john lee）

2008年5月18日于山东大学

 

纳粹德国海军部

一般人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大抵上是以上卷为主的，因为那里包含着作者最经典的民主学说。不过，下卷里却也有一些有趣的讨论，涉及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例如，第十二章的题目也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他主要的解释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人都显得很渺小和软弱，但是代表众人的国家却非常强大。于是，他们在营造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求，但是，公共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的想象。虽然号称一章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不过区区两个印刷页码，其中的思想还是很让人深思。

最近两本这个主题下的专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了，一是萨迪奇和琼斯的《建筑与民主》（Deyan Sudjic and Helen Jones，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2006年7月版），另一本是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The Edifice Complex，直译为《宏大建筑情结》，王晓刚、张秀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两本书的同一作者萨迪奇出身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现在是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前一本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议会建筑，从古希腊政治集会一直到最晚近的苏格兰新议会大厦。后一本则侧重分析政治家的以建筑显示权力的情结以及建筑师如何周旋于那些权力与艺术之间，让读者了解建筑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汉堡民事法院

初读《建筑与权力》一书，对于那么多的政治家热衷于建筑，热衷于通过建筑显示权力颇有些惊讶，凯末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巴列维、密特朗、萨达姆。 侯赛因、布莱尔……不一而足。关于希特勒，自己过去访问德国时，曾经在慕尼黑看到过一些线条质朴、与古典建筑风格迥异的白色建筑，陪同告诉我那正是纳粹时代留下的遗产。《建筑与权力》一书里对于希特勒这位建筑学院的落榜生如何终生痴迷于建筑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在希特勒看来：

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书中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到德国总理府觐见希特勒的那一段，写得真是惊心动魄，既有对于哈查心理的描写，又有对于总理府建筑细节的刻画——总理府前广场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道，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的大厅，透露出无比威严的强硬线条，闪闪发光的青铜门，四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所有这一切，把书中的一句话的意蕴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如果说建筑曾被用做战争的武器，那这里便是了。”

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1992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记得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人民大会堂，他的评价仿佛是“庞大而丑陋”，那是否因为他第一次来华访问也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羞辱？假如有适合的作者写一下社会主义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前次访问柏林，柏林墙刚拆除不久，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格局还没有变化，那里的中心广场的格局也是一边是大会堂，另一边相对的是博物馆，上首是领导人的检阅台，跟我们这里的格局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前面我们提到托克维尔，他主要讨论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建筑风格，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专制与民主两种对立体制下的的建筑风格却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国家政治建筑的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一样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象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修辞术。此外，如果专制不仅建立在政治的集权上，而且也建立在财富的高度集中上，那么就会对小民百姓的居室风格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汉堡市政厅

此话怎讲？无论怎样的房子，都要建在土地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的权利安排对于人们的建房心理和结果影响至大。如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人们就会存长远之心，倾尽全力修造坚实华丽、垂之久远的屋宇。相反，如果土地权利设定短暂，朝不虑夕，甚至压根儿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就不可能用心费力建设美轮美奂的豪宅，反而只是追求眼前的享乐。孟子那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无恒产者无恒心”，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相比，如果土地权利能够变成真正的恒产，建于其上的房子就会“恒产化”，它不止惠及一代，而且庇荫子孙后代。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长远之想，住宅能够遮风避雨就得过且过了。这是建筑的政治学的另一层意义。

什么叫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

1985年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具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荒诞意味

首先，一月份在华工召开了湖北省的哲学史年会。有人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84年第8期《人民文学》上可以刊登谌容的小说《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存在主义的学者们，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对萨特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很有些荒诞意味的问题。

作家们可以随便说，因为他们在虚构，在想象，在创作；但我们却不能那样说，因为理论研究不能有虚构、想象的成分，它必须是求真的、务实的；什么问题一旦成了理论问题，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而这种严肃，本身又给人一种很荒诞的感觉。真正的相声大师在说相声和表演喜剧作品时，首先要让人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一脸严肃。

什么叫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越想笑，就越与生活脱节；于是只好强调严肃；越严肃，也就越与这个默不作声的世界相对立。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无法挣脱、周而复始的循环；于是有些人只好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话；而另一些人则想到了同样面对荒诞的西西弗斯。

这一年的春节晚会已经很不好看了，竟然搞起了“赞助纪念券”，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在日记中记道：我也买了一张，号码是051073，得一金牛。那一年是牛年。

春节，作为传统的民间节日，也终于与其本身脱节，成了一个把金钱（露脸、名气、声望）与宣传结合起来的舞台，诠释了最为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古训。

在我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段话：一切信仰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不相信人类始终在进步的前提下，相信人类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也是一个悖论，或可理解为荒诞。

想到西西弗斯

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叔本华，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但又一直想从叔本华的阴影中走出。

文化是一个与传统密不可分的概念；凡想到文化问题，就先已有了一种价值取向，于是想从文化或传统中汲取新的资源。

可惜我的精神中没有任何宗教的资源，那时也还没注意到自身传统的转型或重新解释的可能，只是感到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待传统文化肯定不对。尼采与福柯是另一条“重估价值”的途径，但当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面对荒诞的力量，于是就想到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斯王，杀过人，劫过货，自然有罪，但为什么后世的千百万人也要无休止地受此惩罚？我们生活中的西西弗斯式的惩罚还少吗？

1985年，武汉的几位同道一共集体外出两次：一次是应黄克剑之邀到福州讲座，同去八人；再一次是应高尔泰先生之邀，志扬、萌萌、晓芒、道坚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在福州，我讲的是时代的反省精神，在成都，大家的话题就始终集中在西西弗斯身上。

“我把西西弗斯放在山脚下，人们总是看到他的重负，看到他无望的一次又一次地把巨石推上山去，然后再看着巨石滚下山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始终面带笑容，更没有多少人知道“推巨石上山所要付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

如果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人生，理解为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年的9月，萌萌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命运：一个平凡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长诗，里面就有以后悬挂在她的灵堂两侧的诗句：“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

这一年的9月24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闭幕，邓小平、陈云讲了话，大意是党的优势从来就不会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精神上，所以这个根本的优势不能放弃。事实却证明，我们这么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而几乎所有困难的问题，就集中在当时我们的政治、思想、文化、精神与经济的脱节上。

无论是把二者分离开来，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信奉彻底的“二元论”，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新、创造出另一套与经济活动和市场运作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这意味着在价值观念上必须贯彻自由、平等、契约、选择、自愿、利益、诚信的原则），无论怎样，都可能让人看到消除这种脱节的努力，看到西西弗斯面带微笑地重新推巨石上山；当然，也可以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也是一种匹配模式。

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作为个人，当我们看着巨石一次又一次从山上滚落下来时，难道就只有站在山下哀号与无所作为吗？

所以，我关心的，始终只是我们自身的文化事业，是传统的转型与精神领域的深入与提升。这里面也有一个悖论：越不能说，不让讨论的，就越想说，越有话说。

成都会议后，我一个人从成都到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沿途看两岸峭壁，眼前浮现的，就一直是那个模模糊糊的西西弗斯的身影。

日记中显示，在这一年，我觉得最好的电影是苏联的《白皮姆与黑耳朵》，滕文骥导演的《海滩》，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我看了多遍，每次看总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自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守旧主义者”。

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在决定论、必然性、整体观中，没有了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最可怕的是失却了某种个人的敏感性，让大家在本不该相同的感受方式上也千人一面。

无论是事件还是事情，哪怕就发生在眼前，大家也不会有一个共同的认可，甚至就连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了”也会众说纷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记录过去？

感受方式本不该相同

也许只有以诗的方式描述和解释历史最好。这就是我更多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小说、电影、诗歌、绘画、音乐的一个内在原因；也许只有在当时的某种情绪性的感受最为真切，因为我相信我所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历史———最好是能折射出时代中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我对此并不抱有奢望。我知道我的日记只具有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作用，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卡片。

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自从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以后，人们就以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道德、政治、价值领域中的所有争端；或者说，以为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把所有这些领域里的问题都变成“科学”。伯林认为，这主要是个人想推卸责任，既希望自己不被评判，也不希望评判别人，于是诸如上帝、领袖、阶级、民族、国家等概念就成了最好的避难所。

在决定论、必然性、整体观中，没有了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

最可怕的是失却了某种个人的敏感性，让大家在本不该相同的感受方式上也千人一面。

1984年，当我在春节晚会上听香港歌手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些人与海外游子对“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会有共同的感受吗？然后，就是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大家忽然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最后一次“浪潮”；后来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发行，我的学友李平晔的《人的发现》被列为该丛书的第一本，“未来”的“人”重又带给人新的希望。连同以后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共同汇成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浪花。还有就是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尽管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声势，但也给人带来了一种期盼；阿城的小说《棋王》，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都是那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就国家大事而言，当然要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等等。

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清污”后的七零八落与风吹云散：所长与书记、外来调入的与原就是本校的、站在被“污染”的人一边的与“清除者”一边的，如此等等，都是原先设想“麻省理工学院”时始料不及的。黄克剑、郭世铭、王炯华、柳延延和我先后都提出要调走；宣良到人民大学读博士，世忠一家去了新疆……

从1983年到1984年，我日记本中的事还真不少，有“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到处流窜，持枪杀人，各地人心惶惶，神乎其神，全国通缉，前所未有；有了在合肥开“宗教———哲学研讨会”的经历，与张岱年、任继愈、汪子嵩等人对话；与余敦康老师一起在钱广华老师家吃饭，席间所论，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宗教及宗教对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有了返汉时在“东方红26号”客轮上尽饱长江风光的美好记忆；有了镇江会议，有了熊伟老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激动万分的朗诵、沈少周先生慷慨激昂的总结与我们自以为得意的“真正的学术立场”的胜利，如此等等。

关进小屋成一统

于是，就想关进小屋成一统，觉得也许只有翻译外国人的东西才最有保留价值。那一年，开始为陈老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写自己承担的章节，开始翻译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中的有关部分，翻译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导言》，还有R.J.Hollingdale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所写的“导言”。那是一种竭力想使自己沉静下来的无望努力。之所以说是“无望努力”，就是因为“知”与“思”、理性与情感、逻辑与诗意、科学与宗教、理论建设与现实的断裂、意识形态的统和与信仰的缺失，外国人的问题与本土经验的差异等依旧纠缠着自己，前者总想在对象化的认知中找到某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后者则在怀疑、迷惘、困惑与自我表现中想显露出更多不确定的可能。

所以，在湖北社科院筹办《青年论坛》，以及我在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知的执着与思的迷惘》，也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

与此同时，我们与北京的朋友联系，想共同为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写书评，以此方式让哲学有另一种面孔、另一种情怀和另一种话语。

“我还记得高墙/还有高墙下那簇不知名的小花/忘了吗，寂寞的沙漠/连同沙漠里悠长的胡笳/在生活中让我前行/寻一处地方让思想扎根发芽。”

这一年岁末，我知道妻子就要调来武汉了，心中忽然充满感激。现在的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了，那时想把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妇调到一起，几乎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中的神话。

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清污”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想把我继续挽留在这所学校里的特殊恩赐。

这次四川汶川七点九级（现更正为八级）大地震，引起世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忧心似焚，聚焦于如何尽快抢救埋葬在断壁残垣下的生命。

现在，六七天过去了，两个七十二小时过去了，我脑子还是只纠缠在一个问题上：时间就是生命，抢救生命高与一切，这个道理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懂，为什么地震灾难一开始，中共政府就拒绝外国救援？

在我看来，在任何自然灾害之后，最最重要的救援任务绝不是抢救秘密文件、抢救金银财宝、抢救生活物质……而是抢救人命！

在我看来，你可以拒绝别人偷你、抢你、糟蹋你；你可以拒绝别人砍伐树林、烧房子、在井里下毒；你可以拒绝别人吞食你的国库、侵占你的领土、推翻你这个政府。你可以拒绝任何你想象得出理由的事情。

但是，你怎么能够在强烈地震后人命关天的紧急关头拒绝帮助，拒绝别人帮助你抢救你埋在地下命系一线的子民百姓的生命？

我百思不解。

地震一开始，这里的中英文报纸就报导，好几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前往，只等中国说一声Yes。出乎意料，中国政府说不！它拒绝外国专业救援队伍的帮助，美国的、台湾的都拒。拒绝的理由是地震后道路破坏、交通堵塞，救援人员无法到达；拒绝的理由是天气恶劣、能见度底，飞机无法降落等等。

这就怪了，哪一个地区地震后不是道路破坏、交通堵塞？程度不同而已。有几个地区地震后不是狂风暴雨天气恶劣？世界上难道存在道路完整、交通通畅，让军车、卡车隆隆开进去的地震灾区？世界上难道存在地震后还晴天丽日老天笑着脸迎接飞机降落的灾区？

这就怪了，地震灾区活着的人可以逃出来，外面的人为什么就进不去？

这就怪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拿着一把镐就进去了，为什么外国的救援组织就进不去？专业的救援队伍不就是专门训练来逢山开路遇河搭桥，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进行卓越抢救的吗？

在振振有辞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后面，在保密、保面子、保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鬼东西后，七十二小时救援的黄金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浪费，抢救生命的希望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渺茫，那些垂危的可能得救的生命就这样一条一条地消失。
地震救灾不是打人海战术，派遣上万军人去，不能说他们不做事，但是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我看，提供给这麽多军人的给养不如拿来赈济灾民更好。地震救灾也不光是凭仗电视媒体报纸上高喊“众志成城”的好心好肺就奏效的，这麽好的精神来磨嘴皮，磨嘴皮唤不醒因为拒绝救援而消失了的生命。

那些军人用话筒对着废墟高喊“下面有人吗”，听不到回音，就往前面移。地底下微弱的声音或者命若游丝的呼吸，那些被大石泥沙压得发不出声音、那些断粮断水奄奄一息的男女老少，军人的肉耳、肉眼、肉身能听见、能看到、能感觉到吗？面对如山如海的瓦砾，军人们一双手能搬走几块石头，能拖开几根钢条，特别是那些废墟盘根错节绞在一起之后？看着束手无策的几个人分做一个人能干的事情，看着高悬在三楼上的活人慢慢死去、看着已经救到外面趟在地上生命垂危的伤员因无医无药而闭上了眼睛，看着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上的失误，人给“救”死了、铲死了……现场的军人哭、灾民哭、电视机前的观众哭，都急得要死。在如此残酷紧急的关头，大家的焦急和眼泪起什么作用，要等待大权在握的父母官们松口，给外援组织放行！

听听那些奔赴第一线的军人，那些当地百姓的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我们需要专门的装备！”

澳洲七频道电视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到灾区第一线，画面上他哭丧的脸，他强调救灾第一，他的演讲和众人热烈鼓掌的同时，播音员说：“他的政府拒绝外国救援！”

怎样的政府才会拒绝救援？就像那些垮成一片的学校的豆渣工程一样，豆渣政府才做如此虚弱如此悖理的事情。

现在，在七十二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像王子点兵点将，有的国家有幸被王子点中，中国终于允许日本、俄罗斯、新加坡、南韩、台湾和香港的救援人员进入了，中共政府终于呼吁，“需要成千上万的帐篷、碎石机和起重机”。

不少训练有素，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的地震或海啸中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带着大批的地震救灾的现代设备，光纤观察仪、生命探测系统、液压切割机、散布机（spreaders)以及嗅觉灵敏的猎狗等，到了中国，到了灾区。后来中国又批准了美国队进入，却继续拒绝英国和加拿大的。

无论如何，这些人员和这些设备的到达，肯定比温家宝、胡锦涛和上万名几乎赤手空拳的解放军以及这几天CCTV电视上停止播放奥运圣火，全国电视滚动播放抗震救灾，比什么“爱心献灾区”、“我们在一起”的话语加在一起更有实际意义得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救援的黄金时间早已过去，活在地底下的生命呈几何级数锐减，救援人员费心费力掏出来的更多的是死尸了。难怪有一个国家的救援队打算二十号撤离。

是的，地震都要死人，是的，面对自然灾害人们常常无能为力。我们无法确定，如果外国的救援队伍在第一时间内被允许进去，他们具体可以多救出多少人。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正以人为本、生命至高无上，同意外国救援队早早进入，哪怕能多救出一千个、一百个、甚至十个一个，那也是了不起的功勋！任何生命都是无比宝贵的。

现在，政府一改第一天对这次大地震轻描淡写报导的态度，在特大地震消息在海外媒体和国内网站上大量曝光后，它机灵地一手接过来，开始在全国电视广播上铺天盖地、空前热烈的谈起抗震救灾来。它极其专业、极有成效的把救灾中的感人事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把解救出来的人一次再次地亮相，所有功劳都记在了领导人的身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感动，确信这是个重视生命的好政府，没有这个政府，中国人就无法抵御灾难。这些宣传，也使中国政府从奥运圣火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和谅解。

真有本事粪土成金！

但是，中国人有权知道他们政府的作为，功过对错都有。既然用这麽大的力度谈论地震救灾，它的领导如何如何英明，它的军人怎样怎样勇敢，谈论政府救灾中的全力以赴、丰功伟绩，它就应该有勇气检讨自己，告诉它的人民，它的失误和过错，它拒绝了外国的救援，拒绝别人赶在七十二小时黄金时间内来地震灾区救命。告诉人民，估计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被救的机会，它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如果不，如果只知道隐恶扬善，只知道歌功颂德，我就有理由认为，中共政府是在趁火打劫、是在发“国难财”、是利用这次地震死者的尸骨榨油，是利用老百姓的苦难和死亡给自己脸上贴金！

为这次地震死者祈祷吧，为他们的不幸哭泣吧！

他们的不幸在于中共政府的无情无义、草菅人命。

2008年5月19日

数千年前，在黄河长江两岸集聚了一些长着黑亮眼睛和金色皮肤的人，被谓之炎黄子孙。而今天此时此刻，随着汽笛的一声鸣响，华夏人民的心却要碎了！那共和国的旗帜徐徐降下，定格在半空中。南去的云啊，一把把地抹着眼泪，她已经控制不住悲痛，披着黑纱不停地环绕着地球。

是谁死了？是我们的家人死了。死于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如今他们有的已经被挖出尸体，有的可能会永远被埋葬在废墟中。而我始终能看见他们生前的微笑，那瞳仁里的春天是不会被毁灭的。

爱是永远的心痛。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们，可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华人。我们共同的血脉里奔涌着黄河长江。今夜，我们都躺在炎黄子孙的同一座心宫里，周围一朵朵鲜花开放。是我们华夏民族凭着智慧勤劳勇敢，使地球上更加文明灿烂。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无辜地死去。无辜地死去一个中国人，就是无辜地死去一份华夏文明。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默哀。因为我们的心碎成了花瓣。13亿朵花瓣围绕着汶川，亲爱的仙逝者，你并不孤独。

如果今晚没有月光，13亿人的目光为你们作月光。如果明天没有太阳，13亿人的心灵为你们组合成太阳。我们活着，为延续你们的生命。中华民族永远不会死去，如同珠峰，如同泰山，可以被损伤，可以被挤压。但物质不灭，我们中华民族会走向遥远。

我们在古代可以创造出四大文明。证明中国人不是愚不可及。

苍天作证：炎黄子孙正在走来！时代者，我们的时代。天地者，我们的天地。良知者，我们的良知。地震震动了我们的心，我们要震动地球的心。我们已经喝令死神作出交代。大爱无敌。仁者无敌。爱心是中华民族散向宇宙的名片。

那在眼罩前飘过的是什么？是一丝黑纱带。

是华夏民族的哀痛！我们挽着黑纱走向未来。我们纪念死者，为了不再延续悲剧。我们反思悲剧，为了不再流泪。死者无言。一切尽在不言中。

13亿中国人站在汶川大地震的校园废墟上，就是一座历史上伟大的纪念碑！

2008年5月13日凌晨，阴冷有雨

心烦意乱，码字个把小时，突然断电了。我大叫一声”金琴”，楼板竟连簸几下。半秒钟，或半个世纪，金琴才从另一间屋回应：老威你瞎嚷嚷啥？闹鬼了？话音未落，悬在头上的吊柜就嘎吱响，通往室内外的门都开了，如埋伏在暗处的鬼手在捣乱。我和金琴去阳台站了一会儿，真是黑如锅底啊，一辈子蜗居城里的人们恐怕早忘记此刻的体验了。

摸根蜡烛点上。过气诗人的酸劲儿顿时涌起，我称”这是地震汪洋中的一盏孤灯”，惹得金琴直瘪嘴。于是讪笑着起身，翻箱倒柜搜出大半瓶爬满灰尘的烧酒，自顾自地灌。不料一入口，下巴差点被烧掉，原来是消毒酒精。

非常时刻，成千上万的人死，所以老子酒精也敢喝。没几口脑袋就晕乎乎，喉管如吱吱作响的炸弹引线，马上要炸。不得已，浪费了一瓶矿泉水。

记得第1次喝白酒是在32年前。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还余热未消，平武和松潘的地震又接踵而至。若干年后我查了相关资料，时间是1976年8月16日和23日，震级为7.2，搞得河流改道，公路阻断，农田倾废，村庄淹没，具体的伤亡数字却始终是个谜。当时莫提电视，就是能听短波的收音机都极为稀罕。几百上千躲地震的群众，在成都西门外的大片菜地里，围着一退休干部，立着耳朵，漆黑一团地聆听北京，聆听党中央的声音，然后各自为阵，瞎子摸象，心潮起伏地意淫一番。当时我刚高中毕业，因暴打经常告密的团干部，还背着”严重警告”的处分，所以自然而然显得颓废。后毛泽东时代，男女关系以上都属犯罪，不良少年的标志除了打架，就剩喝酒，特别是白酒。记得我的同学某某，夹带了1小瓶，估计有3两，供3个人偷偷摸摸在地震棚外头喝。顶上有稀稀落落的星光，不远处的城市之光也密不了哪儿去。我率先灌一口，顿时辣得热泪盈眶；待灌第三口，大地就咣咣摇晃。3人都不约而同叫”震了震了”，要抱头鼠窜时，才意识到人已在野地。

而眼下，已知天命，即使酒精，喝得也比那时从容。面对流逝岁月中的孤光，血涌脑门子，就抽出洞箫，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吹。折腾了好几分钟，才成调。我问金琴效果如何？她居然大拍马屁，还说这么好的调调，应该用手机录下来，算是我们两个住在危楼上的活人给成片死人的礼物。

蜡烛灭了。我们继续喝。估计有轻微的中毒症状。楼外雨声越来越大。大约凌晨4点左右，我隐约感觉楼道有响动，不是余震，而是人的脚步，凌乱的，比较多的脚步。

我们莫名亢奋，就开了防盗门。我下到二楼，碰见一堆人七手八脚，将一裹棉被的偏瘫老头及轮椅抬上来，电筒光的晃动与撕心裂肺的咳嗽，交织成一副炼狱图画。

我撤退回巢，不禁嘀咕：人都到这地步，还躲啥子地震哟。可能老天不满意这种无情胡话，立马连震两回。吓得我等二人不约而同道：醉了醉了。

床在身下，往上顶了两三次，又横扯竖拉若干次，金琴发梦颠一般，光脚弹下地。我却真动弹不了。直到早7点过，双双被震醒。

2008年5月13日白天，苦雨凄风

大量的人还在露天。而我们，怕地震，怕冷，怕乱，怕游荡，怕传染病，数害取其轻，还是窝家里。

晚上继续喝酒。金琴一门心思看成都电视台的《新闻现场》，不时发出惊呼。

突然想起，2003年我探访过百岁和尚灯宽，所在的古寺离青城山才十几公里，也属地震重灾区。据报道，古寺周围的农舍十毁七八，依山而建的庙宇无恙否？老和尚历经磨难，2005年、105岁圆寂时没轮上地震。不简单。

还有我10余年前寻访过的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如今已80出头，是否活着？如果活着，是否逃过了天劫？老人在重灾区北川及江油之间讨生活，如今两县内，死者已过万余，一辈子为别人吹吹打打，提供孝子或送终服务的他，这次来得及为自己哭一回么？

2008年5月14日中午，阴转晴

市面持续恐慌。人们除了抢购食品，还超量抢购矿泉水。不少人开车从成都市区赶过来，一买就10件。超市的矿泉水很快就抢光，接着是小店铺，接着是库房。温江本地居民也受传染，迅速行动，为抢水而大打出手成为屡见不鲜的街头景观。我们不能超然世外，也在人头汹汹中抢得两件，共计40瓶水——原因是两三个朋友都打来电话，称上游的化工厂在地震中泄漏，水质已被污染。

接着，电视里开始辟谣，在叮嘱市民们放心饮水的同时，也叮嘱大家警惕、检举、揭发造谣、传谣的坏人。

2008年5月14日下午，晴，有风

成都地区的电视频道连台，24小时直播”地震新闻现场”.消防官兵经历几十个小时的奋战，终于从都江堰市区的某处废墟中，救出一女孩。此时正值惊魂未定的女孩20岁生日，于是周围群众一起拍手，还大唱《祝你生日快乐歌》。

还有几十个人与女孩同时被埋，生死未卜呢。中国人任何时侯都有娱乐（愚乐）精神。

接下来是好几处中小学的垮塌现场，几百上千的孩子被埋葬，被掏出来没死的不过几人或十几人。死里逃生的家长们，流血流泪，一天接一天，一刻接一刻在堆积如山的瓦砾旁守候。真是阴阳两重天，里面的呻吟、哀号、死去活来，外面的捶胸、顿脚、也死去活来。但是，仅仅靠家长们的手，仅仅靠一些原始工具，是不可能撬开几吨、几十吨钢筋水泥的。等死的滋味！等死的滋味！

几十个小时后，援兵赶到，曾经极度喧嚷的地狱却回归寂静。再吊车和人力交错，奋战十几个小时，生命的存活率恐怕就只剩百分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