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5月12日中午，一个朋友在电话中惊恐地告诉我：地震了，人都跑到大街上了！我无法确认也没想去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立即告诉了身边的同事。随 後，地震消息通过MSN、手机短信和电话开始传播，大家都在互相打探。我的亲人在四川，电话怎麽也打不通，一直提心吊胆。这时候，我最大的愿望，除了直接 跟他们通话，就是获悉相关信息。

虽然新华社很快就发布了消息，确认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人们不会因此满足，想要知道得更多。电话依然打不 通，各种传言多了起来。我也把各种消息发给朋友和同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反馈。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大多数消息都未经证实，在警方那里 算是传播谣言，可以刑事拘留，但是作为一个亲人身在震区而音信全无的个体，我无法停止通过这种方法去打探消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不是我一个人在着急。

到了晚上，网上各种消息多了起来。有一个两天前的帖子说：我刚才看见大片地震云，不知道今明两天哪里要发生6级以上强震。有一个自称地质工作者的人 出来报料说他们先前已有所预测，但怕引起恐慌不让发布。又有人找出此前的新闻说，绵竹发生了数十万只蟾蜍大迁徙，是为预兆。还有古老的大预言又出来吓人 了。当然，更多的是关于灾情和死伤人数的传言。这些消息，有的明显不可信，有的却真假难辨。它们共同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场公共事件面前，人们对于资 讯的强烈渴求。

此前我从媒体理论出发，多次呼吁政府体谅民众的这种信息渴求，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媒体采访自由。今天，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这种焦 灼与无奈的境况中，人的脑子里根本不会有什麽造谣传谣的概念，只想知道更多消息。以一颗平常心去揣度，这些信息中可能有人故意蛊惑，但是更多的都来自同样 渴求真相的普通民众，大家都在寻找亲人，关心同胞；而且，一个接收信息的人，凭着正常的智力，往往可以从无数的信息中判断出大概的真假来，远远要强过在信 息的黑暗中胡思乱想。

我承认，我一边担心亲人，一边还”牵挂”着警方。因为我知道按照警方此前抓人的理由，他们也可以以传播谣言为名把我抓去拘留几天。就在前两天，成都 警方还以编造、散布、炒作各种谣言蛊惑人心为名处罚了一些抗议彭州石化工程的市民，山东警方也以同样的理由，拘留了一名传播”4.28″铁路事故中死亡人 数的网民。这些受罚者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他们想要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的心理和此时的我一样，他们关心自己的家乡，也和我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

因此，我不由得不为在此次地震中传播信息的人们担心，其中包罗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以及为我提供信息的陌生人。我请求警方，如果不能”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怀有恶意，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後果，请不要用传播谣言为理由来抓我们。

2008年5月12日，一场32年来所仅见的大地震，在中国四川汶川爆发。山崩地裂，尸横遍野……。

目前，救灾活动正在崇山峻岭，断墙残垣间展开。两万多鲜活的生命转眼已经化作尘土。更多的灾民掩埋于钢筋水泥山下面命悬一线，生命正一点一点地枯萎、流失。救人的黄金时间72小时已经过去，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暗淡渺茫……。仰望上苍，夫复何言？

综合各种渠道的消息，这次北京当局采取的救灾措施，比较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比较几个月前的大雪灾时，有了一些进步：临时解除了一些严苛的新闻管制，国民获得了一定的知情权。当局在反复犹豫之后，终于同意了日本等国外的拥有丰富救灾经验的专业救灾队伍前往救人，虽然为时稍晚，仍勉强可收亡羊补牢之功（但据闻台湾的同样经验丰富的救灾专业人员仍被婉拒于国门）。这些进展，公众是看见并记住了的。

但是，体制的顽固惯性，特别是中共宣传系统的六十年一贯制的“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光荣传统”，已经浸透其血液。一位灾民李虹对此的厌恶与无助的感受，已愤愤然溢于言表：

“死了一万五千人，他们亲人的声音，完全没有在媒体上看到；还有几万人埋在地下，他们声音发不出，但不等于没有。可是，你看看中国今天各大报纸和互联网的新闻，他们大肆炒作一个武警跪在地下要求再救一个人的感人画面，全国13亿人民…。一感动，就忘记了灾民。你们是不是要让我那些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亲戚朋友跪在地下对党对人民解放军表示感谢？…。人命在以每小时上百的速度消失。现在绝大部分灾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设身处地想想，此时此刻，倘若你是一位灾民，正奄奄一息被掩埋于重重废墟之下，你的第一需要是什么？是电视上的动人画面？是中央首长的抗震动员报告？是奥运传递照常进行，奥运救灾两不误？是“中华民族在灾难中焕发青春”？……

NO！你的需要很简单：一双伸向你的手，一架搬开你身上重物的起重机或挖土机，几位动作娴熟的专业救助人员，几位合格的急救医护人员。如此而已！

命悬一线的灾民才是主体。歌颂立功英雄，歌颂恩情亲情，歌颂总理眼泪，以后有的是时间。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高歌英雄，而是挖掘灾民！不是流泪相看，而是抢救伤员。面对千万亡灵，面对废墟下嗷嗷待救的乡亲妇孺，把面子放一边，把“主权至上”放一边，人无分国籍，地无论东西，谁有办法谁上，谁有技能谁上，人命关天，救人至上。

日前，各方人士，纷纷援手，各种建议，纷至沓来。综合起来，有几点大体是各方的重叠性共识。它们合情合理，由历史的血泪凝成，获得海内外普遍共鸣。这些共识，举其荦荦大者，计有：

1）立即开门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地震频仍的国家地区的专业救援队伍，医疗队伍，解民于倒悬。

2）准许灾区民众以及其他地区公民自我组织，建立自救自保团体，像台湾的慈济那样，在身体、物质和精神上，至情呵护，相互牵联，守望相助。

3）严格各种资金和物品捐助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务使它们到达灾民和罹难家属手中。

4）在受灾地区停止劳民伤财踵事增华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

5）国家降半旗向地震灾害下的万千亡灵致哀。

这些建议，集思广益，出自悲天悯人的同胞情怀，出自鲜血凝成的历史经验，特此向北京当局郑重建议。务请善纳雅言，见诸实践。倘能如此，善莫大焉。

谨以此沉痛哀悼汶川大地震中罹难的万千同胞！

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温家宝作为第一个出现在灾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个亲身达到灾区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指挥救灾，在灾区慰问，一一安慰伤者，一刻都没有停息。到16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已经在灾区待了这是第五天了”，他还在灾区忙碌……

五天来，我看到这样的镜头：温家宝穿梭灾区，无论危房下，还是断道边，他都穿梭在前线指挥救人，尽最大可能，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哪怕能够为伤者说一句问候的话，一声安慰的话，他都说了出来。此时此刻，这位政府最高领导人没有缺位。

5.12地震灾情牵动人心，不光政府领导人，就是普通大众也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我看到各地十字架下的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行动起来了，红十字会行动起来了，成都的基督徒王怡第一时间就在祈祷上天给予灾民眷顾，期待上主接纳死者的灵魂，安慰伤者的心灵。全国各地基督教的朋友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拿出点滴爱心，冀望彼此的关怀和温暖，把爱心奉献给灾民。

按照温家宝5月16日的话说，这次地震无论从强度和范围来说，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超过了唐山大地震，是破坏性最强的一次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面对这样大的灾害，必须举全国之力，克服重重困难，把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到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绝不轻言放弃。”是的，我听到很多朋友对温家宝的赞许，温家宝这个老爷子关键时刻，冲锋陷阵，雷厉风行，毫不含糊，没有拖泥带水，他在这次地震救灾中的行为是值得信赖的。

我还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大灾大难面前，人民军冲在救人脱离死亡之旅的最前线，不畏牺牲。这支人民军，就是人民解放军，就是解放灾民不被死亡之魔吞噬的人民解放军。

此时此刻，近2万名生灵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两三万人不知是生是死；我还看到无数无数的人哭了，是的，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人类共有的感情。我看到温家宝哭了，他告诉人民军，”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人民军责无旁贷，因为人民军就是保护人民的军队，出于人民，又是人民所养，必然为人民应尽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温家宝还不顾自己的手臂收了伤，流了血，就急切地命令人民军：”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看他说完把电话摔了的场景，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他在前线，必须亲自指挥作战，指挥更多更多的救援队伍参战，尽最大可能救灾民于平安。

在此，我心感动，我想做的就是力挺温家宝，支持温家宝——指挥官总是在前线的，温家宝的指挥无人可以替代。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胡佳健康恶化紧急行动通报

2008年5月15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1号第二次补充

中国：异议作家健康恶化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深切关注近日有关狱中异议作家、活动家胡佳健康恶化的报道。胡佳因批评文字和异议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半徒刑，目前正在服刑。据报导，胡佳家人被拒绝探望他，而他则于最近被转到地处天津市汉沽区的北京狱管局清河分局潮白监狱。狱中作家委员会呼吁立即给予胡佳所有必要医疗。国际笔会认为，胡佳被关押只是因其和平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及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保障的自由表达权，因此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根据笔会信息，胡佳患有肝硬化等慢性病，据说其身体状况在狱中恶化。胡佳家人表示，狱方拒绝使他得到专门的医疗照料，而自五月初他被转到监狱后，家人一直被拒绝探望他的权利。今年4月3日，胡佳因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和采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半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狱中作家委员会以往有关胡佳案的警报，请参看：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go/news/china-activist-and-dissident-writer-hu-jia-sentenced-to-three-and-a-half-years-in-prison-health-concerns

国际笔会有关“中国行动”，请参看：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ternationalpen/index.cfm？objectid=F11E8890-E0C4-ED84-011B73C00DD4D5CC

请发以下呼吁：

。表达严重关注胡佳健康恶化及缺乏足够治疗，并寻求确保其健康；

。抗议当局拒绝胡佳家人探望他；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胡佳。

请注意：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45

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首席大法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020

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司法部长

吴爱英女士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2008年6月10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网上浏览地震消息时，看到这样一个跟贴“央视直播中，刚刚有前方记者说：汶川伤亡情况比较乐观”。这位跟贴者接着批评：“这说话真没水平”。下面帖子中亦有人表示自己也亲耳听到这句话，看来此言不虚。在大面积的灾难面前，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该用“乐观”这样的词，这记者即使急不择言，也太没有语境感。面对无端而逝的生命，哪怕是一个，都乐观不起来，何况最后的数字还没出来，我们还在长长的阵痛中。

不过，从网上看，网民对政府的这次表现评价不错。一是信息通报及时，一是政府总理及时亲临灾区。前者有效地制止了恐慌，后者则有抚慰人心之效。不过，像我这样不能去也无法去灾区救援的人，坐在电脑前，面对一些资讯，无法不痛未定而思痛。这里不妨写它一两桩。

7.8级的地震，震级越高，震前的征兆越明显。可是，从上到下，为什么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预报？这次地震发生在白天，按理，它要比夜间熟睡的32年前的唐山地震相对好防范。可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就在毫无预感的大白天中消陨。天灾固然，人的因素是否无辜？从四川人民政府5月9日的网页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5月3日晚8时，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结果该州防震减灾局不但没有引起职业警惕，反而立即充当公安，“查找谣传来源，进行辟谣，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防止谣传进一步扩大。”另外，5月10号的四川新闻网转《华西都市报》报道，称“日前，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数十万只大小蟾蜍浩浩荡荡地在一制药厂附近的公路上行走……”，然而，这一灾异前兆，却被当地林业局从环保角度科学地解释为“正常现象”，非但正常，而且“是一件好事情，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于是，“好事”果然接踵而至。

这次地震中，还有一种现象格外让人心痛并无法释怀，那就是正在上课的中小学生们的集体遇难。相信很多人都看到那张有关都江堰向峨中学的照片，惨淡的夜色中，那一具具躺在地上的冰冷的尸体，几分钟前还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如此短暂的生死转换，他（她）们原本属于明天，可是，今天却永远地走了。从电视上看北川县的北川中学，整个六、七层高的教学楼几乎连根倒塌，最高处也不及一人多高。倒塌的墙体下，埋藏着一千多名师生，除了个别，他们没有生还的希望。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教学楼？它的质量保证在哪里？墙倒框架不倒，这是我们在电视上也可以看见的，然而这座教学楼倒得如此彻底，也就暴露了由地震暴露而出的问题。请问，当地政府的楼况如何？虽然，我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我几乎相信，它们之间的质量肯定是不好比的。那么，在一个国家中，谁的建筑质量应当最好，答案是学校。不过，这个答案却来自东瀛日本。

目下，地震造成的灾难还远未过去，各种情形都很严峻，无以给人乐观。现在，全力以赴的，是要救灾，以上问题暂时还提不上日程。但痛定思痛终有日，面对此一浩劫，我们当然要痛思乃至痛责人在其中的责任。

中国四川汶川5月12日下午发生了大地震，官方消息开始称是7.6级，后来改为了7.8级，但四川、湖南、湖北、海南等省地震局测定此次地震的级别已经达到8级。此次大地震发生后，有关地震的话题成为中国网络论坛上的热门话题，不少网友都对地震灾区的人们表示同情，与此同时，不少网友对中国地震部门的失职表示严重不满，认为他们在地震前不能有效地发出预警。

其实早在5月3日，四川阿坝州地区的民众就已经感觉到地震将要来临，但当局却认为是”谣言”。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绵竹地区已经有明显征兆出现，新浪网5月10日转载《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中显示，近日，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数十万只大小蟾蜍浩浩荡荡地在一制药厂附近的公路上行走，很多被过往车辆压死，被行人踩死。大量出现的蟾蜍，使一些村民认为会有不好的兆头出现。然而，当地的林业专家却表示不用担忧，并认为是一件好事情。

此次大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出现大量对地震局和官方质疑的声音，网民普遍认为没有提前预警是地震局和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一位网友在5月12日向新世纪新闻网爆料，称四川省地震局的专家此前已经知道会发生大地震，而且已经向上级汇报，但政府为了维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所以不向民众发出地震预警。虽然这位网友的爆料内容无法证实真假，但从唐山大地震前中共当局对专家的意见置若罔闻的情况看，隐瞒汶川大地震的观测结果完全有可能。

面对民众的广泛质疑，中国国家地震局发言人5月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预测地震是世界难题，并澄清外界质疑地震局错过地震的先兆是谣传。从网上的搜索结果看，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在地震前确实曾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是否将有大地震发生，但四川省地震局却在5月9日官方网页上”辟谣”，并要求地方政府查找谣传来源，防止谣传进一步扩大。到5月12日，”谣言”终于变成了现实，自感颜面大失的四川省地震局很快就将有关”辟谣”的那篇报道在网上铲除。

地震究竟能不能够预测，我相信要准确地预测出震中位置和发生时间会有很高难度，但大地震前一定会有不少征兆，诸如地震云的出现、动物大规模迁徙、水源水位突变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现象，事实上，这次大地震前这些现象全都出现过，老百姓以此来推测将有发生地震的可能，中共当局却认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谣传”，实在是令人悲哀。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地震局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他们肩负的责任就是在地震前发出预警，以减少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发生如此重大的地震灾害之前没有预警，地震局的官员和专家应该感到深深的愧疚，而不是极力地为自己辩护。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民间盛传北京在当晚还会发生地震，于是，地震局的官员马上跳出来认为这是谣言，并十分肯定地表示北京不会发生地震。很明显，地震局的前后表现非常矛盾，既然承认地震无法预测，那你们又凭什么认为哪个地方就一定不会发生地震呢？据说，对此次大地震的事后震级测定和发布，中国地震部门竟然还不如美国的地震部门快和准，这让很多网民更加认为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是老百姓白白养活的一群废物，并强烈要求撤销地震局。

确实，如果中国的地震局只能在地震发生后报告地震级别，而无法在地震前发出预警，这样的机构还真是没有存在的必要。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4万民众死亡，在30年后才发现，当时国家地震局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曾经在震前成功预报唐山一带将发生大地震，但有关意见却被当时的中共当局所忽视。如今的地震局所拥有的设备已经远远先进于当时，如果真如一些地震局官员所言：”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是绝对难以让人相信的。最大的可能只能是故意隐瞒掌握的震前信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早在年代久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诸多防震经验。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有帝舜时期”地坼及泉”、夏桀末年”社坼裂”的现象，这可能是关于地震最早的记载。除了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这样有效的地震预测工具之外，古代民众还通过亲身的体验和观察，记载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如地声、地光、前震、地下水异常、气象异常、动物异常等，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预测预报地震的知识。

地声、地光是非常重要的临震前兆现象。史书对很多地震都有震前地声情况的记述。如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山西”雁门崎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止地震”。四川越隽县”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明武宗实录》卷一○七）这两个震例，不但震前出现了地光，而且还同时有地声。

强烈地震发生前，地下水位往往发生异常变化，例如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山东郯城发生八。五级大震，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河水突然干涸的记载：山东寿光”未震之前一日，耳中闻河水汹汹之声，遣子探试，亦无所见，或云先一日弥丹诸河水忽涸。”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此次汶川大地震前，靠近四川的湖北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的观音塘，湖水在不到5小时内全部消失，湖水消失时，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伴有轰鸣声。该消息一经报道，就有网友认为这是地震的前兆，可惜，地震部门和中共当局并不在意。

地震前，许多动物出现异常反应。对动物这种震前异常反应，我国历史上从唐代开始便有记载，如《开元占经•地镜》中说：”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鸣，地方屠裂。”在地震地裂之前出现了老鼠成群鸣叫的现象。位于此次地震震中附近的檀木村5月9日发生了10多万只蟾蜍大迁徙的现象。动物感受地壳变动的能力远比人类敏感，蟾蜍搬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地震部门和中共当局仍然视而不见。

中国近年来天灾不断，说是天灾，其实每次天灾都有浓厚的人祸阴影，这次汶川大地震也不例外。如果中国的地震部门和政府能在地震前发出预警，那么，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会减少很多。中共当局自建政以来，一直在口头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但事实上，在各级官员的眼中，老百姓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而且，最为让人愤怒的是，几乎每一次天灾的发生都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和感恩的机会。这次地震后中共当局的反应虽然比之前迅速，但在中共当局骨子里，最重要的仍然是可以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利益的专制统治。

2008年5月15日

在我动笔写下本文标题的时候，时钟正指向14点28分。整整三天前的这一时刻，我在北京家中被微微震晕；很快得知，震撼半个亚洲的汶川大地震，将灾区民众的家园瞬间夷为平地，并惨烈地吞噬了数以千计的鲜活生命（死难者人数现已达近两万人）。与此同时，这一不期而至的天灾所造成的刻骨铭心之痛，也瞬间超越了灾区、超越了国界而达于全球。

32年未遇的惊天大震之后，惊魂甫定的国人面临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在72小时之内，尽可能把埋在废墟之中的幸存者抢救出来。因为过了这一黄金时段，地震幸存者生还的希望就变得十分渺茫了。从我锁定的四川卫视传来的直播镜头告诉我，事实上人们也是这么做的。三天来，武警、消防战士和各兵种军人尽了力了，医护人员尽了力了，奔赴都江堰救人的出租车司机尽了力了，连夜排队无偿献血的成都市民尽了力了，废墟中的自救者尽了力了，不少政府官员也尽了力了；灾区之外捐钱捐物的国人也尽了力了。然而，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72小时之中，我除了揪心之外，还分明不断地痛上加痛呢？

原因是：中国政府一再婉拒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救人的吁求，甚至拒绝毫无沟通困难的台湾同胞到场实施人道搜救的热切希求，直至黄金72小时已然耗尽的今天。

恕我直言，在这场与死神竞赛、拯救生命的拼搏中，中国缺少的其实并不是金钱和人力，而是具有抗灾经验和搜救特长的专业救援人员。为了争分夺秒地使更多的人摆脱死神的威胁，除了利用一切可用的其它手段之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本该在第一时间就应接受的国际专业救援人员拒之门外。在我看来，那是一支温家宝不用摔电话就能召之即来的志愿者队伍，是特别对口特别有用特别高效的救援生力军，即便不奢望他们能多救出百拾来号人，那么，多救出10人也是功德无量，多救出1人也是大善事一桩。

我琢磨，官方的婉拒是出于下述担心：外国人和台湾人进来干会给他们带来“损害”和“负面影响”。说实话，我愿意同情地体谅这一点。但是，既然认同救人高于一切，又公开发出了“救人不惜一切代价”的誓言，那还有什么可多虑的？又岂能因种种政治考量而食言？当然，让外国人或台湾人入境救灾的确还没有先例。不过，有无先例有那么重要吗？32年前唐山大地震时，不还连外国人的钱物都拒之门外吗？这次对钱物来者不拒了，如果再创造出让人来实施救援的先例，不正好是一个以行动昭示“祖宗不足法”、在大灾面前思想来一个大解放的可贵之举吗？

让人家的热面孔一再贴冷屁股，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汶川巨震之后，日本政府很快组织了60人组成的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并在成田国际机场待命，以便接到中国政府的请求时立即赶赴受灾地区。但是，中方通知日本：“由于灾区道路受损严重，目前难以接纳。”这听进来像是在对旅游观光团，而不是对整装待发的日本专业救援队说话。专业救援队的天职是什么？他们的天职就是抢险救灾，就是从死神手中夺人，道路通要救，道路不通也要救。道路不通，车进不去，他们不能步行？不能搭直升机进去？等你把路修通了，黄金时段也就差不多耗尽了，幸存者的生还希望变得微乎其微了，还要他们来干什么？

经历过9.21大地震的台湾同胞对汶川大灾感同身受，为此，台湾海基会两次致函大陆海协会，希望在黄金抢救72小时内派遣专业搜救队到四川协助救灾；不料海协会回函表示，感谢这个好意，有需要的时候会通知。在幸存者命悬一线、十万火急之际，大陆官方的这种答复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也让善良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黄金72小时在“目前难以接纳”中无情地逝去了，脆弱的生命在“感谢这个好意”中绝望地夭折了。而在汶川震区，竟还有许多地震废墟至今人迹未至、“毫发未损”。这一惨悲事实，将让人痛楚不已，长叹长恨。

2008年5月15日 于北京家中

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是中国唐山地震后三十二年来发生的最大地震，至今已有两万多人死亡，世人悲痛。这次地震中，中国当局，以天气恶劣为名，拒绝了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要求，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理应尽早开放境外救援人员，赶赴灾区，抢救生命，减少伤亡。

五月十二号，汶川地震之后，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德国、以色列、罗马尼亚、智利、墨西哥、葡萄牙、阿富汗、塞浦路斯、西班牙等政府元首以及相关政府机构，都向中共当局表达了慰问并提出援助的意愿。

台湾朝野，向中共当局明确表示希望全力以赴协助救灾工作，派遣救援队伍到达灾区，台湾蓝绿两党立委都认为，中共官方应该抛开政治考量，尽快让台湾救灾队伍到四川进行救援工作。但是都被拒绝。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

境外有很多地震高发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他们有极其丰富的抗灾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些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欧盟、英国等具有先进的救灾技术、工具和专业的人员，我们不应该，拒绝他们的经验技术和力量、把他们拒之门外。

中共当局拒绝海外的救援，原因可能很多，但多数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之一，不想让救灾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在海外的媒体上曝光，这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当然是一种丑陋的心态。

拒绝外援的另一个原因，是惧怕海外敌对势力潜入，当局把很多境外的力量看成”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对友人抱着敌对情绪，这是一种”自我孤立”的心态。

中国不少领导人总觉得，自己国家人多，力量大，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存在着盲目自信，自高自大，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然会排斥海外的力量。

在重大灾害面前，拒绝境外救援，在中国已不是第一次，三十二年前的1976年，中国在唐山发生大地震。境外很多国家、地区，都提出要派人员来进行救援，他们一律被拒于国门之外。结果那次大地震中，有二十五万人丧生。其惨烈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如果，接受境外的救援，是可以大大减少死亡人数，但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拒洋人于国门之外，历史的经验应当牢记，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汶川大地震理应开放境外救援。

对台湾，当局强调”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台湾是地震高发地区，有着丰富的救灾经验，他们朝野提出要派救援组织去，为什么要拒绝人家的好意？

有人提出，所以拒绝境外的救援，是因为灾区附近有军事设施，有核设施，害怕救援人员，会窃取军事机密。我想这种敌对思维既不利于国际交流，也不利于两岸交流。川西地区过去被成为三线地区，是中国的大后方。远离沿海，远离国境，在这些地方，还有多少军事机密呢？而且中国的军事装备、设施较之境外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还有什么必要实行过分的保密？在中国很多”保密”既是落后的、无知的表现，也是落后的原因。

现在有的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当前的救灾，抢救生命是重中之重，按照这个讲法，就不应该以排外心态，以盲目的自信，自高自大，或者以”国防”为重，来拒绝境外的救援。过去的三天，拒绝境外的救援，是坐失良机，现在救灾正在进行，应该改正错误，尽快开放境外的救援。

2008年5月15日于山东大学

记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过，向上和向下是同一条路。

2008年5月12日，晴转阴，闷热之后，风渐起。

穿过黏糊糊的街道，搭公共汽车，从温江旧城赶往新城，我的新居正在装修。
除了昏头昏脑，事先没有任何征兆。金琴在顶楼验收磁砖，尖声尖气打来一电话，内容是什么忘了。总之我刚刚入小区大门，晃荡到楼下，那玩意儿就来了。先是呵呵呵，如同大地在捂着嘴打哈欠，不料紧接着就是放炮似的喷嚏。脚下摇起来，并且在大地的喷嚏中越摇越厉害。由于小时候饿饭饿坏了脑子，我的反应比一般人要慢半拍，所以没明白这就是地震。直到四周的楼群摇摆了两三秒，又筛糠一般哆嗦，天地都如一个无助的孩子，被放在一个不可知的秋千上。有一瞬间，摇摆弧度突然加大，我站立不稳，差点单腿跪下去。我夹在两排楼的中间，我突然感觉楼跟人一样，伸出腿，又踢又踹的，带起一阵阵怪风。吃了摇头丸的树枝。搅成一锅粥的太阳。我机械地转身，醉酒汉一般窜到楼群外，背后，三三两两的人从楼道里逃出来，如一塌糊涂的呕吐物。

大约持续了两三分钟，大地的羊癫疯抽够了，才连吐几口粗气，瘫软下来。我的周围充满了人，女朋友金琴边抹胸口边冲我笑，与她一道自顶楼逃出的还有4个装修工人，都在笑。金琴讲述道：

磁砖很沉，工人搬运上楼，才几趟，就满头大汗。4楼的小伙子爬上来，参观我家的装修情况，我招呼他一声，顺便朝楼底望，我看见你掏出小灵通，不知给谁通话呢。
来不及叫你，4楼的小伙子就搭话，夸我家的阁楼架子弄得结实，还顺手把住铁梯子，摇了摇。不料这一摇，梯子就嘎嘎晃动。他刚说完“啥子破玩意，中看不中用”，就打个冷战。墙摆动起来，室内4个男人还没搞明白，就不约而同地拔腿逃命，夺门时还相互冲撞了一下。搬磁砖的个头矮，反应贼快，才放下磁砖，不及伸腰，就直接抱头鼠窜。估计第一箭步就纵下七、八个台阶，肉球一般，沿楼道蹦两个高，而后顺势翻起来又跑。所以待腿稍慢的赶到时，他早已拐了一个弯儿。还是骂梯子的小伙子不错，前脚出门，后脚还晓得招呼我一声“快跑”。本来我一女孩子，平时慢吞吞的，此刻也如通了电的马达，忽地扑过去，揪住他的胳膊。小伙子带上我这个拖累，速度虽然慢了点，但我的速度却比平时快了5倍。如同一个溺水者，揪住稻草都不会放，何况是个大活人。我们连滚带爬，下完5层，直至冲出单元门，大地还在摇。

大地还在摇。我却干瞪着眼，甚至记不起伸手扶一把。金琴习惯性地埋怨我只顾自己逃命，我辩解说，根本没意识到这就是逃命。她说你贴着地面，当然体会不到悬在空中的感受。我说你没有“悬在空中”啊。她说差不多，越往上，摆动弧度越大——这一说法在十几个钟头后的亲友通话中得到证实。我的妹妹小飞描述，当时她正在成都市中心一幢电梯公寓的7层，墙上的玻璃镜框及艺术挂件全部摔地上，她如同站在一翻动的筛子内，跌了好几跤。而十几层以上，惊叫、哭泣、物件倒塌以及玻璃碎裂交织成滚滚雷声，直达天庭。作家朋友汪建辉居11层，在躺椅里，几番挣扎，也没站立起来。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无助婴儿，“在摇篮内听天由命地渡过了特大地震”。

学者兼藏书家冉云飞居8层，正睡午觉，懵懵懂懂被抛下床，只来得及光脚抵达3米外的卧室门，就被稀里哗啦垮塌的书墙吓软了。同样在睡午觉的学者李亚东，居底楼，比冉云飞幸运的只是光溜溜地冲出了室外，哦，还裹着一床棉被。基督徒学者王怡居13层，头脑出众，也只能做到扑向床头，在神的震怒中，堵枪眼一般盖住诞生不久的幼儿。77岁的诗人兼学者流沙河居4层，第一反应是钻书桌，大震之后才被夫人拽出户外。流落至大街时，百姓已倾城而出，交通堵塞，满目恐慌。诗人突然记起桌上的半截文稿没收拾，遂执意返回，再度撤离时，就打一把雨伞，直接住进了街对面的大慈寺。

下午5点左右，我和金琴不得不脱离装修了半截的新居，因为保安骑着摩托在小区内巡逻，竭力劝说恋恋不舍的居民们离开。几十幢楼，几百个单元的楼梯底部，都浮现出触目惊心的裂痕，有的外墙裂痕长达数米。居民们埋怨着，抗议着，又无可奈何。我和金琴继续前行，沿途的街沿和草坪，都布满了人群；20多分钟后，我们被迫在温江公园附近滞留，因为平时稀稀落落的六车道早已堵死，交警正忙着疏导；而占地约两公里的公园内，自发的避难居民像牛皮癣一般，支帐篷，铺塑料布，吞噬着每一块绿地。人造垃圾转瞬就弥漫开去。

云层越压越低，起风了，金琴感觉到零星的雨滴，就说快变天了，我们回去加衣裳。好不容易捱拢临时家门，一幢污水四溢的弓形旧楼，却见警察正在拉黄色警戒绳，原来底层的一处门脸塌下大滩水泥碎块。金琴心惊肉跳道：今晚我们在外面住吧？而我却固执地抓紧她的手，绕路进楼，直趋4层。进门很意外，没有想象里的满目狼藉。就迅速拾辍散落于地的书、口杯及各类杂物。待加衣再出，天已擦黑。街上更加人声鼎沸，百姓在各类店铺潮水般涨落，癫狂抢购干粮。我们饿极了，在人流里泥鳅似的窜了数十分钟，大小饭馆或客满，或关门。我们挤入一家小面店，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排不上号，急得我粗着喉咙大叫，而四周食客却聋子一般，将脸埋入碗里，吃，一个劲地吃。

只能忍饥败退。并在另一家糕点铺前，抢到手几块蛋糕；而不喜甜食的金琴，在桥头捞着几支烟熏火燎的烧烤肉串。接下来的时光，就是在街头，漫无目的瞎逛。手机终于有信号了，我和金琴忙着与亲友联络，报声平安，彼此都松口大气。

据官方公布，此次地震中心是四川的汶川县，震级为7点8，百里之内的周边地区包括马尔康、雅安、绵阳、德阳、都江堰、成都等。而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地震为8级以上，相当于32年前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了。一位都江堰市的朋友在电话里惊呼：二王庙大门塌了，普照寺的主殿垮了，满街废墟！满目尸体！接着电话就断了。

午夜11点多，我们从喧哗中一步步走向寂静，此时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上升至8000余人。在楼梯口，一对鬼影自墙根闪出，定睛一认，原来是白发苍苍的老夫妇，腋下还夹着塑料布和棉被。金琴好心地问：快下雨了，老人家还出去吗？老头却反问：整个楼都跑空了，你们还进去吗？

没有一丝灯火，我们互握着手，凭感觉向上摸，犹如进入传说中的阎王殿。我叹息道：今晚有多少老人露宿街头？真有这个必要？金琴解嘲道：越老越怕死嘛。

继续登楼入室，开灯，开电视。墙壁打了几下冷战，瓶子里的矿泉水晃动起来，又一次清晰可见的余震！我等待着电脑开机，等待着涂抹我的记录，脚底又震动一下，一股来自大地深处的电流，顺着椅子腿朝上爬、爬。

我会像成千上万的地震死难者那样，突然下坠么？

记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过，向上和向下是同一条路。

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的评选结果已揭晓，在二十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的名单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台湾新任总统马英九赫然在目。

八十余年前由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创办的《时代》周刊，一直都很关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对中国相当了解。他们的这次评定也足以印证这点，凡是理性客观的中国人恐怕都不会对这三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入选持有异议。三个人，分别代表着这块土地上的三股纠结不清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勾勒出了一个历史负债累累、正徘徊于时代面前、曙光初现却又暗含危机的中国的现实图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要联合还是要分立？要武力还是要和解？——中国路在何方？中国人将何去何从？——身在其位，三位政治领袖必然会对这些关乎中国甚至世界之未来走向的问题，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力。

通过网络投票评定的这二十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中，达赖喇嘛排在第一位，胡锦涛排在第六位，马英九排在第十九位。三个人就这样不无黑色幽默地被放到了一起，我很想看看国内主流官方网媒该如何报道这件事。搜索一番后发现，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几乎都未登载这一消息。但却同时搜到了许多2007年“时代百人”评选中，胡锦涛主席进入政治领袖二十人名单的报道——去年的二十人当中还没有达赖喇嘛和马英九。并且各媒体在美滋滋地宣告胡主席入选的同时，也不忘很阿Q地特别指出美国总统布什最终落选二十人名单。

我唯一看到的关于今年二十人名单的正式报道，却是很新闻联播地将胡主席列在名单的首位，而将达赖喇嘛和马英九略去，在最后以“等”代之，并且特别强调了美国前政客基辛格赞美胡主席的那几段肉麻兮兮的溢美之词。如此扭捏作态，它的确让我们的官方媒体很难为情了一把。本来是条可以很好地为胡主席做宣传、展示我大国崛起的形象、让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正面新闻，却因多了两个刺眼的名字而暧昧不清起来。若当正面宣传材料，西藏喇嘛首领和台湾“伪”总统却也以政治领袖的身份而与胡主席同列；若当反面煽动材料，完全可以让《时代》周刊在中国步CNN的后尘，控诉他们诽谤、辱华、歪曲事实、别有用心、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那样一来又置名单上胡主席的名字于何境地？

《时代》周刊就这样无意间“刁难”了中国媒体一把，前者的黑色幽默让后者丑态毕露，从中也不难看出中、西方媒体的本质不同。

我终于在国内网站看到真实的二十人名单是在网易论坛。其实开始是一张发帖者兴高采烈地炫耀胡主席入选2008“时代百人”的帖子，但马上便有知道真相的跟帖者不无讥讽地指出，达赖喇嘛也入选了，而且人家还排在第一位呢，还有马英九也在名单上。旋即争议四起，愤青们终于恍然原来《时代》周刊和CNN是穿一条开裆裤的，都是一路货色。我哑然，难道愤青们就没有想过，如此说来他们敬爱的胡主席又算哪路“货色”呢？

若没有这因难以管制而相对宽松的网络言论环境，我们恐怕很难知道原来达赖喇嘛和马英九的影响力并不逊于胡主席，他们在国际社会中也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三个人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无论他们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就请静下心仔细想想，这三个人各有着怎样的影响力？他们正在或将要如何影响中国？

对于排在第六位的胡锦涛而言，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影响力不如说是他坐的这个位子的影响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飞速发展，却同时依然扭捏地坚守在社会主义的破船上，并且在意识形态之外的各个方面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的东方大国的元首和党魁，权倾天下的他，其一举一动的确可以牵动世界的神经。也无怪乎基辛格会恶心而肉麻地向胡主席抛“媚眼”。胡锦涛代表的是后极权时代已日渐衰退、危机重重，却依然根深蒂固但也未尝不想寻求出路的中共专制力量。

犹记得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伊始，人们对“胡温新政”充满了期待和赞誉。但时至今日，面对现状我想已没有人再好意思提这件事了。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慎思谦和”（基辛格语）的胡锦涛已无所作为了。接下来的任期内若能在维持现状的同时，选好接班人，为未来启动全面的政治改革做哪怕点滴的铺垫和预设，这也未尝不是交给历史和后人的一份好的答卷。历史是选择的，但历史的选择还要看当下胡锦涛自己的选择：是做一个平庸的专制政客，还是做一个造福未来的开明政治家？——还请胡主席慎思！

达赖喇嘛如同那片夹杂在现代商业文明中的雪域高原一样，纯净中充满着悲凉。如乔坡拉所言：“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向达赖喇嘛寻求精神寄托，但他向谁寻求呢？他和他的人民终生在失望中挣扎，压迫和流亡是他们每天面对的午餐。尽管如此，七十二岁的达赖喇嘛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仍然保持了沉静。”“达赖喇嘛会向谁寻求精神寄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方，一个超越了你我，超越了自身和他人的地方。奇迹并不在于这个地方能否被找到，而在于达赖喇嘛让它看起来非常容易实现。”

达赖喇嘛代表的是这个国度内，处于主流地位的汉文化之外的一股同样强大的藏文化的力量。藏族人不屈不挠的诉求和抗争，无疑是对汉族人趾高气扬的民族心理的一次沉重打击。不管现在能否接受这一现实，汉族人至少已开始意识到，被我们称为“少数民族”的这五十五个族群不只会载歌载舞、骑马射箭，不只是我们猎奇和观摩的对象，他们也有意识、思想与诉求，他们也需要尊重、平等与自由。

今天的西藏问题，其根源并非藏汉矛盾，也不是信仰冲突，而是共产党专制。达赖喇嘛从要求独立到只寻求自治的转变，体现了他审时度势、眼光长远、讲求策略和现实操作性的政治领袖的素质。中共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开始寻求对话和磋商。局势将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民选总统马英九代表的是中国刚刚萌芽的民主文化的力量。尽管这股力量还很脆弱，但它却是中国最大的希望。它给大陆人以民主启蒙，表明了中国推行民主的可行性。作为反专制行民主的先行地区，台湾的宝贵经验与模式必将为大陆所借鉴。国民党在改头换面后通过民主选举再度执政，这未尝不是对中共前途选择的一种启示。

我们现在更加关注马英九正式就任总统后对大陆的政策，他是否继续坚持打“民主牌”，是否继续保持理性、温和但绝不献媚的态度，是否继续旁敲侧击推动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这些都决定着他能否对中国产生更深的影响。

我希望政治领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理性的、长远的，讲求策略并且是创造福祉的，这同时也需要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共同努力。对于中国的道路选择，我最后再简述三点个人建议：

第一，营造以公共精神和共同善意识为基础的宪政环境。公共精神即是公民为个人自由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物，由此形成不同的群体利益，上升为政治诉求后便表现为议会里的唇枪舌剑，最终以协商和妥协而形成共同善。中国虽尚不具备形成共同善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民众的公共精神已初步萌芽并屡屡发挥效应。民间的公共精神诉求在向上传达时往往受阻于上层制度的僵化和程序的缺失，但积跬步而致千里，民间的诉求不断冲击上层的僵化制度，最终迫使上层步入改革——不改必将被民意所冲垮。

第二，以普世的公民文化超越民族和地域文化。并非是要强势文化压迫弱势文化，也不是消解或同化民族和地域文化，而是在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在宪政的大环境下让人们在其土地上习得公民文化，鼓励多种公民传统的各自发展。多种公民传统的联合共存便能营造出联邦公民文化。所以有些学者所谓联邦制不适于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只是狭隘地立足于民族和地域文化而言的。

第三，以公民自治权超越国家主权至上观念。在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国家政治关系中，我们有两种建构选择。一是霍布斯提出的非对称性的国家主权至上的理论，有一个处于单一领导地位的统治者，民众只能服从和接受其统治，“国家”被神圣化。二是以麦迪逊、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提出的，以公民自治权为基础的对称性的多中心复合制国家——这便是联邦体制：一定的公民群体组成自治政府，若干自治政府为了更好地追求公民的自由和福祉，而经各自制下的公民授权，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联合起来组成联邦政府。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处于平级地位，并共同受制于联邦宪法，公民受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管辖和保护，公民自治权高于国家主权。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写道：“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今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分岔路口上，希望无论政治领袖还是普通民众，都请慎思：中国，路在何方？

2008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