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

巫宁坤与沈从文夫妇(独立中文笔会网独家图片)

 

一九三九年夏, 我从四川合川国立二中高中毕业, 考上西南联大外语系。 学校九月开学, 无奈从重庆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难, 我足足用了两个月, 终于在十一月中才到达昆明大西门外新校舍报到。 一九四一年夏, 我刚读完大二, 就响应号召, “投笔从戎”, 去给即将来我国支援抗日战争的美国空军志愿大队担任英语译员。 我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间前后不到两年。

这个期间, 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 空袭警报一响, 全校师生员工跑警报, 上课的时间就更少了, 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实在不算太多。 但是, 在西南联大度过的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却是难以忘怀的。 联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教师, 其中不乏誉满中外的学术大师, 他们崇尚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不论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何艰苦,  他们都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 潜心学术研究。 可惜我因中途辍学, 无缘受教于多位名师, 不过有幸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我就终生受用不尽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 凡是联大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没上过泡茶馆这门大课的。 新校舍因陋就简, 仅有一个图书馆, 座位有限; 宿舍四十人一间, 没有书桌; 课外活动几乎等于零。 于是, 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 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 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 各得其所。

汪曾祺1984年在《泡茶馆》一文中回忆道: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 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 各自看自己的书,  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 我这时才开始写作, 我的最初几篇小说, 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这里写的两个无名氏就是我和赵全章。我们仨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镇江参加高一男生集中军训时结识的, 我上的是扬州中学, 全章上的是苏州中学, 曾祺上的是镇江中学。 三人都是十六岁, 编在同一个中队, 三个月同吃、同住、同操练。 没想到, 三年以后, 三人都当上了流亡学生, 又同时考上了联大, 曾祺读中文系, 全章和我读外文系。 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栋宿舍, 又都爱好文艺, 朝夕过从。每天课后, 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 一起去泡茶馆。 我们一边喝茶, 一边吃 “花生西施” 的五香花生米, 一边看书, 多半是课外读物, 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 “书斋” .  谁写好一篇东西, 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 全章中英文都好, 经常写抒情小诗, 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 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 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 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 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 “打牙祭” . 有时, 茶馆打烊以后, 深更半夜还冒着雨到翠湖去逛荡, 享受免费的湖光夜色。

大西门外经常尘土飞扬, 风沙蔽日, 无树无花的校园俨然一片荒漠,  茶馆宛然水草迎人的绿洲。 茶博士,不分男女, 都亲切如家人、温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  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 荡涤着家山万里的游子的满面风尘、灌溉着如饥似渴的心田、滋润着绿绮年华、孕育着含苞欲放的性灵。

茶馆也是我们的殿堂。 我们一边饮茶, 一边虔诚地诵读一部又一部文学经典, 在茶香水气里领受心灵的洗礼。 我们坠入沈从文描绘的如诗如画的 ‘边城’, 倾听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 如醉如痴, 流连忘返。 有时竟忘了回学生食堂去吃饭, 只得用花生米来充饥。何其芳的《画梦录》 诱使我们作起  “横海扬帆的美梦” . 法国作家纪德根据《圣经》故事改写的《浪子回家》, 篇幅不长, 却让我对一个流浪汉灵魂的受难感同身受, 便用  ‘浪子’ 作起笔名来, 下意识地向往于灵魂的归宿。

西南联大的流亡学子有福了。 在烽火连天、无家可归的岁月里, 茶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灵之家, 促进我们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 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最后写道:  “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 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当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后作古,哪年哪月,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温茶馆文化呢!

二00八年农历新年于美国客中

王元化:思想者走的时候身边无亲友,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孤独,确实是思想者的命运。他在世时,绝不迎合众说。他因追求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学术凸显和思想淡出”的时代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间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续着。似乎命运之神也听到了他口述的信,象征性地,她让一名临时护工向世人传达了他辞世的消息。思想者走的时候身边无亲友,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半世纪前,元化先生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伴随着精神崩溃和急性失明而发生的,是他的第一次启蒙——每一个人获得勇气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谓之“启蒙”。

在他留给我的静默中,我才渐渐明白,孤独是可以产生勇气的。哪怕是被迫地孤独着,也足使一个人获得启蒙的勇气。众声喧哗,只有孤独的人能倾听静默。当我能倾听静默时,我学会了思考。

1962年,元化先生执韦卓民介绍信拜访熊十力,求学,求沉潜往复之学,求生命真谛之学。此前一年,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柬释》——这是他终生写作而不辍的一部学术专著,自1946年始,多次重写,多次扩展,多次更名,发行总量已超过五万册,于2004年出版最终本,题目定为《文心雕龙讲疏》。据他回忆,先师汪公严曾为他讲授《文心雕龙》,使他受益终身,文史百科,博采众长,料自当日始。公严先生,字巩庵,善画,由旧学而新学,27岁入张之洞幕僚并与周彦昇共同编辑《劝学篇》,1918年入清华学堂讲授国文并撰写清华校歌,始与元化先生的父亲王芳荃交往。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入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文,后赴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再返清华任教。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汪公严与王芳荃同时离去。1934年,汪公严赴长春担任溥仪的自然科学老师,至1941年返回北平。1946年,元化先生任教于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由父亲引荐从学于汪公严。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有胡风1953年8月17日写给满涛和王元化的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被诊断为发生了“心因性精神症状”(即精神分裂症),……自那时起,一年内,王元化两次精读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书页满布圈点,在香烟盒等纸片上留下数万字读书笔记。或许比理性生活更加重要,元化先生的情感生活几乎完全维系于他的夫人张可(满涛的妹妹)、他的笃信上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莎士比亚作品。1957年,审查结束,他和张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开始编译文集《莎剧解读》。

元化先生与张可的文学生活肯定诱发了远比文学和生活更深刻的思想体验,也或多或少为他们承受即将爆发的广泛得多的文化灾难提供了准备。那是他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他不再相信黑格尔试图概括的那些普遍适用和亘古不变的规律,他更关注具体的和特殊的体验。熊十力对他说过,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换句话说,那些被书写过的普遍规律,仅当我以我生命的全部体验与它们相冲击时,才呈现出它们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条,此即元化先生所谓“融入生命的学问”。其实,1979年元化先生在《学术月刊》发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已经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导致了元化先生19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也因此,贺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提出的“总念”翻译思路,远比其后数版沿用的基于列宁《哲学笔记》的“概念”翻译思路更深刻,更强烈地显示着对抽象的一般规律性的基于特殊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否定。

在他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以无限的爱与他相伴渡过漫漫长夜的,先是母亲桂月华,后是张可。如人类历史记载过的许多伟大女性一样,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是她们养育了他的生命——身体的、情感的和心智的。纵观一生,他受母系血脉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家族,桂姓,早得“新学”风气之先,由文学、英文、欧洲、基督教堂,而至北京的清华学堂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三代书香,耳濡目染,可谓“家学渊源”。1979年,桂月华93岁,写信给周扬,申诉自己的看法,要求他为元化先生平反。据云,此信促使周扬改变态度,同意平反王元化。1986年,桂月华辞世。元化先生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送别了母亲。关于妻子,王元化说她,“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2006年,张可病故,8月12日,又是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元化先生送别了张可。

于是这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上帝死了,因为爱的离去,人也死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更多的时间,回忆与省思。这是接续着他的三次反思的思考,我推测,它的主题是“爱”——不是抽象而浅薄的概念式的“爱”,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具体而丰富的,足以构成对全部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础的爱的主题。

刘  柠:平壤要核,还是要粮?

据美联社报道,5月8日,朝鲜方面把一份核机密文件交给了正在平壤访问的美国务院朝鲜科长金成。文件为宁边核反应堆的详细运行记录,被认为对查验钚燃料的提取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一天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将运行记录带回国后,只要确认内容“正确无误”,布什总统有可能在数周内通报国会,解除对朝鲜支恐国家的认定。

而与此同时,原定于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希尔副国务卿与朝鲜副外长金桂宽的会谈临时取消,代之以由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梅根带队、包括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亚洲经济局长及国际开发局(USAID)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在内的三人小组飞赴平壤。同一时间,为同一议题,两拨美国人勾留平壤,似非寻常;尤其是后者,国际开发局官员随行,似乎透出随着支恐国家认定的解除,包括经济制裁缓和措施和粮食援助在内的对朝“回报”,将被提上日程。

4月24日,美中央情报局(CIA)在国会两院公开了美方所掌握的朝鲜协助叙利亚进行核开发的证据:幼发拉底河畔的一幢方形建筑内,核反应堆正在建设,其形状与朝鲜的极其“神似”;朝方工程责任者与叙方人员的合影等等。这个核设施,被以色列军机于去年9月6日摧毁,已踪迹全消。“否则的话,数月后,便可能生产一到两颗核弹所需的钚燃料”,美CIA官员说。不偏不倚,偏在这个时候公开,除了以此施压朝鲜外,其背后不乏美对朝强硬派对希尔等妥协派的政治攻略,而这绝非是平壤所乐见。因此,朝鲜方面虽然嘴上抗辩,同时却对上月访问平壤的金成承诺:“只要美解除对朝支恐国家的指定,可在24小时内爆破宁边反应堆冷却塔,以实现去功能化。”

此番平壤的主动配合,并非出于对去年10月《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中承诺条款未履行之责的“反省”,而是别有考量。2月,李明博政权起步,对日美频频出牌,令平壤顿感国际环境之“恶化”;全球性经济不景气造成的油、粮价格上涨,虽然对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外的朝鲜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六方会谈相关国家的景气衰退,将导致对朝经援的落实出现状况;尤其是目前的粮食危机,对平壤的影响相当显著,粮食缺口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布什当初承诺的50万吨粮食援助的对朝“回报”,按国际粮价水涨船高后的价格,已上浮至5亿美元。而为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布什刚刚于5月1日向国会紧急申请的7.7亿美元援助预算,主要对象是非洲,并不包括朝鲜。就是说,视平壤的“表现”,美将待价而沽,对朝粮食援助预算,甚至不无进一步削减的可能。那样的话,缺口部分将转嫁给日韩等国。而东京也不傻,正好与绑架问题挂钩,借此强化六方机制中一度边缘化了的日本的存在感。

但无论如何,最着急的显然是朝鲜。此番在平壤若与美方能顺利完成申报协调工作的话,平壤很可能会于下周向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提交迟到的核清单,新一轮六方会谈也会在近期内启动。而所有这一切,真正在背后推动的,其实是粮食。全球米贵,但粮食危机所带来的唯一“好处”,也许是加速朝核问题的解决。

胡  平: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谈起

记得在1988年,我当选中国民联主席,上任后拜访侨界,先拜访纽约的中华公所,会谈后宾主合影。一位陪同的侨界朋友说:“胡平,你真胆大,你敢在中华民国国旗前照相。”我知道很多大陆人不肯和台湾沾边,那不是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吗?另外,你承认了中华民国,那不是承认有两个中国了吗?而在我看来,事情是很简单的,中华民国本来就是存在的嘛。两年后,大陆民运人士组团访台,都在中华民国国旗前照过相。这就是说,对我们大陆民运人士而言,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

不久前,海外的一家网络刊物《华夏文摘》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短文,题目叫《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作者是汤奔阳。作者写道:“最近的热门话题是台湾大选。中国大陆报纸的报道都是一样的:马英九萧万长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作者说:“‘正副领导人’,这也算是中文的一个新用法。但我觉得语法上说不过去。‘领导人’不是一个职称,而是对一个群体的称呼,应该没有正副之分。”“比如,对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一般都概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你不会称国家主席为党和国家正领导人,副主席为党和国家副领导人。”

的确,作者说得很对,“正副领导人”这种说法在语法上是说不过去的,是有毛病的。但这并非是新华社的水平太低,而是有难言的苦衷。毕竟,人家台湾人选的不是省长副省长,新华社不能说马英九萧万长当选台湾的省长副省长。可是新华社也不能说人家当选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因为国家元首才叫总统,你若说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那岂不等于说台湾是个国家吗?

作者在文章里还写道:“台湾选举的第二天,太太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谁当选台湾总统了?我到网上查了,回答说:马英九当选总统了。现在回头想想,我们一不留神,犯了分裂国家罪。”可不是吗?如果你承认马英九是总统,就等于承认台湾是国家,按照中共的反分裂法,那不就是犯了分裂国家罪吗?

在毛泽东时代,大陆的媒体直言不讳。那时候,大陆媒体称蒋介石是伪总统,或者在总统二字上加引号,以表明大陆不承认你这个总统是总统,不承认你这个政府是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其实,现在的中共政权也是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的,在骨子里也是把台湾的总统定性为伪总统的,祇不过它不便于像过去那样公开讲出来。出于统战的需要,它需要掩饰自己对中华民国的敌意和否定,于是就发明出“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这么一种不伦不类的说法。这反过来也就说明,当我们说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时,无形中已经肯定了台湾是个国家,肯定了中华民国的存在。如果你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你就不能把马英九叫总统,你就必须称马英九是伪总统,是叛乱集团总头目。

这里,我们再谈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两岸政府各说各话。北京的表述是:祇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北的表述是:祇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显然,这两种表述是彼此矛盾的,不可能同时为真,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接受这两种表述。同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两个唯一合法政府呢?从逻辑上讲,我们祇有以下4个选项:

1、不是祇有一个中国,而是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2、祇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是伪政府。

3、祇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伪政府。

4、祇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合法政府,因此都不是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有两个政府。

在上述4个选项中,我们不能接受第二个和第三个。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缺少经由人民选举的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祇要你认为你不应该称马英九是伪总统,祇要你同意称马英九为总统,你就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存在。因此你就祇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有两个中国;要么,是一个中国有两个政府。

那么,当我们说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是不是违反了反分裂法,是不是犯了分裂国家罪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反分裂法本身是站不住脚的。不是说要维持现状吗?什么是现状?目前两岸的现状就是处于分裂状态,当你说要促进两岸统一,这本身就意味着统一还不是现实,分裂才是现实。反分裂就是反现状,就是不承认现状,所以站不住脚。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在国际上摆出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架式。由于大陆和台湾大小悬殊,其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大部分国家,还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都祇好选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与此同时,中共出于统战的需要向台湾示好,不再公开称台湾政府是伪政府是叛乱集团,于是就有了像“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一类可笑的提法。我们当然不应该重复共产党这套不伦不类的说法。单单是从语法上从逻辑上,我们就该承认两岸关系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者“两个中国”(因为有两个国号)。这一点想通了,其他问题就好理解好评价了。

张博树: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

张博树,著名宪政学家、哲学家。1955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欧陆批判理论,分别于1988年、1991年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该院哲学研究所至今。

张先生近年一直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苦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

本刊特约记者(下文简称“记”)张博树先生,从网上对先生简短的介绍上,我们看到先生曾经所学是哲学,并且多年也是从事哲学上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先生却“转向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苦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请问是什么促成先生研究的这个转变?

张博树先生(下文简称“张”):我最早学的是经济学,后来又研读哲学,硕士、博士论文都是讨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但我的学术关注中心其实一直是中国问题,或至少是从中国语境中生发出来的问题。20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经济行为与人: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中国改革经验为背景,探讨为什么市场经济行为是“自私的”?它的更深层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是什么?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确立,人们更多的是从正面肯定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对市场的负面效应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这本书强调的恰恰是后者。在哲学建构方面,这本书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唯物史观均提出批评,并勾勒出“总体人学”的理论构想,试图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双重本性角度建立统一的人学理论。这种努力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稍后写成、并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英文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维度看》(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也属于同一方向上做的工作。

1989年对很多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也不例外。震惊于这一年的六四剧变,个人的研究计划作出重大调整。我深深感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法,一个足够深刻的总结。我们不能拒绝这个要求,不能回避这种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它的历史起源,它的革命理念和实践结果之间巨大的反差,它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它在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它和中国前现代文化传统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未来命运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搁置“总体人学”的研究计划,而启动以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为重点的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工程。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研究和写作方案几经修改,最后确定写一部六卷本的专著,书名就叫《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2002年,这部书正式投入写作,2006年5月完成了第一卷初稿。目前这项研究和写作工程应该说仍在进行当中,因为后边还有五卷没有写,已经完成的第一卷只是确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记:2007年8月,先生发表了《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引起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好评如潮。请先生介绍一下这份重量级宪政研究报告的出台背景?先生既然正在写作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为什么又投入如此大的心血来研究形成这么一份报告?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我原来的计划中,本来是没有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打算的。但在第一卷的写作中,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涌现出来,撞击自己的心胸,不可遏止,那就是:《五四到六四》要研究的是过去100年的历史,这个研究固然非常重要,无论在历史哲学还是经验科学意义上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它的关注重点毕竟是“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体制中,深受这个体制之害。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它。作为职业学者,借助历史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思想资源当然是上面所说的“行动”的一部分,但通过宪政设计等面向未来的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更直接的智力支持,同样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动”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也更迫切。

我那个报告的开篇头两段文字如实地表述了上述认识,这两段文字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创共和以来,中国已经在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方面艰难地跋涉了将近一百年。几代先贤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积累了足够的苦痛与教训。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性魔力;但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极其落后,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

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100年的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真筹划未来,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当然,我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学识、能力有限,不大可能把”过去时“和”将来时“两头都说透,只能勉力而为罢了。好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研究已经为梳理这个制度提供了较充分的学理准备,材料方面也有不少积累,后来再写这个报告反倒觉得比写第一卷要相对轻松些、容易些。

宪政改革报告是一个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在网上发表的只是这个系列报告中的“主报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那篇文章,还有两篇“附件”,分别讨论俄罗斯、东欧民主化和台湾民主化对我们的参考价值。前不久,关于新闻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两篇分报告也已经刊出,但仍有另外8个分报告还没有动笔。宪政改革是一项全民事业,有不少同道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余愿足矣。这个报告全部完成后,我会回到《五四到六四》的写作,说实在话,那才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记:《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一份学术性的报告,其中客观/理性/严谨不容置疑,然而这样一份报告居然在国内网站难以全部张贴出来,据说其中有几百处所谓敏感词而遭到过滤,所以至今在国内网站根本搜索不全这个报告,而只能看到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请问先生对此“中国特色”有何感想?由于这份报告先生面临什么样一些压力吗?

张:压力当然有。毕竟在现存体制内,直接批评当权者、批评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事实上,我在决定公开发表这个报告的时候,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公民在进步,知识分子在进步,执政者也在进步,尽管后者进步的步伐似乎缓慢了些。很多朋友关心我的情况,问我遇到什么“麻烦”没有。我要告诉大家,迄今为止,我仍在社科院上班、拿工资,我与单位同事、领导之间也保持必要的沟通。这难道不是进步么?如果是10年前,如果有人发表这么一篇报告,恐怕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当然,我仍然准备着应对各种“意外”。但既然做这件事情光明磊落,我的心其实是很坦然的。更何况,报告发表后,确实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还在上学的大学生;有民间反对派人士,也有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我在同大家的交流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以为,无论认同还是批评,朋友们对这个报告的关注,就是对中国宪政改革事业的支持,也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褒奖。有这个结果,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刚才提到报告在网上遭到封杀,这的确是个事实。但封杀的并不彻底。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网站上仍可以读到报告的全文。我不知道这是网警的“失职”还是网警的故意疏忽所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赞成“封杀”这种愚蠢的信息封锁行为。我们的宪法已经郑重写有尊重人权的条款,中共十七大也承诺要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表达权就包括批评当政者和表达政治异见的权利,而知情权则意味着公众有权知道和公共事务有关、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观点、意见,而不管这些观点是否与当局的观点相一致。

记:宪政民主是人类社会绕越不了的文明历程,那些假借“特色与国情”而意欲回避的企图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对此我从张先生的报告中深有体会。然而这条为人类文明所昭示的正道,在一些统治集团利欲的驱使下却常常被无端地搁置与无限期的延误,对此现象现代社会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呢?

张:这的确是当今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过在相对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可惜这个机会被认知陈旧、目光短浅的当政者葬送了。20年过去,中国的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权贵资本也已经成了气候。这个体制的毒瘤已经扩散到社会肌体的各个方面,深入骨髓。看看到处都在发生的血淋淋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多地方,这种“城市化”往往表现为对城乡结合部原住民的非法掠夺),看看我们那些贫困县中并不贫困、反而极度奢华的县衙门,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灶已经有多严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那些大大小小的为官者怎么可能有实施政治改革、“自断后路”的动力呢?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动员全民的力量。宪政改革是全民的事业,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有关。大家都行动起来,和自己身边的权力腐败、贪赃枉法现象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

我相信体制内不全是贪官,也有有雄心的改革者。民间的改革力量要和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给改革以强有力的推动。改革的目标是要解构这个产生贪官的体制,建设一个更科学、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的体制。宪政制度就是这样的体制。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个体制转换,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记: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从几千年野蛮专制向现代文明民主大转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担负着什么样的角色?

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占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地位。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中,我把现代社会区分为三大结构,一个是政治-权力结构,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整合结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是宪政民主政治,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整合就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们之间有着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相互联结和相互补充。

王元化故世 学界再失重镇

 

自上世纪90年代痛失钱钟书,中国学界泰斗北钱南王,剩下王元化独倚一角,仍在进行思想的探索与反思。

昨晚(5月9日),王元化于22时40分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自4月底“硬骨头教授”贾植芳故去,短短一月间,学界又失重镇。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武昌,中国著名思想家。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均有论著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晚年一直伴随在王元化身边,如亲生女儿般照顾着他的蓝云女士昨晚忙到夜半三点方才休息,疲惫中,她告诉记者,而今,治丧委员会还未成立,追悼会时间暂定在一周以后。

清华情结:与王国维作邻居

王元化小时候住清华南院,住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7号是王国维,他的父亲王芳荃与这三个邻居在当时有“清华四导师”之称,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我国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在清华南院一直住到7岁。王元化至今不忘儿时趣事,“王国维的脑后拖着一条奇怪的小辫子,南院的小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每当王国维走过,他们就追在后面喊:”王小辫、王小辫!“王元化的母亲对他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

青少年时代,王元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后流亡到上海,先后担任过《奔流》、《奔流新集》、《展望》、《地下文萃》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并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蒙冤工作中辍。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后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发表《鲁迅与尼采》和《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论文集《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时,王元化在后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但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逝世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白头失伴:张可爱随坎坷一生

对于有点文化味的人来说,应该知道中国现当代真正称得上书香伉俪的,有三对夫妇,他们是林语堂与廖翠凤,钱钟书与杨绛,第三对就是张可与王元化。第一对已早已化鹤西归,第二对的钱钟书也与上世纪90年代离去,只留下杨绛孤身一人。第三对的张可,在经历了骨折、失语、吞咽功能的丧失,辗转一年多后,于2006年去世,宣告三对学术界大师级夫妻已不再完整存在。白头鸟儿失伴飞,王元化的哀恸让诸多观者不忍。昨晚王元化去世,有网友说,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

王元化和张可相识的那年,两人都才18岁。

张可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世家望族,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气质高雅、清纯如水的名门闺秀,总穿一件淡蓝竹布旗袍,衣着简朴、素净,相貌端庄。不过,她和他的最初交往,通常是与张可的兄长满涛一起谈文学、谈创作、谈读书的欢聚中度过的。在文化氛围很浓的思想与情感交流中,王元化和张可之间萌生了爱情,并借此迅速得到培育、发展,逐渐成熟起来。到1948年3月,两人在双方亲人的祝福声中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的人生命运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上世纪50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王元化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使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每当此时,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1955年,王元化因故被勒令进行隔离审查。张可被人以书打脸,逼迫冤枉丈夫,她拒绝了。由于长期孤独生活,王元化一度患了心因性精神病症,张可悉心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她从不透露自己所蒙受的种种勒逼和羞辱。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元化没有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在这夫妻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只好借给出版社翻译书稿为谋生手段,每天伏案笔耕近十个小时,以挣一点稿费来贴补家用。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继而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下馆子改善营养。

1979年6月,高强度的工作让张可不堪重负,突然中风病倒,在医院里,她一连七日昏迷不醒。王元化衣不解带,整整守护了她一个多月。后来,她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了,人也渐渐恢复了神智,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心力交瘁,一时情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晚年反思:病榻不忘著作事

王元化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博士蒋述卓回忆:“王先生说话很快,思维很快,但是写文章很慢,说明他的思维非常缜密,学风非常严谨。他一篇3000字的文章,要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文稿反复修改。他常说,你写文章不要写那么多字,你想写10万字,那么7万字就可以了,越精炼越好。他的思想非常精炼,不玩弄词藻,也不玩弄一些非常新的观点。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我们的论文反反复复修改。我是外地人,他规定我一个星期必须到他的家报到一次,然后吃一顿饭。那时作为学生来讲,这就很幸福了,有饭吃。”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元化的著作纷纷整理出版,他又写作了以学人为主角的大量文章,其中既有悼友怀师之作,如《悼王瑶》、《谈汤用彤》、《熊十力二三事》等文章,也有对学人研究的系列文章,如《鲁迅与章太炎》、《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等文,赞扬陈寅恪、王国维、汤用彤等人虽有深厚的西学功底,却能在治学中,做到撒盐于水,不着痕迹,从而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中,保持自己的学术自由。

最后见到王元化的文史专家孔海珠是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孔令境的长女,孔家与王元化是世交,孔海珠又曾师从刚刚去世的贾植芳教授,她于今年春节就想探望“王叔叔”,但因事耽搁,贾植芳教授缠绵病榻期间,也未赶上随侍左右,总是遗憾在心,4月30日,她与妹妹,著名作家孔明珠来到了瑞金医院:“那时听说王元化先生情况不太好,我心里很着急,在贾植芳教授追悼会的第二天就赶到了医院,他与我父亲曾共事知交,我们都叫他‘王叔叔’。王叔叔精神不好,那天围着他照顾探望的人倒不少,王叔叔的姐姐比他大三岁,很健朗,也一直在病床边照顾着他,他已经不大有力气说话了,吊着盐水,吸着氧,可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立马吩咐身边小辈,联络媒体,原来,他最后的一部大块头文章《王元化林毓生谈话录》3月份在媒体发表了上部,下部一直没有发表,他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情,还不让小辈传话,而是亲自用很轻的声音,艰难地致电媒体询问,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学者,身体虽然已然患疾,脑子却很清楚,心里总是惦记着学术,渴望自己的思想为大家了解。”

对于老一辈学者文人和他们的后代,王元化也是关怀备至:“王叔叔总说,‘我和你爸爸很熟哦’,然后一说往事,喋喋不休,我爸爸孔令镜纪念馆成立时,王元化还主动要求说‘我来题字好不好?’,说着就令我和妹妹孔明珠铺开纸张,他那时已经饱受癌症化疗之苦,却还是勉强起身,写了几个字,已经是挥汗如雨,我们都几乎感动至哽咽。我写文集《聚散之间》,他也特别细看指点,还吩咐我要我多写点,多记录老学者的人事学问。”

 

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思考

——追记昨晚在沪去世的王元化先生

日期:2008-05-10 作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昨晚10时40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瑞金医院与肺癌斗争了许多个日夜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

得知这一消息后,记者拨通了李子云女士家的电话。当时时间已近午夜,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电话那头,李子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元化先生是不是过去了?这么晚你打过来,我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同寻常的了。”说完这句话之后,电话那头是很长的沉默,然后她说,“你等我一下,我想起来调整一下自己再说。”李子云的声音再次传来时音调变得很低也很缓慢,她说:“我也是刚刚出院,在医院的时候,我每隔2-3天就给王先生去一个电话,问他的情况,他耳朵不好了,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一来二去的其实也说不了什么。没想到今天他过去了,终于没能再见他最后一面,我很难过。”“就在一个多月前,当时我听说他在连续11次放疗后,已经不能进食。再后来,我又听说他的脑水肿很厉害,人非常痛苦,几乎说不出话来。”李子云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知道吗?很多人被病魔折磨成这样,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过问一些事情了。可是,当他听说华东师范大学要筹建‘王元化学馆’的时候,竟然对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陈丹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李子云说道,“王先生说,我不希望把它(学馆)搞得规模很大,很铺张,只希望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就行。”然后,王元化先生一一地把从前自己捐献出去的东西怎么集中到这个学馆来,作了清清楚楚的交代。“这就是王元化,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李子云说。

和张可一起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是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在他88岁生日来临的时候,得到了最可心的生日礼物。那天,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给老人送去了30本羊皮精装本《读莎士比亚》,这是王元化、张可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是他们60年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为松很感慨,“我们是为老先生88岁生日特别赶制的,我知道这本书对王先生的意义,那是他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夫妇俩合译的。曾听王先生说,译这本书时,他和张可没有社会交往,没有工作,在政治身份上沦为‘贱民’,这时候张可拉他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翻译作品,逐渐燃起了他工作的热忱,使颓丧的心逐渐显发出光彩来。”

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翻译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王元化夫妇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希望我们都能“为学不作媚时语”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总是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等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个‘思’字了。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对王先生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学者吴洪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道。“就在两天前,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前往医院看他,王元化先生看到汪教授来了,马上就问他‘你看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样啊?’汪丁丁大声回答他后不久,王先生就昏迷了。可以看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王元化先生生前认为知识分子要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他提出‘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而他在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论著中,也的确始终是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这样实践着、坚持着。他是一个学者,但并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吴洪森先生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这样的描述不禁让我回忆起王元化在《论样板戏及其他》一文的附记中的一段话,“这几年有种风气,谁要是不一窝蜂跟着叫,而且调门越叫越高,谁就是持不同‘艺’见的人。我实在害怕并反感这种一窝蜂的风气,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的潮流。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

本报记者 陈熙涵

今天凌晨1时许,闻讯赶到瑞金医院为王元化先生送行的人们,垂首,缓行,把先生遗体送进太平间后,集体默默地三鞠躬。

一生捍卫尊严

先生逝去的时间是昨晚10时40分。在此之前40分钟,有过一次可以抢救的机会。当时,熟睡——准确地说是昏迷中的他,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并有窒息征兆;医生按惯例准备抢救,询问家属意见,回答是:不需要。

这是家属近期第二次这样表态。第一次是在一周前,先生体内积水,脸部肿起,医生准备好器械,询问是否同意做抽除积水手术。

王元化先生的儿子王承义告诉记者:“父亲曾一再嘱咐,并要我向他保证,在最后阶段,千万不可同意实施创伤性抢救的方案。”

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曾多次听先生如此说:一个人临死之前,若是浑身插着各种管子,甚至被开膛剖肚,那景象多么狼狈呀;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

当年,王元化先生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捍卫真理和人格尊严的表现,可歌可泣。而他此番尊严而从容地远行,同样值得我们敬重。因晚期肺癌住院的他,半年来每天早起要认真梳头,穿戴得整整齐齐。有时久倚枕间睡,坐起时发现头发压乱了,他会拿起梳子重新打理。

理性对待死亡

重病中的先生曾对我们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唯精神’者,可是现在的状态,成为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了,因此我很痛苦。”然而他把这个痛苦埋藏得很深。最近两三个礼拜,他常常是醒来片刻,与探望者喃喃说几句,又昏迷过去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短暂的苏醒时刻,他也不乏幽默感。学生钱文忠来到病榻前,问道:“你还认识我吗?”他嘴里的字一个一个吐出来:“你是忠—文—钱。”北大教授吴小如与他阔别多年,来看他时问还认识吗?他反问:“你不是俞平伯的弟子吗?”有一次他发现姐姐向隅而泣,劝慰道:“我不希望你为我哭。人总有这一天,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死亡。”

筹建王元化学馆

缠绵病榻的元化先生,一直关心着国际国内的时政和学术问题。每天去陪伴的华东师大研究员吴洪森告诉记者说,年初,先生在病榻上同旅美华人学者林毓生,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问题进行了两次对话。前天,来沪参加陆家嘴论坛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汪丁丁来,先生请他“给我说说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吧。”

元化先生早就把他的所有手稿、信件、日记、笔记等,分别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最近,有关部门同意筹建“王元化学馆”,将把上述文物送去陈列。王元化是华东师大特聘教授,学馆就设在校园丽娃河畔的“红楼”。筹建这个学馆的许多工作,就在他的病榻旁完成。先生反复告诉大家,这个学馆不要搞成纯粹纪念性质的,而要切实办成一个人文研究基地,完成他的未竟课题。

哪些是元化先生的未竟课题呢?他晚年谈得较多的学术问题,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的继承问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点以及京剧与传统文化等等。

有关文化的遗言

他在病榻上的娱乐,是打开央视十一频道看京剧节目。有一天,我偶得苏少卿弟子、南京82岁老作家俞律学唱的汪谭两派戏录音,送到他耳旁播送,他忽然睁大了眼睛,如闻空谷足音,连称“好,好,告诉电视台,赶快抢救。”他在病中,耳提面命地指导我完成了《京剧丛谈百年录》增订本的编著工作。在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之前,又把我叫去,命我补入他2007年出版的《清园谈戏录》中的三篇文章,叮咛道:其中附在论伍子胥文章后面的《辨儒法》一文,看上去同京剧的话题无关,实有深意在焉。此话似曾相识。他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京剧系列散文后,对我说,看上去是谈京剧,实际上说的整个文化问题,信然。

正道直行的王老走完了人生道路。请安息吧。中国的学人将以您为楷模,“为学不作媚时语”,永远捍卫文化尊严。

傅国涌: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脑满肠肥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为官方经济政策做注解,除了为强势 集团背书,确实已无所作为。指望这些经济学家为弱势群体说话,站在民众的一边,凭良心和理性发言,越来越变得奢侈。 林毅夫有一个说法:”当前,中国不和谐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较穷,或者说收入增加较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穷人在任何时 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他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 因。造成当前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 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 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迁过程中,体制是如何站在房地产商一边,不惜成本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为后盾,侵害弱小无助的普通居民的正 当权益;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滩涂的过程中,体制同样毫无疑问地站在强势一方,根本无视农民的权益。哪怕出了问题,引发农民、市民的反抗,现存体制也总 是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手段扼杀一切不满的声音。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个意外的特例,是个孤立的、很难效仿的新闻事件,是由很 多特殊因素构成的。强势集团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跋扈,官商抱团,他们的专横不受任何制约,绝大多数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处于告天无路、入地 无门的状态。换言之,在这里,合法抗争、公开搏对弈的空间是极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说到底,那些写在纸上的宪法、威武高大的衙门、不独立的司法体系都不是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留给中国人的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逆来顺受,一直等到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横空出世。

一个体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会公正,天怒人怨,民气消沉,无论口号有多么动人,理论怎样的天花乱坠,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风,也就差不多山穷水尽了。诚然, 山穷水尽并不意味着立马完蛋,有一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说,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在这条注定不和谐的下坡路 中,尽管也蕴涵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危机,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强势集团和依附于强势集团的所谓知识精英不仅支配着最大份额的社会资 源,也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的看法、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推动变革的诚意,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等待着这块土 地的命运只能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参照,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是的,中国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争意识。甚 至还有人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时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体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顺从、屈服和沉默。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 道理,一个嗜血的残暴的统治者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孙孙万年永固,长葆富贵,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的幻觉。历史永远都有出人意料,历史从来不是按强者的意愿发生的。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谐了。很明显,他将和谐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 题。和谐,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谐绝对算不得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 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谐才是可靠的、真实的。将人的权利架空之 后,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即使有,也只是依靠无情暴力的和谐。如果这样的和谐也叫和谐,充其量也不过是火山上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只会离真正的和谐越行越远。

焦国标:共产党的感恩焦渴

最近藏人“闹事”,北京责其不知感恩。在我看来,这个星球上古今中外全部政权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中国共产党一家渴望被人民感恩的程度。逢年过节,各地贪官污吏“送温暖”,一袋大米,五斤猪肉,30块钱,后面跟着电视台。那被“送温暖”的,痛哭流涕,感谢共产党。那记者拍呀照哇,闪光灯可着劲儿咔嚓。明抢暗偷,侵吞搜刮数不尽的民脂民膏,拿出九牛一毛之毛囊“送温暖”,竟还拿到电视镜头前无限放大。他们要的就是镜头前被人民感恩戴德的那个邪恶感觉。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基督耶稣怎样论施舍?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施舍要行在暗中,“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只有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才在会堂里和街道上行善事,而且前面还吹着号,大张旗鼓。共产党比假冒伪善者更甚,不仅吹号,不仅在会堂和大街上,而且要有电视台跟着,唯恐天下不知。它的这份感恩饥渴实在是饥渴得很。人民的感恩若是太平洋,好象即使把太平洋全喝下去,也解不了它的那个感恩焦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源头上说,马克思原本想一了百了解决人民的苦难,实际上却不幸成为现代愤青的鼻祖和理论集大成者。他不仅青年时期愤青,而且愤青了一辈子。以他写《资本论》、写《共产党宣言》的大脑,随便做点儿别的什么也不至于靠朋友周济度日,甚至养不活自己的孩子。愤世无罪,嫉俗有理,那世实在太该愤,那俗实在太该嫉。就象现在中国,可愤激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但是,看来上帝造的世界这把锁,不是马克思琢磨的这把钥匙所能打开的。到头来人民的苦难不仅没有一了百了,共产党国家反倒比历史上任何政权都陷人民于更深重的水深火热之中。

空头支票早已开给人民,如此兑现不了,怎么办?通过媒体无限扩大它的恩情和人民的感恩成为不二法门。一袋大米五斤猪肉,电视台一播出,几十万倍的效果。如果是中央电视台播出,那就是几亿倍的被扩大,好象送出几亿袋大米,几亿份猪肉。这是反基督的行为,是上帝不喜悦的。基督徒说中国需要福音化,另有人说这是政教合一的邪恶梦想。如此理解福音化,实在比江泽民先生理解法轮功还差火。但是最起码,一个信奉耶稣基督教诲的人决不会象共产党这样“送温暖”。

英谚云:Hypocrisy is a homage that vice pays to virtue.意思是:“伪善是恶人对善行所表的敬意。”共产党需要从“送温暖”和接受感恩这种假冒伪善的历史痼疾中觉醒。与其通过欺世盗名、哗众取宠向善行表达敬意,如何直接归向善行?须知你可以欺人,却决欺不了天。正如基督耶稣所言,一切自有天上的父“在暗中察看”。

(2008-05-09写于英伦)

王巨:无处逃生(短篇小说)

那孩子就坐在岸边,久久地疑视着那条古老的奔泻不息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水中长满绿色的苔藓和柔曼的水草:绿色的苔藓附着在河底大小不一的卵石上,好像一枚枚正在孵化的怪蛋;柔曼的水草从这些卵石缝隙钻出来,又似一群群水妖在婆娑起舞。几尾小鱼从卵石下游出来,款款地游到岸边,好奇地望着那个孩子,挤挤碰碰地像是在议论什么。那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双梦幻般的眼睛出神地望着河水,却没有看见那群围观的鱼儿。孩子长得干黑瘦小,圆圆的脑袋,尖尖的下壳,眉骨高凸,眼睛凹陷,而且又圆又大,乍一看去,简直就是一个精灵古怪的小猴子。孩子虽然涉世未深,但那双眼睛却流露出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有的那种忧郁和孤独。他为什么那么忧伤?为什么独自坐在岸边出神?他在等待什么呢?一尾胆大而聪明的鱼儿,把嘴头伸出水面,冲着孩子发出喁喁的声音,像是在询问着什么。这时,孩子才看见这群可爱的鱼儿,好奇地注视着它们。鱼儿们见那孩子在看着它们,便本能地游到远一点的地方,躲藏在一丛不停浮动的水草中,远远地观望。孩子露出一丝难已觉察的微笑,微笑中带着与生俱来的凄凉和苦涩。

“你们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孩子看着鱼儿,在内心说,“我是在等待我的父亲。昨天夜里,我梦见他回来了,就在河边,在我待着的这个地方……”

孩子多年没有见到父亲了,父亲在孩子的记忆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孩子只记得父亲身材修长,脸庞清癯,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父亲如此陌生,但孩子会常常想起他。孩子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多年不回家。为此,孩子十分孤独和苦闷,常常一个人躲藏在暗处,独自偷偷地流泪。孩子曾多次问母亲:

“爹去哪儿了?”

“去很远的地方了。”

“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回家?”

“……”

每问到这里,母亲便支吾着不作回答。后来,孩子发现这些问题使母亲变得异常不安和痛苦,便懂事地不再追问了。离家的父亲神秘得成了孩子心中一个难解的谜……

在孩子的眼里,母亲总是憔悴而忙碌的,就像挂在屋檐下的那只缀网劳蛛,在不停地默默补缀着那张网,因为那张网常常会被风雨吹破。瘦小的母亲身单影只,不修边幅,枯干的头发总是零乱地披散着。在母亲的生活中,父亲只是每年不多的几封信。而母亲每每接到父亲的来信时,总是一边看着信一边流下思念的泪水。今年开春以来,父亲再没有来过信,母亲开始变得神志恍惚,慌恐不安,总是喃喃自语:

“为什么不来信了呢?出什么事了吗?”

从此,母亲又多了几分焦虑和惊恐。昨天夜里,孩子被一阵呜咽声惊醒。他躺在那里没动,因为他不敢去看面对孤灯哭泣的母亲,不敢正视母亲那双悲哀的甚至是绝望的泪眼。他只是看着母亲映在墙上的身影,双手捂着脸,在悲声抽泣,那身影随着抽泣在微微地颤动。

“妈,您为什么哭泣?为什么悲痛?”

他哀伤地看着母亲墙壁上的身影,悲悯地在内心问道。

“你爹他回不来了。”

他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回答,但母亲一直在悲伤地哭泣着,没说任何一句话。

孩子怕母亲知道他已醒来,怕母亲知道他看见了她的哭泣,所以一动不动地缩在被窝里,但泪水却从眼眶无声地涌出……

不知过了多久,孩子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了。这时,孩子进入了一个奇异而怪诞的梦境:正在河边玩着沙器的孩子,看见河里有条大鱼向他游来,那鱼还不时地跃出水面,在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后,又钻入水中。那鱼不停地腾跃着,在河面上激起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孩子看着它游到岸边,搁浅在沙滩上。孩子正为它担心时,发现它的下鳍慢慢化成粗壮的四肢——它变成了一只从未见过的非常优美的两栖动物向岸上款款爬来。孩子正惊讶之时,那爬行动物来到岸上后又慢慢地直立起身来,变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向他走来。当这个男人走近时,孩子看清这个人正是他多年未见的父亲……孩子一觉醒来,便跑到河边,守候在这里了。

旷野寂静,晴空万里。亘古未变的太阳从对岸的树林中探出头来,跃入晴空,带起一阵清风,摇动着墨绿色的如云霄的树梢,踩碎河中的一团日影,轻拂着孩子瘦弱的脸庞,撩动着孩子破旧的衣袂,剥蚀沙滩上候鸟留下的爪印……

河岸上,蚂蚁在往洞外搬运着沙粒,屎壳郎在往洞里滚动着粪球,蝴蝶在草丛中流连,花朵在风中摇曳……只有那孩子仍静静地蹲守地河边。(我看见那只金色的三足乌越过树梢,从孩子的头顶上空徐徐飞过。它那垂天之翼从高空滑过时,发出难已觉察的沙沙的细碎声。它向西翔去,一直飞到天际,落在远在天边的西山头上。它落下时弹跳了几下,然后转过身,静静地蹲伏在那里,用悲悯下世的慈目望着那个孩子,望着孩子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古老荒凉的村庄。它凝视了好一会儿,接着那慈悲的目光投下最后一瞥,方转身跳到山背后它的巢穴里去了。)村子里人家的屋顶上开始升起一股股炊烟,那炊烟有的乳白,有的墨黑,有的浅黄,有的淡蓝,或浓烈或清淡,都袅袅地升上天空,融会在一起,变成一朵朵美丽的晚霞。暮归的牛群、羊群和人群,每个群体的上空都跟随着一团团密密麻麻飞舞的蚊群,从四面八方向村子涌去,那原本寂静的村庄顿时喧嚣起来。牛的哞叫声、羊的咩叫声、狗的吠叫声、大人们的说话声、孩子们的嬉闹声混杂在一起,在村子上空盘桓了一阵子,最后随着暮色的降临,慢慢归于沉寂。

那孩子仍守候在岸边,却没有等到父亲的归来。怎么能相信一个梦境呢?但孩子就是这么执拗,在河边整整等待了一天。现在河面上一片宁静,什么也没有,就连那群小鱼儿也不知游到何处去了。孩子失望地看着河水,那原本忧伤的眼睛里又增添了些许怅惘。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村头响起了母亲的呼唤。母亲的呼唤声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动了孩子。孩子绝望地站起身,慢慢地离开岸边,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河面。河水笼罩在暮霭中,宛若一条光滑而明亮的飘带。孩子向河水投去最后一瞥,转身向村子所在的方向跑去。他刚一抬腿,就听到河面上有激起水花的声响。那声响传来时已微乎其微,但孩子还是听到了。他停住步,回过头去,看到河的上游有一团白色的东西游来。当它游到岸边时,孩子才看清那原来是一只雪白的羔羊。

那羔羊是顺着河流漂浮而来,似乎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它爬上岸时已疲惫不堪,四肢软得无法站立,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这时,它冲着孩子咩叫了一声,那声音既像是召唤,又像是求援。孩子看了看四周,旷野一片宁静,既没有人影,也没有羊群从这里经过。于是孩子向羔羊跑去。那羔羊又挣扎着站起来,抖了抖长满卷曲长毛的身子,顿时水珠四溅,像一粒粒珍珠洒落一地。

“啊,多可爱的一只羔羊!”

孩子高兴地抱起羔羊,转身向村子跑去。

 

“我终于回到了故乡,踏上了这条熟悉的小路。我多年没有回家了,所以走到这条小路上倍感亲切。这条小路通向村庄,通向我的家门。它不知道留下了我多少脚印,从童年的蹒跚学步,到后来的长大成人。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学步时走在这条路上的情景。我稚嫩的小脚怯怯地踩在平坦的路面上,不住地咯咯笑着,既害怕又兴奋。那时候直觉得这条小路慢长而遥远,仿佛没有尽头。进入童年,我常常光着脚丫在上面欢快地奔跑,有时手里拿着纸风车,有时牵着一线美丽的风筝,有时在追逐着一只红蜻蜓……后来我走出家乡去城里读书,这条小路又让我魂牵梦萦。毕业后,它又牵引着我回到故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那时候,我经常沿着这条小路到河边独自散步,一天傍晚,我看见对岸有一位姑娘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洗衣服,她的身影倒映在水中非常美丽,我直以为她就是仙女下凡。我被她的倩影深深地打动了。我走到小桥上,面对夕阳吹起了口琴。我希望用悠扬的口琴声将她吸引过来。果不其然,当我一曲终了时,她已走到了我的身旁。她是邻村的一位姑娘,我们一直隔河而居,却从未相见。接下来,我们恋爱了。不知多少个夜色温柔的晚上,我们相会在小桥上,披着朦胧的月光在这条小路上徜徉。那时路边开满了鲜花,散发出沁人心脾、令人陶醉的芬芳。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了。那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既没有迎亲的唢呐,也没有热闹的婚礼,我只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面带着我迎娶的新娘,欢快地走在这条小路上。我惟一赠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就是在路边采了一朵芳香四溢的鲜花,插在她的头上。她侧坐在车座后面,温柔地搂着我的腰,幸福地把脸贴在我的背上;我飞快地踏着车,洒下一路欢快的车铃声……就这样,我把我的心上人娶回了家。”

那孩子怀抱着羔羊,奔跑在回家的小路上。

路两边的草地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那些忙碌了一天的蝴蝶,现在都静静地停在含着露珠的花瓣和叶片上。

“现在,我就走在这条小路上,回家去看望她。我知道,她一直在等着我,盼望我的归来。我已经看到了笼罩在夜幕下的村庄。它像一头巨大的灰色怪兽蜇伏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猎物……”

孩子抱着羔羊跑进村口,放慢了脚步。暮色中的村庄显得异常宁静。街上已看不见人影,家家户户都点起了昏暗的灯光。忙碌一天的人们,都回到家里,坐在炕上吃晚饭了。那孩子向自家的门口走去时,下意识地朝街心望去。村街中央有一块光滑而不规则的天然巨石,巨石上蹲着一个酷似怪物的身影。那身影一动不动如同一尊荒诞不经的雕塑。这时,一个黑影一瘸一拐地走过去,用枝条抽打那个怪物,那怪物嚎叫了几声爬下巨石,被趋赶进一处院子里去。孩子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只见那黑影回过头向这边张望,赶紧跑进自家破旧的大门洞去。

门檐下,一盘悬挂着的很大的蛛网被他撞破了。

 

一盏昏暗的油灯照着低矮破旧的小屋。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正站在锅台边做饭,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到墙上和屋顶,占满了小半个屋子。这时,孩子抱着羔羊跑进来,站在那里看着女人的背影,叫了一声:“妈”。

女人回过头,看见孩子怀里抱了只羔羊。

“哪来的羔羊?”

孩子喜爱地抚摸着羊背。

“在河边拣来的。”

女人把碗筷摆放在炕桌上。

“是谁家丢失的吧,快给人家送回去。”

孩子抱着羔羊走到母亲身旁。

“妈,它是从很远的地方顺着河流漂来的。”

这时,那羔羊冲着女人咩咩地叫着,像是在请求收留它。女人回过头来,不无怜悯地看着它。

“那样的话,我们就留下它养起来吧。”

孩子高兴地把羔羊放在地上。那羔羊跑到女人身边欢蹋乱跳,一会儿蹭蹭她的腿,一会儿碰碰她的手,十分亲近和依恋的样子。女人抱起羔羊,亲了亲它。

“多可爱的羔羊。”

“妈,它一定饿了。”孩子看着羔羊说,“我们给它煮些黑豆吧。”

“好吧。”

女人放下羔羊,去煮黑豆。孩子和羔羊在地上逗着玩耍。

不一会,女人把黑豆煮好了。孩子双手捧着煮豆,羔羊俯下头嗫嚅地吃着。羔羊温润的嘴头拱得孩子的手心痒痒的,孩子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

 

“当我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时,我就把自已的命运交给他了。”

深邃而神秘的夜色,宛若一张巨大而虚幻的被子,轻轻地将苦难的大地盖住了。劳累一天的人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不幸,都沉沉地睡去,进入温馨而甜美的梦乡。

“我们是自由恋爱。父母反对我和他交往,因为他是个孤儿,除了那间破旧的小屋外,什么也没有了。父母把我许配给了村长的儿子,但我喜欢他。他不但有文化,是村里的民办教员,而且还会吹口琴。正是那美妙动听的口琴声把我引到了他的身边。那天傍晚,我正在河边洗衣服,蓦地,一阵美妙悦耳的口琴声飘来,顿时摄住了我的魂魄。那些年我只能听到鸡狗牛羊的叫声和人们的口号声,几乎听不到如此美妙的琴声。琴声捕获我,让我陷入痴迷的状态。我听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寻声望去。于是我看见了他——他依靠在那座破旧的木桥栏杆上,孤独而忧伤地吹着口琴。晚风吹拂着他破旧的衣襟和蓬乱的头发,霞光映红了他修长而单薄的身躯,他身后的河水如梦如幻静静地流向天际……这一画面如此美丽如此感人地深深映入我的脑海中!还有那美妙的琴声,它既有忧伤和痛苦,又有欢快和希冀。它如泣如诉,如怨如叹,仿佛在向我召唤……我不知不觉地站起身,不知不觉地向桥上走去。他感到有人走来,便停住吹琴,回过头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你是谁?’

‘你是谁?’

‘你从哪儿来?’

‘你从哪儿来?’

‘我住在河这边。’

‘我住在河这边。’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们就这样对着话,互相认识了……”

那女人翻了个身,将熟睡时蹬开的夜幕又紧紧地裹在她的身上,嘟哝着继续梦呓。

“从那时起,我们每天晚上在小桥上约会。他给我吹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二泉映月》《化蝶》……我的心扉慢慢地向他敞开……我们海誓山盟,私定了终身。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父母时,我的父亲暴跳如雷:‘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将我逐出家门。他似乎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早已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等候在村口了。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跨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在村民的围观下,跟着他回家去了……”

 

“我现在就坐在你的身边,看着你熟睡的脸庞。夜色温柔而宁静,将你轻轻揽入怀中。你一定是劳累过度,睡得是那样香甜。我凝视着你的脸,你的脸在朦胧的夜色中更显得消瘦而苍白,你的额头和眼角增添了不少皱纹,你的头发枯干而零乱,苦难的岁月过早地磨灭了你青春的光泽,但在我眼里,你更加充满诱人的魅力,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美丽。现在,你的眉宇变得越来越祥和,那可爱的嘴角也在慢慢地微微上翘——你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是谁闹入了你的梦境,令你如此开心?你的嘴唇微微蠕动了一下,发出一声梦呓:

‘真好听……’

你在睡梦中的微笑告诉我,你进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梦幻世界里。渐渐地我奇迹般地看见了你的梦境: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阳光明媚,山花烂漫,你在花丛间轻盈而欢快地奔跑着,美丽的蝴蝶在你的身边飞舞。这时,你停止了奔跑,伸开双臂在花丛中旋转。你一边旋舞一边在倾听,于是你听到了蝴蝶的歌唱。歌声萦绕在充满花香的空气中,那么轻柔,那么娓婉,那么悦耳动听!你很快陶醉了,慢慢地倒下去,仰卧在花丛中。那飞舞的蝴蝶仍在歌唱,那天籁般的歌声渐渐把你送入梦乡。这时,那群美丽的蝴蝶也停止了歌唱,落在你身边的花朵上。有一只蝴蝶把你的红唇当成了花瓣,轻轻地停落在上面……

不知过了多久,天空乌云翻滚,一道闪电划过,传来一声霹雳——顿时你那美丽的梦境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此时,那女人痛苦地扭动着身躯,像是被一个可怕的梦魇缠绕住了。那只羔羊卧在她的身边,注视着她。

“我看见你的微笑从脸上消失,眉头蹙紧,变得惊恐万状。你扭动着身躯,似乎在拚命地挣扎着,而且在睡梦中愤怒地喊叫着声来:

‘他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把他抓走?……’

你在睡梦中呜呜咽咽地哭泣,瘦削的肩膀不停地抽动,晶莹的泪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下来,洇湿了披散在枕头上的长发……这时,你张开眼睛,猛地坐起——是你自己的哭泣声把你从噩梦中摇醒。”

那女人拥被而坐,含着泪花的双眼出神地回忆着刚才的梦境。

窗花纸开始渐渐地泛白,屋里的夜色在慢慢地消融……

 

清晨,那孩子挎着篮筐,出外去打草。

那羔羊跟在他的身后,形影不离。

他走出大门,看见村长一瘸一拐地登上当街的那块巨石上,拿着用白铁皮卷成的大喇叭开始喊话: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现在广播最高指示:消除四害。我们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现在开始,放下一切农活,不论男女老少都出动,去消灭一切害人虫,达到全无敌……”

孩子退回来放下篮筐,从窗台上找了个废弃的破瓶子,钻到茅厕里去。

这时,全村骚动起来,人们放下农具,有的拿起蝇拍追打苍蝇,有的拿起铁锹去挖鼠洞,有的抗出猎枪射杀空中的飞鸟,就连家养的鸽子也不放过……那些日子,整个村子到处响起枪鸣声,天空的飞鸟伴随着血雨腥风冰雹般撒落而下,五颜六色地铺了一地。当下没有死掉的小鸟,有的在不住地登腿,有的还在扇动着翅膀,有的发出凄惨的哀鸣……

“这血淋淋的场面,让我想起我被抓时的情景。那时我站在讲台上,正给学生们讲课,看见对面墙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垂下一角来。当时我停下讲课,望着他老人家的画像,不无幽默地说:

‘同学们,你们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低头了。’

孩子们回头看去,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像受惊的鸟群‘哗’地一下飞逃的无影无踪。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凶神恶煞般地闯进一群人来,揪着我的头发,拧着我的胳膊,将我抓走了……”

那羔羊躲在门洞里,听着四周鸣响的猎枪声,看着小鸟的尸体纷纷从空中落下。

“我被关在一间黑屋里,接受审询。他们不停地殴打我,使用各种残忍的手段逼迫我认罪。而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认罪呢?我只是说了一句真说而已。从此,我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糸……”

那孩子蹲在茅厕里,寻找着蛆虫。他每找到一条蛆虫,便用木棍夹起来,放到一个瓶子里去——他必须拿着这些蛆虫去上交任务。

几天后,天空再看不见飞翼划过,听不到鸟儿歌唱。

从那时起,天上蚊虫蔽日,地下蝗虫肆虐。地里的庄稼全部毁坏,疟疾在村里开始漫延……野外到处是被丢弃的死婴。

 

傍晚,那孩子打草归来。他在路边的草丛里,捉了许多停在花瓣和草叶上的蝴蝶,一片片装进衣兜里。

跟在他身后的羔羊在渐渐长大。

拐村长在当街的墙壁上写着大幅标语: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而那个长得像怪物一样的傻子,浑身光赤着坐在那块巨石上,用他那葫芦似的脑袋不住地磕撞着光滑的石头,发出沉闷的嘭嘭声……

孩子回到家里,没告诉母亲,悄悄地把蝴蝶放飞出来。那些蝴蝶像精灵一般在昏暗的灯光中飞舞。

女人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着空中飞舞的蝴蝶。

“从哪飞来这么多蝴蝶?”

“从梦里。”孩子狡黠地一笑。

“是啊,”女人感叹道,“它们一个个多像美丽的梦境啊!”

这些日子,母亲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脸上也能看到笑容了。孩子捉回蝴蝶,就是为了让母亲开心的。他看到母亲开心,自已也高兴地笑了。

晚上熄灯睡下后,那些蝴蝶就又飞进了女人的梦里。

“这些天,我总感觉的你回来了,你就在这个家里,在我和孩子的身边。白天,你和我们像玩捉迷藏似的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但一到晚上,一到我们睡着了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的近前,守护着我们。有时给孩子掖一掖踢开了的被头,有时把我们从可怕的梦魇中摇醒,更多的时候你就睡在这里,紧紧地挤着我,就像过去你一直睡在我身边时那样。

‘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每一对夫妻不都是这样的吗?有你作伴,我再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再不会感到忐忑不安,再不会因为有这漫漫的长夜而感到害怕。现在,我就依偎在你的身边,依偎在你的胸膛前,嗅着你身上的熟悉的气味,进入甜蜜的梦乡……”

女人嘟哝着,把卧在身边的羔羊揽入怀中,又沉沉地睡去。

一束月光透过窗口,照在女人搂着羔羊熟睡的脸庞……

 

那只小羔羊在孩子的精心喂养下,长成了一头健硕而肥壮的大羝羊时,季节已进入了初冬。那时草木萧瑟,大地一片荒凉。当呼啸的北风吹来第一场大雪时,整个世界又被惨酷的严寒封锁了。

人们像冬眠的动物,蜷缩在家里,不再出门。

拐村长像幽灵一样在街上徘徊。他的喊声时远时近,随着寒风飘入家家户户:

“割资本主义尾巴啦——”

整个村子又开始喧嚣起来:鸡群逃命时的急迫的飞扑声,羊群奔突时杂乱的蹄踏声,猪被宰杀时凄厉的尖叫声,一一传入小屋里。小屋里,女人和孩子都依依不舍守护在那只大羝羊身边。孩子眼含泪水抚摸着大羝羊的洁白绵软的长毛。

“妈,我们把羊藏起来吧,不能让他们宰杀了。”

女人轻轻地捧住羝羊的脸,无奈地摇摇头。

“它这么大,我们能藏到哪里去呢?”

此时,那只大羝羊不安地倒动着四蹄,用那双人一样的眼晴不无依恋地看着母子俩,眼里流出悲伤的泪水。

“妈,它哭了。”

“孩子,它通人性……”

“妈,它的这双眼,长得多像人的眼睛啊!”

“它的这双眼十分熟悉,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女人凝视着那双熟悉的眼睛,想探个究竟似的一直向瞳仁深处望去。

“你看见我了吗?我就在这里,在这双眼睛的瞳孔里。一年前,他们把我镇压了,在一壁荒无人烟的土崖下。那时我茫然四顾,寻找着藏匿之所,便看见远处山坡上有一群羊,正巧一只母羊在产羔,我飘荡过去,躲藏在这双眼睛里。因为我不想死,我要和你们在一起,一家人团团圆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我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回到故乡,回到你们的身边来了。

我被从家里抓走后,他们把我拉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并单独关押起来。他们说我是要犯,是现行反革命。接下来便是日复一日的漫长审询。他们非要让我交待出与谁联糸,受谁指使,成员有多少,都搞哪些反革命活动等等,真是草木皆兵,一派胡言。自然我交待不出这些来,也不敢胡编乱造,他们就认为我是死硬派,就这样把我给镇压了。

现在,他们又要杀我了,我无处躲藏。所以,我只好跟你们再一次告别了……你听到我的诉说了吗?我的话语虽然无声,但是心心相印的人是一定能够听到的……”

女人那双注视着的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渐渐变得惊愕起来。她仍看着那双眼睛,说话时声音有些颤栗。

“是你吗?真的是你回来了吗?……”

大羝羊似乎点了点头。

女人抱住羊号啕大哭。孩子不解地看着母亲,被母亲的这一反常举动惊呆了。

这时,院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四处搜寻的磕碰声。不一会,房门被咣当一声踢开,拐村长带着人杀气腾腾地闯进来。

母子俩一惊,赶紧护卫住大羝羊。

“好大一只资本主义大尾巴羊!”拐村长说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把它藏起来的。”

拐村长说着,上前把女人和孩子推开,要去拉羊。那大羝羊立起身,头一歪,用那双弯曲的大犄角狠狠地撞去。拐村长没堤防,像个软布人似的被一下撞倒在地。

人们都笑了。

拐村长气恼地爬进来。

“你们笑什么,还不快给我拖走?”

那些人一涌而上,有的抓犄角,有的提住腿,把大羝羊拖走了。

女人和孩子追在后面哭喊着。

“不!你们不能杀它!你们不能杀它呀!……”

那些人根本听不见她的哭喊,把大羝羊拖到了街上。

街心的那块巨石周围已变成了屠宰场。猪羊狗兔鸡鸭等凡是私家豢养的东西,统统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驱赶到街心宰杀。巨石周围宰猪的杀羊的打兔的剁鸡的等各显身手,鲜血四溅,洇湿了大地,尸骨横呈,堆成了小山;猪叫羊咩狗吠鸡鸣兔号悲声一片,此起彼伏。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出来围观,大都脸无表情,目光痴呆而麻木。只有个别女人在偷偷地抹眼泪,还有一些孩子们面哭泣。而只有拐村长的傻儿子站在那块巨石上,浑身是血,一手抓着冒着热气的肠子,一手抓着血淋淋的心肝,在高兴地手舞足蹈,还不时发出一声怪兽般的吼叫……

当那女人和孩子追到街上,钻过人群时,看见那只大羝羊已被捆绑住四蹄,放在一张用来屠宰的已沾满鲜血的木桌上。大羝羊不停地挣扎着,困难地抬起头,那双类似人的眼睛在人群中急切地扫视着……当它看到女人和孩子时,便冲着他们诀别似的咩叫了一声。这时,有几个人将他按住,拐村长操起一把血淋淋的屠刀,向大羝羊走去。

“不要杀它——”

女人大吼一声,疯了似的爬过满地的尸体,跑到大羝羊前,用身体护卫住它。

“你个臭婆娘,竟敢阻挡革命的滚滚车轮……”

拐村长一把将女人摔倒在地上,操起尖刀,刺向大羝羊的脖子——顿时,时间仿佛凝固了,声音也消失了,一切都定格在那里:拐村长凶残地弯腰宰杀的动作,大羝羊鼓凸着眼睛,脖子被割开一个鲜红的大血口;而那女人披散着头发,大张着嘴巴,惊恐地看着它……这仅仅是一瞬间。紧接着那只大羝羊身首分离,鲜血从脖子上喷涌而出,溅了女人一脸一身。那女人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血人,而且张大嘴巴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像魔鬼一样扑上去,双手死死掐住拐村长干细的脖子;拐村长紫涨着脸,脖子上青筋暴突,拚命地挣扎着。就在这时,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的那孩子,看到一把刀尖从母亲的后背钻出来,母亲一下松了手,软软地倒在地上,倒在被宰杀了的那些动物的尸堆上。这时,孩子看到母亲的背上盛开了一朵鲜红的血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比艳丽……

“杀人啦——”

不知谁喊叫了一声,顿时围观的人群惊慌而散。唯有那孩子站在那里,浑身哆嗦着,惊恐地大张着眼睛——他被吓蒙了。

 

(许多年后,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故乡已破败不堪,一片荒凉。我走在留有陈年旧辙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尘封的地面上只有野兽的新鲜蹄印,人家的院落都成了残垣断壁,低矮的屋顶上长满了毛草,荒芜的院子里到处是蚁穴……我怀疑整个村庄不会有人居住了。

“我的故乡被整个世界给遗弃了。”

我走在空寂的街上,试图寻找到个把活人。我看见一位老婆婆在前面走着,赶紧走上前去和她打招乎。她回过头像看见魔鬼一般,急忙躲进一处破败的院子,吱呀一声把大门关上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竞我看见了人影。我继续往前走去。在一家大门前,我又看见一个小女孩坐在地上玩土。我正要过去,一个妇女慌忙跑出来,把小女孩拉回去了。我不解地摇摇头,又向前走。这时,我看见几个老大爷坐在街上闲聊,我赶紧走过去。当我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不再说话,而且一个个闭上眼睛装聋作哑,无论我怎样问他们,他们就是不说话……我完全被弄糊涂了,只好悻悻地离开。正当我纳闷之际,无意回头向身后一望,发现一段古旧斑驳长满苔藓的土墙后面,有几双眼睛正窥视着我,见我回头看他们,他们马上躲藏了起来。我这才明白我很少能看见人影、即使看见也躲着我的缘故了。人们都躲藏起来,在监视着我这个冒然闯进来的不速之客。我心里释然,便不再理他们,继续向前走去。这里毕竞是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它给我留下许多辛酸的回忆。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寻找我的童年的……当我走到街心时,看到那块光滑的巨石上仍蹲坐着那个怪物似的傻子。他没有多大变化,像过去一样,仍是那么光赤着健硕的身子,光溜溜的脑袋像个歪七扭八的大葫芦,而那双圆溜溜的小眼闪着寒光,深不可测,让你永远猜不透他在想着什么……他宛若一个独立世外的怪胎,流逝的岁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痕迹。他让我联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蹲在悬崖上让过路人猜谜的斯芬克斯。

就在我站在那里,十分困惑地看着这个古怪的傻子时,我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已走到了我的背后。我回过头,看见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他背后跟着一群长得奇形怪状的侏儒。来人虽已老态龙钟,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但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那个不可一世的拐村长。我下意识地瞅向他那条拐腿上。他那条拐腿和过去一样,捂得严严实实,从未让人看过。童年时我听老年人讲,他那条腿不是人腿,而是一只长满黑色长毛的驴蹄。据说他母亲年轻时风骚无比,让村里的一头大叫驴操过,一年后生下他来,那条腿就长成了那个样子。传说归传说,但他那条拐腿总是神秘地捂着,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这时,一个侏儒走上前,厉声询问:

“你是什么人?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我来随便看看。”我说,“这村庄为什么这么荒凉?”

“你胡说八道!”另一个侏儒走上前来,“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早已过上了富足美满的生活。你看我的身后,一座大楼拨地而起,它是我们村经济发展的象征!”

我顺着他那又短又胖的小手指看去,果然见到一栋很气派的小洋楼座落在一片破旧的小土屋中。我记得那原来是拐村长旧宅院的位置。

“确实富有了。”我不无揶揄地说,“你们现在谁是村长?”

那侏儒昂着头,很骄傲地用大拇指点了点:

“这就是我们德高望重的老村长。”

我这才正眼看了看这位村长。他扶着拐杖站在我的面前,很得意也很有城府地点点头。

“怎么?他还在当村长?”我感到惊讶。

“不过,现在我们也实行民主选举了。我们爱戴的老村长深明大义,决定退居二线,让位给后起之秀了。”

“是谁新当选了村长?”

那侏儒又自豪地竖起另一只大拇指,向另一边坐在巨石上的傻儿点了点:

“这就是我们全体村民一致投票选举出来的新村长。”

我更加惊愕了。

“是他……?”

拐村长眼含狡黠的微笑看着我,又德意地点了点头。

“他是合法的民选村长,是我多年培养起来的最好的接班人。”拐村长说着,吩咐那些侏儒们,“给新当选的村长准备行头,他该走马上任了。”

这时,几个侏儒走到巨石上,一阵忙碌,给傻子穿上了西装革履,那傻子马上变得人模人样了。我在惊异之余,发现那傻子好像不再疯傻了。难道过去十多年他一直在欺骗世人、装疯卖傻吗?抑或他真的疯傻,但一穿戴上衣冠也懂得装模作样、装腔作势吗?……他整了整自已新穿上的衣冠,还抬起脖子,紧了紧领带,咯了咯嗓子,开始发表就职演说:

“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整肃异已,清除异类,创建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下面响起一片热烈的带有吹捧和夸张意味的掌声。

我没有鼓掌,静听他演讲。我感到他眼睛的余光在看着我。

他讲话的语气开始强硬起来。

“什么是法?法就是我,我就是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下面的掌声更加热烈。而我的脸上却露出一丝讥笑。这时,他如锥的目光逼视过来,让我不寒而栗。

“现在,有些心存不轨的人时时刻刻想颠覆我们的政权,我们要提高警惕啊。”突然,他伸直手臂指向我,“这位就是一个异已分子,应将其清除得干干净净……”

我还没有从惊愕中醒过神来,那群侏儒已将我团团围住,面目狰狞地向我扑来……于是,我就像空气一样在村子里蒸发掉了。

在我化作一股清气融入蓝天时,我听到了一阵阵魔兽般得狂笑……

 

在此之前,我有幸看了我的故居。我的故居早已变成一堆废墟,只有那个大门洞还歪歪扭扭地伫立在那里,仿佛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归来。我在那斑驳的土壁上,看到了我童年时用石块画上的怪异难解、荒诞不经的图案,还有塞在墙缝里的我童年时的头发——那是我母亲为了我能长命百岁,把给我剪下的头发塞到了那里去的。这时我一抬头,看见门洞的右上角,一只大蜘蛛正在忙忙碌碌地织网,它尾部吐着细细的透明的银丝,一扭一扭地连缀在已经挂好的辐射形的丝架上。它不停地由里向外盘绕着圈儿,那盘蛛网便越来越大……

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只缀网劳蛛,眼里洇出泪水。

这时,门洞里跑出一个小男孩,他似乎没有看见我,径直从我的身边跑过,沿着门前的那条小路向村外跑去。他一边蹦蹦跳跳地跑着,一边哼唱着一首古老的童谣: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那孩子来到河边,独自在沙滩上堆着沙器。

跳动着银色光斑的河水,如梦如幻,静静地静静地从他身边流过……

 
《自由写作》首发

李昌玉:“藏独”原来是一个伪问题

自从“3.14”拉萨打、砸、抢、烧骚乱以来,西藏问题借着奥运圣火的传递竟然放大成了一个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首先是中国广大的人民出乎意料。原先本以为“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大家都想乘火车去雪域高原旅游,完成一次梦幻之旅,见识一下那个处在高原、雪域以及神秘的布达拉宫和摇着转经法轮、一步一叩拜的藏传佛教信徒,还有那西藏特殊的历史地域所形成的文化习俗,现在才知道,那里竟然还有满街打、砸、抢、烧的“暴徒”和忘恩负义要求“藏独”的藏民,还有一头“披着袈裟的狼”──达赖喇嘛。

其次是世界上的广大人民由此知道在世界屋脊的“珠峰”之下还有一群被遗忘了的野蛮原始落后的暴民,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拉萨市里打、砸、抢、烧商店学校。中国官方新闻说他们是受“达赖集团”在境外策动的分裂国家的“藏独”分子。

如此严重的“藏独”问题,一夜之间浮出了水面。“藏独”成了十恶不赦罪莫大焉的罪恶。

亲身经历过观察过中共59年作风的我们,对于毛泽东动辄上纲上线的思维我们太熟悉了,因此很自然地要思考,这到底是不是“藏独”问题?

根据官方的新闻录像报道,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受众都看到西藏人在拉萨打、砸、抢、烧,至于他们为什么如此疯狂地打、砸、抢、烧,亦即“作案动机”则没有报道,直到现在判决了一批包括无期徒刑罪犯,也没有报道他们的“作案动机”。据官方报道,被打、砸、抢、烧的商店超过一千家,投案自首和被通缉的罪犯超过一千人。因此,我们可以想象,“3.14”这天在拉萨参与打、砸、抢、烧的人数就有几千人。他们似乎没有组织指挥,没有宣言、口号、标语,没有作案的目的动机,全都是一群野蛮的暴徒,乌合之众,乱打、乱砸、乱抢、乱烧、打,砸、抢、烧完了一哄而散,而已,而已。这种场面本来是见证者越多越好,可是当局者违背奥运开放自由采访的承诺,把所有在拉萨的外国记者赶走,最后只有官方媒体记者的录像独家报道。本想用这种信息屏蔽达到妖魔化达赖喇嘛的目的,却引起全世界的反问和反弹,留下无数个“为什么”,难以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

种种怀疑正好借助奥运火炬传递,演化成了一幕幕“藏独”与反“藏独”的街头闹剧演出,从伦敦演出到巴黎、到旧金山、到悉尼、到长野、到首尔,最后一幕更成了中国功夫的表演。

笔者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发现这个“藏独”问题实际上不是真问题,原来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藏独”问题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可能性,纯然是一个伪问题。

1、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进行谈判,5月21日,双方谈判结束,达成17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的前提就是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至今西藏一直处在中国版图之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管辖,对于西藏的归属权至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提出异议。

2、《西藏和平解放协议》是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同意的。达赖还健在于世,他也没有提出撕毁这个《协议》的要求。假若达赖喇嘛果真要闹西藏独立,他首先要撕毁这个《协议》,中共只要拿这个《协议》来堵口,一句话就堵死了。

3、在《十七条》签订之前,西藏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独立存在过。

4、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至今没有被任何国家承认过,也没有任何国家以承认它与否作为和中国谈判的筹码。

5、现在世界上某个国家的某个区域走向独立,都是由该区域的全民或代表(议会)投票表决,获得通过,然后寻求国际社会乃至联合国的承认,如最近塞拉热窝的科索沃地区由议会表决通过宣布独立。在西藏不可能举行任何形式的“独立”投票。西藏的党代会、人代会不会为此投票,全民“公投”更是妄想。

6、世界上例如美、法、德、加等国的几十位政要都公开接见过达赖,给他授予金质奖章、荣誉市民称号等等,那是对他的人格和精神的褒奖,但他们没有一个国家主张支持西藏独立,所有大国的领导人都公开或私下劝说中共和达赖对话,都以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作为施压手段。这种美、英、德、法、澳、日、加等等国家对于某个问题步调一致的态度,是多年来极为少见的。中国政府以前和达赖的代表对话六次,刚刚又进行了第七次“接触”,都是在外国的强烈要求和劝说之下进行的。大家知道,起码有欧盟、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领导人出来说过话,并非象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所说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那般坚挺强硬。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文化实在虚伪,打肿脸充胖子,除了欺骗中国人民,训练中国青年成为“愤青”,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只能变成无聊的笑柄。

7、达赖喇嘛现在只是要求“自治”,并不要求独立。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基本内容之一。该《协议》的第三条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如果达赖喇嘛果真是要“独立”,中国官方就不会和他的代表“接触”了。

正因为双方有回旋的空间,所有才有“接触”的余地。达赖不要求独立,“藏青会”那些激进的组织,再怎么喊独立,也翻天不了。达赖本来是中共抵制“藏独”的最好盾牌,但是中共把他当作“达赖集团”捆绑在一起打,起码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认为明智的选择是“将达赖的国际形象与藏青会切割”。(5月1日《南方周末》)

根据以上七条理由,可以有根有据地认为,“藏独”原来是一个伪问题,大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中共对于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采取柔性的办法处理,主动应对,如今弄得这么惊天动地,实在是丧失了自信心自信力的苦果。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下,谁能叫西藏独立?没有这种认识、这种自信,那只能说是惊慌失措。

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之后,曾经亲临西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善始未善终。大家知道,西藏问题,本质上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造成的遗留问题。今天的西藏问题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的一部分。胡锦涛若能以解决西藏问题为突破口,显示出大智慧、大勇气,那当然是好事。

西藏问题的难处是达赖喇嘛健在,他还有一批多达十万乃至20万的信徒追随左右,怎样安排他们?不解决这些人的安排,他们会愈来愈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他们不同于台湾的“独派”,有台湾作为他们的休养生息之地。住在印度的这批西藏人,大概算是政治难民,已经繁育到了第三代,上不够天,下不够地。我想他们也有落叶归根的愿望。他们当然可以入籍印度,但是心理难以认同。因此,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还有未来的第四代、第五代,他们越来越难以忍耐,躁动不安,高喊“藏独”,说狠话,办狠事,过激再过激,都是可能做得出来的。抓住这些表现,以一当十,以小放大,搞臭他们,易如反掌,但是你能把他们奈何?!他们是极左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有祖国,他们应当回到祖国,他们不应当成为祖国的弃儿。难道非要他们成为巴勒斯坦第二不可?

达赖在西方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精神领袖、宗教领袖,和罗马教宗齐名,享有极高的威望。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授给达赖喇嘛,是“因为(他)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1989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今天西藏没有成为动乱的策源地,达赖喇嘛居功自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若达赖喇嘛1959年被迫出走之后,利用他的威望和力量,领导出走的藏民,采取武装斗争,扰乱西藏的安宁,弄得藏无宁日,国无宁日,那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49年来,他不是西藏、不是中国社会稳定安定的破坏因素。对于达赖的妖魔化,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因此,我们应该不应该对达赖采取宽容再宽容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应该感谢达赖喇嘛不计前嫌、不究既往的宽大慈悲精神,化干戈为玉帛,以礼相待,才显示出现代文明的胸怀。

可是中共偏偏要用最野蛮的词语来描绘他、丑化他为“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狼,是人脸兽心的怪物”。这种文革恶习、红卫兵语言,只会激发海外世界的反感和同情。那些西方世界的“藏独”分子都是一些年轻人,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概就见到那么一群,他们对西藏的了解能有多少,可是看到中共如此对待达赖喇嘛,恐怕更多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打压政治流亡者,效果和其初衷正好相反,只会受到世人的厌恶和反感。这应该是“藏独”在海外拥有相当大的一批同情者的原因。

中共现任领导人都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意识形态培养下成长的接班人,封疆大臣张庆黎说,处理西藏事件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可是曾经做过西藏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应该对于西藏问题具有深度了解,因此胡锦涛具有充分的条件化解眼前矛盾,化解历史积怨。

谁解决了西藏问题,谁就立下百年伟功,反之若不解决,甚至激化这个矛盾,则必定成为历史的罪人。离开奥运不到三个月,解放西藏问题留给胡锦涛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2008-05-09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