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痛失钱钟书，中国学界泰斗北钱南王，剩下王元化独倚一角，仍在进行思想的探索与反思。
昨晚（5月9日），王元化于22时40分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自4月底“硬骨头教授”贾植芳故去，短短一月间，学界又失重镇。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武昌，中国著名思想家。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均有论著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晚年一直伴随在王元化身边，如亲生女儿般照顾着他的蓝云女士昨晚忙到夜半三点方才休息，疲惫中，她告诉记者，而今，治丧委员会还未成立，追悼会时间暂定在一周以后。
清华情结：与王国维作邻居
王元化小时候住清华南院，住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7号是王国维，他的父亲王芳荃与这三个邻居在当时有“清华四导师”之称，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我国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在清华南院一直住到7岁。王元化至今不忘儿时趣事，“王国维的脑后拖着一条奇怪的小辫子，南院的小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每当王国维走过，他们就追在后面喊：”王小辫、王小辫！“王元化的母亲对他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
青少年时代，王元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后流亡到上海，先后担任过《奔流》、《奔流新集》、《展望》、《地下文萃》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并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蒙冤工作中辍。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后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发表《鲁迅与尼采》和《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论文集《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时，王元化在后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但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逝世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白头失伴：张可爱随坎坷一生
对于有点文化味的人来说，应该知道中国现当代真正称得上书香伉俪的，有三对夫妇，他们是林语堂与廖翠凤，钱钟书与杨绛，第三对就是张可与王元化。第一对已早已化鹤西归，第二对的钱钟书也与上世纪90年代离去，只留下杨绛孤身一人。第三对的张可，在经历了骨折、失语、吞咽功能的丧失，辗转一年多后，于2006年去世，宣告三对学术界大师级夫妻已不再完整存在。白头鸟儿失伴飞，王元化的哀恸让诸多观者不忍。昨晚王元化去世，有网友说，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
王元化和张可相识的那年，两人都才18岁。
张可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世家望族，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气质高雅、清纯如水的名门闺秀，总穿一件淡蓝竹布旗袍，衣着简朴、素净，相貌端庄。不过，她和他的最初交往，通常是与张可的兄长满涛一起谈文学、谈创作、谈读书的欢聚中度过的。在文化氛围很浓的思想与情感交流中，王元化和张可之间萌生了爱情，并借此迅速得到培育、发展，逐渐成熟起来。到1948年3月，两人在双方亲人的祝福声中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的人生命运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上世纪50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王元化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使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每当此时，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1955年，王元化因故被勒令进行隔离审查。张可被人以书打脸，逼迫冤枉丈夫，她拒绝了。由于长期孤独生活，王元化一度患了心因性精神病症，张可悉心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她从不透露自己所蒙受的种种勒逼和羞辱。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元化没有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在这夫妻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只好借给出版社翻译书稿为谋生手段，每天伏案笔耕近十个小时，以挣一点稿费来贴补家用。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继而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下馆子改善营养。
1979年6月，高强度的工作让张可不堪重负，突然中风病倒，在医院里，她一连七日昏迷不醒。王元化衣不解带，整整守护了她一个多月。后来，她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了，人也渐渐恢复了神智，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心力交瘁，一时情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晚年反思：病榻不忘著作事
王元化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博士蒋述卓回忆：“王先生说话很快，思维很快，但是写文章很慢，说明他的思维非常缜密，学风非常严谨。他一篇3000字的文章，要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文稿反复修改。他常说，你写文章不要写那么多字，你想写10万字，那么7万字就可以了，越精炼越好。他的思想非常精炼，不玩弄词藻，也不玩弄一些非常新的观点。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我们的论文反反复复修改。我是外地人，他规定我一个星期必须到他的家报到一次，然后吃一顿饭。那时作为学生来讲，这就很幸福了，有饭吃。”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元化的著作纷纷整理出版，他又写作了以学人为主角的大量文章，其中既有悼友怀师之作，如《悼王瑶》、《谈汤用彤》、《熊十力二三事》等文章，也有对学人研究的系列文章，如《鲁迅与章太炎》、《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等文，赞扬陈寅恪、王国维、汤用彤等人虽有深厚的西学功底，却能在治学中，做到撒盐于水，不着痕迹，从而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中，保持自己的学术自由。
最后见到王元化的文史专家孔海珠是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孔令境的长女，孔家与王元化是世交，孔海珠又曾师从刚刚去世的贾植芳教授，她于今年春节就想探望“王叔叔”，但因事耽搁，贾植芳教授缠绵病榻期间，也未赶上随侍左右，总是遗憾在心，4月30日，她与妹妹，著名作家孔明珠来到了瑞金医院：“那时听说王元化先生情况不太好，我心里很着急，在贾植芳教授追悼会的第二天就赶到了医院，他与我父亲曾共事知交，我们都叫他‘王叔叔’。王叔叔精神不好，那天围着他照顾探望的人倒不少，王叔叔的姐姐比他大三岁，很健朗，也一直在病床边照顾着他，他已经不大有力气说话了，吊着盐水，吸着氧，可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立马吩咐身边小辈，联络媒体，原来，他最后的一部大块头文章《王元化林毓生谈话录》3月份在媒体发表了上部，下部一直没有发表，他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情，还不让小辈传话，而是亲自用很轻的声音，艰难地致电媒体询问，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学者，身体虽然已然患疾，脑子却很清楚，心里总是惦记着学术，渴望自己的思想为大家了解。”
对于老一辈学者文人和他们的后代，王元化也是关怀备至：“王叔叔总说，‘我和你爸爸很熟哦’，然后一说往事，喋喋不休，我爸爸孔令镜纪念馆成立时，王元化还主动要求说‘我来题字好不好？’，说着就令我和妹妹孔明珠铺开纸张，他那时已经饱受癌症化疗之苦，却还是勉强起身，写了几个字，已经是挥汗如雨，我们都几乎感动至哽咽。我写文集《聚散之间》，他也特别细看指点，还吩咐我要我多写点，多记录老学者的人事学问。”
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思考
——追记昨晚在沪去世的王元化先生
日期：2008-05-10 作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昨晚10时40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瑞金医院与肺癌斗争了许多个日夜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
得知这一消息后，记者拨通了李子云女士家的电话。当时时间已近午夜，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电话那头，李子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元化先生是不是过去了？这么晚你打过来，我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同寻常的了。”说完这句话之后，电话那头是很长的沉默，然后她说，“你等我一下，我想起来调整一下自己再说。”李子云的声音再次传来时音调变得很低也很缓慢，她说：“我也是刚刚出院，在医院的时候，我每隔2-3天就给王先生去一个电话，问他的情况，他耳朵不好了，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一来二去的其实也说不了什么。没想到今天他过去了，终于没能再见他最后一面，我很难过。”“就在一个多月前，当时我听说他在连续11次放疗后，已经不能进食。再后来，我又听说他的脑水肿很厉害，人非常痛苦，几乎说不出话来。”李子云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知道吗？很多人被病魔折磨成这样，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过问一些事情了。可是，当他听说华东师范大学要筹建‘王元化学馆’的时候，竟然对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陈丹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李子云说道，“王先生说，我不希望把它（学馆）搞得规模很大，很铺张，只希望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就行。”然后，王元化先生一一地把从前自己捐献出去的东西怎么集中到这个学馆来，作了清清楚楚的交代。“这就是王元化，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李子云说。
和张可一起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是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在他88岁生日来临的时候，得到了最可心的生日礼物。那天，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给老人送去了30本羊皮精装本《读莎士比亚》，这是王元化、张可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是他们60年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为松很感慨，“我们是为老先生88岁生日特别赶制的，我知道这本书对王先生的意义，那是他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夫妇俩合译的。曾听王先生说，译这本书时，他和张可没有社会交往，没有工作，在政治身份上沦为‘贱民’，这时候张可拉他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翻译作品，逐渐燃起了他工作的热忱，使颓丧的心逐渐显发出光彩来。”
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翻译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王元化夫妇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希望我们都能“为学不作媚时语”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总是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等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个‘思’字了。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对王先生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学者吴洪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道。“就在两天前，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前往医院看他，王元化先生看到汪教授来了，马上就问他‘你看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样啊？’汪丁丁大声回答他后不久，王先生就昏迷了。可以看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王元化先生生前认为知识分子要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他提出‘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而他在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论著中，也的确始终是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这样实践着、坚持着。他是一个学者，但并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吴洪森先生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这样的描述不禁让我回忆起王元化在《论样板戏及其他》一文的附记中的一段话，“这几年有种风气，谁要是不一窝蜂跟着叫，而且调门越叫越高，谁就是持不同‘艺’见的人。我实在害怕并反感这种一窝蜂的风气，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的潮流。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
本报记者 陈熙涵
今天凌晨1时许，闻讯赶到瑞金医院为王元化先生送行的人们，垂首，缓行，把先生遗体送进太平间后，集体默默地三鞠躬。
一生捍卫尊严
先生逝去的时间是昨晚10时40分。在此之前40分钟，有过一次可以抢救的机会。当时，熟睡——准确地说是昏迷中的他，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并有窒息征兆；医生按惯例准备抢救，询问家属意见，回答是：不需要。
这是家属近期第二次这样表态。第一次是在一周前，先生体内积水，脸部肿起，医生准备好器械，询问是否同意做抽除积水手术。
王元化先生的儿子王承义告诉记者：“父亲曾一再嘱咐，并要我向他保证，在最后阶段，千万不可同意实施创伤性抢救的方案。”
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曾多次听先生如此说：一个人临死之前，若是浑身插着各种管子，甚至被开膛剖肚，那景象多么狼狈呀；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
当年，王元化先生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捍卫真理和人格尊严的表现，可歌可泣。而他此番尊严而从容地远行，同样值得我们敬重。因晚期肺癌住院的他，半年来每天早起要认真梳头，穿戴得整整齐齐。有时久倚枕间睡，坐起时发现头发压乱了，他会拿起梳子重新打理。
理性对待死亡
重病中的先生曾对我们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唯精神’者，可是现在的状态，成为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了，因此我很痛苦。”然而他把这个痛苦埋藏得很深。最近两三个礼拜，他常常是醒来片刻，与探望者喃喃说几句，又昏迷过去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短暂的苏醒时刻，他也不乏幽默感。学生钱文忠来到病榻前，问道：“你还认识我吗？”他嘴里的字一个一个吐出来：“你是忠—文—钱。”北大教授吴小如与他阔别多年，来看他时问还认识吗？他反问：“你不是俞平伯的弟子吗？”有一次他发现姐姐向隅而泣，劝慰道：“我不希望你为我哭。人总有这一天，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死亡。”
筹建王元化学馆
缠绵病榻的元化先生，一直关心着国际国内的时政和学术问题。每天去陪伴的华东师大研究员吴洪森告诉记者说，年初，先生在病榻上同旅美华人学者林毓生，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问题进行了两次对话。前天，来沪参加陆家嘴论坛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汪丁丁来，先生请他“给我说说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吧。”
元化先生早就把他的所有手稿、信件、日记、笔记等，分别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最近，有关部门同意筹建“王元化学馆”，将把上述文物送去陈列。王元化是华东师大特聘教授，学馆就设在校园丽娃河畔的“红楼”。筹建这个学馆的许多工作，就在他的病榻旁完成。先生反复告诉大家，这个学馆不要搞成纯粹纪念性质的，而要切实办成一个人文研究基地，完成他的未竟课题。
哪些是元化先生的未竟课题呢？他晚年谈得较多的学术问题，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的继承问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点以及京剧与传统文化等等。
有关文化的遗言
他在病榻上的娱乐，是打开央视十一频道看京剧节目。有一天，我偶得苏少卿弟子、南京82岁老作家俞律学唱的汪谭两派戏录音，送到他耳旁播送，他忽然睁大了眼睛，如闻空谷足音，连称“好，好，告诉电视台，赶快抢救。”他在病中，耳提面命地指导我完成了《京剧丛谈百年录》增订本的编著工作。在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之前，又把我叫去，命我补入他2007年出版的《清园谈戏录》中的三篇文章，叮咛道：其中附在论伍子胥文章后面的《辨儒法》一文，看上去同京剧的话题无关，实有深意在焉。此话似曾相识。他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京剧系列散文后，对我说，看上去是谈京剧，实际上说的整个文化问题，信然。
正道直行的王老走完了人生道路。请安息吧。中国的学人将以您为楷模，“为学不作媚时语”，永远捍卫文化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