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个意思是我最近重新翻阅了一下《李慎之文选》和《纪念李慎之》两书之后想到的。因为在重读他1999年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节独语》那篇雄文后，我仍如九年前那样感到强烈震撼，似乎文章是昨天写就的。他在文中指出的种种时弊，不但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尤为变本加厉。

他讲到1999年的建国五十年大庆时写到，“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尽头，但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

对比一下今年的所谓的“奥运盛世”，其规模较之那次盛典更为盛大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不但大事兴建必要的体育场馆，城区街道的店铺也油饰得焕然一新。甚至有人还要颁法禁止乞丐当街行乞，以免有伤国家脸面。

当然整顿市容，维护体面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切是否做得太过头了？即以“圣火传递”来说，“圣火”本来就叫火炬，到了我们这里就神圣化了。在历次的奥运中，火炬传送的人数之多，行程之远，经过国家之多，时间延续之长，应该说中国这次举办，上述各项都首屈一指，拔得头筹，以致在遭到英法等国“捣乱”和抵制之后，连一向大力支持我们的奥运主席罗格也表示，火炬传递原不必搞得如此过火（大意）。

再有，邀请各国元首出席开幕式，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来或不来，“悉听准便”。但是中国一些人却总有一种大国心态，对此非常在意，以有“万国来朝”为荣，拒来则十分失望，甚至怀恨在心。其实这些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而影响国际关系，尤为不智。

我国人这种大国心态和虚骄之气，可说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刚一入新世纪时，就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后又叫嚷“大国崛起”，这种宣传的效果，正如李慎之所说，“以搞大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顾其后果，只能事与愿违”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张的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夸耀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尚书》上说，‘满招损，谦招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非常危险的。”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最近又借口藏独与人权问题，抵制北京奥运会，当然这完全不排除出自他们敌视中国，围堵中国的图谋，但我们自己反躬自问，国人的虚骄自大，打肿脸充胖子，以至于树大招风，务虚名而受实祸，是否也应该自行检讨、改正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飞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国民总收入如果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离一个富强大国尚远，是在还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正如李慎之说的，世界上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制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建筑3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技术发展已经到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搞了一百年。

李慎之在讲到建国五十周年那次大庆时还写道，“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但，紧接着他又说，“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遮盖了，埋藏了，这种做法，人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可说早已司空见惯，其目的除去为了“鼓舞士气”（实际上是满足人们虚荣自大心理），更主要是为了“权力者重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

今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活动中，我们又看到不少媒体对那位无端带上“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桂冠的领导人的歌功颂德，高声颂扬他的“丰功伟绩”。但尽人皆知的事实，正如李慎之所说，“‘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够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骗人的空话而已。”

最近中共第二号人物又重申邓小平的告诫：我们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资产阶级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云云。然而，今年3月20日台湾大选，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获胜，实现了正当轮替，被誉为宪政民主的伟大胜利。台湾和大了不是一个中国吗？台湾可以实行三权分立（按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五权分立，但主要的还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而为什么大陆却万万不可呢。台湾在12年前，1996年就已经实现了“总统选举”，但大陆至今连乡镇一级政权的选举还没有开始。

李慎之还在文章中提问到，既然邓小平在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己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是恩格斯的主张啊！

去年谢韬在《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命运》一文，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引发了理论界人士的热烈讨论，可惜的是中共领导人依然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从上面引述李慎之言论中可以看到，他本着“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和道德勇气，观察分析问题是何等深刻、透彻，指摘时弊是何等的一针见血，下笔千钧，力透纸背，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此，即以我五年前《又为斯民哭健儿》一文结尾所写的“更好地向李慎之学习，义无反顾地把他卸下的重担挑起来，继续前行吧！”作为对他逝世五周年的纪念。

说“北京奥运是照妖镜”，它照出了什么妖魔？

首先让我们看见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一个号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党国，实际上一遇危机，其“轴心思维”仍然在坚持极权意识形态，分明一个“盛世其外腐败其内”的假改革怪胎。

“改革前”的中国是什么状态？是极度压制共生的文革状态。文革除了以极度的“个人崇拜”压抑国内共生态，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极力以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西方文化，抵制全球人类共生态，让中西关系高度紧张。比如，1972年，中国政府一面邀请意大利着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来拍摄纪录片《中国》，一面对自己请来的客人极力限制，强迫其放弃近半年的拍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事后，虽然国际上纷纷赞扬纪录片《中国》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但中共却以《中国》不符合文革主流观点而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猛烈批判。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由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系列评论，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今日“北京奥运”与此极为相似，北京政府极力邀请世界着名艺术家担任“北京奥运”顾问，但当一些“北京奥运洋顾问”超越中国政府的期望，对中国政府一些违反奥运精神的行为提出质疑、批评与建议时，立即遭到了中国政府连篇累牍的大批判。如美国好莱坞着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本来接受了北京奥组委艺术顾问的聘书，却因一些希望北京改进国际关系的意见而遭歧视，不得不辞去“北京奥组委艺术顾问”。随后更是借“拉萨3、14”事件、“奥运火炬巴黎传递”风波等组织了文革式大批判：不仅在主流喉舌媒体上天天动员全民批判“西方反华势力”，而且组织了新浪网上五百万人签名保卫奥运圣火传递和全国消费者抵制法国货的“家乐福事件”……大有模仿慈禧太后导演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之势。

从2008年3月到5月，反击西方对“北京奥运”批评的文革式大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天暂停，没有一点降温的迹象！

“五环奥运”变为“一环奥运”

以反奥运精神举办“北京奥运”，将共生的“五环奥运”变为专制的“一环奥运”，是“北京奥运照妖镜”又照出的一个妖魔。

什么是奥运精神？全人类协作共生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这在“奥运宣言”等一系列奥运传统中清清楚楚——早在一百一十六年前，1892年11月25日，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在巴黎提出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就希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打破种族、民族及国家的界线，以团结、和平、友谊与进步为宗旨，超越政治、国家、宗教、文化、行业的界限，甚至超越时空的界限；其名言是“体育就是和平”，“参加比取胜更重要”；1913年根据顾拜旦的构思设计制作“奥运五环会徽”，体现的也是以五色共生，象征五大洲和谐——蓝色象征欧洲，黑色象征非洲，红色象征美洲（北美及中、南美洲），黄色象征亚洲，绿色象征大洋洲。

然而中国政府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时，却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西方文化，将展示和炫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主办“北京奥运”的宗旨，企图以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替代五环五大洲——纵然极力邀请许多国家政要来参加，其实只是让人家来赞扬自己，并非让“夷人”来平等合力，共同举办。

证据随手可得——

请看，新浪网将奥运精神的共生宗旨曲解为“永不服输”的抗争——其2004年开展的“我与奥运征文”中，有一篇题为《奥运精神 就是永不服输！》（2004年8月29日 21:52 新浪体育）的范文说：“什么是奥运精神？奥运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不断追求，就是人类在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永不服输的精神风貌！”

请看，2007年10月5日一篇奥运征文说“维护北京的精神风貌，迎造一个具有中华底蕴的奥运盛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是在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将“五环奥运”变为“一环奥运”！

不要以为这些征文只是作者的自由思想，其实都是在代圣贤立言。这只要看看党国领导人关于奥运的公开宣传就可明了——

2007年10月1日，新华社电讯报道：“胡锦涛强调，举办奥运会，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企盼，是全国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奥运会办好，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从这一权威论述中可见，尽管中国政府常常批评西方反华势力将“北京奥运”政治化，但其实，中国政府是将“北京奥运”政治化的始作俑者和坚守者。胡锦涛强调的以“北京奥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难道是体育不是政治？难道不是民族主义？

明白了“北京奥运”其实是“假改革怪胎”和“一环奥运”，就不难理解，何以明知花费巨资在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城市搞“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只是一种土地主炫耀家财的浪费行为，却偏要将浪费与劳民伤财进行到底，甚至不惜激化“恐怖主义”。

明白了“北京奥运”其实是“假改革怪胎”和“一环奥运”，我们就会像真正明白了文革一样，虽然痛惜“北京奥运”给民众带来了诸多恐怖，但想到只有文革才能带来改革，我们实际是应当欢呼文革——由此类推，知道只有“北京奥运”才能警示“假和谐”带来真恐怖，由此可望有一个“假和谐”变真共生的社会巨变加速到来。

从这一角度，我要真心诚意感谢“北京奥运”！它必将孕育奇迹！一如奥运史上多次出现奥运奇观！

——摘自崔健摇滚乐《混子》

其实，理想间的斗争仍然存在着，一直燃烧着。尽管你可以装着完全不问世事，像个俗人那样咀嚼自己的衣食住行玩，或者像个高人那样清高得不沾世事的半点水，但是整个时代背景明明就在这里，只要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眼睛、耳朵、头脑不去接触，那么理想间的斗争就会永存下去。即使暂时封存了一些，但某个着火点随时都有使你重新燃烧的可能。

在这个国家，人民看不到CNN。即使常听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的人，也容易遭人唾骂“脑子进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就曾这样劝戒过我。当初，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我在节目里愤怒抗议，这抗议的结果之一，就是我被骂成是傻逼。偶尔会收到曾经熟悉相处的同龄人的电邮，看到这批人冒着风险发来的赞贺，那都是身处底层的声音。这般的分裂，在大一统的舆论一律的时代里，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

近日，你和我都已看到，300万人网上签名抵制CNN，其理由是“不实报道”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感情。一位网民是这样感叹的：“这关系到十四亿中国人的面子。”一个网上游戏正在热传，CNN节目主持人被放在几个小圈里，一会儿冒出一个头，让你去砸。砸一下就是一句“打你个小人头”，再砸一下就是“打你个暴徒”，砸到最后，那最后一颗流着眼泪的人头会说：“我错了。”国人真是懂得自我安慰，非但把西方媒体与一群反抗的西藏人当作同一类，更是仿效文革的批斗运动。从头至尾，这游戏不曾见到那屡屡冒出的“人头”有过怎样的辩解。先前，各国都在呼吁中国允许各国记者采访真相，现在中国自己拿出镜头，无论哪个电台、哪家报纸、哪个网站，都谈开了，那舆论的主旋律是：西藏事件的性质是打砸抢烧，目的是分裂祖国，达赖是分裂势力，境外势力偏袒达赖，其作案手法是借奥运之机，以人权为借口，破坏中国稳定，破坏中国政局，挤压中国。

紧接着，一向不敢碰此类敏感问题的国人，展开了行动，签名运动仅是其中一项，还有出版书籍、制作VCD和网站。央视一方面不断批判西方针对奥运、西藏的攻击，一方面又展示当局对于西藏的不懈努力，过多极少谈的，现在专门谈了。地方法院甚至进行了法庭宣判，对暴徒施以刑法惩处。网上看到一幅图片，一位僧人微笑满面，向解放军献哈达，这是要宣示当局是“伟光正”的。有网民更酷，要起诉CNN。中国人使用得最多的电子信箱估计就是163.com了，打开信箱，网站就会提醒你：抵制CNN的网上签名人数已达X百万。所有被过滤的网友留言，一律显示着群情激愤，那“中国式的团结”又是很久未见了，一个个都是那么兴奋。这样的冲击波，估计只有日本欲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席位之时才有此规模。又是一次“中国可以说不”，又是一次民族主义的盛世。

家乐福的销量已经严重下滑，国人抵制得颇有效率，似乎只要你敢买家乐福里面的东西，你就是背叛祖国。网民说：我们不但要抵制CNN，还要抵制美国之音、BBC，抵制一切以中国为敌的西方媒体。法国成为冤大头，逼得中法两国又要重申协议：台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奥运只是奥运，是纯洁的奥运，与政治无关，等等。无人看见达赖的声明，他没有赞成西藏独立，寻求的是高度自治，保护的是西藏文化，那是为道、为信仰而做的努力。一个共产党员对我说：“西藏人真是让人搞不懂，达赖走的脚印，都要去亲吻，就像看见宝一样地珍惜。”我说：“你当然搞不懂，这种感觉比你被开除党籍还要痛苦。”有人最近不愿意上网，顶多打打电子游戏，不想去接触这种事。市面上的传言颇多，传到最后，越传越玄，玄到了“战争”、“内战”，但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抵制吧，抵制吧”，人们都在说。声音大都是年轻人传出来的，主要是80后，是我们这代人。23岁的清华学子接受央视采访，以他的形象向世界展示新一代的大陆人在想什么。他们懂网络技术，懂当代传播，大家凑钱来抵制。有个网民是这样说的：“要彻底断绝这些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市场。”真是奇了怪啦，我还没听说西方媒体在中国有何具体利益，何来“市场”？倒是网络被封锁，上境外网站还要用破网软件，电台经常被骚扰，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天天禁这个、禁那个，有时甚至连国外动画片在什么时段播放也要作出行政命令。让世界了解中国难，让中国了解世界更难。但许多学者不这样讲。手里有本书，一篇标明《抗衡西方意识形态之战》的文章说，西方媒体总是在利用自己的传播优势，在国际上打压中国，围困中国。这“中国”二字，经常是中共、中国政府的代名词。

习惯了在同一种声音中生活，习惯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连娱乐主打也是“同一首歌”。这一个“同”一个“一”，都是“共”的意思。这里的人民何时才能得以享有多元化的声音？中国说：西方媒体在执行双重标准。西方也说：网民抗议在执行双重标准。就是说，对你们就必须这样，但对我们就不能这样。譬如，你有问题，我要骂你，我要批判你，但我有问题，你如果胆敢骂我、批判我，那么我就说你是干涉内政，“关你什么事儿”，你不知道真相，真相在我这里，我就要抵制你、报复你。有胆量的话，倒不如电视公审吧，看看这些“暴徒”究竟都干了什么，都要表达什么。倒不如让达赖与胡锦涛来对谈问题吧，有什么谈不拢的？倘若两者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而网民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非要偏执着走，那么就让媒体来作为平台，做一场真资格的辩论吧。别害怕持不同政见，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见还不一样呢，你和我的政见还不一样呢，为什么非要只听一种声音？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又到中国大陆来了，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要马上拜访胡锦涛，而副主席江丙坤更是在4月27日就到东莞谈台商问题去了。为什么他们可以和大陆领导人谈事情，而达赖就不行。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的手下跟我的手下打起来了，究竟是误会还是另有隐情，作为大哥，我们坐在桌子上，敞开天窗说亮话，把事情谈清楚，难道不可以吗？你说，你与我的关系是上与下的关系，是君与臣的关系，是天朝上国与区区一方的关系，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就像康熙当年之于台湾，之于葛尔丹，是这种关系。那要怎样才可以谈呢？难道真要国与国来谈？或者找个够资格的中间人，譬如联合国？你以为在你眼中的被统治者都是来要挟你的吗？这难道不应该是你的任内之事？平息任何事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武，不打仗，大家关起门来吵个天翻地覆都可以，只要不以人民的牺牲损失为代价就行。

央视报道说，此
次西藏有着2.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为了避免此后更大的损失，就必须展开谈判。不管任何媒体的报道是否失实，不管任何人都在琢磨什么，总而言之，达赖就是焦点人物。他有话说，而事实上他也的确说了很多话，一直在努力地说话，可是他的话被消音、屏蔽。西藏的问题，是自治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问题，是必须饶开“统一独立”才谈得下来的问题。大家习惯了大一统，习惯了被政府所组织，习惯了受到控制，习惯了个体丧失独立空间的生活，所以一谈自治就是独立，就是分裂祖国，就是卖国、窃国、背叛祖国，就是《刑法》重罪。整个意识还是希望政治集权，也就是一切都由最高权力来支配，权力即是一切。这样的后果就是，人人被制度所捆绑，不得自由与独立。这完全是把无数本来不相等的概念串到一起，以为自己真的在维护祖国统一。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不是这样的，在今日，连村民自治尚且困难之极，这就很好地诠释了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

不用说西藏，就说任何一个省当中的任何一个村，真的能够做到自己治理自己吗？土地是集体的，企业来了，要卖土地了，还没等村民表决，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就代表了民意，签字授权了。你不同意，你反抗，就抓你、恐吓你，甚至没有你的征地款。这是自治吗？问问《南方周末》，他们一天到晚要接多少次这样的电话？你说你是被民选的，结果你的上面还有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上面还有党委，请问，你的治权角色能够大过政权角色吗？中国的政与治，向来是以“政”治“治”，甚至以“政”制“治”。你怎么自治？其结果就是，你的治权跟政权混合在一起，说到底还是由最高权力来说话。你们了解美国联邦制度吗？了解NGO吗？了解香港的公民社会吗？在那里面寻找什么是自治吧。香港人说，我们有自由，可是没有民主。不用看别的什么，就看电影《黑社会2：以和为贵》，你一定听得懂现在的香港人要表达什么，他们在向北京政权喊话。拜托，让香港人民自己票选特首吧，他们也想自治，真正的“港人治港”。

这就是理想间的斗争。50年以后，人们可能已经不需要去愤怒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生活了，就像今天最底层的摇滚乐，在那50年以后可能完全没有了市场，因为那时的人们很快乐，很自由。可是，现在，你快乐吗？你自由吗？当你心目中的耶稣突然被宣判为“全民公敌”，你捧着《圣经》还觉得舒坦吗？当你辛苦建造的观世音菩萨塑像被砸烂，望着一片破碎的石头，你还觉得轻松吗？当你的那个被你当作“母亲”的祖国，突然有一天，把你对她最深沉的热爱转化成判你三五几年，这时真正生下你、养育你的母亲为你送牢饭，你究竟要为哪个母亲哭泣？如果你真的是一流的民族主义者，你应该看得到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危机，贫困、灾难、钳制、专政，表面的崛起是一张物质诱惑的网，它迷惑了你的眼睛，沉醉了你的灵魂，可是，你分明懂得让民族强大的最切实之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幸福，拥有权利，追逐自由。

以上两种力量催生了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既符合中国不伦不类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宣泄民怨的企图，尽管后者非常有风险，比如可能引发出社会骚乱。按毛时代的话语来说，无法排除有人“试图扭转阶级斗争大方向”。对于Tibet issue,美国人远比法国人走得更远，并且法国的路易威登作为家乐福的最大股东对Dalai的资金支持并不等同于支持独立。否则，就无法解说达赖的“4﹒24声明”，更不能给出中国中央政府公开表态同Dalai谈判的真实理由，还有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努力说服美国不要给Dalai鼓劲的战略考量。

美国人把Tibet issue等同于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政治规划，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公开化，如芒罗等人着的《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即是如此。到目前，台湾问题几乎是全面变暖，香港问题虽有普选压力但未形成“港独”潜因，美国鹰派的快捷硬牌只剩了Tibet issue这一张。在此情状之下，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仅仅因为奥运火炬的小摩擦而连上“弱相关”的家乐福，确实是捏软柿子的无耻之举。当然，我作为民间自由人士不希望出现反美浪潮，只是说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正和中共权力机制内部的某种力量相勾结，试图发起一场针对国际资本的“人民战争”。

随着国际油价与粮价的上挺，这种战争趋势还会加剧，国际资本在中国已经面临晚秋季节。出现如此趋势并非反常，因为中国语境中的“利用”一次的本质就是不正当的使用即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尽管“外资”曾经取代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混合时代的“红帽子”而拥有种种经济特权。如果一定要为“利用外资”找到政治含义接近的国际政治术语，那么非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性接触”莫属。

由家乐福事件开始，国际资本在中国实际上已经遭遇了政治危机。

经济民族主义看似浅薄，实际上有着它的内在机理，质而论之，它是中国内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表现之一种。今后，中国国内的合法性危机还会以更多的方式传到到国际社会，比如土地制度的深层矛盾与粮食进出口相纠缠，又比如教育制度的深层矛盾与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凡此等等。

家乐福事件作为国内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在更具体的细节上是管制危机。比如，当事件几乎被我忽略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情治官员非常客气地电话询问我的态度，是否参与其中，以及所持的态度，发表了什么样的相关文章。家乐福事件也大大冲击了下一代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位在南京上大学的晚辈，五一放假后到我书房来请教对事件的看法，并表达了他的迷茫之思。他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要帮校方劝阻要求上街的学生，而他的外教老师则质问他及其他学生为什么不以抗议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反倒是热心参与自己并不了解就里的抵制运动。合法性危机在教育方面表现的更多，是分析家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我的那位晚辈告诉我，离南京不算远的合肥竟然发生了抗议学生错烧国旗的“笑话”——孩子们误把俄罗斯的国旗当成了法国国旗给烧掉了，所幸没有导致俄罗斯的外交交涉。

整个世界随着全球化暨信息化的程度加深，需要不同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进行互溶性交流，而经济民族主义即国内的合法性危机恰恰成了互溶性交流的巨大障碍。在比较文明史观下，中西文化的源头性差异并不大。沿用通过故事发现道理的方式，我们通过阅读我们的历史经典如《史记》，能够轻松地找到与西方古代经典《圣经》中的圣灵感孕、死人复活等具有重大文明寓意相对称的故事细节。更一般地说，神化文化祖先实际上在中西古代文明中是同样存在的现象，《圣经》中的摩西与《史记》中的后稷，几乎就是“一个人”。前者被丢弃在氺中未死，终于成为一个民族的半人半神的始祖；后者被生母作为不祥之物扔在冰面上而未死，终于成为传说中周族的农业文明始祖。

对比细节，我们往往能够找到中西方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仅在历史影响文学方面看，《史记》关于商纣王要看王叔比干的心是否有七窍的记载，被小说家改编为纣妃妲己用比干的心当药引的故事，是为《封神演义》的经典情节；同样，《圣经》关于希律王在继女的请求下砍了传道人约翰的头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乔卡南的头》，这出戏剧是英国唯美主义剧作家王尔德的代表作。在精英行为影响文明性格方面来看，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即遗世独立的风格，为基督教的隐修主义提供了历史资源；在中国，清流主义即“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独立文人精神实际上是接续了中国先秦典籍《诗经》的批判精神。简言之，西方初期的犬儒主义正与中国《诗经》的批判精神相映照。

时当《论语》被不断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之际，通俗历史作家中有几个人注意过我们文明的真正经典《诗经》呢？古代的诗篇在各大文明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希腊文明的英雄史诗与希伯来文明的情爱雅歌是他们各自文明的绵绵不绝的营养源，而我们今天不仅遗弃了我们文明的史诗《诗经》，而且就连诗人都混到靠当众脱裤子赚眼球的地步。

要说我们在误读了自己的历史的同时，没有误读世界，谁信呢！

为了摸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的群体真相（胡平语）”，从2005年冬季开始，我先后奔走过以下乡镇、山村和城市：

云南省昆明市及禄劝县境内的撒营盘镇——则黑乡——向金沙江倾斜的打车村——夏天穿棉袄的马鹿塘乡——环形山脚底的撒戈铲村——世外桃源般的大住基村——正在进行圣餐仪式的德嘎村——作为西南神学院遗址的撒老乌村——禄劝县城——大理古城附近沦为废墟的凤阳邑——丽江郊区——作为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极其闭塞肮脏的剑川县——西双版纳境内的普文农场——景洪市郊的曼喃村——武定县境内的高桥乡下长冲村——黑灯瞎火的田心乡发块村——元谋县城——能禹镇——苴林乡。

《霸王别姬》电影编剧芦苇曾建议，开篇即展示一张错综复杂的寻访路线图，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可待我找出云南省地图，眼巴巴地瞪半晌，不少地名竟然没标！唉，手边条件受限，请专业绘图又得耗费不少时间，这一缺憾只得留待将来弥补。

在这项记忆抢救工程进行当中，我的朋友康正果、胡平、一平、陈迈平、苏晓康、廖天琪等人均来信鞭策，遥寄厚望。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今年中秋，我最初的访谈物件、因信仰上帝而被划为地主的张应荣长老，就已在家中溘然而逝，享年85岁。

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1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我坐在这儿，坐在父亲生前曾坐过的桌子旁，写着字，像身为中学教员的他在批改作业。我绞尽脑汁回忆，这5年来干了些什么。成百上千的生活细节早已含糊，剩下的大致线索是：送父亲进火葬场，与家人一道四处寻找公墓，最终却鬼使神差，按盐亭县境内风水权威罗天王的掐算，将老人家的骨灰回归故里，和地主爷爷住一块。随后——我应邀参加作家王力雄发起的“为阿安扎西活佛冤案寻求司法公正”的呼吁签名，被传讯抄家。再随后——患难与共的妻子宋玉因无法排解的不安全感，提出离婚。再随后——事物发展就捎带了戏剧性，某一天，逃离精神病院的法轮功信徒陈氏上小区7楼来敲门塞传单，我一时手痒，让进屋做个采访，稀里胡涂就种下祸根。凑巧的是，便衣警察如大片乌鸦降临敝舍的那个黄昏，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也在北京家中落网，知识界顿时风声鹤唳，连叫痛风害得下不了楼的王胖子怡，也丢开刚写完战斗檄文《冷兵器时代的政治》的笔，拔腿就避风头去。我的身板比他结实，自然在擂门的咚咚响中，从7楼翻窗上平台，因过分做贼心虚，险些失脚摔成肉饼。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白白奔逃上千公里，却在某某火车站被以逸待劳的我党逮个正着——还和逮刘晓波等人的我党不属一个部门！再随后——凄凉四顾，荒唐荒诞，持续数年的“与无赖政权拼热血沸腾”的人生观被彻底解构，无家可归又一把年纪的我，干脆破罐子破摔，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同形形色色背景不明的家伙为伍,还协助湖北奇女子金琴，造出在江湖上以地下即兴音乐闻名的“丽江38号”。由于要糊口，还要满足一个文字证人重现历史的本能，我的《中国冤案录》采写一直没断，因此有缘结识堪称“冤案线人”的基督徒孙医生。再随后——就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

现在，《最后的地主》马上收尾，再随后——是下一本《中国冤案录》，这在我目前的能力掌控范围内。可这当中还要发生何种变量呢？不知道。我父亲，乃至我爷爷活着时，我还比较青春，精力充沛，具有远大的文学抱负，我清清楚楚知道他们是地主父子，经历过解放、土改，以及毛时代的所有政治运动；我还知道他们的同辈人也跟他们一样，如果那时我要写和《最后的地主》类似的书，想必是容易的，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口述，至少地主及贫农多如牛毛。可我，的确没有了解他们的冲动；即使根根底底都了解，恐怕也没有写出来的冲动；即使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公诸于世的冲动。那时我同现今走红的作家们一样，热衷于纯文学，暗恋着诺贝尔文学奖，觉得诗歌和小说都贵在提炼，贵在升华，贵在把民族、人类、宇宙的内核，用悲剧抑或荒诞剧之箭，三点一线地射穿过去。最土也是最洋，最民族也是最世界，号称20世纪现代派文学三大巨头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就是现成的榜样！那么最惨最不开窍的卖文者（连作家都谈不上），就属于我目前这种，不提炼不升华，不人类不宇宙，上不了高雅或主流殿堂的台面。几年前，曾有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对我说：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极好的素材，想不想让我将它们写成小说？

我咧嘴笑笑，不置可否。因为在将近20年前，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而不觉得脑子进水。谁料到后来有六四，我会坐牢？谁料到出狱至今的日子这么没头没脑，没白没黑，没羞没埽萌宋薹ㄌ崃兑参薹ㄉ？鬃釉唬何０畈痪樱野畈蝗搿＜热灰丫诼野睿釉谖０睿椭挥凶咭徊娇匆徊剑右淮κ且淮Α０司拍旰钏溃С背跗穑兴氲揭梗亢罄淳涂沽耍ρ炕褂心阕雒味济幌氲降木写裕吧?0万人，换20年的稳定”，老百姓的血不如水，不如尿，咋样？

土改时杀地主，也是抱着稳定江山的理想，所以杀戒一开，果真有至少两百多万颗人头落地。暴力革命之树植根于人心，借助一次次运动的狂风骤雨朝上疯长，直至六四。一代代杀人者，统治技巧千变万化，为江山稳定而杀人的传承却不允许变——这是中国文化吗？这是中国传统吗？中国人已经忘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话吗？

的确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甚至绝大多数文化人，只要能暂时忘忧地活着，有奶便是娘就包括全部内容。所以《最后的地主》肯定不合时宜。刚才我已经简述了5年来的遭遇：父死，妻离，抄家，归葬，逃跑，凄惶，流浪，厮混，吹箫，卖艺，寻访，写作。其中只有吹箫和写作是我愿意干的，而其它都是命运强加在头上的。我心存畏惧，不敢妄论如此的安排公不公平，因为事实证明，过去、现在和未来，种种疑惑和折腾均无济于事，过后还不是丑角一般乖乖接受？

但是《最后的地主》圆满完成，不是由正统行业殿堂内的权威学者、记者抑或作家，而是由我这么一个不懂行规、不知深浅的野家伙来完成，多少有点错位，甚至滑稽。也许，这又属于上苍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

不可能成为可能，没动机成为望外的动机，我的指尖蓦然起了一阵暖意。我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这难道不是上苍付给的酬劳？
老母聒噪地健在，并存有主宰儿子私生活的不老心；我反抗无效，身心却徒然茁壮，越发迷人起来，这难道不是上苍格外的恩宠？那么，此前我骤然遭遇接二连三的变故是？

谜底似乎有了，可说不出。那么，就把我和《最后的地主》捆绑一体，交给上苍，交给冥冥中永远年轻的读者吧。从今后我不去琢磨人的死和不死，尽管天天都有人在死去活来；书的朽和不朽，尽管文化垃圾已泛滥成灾。

2007年11月21日，星期三，成都白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