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粹主义与毛泽东

最近,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带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热潮,一时间把右派们吓坏了,断然进行反扑。低档的反扑重复经济至上论,让人们干本职工作,为精英们多创财富;高等的反扑如猛批民粹主义,把爱国等同于民粹主义,把民粹主义等同毛泽东,猛泼脏水。对低档的反扑以有许多热评,而这种高等的反扑,却少见批判的声音,所以,值得为民粹主义写点什么,以正视听。

一、历史中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定义是不好下的,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因为民粹主义表现随时间和国家不同而变化。

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向北美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激进运动。它主要表达了美国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农场主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的怀疑。

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启发,先反映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后来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它的中心思想是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拉美一些国家,民粹主义表现为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

非洲坦桑尼亚追求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小规模发展战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方学者对工联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研究也很少和民粹主义联系起来,而在笔者看来,工联主义和民主政治也有民粹主义成份。

西化主流学者们很少讲中国的民粹主义,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墨子、孟子等都是提倡民本的民粹主义最早的理论家,历代农民起义(包括义和团)的灵魂都是民粹主义,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也。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能说没有民粹主义成份。

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旧民粹主义是一种国与民统一、国家以民为本、一切以民为出发点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反精英、反资本(现代化)的有进步意义的意识形态。

二、民粹主义的提升因为中国有最深厚的民粹主义理论和实践基础,所以,中国民粹主义升华的可能性最大,他们将从毛泽东思想里找出新鲜血液。国外许多学者提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观点,认为毛泽东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式的信仰和冲动;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等混合物;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民粹主义者。这种观点虽然偏激和片面(因为毛泽东不是民粹主义者),但毛泽东将被动成为中国及世界的新民粹主义旗帜是完全可能的。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提升基本含义是它的强烈的人民化(平民化)倾向,即强调人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过度的精英主义,力主不断削弱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及文化革命中有暗含了的民粹主义新政治学视野内容:到了毛泽东这里,政治学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为人民服务、群众运动,都不是阶级概念,而是民本概念。必须指出,毛泽东的政党思想和列宁主义是相当接近的,他非常赞同列宁的集中层面论述,但他比列宁更加注意了对集中层面的制约。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很早他就防范党的变质问题。夺取政权前他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警告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

在建国后,由于种种历史性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共常委中分管军事,主要精力用于朝鲜战争,无时间祥细考虑制度问题,加上美国的敌视新中国政策,结果中国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照猫画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一个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国家。在政治上废除了供给制,建立严格的二十多层等级分配制;在经济上建立起僵化的缺少弹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文化上基本没动,和旧中国差不多;在军队,废除了官兵一致法宝,建立军衔制等等。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问题,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不行的,非常不满意特权制度。一九五六年,他退居二线后思考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新道路问题。他的新道路思路是:一方面坚决不走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搞斯大林那一套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独立创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在政治层面,毛泽东开始高度重视民主问题,重视党的官僚化问题,他认为共产党不受人民监督是不行的。他想出的最早办法是整风,为此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发动党外群众给各级官员提意见,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减少党的特权化、官僚化问题,并力求强化人民群众政治意识,但是他没有成功,由于党内特权阶层基本形成,结果是给党的整凤变成了反右运动,变成了给群众的整风,官僚特权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此时的毛泽东心态如何,很难说好。

在经济层面,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等文章,主张辩证地灵活地运用计划经济概念,缓和了僵化的一面,毛泽东还力求采取大跃进的跳跃性发展解决落后问题,并制定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还重视先集体化、国营化,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积极支持人民公社和人海战术,等等,总之,他初步完成了整体经济学思想,即全国及世界一盘棋,经济问题要和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相联系的思想。政治挂帅、政治是经济的生命线的提出,划清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界线。

在文化层面,他提出思想领先,强调爱国意识,注重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培养,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旧红学等,反对封资修文化,宣传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新文化,大规模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等。

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日益表现出对党内特权官僚化,变修变质腐化堕落的不满,并把问题上升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尖锐地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时的他对党内官僚还抱有期待,依然希望用教育为主的和平方式解决党的脱离人民与群众对立问题。他废除军衔制、要求干部参加劳动、进行中苏论战、降低高干工资、学雷锋、推动样板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发生了官僚集团挑战他本人的状况,官僚和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央的复辟随时会发生。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迫不得已,采用了非正常的、非和平的、自下而上的揭露黑暗面办法,发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用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方式解决党的问题,并以解决党内走资派为重点(不是以解决官僚为重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曾一度想用巴黎公社方式彻底解决问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行群众专政。值得注意的是,当群众发动起来后,由于走资派的不确定性,使斗争的重点变成反官僚特权斗争,这样,迫使党内多数派官僚派联合走资派反对文革,中国出现了内战危险。后来,不但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的毛泽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而放弃革命性方针,改为改良的方针。

实行改良的方计,需要同党内官僚派妥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种妥协,客观上必须牺牲造反派为标志的新政治力量。因此,必然要制止革命的浪潮,解散群众的组织,收回群众的武装,镇压群众领袖。所谓王、关、戚,所谓五。一六,所谓一打三反,所谓反多中心等是这一方针的体现。这一方针的出台和失控,造成了文化革命理论和思想的混乱,加强了右翼力量,大大削弱了党内左派力量,大大削弱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埋下了文革失败的种子。

在文革期间,截止到一九七六年结束,文化大革命是有得有失。

所谓得,是指我党找到了一种反修防修的有效方式,毛泽东指望七、八年来一次,积小胜为大胜,积大胜为全胜,通过量变到质变,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从表面上党的特权受到限制,新干部工资没有增加,毛泽东赋予群众的四大武器随时威胁官僚生存,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了官僚的一统天下。吐故纳新,增强了党的纯洁性,指明了共产党保持生命力的途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塞、全国学解放军等压制了党内买办势力,使自力更生方针落实到实处。样板戏领头的文艺革命走向深入,封资修文化得到压制。教育革命初见成果,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理论、批林批孔、斗私批修等,培养了许多新人。大办民兵师、压缩公检法队伍等,增加了群众专政的可能。社会风气一新,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得到传播,共产主义新人新事不断出现,等等。

所谓失,是指党内走资派和官僚派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反而更加团结,解放老干部并不能使他们转变立场。左派内伤很重,站在明处,很易遭到致命攻击。左派与群众联系基本中断,社会基础脆弱。林彪事件后,信仰发生危机,整体性革命热情急剧衰退。

毛泽东晚年希望党内团结,造反派要支持老干部工作,老干部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实际上团结以不可能,官僚与走资派阶级自为意识日趋明朗,决不甘心失败,决战终将到来。毛泽东死前虽然继续做出了努力,打击官僚和走资派,团结、争取中间派华国锋等,但无济于事。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火拼江青,为官僚与走资派复出扫清了道路。也许这种结果是历史的需要,舍此不能完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

毛泽东的遗憾在于,正当他有条件改造中共官僚制,解决群众、阶级、政党、集团、领袖辩证关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文化革命成果的时期,年纪以高并在关键时候去世,并没有达到战胜党内腐朽力量,保持党的纯洁性,建成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目的。

毛泽东的历史性悲喜剧在于,他即是开国领袖,特权制形成了官僚集团,是官僚集团的总名义头子(这一现象导致自由派的攻击借口),又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者和发动机。他的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而他却干了两件,是喜剧。文化革命的失败几乎毁灭性打击了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成功,他的两件大事都将成为负面的东西,是悲剧。毛泽东的第一件大事成功,得益于他南征北战的战友及部下,而毛泽东第二件大事的失败恰恰相佐,是遭到了旧日的战友与部下的拼死抗争。而毛泽东两件大事的结果,都源于他对老战友、老部下的一往深情。毛泽东未能区别对待,是决定性失误。既使不能率群众与官僚集团决一死战,彻底打倒,也应该让他们待遇从优、终老山林,而不能放虎归山,委以重任。也许毛泽东有更深层的考虑,他认为关键在于世界观的转变,人性是可改造的。至于谁掌权都一样,用新不如用旧,毛泽东有很深的恋旧情结和辩证思路。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通过高层政变,以毛泽东夫人江青等被逮捕,终结了毛泽东与党内特权阶级的斗争,官僚与走资派大获全胜,毛泽东的政治学被共产党抛弃。

三、民粹主义的出路然而,毛泽东政治学的前卫性决不会因假共产党抛弃而死亡,其会有各种继承人,新民粹主义就是其中的一支。从这个角度,可以把新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上全新的、更彻底的民主即直接民主;经济上的制约化、平等化和公平化;文化上的的反精英、亲大众色彩的人民大众国家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一切合法性即体现在人民大众的意志之中,而不是体现在精英的意志当中。

新民粹主义将是一种有破有立的思潮,引导的好,它将促进了专制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冲击了西方的残留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社会主义的新生。

新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变革,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根本上否定精英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民粹主义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反映了一种新兴政治行动和政治大辩论的趋势,是一面促进社会良性循环的政治旗帜。

对民粹主义的历史评价多是消极的,反映了历史精英主导的现实。右翼视民粹主义为洪水猛兽,左翼视其不合马列教条,中翼看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的确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使人们或贬或褒,总的说来是没有前途的,但随着民粹主义的提升,历史将会改写,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仇视化的今天,新民粹主义的进步性异常明显,其出路显然在于主动与新毛主义汇合,而新毛主义则积极地引导和欢迎新民粹主义的融合。那么,新民粹主义是否发展成为新人类的灯塔新毛主义一部分呢,人们将试目以待。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赵勇:当“抵制”变成“恶搞”

抵制家乐福的呼声好像喊得有一阵儿了,据说这样做就很爱国,但我却一直无动于衷。原因说来简单,我至今不知道家乐福在哪儿,自然也不可能去那里购物。我住的附近有一家小超市,跟杂货铺差不太多,我就觉得在那里买东西已足够了。为了所谓的抵制,我总不能打车转上半个北京城,假装要去家乐福买瓶酱油,然后下车做抵制状,再打车回到家门口把那瓶酱油从杂货铺里拎回来吧。我若这么做,说轻点是拧巴,说重点是有病,所以我没有抵制。

但现在看来,这种抵制有可能会串味。前几日,我打开信箱,忽然发现一封来路不明的邮件,内容如下:

“逛家乐福最新程序:1.推着最大的车,车里装满冰激凌、雪糕、速冻食品,走到热的角落,车一扔走人!2.推着最大的车,去买鲜肉。只要割半斤的,割满车。走到角落,车一扔走人!3.推着最大的车,去活鱼专柜。鱼让售货员杀干净,一个袋子装一条!走到角落,车一扔,走人。五一我就逛家乐福,咋啦?只带银行卡,不带现金,卡里金额为零最好。选选雪糕、冰激凌,装半车;杀好的鱼,选味道越腥,价格越贵,效果越佳,装半车;然后动动手,大家别怕麻烦,翻搅入味。然后推着在商场里面逛,在香水区和化妆品区逛四个小时。最后找个地方把小车一扔,走人。如果防损要求埋单,用卡输错十次密码,无法成交,走人。已咨询过律师,不违法!——简单的方式,伟大的思想!加油祖国!是中国人就要去…爱国者…请转发10次。”

读罢这个邮件,我特意上网查了查,发现半个月前就有人发了类似的帖子,可见这种声音也该算是抵制的一个声部。但细细一想,此做法与抵制又很不相同。抵制的美学特征是庄严而神圣,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抵制者打着红旗,顶着红心,喊着红色口号,情绪很激动,表情很严肃。抵制者一血脉贲张,观看者便肃然起敬。而家乐福里的众员工见到这阵势,也该是或起义或投诚,要不就是自惭形秽,掩面而逃。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你那种庄严和神圣就没有力量。当然,话说回来,想象总归是想象,因为据说这样会招来警察。警察治你个扰乱秩序破坏和谐罪,你就有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之嫌。我想,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抵制者很没面子的,他们一肚子的庄严和神圣无法施展,也实在憋屈。

是不是因为心里憋屈才想到了另一种方式——恶搞,我不敢肯定。但这种方式显然无法与抵制同日而语。抵制是光明正大的,恶搞是阴谋诡计的;抵制是坦坦荡荡的,恶搞是鬼鬼祟祟的;抵制是正面强攻刺刀见红,恶搞是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以想见,当恶搞者变得做贼心虚缩头缩脑,整个成了卡尔维诺笔下那个逛超市的马科瓦尔多,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美学效果。所以,当抵制变成恶搞,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旦假想的正义之气化做了一股邪气,恐怕是会被人笑话的。

当然,我也更愿意把这种恶搞看成是一种网络行为,而不相信真会有人付之行动。网上说一些大话疯话狠话毒话,既无需多少成本,也比较安全。但假如谁要是动了真格的,那就得认真考虑一下成本问题、安全问题了。即使这些问题解决了,还应该有一个形象问题——既是美学形象,也是道德形象。发帖者说,这样做是不违法的,但我想说的是,咱丢得起那个人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焦国标:望北京今后刷刷牙再来见记者

北京政权一直是绞肉机,一直是食肉动物,执政一个甲子也没有变素一点儿。开枪杀人的时候不说了,就是在媒体面前,你瞧那新闻发言人,那张庆黎,那向巴平措,甚至包括常常握着老百姓的手哭得跟刘备过江似的温家宝总理,谈起西藏,谈起达赖喇嘛,仍然满嘴血醒气,跟老虎嘴似的。

我没见过达赖喇嘛大爷,我只是想,一个佛教徒,一个素食者,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一个可怜巴巴半个世纪回不了家的流亡者,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个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非暴力主义老人,值得你们那么满嘴喷着血腥气地说话吗?

你们在拉萨吃过人,漱漱口、刷刷牙再出来见媒体不行吗?满嘴血,牙缝子里塞着人肉丝子,就哇啦哇啦对媒体继续发狠,不怕吓着世界人民吗?当然吓是吓不着,只是人性上搁不住而已。何以见得?全球抗议奥运圣火浪潮即是明证。

看到那么多与西藏无关、与中国人权侵害无关的黄头发投身抗议,你没想过为什么?我想其中一条就是人家搁不住张庆黎先生骂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狼”。谁能搁得住啊?我就搁不住,干吗那么狠呢。

你们可能说:“你这几讲课措辞也够狠的嘛!”我告诉你,我这叫棒喝教学法。

綦彦臣:全球粮荒拷问中国农地制度

中国上世纪50年末到60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

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出现,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美国的农业政策在因应全球粮荒之时,做出了重要的保护措施:为对付石油涨价,在未来几年,美国将有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乙醇燃料生产。这个比例较目前提高两倍之多,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预期已经十分明显。

中国偏重小麦、玉米、水稻的生产,对油料一直持忽视态度,致使在全球大豆价格上扬之际,国内2007年的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了500万亩以上。同时主产区东北三省遭受了50年不遇的旱情,大豆严重减产,导致国内食用豆油价格上涨了30%之多,为本来通胀严重的经济局势再添危卵。

全球粮荒还将持续

2007年,全世界小麦主产国除美国与中国之外,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均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导致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全球综合粮价上涨了40%,高于石油价格的涨幅。在此情形下,美国农业部公布的预期数据表明2007至2008年度的小麦库存量将降到60年来的最低点,不足三亿蒲式耳(2.42亿)。

中国虽未遭受灾害影响,但由于国内粮食消费结构难以调整,在2008年也将改变粮食净出口的状况,一转为粮食纯进口。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已经引起了全球豆价的上涨,颇受国际社会关注。随着“大豆问题”为全世界所忧心,中国的粮食体制进而农地制度也成为国际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

全球粮荒必然会对国际格局、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在马来西亚,未经政府许可出口面粉被列为犯罪行为,再比如中国所需大豆的主要出口国阿根廷连续上调大豆出口关税:2007年11月底上调了7.5%(达到35%),至2008年3月中旬又上调11%(达到46%)。阿根廷经济部长已宣布,大豆出口关税追随国际豆价变动的政策将执行四年。

农地非资本化是中国农业的死结

全球粮荒的持续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中国粮荒,但是却无助于改善中国的高通胀状况。为了给中国农业体制一个战略性出口,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急切地盼当局改革农地制度。国内者如著名学者周其仁,公开表示“变革农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解决农地流转问题”;国外者如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建议大陆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开兼并,因为“土地兼并会缓慢而自发地进行,从而使比较没有效率的农民出售自己的土地后流向城市定居”。

无论周其仁还是文贯中,所力主解决的是农地非资本化问题,而私有化即农地资本化之后不只是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同时还会在另四个方向上促进农村社会的变化:其一,农地资本化后,通过比较利益出让土地得到的收益转化为农业集约化投资,如大幅度改善农田水利建设──大水漫灌式管道浇地变成喷灌、滴灌后,会节约大量的水资源。

其二,农用住宅占地面积会主动地大幅度缩小,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由于没牲畜占地,更适于建设“村庄里的都市”,使自然规模庞大的村落就地转化为农村小城镇。其三,多地地区的闲散地充分改造利用,发展为集约化果蔬生产小区。其四,农地资本化必然带来证券化,证券化必然带来全国农业人口的经济性流,如皖浙地区农民可用现金资产购买华北多地区的股权,而后迁徙定居、进行有效经营。

并且“资本化──证券化”过程还会带来地区间的农业技术交流,促进农业新品种的开发。

中国目前多地区如冀东平原,由于资本投入太低,不仅水利条件受限(复制指数低),而且土地综合利用程度也十分低,据一些个案观察:如果资本投入充足,多地区提高粮产量25%至30%是不成问题的。

中共与农民的利益有冲突

就目前状况看,中共局限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无法解决土地非资本化问题。虽然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结束、会见中外记者时引王安石:“三不足”论,但要突破“宪法与现实的阴影区”,何其难也?!大陆宪法规定农地不属于国家,是集体所有;而现实中,农村集体资产已经全部私有化(如“分队”初期的农具、牲畜作价给农户),只有土地还是以“承包”方式发给农民,形成一个准私有状况。农村土地一旦私有化,中共最基层政权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存在基础,真正的农村自治就会出现。“党从农村退出”,谁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增进农村福利,固然是可取之策,但若使农地“资本化──证券化”流程出现,市场效应代替政府补贴的结果就会出现。如此,不仅“18亿亩耕地红线”不再是问题,而且土地的农业利用率将会大大提高。初步估计,全国可调整出不少于两亿亩的耕地。其主要来源是:(1)农村小城镇化出现的住宅集中节省出来的土地;(2)闲散地块的集约利用提供的替代“农地转工”的效率。

就目前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阻力来看,并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农村中党权与家族势力结合的那部分掌权分子。因为只要土地仍在集体名下,他们就有替代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裁决的权力。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提法,不仅有周其仁、文贯中这样的纯学者来力主,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学者型官员通过实证研究,试图诱导当局作为,如农业部的资深学者丁力先生、中央农业政策顾问杜润生先生,均有所论述。但本质问题是共产党的政治利益与农民的经济利益有冲突,而没有人敢跨过农地私有化这道坎儿。

警惕第二次大饥荒

在全球粮荒效应持续传播的情况下,并且“汽车与人争粮食”的状况因石油价格(与产出极限)而无法改变,中国的粮荒隐忧也浮上水面。除非国家在短时间内压缩粮食消耗产业,如限制酿酒而保证饲料用粮,但是如此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做到,正如现在不能全面取消烟草种植而改为粮食生产一样。

中国上世纪50年末到60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尽管第二次大饥荒尚未临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不同的只可能是结构与形式。

沙叶新: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今天是五月四号,距离我发表上一篇博文《网友们,再见了!》整整一个月!

在《网友们,再见了!》里我曾写道:“最近我有非常紧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一段时间之内我不能再在我的博客中和大家见面了,不能发表我的文章了,也不能倾听大家的意见了。我真有点依依不舍……”

究竟是什么“非常紧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以致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够再在我的博客中和大家见面了”呢?

因为我生病了!

4月1号,我被查出患有胃癌,5号住院,10号开刀,24号回到家中休息调养11天,明天(5月5号)我要回到医院做化疗。

我当初之所以没说我患癌,绝对不是因为我担心让大家知道了,我会自卑,我会变成需要眷顾和同情的“弱者”,从而我会在正常、健康的群体中被疏离。不,我是怕人麻烦,怕人为我担忧。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忧心忡忡。所以当我得知患癌之后,我非常郑重地对我妻子说:“一不要对儿子说,他在美国,儿媳正在怀孕,他知道了会急死,是回来看我,还是在美国继续照顾他妻子?二不要对我弟弟说,他实在太忙,不要让他分心。三不要对我单位说,不要给单位添任何麻烦。当然也不要对任何亲朋友好说,一个都不要说!”

可是开刀之前医院方面有个例行会议,除了家属必须参加之外,单位领导也要出席。这样一来,单位知道了,再也瞒不住了。如果我还在这里继续隐瞒各位网友,就太对不起大家了。而且继续隐瞒也会引起误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比如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前官员看到我的博文《网友们,再见了!》,就非常着急地打电话来,以为我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迫于压力,才暂时告别自己的博客。我连忙解释,说是身体略有小恙,住院进行常规检查,只是没告诉她我患癌。在一些不明就里的网友中,也造成某些恐慌,以为“我进去了”。其实我是进医院去了,不是进“那里”去了。哈哈,如今我年老,又大病,进“那里”恐怕没这种荣幸了。

但即便现在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我患癌了,但能够不告诉的朋友,我也是尽量不告诉。比如我已经开刀之后的第三天,有位朋友打电话要我出席一个外地画家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的个人画展。我说不行呀,我很忙。她不信。我说,我真的很忙,不但我一个人忙,现在还有一大帮子人帮我一起在忙。她说那么紧张吗?我说是呀,已经动刀了,怎么不紧张!说得他稀里糊涂,以为我卷入了一个什么很大的纠纷,以致要动刀。

现在我已经开刀25天,情况基本稳定,我要向诸位网友详细汇报一下:1、医疗条件甚好。很好的医院,很好的病房,很好的设备,很好的医生。虽然有些药物和器械是自费,但我仍然受之有愧,真的受之有愧。我这个人只要别人对我有一点好处,或者享受超常规的待遇,我都心怀感激之情,常怀感恩之心。尤其在当今中国多数人还处在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犹如活受罪的情况下,我的医疗条件如此之好,就更使我愧疚,总想为医院或者其他病人能够做些什么,回报点什么,才心安。我把我的想法很诚恳地对护士长小苏说了,我说:“如果有那个癌症病人,情绪低落,心态反常,可以找我,我去陪他聊天,说故事,讲笑话,让他高兴起来。”小苏正巧在做“手术前的前导式心理干预与手术后监护室病人情绪变化的评估”这个研究项目,我也曾以我为例子配合过她的口头调查。她说如果哪个病人真的需要我的话,一定让我去讲故事,说笑话,为他们排忧解闷。我的这个心情也对我女儿说过,她倒有个建议,说我以后可以在我的博客上,发表我的病中日记,说说我自己如何正确对待癌症的,也可使其他病人有所启示,坚定他们抗癌的信心,这也是对社会很好的回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我会做的。

2、手术非常顺利。一共用了不到三小时。而且手术中没出血,没输血。切缘呈阴性反应,说明切除甚为干净。恢复的也非常好。开刀之后我从监护室回我自己病房的当天,我就坐在病床上记日记了。护士小王看到我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她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动过大手术的癌症病人刚从监护室出来就动笔写东西,她说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在开刀之后的一星期,我的气色逐渐好转,体能开始有所恢复,生活也可勉强自理。此时《南方都市报》记者对我的采访稿《一出未曾‘公演’已被禁的话剧》急于要发表,希望我尽快过目修改。采访稿一万多字,我强支病体,在病房里改了四天,每天三小时,等于半天在工作,虽然很累,但终于改完。妻子和女儿得知后,非常生气。我说我在病中还能为人做点事情,这对我来说是快乐,况且《南方都市报》正遭受打压,我更应该支持它,哪怕我在病中。这篇采访稿已经发表在4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整整两版,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找来一阅。

能在手术之后的一个星期,能够连续四天修改稿件,也说明我的体能恢复得还不错。护士长小苏对我说,像我这样的病人,手术之后预期所要发生的病理反应,一样也没出现,很是少见,可喜可贺。这几天在家里休息,我居然已经骑着自行车去银行取款,去“移动”给妻子买手机了……当然骑得很慢,很小心,但这毕究是很冒险的事情,给医生知道不得了,下不为例,切记切记!

3、体能和心态。其实我的身体条件并不好,我的肺活量不大,我的冠状动脉有淤癍,这次开刀时医生甚至考虑要我装临时起搏器。但我平时注意运动,打过篮球,打过乒乓,做过气功,做过按摩(敬请注意:是自我按摩,不是异性按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从1957年开始,坚持洗冷水澡。那一年正是50万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的热情被有组织、有计划、有阳谋地泼上冷水而打成右派之际,而我这个17岁刚刚进入大学的小知识分子则不知天高地厚地往自己身上泼冷水,这一泼就泼了五十年。所以体质还好,挨了这一刀,倒也能挺得过来。前年我还学了一种另类的健身方法,就是像蛋一样在地上滚,像狗一样在地上爬,效果也不错。去年去日本参加中华文化年,因受一位同行的朋友的启发,我又开始迷上健步走,每天半小时,从不间断,即便这次住进了医院,在开刀前一个半小时,我还在病房前面的走廊里健步走,感觉身心极为舒泰。较好的体能使我顺利地度过了开膛破腹这一关。

前年我在地上滚、在地上爬,去年我就开始健步走了。朋友得知,笑我,说:“你进化得倒很快嘛,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你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比从猿到人进化的还快”。我哈哈一笑。但比来比去,我以为各种健身方法,还是健步走最好,至少是最合适我。以后我要写篇文章,题目就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恢复得好,还因为我的心态极好,好得连我自己都惊异。当得知我生癌之后,我妻子暗自哭了多次,而我处之泰然,还写了一个佛教的《偈》,其中有这样几句:“此次遭劫,毫不惊慌;虽然凶险,并非膏肓。与病同体,福报回向。与医配合,定能复阳。与佛相亲,身心俱康。与己相约,沉稳坚强。”妻子问我:“叶新,你真的一点不紧张?”我说:“我紧张什么,只要主刀的医生给我开刀的时候不紧张就行了;他要是紧张,手一发抖,我就完蛋了!”妻子听了哭笑不得。记得刚住医院第三天,身上挂着动态心电器,不能使用手机,我就用病院大楼走廊上的投币电话,没打通,可是我一个一元钱硬币丢下去,落下来居然变成两个一元钱的硬币。我对护士小姐说:“怎么一元变两元了?”护士说,你就拿着吧。我说:“不行,我不想判五年徒刑。”护士笑了,她说你一点也不像癌症病人,生了这么重的病还说俏皮话。开刀之前,医院的院长来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医院对我太好了,考虑的非常周到,我没什么要求。”后来想了一想还是对院长说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尽量保留我一点胃,不要全部切除。螃蟹是无肠公子,我的胃全切除了,我就是‘无胃文人’了,感觉不好。”院长没笑,我自己倒笑了,笑我拿自己的病开玩笑,这也说明我并不畏惧癌病,心态极好。院长说:“好,尽量保留,但一定要在安全的基础上保留。”果然他把我的要求立即对主刀医生说了,果真保留了四分之一。

我心态好,是因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多年以来,我有三个不知道。一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失眠,有再大的心思,我倒在床上就很快睡着;一辈子很少有什么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之时。二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胃口不好,虽然吃的不多,但从不忌口,不偏食,什么都能吃,什么都吃的喷喷香。三,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坦诚、豁达、开朗、乐观。不论人家如何欺侮我、打压我、刁难我、贬损我,我都不生气。你说的对,我改正,并且由衷的感谢你,生什么气?这是好事,我应该高兴!你说的不对呢?我原谅你,理解你,也就生不了气。如果生气,那就是为了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很不值得。对我这个不知道什么叫生气的人,如果谁想气死我,那很难。不信,你试试。

我是个快乐的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恻恻。我笃信生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家庭应该是快乐的,爱情应该是快乐的,友谊应该是快乐的,体育应该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快乐。如今大爆发的爱国也应该是快乐的,不应该是激愤的;如今举世瞩目的奥运更应该是快乐的,不应该是悲壮的。所以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也反对阻挠奥运火炬的传送。如果连爱国、奥运都有点不快乐,总有别扭,总不顺利,那就值得反思了,其中很可能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不想让别人快乐,所以你自己也快乐不了。由此可知,尊重对方,相互理解,寻求对话,善于让步,以给别人的快乐来赢得自己的快乐,就太重要了,是化解很多矛盾和纷争的基础。

不了解我的人,只看我那些揭露时弊的文章如《“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的人,会以为我每天紧锁眉头,咬牙切齿,愤世嫉俗,阴沉而狰狞。其实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是个非常爱笑的人,我甚至每天都会习惯性地对镜子里的自己笑几次,向自己问声好。或许有人质问,我写那些尖锐敏感触及时弊的文章,不会影响自己的好心情吗?我说不会呀,我同样也很快乐呀。揭露时弊是为了求得对时弊的疗治,是做了好事呀;做了好事,应该快乐呀。我每写一篇那样的文章,我都很快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牛虻》,很有兴趣,我在日记扉页抄录了作者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快乐的大牛虻!”我不但自己快乐,也希望给别人带来快乐,那是我更大的快乐。所以朋友们都说,哪里有沙叶新,哪里就有快乐。这是真的。这次发表的《南方都市报》对我的采访,有记者对我的一段描述:“当时的沙叶新……谈话中处处有他招牌式的幽默,令人难忘。一个月之后再联系他,他却住进了医院。他发来的短信仍然轻松幽默,对生病的事轻描谈写……”可见我的好心情无往不在。

4、得失之间。我这次生癌暂时失去了健康,但我收获到的大大超过了我失去的。收获的亲情就不说他,它每每让我感动流泪,尤其是我妻子,我深感无以报答,康复之后,我将更爱她,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爱她。

友情收获得更多,多得让我大大出乎意料。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病房或者来我家看我,送来的鲜花摆满了我病房的阳台和我家的客厅。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有来自加拿大的,来自香港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更有国内的和上海的同学、同事。那些滚烫的话语,那些亲切的问候,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感到惭愧。我每每自问:我沙叶新何德何能?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嘛,不就是写了几个剧本嘛,竟受到如此的关爱,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更是让我受之有愧。这不是矫情,是实情。

万万没想到,4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的Z副部长带领两个局长和两个处长一行五人,也来我病房探视,送来鲜花和礼物。这很让我诚惶诚恐,衷心感激,但同时也引起一些外界议论,竟然有人怀疑来者不善,是拉拢,是收买。但我认为,这绝对是误会了来者的好意!我有什么值得拉拢?我有什么值得收买?我从不认为我有那么重要,我只是一介书生,毫无拉拢和收买的价值。这样的误会,是对人的不信任,不尊重。我完全相信来者前来探视的一番诚意,这完全可以从她的话语甚至身体语言中得到印证,后来我从一些朋友口中也得知这位副部长是一个诚恳的人,友善的人,我为之高兴。所以她的探视,也并非纯属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须知共产党干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尽是贪官。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也愿意和他们认为敢言而正直的人交往,也愿意结交我这样的朋友,因为我是诤友。我不相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会喜欢那些不敢批评他的人,会喜欢那些奴颜媚骨的毫无骨气的人。

一些朋友得知副部长前来探视我,也都好心劝我:“共产党对你这么好,你就好自为之,不要再批评共产党了吧。”我说,不,我批评共产党是为了共产党好呀;正因为共产党对我好,我就更应该坦诚直率的批评,甚至尖锐深刻的揭露;这对共产党来说,是诛心之好事,对我来说,是赏心之乐事。况且我如今还在党内,如今提倡民主要先从党内做起,我的这些批评和揭露,也是在执行一个党员的权利,在尽我一个党员的义务。我将一往直前,继续做这些让我快乐也会为他人和社会带来快乐的事情。

累了,毕竟是在病中。明天要到医院让医生化疗,今天在网上和网友们“话聊”,真的累了,不写了。谢谢关心我的网友们。

2008、5月4日

刘  柠:中日需要互信的危机共管机制

明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将对日本展开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系十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东邻的首访。

短短一年的时间,中日关系又经历了一番跌宕起伏:去年4月,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破冰”之旅后,温家宝总理对日本的“融冰”之访,使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升级;接着,于岁暮年关访华的福田康夫首相在北京大学,一声“春天来了,福(田)到了”,让两国关系跨越乍暖还寒的过渡地带,提前入春。然而,仿佛刻意诠释两国关系的命途多舛、好事多磨似的,年初的饺子事件,再次凸显了两国之间互信缺失的不如意现状,中日关系再度被置于严峻考验之中。

在这种困难重重的凝重氛围下,原定于东瀛列岛“樱花盛开时节”的访日行程一波三折,不过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还是尘埃落定。

按照去年底中国领导人与福田首相的约定,今年本来是中日关系的“飞跃之年”。因一系列偶发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依然在为前一段的停滞而补课,“跳级”的安排不得不继续向后延宕。但是,今年不仅是北京“奥运元年”,而且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年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最艰巨的攻坚阶段,正面临启动“后改革”课题的重要转型时刻,中国领导人重访东邻,这个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有效支援的国度,重温30年前曾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受启迪的国际经验,并亲自见证邻国在21世纪的深刻转型,着眼于奥运之年,乃至在接下来的“后奥运”年代,不断强化“战略互惠”纽带,谋求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意义可谓重大、深远。对此,中日双方早已达成高度共识,日朝野上下,也对胡主席的访问成功满怀期待。

不容否认,中日关系仍面临巨大的考验,有些矛盾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不仅是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是历史,特别是战后60余年的历史投影、遗留的结果。同时,两个国家都经历着战后以来、面向21世纪的最深刻的转型,那种时而相互吸引、时而相互排斥,时而协力合作、时而角力博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但会在两国国民心理上造成震荡、落差,引发局部物理性摩擦的可能性也未必不存在。毕竟,一边是已稳坐40年的经济大国,一边是近年崛起、却有着庞大身躯的“新兴”大国,东北亚的历史、政治地图为两强相对的构图所改变的状况无论对谁来说,都是“初体验”。两个处于同一个“场”、并剧烈变动中的物理对象,在经过最初的“谐振”,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之前,适度的震荡持续一定时间,不仅不奇怪,而且应该说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关键的一点,是如何控制其“谐振”的振幅,使其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的窄幅震荡的范畴。

为此,当务之急是构筑、完善两国关系的危机管理机制,使通常随机发生的震荡所产生的能量能安全释放,避免积聚成引发更大“谐振”的震源。这方面,不乏惨痛的教训。远的不提,最近的饺子事件就很典型,明明是一起偶发的反社会性刑事犯罪,何以硬是酿成了影响两国食品、粮食贸易,乃至预期中的首脑峰会都为之而延期的重大事件?在战略互信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危机共管机制的有无及完善与否,至为重要。因为,无论我们的战略思维多么缜密,也无法预测未来所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为防患未然计,一个危机共管机制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邓小平尝言,中日关系有许多话说,但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中国的长期国策,“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樱花谢了,明年还会再开。关键的问题是,要让自然的樱花开放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只有这样,无论春夏寒暑,中日关系永远像绽放的樱花,有利并增进两国各自的利益及共通利益。

傅国涌:政府是否等于国家——重温“陈独秀案”及章士钊与程沧波的笔战

政府与国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20世纪早期,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本来早就有十分明确的答案。祇是后来我们长期被意识形态的迷雾笼罩,已经分不清这些概念。重温当年的陈独秀在法庭上为是否“叛国”所作的辩护,以及章士钊、程沧波之间的笔战,有助于我们重新厘清这些问题。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祇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祇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点45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 说。“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 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 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祇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祇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他这样说的用意无非是为了给老友开脱,当然是一种有利当事人的辩护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创建的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当庭声明: “章律师辩护词,祇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态度,当时即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誉声。

陈独秀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申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陈独秀和章士钊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瞩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 “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祇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士钊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祇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年仅30的程沧波因这场笔战而大受蒋阵营的欣赏,成了国民党内的大才子。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当年就公开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以及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迅速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专业教材。

陈独秀在“五四”后走了一段弯路,与李大钊等人一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结果在 1927年后被这个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抛出来,做了替罪的羔羊。经过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渐回到了“五四”的轨道,回到“德先生”。实际上,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他早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有过深入的思考,写过很有见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说不仅要有爱国心,还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喧哗,当时有不少人指责他不够爱国。

这个观点,以后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有进一步的论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因为陈独秀早年有过这样的认知,所以,即使中间误入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歧途,他最终还能走出来,重新回到过去,并超越过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为起点,到他晚年出狱后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对国家、政府、民主、自由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祇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观点成为1949年以后雷震在孤岛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

程沧波从1932年5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当了8年零5个月的《中央日报》社长,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竟因风流事件黯然下台。储安平一度在《中央日报》做过文学副刊的主笔,其妻子端木露茜是当年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报》工作,她不仅相貌美丽,文章也写得出色,让才子上司程沧波不禁动了心,于是乘储安平前往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穷追猛打,终于把有夫之妇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储回国,得知此事,就到同乡前辈、党国元老吴稚辉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吴将此事转告蒋介石,蒋把他叫去当面教训了一通,他觉得这个《中央日报》社长很难继续做下去了,就主动提出辞职。于右任爱惜此人的才气,而且觉得“风流无罪”,竟然马上就安排他到监察院去当秘书长。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经为这段感情纠葛,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题目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发表在当年的重庆《大公报》上。

谢韬:风雨同舟六十载

我与李慎之是交往了60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曾经共荣辱、同浮沉。即使是在我当“反革命”,他当“极右派”的日子里,我们也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去年(2003年)他病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病在蓉城。我原以为我们会“一起”去见马克思,但他走了,我却回来了。

我为什

杨恒均:我的信仰是民主!

1)谁在妖魔化民主?

上个世纪初,生活在苦难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了要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国的时代最强音,从那以后,无数的仁人志士都以追求民主为己任,前赴后继。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在追寻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踽踽独行。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前辈先烈们是靠自己的远见卓识大胆地给病入膏肓的祖国开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幅猛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的话,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地理差异,不管历史背景,更不用说文化的异同,民主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最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终结”。

从中国百年的历史看,虽然风云变幻莫测,政治人物粉墨登场,知识分子各领风骚,人民群众被一次一次激动和发动起来,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逆历史潮流地公开宣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和科学。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百年来所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民主大旗一直被高举,庄严的承诺一直在重复,然而,百年过去了,我们离民主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无论远近都不是问题,历史的大趋势即使被暂时阻挡,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让人忧心的是,经过百年的奋斗,民主始终没有实现不说,“德”先生却在中国被彻底妖魔化了。民主不但被套上西方的标签,而且,民主是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用来分裂祖国划上等号的,民主是绝对不会有高速的经济发展的,民主也是安定团结、稳定与和谐的死敌……

百年的统治者几乎无不用民主的旗帜号召人民,凝聚人气,但当他们用民主作为武器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却再也不肯放弃绝对的权力。在摇身一变成为人民主人的妖魔化之下,百年来连民主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中国普通百姓一听到民主几乎就条件反射,自然而然地把民主与自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对立起来了。在民众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自己归队到不适应、不喜欢民主的行列里同时,洋洋得意的统治者又找到了一个阻止民主的借口:这些民众素质比较低,不适合民主。

这种一面利用民主为号召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开始妖魔化民主,可同时还继续玩弄民主以掩耳盗铃,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却脱不掉和民主本身的关系。我认为对民主制度最准确的描述就是那句“这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里包含的“最不坏”和“坏”两个内涵,常常让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民主、对民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又或者在见到真正的民主时却迷失了自己。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也能够充分理解在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对民主的误解,但我却对一些精英仅仅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对民主忽冷忽热,甚至不时歪曲民主的做法无法理解,也不能原谅。

2)我所认识的“德”先生

我对民主的认识要晚于同时代很多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从北京到地方又到香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时,我对民主的知识可以说仍然停留在大学课本以及好莱坞电影展示的水平。当然,就算在主要的民主国家生活和工作过后的今天,如果让我说清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想说一下一个对我有比较深影响的朋友的故事。

当时在政府共过事的一位年轻的领导常常给我讲西方民主,由于他对中国制度运作了如指掌,加上他的专业就是研究西方民主,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时,他对比着中国体制而讲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常常让我如醉如痴。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述对于我最后决定离开政府而申请到美国去从事研究工作,借机亲眼见识民主制度起了重大影响。

就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要到美国去看一下的时候,他轻松地笑着对我说,他已经拿到去美国自费留学的签证。他说,他辞掉了工作,和单位也脱离关系了。他的话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政府的级别却比我高两级,如果不出意外,不要三五年,他将是局长甚至副省长的当然人选。可是一旦辞职,就无法回头了。当时说起西方民主,政府中讨厌体制特别是人事制度的不止他一人,但真正像他这样辞职不干而去自费留学的,在他这个级别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我也知道,他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一直不搞歪门邪道,手里除了工资积蓄,也没有几个钱。正因为这样,我对他肃然起敬。我问他,带老婆孩子一起去?他说,不,不知道那里到底如何,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几个月后,我也步他的后尘踏上美国的土地。刚到美国那段日子,每当我感到失落和彷徨时,我常常想起他,用他来鼓励我自己。但由于不在一起,很少见面。只是后来才知道,由于他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在美国勤工俭学并不容易,送过外卖,洗过碗,也许还干过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工作。不过,好在他总算坚持下来,也拿到了学位。

当我见到获得学位的他时,感觉到他已经完全变了。由于所学的学位专业在美国并不好找工作,他很失落,我自然也听不到他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了。后来,经过一段折腾,弄得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来后,通过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部下——有些已经是有相当级别和影响的领导干部了,他在广州谋到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两年前我们再次相聚在广州,当他知道我在西方每年赚的工资不到他在广州赚的一半的时候,他不再隐瞒自己对西方民主的嘲笑和敌视。他极端的批评让我脸红,他大概误会以为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调侃地说,我们当初不应该出去的,你应该马上回来。……你知道以前那些处长和局长发展得多好?你主张民主,可想了没有,那种民主对你、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我想他误会了我脸红的原因。因为就是眼前这位我一直尊重的兄长般的人物给我灌输了最具体和现实的民主知识,也是他亲口告诉我,在中国的体制下,你没有关系,不使用歪门邪道,不行贿受贿的话,你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你如果使用这些手段取得成功,你的生活质量又低贱了,做人的价值也贬值了。也是他向当时还年轻的我说,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民主能够让我们活得有尊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也是他告诫我,一定要出去走走,去看看,去体会一下那种高质量的民主下的生活……

这些年,我曾经理直气壮地面对很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抗拒民主的利益集团;也始终没有被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网友的质疑和辱骂感到失望和气馁过。特别是对于后者,在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民主是无法通过别人的眼睛帮你看,通过别人的嘴巴帮你说清楚的,你得去试,去感受,去实践,去经历,去拥有。

可是,我该如何面对这位曾经影响我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兄长呢?他当时对我讲述的中国体制和西方民主之比较是以我至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无法更好表达出来的。按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感到尴尬,感到失落。

不过,我既没有感到尴尬,也没有感到失落,因为就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这位留学归来的现在过得很好的老友告诉我,他正在办理儿子到美国留学和定居。他说,他一定要让独生的儿子到美国生活,澳洲和加拿大也行,把老婆也一起办过去,他们是他的最爱,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如果说这位朋友在国内时只是通过书本了解了民主制度,从而心里向往,满怀希望投奔民主,却遭遇了各种不适应,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从东方到西方,也遭遇了和他不相上下的彷徨和无奈,但我至少还能够分清楚,这种彷徨和无奈并不是由于那个国家的制度引起的,而是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议及生活习惯和环境造成的。

对于精英眼中民主的双重性,我是不是没有说清楚?那么,让我再多加一句,当那位朋友无法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那种制度让他无法赚钱,过得也没有在广州当一名精英更滋润的时候,他开始嘲笑和攻击和他的遭遇毫不相干的民主制度。而当他在嘲笑过后,他却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和我做出的一模一样的决定:把自己最爱的人,尽量送到有民主制度的国度生活。

行文到此,我还是无法简单地告诉你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但我却从那位和我持相反观点的朋友竟然和我做了同一件事中体悟到,在当今没有民主的地方追求民主的最大动力应该是什么?——是爱!

3)把民主当成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说出这样一句话:把民主当成信仰。但我知道,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估计所有的人都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会把追求民主制度当成一种信仰,虽然我们曾经信仰过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但我们谁都知道那是因为这种制度好像虚无缥缈的神仙一样,永远不会到来,更不会实现。

当我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最无法理解我的一定是西方那些已经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对于他们,民主太平常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管理自己的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绝对不会理解——特别是当我自己随时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时——我怎么会把这么一种见惯不惊的制度当成自己的信仰?!有什么值得信仰的?

那些生出来就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知道有些民族追求民主超过一百年了,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而那些追求了一百年都不可得的同胞又何尝不会嘲笑我?大家不是不知道,被权贵们玩弄来玩弄去的民主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简直不亚于人尽可夫的东西。但民主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些年竟然让世界上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接踵崩溃和瓦解。柔弱的民主不亚于飞机大炮,所以,没有统治者敢真正地抛弃它。他们还需要一块遮羞布。

这样一个被反复玩弄了百年之久的民主能够作为一个人的信仰?也许有人会问,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没有人把民主当成一种信仰?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把民主当成一种理想,当成一种追求,当然也不乏一部分人把民主当成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包括达成推翻某种制度,建立某种政权的手段,当成一种他们取得权力的工具。至于说到是否有人把民主当成宗教一样的信仰来对待,我实在说不准。如果是以前,我也会嘲笑那种把民主当成信仰的可笑之人。

但现在,我自己成了这样一个可笑之人。活了半辈子,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还算是公平的,只要你不计成本,愿意付出努力、汗水、辛苦、智慧或者人格和尊严,你总能够得到想要的。——拥有用不完的金钱并不难,大多数人在死的时候银行里都放着他们挣了一辈子,却舍不得用或者没有来得及花费的金钱;拥有两套房子……;或者拥有一本外国护照,一定的地位,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家人的权力……;以及拥有一个或者几个情人,这些都不是那么难,——可是,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愿意付出多少,你却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种信仰。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去相信一种东西。

每一次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我都自惭形秽,看到他们在上帝和佛祖的关照下,平静地对待生,平和地看待死,我惴惴然;看到那些受压迫的有信仰者在众人歧视的目光下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地抗争,我无地自容;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我更是一次次陷入沉思。

小时候我也曾经被人灌输过信仰,而且也自认为曾经真心地相信过。那种信仰破灭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相信。我曾经彷徨在佛庙和教堂外面,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接受佛祖和上帝,最后只能一次次对自己失望。

而民主成为我的信仰却是如此的自然,自然得有些不可思议。走了那么多路,探索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连自己也迷失了,忘记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直到那一天决定把孩子留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生活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一直在为所爱的人寻找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制度。

从那一刻起,一切大话和空话变得都那么无足轻重,问题只是,我所爱的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人权,有民主和法制的地方,那么,我热爱的国家里所有的同胞为什么不能都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和人权的国家?

如果我不是出生于农村,不是在从北京到地方都工作过,如果不了解国情,不了解外面的民主,也许我没有发言权,但我的认识和经验让我坚信,中国不但适合民主,而且早就应该民主了。一百多年来,民主无法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众不想要或者他们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那些想继续当人民的主人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竭尽所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民主扼杀于摇篮。而被妖魔化的民主由于始终没有成为哪怕那些追求它 的人们的信仰,结果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可是,我却越来越坚信,民主能够让中国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稳定和安康,社会更加和谐和公平——就这样,民主悄然成为我的信仰。

当我把民主追求当成信仰的时候,我立即感觉到信仰的力量。你不必顾忌别人对你说三到四,甚至辱骂;你不会把信仰当成阶梯和垫脚石,去追求那些世俗的荣耀和权力;当你的信仰一时无法实现时,你也不会灰心丧气,你会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

更重要的是,当你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这种制度一定会光顾到你爱的所有人身上,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2008-5-4 青年节

文明社会有鼓吹分裂国家的自由

在遭逢香港有史以来第二大死亡车祸之后,圣火在香港传送。通常文明地区在灾难后的盛事,那怕只是一场球赛,球员与观众都会为死难者默哀。但香港在灾难后一日举行的传圣火盛事,却未见有这场面。是怎样的亢奋把一天前的伤痛忘却了?还是香港已脱离文明地区?

圣火传送果然在99%平壤状态下进行,萤幕上那些被伦敦奥组委主席称为「恶棍」的护衞,也恢复委屈多时的神勇,层层防护令圣火传送象徵香港已提前走向「一国一制」。

支联会和港大学生陈巧文示威,都遭遇爱国人士的暴力对待,导致警方介入,陈巧文被强行拖上警车带走。圣火在全球传送,开创了人类示威游行活动的新局面,就是有支持和反对两派示威群众的对峙与冲突。西方文明国家的示威冲突,多是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很少有两派示威者的冲突。两派冲突的原因,是其中一派是受到掌政者的鼓动与支持的,他们崇尚的是革命暴力。

陈巧文披雪山狮子旗最难容于爱国人士。其实,雪山狮子旗不能称之为藏独旗帜。它是十八世纪末叶,清朝在西藏驻扎三千名军队,并为藏军所製作的旗帜。这以后,它就成为西藏的代表,并被西藏流亡政府当作自由西藏的象徵。但流亡政府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直表示并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望西藏达到真正的自治。因此,若西藏能像香港一样实现高度自治,雪山狮子旗也就如同香港的区旗一样,并不具有独立的象徵意义。

陈巧文披雪山狮子旗,在这次圣火传送中最受争议,许多人认为她这样做,比支联会平反六四、呼吁内地维护人权的诉求更难接受。因为她的雪山狮子旗标示了她支持藏独。一批群众向她推撞,警方把她带走,大概也是这原因。

不过,陈巧文一再表示,她无权支持藏独,她只是支持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网页上有许多支持她的声音,不少人表示,他们反对藏独,支持京奥,但认为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容得下任何言论,也欣赏及佩服陈巧文敢于独持异议的勇气。

英国驻港总领事奚安竹,昨天约见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要求解释为何拒绝「自由西藏运动」成员Matt Whitticase和另一英国人入境。据悉,李少光重申不会欢迎鼓吹分裂国家人士,与言论及集会自由无关。

保安局错了!拒绝鼓吹分裂国家人士入境,绝对同言论自由有关。前美国大法官William O. Douglas(1898-1980)曾就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Eugene Dennis「组织共产党、鼓吹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一案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美国共产党并没有推翻政府和危害社会的能力,因此「鼓吹」不会造成「明显、立即的危险」。而倘若把「鼓吹」当作划分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准,那就意味某一个言论有没有自由不在于言论的内容是甚麽,而在于说话的人有甚麽意图。意图是摸不、看不见,难以证明的东西。因此,一旦走上了将「鼓吹」视为违法之路,就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每个公民的自由都将受到危害」。香港03年反对廿三条立法,正因为立法条例将「宣传、鼓吹分裂国家」视为违法。廿三条现尚未立法,保安局是否当成已立法了呢?

1980年,台湾美丽岛桉件军法大审。当时台湾仍在戒严中,推动台独是死罪。然而受审的施明德,虽自知生机有限,在军事法庭上仍从容自辩,他引经据典,理路清晰地指出,人民有合法颠覆政府、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使在戒严法中,只要不付诸行动,也有主张、宣传、鼓吹台独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其后证明,施明德并不是坚决主张台独的人士,他当时的自辩,只是要维护鼓吹台独的言论自由。

与施明德比,与当年的美国共产党比,陈巧文更是毫无力量推动藏独了。但她应有主张藏独的言论自由。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人民都有鼓吹分裂国家的自由。一般性地鼓吹推翻政府,属言论自由范围。但有言论自由就意味没有推翻政府的行动自由。当言论成为行动一部分时,就不被允许,比如让人明天如何攻打某警察局的言论,就属违法行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