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首先在敏感的文学界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化界引发议论，似乎媒体上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争论。我闻知这个信息时，当即到街头最近的一家书摊上买到这本书。那时候我住在原下的乡村老屋，夜静时读《丑陋的中国人》，竟读得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常常在读到那些精妙的毫不留情的议论时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烟，站在我的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里，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疏的轮廓，咀嚼品咂那种独到的尖锐和深刻，更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就我的心性而言，这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和情绪。我可以不在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到自我膨胀再到大言不惭胡吹冒撂的人和事，而当读到那些在自己尚未意识尚未发现的独到见解时，一种新鲜的富于启示的深刻，便自然地折服并出示敬重的情感了。一个令我折服并敬重的名字，是不会忘记的，这是柏杨。

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里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面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以柏杨的短篇小说集《凶手》、《秘密》为例，柏杨的眼光专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生活，这是我阅读的直观感知。在他以各种艺术方式结构的短篇小说里，几乎全部都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生活里多种职业的普通人——业务员，公司职员，雇员，教授或教师，娼妓等。每个人几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难关，都是令人心头发紧发颤的悲剧性人生。几十篇短篇小说里的百余个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剧，勾勒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生动、逼真的情状，万象世态里的社会不公，虚伪奸诈，金钱和物质对人的形形色色的扭曲，读来真有屏息憋气汗不敢出的阴冷和惨烈。

《相思树》里写了一个曾经负过伤的抗日连长，失业落魄，到处寻找打工而打不上工，连坐公交车的五元钱也凑不齐，到一个曾经在大陆时有交情的朋友开的饭馆蹭饭吃，不料这饭馆主人因入不敷出而破产，竟吊死在窗外的相思树上。这位流浪街头的抗日连长，面对吊死的朋友，思念起他的为他从骨缝里掏出子弹的女儿。更令人惨不忍读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士兵，曾经在肉搏战中用枪托打得日本鬼子脑浆迸溅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时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剂，而手中只有五元钱，到几位熟人处借钱分文未获，尤其是那个被他从日军俘虏营里救出的人，到台湾后发了财，却把他巧妙地支开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进当铺仍凑不够钱数，妻子因抢救不及死在产床上，他于悲痛到绝望时冒着大雨跑到抗日纪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伤的疤痕敞亮给天空和雷声，撞碑而死。我读至此，已听到隆隆暴响的雷声，已看到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溅的鲜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后柏杨愤怒的眼睛。他的呐喊，在那位抗日英雄脑袋撞碑的血花里，如雷一样轰响。

柏杨说，社会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上述这两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人生悲剧，读来令我触目惊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读的恐惧感。这样的阅读心理的发生，许多年已经没有出现过了，类似年轻时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情景。不单是我对这两位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鲜血维护我们尊严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难以承受，更多的篇幅里所描写的普通人艰难挣扎的生活状态，同样使我透不过气来。《进酒》里写了一位失业的大学教授，在完全的绝望里发出无奈的天问，人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人与猪是一样不可选择的。《窄路》里写了三个少年时代的好伙伴后来的人生历程，一个为求职做小学教员四处求情而不得；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严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儿于困窘无奈的境况下私开娼馆，出卖自己；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韦召去看他的朋友时，瞅见了沦为娼妓的朋友的女儿，已经没有了羞耻感，其母（朋友妻）不仅和女儿一样面对昔日的朋友毫无惭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给她什么也没留下……这种咒怨和控诉，与其说是对着死去的丈夫，毋宁说是对着那个时代里的台湾社会。《客人》里同样写到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惨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于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时买了三个粽子，那么一小点花费惹得夫人生气发火。夫妇二人却诚恳地招待了处于饥饿摧残中的一对父子。父亲无疑也是一位有知识的失业者，竟然一连吃下六碗米饭，而不好意思夹菜。这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线界上的公务员、教授等人的情状，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着社会对人的摧残。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夸张和矫饰的沉稳的文字叙述里，我感知到柏杨关注社会民生的强大思想，这种思想决定着他全部情感的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会里无以数计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仅关注这层人群，而且十分敏锐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基本质地，决定着他独立存在的永久性，也决定着他的创造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无可替及。

柏杨还说，个人悲剧是个性造成的。这句话是前一句话的另一面，构成柏杨审视社会和人生的双重视角。《凶手》写了一个嫉妒到极端的人的畸形心理。这种嫉妒不断产生无法缓解更无法消除的仇恨，残忍到连自己也承认为禽兽不如。柏杨在这里展示出一种恶的人性，一种把卑鄙演示到极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恶的更深刻的展示，一个名叫钱国林的年轻人，为北洋政府上海特务机构供职，先设奸计诬陷他瞅中的婉华为革命党，再把这个诬陷的罪名栽到婉华的恋人家康头上，先致婉华入狱，再致家康被酷刑施暴致残，蹲三十五年牢狱一直到死，心理的冤屈也无法辩白，更无法向婉华表白。钱国林以这件罕见的阴谋获得了婚姻的目的，娶了婉华。婉华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生活在一起。这种恶的人性酿造的惨剧，读来令我后脊发冷，却也超出了一般个性的理解，主宰个性的是品德，以及能任这种披着人皮的魔鬼恣意的那个社会。作家柏杨鞭挞的既是人性之恶，更鞭挞社会之恶。在那样的社会生活里，这种人性之恶既得助于权力而膨胀，也依赖财富肆无忌惮地横行。《一叶》里的老板和秘书偷情被老婆察觉，却怀疑魏雇员偷窥泄露，不仅解雇使其失业，而且陷入更惨的绝境。偷情的女秘书此刻被老板送到美国留学。这里的个性也让人更深地看到社会，穷人和富人，道德和法律，对人性善的扭曲以至摧残，对人性恶的张扬和横行。柏杨对个性造成的个人悲剧的一篇篇小说里，其实都不局限在单纯的个性层面，让我感到更广阔也更深层的社会背景里的丑恶，才是这种人性恶得以肆无忌惮地给善良的人群造成伤害的根源。

柏杨的这种坚定而深刻的思想，显然体现他的一组爱情题材的作品里。柏杨冷峻的眼光所透视出来的爱情形式，大多数不仅缺失浪漫和诗意，而且有一种痛切的强烈感受。《秘密》写了设计致死哥哥又逼得父亲自杀的逃犯徐辉，在一个月夜把叶琴诱到豪华公馆，说他已继承了千余万美元的家产。这个本来不大乐意和他游园赏月的叶琴，一下子就叫起哥哥了，就接吻并把身体献上了，山盟海誓永远陪伴徐辉。这些行为一般看作肤浅，似乎无大非议，令我触目惊心的是，徐辉完成野合之后，便一幕一幕揭开秘密，父亲信赖哥哥而把继承权决不传给他这种不成器的儿子，他便设计害死哥哥，活活逼得父亲自杀，警方把全部家产没收，他背着债务一无所有从马来西亚逃回中国。这个叶琴在听到他杀兄夺财的恶行时，不仅丝毫不以为残忍和丑恶，反而继续表白着爱的誓言，赤裸裸地说：“即令你是凶手，不要说你仅仅是弑兄凶手，甚至你竟是弑父凶手，都不影响我对你的爱。爱情如果连凶手都不能包涵，那还叫什么爱情呢…… ”读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得发生颤栗，同时依着这句惊心动魄的话，相应对出一句话来，爱情如果连杀人凶手都能包涵，那算是一种什么爱情呢！一个陷害谋杀了哥哥又气得父亲自杀的在逃犯，仍然受到叶琴的毫不动摇的爱的表白；而当他说明负债逃亡身无分文的真相时，她不仅断然告辞，连亲昵的称呼也不准他叫，甚至几乎甩出耳光。变脸鸡也比不得，一个绝妙的讽刺。我似乎尚未读过这样令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一个狼一样的男人和一个狼一样的女人，金钱让狼一样的男人杀兄逼父，狼一样的女人爱的是男人抢夺的美元。爱是什么？这样赤裸裸的表达，连狼和凶残的虎豹也不及了。《窗前》类似于上述的故事，却挖掘出“爱情”这个迷人的词汇里另一番滋味，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态度的转变，在于男人在美国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由原先动辄打骂男人，变为被男人抽打。这里我也不无吁叹着发问，爱是什么情是什么？美元左右着一对夫妻的情感和行为。如此残酷阴冷的爱情，想来令人毛骨悚然。《沉船》倒是令我感到一种慰藉，一个痴心鼓励帮助妻子出名谋利的男人，在妻子实现了目标后，却被遗弃了。许多年后接到妻子病危时的来信，对他追悔致歉。终于让我难以承受的神经松弛下来，作为人的良知终于苏醒回归。仅举这三篇小说，可以看到“爱情”这个在所有种族的人心里都泛着幸福浪漫波浪的词汇，在名利尤其是物质这个更实惠的东西面前，不仅一文不值，而且丑恶到不眨眼不脸红的残忍，即人们常说的灵魂的扭曲。我读到这些篇章的时候，倒产生一点疑问，是经不得架不住物质的诱惑，使某桩原本纯净的爱情变得污浊不堪，使某个原本真爱着也善良的灵魂变得丑恶到残忍？还是那灵魂那人性本来就是一种污浊和残忍？这是柏杨观察体验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情种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海峡那边的台湾我不敢妄议，海峡这边的爱情范畴里的五光十色，且不依作家笔下虚构的故事为据，也不依民间传闻为据，单是各种媒体依实报导的南方北方的丑闻，足以让人对爱情的浪漫和真实性做出再理解，也让我信觉柏杨先生半世纪前那个独具的犀利而冷峻的眼光。

难得在这一辑爱情题材的小说中，有少数几篇写到人人心理所期待的真正的爱，让我感到阴冷不堪的心享受到一缕温情。《拱桥》写了一个类似《五典坡》戏剧里的三姑娘的现代女子，爱上了给她作家教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却是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休学打工养家的乡村穷人。她爱他爱得纯洁无瑕，爱得深沉，深沉到蔑视一切社会名利和物质利益，敢于表白“不要把我当作总经理的女儿”，也敢于当面对抗父亲。我读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情节时，便想到那个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宰相的女儿王宝钏。结局却不是王宝钏式的大团圆，这个痴情纯美的女子被父亲几乎是捆绑押送美国留学，十年后以名牌大学教授归国任教，教室里坐着得以复学的超大年龄的昔日家教老师。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尽管令人徒生慨叹，却毕竟让人领受到纯美的爱情的温馨。我也因此联想到三姑娘的古典戏剧人物而颇有领悟，从唐代到当今，人类追求理想爱情的愿望和实践，由此发生的对权势和物质的蔑视行为，从来也没有绝迹，让爱的真实含义一如既往地激励着也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的追求者。《莲》的两个男女，堪为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形象。女主人公被生活压迫到卖淫救夫养子，却在灵魂深处划开一道凛然的界线——夜晚是属于嫖客的，她也进入魔鬼界域；天亮之后是属于自己的人格，再回到一个善而且美的有尊严的人的界域。男主人公是学生时代追求她而未能如愿的同学，进入社会后事业有成，闻知昔日的偶像沦为私娼，用了巧计才找到她，开始以真诚的救助。两个人此刻的遭遇，恐怕任谁读到此处都难以平静，都会对社会发出吁叹，也为这一对男女的善和美由衷地发出赞美。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同的种族尽管有不同的习俗，而对爱的真实性和纯洁性完全一致；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形态，而人追求理想爱情的愿望总是一样执著和痴迷。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却是任何社会形态里必须面对的一块爱的路障，种种爱情人生由此发生各各不同的故事，如同柏杨先生所演绎的种种，令人不单触目惊心，自然更会进入关于社会和人性的思考。这个永恒的话题，在物质生活远远超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今天，诸多爱的悲剧和丑剧，似乎更突显着物质这个路障的普遍性因素的功能，尤其在先富起来的人群里多所演绎，对照柏杨小说里多因物质窘迫生活陷入绝境而发生的爱情悲剧，今天的现实生活似乎却因膨大的物质，而把浪漫纯净的爱弄得扭曲而又浑浊了。不过，仍是物质这东西的寡与多的功能性呈现。

柏杨的小说大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随由想象为猎奇而编织的传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从生活到艺术的甚为完美的创造。这些故事与社会传奇性质的故事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娱乐，而柏杨着意在对人的灵魂的叩问，对人性的各个层面的揭示，既是曲折抓人的情节，更是令人意料不及备感震撼的人生悲剧。这些故事首先以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抓住我，甚至常常让我猜想到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件，柏杨把它创造为更富社会意义的小说。这是柏杨的创造理想和艺术追求，也是柏杨独有的艺术功底。尽管作家们关于小说要不要故事情节各执一端，还有主张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小说，都是不同作家对于小说写作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无可厚非。柏杨显然是注重情节和故事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在我的阅读兴趣里，偏好情节曲折故事扣人的小说，阅读柏杨小说就充满快意。

柏杨十分讲究小说结构。往往先以悬念横在读者眼前，诱发读者继续阅读的好奇和兴趣，然后逐步一扇一扇打开所写人物生活历程中愈陷愈深的灾难之门。几经转折，就把人物心灵世界的各个侧面和社会背景里的险恶都展示出来了，活生生的各个生活位置上的人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柏杨短篇小说结构呈现着灵活多样千姿百态的技巧和灵性。尽管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阅读兴头的故事，尽管屡设悬念，然而却几乎不见一篇是从头到尾循序铺展娓娓道来的故事，多是依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境遇，恰到好处地结构着人物心灵中的情感波动和转折。《重逢》写一位因孩子重病无钱救命偷盗公司黄金而入狱的男子，从他走出监狱铁门写起，着重不在当年犯罪，而在出狱第一天的更残酷的遭遇。他在回台北的火车上，情急中误登头等车厢，在往自己的三等车厢走去时，撞上了他十年未见的妻子。在头等车厢里，妻子正倚在一个男子的肩头，“那男人怜惜地握着她那涂着鲜红蔻丹，而又柔顺地放到他掌中的纤纤手指。”他为她和他们的孩子偷盗，在狱中苦熬十年而终于要见到妻子和孩子，却是在头等车厢看到倚在别一个男人肩头的妻子。头等车厢和“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不言而喻着全部残酷的现实。然而并未就此止步，这个妻子又与警方暗中联手，把他再次诱入陷阱。他白坐了十年监狱，不仅未得一文钱财，连妻儿也全丢失了，且不是通常生活困窘的丢失，而是由背叛衍生的伤害。这是一篇让我受到强烈震撼的短篇小说。稍微平静下来，我便重新自头至尾翻阅，意在这篇小说的堪称精妙绝伦的叙事结构。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这样两个曾经是夫妻的男女的灵魂，作家柏杨用了不足八千字就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作为作家的我，颇受启发，一篇小说一般都有几种叙述方式，作家得认真寻找到一种最好的结构，不可随意为之，柏杨有示范的意义。柏杨总是能找到适合某个特定人物展示灵魂的小说结构。翻一面说，他的结构方式不是单纯的出奇制胜，而是以特定的人物为对象，寻找最恰当的结构和叙述方式。这样，因为表现对象——人物的本质差异，结构形式和叙述方式就呈现着各自的架构和形态，不拘一格，也难见熟路。《约会》是柏杨短篇小说中篇幅较长的，写一位侨居国外大半生的六十七岁男子回到曾经发生初恋的小城，于重病在身而不顾，夜里重新踏踩曾经与恋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角落，回嚼如酒如诗的初恋的美好，在一个越过半个世纪的老人心里引发的复杂感受。整篇作品就只有这个老人，没有矛盾没有伏笔，这是很难写的一种结构。我却看到在这样单调的时空里，柏杨把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写得动人心弦，而叙述方式也让我联想到意识流文体，却又不是。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单调的时空背景下的老人，写得如此自如又如此令人感伤，真可见柏杨笔下功夫，也是我前述的以描写对象选择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别具一格的文本。与这个短篇构成对照的是《夜掠》，也是从出场到谢幕只有一个人物，却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自我顿悟了因自强自尊而耽误了婚恋的女人，用一种近乎变态的自我惩罚的方式做一回自我放纵，夜间出游，寻找随便遇到的男子，寻找被强暴的快感，结果却被一个醉鬼吐得满身满脸……单从结构说，以一个人物的单独行为构成一篇小说，把一个复杂的心理和情感写得如此生动逼真，真是让我钦佩。另有前述的《秘密》，就其丰富的故事背景和内容，也许可以展开一部长篇小说，柏杨却把它裁剪成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时间仅只半个夜晚，空间是一个家族花园，以两个恋爱男女现在时的行为，一步一步揭开过去时的一桩惨烈的家庭悲剧，把一对毒如蛇蝎的男女的丑恶灵魂展示出来。这个结构和叙述方式，非大家手笔想能做成。

我甚为敏感柏杨小说的语言，简洁干净，紧紧把握着人物的心理走势和情绪脉络，达到一种准确到位而又丝毫不过不及的叙述，也达到揭示人物心灵隐秘刻画个性的艺术效果。没有一句废话，也不见游离人物心理动向之外的一句闲话。我之所以对此尤为敏感，是常见某些小说里不着人物裙边发梢的废话闲话多余的话，作者不管笔下人物此刻心理的冷暖，只顾自己随着兴趣和性情离题三尺地卖弄，把叙述的大忌变为得意。柏杨的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都把握着一个艺术的度，这个度决定于笔下的人物，这也应是如何把短篇小说写得短的一条途径。另，语言的简约和含蓄，应给读者丰富的想象余地和再创造的开阔空间，确也是作为作家基本功力不可轻而大意的事。《重逢》里我已列举过的那个出狱的男子，在火车上意外撞见妻子，柏杨只写了“头等车厢”的环境，再写了妻子“涂了鲜红蔻丹的手指”，这样的细节，再不做多余的介绍，就让读者理解到妻子为什么会倚到那个男人的肩头了，把复杂的过程全部省去了，留给读者关于情感的分量和价值再审视的一个含蓄而又严峻的空间。读到此处，我确切领悟出，含蓄既是一种语言功夫，更是柏杨独禀的语言智慧，一种天赋的自然呈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柏杨回到西安，走后我才知道，陕西作家协会搞联络接待的同事说，无法与我联系上。我那时住在西安城东郊一个偏僻村庄，不通电话，我便错失了拜见柏杨先生的机会，甚以为憾。许多年后，我系统阅读柏杨的小说，这种积久的遗憾得到很大的补偿，不敢说全面，我已经在精神内质和心理气脉上，得知到了柏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我的体验，想要了解和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作家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因种种因由隐蔽某些观点，甚至坚不吐口；而在稿纸上，作家总是煞费苦心倾其所有能耐，把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理解和体验展示出来，那一行行文字中就呈现着作家的思想和人格。我阅读柏杨的作品，也在阅读柏杨；我被一篇篇小说的多是悲剧人生的人物感动着震撼着，也被关注着并把社会生活的不公和人性里的恶展示出来的柏杨先生的人格和思想震撼着感动着，一个令人敬重也钦佩的柏杨的风骨铸入我心里。

柏杨的小说，全部面对社会底层的各种生活位置上的男女，又都是不合理社会结构里人的无能逃脱的悲惨人生，还有人本身的丑和恶给他人制造的灾难；即使如爱情范畴的小说，也是更多地透析着上述两方面的决定性背景和因素。我便看到柏杨面对这些悲惨人群的凛然姿态，把这些人的命运遭际诉诸文字，向社会抗争和呐喊，柏杨的思想，柏杨整个的情感倾向，柏杨一双冷峻的眼光的关注点，都在社会大众人群里。这样的作家，我是引以为敬重和钦的。

昨天凌晨，柏杨去世，享年89岁。曾经以文为枪、因言坐牢、卖文为生、因言立命，曾经天真地勇猛、骄傲地承受、朴素地倔强、忠诚地坚持——这是被祝福过的人生。医生说，他走的时候平静安详——这是被祝福过的远行。

在华人世界，柏杨这个名字远离那个来去无牵挂的具体生命，这个名字无可抵抗地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简单直接地引起一个联想：丑陋的中国人。是的，丑陋的中国人。几乎每个华人都听说过这句话。这不只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是一句令人尴尬难堪的审判，这是一句从此直面自我的宣言，这是一个逃不掉挥不去的追问。二十几年前，柏杨张口说出这六个字，这六个字从此成为族人自我认知的必修课，千万人都要从这刀口走过——你是不是依然有如祖先那样丑陋？你是不是酱缸中人？你是不是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是否依然虚骄、是否依然窝里斗、是否依然脏乱吵、是否依然死不认错、是否依然心胸狭隘器小易盈自我膨胀、是否依然在自尊自卑之间紧张、是否依然明哲保身堕落萎缩、是否依然拒绝独立思考奴性而不自知……中国文化里、中国人国民性中这些具体的丑陋，美化进步了一点也好、越发丑陋了也好，放在今天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真问题。但是这些甚至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恐怕已经无法诚恳坦白、理性明晰地去讨论它们。可能因为怕疼、因为怕羞、因为潜意识里明白那些批评说的都是真相，所以在人们的心里总是一层自我保护的面纱，一遍一遍揭开去复又遮回来——我们总是不知道、不愿意知道自己的丑陋。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和这句宣言，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大陆，风靡一时，成为全民畅谈的话题。赞同也罢、反对也好，那时候的中国人还有胸怀去接受它的冲击。过去的两三年间，柏杨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出版，但是已经无法再次引起当年的热议。中国出版业的发达、思想界的丰富，自然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人民族情绪的转变、自我认知的转折，也是不能否认的现实。中国人已经听了太久的批评、已经承受了太长时间的自卑，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太多往日的耐心与尖锐，对自己做挖骨疗毒的反思。这当然是一个被成绩慰藉、被希望鼓舞的年代，但我们就已经可以忘记柏杨和他那些要命的言说了么？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一生写过许多文章、做过许多事，但是在他静悄悄离去的时候，我们最迫切想要抓住想要挽留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在异常狂乱喧闹的民粹情绪与消费主义中，我们发现内省的陈述被委屈的呼喊所掩盖，我们发现指向成长的自我批评被撒娇自喜的自以为是所取代。在今天，我们格外需要说出这句话，丑陋的中国人。说出这句话，恢复这简单的勇气，恢复这直接的痛感，然后才能站在纷纭论战激昂亢奋之外，看明白今日这烈火燃烧的民族是不是真的在进步。

柏杨走了，留下这句孤绝的话，等着万万人拼尽诚实和勇气，终有一天证明他是错的。如果我们不能宣称自己是不丑陋的中国人，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反思与内省，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轻言完成的必修课。

采访缘起

2003年深秋，我到云南丽江没多久，即凭着江湖经验，和三五个当地混混打成一片，其中就有本文主角和君的儿子和志，一个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现代青年。当时，和志留一头烫过的长发，抽烟喝酒，偶尔也跟着其他人，泡泡免费酒吧，兴之所至，还扯起喉咙，喊几段香格里拉的伪民歌，也就是都市歌星唱红的“采风之作”。

又过了大半年，我才晓得和志是东巴——纳西族的祭师，吃惊不小。有个下午，我路过“纳西古乐”，不由自主跨入门槛，观摩江泽民主席与纳西族形象代表宣科的合照，老江在拉二胡，宣科在拍手，其他老者都裂着大嘴应和，济济一堂——自觉无趣，就转头向斜对面的东巴宫眺望，见一老者，头戴冠冕，身裹长袍，手持法杖，正巍然挺立在一群海外侨胞中央。相机咔嚓闪了数次，而我的朋友和志不晓得从何处钻了出来，边吆喝“10元1张”，边手忙脚乱地收费。

我立马跑过去打招呼，和志的东巴身份暴露无遗，颇为尴尬。当天晚上，我就得到实惠，免80元门票，看了一场以东巴跳神为主要卖点的民族歌舞，大开眼界，称赞“这才是正宗的纳西古乐”。

和志也身裹金灿灿的东巴行头上场，犹如绿叶之一，衬托70多岁的红花老东巴。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他的敷衍，弹腿、穿花、扭腰都心不在焉。谢幕时，我去后台问他咋个了？他哼哼：跳了几百场，还有啥子感觉嘛。

接着，我通过孙孙认识了爷爷，1943年出生的香格里拉白地大东巴和君——这是一个化名，因为我们的主角不愿让公众在这样的文字里知道他的真名。

按现代观念，60出头的和君不算太老，可刀痕一般的脸纹以及心态，证明他的确老了。出于我的职业私心，我断断续续与这爷孙俩打了近3年的交道，直至最近的2008年3月初，两代人发生激烈冲突，要反目了，我才觉得该完成这个访谈了。

正   文

老威：也许你不信，我上个世纪80年代就晓得《东巴经》了。当时我的朋友马某流浪到丽江，带回一批手写的经文。我俩脑袋抵脑袋，钻研大半夜，觉得每个象形字都在跳神。比如“跳”，直接就画一个人在手舞足蹈，比如东巴主师丁巴什罗的符号，就是一顶皇冠压住一个横躺的人。

和君：不是皇冠，是五佛冠，从古至今都是东巴的标志。

老威：我还选了几个东巴字，放进长诗《死城》里，增添其巫术氛围。

和君：东巴字不仅是巫术，东巴也不仅是巫师，这是需要澄清的，不澄清，东巴就成了搞封建迷信的罪人。我们过去吃过亏，土改，文革，还有其它政治运动，都逼死了不少东巴。

老威：《东巴经》包括哪些内容？

和君：哦，多了，好几万册啰。《祭天经》《祭地经》《祭祖经》《祈寿经》《祈雨经》《祭山神经》《祭家神经》《消灾经》《驱鬼经》《超度经》《喊魂经》《开路经》《息口舌是非经》《夫妻和睦经》《殉情经》……一时半刻背不完。唱经也五花八门的，所谓“九腔十八调”，各有各的风格，就看你拜的啥子师傅了。

老威：你是哪种风格呢？

和君：我是祖传的风格，东巴都是代代相传。我们家有4个男娃1个女娃，我算最机灵。这不是我自吹的，而是5岁时，我爷爷说的。那是1948年冬天，一家人围在火塘边，爷爷对爸爸说：咳，也该挑一个东巴继承人了。爸爸立马应声：是啰，你老人家说了算啰。爷爷说：哪就挑羊娃子，他最机灵，嗓门也亮，昨天他在前面山吆喝，我在后面山都听见了。一家人全笑起来，于是我就成了云南省迪庆州中甸，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县白地乡阿罗弯村和家的第9代东巴。妈妈说：羊娃子成了东巴，就再不能叫他小名了。于是爷爷在熊熊的火光中，唧唧咕咕念了半天经，才给我取了官名。

老威：他念的啥？

和君：我才5岁嘛，早忘了。可能是在祈求东巴祖师丁巴什罗和阿明什罗庇护，让我成为一个名扬四境的出色东巴啰。接下来的两年，我既不允许贪玩，也很少像子妹那样，下地干活，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课堂就是火塘，爷爷，有时是爸爸，念一句，我跟一句。《东巴经》的读和写是分家的，所以不少东巴家庭，只会读，不会写，完全靠世世代代口传心记，而读和写都会的家庭，应该算纳西族的学问家庭。

老威：你的其他子妹不懂东巴文字吗？

和君：《东巴经》是单传，只有东巴才会。在解放前，东巴很多，如草原上的星星，你不用担心哪一颗会熄灭。我就是在多如繁星的东巴环境里成长的，爷爷年纪稍大，60出头，就做专门的东巴，爸爸40来岁，正值壮年，要干活，只能做“兼职东巴”。香格里拉高寒，一年四季离不开火，所以我的上课时间极其漫长，有时还从火塘转移到田间地头、山坡草地、陌生宅院，甚至墓穴坟场。

老威：为人民服务嘛。

和君：是啰。娃娃得了病，抽风，东巴们要带上法杖和板铃，赶去驱鬼，有时还要带木刀，边跳舞边左一下右一下地砍，直到将无形的厉鬼撵出房间，让它攀附在事先插于荒坡的纸人。

老威：然后再烧掉纸人。

和君：你咋晓得？

老威：我们汉族乡间也有类似仪式，叫去蛊。

和君：如果魂跑得太远，就没这么简单了。有一次，我们村一对男女殉情自杀，也就是父母不同意他俩相好，就痛不欲生，双双约定到草甸上，唱了半夜的悲歌，然后灌事先熬好的草乌汤。月亮大，风也大，他们像躺在一面镜子里，嗯，一对蚂蚁躺在一面镜子里，多么小。他们冻得哆嗦，咳嗽声老远都听得见，于是为了取暖，他们将草乌汤当美酒，你一口我一口。不久，他们就哑巴了，连咳嗽声也消灭了，因为草乌这种毒药，有封喉的特点。等人们发现时，他们抱在一块，身体还软软的，只是脖子带青；等到东巴们跑去，他们的手指还互相扣着，身体已发僵，像从草乌汤里捞起来的两段乌木。五、六个东巴，全身披挂，又是念经又是舞，道场做个通天亮，也没把迷途的魂儿劝回来。我一个娃娃在旁边，先还念念有词地学，稍后就如一只公鸡，站着打瞌睡，最后就直接倒下入梦了。

老威：挺有意思。

和君：唉，有意思的童年还没过完，就解放了。土地改革，三坝和白地不少东巴家庭被划为地主和富农，我们家没多少土地和牛羊，也被划为富农。理由是利用搞封建迷信，剥削了贫雇农。爷爷气不过，在诉苦会上与他们争：做道场也要花力气，难道这就叫剥削？于是一顶“抵制土改”的帽子扣下来，爷爷被当场煽了十几耳光。做东巴的最看重脸面，特别是爷爷这种以往人人尊敬的主事大东巴。

老威：斯文扫地嘛。

和君：所以他在当天深夜，就上吊自杀了。没想到，那些翻身的人们，还将他的尸体弄出去，斗争了一上午，口号喊得震天响，啥子“打倒畏罪自杀的反革命东巴”。

老威：不用打，自己就倒。

和君：按理，如爷爷这种规格的东巴去世，方圆几个村的大小东巴都要聚齐，举行有丁巴什罗尊号的教徒亡魂超荐。吟唱时，所有东巴都身穿隆重的法袍，环绕死者，由主事东巴坐在高处，扮天神，由小东巴扮360名护法神，再由一名能歌善舞的东巴在核心，扮始祖丁巴什罗，演义他从出生到升天的传奇故事。

老威：死者和丁巴什罗在仪式中融为一体？

和君：对。每一个东巴都是丁巴什罗祖师在现世的化身。大家要通过主事东巴所扮的天神，对人世间层层设问，对答歌吟，一天一夜，才将死者超荐至天堂，进入神位。

老威：真是一幕了不起的戏剧啊！

和君：可爷爷的超荐葬礼却是斗争会，村子里的大东巴五、六个，还有恶霸地主五、六个，像牲口一样，被绳子死拉硬拽，弄来陪斗，脖根还挂满五佛冠、长刀、法鼓、法杖、扁铃等“封建迷信的罪证”。民兵在周围，随时用枪托子捣他们。而爷爷的尸体被高吊树上，风一吹就晃悠悠的。

老威：你也在现场么？

和君：我躲在黑压压的人群外面，能望见悬在半空的爷爷。那是1951年的秋天吧？嗯，反正高原上的天，夏和秋比较混淆，雨多，雷也响，可太阳说出来就出来。我感觉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爷爷变了好几种颜色，有一道彩虹甚至从山坡与草甸之间扫过去，从他老人家的脚板底扫过去，使我暂时忘记了悲痛。

老威：蛮有诗意嘛。

和君：当时我七、八岁，已经能念《丁巴什罗祖师传略》，里面讲道：丁巴什罗不出自阴道，而出自母亲的左腋，并且降生刚刚3天，就被魔鬼抓走，披挂上千斤的手铐脚镣，投入有8个耳朵的油锅，熬煮3天3夜。结果呢，丁巴什罗非但没死，还冒着油烟爬起来，镇压了所有在场的妖魔鬼怪。

老威：这个魔法故事能够安慰你，就像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哈里•波特》一样。

和君：对，直到现在我都相信，爷爷的灵魂被永恒的丁巴什罗接走了。革命群众还烧掉了成套的东巴法器，在我那娃娃的想象中，这些叮叮当当的好玩的家什，随着阵阵烟雾，全被爷爷带上天了。所以当大人们哭灵，爸爸妈妈快昏厥时，我还惦记着天国的门槛够不够高，爷爷见着丁巴什罗祖师磕不磕头等等，所以淌不出眼泪。

老威：后来呢？

和君：日子还得过啰。东巴教是纳西族的本教，比共产主义的历史久远得多，因此不管咋个改造，土改，合作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社教，四清，运动一波接一波，又咋样？适应形势嘛，跟党走嘛，风口浪尖总会过去嘛。运动高潮一过去，东巴道场就死灰复燃，东巴们就走村串乡，群众偷偷请，东巴们悄悄到，何必声张呢？从历史和地理看，纳西族祖祖辈辈都处在夹缝中，藏族自高处压，汉族自低处挤，白族不识相，要抵抗，还建立南诏国，结果被屠杀好多次，著名的两三次，都血流成河，一死就几万人。只有纳西，对谁都俯首称臣，儒家文化也可以，藏传佛教也可以，国民党一个样，共产党差不多。所以嘛，大的动荡没有。

老威：阳奉阴违哦。

和君：生存之道就是阳奉阴违。按理，纳西和泸沽湖的摩梭人一样，是藏族的分支，我们的眼窝都凹，鼻梁都挺。东巴祖师丁巴什罗本为藏人，叫丹巴喜饶，曾创立擅长巫术仪式的西藏苯教。佛教还没兴起，丁巴什罗就率部分弟子，从很高的藏地来到不太高的香格里拉传教，由此蔓延，再到比较低的丽江坝子。

老威：丽江的海拔也有2416米，不算低啊。

和君：与我们白地相比，就算低了。不仅海拔，而且宗教、文化、精神的高度，都算低了。纳西族有谚语：“不到白地，不识真东巴；不去拉萨，不知真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