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是传统文化的解毒剂
台湾作家柏杨去世，人们纷纷撰文悼念。许多读者知道他，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可说是适逢其时。那个年代，正处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禁锢太久的思想需要突破。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让人想到鲁迅，也影响了不少年轻的思考者，对“文革”的反思成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要是柏杨知道，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网上指责他诬蔑华夏文化，就像当初一些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骂他一样，他一定会对历史的诡谲心生无限感慨。
在柏杨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这种“酱缸”文化产生了“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僵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后遗症。国人普遍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
这种缺乏学理的情绪性表述确实能振聋发聩，切中要害，但是否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答案却似乎并不乐观。就如同当年的寻根文学，无论是揭示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还是描绘传统文化的和谐宁静，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干。90年代以降，思潮转向，人们开始重视制度建设，强调法治维权，鲁迅、柏杨们的文化批评遂被看成是文学知识分子的进路，缺乏建设性和实际操作性，其负面意义甚至大于正面意义。
这些年，作家们对社会问题保持沉默，原因之一或许就在此困惑吧。只有在思想文化的领域，他们才说得起话。当新闻开始取代文学揭示真相的功能，文学思维不再被看做是社会问题的全部和真确的反映时，柏杨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淡忘了。
其实，柏杨的文化批评是对公众的，不是对权力的，我觉得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
但他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于传统文化或国民性，这对于我们要促进社会进步确实不是很适合的思路。而且，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全是传统文化，它已经加入了许多新因素，早已经属于一种更大范围的世界性文化。比如，对于说实话就会遭到迫害，柏杨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就显得有点不着边际，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不是鲁迅、柏杨们的错，他们尽了自己文学知识分子的本分，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对于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我个人认为不应当简单化。历史现象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文化与制度也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人们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是制度决定论；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文化决定论。二者都有一定道理。制度培养了一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制度选择。例如，近来在反对西方媒体的歪曲事实时，个别人狭隘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现，弥漫于网上的脏话毒话，仍然能从中看到柏杨所说的那种“自我膨胀”的从众心理，就与某种民族文化心理有关，而与政府的理性主张相悖，这在客观上显然会阻碍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政制改革。
在每一个国家，都有那么一些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他们是本文化的解毒剂，尽管他们也常会说一些尖刻的未必正确的话，但却能让一个民族清醒，始终保持反思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活力。对于这样的思想者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甚至以之为骄傲，是一个民族强大自信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杨追求民主自由矢志不渝的一生值得我们感念，他对国民性的批评更值得我们思考。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柏杨辞世如一声长叹
柏杨先生走了，本来是尽享天年，却又像是以一个决绝的姿态，让人惊觉他当年的棒喝：“丑陋的中国人”。他的话振聋发聩，他的走如同一声长叹。
二十年前，我几乎同时看到了来自台湾的几本书，心灵大震。它们是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虽然后来知道，这几位学者的为人和学术风格都很不一样，虽然后来也认识到，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应该有所区分，但是当时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台湾虽小小一岛，那里人们的胸襟见识和反省能力却远在大陆人之上。这几本书都不是非常学术，而是大众文化读物，但是其言说的自由恣肆，呐喊的真诚有力，在开启民智上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当时这些书在年轻人中十分畅销，尤其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窝里斗”、“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一条虫”等言辞成为流行语。不能接受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当时某日报发表社论称：“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如今，更多的知识分子愿意反省了，网上一些根本没有读过柏杨先生著作的网民却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不知道这世道如何沧海桑田而至于此。
我们不妨重温那些二十年前都能够倾听和反思、今天反倒难以入耳的话，诸如：
——“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
——“太多的中国人，满身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仪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仪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仪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
柏杨先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所批判的东西，正好我自己都具备”。但是他更清楚地知道一个有自由人格的人应该持有的立场：“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先生总结得很精确：“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先生走了，愿此精神长存。
□长平(资深媒体人)
柏杨西去，民主东来
柏杨先生驾鹤西去，我没有太多悲痛。对于一个终生反对威权的独立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比亲眼目睹威权像豆腐渣一样坍塌、民主在这块豆腐渣上逐渐夯实地基更幸运的呢？1969年逝世的殷海光没有这么幸运，1979年逝世的雷震也没有这么幸运。正如柏杨本人在2002年所说：“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有福气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直生活在民主社会，他很有可能无法理解民主的魅力，反而会对民主时代的祛魅生活感到不满，经常生发出奇思异想，建立一些理想的试验田；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辈子生活在威权社会，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他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生于威权、死于民主，并且亲身参与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这就是柏杨幸福然而曲折的一生。
就在2007年底，88岁高龄的柏杨还因为不满陈水扁的言论，绝食抗议，最后体力不支，被紧急送往医院。我们能否因此推论，当年的斗士，今天已经对民主彻底失望了呢？2004年，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拜访柏杨，柏杨谈到台湾民主来之不易，一度落泪。他表示：“民主政治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不能让它死掉，虽然小孩很丑，但也要让它长大，要小心呵护。”当时柏杨对陈水扁寄以希望，虽然后来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不等于柏杨改变了对民主的看法。
在民主制度下，对执政者表示不满，不等于对制度不满，恰恰相反，民主保证公民可以合法地表达对执政者的不满。1968年，《中华日报》刊出柏杨翻译的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这一集讲到一对父子流落到一个小岛上，两人竞选总统，父亲在竞选演讲中开场称呼“Fellows……”《大力水手》与台湾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柏杨将“fellows”翻译成“伙伴们”，或许问题不大，但是他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于是，著名的“《大力水手》事件”由此产生，柏杨以“共产党间谍”和“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时至今日，台湾虽然有着种种纷争，以言获罪的现象却大幅减少，政府和公民都习惯了对执政者的批评。当然，通过其他方式打击报复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这更多的是威权时代的遗产，难以归咎于民主。
柏杨最为著名的作品当推《丑陋的中国人》，最为著名的言论当推指认中国历史悠久的“酱缸文化”。上世纪80年代，他的著作传入大陆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的书，但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观点，看到他为“崇洋”辩护，看到他批评“不合国情”说，依然感到震撼。我们习惯于用放大镜看自己，用显微镜看别人，也习惯于把自己描述得高大全、把别人描述得浑身都是细菌，突然把镜子交换了一下，以前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突然有些动摇。事实已经证明，柏杨对于我们自身传统的批评，或许有些争议，但让坚固的东西变得有些争议，这恰恰是构建民主的基石。
今年大年初一，马英九前去给柏杨拜年，柏杨对马英九称赞有加。一个多月后，马英九胜选。能够看着自己欣赏的政治家登上未来的政治舞台，能够看到民主经过转型阵痛逐渐进入巩固期，想必柏杨死而无憾了！
□王晓渔(文化批评家)
“只为苍生说人话”
初识柏杨先生是在1986年，他的一册《丑陋的中国人》曾经风行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之一，我也曾读得如痴如醉。二十多年来，他的著作在大陆陆续出版，一直没有离开读者的视线，在他生命的暮年，我们还有幸读到他“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样掷地有声的诗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尤其能感受到这样一个人存在的独特意义，他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精神。
柏杨先生显示了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因言获罪，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熬过了9年零26天的黑暗岁月，却在里面写出了《中国人史纲》等著作。出狱之后，他没有萎靡退缩，反而更加大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直言台湾的社会弊端、制度缺陷，他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批判暴君、暴官，也批判暴民，他的思想言论从而越过台湾海峡，在大陆、在海外华人中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他之所以能直面中国人的丑陋，不断地揭示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毫不留情地自曝家丑，不回避，不苟且，绝不是因为他舍弃自己的民族，也不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绝望，相反，他对自己的民族怀抱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他对基本人性和高贵品德非常在意。他的反省本身就是一种呼唤，一种拯救，就是希望更多的同胞反躬自省，认识到真问题的所在。他说：“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相信，这是他经历动荡乱世、坎坷人生之后反省出来的，不是在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里构想出来的。这样的思考，这样的言论，也许算不上深刻，却很清晰、很质朴，无疑比许多宏大的高论更合乎人性。
他在1984年说过，自己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10年，写杂文10年，坐牢10年，接下来将写历史10年。说到自己为什么从小说转向杂文时，他解释，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而他为此付出了长期的牢狱代价。追根溯源，他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肆意蔓延、不受制约的权力给中国人造成的伤痛，把历史的真相一一破解，从而摸索出一条通往现代的道路。因此，他的历史研究是指向现实的。
在海峡对岸，当他以89岁高龄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时，马英九对记者表示难过，“柏老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不会忘记对柏老的承诺，上任后一定会扮演好角色。”他的大半生，正好遭逢台湾从一个缺乏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前现代社会，向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现代社会转变，他以自己的方式，以那支带有锋芒的笔，参与了这个进程，奉献了自己的心力、青春和自由。他的全部努力都已融入这段跌宕起伏的大历史当中，他不仅是历史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同时也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他亲身参与创造的这幕历史，必然也要成为后人研究、评说的对象。
作为一个作家，柏杨先生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不仅与权力保持距离，不向权力谄媚，而且对权力保持批判。他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即使在台湾完成社会转型之后，他也没有离开原来扮演的角色，最终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走完他的一生。有些人被社会大变化的浪潮裹挟，卷入各种复杂纷繁的纠葛之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有些人为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变来变去，晚节不保，失去了社会公信力，成为人间的笑柄。而柏杨没有变，他还是那个写《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那个曾以锋利的杂文和直言不讳的演讲引发千万中国人共鸣的柏杨，一个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只为苍生说人话”，就是他留给后世最有力的一句遗言。
□傅国涌(历史学者)
不合时宜的思想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会不会去读柏杨，但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期却是遭遇了他的著作的。记得读《丑陋的中国人》是在20年之前，当时的震动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触目惊心。在此之前，我虽然也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些书，但国民劣根性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好好思考。这时候，突然一个名叫柏杨的人把传统文化概括为“酱缸文化”，就觉得他一下子接上了鲁迅的精神气脉。只是，稍往深处想想，还是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为什么柏杨式的人物出现在台湾却没有出现在大陆？我们这里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诞生鲁迅或者柏杨的精神土壤？
后来了解到柏杨的一些传奇经历，也就对他更多了一些敬佩。1968年，柏杨因言获罪，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9年又26天)，他便成为专制制度的受难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又直接与当年蒋介石推动的“复兴中华文化”有关，因为他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柏杨举过一个例子，他曾经以为宋美龄还比较开明，但看过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后，其中的一个细节却让他十分难受。宋美龄在美国时，有美国友人问她：“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你们会怎么处理？”结果她做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意思是坚决镇压。柏杨接着反思道：“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不尊重群众，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大概正是这样的经历，才构成了他反思传统文化、批判中国人的精神动力。
然而，柏杨的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却面临着许多错位。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大讲传统文化之好的时代，一些编导往往把电视剧里的皇帝塑造成开明君主，皇权专制的气息已荡然无存；有的学者把《论语》搞成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现代版本，传统文化遂成万能膏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依然丑陋，而这种丑陋又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但我们却有本事把这丑陋打造成一片片美丽景观。我们拥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却丧失了反思自身、批判自我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这个传统文化形势一片大好的年代，柏杨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一如当年的鲁迅不合时宜。
不过，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却往往会成为一种解毒剂。比如，柏杨说：“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这种思考放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柏杨还说：“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判断搁到现在也依然有效。比如，“卖国贼”的大帽子最近就很流行，凡是不同意抵制家乐福者，很可能就会遭到愤青们的攻击谩骂。这时候，我们想一想柏杨的思想，应该能够败一败民族主义的虚火。
但是，这样一个敢于自揭伤疤、批判社会的老者却走了，不免让人感慨悲伤。想一想台湾，柏杨之后有李敖，李敖之后还有龙应台，他们应该秉承着同一种精神气质。我们这里虽然也不乏批判的战士，但能够发出振聋发聩之声者却少之又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显然是需要深长思之的。柏杨的辞世，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的契机吧。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