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4月29日，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委会协调人张裕先生由瑞典前往香港参加“同一个梦想：我们要表达自由——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主题是“香港与内地的言论自由”。

会议由香港与世界各地的多家关注言论自由的NGO联合主办，主办单位有：香港记者协会、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美国笔会、悉尼笔会、记者无疆界、国际记者年会、世界报业工会。

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和狱委会的负责人，张裕先生参与筹办了此次会议，并担任很重要的会务，还将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狱中作家的发言。但他在今天下午1点到达香港机场后，遭到了香港出入境处的无理扣留盘问长达十小时之久，最终还是被拒绝进入香港，于当晚23点被强行遣返回瑞典。

荒谬的是，张裕先生仍然持有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但在早已回归祖国的香港却遭遇如此待遇——一个持有中国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不能进入中国的特区！

目前，张裕先生正在飞回瑞典的飞机上，他被遣返的详细过程和细节，还有待他本人进一步提供。

独立中文笔会会继续跟踪张裕先生被遣返事件。

2008年4月30日

晚上打开电视，先看BBC，又看CNN，两个电台都在实况转播一个奥地利的新闻发布会，当地警方查获一件骇人听闻的案件。一个父亲把自己亲生女儿囚禁在地下室当作泄欲的性奴，长达24年。看得人毛骨悚然，也难怪很少为一个案件的新闻发布会作实况转播的BBC和CNN竟然同时破天荒占用黄金时间，BBC更是用了整整不间断的一个小时。

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案件在西方时有发生，每一次暴露出来后，各大媒体都竭尽全力把所有细节呈现给观众，甚至把你根本无法联想到一切的东西也事无巨细地描述出来，直到看得你从悲哀到愤怒到恶心再到默默无语地开始反思。一开始，我对这种新闻方式也不是那么习惯，但后来发现，那种揭露和放大负面事件的新闻追踪，最终都能起到震惊社会、教育社会，从而引起社会思考，最终促使社会想方设法改进的作用。

就在同一天，看到《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一些人贩子以高薪为饵，把四川凉山贫困地区家庭的未成年子女诱骗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关进封闭的厂房里当童工，最大的不超过16岁，最小的竟然只有9岁，其中一些小女孩被强迫苦力的同时，还被反复强奸。这样的新闻看得我的心都碎了。我能说什么呢？奥运圣火都要被自豪的我们迎进古老的大陆，照亮崛起的中国，可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有这种挑战和侮辱人类的文明事情

让人困惑的是这样的新闻只是在一份地方报纸如《南方都市报》等登出，影响力有限，而且，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出面说话了，说他们没有听说过有童工现象。当然，按照中国人心照不宣的规则，官员的话几乎都是一锤定音。估计这事不会再报道了。我心中的疑问当然还存在：是报纸报道错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如果要是让CNN来报道这个新闻，会如何？

其实，一个社会出现童工现象并不可怕，在世界上所谓最文明的大陆欧洲不是也出现了禽兽父亲把亲生女儿性奴关了24年的罪恶？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不能正视，甚至要遮遮掩掩，以显示歌舞升平与和谐。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是童工问题不但得不到彻底的重视，也得不到解决。山西的黑窑洞童工还没有解决，珠江三角洲又出现了童工，我们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今后还会有的，也许就在你身边。

在同一天的CNN报道中，我也看到了山东济南的火车相撞事件，CNN的报道全部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对于这样一个国际大媒体，竟然对死了70人，伤了400人的巨大事件不亲自派记者前往报道，只引用人家的新闻，而且十秒钟带过，让我心里很不舒服，CNN，你们也太不尊重中国的人命了。

愤愤不平之余，暂时停笔的我想要写点什么，于是告诉编辑，编辑说，哦，火车事件，你不用写了，上面要统一报道，所有去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回来了。

我能说什么？火车相撞也不是了不起的事，美国和英国最近都发生过，可是，发生后却要弄得好像很神秘，只允许一个媒体进入，要统一报道，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请问，英国的火车相撞和美国的任何一个灾难，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不都可以随时进入采访报道？那么，我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也请BBC和CNN来实地采访报道一番？什么叫大国，什么叫强国，难道不应该平等对待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他们的新闻媒体？人家给我们新闻媒体的自由，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如果不允许他们报道，怎么可以避免他们歪曲事实？

再说，就算抛开新闻自由和平等对待不提，如果可以看一下这些经常报道国际灾难的大媒体如何报道和分析发生在中国的灾难，对我们如何救助和防止类似灾难发生也许大有好处。

大家还记得，上次雪灾发生后，有网友质疑铁道部的责任，结果人家自己给自己打分，据说打到95分以上，让全国人民都笑了——笑得很心酸呀。

铁道部，这一次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我相信，在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下，在只有一种声音传出来的情况下，最后的结果很简单，他们会找两个人出来承担责任，然后用你早就习惯的语言暗示你，一天全国有多少人坐火车？多少万呀？你看看，这次事故才死了多少人——不就70个？会算术吗？70个人能占到几万的百分之几？可想而知，他们给自己打的分数估计比95分还要高。而你，在没有了舆论平台，甚至连互联网的声音也被“敏感”掉的情况下，除了笑——苦笑——还能干什么？

在全国人民正在CNN歪曲报道发生在西藏的事件而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放各大媒体包括CNN都来采访报道，看一看他们如何报道，是否敢睁眼说瞎话，是否敢放着事实不顾，愚弄欺骗人民群众。这样做不但是我们当今用来回击CNN这些诬蔑中国人的国际媒体的最有力武器，而且，也能够让中国人民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给我们人民的铁道部打一个分数。

我想，这次轮到民众给铁道部打一个分了！

杨恒均 2008-4-29

2007岁末，2008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因其所管辖的特工涉嫌使用酷刑逼供，并将审讯过程中现场录下可作为证据的录像带销毁，局长麦克尔。 海顿不得不在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上公开接受质询。CIA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遭到美国和自由国家媒体的严厉批评，人权组织也纷纷谴责。按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即使出现刑讯逼供现象，“逼供的也是外人”，何况“目的是好的”。再说，这种事是美国的“家丑”，即使要审问，也应该关起门来审，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得满城风雨举世皆知？这不是出美国的丑吗？但是，让中国人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人就是要“傻头傻脑”地把“家丑”到处宣扬！

“家丑不外扬”不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

由这件事我想到一个话题：“家丑”应该不应该外扬？

我们知道，自由就是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之外，有权保有一块自主支配的领地。在此领地之内，公民有权任意作为或不作为，祇要不影响他人，任何人和“国家”都无权过问。家庭生活关系个人自由的核心，所以，个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私生活，确实不能“外扬”（除吸毒这个特例）。中外传统习俗对此颇有相同之处。比如中国就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道德观念，国外则有“穷人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生活关系维护个人自由、尊严和幸福，法治的核心内容就是将个人私生活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严防公共权力干涉到私生活。

但是，这种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家丑不外扬”，其法律和道德有效性，仅限于家庭，万不可以把它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在所有事关社会和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如果照搬“家丑不外扬”这个道理就会犯下严重错误。这里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有无公共性。家里的丑不能外扬，因为家庭生活不具备公共性。社会与国家生活本就是公共的，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本就在“外”部空间中发生，如何能够不外扬？

当局借“家丑不外扬”来打压在海外发表言论的异议人士，根本错误就在于把“家”与“国”相混淆，把仅仅适用于家庭的伦理，不自觉地投射到国家伦理层面上去。错误地以为“家丑不外扬”这个道理是普适的，从而一再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

家国不分是中国的特有传统，整部《礼记》，孔孟的学说，其立论基点正是家国一体。中国古代的社会和国家秩序，几乎完全仿照家庭中天然的等级关系结构而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权的合法性除天意之外，在世俗中的根基就扎在父权的合法性之中。中国传统认定父亲天然地拥有对子女的所有权，并由此推出君主对天下万民拥有同等的所有权。这种社会和国家秩序学说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给专制独裁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可以“合法”地任意侵入个人和家庭生活，使得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几乎无孔不入的政府时，无所保留，无所遁形，因此也就丧失了自由。

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存在将王权与父权同样看待的观念，但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让西欧重新认识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王权与父权的相互投射关系被洛克等哲学家解构了。父亲与成年儿女是平等的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国不是家，国因为家而存在，而非家为国所拥有。国家里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受权与授权的关系，不是父亲与未成年子女的教导与受教导关系。君主（国家领袖）与公民也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可颠倒来过的交互关系，而不是像父亲与儿子式的单向传递关系。尘世之内，没有人天然地居于他人之上，政府和政府里的任何人都无权把人民当作自己的所有物。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公民的公共生活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但法律不能管个人生活。因此伯里克利说，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为所欲为，不必看邻居的眼色。古希腊人的这种自由观念为英国、美国等国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以英、美国家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等文本传布于天下，又在法国大革命发布的著名的《人权宣言》中得到宣扬。有鉴于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任意奴役国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二战之后，将个人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相区分、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文明成果被写进《联合国人权公约》之中，并逐渐为举世所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明确规定任何人有不分国界寻求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这一条使得所有将国内丑闻当作“家丑”不许外扬的作法丧失了合法性。

专制政府以“家丑”掩盖侵犯人权行为

以我们中国人的“常识”，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发生的种种“家丑”，理当为美国政府和军队所忌讳，应该被当作“国家机密”给保护起来。公布这些“家丑”，不仅严重损害美国军队和政府的形象，而且极可能在伊拉克国内激起普遍反抗，既可能造成战争失败，甚至还可能会危及美国在中东总体战略的顺利实施。任何公布这些自己人家丑的新闻媒体和记者，自然应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处以重刑。但是，美国媒体和记者却照登不误。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岂不是自乱阵脚吗？

当然，这不是自乱阵脚，反而这正是美国强大的原因。因为对美军虐囚等丑闻的掩盖，不仅会导致伊拉克驻军成为一片阳光照不到美国法律管不着的黑暗区域，而且势必造成丑行的扩大化，从而真正激发起伊拉克和全体伊斯兰民众的普遍反抗。公布这些丑闻，说明美国不会姑息养奸，既增加被占领区民众的安全感，也有力地约束了美军中少数败类的不法行为。发生在阿布格来得监狱等地的丑闻，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因嫌涉销毁刑求恐怖份子嫌疑犯的证据录像带等丑闻，不是“家丑”，而是“公丑”。是少数不法人员代表美国在行使公权的行为，理当受到舆论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把这些丑恶行为暴露在阳光下，结果必将是类似行为受到有效遏制。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仅家与国的关系不再是以往的关系，而且国与国的关系，也不复以往。二战之后，持久的和平和联合国体制的确立，使得传统的此国视彼国为寇仇的历史成为尘烟。像法国、德国、英国这样千百年间争战不断血流成河的国家，如今在欧洲共同体内把酒言欢。由于移民，也由于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不同种族的成员团结在一面国旗下是非常普遍的事实，民族与民族间不再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渗透，在人权普世性和经济全球化面前，国境线不再是不能逾越的天堑。以经济为例，同样质量的电脑，在中国人那儿买得10000元，如果美国制造商祇卖5000元，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宁可接受同胞的重利盘剥而不选择少付钱。民族成员间的团结，必须体现在有共同利益关切和成员间平等以待的基础之上。如果同是华人，你是天然的不容商量的领导者，我祇能世世代代作你的奴隶受你欺压和剥削，那你之于我，就与异族侵略者没有任何区别！我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当作所谓的“家丑”掩盖起来。

与美国光明正大的作法相比，专制政府从极端自私自利保有自身权势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以所谓“家丑”掩盖自身侵犯本国人民基本人权的行为，不论以国家形象或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都是害怕阳光的阴暗心理在作祟，极其狭隘，其作用祇会鼓励执掌公权者继续作奸犯科，其打击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超越国界寻求自由表达的法律，是典型的恶法，反人类，反文明，不仅不会给国家脸上贴金，而且祇会让世界唾弃！

当今中国，无论左、中、右，恐怕没有几个人敢公开地说，中国就是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而不要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连“一党专制”着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在八十年前就以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而发家，近年中国共产党也一再明确地表示“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或许他们只是骗骗人而已，或许他们并不想实行，或许他们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去实行。

当然，也包括许多想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朋友，也担心“民主这个好东西”如果实行得太早，推进得太快，会不会让中国大陆全体国民在这几十年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经济财富和国力，因不当得的民主进程而毁于一旦、付之东流？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极度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社会不公、道德滑坡就无法遏制；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廉政经验，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整体行不通。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已经拥有相当、或一定资产的人们，因前途的不确定性，担心再次被共产充公，不得不把巨额资产存在了海外，或让子女在西方购房置业，让中国大陆的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外流。

可是，人们也都明白，中国目前倘若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被世界的主流社会接纳为可信赖的一员，尽管一些小国和穷国会在需要中国金钱的时候追捧中国，过后、甚至同时就依旧鄙视中国。

于是，人们又回到，或者想回到“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思路上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仁人志士，不惜献出他们的生命和青春，而为此奋斗。但是，历史却无情地让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国民三次、五次地失之交臂。

个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同建设任何一座雄伟的大厦一样，建设自由民主的大厦既需要高明的设计家，也需要高尚的政治家，更需要众多的“能工巧匠”，但是独独不能缺少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在任何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都是需要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的。

真理往往是简单的；看似简单的事情，又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中国大陆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失之交臂，有过往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因素，甚至有时候这种个人因素会带有一定意义的决定性，但是全社会的基础性因素却有着根本的决定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曾经缺乏这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事至如今，恐怕各方人士也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大陆要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需要条件的，是需要奠定坚实的基础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的条件有很多，但基础性的条件主要就是两个：

第一个基础，是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合法的个人私有财产。这是在任何社会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公民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社会的高度自治。这自治，除了社区自治之外，区域性的、或是各省区的高度自治，更是在任何社会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极为必要的基础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者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问题在美国就不会出现；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他也会承认，未来的欧盟成为了联合体，那里也不会再出现希特勒。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要件就是“分权和制衡”：“分权和制衡”的国家体制，就从根本上堵死了专制独裁者出现的可能。

然而在中国，因为两千多年前，自秦始皇改“分封建制”为“郡县制”，也就完成了权利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其间，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宗族社会内的“族绅自治”，却无法制约强大的中央集权。其后，虽也有中央皇权专制的一兴一衰，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制度还是有生命力的，你说它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国情也罢，或说它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国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民情也罢。但是，中国到了1840年，在洋枪洋炮面前，中央皇权专制的制度就式微了。中国人也越来越明白了，这洋枪洋炮的后面有一个新兴的工业时代，有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义之一，就是“分权和制衡”。以至于中共的宣传机构推出的《大国崛起》也赞不绝口英国1215年6月15日的《大宪章》，认为它为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奠了基。因为从此之后，英国任何一个农夫，都可以指着自己简陋的农舍，骄傲地说：“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后来，美国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法国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更为现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更加坚实的更加广阔的基石。

中国人永远不想示弱、落后，1911年就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可悲的是，1912年荣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偏不学华盛顿，非要做皇帝梦。他的继承者――北洋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诱发了1919年爱国的“五四”青年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却不幸成为了中国没有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反而又再次回到专制社会的转捩点。

恐怕，1989年的学生爱国的民主运动又有可能再次成为中国未能走向民主的现代社会，反而又再次回到专制社会的转捩点。

最近，爱国愤青和爱国愤老们在中共指挥棒下带领国人的红海洋表演，这其中的暴戾、蛮横、非礼，有人却故意视而不见，自然又让人看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前景。

所谓的爱国主义，可能再次成为中共党权专制主义的庇护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在它的精英们的引导之下，把它的学习方向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也就是说，把向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学习方向，转变成为了向东方苏俄共产专制的学习方向。孙中山接受苏俄援助，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毕恭毕敬地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俄学习；毛泽东也不甘落后，把毛岸英也送去留苏，都是明证。

转向的原因，依毛泽东的说法，是因为西方这个“老师”打痛了中国这个“学生”，学生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件事情上，老师显然是有责任的，难道学生就没有自己的责任吗？对于聪明的学生，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至此，中国的局势就一乱而不可收。假民主、真专制满天飞，军阀混战的祸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欲通过政党政治推动宪政民主的宋教仁被暗杀了；因反袁而各地兴起的省区独立，实质上的省区高度自治，又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统”成了中央专制下的“郡县”。

人们忽略了这其中之所以逆转的关键在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基石——各省区高度自治这最重要的第二块基石被抽掉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几乎都成了现代意义的秦始皇。1931年肇始的日本侵略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忙，使之实现了军事割据，假抗日，真发展。蒋介石 “统六合”的大业未能实现。一报还一报。在内战中惨败的蒋介石蜗居台湾，痛定思痛，以和平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还田于民；逐步让台湾从军特专制向威权统治转变，一举成为亚洲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首，进而实现了台湾的和平民主转型。台湾，不但成为了毛泽东的缺憾，更成为了他的心病，毛泽东“统六合”的梦也未能实现。

历史似乎一再在提示我们中国人，中国要想实现没有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家族世袭的皇权的政治制度，没有党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省区的高度自治就是我们的出路。

现在历史又给了我们中国人一次机会，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正走向式微，它已经从一个党魁专制，禅让为集体专制；又从集体专制禅让为派系协商专制。

3月22日台湾的民主大选，和平地实现了第二次执政党轮替，连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台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台湾大选出奇地平静，言外之意也承认了台湾大选的成功，表明了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台湾的民主大选对于大陆的示范作用，单单看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怎样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就可以知道区域性的高度自治，对于一个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和关键。台湾的民主的理性和成熟，正是从各地区的高度自治开始起步的，现在的台湾的各个市、县的地方政权是靠选举产生的，是“三权分立”的。孙中山非要独创的“五权分立”，民国的历史一再说明，它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徒增了两个没有实际意义、无所作为的官僚机构。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自尊自强的中国人，不必事事独创；别人创造的，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拿来用，就是了。尽管人世间，可能永远也创造不出来十全十美、永恒的好东西。然而当今社会，恐怕没有几个聪明人，会拒绝使用西人发明的计算机和利用西人创造的英特网，特别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明白，在信息时代，专制者和专制政权一定会败在英特网的面前。“金盾工程”也罢，数万网警也罢，对于英特网，中共专制政权一定是打不赢这场网络战争的失败者。可喜的是，这次大陆的国人用各种方式突破了封锁，通过英特网，观看了台湾的大选。台湾的民主大选，诚如吴伯雄所说，在台湾，人民最大。换言之，在台湾非但不可能一人独裁，也不可能“一党专制”，连“一党独大”都不可能了，那就是因为台湾的市、县已经高度自治了，使整个社会失去了产生的专制独裁的土壤和条件。这正是一个民主政治制度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如同美国，在英国的宪政精神的影响之下，早期已经形成了各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自然在独立战争之后，当然也特别因为华盛顿、杰弗逊和那些开国元勋们的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使得美利坚和众国至今是一个以高度区域自治来确保民主制度的共和国的联邦。即便是在战争条件下，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不可能形成个人的专制独裁、中央政府的专制独裁和一个党的专制独裁。民主和自由在美国永远只会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决不会是有没有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也是这样，倘若中国共产党信守当年的和平协议，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尊重西藏人的聪明才智，确保西藏地区的高度自治，西藏地区就不会酿成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其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是，中共却不断用他们错误的民族和地区政策在推动藏独、疆独和台独，让地区性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现在又不断地把达赖喇嘛和藏族的年轻人逼向死路，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共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水准非但不如唐朝的和亲，更不如清朝的尊佛。“大西藏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共政府不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借口，因为这个问题并非不是不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用西藏现疆域内的高度自治和现各省区内的藏人居住区的区域高度自治相结合的办法，是可能解决“大西藏问题”的。中共政府以“大西藏问题”进一步煽动汉藏人民之间的仇恨，只能说明他们近日被迫宣布的与达赖喇嘛的谈判没有诚意，只是一次国际公关和作秀。

所以我个人认为，此次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共政府有没有可能一反几十年政治谈判全部黑箱操作的惯例，而使得这次谈判是公开的、透明的和可监督的，然而至今非但看不到这种让人乐观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宣传机器还在不断地污蔑和攻击达赖喇嘛。

更令人担忧还有，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美俄冷战的阴影又可能再次笼罩人类。这种重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再次把中国人引到了十字路口。俄罗斯的普金何去何从我们还很难料定，虽然一个政治人物的何去何从常常就在一念之差。可是在一些狂热的追随者的簇拥之下，普金成为俄罗斯的新沙皇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令我们担心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是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普金，中国有可能再次发生90年前、“五四运动”之后的那场悲剧性的转捩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的眼光是完全有可能再次投向新沙俄的俄罗斯，或者投向虚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共的“一党专制”。

很可惜，我们有些中国人是健忘的。以往的社会主义不美妙，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不了那儿去；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连北欧人也知道难以为继。另外，如果硬要说中国有多么大的固有领土和疆域，那些被占去的中国的固有领土和疆域几乎100％是俄罗斯。可是现在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却把屡次援助过中国，并未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的美国恨得咬牙切齿，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结为准军事同盟，以抗衡美国的“霸权”，那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得了。非但如此，世界邪恶中心之一的伊朗也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俄、中、伊结成一个世界性的邪恶宗教和邪恶民族主义同盟的可能性未必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抱怨历史老人，怎么又让一个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失之交臂。何去何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就是一念之差啊。因为要走向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不难，那就是有步骤地、稳健地从各省区的民主自治开始，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奠定下第二块坚实的基石。

我相信各省区的才俊决不会比台湾少，也不会比香港少，各地的才俊高度地动员起来，一个和平的分而不散、统而不独、民富国强的中国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上苍未必眷顾我们，因为就怕我们自己不争气！

草拟于2008年3月24日

定稿于2008年4月28日

粗暴地设置敏感词是中文网络的一大特色，古时先有匈奴，后有长城。而今天，先有网络，后有网络”防护长城”，敏感词只是其中一个手段而已。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编辑出一部典型的敏感词辞典，所以网民们对敏感词的了解也不甚充分，多数人是边使用边知道什么是敏感词的，而且每天随时都有新的敏感词出现，比如在搜狐网络上像册里居然把”奥运会”当成了敏感词，我在21CN检索到”陈希同”是敏感词，”共党”也是敏感词；我还在网易博客博客发现笔者名字”昝爱宗”这三个字也是敏感词，有了敏感词该网络系统就自动提醒你的文章含有非法字眼，于是我就把我的名字写成”昝家的爱和宗”，这个名字倒真像网名了，只是太长太麻烦。

如果说，中国的报纸上使用的中国文字也设置敏感词的话，我想中国的记者和编辑就会是世界上最累的记者和编辑了。比如”文革”期间，报纸上是不能出现正面评价刘少奇的文章，即使在政府历史上有比较正面的事，也要”敏感”掉”刘少奇”三个字再说。而”毛泽东”这三个字也是不能出现在用在批判的文字中去，甚至报纸两面还要有专门的”政治校对”认真对照一下，以防”毛泽东”三字背面出现”叛徒工贼内奸”字样，所谓不给”反革命分子”以任何诋毁伟大领袖的机会。

当然，历史上很多荒唐，今天谁也不希望重演。但是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敏感词现象，却发现有”文革遗风”的迹象，比如奥运会也成了敏感词，就让人十分费解？四十年前，我们有公开言论及印刷品上的敏感词，如资本主义、单干；三十年前，我们也有公开言论及印刷品上的敏感词，如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二十年前，我们还是有公开言论及印刷品上的敏感词，如人权、民主、自由化、组党、魏京生、高消费；十年前，八九六四及胡耀邦赵紫阳民主党等等都是敏感词；只是没想到，在今天敏感词就更加丰富更加无穷了，比如我们容易理解的是”法轮功”是政府所不喜欢的，自然是敏感词之一，可政府喜欢的奥运会，为什么就成了敏感词呢？难道这是新时代的州官”田登”当政需要避讳？难道现在实行的还是千年老黄历规定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曾与社会学家于建嵘交流过，他认为公民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而公民社会必然就不会有那么多荒唐的敏感词。所以，于建嵘先生就已经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上访、访民现象成为公共话题，可以在报纸上讨论，不再敏感，即彻底”脱敏”。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一个开放社会，必然要与国际普世价值或普世标准接轨，不能再闭关自守自己搞一套不普世的标准，不能再把”奥运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力”、”走向共和”等等中性词都设置为人人碰不得的敏感词。开放的中国社会，只有文字上没有敏感词，舆论才畅通，才能真正践行思想解放。

要认识这次西藏事件，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两件最基本的事实：

在今日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以和平方式集会游行表达异议的权利；现在的西藏并不是真正的由藏人自治。

只要我们记住这两件基本事实，整个事件的大是大非就一目了然了。

是抗暴还是暴乱？

这次西藏人民的抗议活动，其参与人数之多，波及地域之广，实为四十余年来所仅见。尤其是，这场抗议活动是发生在89年西藏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发生在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发生在十九年来中共一直强化其铁血镇压措施，发生在两会期间和奥运前夕，当局实行外松内紧的策略，加强控制，连访民都要大力驱除，把胡佳这样的人都要逮捕，拉萨本来就是敏感地区，拥有超乎寻常的军警力量，又是在3月10日即藏人抗暴纪念日这样的敏感日子（这日子别人记不住，中共决不会记不住），其戒备森严可想而知；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居然爆发了如此规模的抗议，它所揭示的意义就更加重大。

中共声称是藏人先暴乱，然后他们才镇压。然而，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报道，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3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公检法联合发出第一号公告。公告说，3月14日，一些不法之徒在拉萨有组织、有预谋地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暴力手段。公告敦促组织、策划、参与14日打、砸、抢、烧、杀活动的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注意，公告说的是14日。也就是说，连公告也不得不承认，在14日之前藏人并没有打、砸、抢、烧、杀。

然而我们知道，这次藏人的抗议活动是从3月10日开始的，早在3月10当天海外多家媒体就有报道。这一点中共官方对外也是承认的。据美联社报道，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3月11日承认在拉萨出现喇嘛示威抗议活动。这就是说，从3月10日到13日这整整四天间，藏人的抗议活动是和平的。

那么，在这四天内，共产党在干什么呢？莫非共产党的军警也象民主国家的军警一样，只是默默地在一边维持秩序，保护示威者的表达自由吗？鬼都不相信！

事实上，就连中国政府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自己也承认，在藏人和平抗议的第一天，他们就拘留了60多个喇嘛（美国之音3月13日报道）。

查看藏族作家唯色的博客和其他多家海外媒体的报道可知，一连四天，藏人都是举行和平的抗议游行，当局派出上千名军警镇压，殴打，手持电棒和枪械，使用催泪弹，封锁寺院，停止供水，关闭周围的饭店，还大量抓人，等等。这样，到了3月14日上午，拉萨上百僧人又游行抗议，遭到军警阻拦殴打，引起周围藏人的极大愤怒，上万藏民卷入抗议，于是激发了一些藏人的暴力行为。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新华社3月16日发表文章，其中报道了3月10－13日的情况。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哲蚌寺3名僧人还用刀具自伤肢体并互相拍照，企图掩盖真相，混淆视听。”这句话暗示读者，这几名僧人是用自伤的办法制造假象，试图让外界以为他们是被军警打伤的。但是早在三天前藏人发出的消息里，人家自己就写得清清楚楚那几名僧人是自己割伤自己，可见报道者很诚实，绝没有制造假象欺骗舆论的意思。藏人的这段报道，国内老百姓看不到，官方一定是看到了的。官方明明知道人家讲明了是自残自伤，却还要说他们是制造假相欺骗舆论想栽赃给军警。可见，恰恰是官方自己才是在混淆视听，欺骗国内民众。

毫无疑问，这次西藏事件，是中共镇压藏人和平请愿抗议活动在先，一些藏人暴力行为在后；不是暴乱引起镇压，而是镇压激起”暴乱”.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不容颠倒，整个事件的基本性质不容混淆。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3、14事件里中共的欲擒故纵，空城计，再考虑到在3、14后的一个多月里，藏人持续和平示威，中共进一步残酷镇压，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更清楚了。有的人仅仅根据3、14当天的一段打砸抢烧的录像，就一笔抹杀此前和此后的藏人抗议的和平性质，而把整个藏人抗议事件定性为暴乱，从而为中共镇压和平抗议的罪恶进行辩护，并进而为中共十几年来、几十年来在西藏的暴政进行辩护。这种论调无疑是极其错误的

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自治

这次藏人抗议，中共方面不由分说就扣上”达赖集团幕后指使”、”搞分裂”、”搞藏独”的罪名。这种指控或许能蒙骗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但对国际社会则毫无效力。正像达赖喇嘛说的，他已经象念经一样不知说过多少遍他主张”中间道路”，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真正的自治。中共意识到，它若象过去那样压根否认达赖的”中间道路”主张恐怕已经不大行得通，于是就转而对”中间道路”展开批判。

3月29日，新华社发表文章，题目是《达赖”中间道路”就是要”西藏独立”》。文章说，达赖集团宣称的”中间道路”，其内涵和实质与”西藏独立”主张是一回事，即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文章又引用一位藏学研究中心的学者的话，说”真正自治”是达赖集团西藏独立”三部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第二步是通过”真正自治”取得政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西藏独立”.显然，这两种说法是彼此矛盾的。按照第一种说法，”真正自治”实际上就是”独立”；而按照第二种说法，”真正自治”只是实现”独立”的跳板，这就意味着”真正自治”本身还并不是”独立”.后一种说法本身就否定了前一种说法。

要认识今日西藏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今日西藏是真正的由藏人自治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今日西藏并非真正的由藏人自治，正如同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真正是”人民”的也不真正是”共和”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决不是什么反对西藏独立反对分裂祖国，而是促进藏人自治的真正落实。即便你怀疑或认定达赖喇嘛有独立的意图，那毕竟还只是一种意图；而西藏的假自治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严峻事实，因此你也该把反对假自治，支持真自治放在首位。如果你对假自治的严峻事实不闻不问，不支持真自治的合理主张，却在那里高呼反独立反分裂，客观上不就是在维护假自治、不就是在支持中共一党专制吗？

达赖喇嘛明确提出：”西藏政府应设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民选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就是”否定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所以决不接受。可见，西藏问题的关键，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之间的主要矛盾，不是维护统一与分裂国家的问题，而是藏人民主自治与中共一党专制的问题。

再谈几句西藏自治

国内有位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省？什么是自治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自治区倘若和省没有区别，凭什么还叫自治区呢？另一位网友回答说：”省就是党治，自治区就是党狠狠地治。”撇下这个辛辣的讽刺不谈，我们再讲几句西藏自治的问题。

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会见江泽民，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沈君山说：”西藏倒是应该行一国两制”.江泽民回答道：”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可见，中共领导人其实很清楚，西藏是应该真正自治高度自治的。事实上，中共与藏人在1951年签订的十七条就是一国两制。

1951年5月23日，中共当局与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藏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一是中国政府认可西藏的特殊地位，规定西藏有高度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固有地位的职权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不强迫西藏改革；保证宗教自由等等。应该说，这是中共最早搞的一国两制。所以不少人建议，中藏谈判可以回到十七条，也就是回到一国两制。

江泽民承认”西藏应该行一国两制”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他认为”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走了几十年的反资本主义、反资本家的路，都可以再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还让资本家入党、很多共产党自己就带头成了资本家，为什么西藏就不能再搞一国两制了呢？很简单，因为共产党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共产党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这才是中共拒绝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次西藏事件震动全球，海内外中国人也都表示关注。但我要指出的是，很多中国人――我这里主要是指汉人――其实对西藏问题一向是不大关心的，因此很缺少相关的知识。我问过一些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我问他们在八九民运期间，是否注意到那一年三月份在西藏发生的抗议与流血事件，大部分人说当时他们没留意，有的甚至不知道。我在过去对西藏问题也不关心，知道的讯息也很有限。只是到了海外，特别是参加了民运，才增加了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在海外这么多年，我阅读过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书籍文章，参加过很多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然而我发现这些书籍文章和会议的华人读者和听众数量都很小。达赖喇嘛几次来纽约公开讲演，听众如山如海，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洋人，华人极少。因此我相信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很多华人之所以作出不理性的反应，主要并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出于无知。尽管很多人在很多问题上都能摆脱过去共产党宣传灌输的束缚而持有批判性的眼光，但那通常只限于他们感兴趣，因此下过功夫，进行过独立思考的问题。一般人对西藏问题没下过这样的功夫，平时对这个问题没进行过独立的思考，一遇到发生大事，过去共产党宣传灌输的那套东西就自动冒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聪明的人在西藏问题上却很糊涂的原因。

相反，凡是对西藏问题有着较长时间的认真关注的人（这中间也包括后来的我），虽然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分歧且争论不休，但是大家的共识也很强：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现行的西藏政策是符合藏人意愿的。尤其是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上，我们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请达赖回藏，让藏人自治。

中共说，让达赖回西藏实行自治，就是复辟万恶的农奴制。这话不对。过去西藏的制度到底怎么样，不是没有争议的。记得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听根红苗正的老贫农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讲着讲着就控诉起三年大饥荒的悲惨，就说起旧社会地主东家的好处来了。八十年代初，达赖喇嘛的一个代表团获准回到西藏参观。事前有中共官员给藏民打招呼，告诉藏民见到这些昔日剥削压迫你们的贵族老爷要保持克制，不要扔石头吐唾沫。殊不知达赖代表团的到来竟吸引了远近大量藏人的朝拜，许许多多的藏人，包括许多翻身农奴，见到达赖的人就哭诉他们前些年受的苦，表达对达赖的殷切期盼。问题不在于旧西藏到底如何，因为这一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假如说我们相信大饥荒和文革的灾难不会重演，那么我们凭什么又认定达赖一回来，藏人一自治，西藏就会复辟农奴制呢？你共产党能与时俱进，人家藏人就不能么？其实，藏人的进步非常大，比中共大多了。无论是在他们的各种纲领文件中，还是在他们的达兰萨拉流亡社区的具体实践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进步。他们既能保留自身悠久的独特传统，又能接受普适人权的现代文明观念。

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

考察中共在香港和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再考察中共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我们可以发现，达赖提出的真正自治、高度自治并没有什么过份之处。

例如移民问题。达赖强调，绝不是要赶走汉人，汉藏混居可以，但应该从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汉人的迁入合理限制。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香港和澳门的特区政府可以对内地人的进入和定居设立某种门槛，为什么西藏就根本不可以呢？

香港九七回归前夕，有人问回归后中共是否在港驻军，耿飚说不驻军，被邓小平斥为”胡说八道”.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共在香港的驻军主要也是象征性的。中共并没有在香港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香港警备司令部或香港军区。中共给台湾开出的条件更宽。中共向台湾许诺，实行一国两制后的台湾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达赖明确表示让北京拥有国防和外交的权力。藏人提出的高度自治要求，无论如何都并不比中共许诺给台湾一国两制的更高。如果台湾人接受中共的许诺就算是实现统一，那为什么西藏提出类似的要求就要算分裂算独立呢？根本讲不通嘛。

在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问题上，达赖的态度是积极的，只是他比较强调环境保护和资源分享。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也不象乍一看去得那么过份。达赖说的”大西藏”，主要是指现今中国版图上的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附近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县，也就是中共方面也曾经同意由藏人自治的地方。需要提醒的是，这应是达赖的”讨价”，并非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一点，曾经在西藏生活多年，就西藏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与专著的徐明旭先生早就指出过了。

在去年3月10日于纽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汉藏对话会议上，我在闭幕词里说，自治的地方大小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实行真正的自治，地方小一点也可以，那都是了不起的胜利，其影响不可估量。与会的藏人和汉人都对我这一发言给以热烈的掌声肯定。所以，归根结底，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自治。

至于有人说，达赖会把”自治”当作日后搞”独立”的跳板，因此，为了防止日后搞”独立”，现在就不能允许人家搞”自治”；这在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这叫因噎废食。既然假自治是错的，真自治是对的，你就该允许人家搞真自治。你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日后有可能搞独立，就在现在反对人家搞真自治而继续维持假自治。

从情理上讲，如果藏人得到了真自治，那只会弱化、而不会强化他们搞独立的愿望。事实上，藏人的独立愿望大多是在其自治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例如在1949年3月，中共大军节节胜利，大陆江山唾手可得，当时的西藏内阁大臣致信美国国务卿，请美国助其加入联合国。信上说：”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对立，西藏与中共无法共存，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保护我们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认为，西藏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承认。”1959年的西藏暴动则是由于中共在一些藏区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而引起的。藏人知道自己力量弱小，如果不是他们的自治受到严重的威胁或侵犯，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治，何苦要冒惨重失败的巨大风险去搞独立呢？

毕竟，西藏不比台湾，它既没有海峡天堑护卫，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外国势力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干涉。除非它的处境特别悲惨，足以引起国际社会一边倒的巨大同情，才有可能靠着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共有所收敛。假如在中共允许西藏真正自治的情况下，藏人还要闹独立，那就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决无成功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一旦藏人获得真正的自治，他们是不会把它当作跳板进而追求独立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共允许香港真正自治？香港至今仍保有言论自由，立法局是民选产生的，特首好歹也要通过间接选举，未来还会直接选举。中共并没有给香港空降党委书记。在香港，共产党甚至没有以党的名义参加选举。中共能允许香港自治，为什么不允许西藏自治呢？

是的，从理论上讲，中共能让香港自治，没有理由不让西藏自治。最近达赖讲话也举到香港的例子，更显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蛮横无理。但实际的问题是，香港本来就没有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共产党的幕后运作暂且不论），而西藏却是从1959年至今都是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中共的逻辑是：我原先没有的，可以暂时不强求；我原先就有的，决不能放弃。专制权力的本性是扩张。在最死硬的中共专制者那里，一口吃不下的东西，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但你别指望他会把吃掉的再吐出来。即便在不那么死硬的中共领导人那里，权力也是不能退让的。这就是江泽民说的”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的原因。中共担心的是，如果藏人可以赢得真正的自治，如果中共一党专制可以从西藏退位，那为什么其他少数民族不可以真正自治、为什么广大汉人不可以真正民主，为什么中共一党专制不可以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从广大汉人地区退位呢？这再次证明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自治，中共拒绝西藏自治的原因是它拒绝放弃它的一党专制。

历史的新拐点

去年年初，中共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和达赖代表的谈判。藏人对之抱着深切的期望。在去年3月10日的汉藏对话会议上我表示，我们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主张。但是我又表示对中藏谈判是否能取得积极成果不敢乐观，因为很难相信中共方面会接受藏人真正自治的要求。我强调说，如果对话不能取得成果，那必定是中共拒绝真正自治。我们要让全世界，让全中国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是中共拒绝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所以才造成对话的破裂。中共必须为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整整一年过去了，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中共再一次无理中断了和达赖代表的谈判。达赖的和平与温和路线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在过去的一年里，藏人不但很少有谁再提独立的口号，甚至停止了很多例行的对中共的抗议活动。然而这种善意并未换来中共的任何让步，反而招致了更严厉的打压。这势必会刺激起一些藏人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其实，中共当初同意与达赖谈判，本来就是一场骗局，其目的是拖延时间。早在十几年前海外的讨论中，人们就看清了中共的如意算盘。那就是拖到达赖去世，然后，他们再推出一个他们中意的达赖――就像他们已经推出了一个他们中意的班禅一样。与此同时，中共将进一步严厉打击藏人的反抗运动，并把一些藏人的暴力反抗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这样，中共就能极大地削弱藏人的反抗力量。很多藏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在达赖健在的时候展开更具规模的抗议，如果他们不利用北京即将举办奥运的时机展开更激烈的斗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次藏人抗议活动震惊世界，国际社会的反响空前强烈。这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中共能作出让步，自然很好，简直太好了。但更大的可能是，中共将继续以往的政策和策略。中共领导人们会想：”六四”那么大的国际压力不是也顶过来了吗？今天的中共，不是比十九年前更强大了吗？接下来事态将如何发展是不难想见的。问题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国际社会又将会如何动作？

西藏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后围绕着奥运圣火传递而发生的冲突，一方面激起了国际社会罕见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也引出了海内外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狂潮。我给民族主义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民族主义太不真实，太少底蕴，因为太有选择性因而太没原则，因为太机会主义因而太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但是它还是给人以震撼：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在滑向什么道路？

我曾经多次指出，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歧途。一般人只看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迅猛发展，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增长和发展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与极端的不公正之上。这样的经济发展非但不能导向政治的自由民主，反而会成为自由民主的障碍。听任中国沿着这样的轨道走下去，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的政权对人权、民主与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更具威胁性。我承认，在眼下争取自由民主，阻力很大，风险不低；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推迟抗争，只会使阻力更大，风险更高。

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种声音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人为眼花缭乱的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而搞得头晕目眩，想入非非。尽管说此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察到他们原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恐怕是需要修正的，但是，重大的变化常常离不开某种突发事件的刺激。这次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事件就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势必激起一切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包括国际社会，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国人，包括中共党内残存的开明人士――的高度警醒。我们似乎可以说，自此以后，中国就变得不一样了，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历史来到了一个新的拐点。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自由与暴政的斗争正在徐徐拉开序幕……

“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这是我所可能听到的所有好消息中最好的消息了，比国民党胜选的消息还好，比股市大涨8000点还好，甚至比老杜当年听到的官军收复了蓟北的消息还好，好过做梦娶媳妇，天上掉馅饼，猪嘴吐象牙，头胎生贵子……

我等这个消息等了7年。2001年5月23日上午，我在华盛顿拜见过他老人家，谈中国未来的联邦制问题，回国后通过朋友试图向有关方面递交一个纪要，不知道送到没有。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他希望与中央政府恢复商谈的殷切心情。临走前，他送我一条哈达，微笑着指着哈达说：

“这哈达上织的是藏文，但哈达都是在汉区生产的。这本身就说明，汉藏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少数不明真相，甚至违背他老人家真实意图的藏人和喇嘛策动在拉萨打砸抢之后，在某些西方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之后，在某些西方政客利用此机会自我炒作并给中国抹黑之后，在某些藏*独分子在北京奥运会火炬到达的所有地方制造事端之后，中央政府还能作出如此重大决定，从谴责到磋商，从对抗到对话，这绝不是屈服于什么压力，而是超越了所有的对手和自己。此时此刻，进行这项危机决策，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勇气表现在三个高难动作上：

——超越形成于1987年春的西藏问题新反应模式：宁硬勿软。对西藏的怀柔政策曾经遭受到的批判，使得所有涉藏官员都像进了洞房的新郎。

——超越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旧体制时代对西方压力的逆反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凡是西方，就是敌人；凡是敌人，就要你反对的我赞成，你赞成的我反对。

——超越中国传统的以牙还牙模式，在有人杀人放火之后，不是怀恨，而是怀柔。作为国家领袖知道，以牙还牙模式可以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不是用来对付你希望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一部分的那些公民。

有人以为，视死如归的战斗才是英勇无畏，其实，比战斗更英勇的是去拥抱宿敌，这需要战胜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和谐社会不是说说的，它从社会和解开始。昨天拥抱国民党，国民党重返“大宝”；明天拥抱那位老人，国家可补裂缝。

智 慧表现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机上：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巴罗佐率欧盟代表团访华圆满结束之际。如果说，这是一份大礼，它不是送给美国而是送给欧盟 的，这是基于世界多极化的考虑；虽然送给欧盟，但不是送给萨科齐和法国，而是送给巴罗佐的。再过几个月，萨要代表法国接管欧盟，礼物送晚了，就等于送给法 国和萨科齐了。萨是一个不高明的弄权者，从中国回去，就鼓动欧盟抵制中国奥运开幕式，遭遇危机后，又想把责任推给欧盟，并想在自己执掌欧盟后再把给中国的 伤疤变成授予自己的勋章：让欧盟放弃抵制中国。

治大国不仅若烹小鲜，也若抱沧海。

2008年4月26—27日于北京

那个叫柏杨的老头子死了。挂在MSN上，有人特意来告诉这消息。看来，还有人记得这位孤岛文化斗士。不过，想必也不多吧。特别是现在那些80、90后们，能说得上郭衣洞这名字，又大致了解什么是“大力水手案”，简直算得上少年才俊了。

也正常，时代不一样了。年青一代（这么一说，我真的老了）生长在市场社会，生活在网络空间，再也不必为窗外飞进什么妖蛾子而大惊小怪。“很黄、很暴力”的东西，他们看得还少吗，何况是一个文化人的长篇牢骚。如果他们居然还对《丑陋的中国人》感到震撼，这二十来年的光阴，岂非虚度了。

但，还是很怀念阅读柏杨的时光，虽然这仅仅对于个人而言。记忆如此不可靠，乃至于现在已经想不真切，自己究竟在哪一年看到这本薄册子。脑海里，只晃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盗版书，而且也不记得这书是从哪里借来的。那时候年纪太小，所以读到“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等字眼，仍旧懵懵懂懂。倒是记住了一些新鲜词汇，比如说什么中国人单独的时候像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之类的。至于何谓“酱缸文化”，那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反刍，才逐渐明白的。阅读，往往不仅需要阅历，还需要经历。所以，柏杨对我而已，并无多少思想启蒙作用。

可也就是从柏杨那里，我才开始了解台湾作家，比如李敖、龙应台等人。从这些人那里，方才完成了整体而言的思想启蒙。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将这三个人称作“台湾思想三家”。这当然是比较笼统的说法。严格来讲，这三个人都不能称之为思想家，最多只能算作“公众思想家”。更为确切地讲，这三个人都仅仅是作家而已，而从他们对读者的思想启蒙意义而言，方才勉强得以位列思想的讲席。

三个人里，柏杨主攻传统文化。固然使他深陷囹圄的“大力水手案”，乃台湾现实政治的“文化遗产”。从作品本身而言，《丑陋的中国人》揭开的是传统文化这口酱缸的盖子，其他煌煌大作如《白话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明摆着就是整理国故。龙应台呢，始终揪住“现代文明”这条辫子。倒是李敖，多少有点本土思想作家的味道，虽然他更多时候表现得像一个政论家，或政客。当然，这都是不无粗浅的概括。

大概是这缘故吧，虽说《丑陋的中国人》曾是一枚投放大陆的文化炸弹，但柏杨的作品后来似乎并不太受人待见。至少个人感觉，他那把文化匕首不够锋利、不够有力。本质上讲，他的思考可能更接近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源头。可在这浮躁的年头，谁愿意花时间从头梳理中国文化的病症？那些洋洋大观的“拿来主义”，还让人眼花缭乱呢。话说回来，不定什么时候风水又转了回来，他从泛黄的书堆里整理出来的货色，或许身价倍增、焕发光彩。你看这些年，所谓传统文化复兴，不又叫嚣得厉害。可这要真得了势，戴着批判的眼镜整理国故的柏杨，恐怕又得挨排挤了吧。

柏杨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总是那么地不合时宜。可也有一个说法，叫作“独立精神”。这一点，在柏杨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他自己也说了，“不肯听话”正是他自己性格最大的弱点之一。试想，现在也许没什么人记得这位老头子，可要是有人再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恐怕还是要被那些愤青们的唾沫淹死。说到底，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柏杨所定义的那个“文化酱缸”。这也是柏杨值得让人怀念的地方。

柏杨走了，那个曾经的文化大力水手走了。说实在的，个人并不觉得特别的哀伤。这位89岁的老头子，一辈子写文章、坐监牢，可毕竟亲眼看到了时代的进步。譬如当年送他上绿岛的那个政权，居然下台了——现在“洗心革面”又上台了。想想，几个人能有如此际遇？在这方面，拼的不是思想和气力，还得有这岁数不是。

前两年，出版社送了一套三卷本《中国人史纲》，拿到手后随即束之高阁。也许，这时候取出来阅读，正是对这位作家最好的纪念。

2008年4月29日

资料图：2007年12月14日，台北县新店，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住处透露，其所著《丑陋的中国人》动画版正在编辑当中，这是他封笔后的最大心愿。动画版将该书的思想精髓转化为图像来阐释，而作家自己也有了时尚的漫画形象。图为柏杨和他的漫画形象。

柏杨最著名的作品

资料图：4月16日，马英九前往医院探视台湾文化界知名人士柏杨。马英九紧握柏杨的双手，祝他早日康复。柏杨虽不能言语，但仍作揖向马英九恭贺，并送给马英九两本书。

台湾知名作家柏杨因为吸入性肺炎住进医院后，今天(29日)凌晨约一时十二分因为呼吸衰竭过世，享年八十九岁。医院胸腔科主任林恒毅表示，柏杨过世时相当平静安详。

院方表示，家属已经将柏老遗体带离太平间。

医院表示，柏杨多次进出医院，二月二十四日因肺炎并呼吸衰竭住进加护病房，三月十九日转入普通病房，后来又因胃部问题进行“胃造廔”手术，再次住进加护病房，四月十二日才转普通病房，以氧气及呼吸辅助器治疗。

柏杨1920年3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原名郭定生，后来他的父亲因方便替他转校而替他改名为郭立邦，后又自行改名郭衣洞。

据中央社报道，知名作家柏杨(郭衣洞)今天(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台北县新店耕莘医院，享年八十九岁，已移灵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家属决定先火化遗体，再举办基督教安息礼拜追思会。

柏杨于二月二十四日因吸入性肺炎住进耕莘医院，并多次进出加护病房，马英九于四月十六日前往探视，陈水扁也于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以私人不公开行程探视柏杨，并以“勇士”称呼，柏杨当时也打起精神回应。

今天清晨一时十二分，柏杨呼吸衰竭过世，妻子张香华、大儿子郭本城夫妇、二儿子郭本垣夫妇、自大陆西安赶回的女儿毛毛(崔渝生)与孙子曹晋阳随侍在旁。

柏杨小女儿佳佳28日才离开台湾返回澳洲，长女郭素华正赶办手续返台。

柏杨生平

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柏杨原名郭衣洞，满族，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去台后，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后在成功中学、省立成功大学、国立艺专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1966年任平原出版社社长。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因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居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 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日本、美国等海外的沈从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断，并对沈从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的著述直接促进了内地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贡献，仅仅表现在现代文学这一段。他没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样继续从事创作，而是在建国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永远地退出了文坛，这是为什么？在他折断翅膀的前前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永远的湘西

从时间上看，沈从文的确从建国前夕便退出了文坛。但倘若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创作道路和他的心路历程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势头正旺盛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这种情绪始终伴随着他。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这种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样做却带来一个问题：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民苦难等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沈从文却在那里起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我们通过他的身世、自传就能知道，他的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严格说来，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每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沈从文越与众不同，就越招来非议。鲁迅曾说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第三种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贺玉波的《沈从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从文的〈贵生〉》等文章，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被列为批判对象；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种种非议。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对接踵而来的争论和批评，他感到茫然和疲惫了。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1]他就是怀着这样惶惑的心情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说：“离开昆明后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写信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有点寂寞，偶尔也发牢骚，我看到他倒又站起来……”[2]作为沈从文的知己，巴金的回忆还是实事求是的。特别是到后来，沈从文明显地感到了时代的变革对他创作的冲击，“搁笔”的念头也随之产生。当他主持《益世报》文学周刊时，1948年12月7日在给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的“搁笔”，固然是因为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但他二三十年来对时代主潮似乎从来没有“适应”过。这种差距始终伴随着他。而湘西之梦又时刻催动着他，因此他不断地写作，也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在批评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永远的湘西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困惑不已。这种心理一直缠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孱弱的神经。

永远的告别

遭到致命打击、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后来对他的一次严厉批判。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实际上也预示了整整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

几乎在沈从文做出预测的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同期的《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原来，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就写过一篇散文《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刊》上。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故居的“古朴”和熊“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

接踵而来的是，1949年3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学家史树青教授也证实：“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众所周知，作为最优秀的小说家的沈从文，从建国以后再也没有写那些湘西的灵性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长的四十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这样的传世之作，但没有，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促使沈从文退出文坛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对和忍受那种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大批判，他在这种斗争中已经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过去不适应，现在更难适应。他的夫人张兆和说：“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这种想法沈从文曾流露过多次。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曾写过《记胡也频》、《记丁玲》的文章，他们之间还是互相了解的。所以发生沈从文自杀事件之后，丁玲约何其芳在1949年6月11日、30日两次到沙滩中南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从文。这时候沈从文的情绪相当低落。丁玲对他说：“你怕什么嘛，共产党有什么可怕的嘛！你写了一些东西有问题，共产党还有那个度量，不会跟你计较、追究，在这个社会生活了一个时期之后，你自己也会找到结论的。要是你这样疑神疑鬼的过下去，共产党不会来整你，你自己也会把自己整垮的！从文，现在还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来，我还是知道你这支笔，你还可以写你的东西嘛……”

丁、何来过之后，沈从文想了很久，觉得还是不能拿起写小说的笔。1949年9月8日，他在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中说：“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为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无奈的抉择也很痛苦，说：“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4]

“实在太累，得休息”，这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沈从文从1924年在《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巧秀与冬生》，二十五年间创作结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万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5]

沈从文的遭遇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辈作家中，还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叶圣陶、钱钟书、郑振铎、施蛰存，等等。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国后都毫无例外的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与他们曾经的辉煌无法相比。只不过他们要比沈从文幸运得多。好在他们未曾“封笔”，更没有退出文坛，有的还担任文艺界的领导，但多只是一个“牌子”而已。有时勉强写也差强人意。曾斥责过沈从文的郭老1958年诗兴大发，曰：“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曹禺1951年按照领导意图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宣告失败。1958年、1964年写了“大跃进”和河北抗洪题材的话剧，无一成功。后来写历史题材的《胆剑篇》、《王昭君》属于完全按政治意图的“凭空虚构”，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后病中悟出一痛：“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摸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总听领导的？”[6]

与许多作家相比，沈从文却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即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和创作规律，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7]

永远的金子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就与博物馆系打交道，常去帮忙，也捐过不少陈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离开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一开始，还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他被当作“统战对象”，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有关部门也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就在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呆了十年。沈从文笔下曾流露出当时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午门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8]他在这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包括有的小脚老太太来参观展览也要他讲解。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看见沈从文正在拿一根讲解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打招呼。”类似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过。“文革”一来，沈从文的处境更惨了，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他还被弄到湖北咸宁乡下劳动看鸭子。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说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尽管沈从文很苦闷，但他还是很敬业的：“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他千方百计地接触文物、研究文物，积累了不少资料。他丰富的知识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1958年北京人艺排演《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就把演职员们带到历史博物馆，引经据典地讲了好几个小时。1960年排《武则天》时把剧本送给他看，他列出十页、六十四条关于这部戏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内心还是凄苦的，这种凄苦又能对谁说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尘封了。但他还是默默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角落。他已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见的。

是金子总要闪光。

沈从文开始徜徉于他的文物世界，虽然繁琐考证，但对于一个触类旁通的小说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他说：“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做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蛰伏一段时间后，从1957年到196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且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明锦》、《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著。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这部著作成为领导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同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面红火而实则苍白、甚至虚度光阴的作家朋友们来说，沈从文的失落感大大冲淡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从文虽然过早的改了行，转了业，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隐遁。作为写了八十多部文艺作品、小说被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内心的创作情结还是难解难分。在埋头自己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时候，他也不时关注着眼花缭乱的中国文坛，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机会。1957年反右的时候沈从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意见，认为党的政策束缚了文艺繁荣。沈从文隔岸观火，没有鸣放的权利，就给人写信：“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二十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他还说过：“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10]

1953年9月，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坛做安排，严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约稿，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在当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如沈从文继续写作，将给他十年的创作假。其实，沈从文从1948年就开始酝酿一部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1961年6月1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给沙汀写信，安排沈从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6月23日沈从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岛休息。这样，他又来到青岛，看了几家绣艺厂、印染厂，只是把小说素材“重誊个顺序线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为《人民文学》编辑的夫人张兆和给在青岛“信心不大”的沈从文写信说：“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个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王瑶，文艺理论家，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忝列其中。——笔者注）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从青岛回来后他又去了河北宣化体验生活，增强了信心，便写信给夫人说：“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谈何容易，“年末”终未能完成初稿——写《边城》时的心情与环境恐怕一去不复返了。1962年作协又安排沈从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区，他带着几次写下的近十万字的小说素材，准备长期住下去。但谁也没有留下来。他在江西呆了三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看他喜欢的陶瓷去了，还帮助人家改进工艺。也许他觉得干这些要比写小说容易和保险得多。他的夫人张兆和谈及他的创作状况和几次失败的原因时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也就是说，沈从文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以后的四十年里，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却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远的凤凰

1983年沈从文患了脑血栓，造成左身瘫痪。

198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文，规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的工资、住房等问题。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访问记，祝贺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1986年10月，沈从文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合集《凤凰》，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同年，电影《湘女萧萧》在法国和西班牙电影节上分获“金熊奖”和“唐吉诃德奖”。

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历程。

李先念、李铁映、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香港、台湾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报》以《眷念乡土多名作，饮誉中外仍寂寞——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为题发表报道。

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遵照先生遗愿和家乡人民的请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丽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风景旖旎的听涛山麓。一块天然的五色巨石肃然矗立，成为沈从文墓碑独特的标志。墓碑镌刻着沈先生蕴含很深哲理的手迹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古语说，凤凰择良木而栖。沈从文终于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挟着一个自称“乡下人”的深深眷恋，更加辽远悠长、绵绵无尽……

注释：
    〔1〕吴泽顺：《悲怆的乐章》，引自书屋杂志社网络版——作家授权文库。
    〔2〕巴金：《怀念从文》，引自巴金《再思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采访（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
    〔4〕沈从文：《我的学习》，载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
    〔5〕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载1989年4月1日《文汇报》。
    〔6〕甘竟存：《戏剧大师曹禺的“悟”》，载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实秋：《忆沈从文》，引自《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从文：《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引自《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沈从文：《给云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