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德国科技部长沙万女士日前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所讲实在是再老不过的老生常谈，启蒙思想具有普世性云云。可这就把北大德语系的黄燎宇主任下懵了，以致顾不得起码的身分和礼仪，当场就跟沙女士干上：“在中国启蒙，为什么？”黄的这个发言勾出我一肚子的不平之气：

◆“在中国启蒙，为什么不能？”

◆“不在中国启蒙在哪里启蒙？”

◆“在中国启蒙怎么了？”

◆“不能在中国启蒙，莫非中国是你黄燎宇的吗？”

◆“你要理直气壮得没地方发泄，可以去教训柏林大学嘛。”

一个德国部长，陈词滥调一番启蒙主义，看把你个德语主任吓成什么样！你要不这么跳出来划清界限，北大还能把你职撤了？你怕党怀疑你的忠诚吗？“德语系主任用我党听不懂的德语勾结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在北大胡乱煽惑，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性质非常恶劣，后果非常严重，我们决不能让黄燎宇这个里通外国的家伙逍遥法外！”你是不是怕这个？告诉你，你撇也没有，这回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党有充分证据证明，沙万这个女帝国主义分子的演讲，完全是在黄燎宇教唆下进行的，因为别人都不懂德语，只有黄燎宇能与沙万搭上茬。哈哈，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手雪亮的逻辑。这种撇清表演，欲盖弥彰，一个潜伏在我国最高学府的德国帝国主义特务终于露出原形。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庄严宣告：“你再想申请去德国作访问学者，没门儿了！”

黄燎宇在回答德国之声记者，也是北大德语系校友张丹红女士采访时说：“我们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平等观。我们没有等级制。我谈到了我们的科举制，过去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他聪明的话，他可能成为皇帝的女婿。这种事情在欧洲最多是在童话中出现。再比如我们中国人不信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说我们对宗教一直都很宽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因为信仰而对哪个族群进行迫害的事情发生。”

演艺圈的许多人，光看脸儿还可以，别听他开口。想不到咱北大德语系主任也这样，光听头衔还可以，一开口就不行了。照黄主任这么说，中国既然“是一个开放社会”，当初老邓还开的哪门子放？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那么沙特阿拉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是不是也是“一个开放社会”？塔利班的枪炮可不是自己造的，他们要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武器打哪儿来？沙特阿拉伯，要不是一个开放社会，它的石油怎么运出去？这应该就是你的“开放社会”

的逻辑吧？

你说“我们没有等级制”。你的“你们”是谁？你认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还不够长，程度还不够重，是吗？你说在中国一个农民的孩子可以成为皇帝的女婿，而在西方这最多是童话。殊不知，这在中国也同样是童话，成人童话，如《打金枝》、《女驸马》之类，忽悠一千多年，至今还在忽悠你黄主任，做梦都想当大槐安国的东床驸马吧？你说“我们中国人不信神”。请问：不信神这“神”字怎么来的？如果压根没有神的观念，怎么会造出“神”这个字？中国宗教局长叶小文有一次在北大就亲口说过，中国有一亿多基督徒。你这“我们中国人不信神”的话，到底是从哪儿说起的？

你说“我们对宗教一直都很宽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因为信仰而对哪个族群进行迫害的事情发生”。请问：你的“你们”指的是谁？“一直”又直到何时？“宽容”的宽度和容度标准究竟是什么？“你们”包括不包括你党？“一直”直不直到北魏太武帝？至于宽容的标准，是不是说今天宗教在中国还没有灭绝，所以“你们”是宽容的？你党对宗教信徒的迫害，半个世纪以来哪一天停止过？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雍正禁教，那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的常识；而文革摧毁一切宗教信仰，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至今德国境内仍然有犹太人，按黄主任的逻辑，德国纳粹也是可以说“我们一直都很宽容，从没有发生过族群迫害的事情”的了。你说这样的话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无德？

语言是一种工具，多会一门外语就等于多会用一种工具。可是，会用的工具再多，若不长脑子，或不长良心，尤其不长人格，不长骨头，也无非是杂耍艺人除了吞刀，还会吐火，是算不上知识分子的。

（2008年4月24日）

我曾写过《台独的十大好处》，怎么样？到现在台湾不是也没独立吗？我还写过《台独是中性的》，什么意思呢？别那么负面看台独，它不正也不负，它就是一个中性概念。藏独、疆独也是同样道理，它就是一个中性词，一个中性现象，它就是一部分的民意和心声，就象当年小岗村农民想分田到户一样，就跟“5.4”以后大家庭解体小夫妻想分锅做饭一样，如此而已，没什么高深，没什么下贱，没什么罪过。我写文章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脱敏，把中国一切敏感的东西、话题，全部脱敏。脱敏也可以说是脱裤，全部把它的裤子脱掉。一个社会，居然存在谈都不能谈的禁区，碰都不能碰的圣蛋，这还了得，怎么进步？

想独立并不犯罪。意淫不算强奸，想独立也不算错误。在法律面前，主张独立与主张统一是完全平等的，谁也不比谁更有权利，更有道德。为什么中国从政府到普通人，一听说“独立”就想杀人？因为杀人杀惯了。藏人只不过是抗议几下，你们就受不了，穷凶极恶的。可为什么不想想你们统治人家几十年，杀了人家无数人，人家是怎么忍受过来的？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

出于愚昧，共产党历来有意无意划定一些不可谈、不可碰的高压区。

实际上这是最低级的自我保护手段，跟塔利班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一个思路。最终不仅保护不了自己，反而会害自己，弄得嫌风怕日头的，活似躲进“蚕室”刚阉的太监。比如那四个坚持。“坚持”是什么意思？坚持就是放在手里抓结实，就象手淫。你想抓结实就抓结实，与别人无关。可是共产党不这么干，它非要别人也得把它放在手里抓结实，不抓结实就抓人。实际上对那四样劳什子，坚持与不坚持与反坚持，三者是平等的，你爱抓结实就抓结实，他不爱抓结实拉倒，另有人反对你抓结实也是他的自由。

中国人一定要当心，当今世界上，第一愚昧野蛮的群体是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者，排第二的就是中国人。不要问我这个排序怎么来的，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我的心。

有人可能不服气我的道理，反问我：那么反对焦国标是不是也是中性的？当然是中性的，反对焦国标，赞美焦国标，不理不睬焦国标，无论法律上还是道德上，谁也不比谁高级。当然，如果以暴力手段反对焦国标，那就另说了。在独立问题上也一样。而且即便反对者采用暴力，还有一个制止暴力的力度问题。一个蚊子咬你一口，你一巴掌拍死它，这大约不叫防卫过当。可是拉萨事件中一个藏人即便放火烧了一间商店，我想也不该开枪把他打死。因为都是人，不是人与蚊子。

（2008年4月25日写于英伦）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台湾的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要讨论“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的问题，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文化，然后要在什么是“中国文化”上达成共识，另外还应该澄清“有前途”的含义。

广义地说，文化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所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可能在这么宽泛的意义上谈文化，为了目前的目的，我只是说，“中国文化”指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所谓有前途，指能够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其核心是宪政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文化资源，以及在应付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时作出贡献。这样定义“中国文化”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前途当然会受到各种批评，但结合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及其争论，在这个范围内讨论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基于两种理由，我对“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抱悲观态度，这与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中国文化将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中国文化将压倒西方文化，转折点很可能就在21世纪。

季先生的论据有二。其一，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我认为这个论据不值得讨论，这与算命先生的卦辞类似。

其二，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中国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因此，只有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中国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我认为，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天人合一”决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我的两个理由中第一个是内在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没有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和发展，一直停留在古代形态，所以，人们常说的文化中的“中西之争”其实是“古今之争”。我们当然不能拿古代形态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相比，从而断定二者的优劣，就像我们不能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相比一样。但遗憾的是，我们拿不出现代形态并且和传统有承续关系的中国文化来与西方文化相比较。

我的上述看法可能会从两个方面被反驳。第一，中国传统其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受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第二，当代新儒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了革命性的创造性转化。

回答第一点反驳，我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受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但这些刺激和变化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和与西方大规模遭遇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惊呼，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转化为现代形态，为了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1919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靠文化的变革来应付危机。

回答第二点反驳，我要说，当代新儒家的成就只能算是作为学者个人的有争议的见解，我们还没有得到公认的、现代形态的新儒学。另外还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家只是力图把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引入儒学，他们未能成功地证明仅仅靠儒学的内在基因也可以生发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我的两个理由中的第二个是外在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遭到了摧残性的破坏，它很难从这种破坏中得到修复，恢复生机，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恢复生机的迹象。我想强调指出，大多数讨论中国文化前途的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摧残的事实，好像问题只是传统文化在正常状况下的自然发展。

谈到这第二方面时，我想具体阐发两点。第一，许多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不论多么激烈，只能算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内部的争鸣，文化的发展需要争论、挑战、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说到底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表现。真正的摧残是政治权力发动的体制性的、彻底的破坏。分不清这两个方面，或者不敢正视对传统文化的第二种进攻，就不能找到问题之所在。

第二，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前的“文化热”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迹象和开始，我要对这种看法给予否定的回答。当前的“文化热”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回归，不如说是政治和商业动机的主导。用传统文化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其后果是病态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用传统文化作为招牌，为吸引资本和促进旅游服务，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应该警惕文化因为被低俗地利用而受害。

关于中国文化的前途或如何使中国文化有前途的问题，余英时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短文。他在其中说，21世纪的中国人不大可能有光辉前景，21世纪将是中国知识分子赎罪的世纪。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感到悲观，但这并不是极度的、彻底的悲观，而是为了反对盲目乐观、粉饰太平的悲观。我同意余英时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台湾的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北京公布有关部门将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重开会谈之后，我接连收到几个外国友人的电话，询问我对此事件的看法。我告诉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但更兴奋。一些外国朋友对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属于带有一定偏见的推测，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以下收录两条。

曾经在美国情报部门任中东情报分析员，现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一位老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在华盛顿听到的一些分析，想听听我对这些分析的看法。他说，北京重开会谈显示国际社会的压力起了作用。3.14西藏事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激怒了中国民众特别是海外留学生，而海外中国留学生在几乎全球范围内举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情报部门的严重关切。

这位朋友说，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爱国运动和宣传的时候，没有一个西方政府对北京表示示弱，不但CNN至今都不愿意屈从北京表示“真诚的道歉”，西方其他大媒体基本上都保持不冷不热，静观其变的态度。

这些情况北京当局不可能没有感觉到，但北京的情报部门是否获得了目前在西方学界和情报界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就不得而知了。根据这些迄今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西方某些人权组织和团体正在积极联络西方政府中的强硬派，如果北京继续放任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蔓延，不排除在今年8月份对北京发难。

北京重开会谈之门有利于解决西藏问题，这位我原华盛顿的老朋友说，从外表看，中国人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比较原始的愤怒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然而，这些行为可能让藏人——那些仍然住在西藏，被愤怒和失望的汉人说成是得到了经济利益却不懂心怀感激的藏民，以及那些流亡海外的藏人更加感到寒心。在整整一个月里，藏人的声音，无论是支持北京的还是要求独立的，几乎都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的怒吼声淹没了。

他说，3.14事件发生显然表明中国西藏官员和北京情报部门的不称职。达赖流亡海外这么多年，在世人面前几乎是透明的，他如果主张西藏独立的话，没有必要隐瞒了几十年，事实上，达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公开表示不支持藏独。北京的情报部门应该很清楚，如果不是达赖的话，藏青会可能早就让北京头痛不已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误，3.14事件发生后，中国西藏地方官员出来指责达赖是“人面兽心的恶魔”、“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让世人震惊的同时，也让世人怀疑这样的官员到底是如何管理西藏的。

这位原美国情报官员说，北京是否担心达赖失去最后那点耐心而公开对抗，也是不能排除的。他说，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他被逼到墙角的话，北京将会面对非常棘手的问题。他提醒我看一下达赖对所有信教的华人兄弟姐妹的呼吁信，里面暗藏玄机。北京不能不重视。

他还指出，有研究人员认为，北京是为了奥运火炬即将进入西藏，以及希望北京能够顺利举办奥运而急急重开与达赖的磋商大门。

我对于美国朋友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上的对北京此时突然重开对话大门的推测，有些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感觉到，大多还是研究部门和情报界的惯常推测。

而无论这些推测是否成立，并不影响我对北京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的欣赏和支持。我说，美国人喜欢从国际压力上看问题，而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这些压力并不一定认账。而且，过去一个月，中国爱国主义席卷全球，事实上给了北京可资利用的资本——所谓人气可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突然放下身段，应达赖要求，决定准备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北京受到了内外压力所致。

过去一段时间，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引发了中国的“爱国主义”，就在一些所谓爱国青年激情爆发，要向世界宣示中国大国崛起，中国人民不可欺负以及用自己人多势众的声音把少部分人的声音压下去的时候，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今后的崛起将会在无形中遭受更大的阻力，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的形象已经被一些近似无知的愤青们自己率先伤害和侮辱了。这一切北京不可能没有感觉到，从日前对于爱国愤青的紧急刹车到突然宣布要与“披着袈裟的豺狼”接触磋商，可以看出北京是理智和自信的，这也是我一个月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影子。

同时我寄希望于中国政府，一个和谐与和平的奥运，需要对话和理解，而一个国富民强的和谐中国则更加需要对话和理解。

作者：熊培云 资深评论员,《南风窗》杂志主笔

“爱国主义”被滥用的时候,也是各种污名泛滥成灾的时候。君不见,网络之上,近来有许多原本兢兢业业地工作,做本分的思想公民,被一些“爱国者”封为“汉奸”、“卖国贼”加以讨伐。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活跃着不少唯我独尊的“爱国者”。他们丝毫不能容忍别人有和他们不同的意见,甚至不同的“爱国方式”。稍有不顺眼,便会群起攻之、咒骂之。如此场面,让你不得不相信,让这些“爱国者”在参与公共辩论保持必要的教养,比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还更重要。

伏尔泰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什么是“爱国”本来也是各有表述,各有理解。经典爱国主义者通常会引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那段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应该说,肯尼迪这番话并非没有积极意义。然而,重视国家伦理的人很快发现“肯氏逻辑”可能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比如聪明如弗里德曼那样的大学者,便批评肯尼迪没有真实地道出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没有厘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家长式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而“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公民是仆人或信徒。与此相反,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简单说,国家不是神灵,而是一起缔造它的国民的服务者。“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从这方面说,“爱国”与“不爱国”,与其说是个道德问题,不如说是个国民为自由如何立约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会醉心于监督别人是否爱国?不得不承认,“爱国”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是件“好差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将“爱国”视为一种关乎国家崇拜的献祭仪式。他们先入为主地虚拟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它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一厢情愿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苛刻地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换言之,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溺爱”国家的人,往往会疏于爱国民。在我看来,爱国若值称许,首先应体现于爱国民,爱邻居,爱这个国家倡导的为公民所接受的价值,爱每一位公民应有的每一项具体权利,而不是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惟其如此,才能脚踏实地地让这个国家在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求知、革新等精神的感召下成长。若是以剥夺国民自由权利为前提大谈“爱国”,或“惟独我最爱国”,再伟大的“爱国主义”恐怕也只会是虚饰与空谈。

作者：陈丹青，著名画家、学者

又一届宏大漫长的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隆重播出好几周了。我呆看几眼，叹为观止:从《我爱祖国》到《想你想得心发慌》，从军人演唱的革命战歌到伯爵夫人咏叹调，谁说咱文艺不够多元？民族、民间、美声、原生态、主旋律、流行曲，青歌赛囊括了几乎所有歌曲类型，同台比，分组拼，力避厚此薄彼，处处协调精心。评审者一律是资深专家与历届获奖者，但仍然根据不同辈分、资望、民族、职衔等等，细细考量配置。另有“监审组”高居其上，间或“当庭”陈述。判分的精确，不在话下；评审发言绝对秉公而断，情理并茂。电视台主持人则必口吐莲花，应声总结。还专设庞大豪华的“第二现场”另请权威当场回应观众来信。至于我曾反感的知识考试，实则考题任选，占分则微乎其微。总之，全过程晶莹透明，好比高清晰电子显像屏幕及诸位年轻歌手酥嫩光洁的扮相，望之如对美玉，无可挑剔。

我想说什么呢？一如年年春晚的娇美歌声:赛手们唱得好极了，听完就忘。我所困扰者，是青歌赛处处提醒我近年万分感佩的事物:它的人选配置绝对照顾到党政军民汉藏蒙回方方面面，与政协人大的宗旨何其一致；它的游戏规则无不秉承公平公正之名，与今日大学无数精致的考核同一逻辑；它的语境一如所有官方会议，每位发言者精心顾及权力平衡与媒体效应，并久已熟练转换为潇洒的专业语言，一并散发着空话与实话的魅力……我确信评审专家都是好人，也想不出理由指责赛事。但我还是忍不住说:这一切是荒谬的。政治运作周全平衡，是属明智，施之于文艺，便起乖悖。设想，茨岗民间歌手与少年帕瓦罗蒂同台比试，苏联红军合唱团与麦当娜乐队联袂参赛，舒伯特或约翰·列农们将作何取弃？倘若邓丽君与梅兰芳在江青或慈禧尊前同声献唱，将在“知识考题”失分后获得怎样的薄惩与厚赏？不，这并非离奇之想:青歌赛不但超规模实现此等旷世壮举，而且完美到无懈可击。

但我的意思还没说清。如同作为主体的学生沦为校园陪衬，盛装歌手也未必是时代骄子:舞台光束频频掠过他们是为了照耀庞大的评审团（阶梯式座席竟让我想起伦敦下议院），而评审团的苦心奉献，最终指归也非艺术，而是凸显“中央电视台”的无边恩威。注意:“CCTV”的主语不是“TV”，而是“CC”:如所周知，“中央”才是这文艺百花竞相盛开的最高主宰，而在我们这里，百花齐放不是指文化生态，而是体制的园林。如今各类新品种正在与时俱增:歌曲界的“原生态唱法”与流行歌，曲艺界的赵本山与郭德纲，美术界的前卫艺术，作协的80后新会员……请幸运儿们勿与姚明刘翔的国际身价攀比，那是另行划分的高端政治正确，然而在神州内地，豪华版青歌赛虽或招致非议，但足以喂养亿万草民，“监审组”即曾当庭展读热情观众的赞美诗。半世纪以来，大众除了政府包揽的演艺大拼盘，不知还有别种文艺，而在逾形奢华的官方盛会中，中国文艺既不再受命于政治宣传，也看不出市场价值。作协有“茅盾文学奖”，美协有过“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中国画大赛”……音协为什么要办青歌赛:为歌唱而歌唱？不必比赛；为人民服务？各具偏好的人群自会选择，折腾各色各样的选秀与狂欢，哪里好意思麻烦“中央”。然而独此一家“CCTV”隆重开宴了，此所以人民一年等一场“春晚”，对了！青歌赛，莫非就是“春晚”的菜园与厨房？

可能我猜错了。一位令我心生爱慕的西藏歌女也没找对答案:她太美了，圣玛利亚和藏教白度母都会嫉妒的。可是她答错了两项“知识考题”:一是男子剃须标志，一是奥黛里·赫本1960年代主演的电影片段《蒂费尼早餐》。零分！不像其他赛手猜题后愧悔不迭的可怜相，这位来自西部高原的民间少女依然表情圣洁，她脆声说道:“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这部电影。”

中共大概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武力镇压西藏，引发西方世界大反弹，并影响到了奥运会的 顺利举办，一个圣火传递活动搞到今天，已经变成在体育场内绕场一周的“击鼓传花”游戏，其内心郁闷不难想象；不过西方大概也没有想到的是，对西藏的关心正 好与奥运会的问题牵扯在一起，结果引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海外难得见到了华人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对于中共来说，可能是丢了面子，得了里子。

不管怎么样，西藏问题现在已经成了海外华人讨论的热门议题。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主流几乎是每天针对这个议题进行相关报道。美国华人社区更加议论纷纷。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个非正式的博士生论坛，一般轮流在同学的家里举办，现在围绕西藏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三次，大有欲罢不能的感觉，由此也可见西藏热的一 斑。从这个角度说，西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也算是成功地达到了他们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目的，极大地增加了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

突如其来的西藏热中，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如果仔细想想，其实很诡异：

第一，西藏问题由来已久，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在中国问题中占据主流。不信你问问那些支持西藏独立的西方人，他们有多少去过西藏？恐怕很多人连具体的地理方位 都不太清楚。同样，如果你去问那些中国的“爱国青年”，他们了解藏传佛教的派别之分以及对藏人的影响力的区分吗？他们恐怕也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双方阵 营都动了肝火，打得不可开交，结果其实对于争夺的东西都不怎么了解。双方的热情都几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这多诡异啊？

第二，我在电视上 看到大陆的热血青年们围堵在家乐福门口，声嘶力竭地高呼抗议CNN的歪曲报道，说老实话也有点感动，毕竟，年轻人终于有了一些政治意识了。看他们那副激动 的样子，多少也有一些我们当年的影子嘛。可是转念一想，他们在中国境内其实根本看不到CNN，因为境外媒体是不被允许在国内播放的。你看这有多么诡异：原 来中国大陆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国土，在这片国土上，你可以抗议CNN，但是不能看CNN。你可以对西方的政府说不，但是不能对自己的政府说不。不知道那些爱 国青年们是不是有想到过这个诡异的问题。

第三，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了在洛杉矶的华人去CNN办公大楼抗议的画面，OH MY GOD！你猜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五星红旗与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共同在风中招展，共同在抗议ＣＮＮ。我真的晕了。同样的一批大陆的爱国青年，不是也曾经高 呼反对两个中国吗？不是提到台湾的“分裂趋势”也恨得牙根痒痒吗？现在两种国旗公然并排在一起展现给国际社会看，这不是两个中国是什么？他们却视而不见， 丧失了革命警惕性，实在是太诡异了。

民族主义固然应当尊重，但是如此诡异的民族主义实在值得反省。

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一股李公厌恶的“虚骄之气”正升腾而起，其浓烈的气味弥漫于海内外华人世界。

晚年李慎之意识到，要铲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专制主义，要让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生根立足，就要大力倡导“全球化”与“民主化”，就必须挫一挫国人妄自尊大的“虚骄之气”。他在《和平奋斗兴中国》一文中说：中国向来缺少西式民族主义，而有东方式的天下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

李慎之未能看到的是，五年后的今天，仅仅因为一位西人CNN评论员卡弗蒂未加区分针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不慎言论，仅仅因为一位20刚出头的留学生王千源独立表达自己对西藏题的看法，这种可怕的“虚骄之气”不但未得到“挫”反得到“纵”而迅速在全球华人圈里癫狂起来。

癫狂起来的“爱国主义者”们，不去思考吾国吾民何以经年不见CC TV的评论员也可如烹小菜一样贬砥党国要员，不去追问何以大陆大小传媒不能不敢对一个党宣部说不，不去反省何以本土上从没有过反“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样的示威抗议自由，不去深思何以诺大的中国大地至今未有安放普选国家领导人票箱之地……却对外面一些个人的、炒作的评论中的片言只语喷射中烧怒火，极尽“大勇”之能事。

究其原因，就正因为象斗狠斗恶的狼奶暗流于国人血管一样，“不甘屈居人下”的“虚骄之气”也深藏于我们心底。

透过弥漫的“虚骄之气”回望李慎之，我们不能不再次为先生的真知灼见和先知先觉所折服。正是这种“虚骄之气”，先前造就了为“9.11”恐怖袭击大声叫好的大量“愤青”，造就了要以半个中国为代价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的中国高级军事狂人，而今又培育催生出国内国外、网上网下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者”；正是这种“虚骄之气”，使中央政府迟迟拖延不理达赖多次释放的对话善意，使大陆阻拦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抢夺台湾体育比赛旗帜，使巨无霸大党无愿与反对小党妥协和解；也正是这种“虚骄之气”，造成文明世界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忧心忡忡，导致一些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挑剔中国制造产品甚至处处围堵中国。

李慎之大声疾呼“全球化”与“民主化”，显然是要以人类普适的基本价值来消除如鬼魅附身国人、一有点刺激就极易喷发的“虚骄之气”。倡导“全球化”与“民主化”并非要否定属于非政治制度领域的私人行为规范、道德修养的民族性，而是要在制度化的行为规范方面使中国早日突破专制极权主义的重围，与文明世界接轨实现全球一体化。“只有经济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张森根《忆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事业的关注》，《拉美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西方国家发明的民主制度经人类200年的试错已被证明为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越来越突出政治体制的落后和不配套。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就是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谦卑地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不断地修正自身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为正在形成的新全球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暝顽的“虚骄之气”不化，中华民族就无缘赢取这样的光荣。

“中国切忌让失去理智的虚骄之气把自己引向民族灾难。邓小平的遗训──‘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还有‘不要想扛大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值得中国至少记取一百年。”（李慎之《和平奋斗兴中国》）正火烧火燎、只有仇恨满胸膛的“爱国主义者”们又能记取李公这话多久？

谨以此文悼念李公逝世五周年。

（2008-04-25）

[注]本文系作者书稿《李慎之与转型中国──自由主义议题在后极权中国社会的重新提出》的一节

今天4月25日，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展览在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开展：纳粹奥林匹克，柏林1936年。这个为期四个月的展览将吸引无数的观众，因为以自由竞争、和平友爱、共同参与来表现人类体力所能达到极限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从1896开办以来的一百多年，全都在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举行，唯一的三次例外是1936年在柏林纳粹德国、1980在莫斯科苏联和今年在北京共产中国。很难说这个展览是否能让参观者在奥运沉重的历史影子中，看到今天国际社会可能再度犯下当年同样的错误，让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奥运盛会去为一个专制政权送上一顶桂冠。今年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由于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特别是最近在西藏发生的暴力镇压，促使西方国家重新检视这个问题：让一个压迫人民的政权来举办奥运是否合适？

三四月间的西藏抗暴事件，使得全世界对于北京政府的处理方式：镇压、封锁、攻奸、秋后算账这些手段再度感到愤怒和震惊，似乎1989 的天安门大屠杀再度翻版。让西方社会尤其感到错愕难解的是，他们一向以为中国人是面带微笑、忍耐大度的民族，现在为西藏的事突然有成百上千的华人举着血红的五星旗出现在街头，他们不同情跟自己一样受压迫的平民和僧侣，反而站在压迫者的政府一边，喊出爱国口号。他们支持奥运，却拥护跟奥运精神背道而驰的政府的反人权和反人道行为。他们冲击中国境内的外国商店，谩骂西方媒体的“辱华”言论，跟在政府发言人背后起哄，要外国媒体道歉。群情之激愤和狂热令人侧目。凡有对西藏表示同情的华人，如杜克大学的女学生王千源，立即遭到围剿，受到攻击，甚至连她老家的父母都因受到暗杀的恐吓，而躲藏起来。这种盲目失控的狂热，狭隘可笑，连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极端分子都望之兴叹，自愧不如。

华盛顿的这个纳粹奥林匹克展览并非偶然，因为美国有一个反专制独裁的传统。1936年希特勒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面目已露狰狞，在教育、运动和文化等战线上开始封杀犹太人，并且发动宣传机器来为德意志民族和远古的希腊制造血缘和文化上的宗亲关系，借以把白人“亚利安”族推上至尊的位置，实行种族歧视和血统论。奥运圣火这个从雅典山上奥林匹克神庙中取火，传递到运动会的举办地点燃的传统，就是纳粹德国为了强调自己跟希腊文明是一脉相承，而发明的新点子。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后，美国社会的有心人就已经开始反对奥运在柏林举行了。美国奥运委员会主席虽然反对“出于种族、宗教、血统的理由”将任何运动员排除在外，但是他坚持“运动和政治分家”，并且在通过一次调查，了解了“犹太运动员也受到公平的待遇”之后，他就不再反对。但是美国的业余运动员联盟的领袖, 法官Mahoney却始终坚持杯葛柏林奥运。支持他的人不在少数，从纽约市长、州长、麻省州长，到政界和媒体的许多有影响力的人都反对柏林奥运。这一场争论把美国的社会割裂了。罗斯福总统很明智地保持中立，即美国政府不能干预美国奥运委员会的家务事。欧洲的国家如英、法、瑞典、捷克、荷兰都有巨大的反对声浪，连德国本身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也加入反对的行列，不过他们得立时遁入地下，免遭迫害。可惜反对的力量没有占到上风，1936年的柏林盛会有49个国家参加，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接下来的恶果大家都知道了，纳粹进占捷克、进攻苏联，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种族屠杀，绝灭犹太人。1936年是奥运历史上永远的污点和痛点。

到底我们有没有从历史上学习到什么呢？当年的纳粹法西斯，如今的共产中国，他们二者之间具有太多雷同的独裁体制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比如开动宣传机器，制造歌舞升平的气氛，大兴土木建立气魄宏伟的运动场。纳粹修建的奥运村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名字——“和平村”。 村里运动员的居所和运动场都设计新颖，内部装有电话，餐厅甚至造成眼睛的形状。并且让穿着短裤和及膝百袜的青年作为大会服务员。整个会场都带有军国主义的味道，独裁者想把会场作为“世界最美的军营”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还要求柏林的居民要安分守己，以友善的面孔迎接外宾。现今胡温政府打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美丽口号，为了办好奥运盛会，不惜工本，耗费巨资，兴建奥运馆。喂养“奥运猪”，培训咬筷微笑的“奥运小姐”和“笑脸儿童”。最近一年还加速搬迁、强拆不体面的建筑，禁足疏散逮捕“不安分的异议人士”。所有这些举动，比当年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政府的面子工程到了不顾体面、冒大不韪的地步。

这实在是个很不和谐的“盛世”景观：一边是催泪弹和警棍下逃窜的西藏喇嘛，一边是全世界各地围堵奥运火炬的抗议人群，再有就是举着血色五星旗呐喊的爱国愤青。然而世人难道是糊涂的么？借用老共的套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希特勒始作俑者发明的奥运火炬，一脉相承传到胡温政府所在的北京时，在全球掀起了“灭火”的浪潮。小小无辜的火炬竟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们把它看成是专制的中国政府头上的光环，人人都要浇上一瓢冷水，甚至抱着灭火器去消灭它。目前欧美国家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要杯葛奥运，但是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还有许多国际知名的文化人和影艺界人士都不会去北京参加开幕式。美国政界高层也有要求布什总统缺席奥运的呼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北京首先要自负其责。要没有抓维权人士胡佳在先，暴力镇压西藏抗暴、煽动汉藏矛盾引发愤青抓狂于后，别人不会这么不给面子的。

离奥运还有几个月，如果北京方面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在西藏问题上，立即停止对僧侣们的迫害，将藏区对外开放，容许外国记者进入采访，同时拿出诚意，展开跟达赖喇嘛的谈判。释放汉、藏、维各族的政治犯。如果能做到这些，全球所有反对奥运的声浪自会平息，各国的嘉宾都将出席，那么那会是真正中国各民族的一场丰美悦愉的盛宴。若不这样，很难说还会有怎样尴尬的局面出现。

前年台湾出现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的事件的时候，我一位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表示相当大的失望，连带着也对华人是否能够发展成熟的民主开始存疑。前几天他知道我从台湾观选回来后，又打电话给我，这次对台湾选举的结果表示满意，同时也坦承自己当初对台湾民主的担心看来是过虑了，并同意我当初的看法：民主制度只能在发展中逐渐成熟。其实，2006年的时候，对台湾的民主发展相当失望的人，并不只是我这位大学同学一个。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不喜欢陈水扁和民进党得人痛心疾首，觉得台湾的民主在倒退。但是今天，那些当初认为台湾民主恶质发展的人恐怕都只能自我反省了。

我们姑且不论这次台湾选举的结果对台湾本身的政治发展有何影响，必须看到的是，台湾的二次政党轮替，极大地彰显了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它使得人民有了选择的权利。在民主制度下，那些对当政者不满的人没有必要采取暴力的方式，四年一次的选举，他们可以用手中的选票发泄心中的不满。在民主制度下，正常的选举使得人民终于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所谓“选民最大”正是民主制度对人民最大的尊重。在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的制度下，民进党因为执政不能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而下台，国民党因为想重新执政而不得不修改立场，大幅度向本土化靠拢。一个人的选票也许轻飘飘，但是 80%的人民出来投票，这个力量就压倒了所有的利益集团，包括他们的代言人—政党。 “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中共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反而在民主的制度下才真正成了现实。当然，民主制度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人说民主就是良好治理本身，它只是通往良好治理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台湾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至少，这种制度让人民有了选择的权利。有了选择的权利，无论哪个人，无论什么政党，如果想继续当权，就不能不考虑人民的愿望，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对比之下看中国，不管经济如何快速发展，大城市如何繁荣，也不管是否主办了奥运会，但是，请问，中国人民有通过选票进行选择的权利吗？不能选择，就只能接受，今天的经济发展我们接受起来欢天喜地，但是未来，如果政府的某项政策侵犯了我们的权益，我们有说不的权力吗？那些痛恨西方媒体丑化中国的愤青们应当想一想，当我们可以尽情地向西方说不的时候，却不能向更加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自己的的政府说不，这不是更应该愤怒的事情吗？如果我们去市场购物，却被告知只能买，不许挑选的时候，很少会有人不生气。那么，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来说，却是只能接受，不能挑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生气呢？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好处就是保障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呼吁民主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