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评选者：柏桦、陈超、陈朝华、陈智德、胡续冬、黄灿然、黄礼孩、韩博、韩东、江弱水、敬文东、蓝蓝、雷武铃、冷霜、李亚伟、李少君、廖伟棠、刘立杆、凌越、马雁、潘维、钱文亮、沈奇、沈苇、桑克、王艾、王来雨、王晓渔、王炜、王寅、汪剑钊、吴晓东、西渡、西川、肖开愚、杨小滨、杨键、叶辉、臧棣、赵毅衡、郑小琼、钟鸣、祝凤鸣、周伟驰、张闳、张桃洲

主办：《南都周刊》

合作网络媒体：搜狐文化频道

新诗90年十大诗人

穆旦 北岛 卞之琳 多多 艾青 冯至 海子 昌耀 肖开愚 郭沫若

为了观察的评选

凌越 撰文

向诗人致敬

以1917年2月1日，《新青年》杂志刊发胡适“白话”诗歌8首为起点计，新诗的发展历经了九十个年头，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诗相比，一方面显出它的稚嫩，一方面也预示着它的活力和冲劲。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早已指出，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意义，甚或它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而诗人作为“种族的触角”（庞德语）总是走在语言变革的前列，抑或走在时代社会思潮的前列，在此基础上怎么估计诗人的作用都不过分。我们推出新诗九十年十大诗人评选，一方面是对在喧嚣的市声下默默洗涤语言的诗人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认为所有依靠语言过活的人都该心存这份敬意；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评选能促进诗人们更好地认识他们自己，他们的观念和任务，他们的过去和前景。

从诗歌内部来说，将不同年代的诗人放在一个平台上加以估量和品评，也是具有诗学价值的。“批评即选择”，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通常满足于流水账式的逐个点评，涉及到价值判断时则显得首鼠两端，顾虑太多，而我们的评选方式则必得让参评者做出明确的判断，虽然不无粗暴之嫌，但这种明确的态度为我们观察此时代的诗歌趣味和观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诗歌观念和趣味和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的评选目的不在于形成某种固定的诗歌秩序乃至于巩固这种秩序，而是在于观察本身。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评选是此时此地的评选，是参评的诗人们在2007年12月诗歌观念的总体呈现，我们关注于瞬间，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永恒。

12月初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向大陆、港台、海外92位目前最活跃的诗人和批评家发放了评选表，在1917年以来操现代汉语写作的所有诗人中，请他们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十位诗人。我们的评选方式则是，每份评选表排第一的诗人十分，排第二的诗人九分，依次类推，最后按总得分多少产生新诗九十年的十大诗人。总共收到诗人回复的评选表46份，我们严格按照这46份评选表统计得分，排在前十位的诗人具体得分如下：穆旦235，北岛222，卞之琳185，多多 156，艾青137，冯至129，海子101，昌耀96，肖开愚87，郭沫若60.这是一份和所有参评者的名单都完全不一样的名单，从这份名单，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含义。

此时代的诗歌风尚

十位诗人中有七位已经离世，而且穆旦、卞之琳、艾青还占据着1、3、5位，这看来是一个偏重于传统的名单，但是具体到每位参评者所列的名单，似乎又不尽然。把自己的选票完全或大多数投给现代诗人的参评者其实只有叶辉、黄灿然、江弱水、陈智德等少数几位。更多的诗人则对现代诗人持否定态度，可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却和诗人们对现代诗人总的态度大相径庭呢？主要是因为现代诗人因为距今年代久远，经典化的作用比较充分，经典化在最表面的意义上就是把关注度集中在少数作家身上，所以诗人们在选择现代诗人时，比较集中在最后获评的几位诗人身上。尽管参评者把更多的选票投给了他们同时代的诗人，可是由于在具体人选上分歧太大，被提名的当代诗人大约比被提名现代诗人要多出三、四倍，最后只是北岛、多多、海子、昌耀和肖开愚五位诗人入选，和现代诗人平分秋色，这显然和当代诗歌还没有被充分经典化，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有关。

穆旦和卞之琳的高分入选准确地反映出此时代的诗歌风尚和趣味。提名穆旦的有29位参评者，提名卞之琳的有24位参评者，从中可以见出这两位诗人在当代巨大的影响力。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头一回，在他们出道的三四十年代，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西南联大诗群中比较有特色的两位罢了，论派别西南联大诗群在当时当然不及创造社和新月派有影响，论个体诗人，和当时如日中天的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比显然也难以望其项背。建国后则是左派诗人的天下，艾青、臧克家、田间、郭小川、贺敬之想必也是风头一时无两，而穆旦、卞之琳只是默默无闻的翻译者而已。他们在今天的崛起是和此时代的诗歌风尚分不开的。穆旦、卞之琳常被人提起应该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也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诗歌高潮之后，当代诗歌写作从八十年代的激昂转入更为细致的技巧上的打磨。艾略特、奥登的戏剧性表现手法、反讽的运用开始为当代的青年诗人们所重视，当代诗人这时突然发现中国诗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在干同样的事了，而且做得还相当不错。他们发现他们和穆旦、卞之琳有着相同的诗歌源头，那就是英美的现代派诗歌，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这种和两位西南联大诗人的相逢，既有喜剧色彩同时也暗含反讽：新诗九十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远还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界政治文化因素的干扰，以及诗人自身的投入有限，造成了新诗传统有如沙漠中的河流，若有若无，也许得凭藉“考古”才能找寻到蛛丝马迹。新诗似乎总是不能借助前人之力奋身向前跃进，而是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这大概也是新诗总体成就受到限制的一个原因吧。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类型的诗人则不免被当代诗人们所忽视，连同他们身上携带着的可贵品质。比如郭沫若早期诗作的激情，以及左翼诗人关注社会的政治热情，在如今的诗人身上的确难见踪影。对某种品质的追寻，难道就意味着另一些优秀品质的必然丧失吗？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当代的写作者三思。

北岛和多多作为朦胧诗的代表当选则显示出朦胧诗之于当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就像刘立杆所说：“对我来说，现代汉语诗歌是从《今天》开始的。”但是从评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朦胧诗代表人物的选择今天的诗人们已经和二十年前有很大不同，当年朦胧诗人的通常顺序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在这次评选中已经荡然无存，江河没有一个人选，而舒婷和杨炼也各只有一两个人选，顾城选的人相对较多，但也只有四票：吴晓东、赵毅衡、叶辉和潘维。多多的高票当选则是因为他那些更关注诗歌本体（政治诉求不是没有，而是更隐讳）的诗作，契合了最近十年诗歌的趣味，或者说当代诗歌的鉴赏力终于追赶上多多那些情感强烈、意象纷呈的诗篇，尽管当年他的名气远逊于上述五位诗人。从这次评选看，北岛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尽管北岛出国后的作品颇遭人非议，但是大多数参评诗人依然认可他早期作品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新诗最初三十年某些优良的传统完全失传以后，是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将自由、平等的观念重新嫁接在当代文化中，而这当然也是诗思得以飞翔的核心动力。

 

博讯网25号发表由余杰、王光泽起草、刘晓波修订的一份公开信；公开信呼吁当局在2008北京奥运之前“将毛泽东的遗体迁移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民主纪念堂，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刘晓波博士25号接受电话采访时，就他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想法作了说明。刘晓波认为，中国正处在向民主自由政体的转型期，而这一转型最大的障碍就是现行专制体制。毛泽东作为这一体制的创立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罪行：

“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肯定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转型政体最大的障碍就是现存的独裁体制。这个独裁体制的主要创立者就是毛泽东，建立了这个独裁体制。咱们不说1949年前，就说1949年后，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无论是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还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言，我觉得他犯下的罪是罄竹难书的。第一，生命是无价的。在毛泽东统治时代，从土改、三五反、镇压反、反胡峰集团、反右、肃反，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这个制度的邪恶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独裁统治的邪恶。传统的独裁是对他的政敌处以在肉体上消灭的这样一种残酷的东西，而他不但杀异见者、杀政敌，他同时杀庶民。毛泽东在中国的人性，在中国这种道德的摧残，那个时候阶级斗争已经超过所有的人伦底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间落井下石……，把所有能够突破的人伦底线都突破了。”

刘晓波表示，毛泽东在他去世之前，把中国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他更让中国成为一个法制荡然的社会；这些就是中共本身也是承认的。

刘晓波说，知识分子和农民是受毛泽东路线伤害最为深重的群体：

“毛泽东时代受伤害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是农民群体。当年他自己自豪地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几百个，而我们要坑他上百倍。’他确实比上百倍还要多。再一个就是农民群体，农民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土地被剥夺，同时，成为中国现代奴隶社会的，连当奴隶都是最低等的奴隶。”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谈到当今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说，对毛泽东的评价存在分歧：一派人 — 包括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代表了历史上的破坏力量；一派人 — 包括有的中共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还有一派人 — 包括一些留恋50年代早期的普通老百姓，认为毛泽东是官场腐败的克星：

“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国内是有比较大差别，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一种破坏力量，一生当中不是说一件好事没做，但是整个来讲，他是代表一种破坏的力量。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都是很大的破坏力量。另外说他是‘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共产党内，大概最早是陈云提出来的。这在中国到现在是还有一些人了，刚才我讲的还是应该有三种。甚至对文化大革命，在一般民众当中也有一些人说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出了些贪官污吏，这不如50年代初的时候太平，留恋那段时光。也包括一般百姓，最近，我在北京坐火车有一个人讲‘现在腐败这么多，毛泽东来了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孙教授表示，当局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接受余杰等人公开信中的建议，

“当然这个阻力相当大，在现代这种独裁体制下，只能是一种呼吁性的、舆论性的，叫大家知道毛泽东纪念堂应该拆，毛泽东的遗体应该从纪念堂当中搬出去，毛泽东的画像应该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中国随着转型的开始拒毛化，这个过程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未雨绸缪，在舆论上应该加大呼吁力度。”

刘晓波博士表示，他们的公开性有未雨绸缪的意义。余杰等人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们赞赏忏悔与宽恕，不鼓吹仇恨和报复，虽然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但是“不准备与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个人组织，出现毛泽东时期那样的斗争。”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目前，一场被称为”土地保卫战”的农民维权运动正在中国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的有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7万回迁农民要求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抗争，以及黑龙江省富锦市4万农民要求收回自1994年以来被富锦市地方政府强行低价”征购”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

这一轮抗争的主诉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当年地方政府征地时是否提供补偿，补偿是否合理、征地款是否被各级官吏贪污已不是这一轮抗争的重点。现在，农民们终于喊出了”还我土地所有权”，这一口号表明中国农民维权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中国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所谓”城市化”过程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过去多年来，农村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在中国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却被排斥在外，他们对自己是否应该拥有土地的完整权利甚至没有发言权。如今他们奋起抗争，明确主张自己应该拥有土地所有权。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而是对现行土地法律、法规的一种积极否定。因为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只是改变了土地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使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改革以来的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通道，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沦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失地者。

其实，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根本就不是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农民生存权利的根本问题。有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以及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答案是明显的：按照世界经验，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与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户家庭占有土地面积日渐扩大，经过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后，最后是小农阶级消失，农业人口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而中国经历过30年改革之后，农民与农户的总数一直在增加，与之相伴的人均、户均土地面积在缩小。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打工多年后，往往还无法在城市扎根，农民家庭的生存模式普遍是”务农＋兼业收入”.

并非中国农民不想改变生存方式，而是中国的两大社会条件限制了他们。这两大社会条件是：1、与刘易斯当年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部门除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2、血汗工资制下的低报酬使农民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上述两点都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使他们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看作生存之根。

从各地农民提出的具体主张来看，这场”土地保卫战”标志着农民政治上日渐成熟。以前农民维权，其抗争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及贪官污吏，并未醒悟到现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才是造成他们被掠夺的根源。而现在，他们不仅意识到土地所有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而且还考虑到乡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必须依赖他们自己而不是政府。

陕西黄河三门峡库区农民在”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中明确提出：”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20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这段话，其实就是农民在经历过改革以来农村公共系统瓦解带来的种种痛苦，日渐觉醒之后，要求重组乡村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

只有让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让各地农民因地制宜地重组乡村社会，才能使中国乡村社会从目前这种濒临崩溃的绝境中解脱出来。而中国城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必须依赖乡村的稳定。中国毕竟是个农民国度，农民安则天下安。

晚清巨变，国人睁眼看世界，尽管是残酷被动，却收获了思想上的大解放，从此开启近代化的家国命题，虽多灾多难，却连绵不绝。“文革”甫毕，国人痛定思痛，从荒谬回归常识，在思想解放大讨论之后，现代化的泊船扬帆东去，激流澎湃，再无退路。

再解放一次思想，当在何时？当因何故？当收何效？

如今改革30年过了万重山，却尚未驶出历史的三峡。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再次解放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来突破当前发展的瓶颈。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昨日的省委全会上，亦对广东作如是冀望，也可见他主政中国这一重要省份的初步思路。

广东与思想解放，常如风云际会。康梁的改良学说，孙文的革命理念，前后两轮的改革启动，都以关键时刻的关键方式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广东成为立言的宝地，已无需多去探究其间的寓意，这接踵相承的传统，却应当要成为广东不可懈怠的自觉。

然则也有评价说，第一轮改革广东领着全国走，第二轮改革全国推着广东走。那些真需要解放思想的皱眉决断、咬牙拍板，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成就改革之不世功的英雄与英雄故事，已渐不多闻。所以，才有“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慌张失落，才有对改革试点新特区名额的望穿秋水，才有不断拿长三角比对珠三角的得失盘点。难道这也算英雄迟暮，美人白首？

这何止是在说广东，广东从来就是整个中国的大缩影。

再解放一次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停滞却开始自满，把惯性中的发展当成成就，把只是手段的发展当成目的。从前以改革促开放的主动性消失殆尽，而今因开放倒逼改革的困窘却日益明显。

再解放一次思想，因为积累的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发展便可解决：土地之争，劳资纠纷，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公民自治，司法权威、社会诚信、权力腐败……这一切，岂止因影响经济的发展才显得重要？又岂止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便可改观？

再解放一次思想，因为前一次思想解放的资源，至今已经耗尽，此前改革的策略，至今也已失效，前段改革所回避的难关，而今逼到眼前，前段改革形成的禁忌与遗留的负资产，已经成为制约我们自由思考的障碍。我们耳熟能详于改革要继续深化，却无从理解改革深化的方向何在，也无从得见改革深化的动作何出。

再解放一次思想，因为思想之解放，从来就不应当是偶尔的运动，功利的器具。在西方人经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进步而得享思想自由之盛宴数百年后，中国人没有道理依然要在一点点被撑大的空间里进行可笑的思想操练。

是时候了。如果我们要超越30年前的那段辉煌，再体验由此赫然而至的心智开朗与风雷激荡，那就让这一次的思想解放从营造切实明确的鼓励氛围开始：

让坦白的表达与充分的辩论没有障碍，让真实的疑惑与具体的问题能够成型——有哪些乃是亟待被解放的思想？是什么因素固化了我们目前的思想？又该拿出怎样的方法来实施这思想的解放？言论乃是思想的载体，求解于思想解放的不二法门，只能是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这一点，拥有发达传媒的广东，倒真可以再次先行一步。

一部千辛万苦酝酿出来的法案，又披上了“律师管制法”的阴影。

10月28日通过的《律师法》修正案，新增以及修改的条文达到0多条，不少方面有突破，但是也有明显的缺憾：特别是针对维权律师的法律条文的出笼，让人忧心重重。

一、律师个人执业终于立法

中国律师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以来，要求个人执业的呼声就开始出现；但是九十年代律师法立法的时候，只规定了国办、合作、合伙制三种形式。鉴于律师业的特殊性以及律师执业理念的差异，很多合伙律师所都流于形式，在实际上演变成个人开业。原来的律师组织形式阻碍了律师向乡镇、社区发展：一方面，城市律师人满为患，很多律师业务上吃不饱，有些年轻的律师刚进入律师业就不得不改行；另一方面，乡镇、社区的普通百姓找不到律师服务。所以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形式的限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个人开业是律师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仍然是未来律师业发展的基本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呈现出一种公司需求和个人需求的基本分野。但是我国尚缺少个人律师所、小律师所，从而为小商人或者个人提供量身订做的法律服务。而且个人和小商人的法律事务可能并不那么复杂，他们也没有支付城市大的律师所所要求的那么高的律师费的能力，这样就出现了法律服务和需求市场的不对称。律师法修改填补了这项空白。这是值得肯定的。可以预见，律师法实施以后，将会出现很多的个人律师所进入社区和乡镇，律师服务就像超市一样供底层民众选择。

个人开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关部门不可能再通过由律师所解除合同的方式敲掉维权律师的执业资格了。几年来，唐荆凌、郭艳、张健康、杨在新等都曾经这种方式黑掉了饭碗。

二、律师会见权、调查权有所保障

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一条规定比原来的规定有了进步，就是更明确地规定了律师会见不需要批准、不被监听的权利。

但是这一条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冲突，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笔者认为，监听不是窃听，监听包括公开侦听和秘密窃听两种，既然是不受监听，就不需要侦查机关派员在场，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也谈不上经侦查机关批准。因此，要全面落实上述权利，必须修改刑诉法第96条，使其与律师法对接，否则，这一条的修改将失去意义。

新律师法将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相比以前，都算是不小的突破。但也有个与刑诉法对接的问题，因为刑诉法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显而易见，刑诉法设置了苛刻的条件，不修改刑诉法，调查权仍然得不到落实。

可喜的是，据参与律师法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官员杨明伦介绍，在律师法修订过程中，他们曾就此与负责刑诉法修改的官员沟通并取得一致，刑诉法修改将体现修订后的律师法相关精神，保证律师会见权和调查权。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将有望不派员在场；修订后的刑诉法也将更加有利于保证律师的阅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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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律师管理更加严苛

律师法自制定以来，一直被舆论讥笑为是“律师管制法”而非“律师权利法”，这次修改，管制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但在其它环节，管制色彩也有所加重，突出表现就是增加了对律师的惩罚性条文：本来是保障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的第7条，但加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这一规定与其说是设定了律师法庭发言豁免权，不如说取消了豁免权。因为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没有客观标准，裁量权完全在法官手里。而且，法庭上有法警，法官主持庭审有制止律师发言的权力，哪里容得了律师发表上述言论？如此规定不过是要为打击与公诉机关意见不同的律师言论（特别是政治案件的辩护人）制造借口而已。

修订后的律师法第49条接着就规定了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停业个月至1年的处罚，罚款50000元。情节严重地吊销执照，追究刑事责任；并且还针对维权律师代理群体事件规定了处罚，“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同样也是停业个月至1年的处罚，罚款50000元。情节严重地吊销执照，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想见，这部法律实施以后，律师在法庭上发言将噤若寒蝉，律师执业也将如履薄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那一句话，哪一个行为将触犯律师法的7条，从而根据第9条被罚款、停业、甚至坐牢。

律师法修改引起巨大争议，国内舆论认为，现行律师管理的“鸟笼”体制是最大败笔。舆论强调：立法者在综合考虑现有情况的同时，也有拓展律师执业空间的努力，也在应对情势变化与加强管理之间努力寻求某种平衡。但无论在认知层面，还是在程序层面，仍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使一部千辛万苦酝酿出来的法案，又披上了“律师管制法”的阴影。

是政府管制法还是律师权利法，这是检验律师法立法成败的关键。对律师的规制不遗余力，使律师权利过度收缩，以至于让本来应该是“保民官”角色的“维权律师”变成了“鸟笼律师”，这就是新的律师法给我们的突出印象。

2007年11月20日于青岛虎山居

转载于《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2007年12月25日星期二，郭飞雄妻子张青致电广东省梅州监狱，核实前往探视丈夫的乘车路线。张青从监狱方的反馈判断，郭飞雄已经开始绝食。

张青从监狱方获知，从她家所在广州天河区坐长途车前往梅州监狱，单程走普通公路的客车要走近8小时，走高速公路的客车也要5个小时。如此遥远的距离，给张青每月探视郭飞雄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路途奔波劳顿，而且有可能不得不在梅州停留一晚，加大了张青的经济负担。对比陈光诚判刑后被关押在临沂监狱，其家人从沂南县东师古村到临沂市兰山区的临沂监狱，一般车程在1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从这个角度上讲，广东省政法委和广东省公安厅在郭飞雄关押地的选址上更加处心积虑。

张青询问监狱方郭飞雄现在是否绝食，监狱方回答”有这个倾向”.张青向对方核实是否看守所扣留了郭飞雄的日记本才引发他的绝食，监狱方否认，说经过检查那些物品都移交给监狱了。监狱方模糊地提及郭飞雄绝食的理由可能是拒绝参加监狱劳动。中国监狱机关奉行”劳动改造”，实际上是完全榨取服刑人员的劳动价值。劳动任务非常繁重，很多服刑人员因此而落下疾患。郭飞雄曾经表达过对劳改和劳教制度的反对，这次他可能因为对抗此种恶法而绝食。

12月13日郭飞雄被到达梅州监狱，如果按照他此前提及的要启动100天的绝食，那么现在他已经绝食一段时间。张青决定本周五在梅州监狱探视郭飞雄。

作为朋友我们不愿郭飞雄再采取这样的方式，他的身体在看守所期间由于刑讯虐待、长期室内羁押以及曾经的绝食抗议而已经留下伤残。但中共政法当局从来冷血残暴，未必重视一名维权者用绝食表达的抗议。同时，我们也强烈反对中国监狱部门长期把服刑人员当免费的生产机器，超负荷地攫取他们的血汗，毁坏他们的健康。

梅州地处广东省最东北端的广东、福建和江西交界地带。梅州是客家民系聚居地，被称为客家之都。梅州到广州的高速公路距离384公里，全程限速80公里。

胡佳

2007年12月25日星期二于BOBO自由城家中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监控第221天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226天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12月22日在北京召开新年颁奖餐会，我要去参加，自从2004年加入笔会，几年来一直盼望能与其他成员一起相聚，切磋心得体会，议论大事。今年2月笔会在香港开会，我被济南公安一纸不准出境的《决定书》挡住。

（一）我要去北京参加笔会聚餐今年的北京餐聚，我一定要参加。并将想法告诉了知已的朋友，他们说：你去北京开会，一要不动声色，二要保密，特别在电话中不要谈及。我的电话被窃听，已是很多人的共识。朋友们还告诉我，外出一定要关手机，现代科技已经能根据手机准确给你定位。

所以我去北京的事，除几位政见完全相同的朋友，对外一概不说，甚至对我的家人也谎称去“旅游”，（不仅怕泄密，还怕引起惶恐）。我托好友买了动车组21日的火车票。

（二）出门遇跟踪21日一早，我关了手机，除了车票、钱、通信录之外，几乎是空手出了家门。就在出门的一刹间，发现有人跟踪。就是去年“六四”进北京前跟随我的人，心想不好，立刻改变计划，按预设第二方案，打的进市区。那天雾很大，转了几个圈，转乘汽车，绕道天津去北京，原来的动车组火车三个半小时可到北京，现在却用了近九个小时才到目的地，住旅馆怕被警方查到，找了个胆子大的朋友家住下。

第二天上午（22日）收到消息，餐聚因为警方打压取消了。

（三）孙文广失踪了为了在北京多停留两天，会见朋友，所以我的行踪依然保密，手机不开，甚至把电池都取出来了。

我与朋友们联系，都是使用马路上的公用电话，打完电话就马上离开，那么大的北京，谁能找到我？

21、22日两天，我济南家里也没有人，很多朋友找不到我，说“孙文广去北京后失踪了”。

（四）为躲避警方，只能放弃现代工具返回原始现在为了逃避警方的窃听、跟踪、软禁，人们只得放弃一些现代的工具方法，而采用原始的落后的工具和手段。现在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是手机、互联网，但这些工具都容易被窃听、监控、定位，有人要干点自己的事，防止窃听、定位，必须关上手机，甚至取出手机中的电池。

互联网被警方掌控更是尽人皆知，现在很多人就不敢在互联网上谈隐私，这样就退回到原始的口耳相传的通讯方式，如这次我告诉北京朋友，就是靠传口信。

为了躲避手机和家中电话的窃听，有人用马路电话，打时间差，先告诉对方所用公话号码，让对方也找个公话打回来，只要时间快，警方还来不及追踪，电话已经讲完了。

出行为了保证安全，防止阻截、扣押，坐飞机、住旅馆都是绝对危险的，因为要登记身份证。为此出行时就只能放弃现代交通工具，如飞机，甚至火车。近者可以用自行车，远者改用长途汽车。（因长途汽车班次多，上车下车点可以变化，阻截有相当困难）。但是后一种工具，虽然比较安全，却会增加劳累，花更多时间。

（五）一党专政制造的倒退一党专政的打压，让人放弃现代生活方式，退回原始，这是很可悲现象，但是你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考虑使用这种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方式。你要追求现代化的民主、自由、法制社会，却必须使用落后的甚至原始的方式，这就是极权下的一幅很有讽刺意义的图画，我想这也是极权下推动民主化特困难的原因之一。

（六）破坏一餐聚，多少违法事为了破坏这次餐聚，北京当局干了多少违法事？

把守法公民廖亦武从北京绑架回四川。12月14日开始，将上海公民李剑虹（笔名小乔）软禁在家中，19日又把她强行关到一家旅馆中封闭软禁。

为了防止笔会成员和一些有可能参会的非会员去聚餐，在北京当地有二十余人被软禁或警告。（详见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的报道《独立中文笔会迎新颂奖遇阻挠》）派警员到家中和工作单位进行谈话，或借谈话阻止外出。警方的很多行动都是违法的。其目的是阻止公民的合法活动，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他们为此不惜付出道义和法律的代价。现在和将来都会遭到谴责。

（七）打压的成本对民主力量的打压，要付出代价。要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成本。为了对付廖亦武，要从四川派出三个警员，把他用飞机押送回四川，这来回七张飞机票就要上万元，还要警员的出差费，北京警员的费用，要花多少钱！

上海李剑虹（小乔）从14日开始到23日一直被软禁，包括在旅馆中的软禁，要花多少钱？软禁是要24小时值班的，警员的加班费、正常的工资、奖金、还有福利等，再加警车的费用，要花多少钱？这次软禁、警戒、告戒，总共二十多人，到底要花多少钱？为了制止一次三十到四十个文人的餐聚，要调动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值得么？很多人都会动脑筋，不但有一般老百姓，还有警员，他们会问：用这些人、财、物，干什么事不行？

这些钱都是公民的血汗，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和谐”而不惜成本，当权者的这种行为，亮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会有唤醒民众的作用。

（八）北京失踪不虚行刘少奇在遇难时讲过一句话“历史终究由人民来书写的”。将来人们在评论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总有一天要把这些倒行逆施算一笔总账，会把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加以清算，看看他们到底使用了多少人民血汗来镇压民主活动，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种种事实都说明，当权者已经十分心虚，一个几十人的文人餐会，也值得他们大动干戈，兴师动众。

明眼人会看到，这次餐会的遭遇破坏，失败者可能不是操办、召集人，而是镇压者。人们还会不断的举办多种类似餐会的形式，让那些倒行逆施者疲于奔命，最后让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认识到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伤，潮流不可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虽然22日餐会遭破坏，但是23日我们几个人，包括浦志强、刘晓波等还是在一起吃了饭，笑谈当局的疲于奔命，胆小如鼠。我们认为组织会餐者的精力并没有白白的耗费，以后较大的餐会不容易，较小的餐会还可以不断地举行。

22日上午，我还和北京守灵钉子户李金平一起吃了饭，了解到北京朝阳区官商勾结，强制拆迁的过程，后来还去他家看了现场。这次“北京失踪”也算不虚此行。（李金平家电话010-65791139）

2007年12月26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来重庆之前，我和爱人都商量好了，决不会让任何亲戚朋友来重庆做事。我儿子才在读大学，如果有什么人打着我的旗号想找你们做事，欢迎大家来告诉我。”

——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如是说。（《南风窗》年终特刊）

“我在明年‘两会’后会完全退休，我这个退休叫‘裸退’，在我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和企业人事座谈中如是说。（《南方都市报》2007-12-25）

从官员口中说出来的话能够让我们感动的不多了，又感动又激动的就更少了，而在一天之内看到两条让我又感动又激动的话，今天大概还是第一次，所以，用一个互联网的常用字：顶！

——国务院副总理和重庆市委书记领导下的中国公民杨恒均

“顶”过之后，照样要思考一番。先来说说薄熙来的“直言”。为什么用“直言”两个字？因为薄熙来说的直接和坦白。试问，当今省市第一把手有几个敢在上任的时候，当着全体高级干部地面，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不敢说的理由很简单，只要看看他们离任时，在所在地安插的亲戚朋友，还有提拔的狐朋狗友，就明白了。人不能把话说得太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为薄熙来的直言而喝一声彩，但，喝一声彩就够了，不要像当时重庆的干部们，据说听了这话，把手掌都拍红肿了。

当今老百姓最恨什么？当然是腐败，而用人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源头。就算普通的平头百姓，我们有谁是心中无数的？有谁还会相信现在的干部不是任人唯亲的？正因为我们知道太多了，也就麻木了，所以也就不再提了。等到猛地听到一位直辖市的第一把手说出这样一番“豪言壮语”，你还不感动？还不赶快激动？没心没肺的家伙呀！

当然，英明的党和政府并不比民众愚钝，他们更清楚目前干部队伍的用人腐败问题有多严重。在过去二十年里，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律和纪律部门就曾多次制定、推广和实行有关党纪和国法，严格限制领导的亲属在自己的辖区内出任某些有利可图的主管职务，禁止老婆子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可是——

还是让我们把话题转到薄熙来的“直言”上来吧。请再读一遍他的发言……，如果你还没有像我一样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你太有中国特色了，沉浸在中国官场文化的那只缸子里太深，怎么如此严重的问题你就没有发现？

薄熙来说他到重庆之前和爱人商量好了，不会让任何亲戚朋友来重庆做事。我想首先要澄清一下“做事”两个字，这肯定不是指来扫马路，当工人或者应聘普通公务员等，大家都心照不宣，薄熙来口里的“做事”是指来担任有油水的职务，来利用薄熙来的第一把手的地位开公司抢工程等什么赚钱干什么。这里的“做事”也就是不做事而能赚钱的那种“做事”——徇私舞弊。

薄熙来同志说“做事”比较含蓄，然而，他前面一句话就不那么含蓄了，他说，“我和爱人都商量好了”——且慢，按照中国法律以及共产党和政府的各项纪律、制度，不是早就有明确的规定：第一把手不不得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插在自己的辖区从事领导、商业等各种工作，共产员不得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插亲戚朋友。

我的问题是，既然是党纪国法已经有了规定的东西，薄熙来同志怎么要和自己的“爱人商量好了”？你们怎么商量的？如果你们没有商量好，那又如何？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和你一样在上任时“直言”的第一把手，是否也和自己的“爱人商量好了”？

党纪国法规定的可做和不可做，是需要和自己的爱人商量的吗？大家想一想，如果美国的某个州长上台时说这个话，会如何？他会马上遭到嘲笑和嘲弄，而不是热烈的掌声。因为在一个法治健全，权力得到监督的国家，你和你爱人怎么商量和你上任后是否可以、可能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到自己的辖区做事没有直接关系！你商量好也罢，不商量好也罢，只要你上任后不按照纪律和国法安排人事，媒体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会放过你，你就得滚蛋。

薄熙来同志的讲话赢得了我们的重庆市干部和广大民众的喝彩。对这个喝彩，我们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感到悲哀？我想知道，万一薄熙来下一次和自己爱人又商量了一次，而且不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薄熙来又说了自己的儿子的事——谢天谢地，还在读大学，重庆的朋友们听好了，如果有人冒充薄熙来的儿子欺负你们，那一定是假的，你们不要怕。

最后一句，就更有问题了，“如果有什么人打着我的旗号想找你们做事，欢迎大家来告诉我。”——这里的“做事”当然也是违法乱纪的，不然的话，就算打着你的旗号做事，例如行善等，也是值得表扬的。

那么我们说，如果有人打着薄熙来的旗号去做违纪的事，按照党纪国法应该怎么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法制的国家（或者一直宣称是一个法制的国家），或者说如果在一个法制的国家，遇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好办的，就是去找法律部门报案，如果没有违法只是违纪，那就找纪律检查部门举报，找政府的监督部门投诉。可是，薄熙来同志没有这样说，而是让人家来告诉他。这个人家不是别人，而是薄熙来直接管理的重庆市党政干部。

请问，既然有人打着你的旗号办事，有同志想反映上去，他们应该找你吗？你自己也是当事人，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铁面无私的青天包公？如果有人打你的旗号“办事”，人家找你，从中国人之常情出发，那不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

当然，薄熙来同志已经声明了，儿子还在读大学，和老婆也商量了，绝对不让亲戚朋友到重庆做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肯定是假的，可以来直接告诉他本人。

可是，——让我再较劲一下吧，薄熙来同志，你儿子会毕业的，什么时候毕业不是每个干部都知道的；再说，谁知道你们夫妻还会不会再商量一次？毕竟夫妻之间的商量又不是政治局会议，没有记录，也不用公开。重庆的干部们就算真碰上打着你旗号“办事”的，感到幸运还来不及，会有那么傻的人去找你核实吗？

写到这里，大多读者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了。但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我钻牛角尖，鸡蛋里挑骨头，我说是的，我正是在钻牛角尖，我正是想在鸡蛋里挑骨头——牛角尖如果能够被钻进去，说明漏洞太大，鸡蛋里如果没有骨头，你怕我挑吗？

如果读过我《为什么出事的贪官都是苦孩子》这篇文章的，就应该知道，我绝对相信薄熙来不会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到重庆“做事”——你想一想，从薄一波同志到薄熙来同志，你以为人家像我老杨家一样，有那么多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失业、下岗在家？需要找机会“做事”，赚点辛苦钱？时不时贪几个亏心钱？

我在薄熙来同志的讲话中鸡蛋里挑骨头，是想说，我们国家的官僚体制的一些弊端根深蒂固，确实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当然，更需要的是观念的更新，从人治到法治还有慢慢的长路要走……

不要以为我们发射了一个飞船，一下子跑到美国人35前已经去过的月亮转了一圈，就自以为和人家把差距缩小了。在舆论监督，限制腐败的绝对权力，以及法制和做官的清正廉洁，共建和谐社会方面，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的可能不止35年！——要知道，刚刚引用的薄熙来的“直言”在中国是属于先进性的发言，是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鼓掌的，而如果把他的讲话搬到西方比较发达的法制国家，立即会成为年度笑话！

实话实说，中国党和政府里有很多干部自身的修养是不错的（我多次说过，比西方政客好多了），也想为人民做点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官当大了，待遇好了，也想通了，你想，国家要包办你一辈子，丰衣足食，还有保姆、专车，你贪污那么多钱干什么？这两种人都是我们党和政府队伍里的优秀分子。这些人为数不少，可惜的是，你却数不出几个来。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属，他们老婆和孩子并不这样想，想要求领导人的老婆和孩子和领导人达到一样的精神境界，拥有一样的觉悟，那是强人所难，也不实际的。

如果在西方，一个领导人的老婆和孩子怎么想，不关大家的事，反正全国的媒体和民众的眼睛都在监督你，你的家属真能够干出点什么徇私舞弊的事，连你自己都分分钟钟搭进去，一起玩完。有一个现象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那就是西方总统的孩子经常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无法进入年轻人都梦寐以求的大公司、好单位，有些甚至失业了。我一开始不理解，因为毕竟这些总统和总理的孩子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微软、IMB和世界五十强什么的怎么就不招收他们呢？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所有的大公司都想避嫌，招你一个总统的孩子进公司，等于就把全国的媒体和民众的目光都吸引过来。到时不要说利用总统的孩子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很困难，可能大公司本来应该得到的好处（例如国家的支持）也会因为总统的孩子在你公司而得不到了。

可是中国——希望这不是因为我们几千年家庭关系的优良传统——就不同了，由于缺少舆论和民众的监督，领导人的老婆和孩子只要打着领导的旗帜，简直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很多贪污腐败都是家属搞出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于是我的话题就滑到第二条让我感动和激动的讲话——“铁娘子”吴仪的“裸退”。

吴仪对“裸退”的解释是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退得无牵无挂，她的愿望是“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忍不住“顶”过之后，再赞一个。在北京的圈子里，谁不知道，吴仪不但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为弱势群体流泪”的外刚内柔的“铁娘子”？但如果说大家对她的尊重是因为以上理由，还很不够。因为坊间流传的清清楚楚：吴仪是清正廉洁的榜样！而且从来不允许亲戚朋友利用自己的职权徇私舞弊！

所以，当我听到吴仪说出“裸退”这一个词语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想到的是吴仪清正廉洁的一生，最后全身而退。吴仪口中的“裸退”是否有这个意思？我想不能排除，她不是不知道当今官员有多腐败，她自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能够洁身而退，这就是“裸退”。那些退得不干不净的人哪里能和她相比？他们退之前要大捞一把，退之后还想多捞几把，自己老得不行了，老得动不了时，也还有早就安排好的子女继承遗志，继续捞呀捞的……

吴仪女士没有结婚，好像也没有子女，这让人心里只打鼓。正如吴仪所说，她目前一年有12万工资，她说够了。我想也足够了，要知道，在这个职位退下来，一直到去见马克思，都会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保姆司机轿车和最高级别的医疗待遇一应俱全，再说，吴仪又没有子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最近在写时评时，我常常在写到后面正需要拿一个结论或者来一句画龙点睛之语的时候，我突然语塞，突然茫然若失，突然失去进一步思考下去的勇气和能力，突然……，所以就此打住。

还想对和薄熙来一样的省市第一把手们说一句话：别以为我在薄熙来同志的讲话中鸡蛋里挑骨头了，你们就幸灾乐祸，你们敢像薄熙来那样把这段话对你们那里的干部和群众说一遍吗？

对于希望我们完全忘记她的吴仪副总理，我也想说一句话：等到明年两会后你清清白白、彻彻底底地“裸退”了，你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忘记我们这些还要在千千万万个不能像你一样“裸退”的领导人管理下讨一口饭吃的普通民众！

2007-12-26

一

钱理群先生是令人为难的。他难倒了很多人，官员、学者、同事、朋友，年轻的学子或世故的知识者们，他令人为难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观念上的清晰、糊涂或复杂，而更在于他的姿态。在一个类似胡适的平台上，他满怀激情地诉说着鲁迅。用钱先生自己的话，他先后对20多届北大学生讲解过鲁迅。鲁迅不是钱先生的一门课程，而是他的事业，是他想象也实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资源。这种吊诡、乌鸦般的异类状态使得他的影响超出了专业课和学院范畴，波及社会。

尽管钱先生令人为难，他的事业还是发挥了作用。在一个”咸与发展”的社会里，对肉食者们来说，争生存权的鲁迅显然不是他们的思想资源；钱先生的工作注定难以得到他们的呼应，相反，钱先生的宣传鲁迅反而让人为难，令人尴尬。那些求一位置的人们一度以为鲁迅是知己，一旦有了位置却又以为跟胡适心心相印。虽然”胡适，还是鲁迅？”成为不少人动感情的话题，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早已明智地做出了选择。钱先生的事业因此穿越了阶层，而在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那里获得了赞誉。正是在这些小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文化领域，钱先生成了一个象征：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上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以来不多的幸存者。

胡适被称为”国诤”，国家的诤友或诤臣。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民族的精魂。无论哪一种精神，我们今天在国家社会层面还没见到这样的人格象征。胡、鲁们的信徒显然是矮化了。无论他们以谁的名头说教、启蒙，他们没能给社会的公共空间提供正当有效的思想资源。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国家机会主义的发展话语里，他们把言说胡、鲁留给了自己，把什么样的生活留给了大众呢？自生自灭而已。

钱理群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其中的矛盾。他是诚实的、坦白的，也是无力的、软弱的。他没有鲁迅的练达，也没有鲁迅的勇敢。人生社会的事实于他是一个个的问题，直到退休、离开讲坛，直到今天，他仍未能解决其中最尖锐的问题。他把自己铸成了一个矛盾体。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设的，跟他的知识界同行关联不大。在他的新作《我的精神自传》中，他试图回答或辩解那些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的适用范围，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等。他承认跟知识界的隔膜，因此90年代我国重大的知识活动，学术规范，人文精神讨论，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中国道路寻求，等等，都为他有意无意屏除了。他的反思和自传中的关键词属于80年代，他的真诚令人动容，他的言路和思路令人为难。

二

钱先生自承问题意识很强，但在他和中国社会之间，横隔着一个鲁迅，一个80年代。通过鲁迅及物中国，显然方便，但也极其危险。因为在鲁迅之后，有无数中外一流的才智之士思考并回答了前现代中国的难题。延续80年代的框架、方法来诉说自我，虽然安全，但也极不切实。因为经历了资本的原始和现代积累的中国社会，有着更为迫切的情感、认知和身份认同要求。

人们曾经有过”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一类的假设，但那假设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很少人设想鲁迅活在当下的情形：会是大学教授吗？会是《读书》主编吗？会是新左派或自由派吗？虽然钱理群和汪晖一样发现了鲁迅的榜样意义，用汪晖的话说：”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

但汪晖们显然对鲁迅们的生存处境缺乏理解，汪晖们显然不是鲁迅们。鲁迅的眼里少有宪政、法律、国家，他眼里有最为生动的中国大众形象，如吕纬甫、魏连殳，如子君、涓生，如孔乙己，如闰土、阿Q、祥林嫂；即使他的杂文，也仍有清晰的对象，那就是流氓国家、群氓、如二丑一样的帮忙、帮闲和帮凶式的流氓。几乎鲁迅的一切言说，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之上。但钱先生的立足点总是游离的，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教员、软弱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思想者等等之间游移。而胡适、鲁迅们的新文化启蒙事业，在于为个人张目，这一点在鲁迅的人生实践中尤其重大。”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诚然，我国当代社会远不同于鲁迅的时代。80年代的启蒙运动起点高于鲁迅年代，后者是”铁屋里的呐喊”，前者却有经历毛泽东时代之后广大的中国民众。但鲁迅无意中以个人的生存示范了一个民族精神挣扎的彻底性，他提供的人物画廊为我们贡献了至今堪称财富的民族性格群体。钱先生不断诉说他的精神挣扎历程，但他更多地在观念层面流连，而难以贡献这发展中的国民的魂灵。一如我们，都看到了而不能创造。

同样的问题在于，享受”发展红利”而不觉不自由的国民跟下岗、抛荒、打工的大众渐行渐远，双方以为自身在伦理、观念、审美等方面都跟对方不属于同一种类，80年代同盟性的启蒙框架显然时过境迁。即使鲁迅仍有榜样意义，但有”短板”的鲁迅已经不能”咸与稳定和谐”，而只属于需要警惕其民粹主义倾向的小平头知识分子和大众们了。这大概是我国大知识分子们对苦于生计的国民多王顾左右的原因，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说不清楚自身。用朱学勤先生的话说，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发生了两场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却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这个变动不居的发展中国，置身其中的个人生存哲学和社会变革哲学，仍多是空白。

三

《我的精神自传》要写成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性作品，钱先生希望能说清楚自己。但直到本书最后，仍有不少”新的困惑”或”悖论”一类的字句：”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新世纪伊始，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显然，钱先生的精神突围仍未成功。他自承没有走出鲁迅的阴影，也实证了他的精神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钱先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确实像个大孩子，直到退休，直到本书，都真诚地向人们诉说他的精神困惑，用他的话说，把苦难化为精神资源，”我存在着。我努力着。”他感动于林庚先生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美。”

但”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与其说钱先生是婴孩，不如说他是一个认真而诚挚的学生。鲁迅是他的老师，人生社会是他的老师。他精神自传与其说是一本凤凰涅槃或死后复生的自觉作品，不如说是一本省思式的不无笨拙的札记。他过于注重自己的观念困境，一如80年代以来的学院生活，而多少忽视精神在中国社会演进的多样收获。他虽然认识到：”我正是由这样的提醒，发现自身思考视野的狭窄：我们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新的困惑”总让他止步不前，最终没有走出”自我封闭”.在一本30多万字的精神自传中，除了零星几个学人的文字，当代中外人士的精神和思维收获不在钱先生的综述范围内，就是一个证明。它至少说明作为思想史、学术史或精神史的样本，会打些折扣；更不用说，跟网络时代的中国精神隔膜甚大。

在人类共识、台湾地区的民主试验面前，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里，鲁迅等人的”国民性”话语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跟”中特”话语一样而让位于人类的原则：”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钱先生仍立足于这一本质论的文化观，从而大大限制他自身的创造性研究。在对全球化的思考中，钱先生止于辩证实则矛盾的书斋逻辑，在多元化、一元化之类的观念中突围或辩证。在对农民中国的思考中，钱先生也同样借用了虚伪的”三农”话语表达自己的困惑或无解，他害怕农民失去土地，他不理解农民是如何丧失精气神的，也不了解，当代农民是不会活成土地上的植物的，农民也想在当代中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钱先生震动于鲁迅所说在中国做人要么极近要么极远生活的安全性，但他自己却以”公开宣布””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根基的”巨大威胁”和”根本性挑战”，为”再一次坚守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立场”……这样的思考，使钱先生自承难以站队难以表态，甚至一旦开口就遭到了”伪士”们的围攻。这大概不仅是钱先生个人的悲剧，也是当下社会的悲剧。

钱先生是多重意义上的幸存者。他明确说自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群落中的一员，他作为幸存者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并参与了80年代的启蒙事业；90年代以来，则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经历了时代社会给予的光荣和”围攻”；退休后，他并不安于个人的日子，而作为市场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进入了力所能及的实践领域，跟青年志愿者们一起，建乡村图书室，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等等。如果联想到我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钱先生这样的幸存者是极为可贵的。

鲁迅以”中间物”意识而横站了历史，钱理群先生也有”中间物”意识。如果钱先生理解，网络中国人也曾作为”你”之一员当选过《时代》的年度人物，而志愿者、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农民、维权律师等等中国人同样大踏步地向前，他也许会感到欣慰的。就像不少年轻朋友想起钱先生会觉得温暖一样。钱先生年轻时写给”民间思想村落”的告别信虽然仍可作为他对精神世界的告白：”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但他的精神思考和实践愿心仍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

2007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