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有人呼吁抵制电影《色戒》，说是抵制汉奸文化，很多人签名支持。我对张爱玲和《色戒》的背景都没有研究，也就没有发言权。个人认为，如果张爱玲写的是小说，又没有明显影射或者直言书中主角就是某某抗日女英雄，仅仅因为电影写了一位热血的色情间谍最终被冷血的汉奸弄驯服了，那是不足成为抵制的理由的。

今天，我也号召大陆朋友抵制电影《色戒》，不过我的理由完全不同。

前两天在广州买了一个《色戒》影碟，卖碟的反复强调是原装的。买回来看了，严重地失望，和我读到的影评严重不符，前后不连贯，人物性格和行为的演变也断层了。我根本就没有搞懂那个热血沸腾的女间谍怎么就被汉奸一下子征服了，电影完全没有说服力。

朋友看了我的影碟后告诉我，我看的是被删除了20分钟的版本，是只适合大陆同胞观看的。我这才恍然大悟。

《色戒》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抗日烽烟中，但故事具有普遍意义，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对于我来说，更没有不可理解的。因为迄今为止，《色戒》里的那种故事依然在世界各地上演，只是一般的民众不清楚或者不留意而已。——派遣色情间谍去执行任务，结果那个色情间谍反而被人家驯服了，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外国有，中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每年甚至每月都在发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但作为面对大众的文艺作品，就一定要写清楚来龙去脉。例如影片中的那个抗日女英雄，她满怀抗日激情，自愿去和一个汉奸通奸，原意是要锄奸的，结果却被那个汉奸弄软化了，——最后不但连累了同志，也误了卿卿的性命。那么她是被什么征服的？电影里突出了两点，一是那个大钻石戒指，还有就是性爱或者性的吸引。

由于删除了20分钟的床戏，电影中就只剩下那个钻石戒指。说实话，在我看来，那个革命女青年的转变就有些牵强了，也玷污了革命女青年的革命意志。李安的电影是强调性——也是人性最主要的一部分，那倒比钻石让人更容易接受。

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写那个革命女青年和她的革命男青年的做x爱的镜头，不知道是那男青年白天太累，还是忧国忧民过度，爬上这样一个美人儿的身上，蠕动了几下，就软绵绵地滚下了马。弄得我都怀疑，他到底插入了没有？

这个镜头大概就是为了给那个汉奸床上的真功夫作铺垫。可惜我没有看到（被删掉了呀）。听朋友说，那汉奸做爱很有一套，不但时间长，而且还有道具，加上轻微的变态，来点捆绑之类的粗暴等等，——大家都是过来人，两相对比，再虚伪的正人君子也知道，革命女青年也不会喜欢在身上蠕动两下就落马的男人，即使这男人是革命的男青年。

记得有人说，征服男人的路通过他们的胃，征服女人的路通过她们的x道。李安把这样一个爱情加人性的故事放在抗日烽火中，而且又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推到大陆，确实让人难堪。但想一想，这只不过是一个电影，一个文学艺术的东西，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更不用义愤填膺地去抵制。所以，我是绝对不支持他们为了政治正确而抵制电影的。你们也别瞎参合。

我呼吁大陆同胞抵制《色戒》是因为他们看到的《色戒》是被删掉20分钟的版本。那被删掉的20分钟据说还包括露出三点的7分钟。这20分钟太重要了，要知道，没有这20分钟，这部电影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故事就这么一句话：一个革命女青年去吸引汉奸卖国贼，结果被汉奸的一个大戒指吸引了，差一点叛变革命……

我们看的所有的影评，可以说都是那些看了全本的人写的，把电影吹得如何好，其实删除了20分钟，不但不能说好，很多人会看不下去，因为贯穿整部电影的内在经脉——性爱——被切断了。

那么，是不是因为被删除20分钟的《色戒》不好看，我就呼吁抵制呢？完全不是，一个电影不好看，或者很难看，你可以不去看，但没有必要去抵制，对不对？

我呼吁抵制《色戒》的理由既不是像那群正人君子宣称地要保护抗日女英雌的光辉形象，也不是要保护导演李安（被阉割作品的导演），我是想保护广大的大陆同胞的尊严不受侵害！

删掉了这20分钟，不但让香港人、台湾人、世界各地的华人，甚至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了这样一些事实：大陆同胞是弱智的——至少智力水平相当于未成年人，更不用说去和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相比了……

删掉了这20分钟，大陆同胞就被归类于那种没有判断和选择能力、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哪些可以看哪些不可以看的智力低下的族群……

删掉了这20分钟，在港澳台同胞的眼里，大陆民众就沦落为一群对人类最基本的性爱不能自理，无法自持，需要老大哥来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必须闭上眼睛，是那种一旦看了几个裸体镜头就会手淫得精尽人亡，或者到街上去强奸的劣等民族！

你说，以上这些难道还不足够成为大陆同胞起来抵制《色戒》的理由？表面上看，被阉割掉的是《色戒》这部电影，事实上被阉割掉的则是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民众该看什么，不能看什么，就是这样被一小撮人决定的。民众毫无选择权，甚至没有人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更让人难受的是，没有人出来告诉你为什么允许你看这个而不允许你看那个。大家都知道一个说法，就是电影里的床戏被称为“成人内容”，可是13亿人在他们眼里难道都不是成人了？都成了他们未成年的孩子？

我不禁想，到底是什么人在决定大陆13亿民众可以看哪个镜头，不可看哪个动作呢？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标准呢？他们到底有没有标准？

前段时间从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的文章中看到了那些幕后操刀人，原来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革命同志和老文艺工作者在那里负责审查电影，由他们决定大陆同胞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这也难怪他们见了色情就“咔嚓”一声剪掉了，要知道，以他们的年纪推断，他们早就对性不感兴趣或者无法感兴趣了。

可是，全中国13亿人民大多还是朝气蓬勃，这个国家也还在继续崛起呀？你总不能让所有的民众都和你们一样无法崛起吧？你们凭什么就删掉了那20分钟？香港人没有你们这帮人，从来没有被你们阉割过，难道道德水平比大陆同胞低吗？

再来说一下他们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删除电影中的色情的，在他们看来，这种床上的戏属于不健康，成年人也不应该看的。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全中国成年民众每天都要上床，而且上床操的频率绝对不比外国人少，否则我们也不会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那么多人口，不操能够出得来吗？可是在有些人看来，任何床上的戏，任何和性有关的，都是不健康的。奇怪的是，我又不见这几个老家伙自己去当和尚，而且也都是操得子孙满堂。他们整天看那些没有被删除的原版电影，也不见他们就有多淫亵了。

另外一个标准就是假装全中国人民都“纯洁”，当然是按照他们的标准的“纯洁”。事实如何呢？我在最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混了十年，世界上哪个地方的红灯区没有逛过？还有那些色情录像带和性用品商店，我也大多光顾过。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我惊恐地发现，散布在世界各个阴暗角落里的性用品商店里，包括硅胶阴道和塑料鸡巴等性用品几乎95%以上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当时我就想，堂堂的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就为向世界各国输送这些淫x秽用具的大本营？后来，我也只好自我安慰，那大概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吧，既然文革时要解放全人类的愿望没有实现，那现在就用硅胶阴道去把白人男子从性饥渴中解救出来；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把红旗插在东京和白宫的草坪上，那就让中国制造的塑胶阳具插进日本女子和美国白人妇女的……

再拿色情影碟来说，每一次到美国和澳洲，总有朋友过来问，带了色情录影带没有？为什么这样问？因为聪明一点的华人都知道如下的事实：当今世界上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禁止色情录像带，而其中最大的就是中国；全世界生产和出售色情录像带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任何一个卖翻版的地方，你出五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张可以连续播放10个小时的超五级的DVD.这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思议——大家都知道，在西方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购买色情录像带，必须到专门的商店（一般在红灯区），而且那种商店绝对不能有未成年人进入。

可是在中国呢？我多次看到那些色情录像带和卡通片放在一起，学生仔和学生妹在那里自由地翻看。这种事情也只有在我们国家才有吧？

有人也许会问，你说的这种情况和删除电影《色戒》里的床戏有什么联系？联系太大了，中国本来应该正规的东西，就是没有人去搞，例如电影分级，规范成人用品包括成人影碟等等。却偏偏有人要对正规电影里的那些文学和艺术为主的并不淫秽的镜头大肆砍伐。我想，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实，还是他们假装不知道？

他们是否知道，虽然他们一直在删，可中国已经沦落为世界上最淫荡的大陆之一？他们是否知道，使用权力任意删除民众的知情权，正是造就世界上最淫亵的当权者的重要原因？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贪官污吏像大陆的那些：一个县级干部收藏了一百多个女人的阴毛？一个领导干部使用现代的管理办法管理自己的情人队伍？北京和上海两个最大城市的市委书记陈希同和陈良宇都是玩弄女性的高手？95%的贪官都包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

在这里我想对那些删除了《色戒》的老同志们说几句心里话：不知道你们依据什么标准删除了那20分钟，你们的目的大概是不想中国人看到床戏，或者看到屁股和奶子，或者你们害怕中国大陆同胞就此堕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放心，中国人并不是不可以看屁股和奶子了，五级片到处都可以买到，当初陈希同被抄家时，就抄出了几百个色情录像带。再说，那20分钟不可能让中国民众堕落，就像那20分钟没有让你们这些看过好几遍最终决定删除的人堕落一样。要说什么让中国人民堕落，在世界人民面前抬不起头，让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删除了20分钟的行为，让中国大陆同胞在世界人（包括港澳台同胞）面前永远低人一等。

至于大陆同胞，你也别不服气，我知道你很牛，会玩潜规则，看色情录像带和叫鸡都比香港、美国便宜，包二奶也成为身份的象征，而且，你还可以买一张火车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罗湖桥去香港看原版的《色戒》，回来高兴地向同胞炫耀……但你得记住，不管你家里藏了多少块五级DVD，也不管你到香港看了几遍没有删掉那20分钟的《色戒》，你只不过是一个智力相当于未成年人的、需要一帮性功能早失去的老家伙来决定你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的相当于未成年人的人而已——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抵制这部被阉掉的《色戒》，因为我不想他们继续阉割我，阉割我们的社会，阉割我们的未来！

 

中国网民评出2007 年度”全年笑话新闻”，相关网站和媒体纷纷转载。排名第一的笑话新闻，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陕西农民周正龙自称拍到”华南虎” ，经当地政府”郑重宣布”、专家”鉴定认可”，成为最轰动的全国”新闻”。结果却被网友揭穿：所谓”华南虎”照片，原来翻拍自年画。”正龙拍虎”成为新版成语。所谓 “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的谀辞，反而揭穿了当今”盛世”的十足假象。

排名第二的笑话新闻是，半年间狂赚818 亿的中石油公司，会同中石化公司，向政府汇报”政策性亏损”，申请国家补贴50至100亿。排名第七的笑话新闻是：云南省富民县政府，用油漆喷山头，展示”绿化工程”.

排名第十五的笑话新闻也值得一提，一句”今天您喝水了吗？”笑传大江南北。说的是，今年 6月间，太湖爆发蓝藻污染，无锡市长、市委书记等人在某饭店举行记者会，当场喝水，保证水质没问题。网友随后查出，市长等人喝的水，经由该饭店德国滤水器过滤。

其他笑话新闻，还包括前中共外长李肇星的”人权与挨饿”论， 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捕时的名言：”如果把我抓了，那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等等。当今中国， 实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笑话新闻发源地。

在所有这些成为笑话的”新闻”中，最大的特点，是造假；突出的表现，是无耻；无耻造假的最大背景，则是道德沦丧。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沦丧，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从上至下的道德沦丧。

当这些”新闻”被证明为笑话之后，没有相关部门的道歉，没有官员辞职，更没有造假的当事人含羞自杀。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看来，恐怕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

实际上，对参与造假的官员、部门和人员来说，当骗术被揭穿、当他们制造的”新闻”成为笑话时，在他们内心，至多承认”失败”，欺诈不成功，自认倒霉而已， 而绝不会感到”可耻”.因为，他们早已丧失了最起码的羞耻心。

对那些没有走出过国门、或者曾仅仅到其他国家浮光掠影的中国人来说，往往以为 ，造假作伪欺骗，其他国家和民族大概也一样。其实大谬不然。美国人看重纪录，日本人注重诚信，欧洲人持重信誉，文明国家的这些基本特征，举世公认。

难道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和”民族性”作祟？但，单单归于”国民性”和”民族性”，却又怎能解释：世界上其他华人社会的大相径庭？诸如台湾、香港、澳门 、新加坡等，就鲜少存在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种大规模造假作伪和假冒伪劣。

不得不承认，最大的症结，还是制度问题。中共把持国政，拒绝监督，厉行独裁，执迷谎言与暴力，对”国民性”和”民族性”构成深重扭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对中华民族的杀戮，不仅大量地体现在肉体上，而且大量地体现在精神上，即对人性的灭绝。前者更多地呈现于文革及文革之前，后者更多地呈现于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

造假，欺诈，”忽悠”，”假冒伪劣”，这类词汇，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最贴切的写照，政府难辞其咎。打着”中国政府”旗号的中共，不仅在国内”忽悠”，还在国际上”忽悠”.面对与他国的贸易摩擦，动辄单方面指责他国”贸易保护主义” ，岂不知，中共本身，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就是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也是最大的欺诈行为（从中套取巨额贸易顺差）。

出入中国的外国人，常常感叹，面对中国人的最大困惑，就是不知道中国人说出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习惯撒谎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民也必然习惯撒谎。所谓上行下效。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都习惯撒谎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绝无尊严可言。”经济腾飞”和”国家强大”，不过是两张华而不实的面具。

还有国人以为，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造假作伪和假冒伪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其他国家大概也如此。其实大谬不然。如果是在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阶段 ，曾经存在横蛮的强占和残酷的剥削，那是事实。那些事实和行径，早已被素有宗教信仰传统的西方社会所唾弃，很快成为过去。至于大规模的造假作伪和假冒伪劣 ，在西方国家的过去和现在，都鲜有所闻。

事实上，大规模的造假作伪和假冒伪劣，在中国愈演愈烈，本身证明，与其说是” 发展阶段”，不如说是”发展趋势”.那便是，中国社会道德崩盘、国人廉耻丧尽的可怕趋势。

 

周三（十九日）南韩总统大选投票，目前迹象显示，主张和北韩妥协的庐武铉阵营将败选，保守派可能获胜。南韩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朝鲜日报》顾问（该报前总编辑）金大中（不是那位前南韩总统）近日发表题为“本届大选是对左右派的选择”专论，点出了这场大选的“主轴”。

金大中在韩国《时事周刊》调查中，过去十三年都被评选为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英国《金融时报》还把他和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瑞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 ）、日本电视评论家田原总一郎等，一起评选为本国政治评论员的代表。

金大中的评论指出，这场南韩大选不仅仅是选一个人、在几个候选人之间比较选择；不是对执政圈和在野党的二选一，也不是政策对决、业绩与承诺的斗争，甚至也不是候选人的“谎言”与“真实”的对决；本届大选的“本质”是左、右派的斗争，是理念之争：是选择已执政十五年、一直和北韩妥协、高喊统一的左派阵营，还是让坚持南韩主体性的右派执政，这才是“重点”。它将“决定什么是代表二十一世纪价值和智慧的时代精神”。

金大中认为，选择右派的标准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南北韩关系上，要有对大韩民国的认同感、自豪感；信赖韩国自身的历史，有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意志。而不是唱衰本国，成天喊与北韩统一。

其次，在经济层面，要坚持对西方自由、竞争体系的信念，坚持革新、自由、民主价值；而不是企图用“平等”、强行高税收、均贫富来解决对善的追求，限制社会的发展。

第三，在外交层面，要突破中、日两国的限制，使南韩更融入全球化趋势。金大中认为，韩国五千年的历史是被中国和日本包围的历史，直到独立后，才以美国为媒介跨越东北亚这个栅栏，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因此，韩国不能被中国的市场、日本的地缘政治所束缚，不要夹在中、日之间，走复古主义的退步道路。

第四，在人权领域，要对北韩的民主化付出不懈努力，关注北韩人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对北韩的惨状、平壤的独裁权力装作看不见。

金大中认为，南韩的总统选择和时代精神有密切关系。从作为独立国家的首位总统李承晚，到领导摆脱贫穷、走向工业化的朴正熙，再到推动民主化的金泳三、金大中，最后延续到左派卢武铉政权；韩国人民已对建国、工业化、民主化和左派还清了所有债务，现将开创一个“没有债务的盈利时代”，摆脱被迫选择的枷锁，更看重理念、原则的“时代精神”。

这种时代精神，将会确保南韩的独立、国家认同和安全。南韩人民最后做出怎样的价值选择，将给周边国家，包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台湾等，以重要启示。

 

佛朗哥用尽手段让西班牙免于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使西班牙退到过去，稳定下来后，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而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

先后退再前进的西班牙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逝世。从1936年起兵宣布成立政府，他以铁腕统治了西班牙将近四十年。

佛朗哥是个习惯看到流血的军人，他也无疑是相信镇压的。据估计，在战后的镇压中丧生人数将近十万左右。根据共和派在内战中的行为思路，很难说，假如他们取胜的话，流血就会更少，差别只是另换一批人流血罢了。这就是西班牙的悲剧。

西班牙内战结束五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朗哥的表现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拒绝和德意结盟，宣称西班牙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佛朗哥用尽手段让西班牙免于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对西班牙来说，这是能期待的最佳结果了。西班牙在战争中成为难民通道，使大量犹太人获救。佛朗哥的中立也间接协助了盟军。于是，战后盟国对待佛朗哥，就显得踌躇和意见分歧。

若把历史比作一条从野蛮蒙昧缓缓走向开明的道路，那么，西班牙从封建君主制慢慢往前走的半路中，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左边是苏联，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左右两边都争取西班牙走向他们一边，并且都冲进路口打起来。其实西班牙还有一个选择，在这条道路前端，有着温和的英美式的民主法治制度。可民主国家不可能跑来把西班牙往前拖，西班牙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火候。历史进步的道路是一步步走来的。

佛朗哥借助右边的德意，打跑了左边一方，却又没有跟着德意走。他的决定是往后退。于是西班牙退到过去，稳定下来后，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不论是先前的“快速进步”、在十字路口的厮杀，还是佛朗哥后退的这个动作，都牺牲了无数西班牙人。历史大动荡面前，个人弱小而可怜。

二战之后，西班牙曾被联合国决议封锁，可它没有自我封闭。西班牙1931年的外国游客是20万，1964年是1500万，相当于大半西班牙人口，1978年为3900万，相当于西班牙总人口。

西班牙于1955年返回联合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对报刊检查开始放松，批评言论多起来，社会生活开始松动。可是，佛朗哥的独裁政治制度，仍然是它回到欧洲的最后一个障碍。在佛朗哥的最后岁月，滞后的政治制度到了关键转折点。

苏亚雷兹：可靠的接班人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他的原班人马不动，只有佛朗哥生前指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个新人。西班牙又站在一个新起点。在野反对派的反应，就是试图促进“民主突变”，在地下组织了广泛的示威罢工，打算和旧政权摊牌。巨大的张力仍在，一点也不轻松。八个月后，国王有了自己的权力。他选择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为新首相。

苏亚雷兹一直就在佛朗哥体制内。他从参加青年组织开始，一步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省长，后来担任官方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意识形态。他当选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被看成是可靠接班人。

苏亚雷兹当电视台长时31岁，国王36岁，很有共同语言。他们能用年轻一代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苏亚雷兹领导政治改革，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并且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可能成为现实。

独裁体制结束

1976年下半年，西班牙政治改革起步，开始废除已经维持很久的高压政策。此刻最容易引发左右翼极端肇事。国王和苏亚雷兹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流亡中的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共产党不利用改革形势发动暴力革命。他们达成的协议和默契是临时的，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政党合法化。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这些人对共产党的结仇难消，最关心政党合法化是否包括共产党。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不可能合法化。这让将军们放下心来，他们承诺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没有反对。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也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是可能的。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计划半年后，所有国会议员将由全民选举产生。佛朗哥留下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转变，以后是民众选票来决定权力分配了。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达成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君主制，采纳王室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和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的一个周末，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领袖们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成为国会最大党，继任西班牙首相。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的王室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正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才是唯一正确的，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如果困惑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那就是：西班牙各政党经历了四十年前的内战，痛定思痛，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和历史上的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苏亚雷兹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就等于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经常进行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是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最后他们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它的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之分。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对方让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西班牙的新生

起草新宪法是更为艰难的讨论，多次到达分裂边缘。渐渐地，中间观点占了上风，左右两翼的激进观点被边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让一步，走中间路线，才可能达成一致，坚持激进观点则永无出路。

经过148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1978年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68％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只有7.2％投了反对票。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两年，终于正式确立。

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化解。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政治改革，使西班牙真正获得新生。历史不会忘记，苏亚雷兹和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等西班牙政治领袖一起，创造了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世界各地的人，在西班牙的国土上，进行国际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对决。而每一颗炸弹，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最后，大家扔下西班牙，留下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

精神上分裂的西班牙

1931年，马德里街头红旗飘扬，西班牙又一次共和，这是它的第二共和国。

新的共和体制是否能维持，要看国家局面。理想状态是民众认同基本理念，对达到理念的方式可以有分歧，通过选举让不同群体有机会实践。理论上很通顺，可就怕遇到当时西班牙的局面，没有大家认同的基本理念——不是奔向目标的路径不同，是目标本身不同。西班牙左翼偏向公有制，右翼偏向私有制；左翼较能容忍地区自治，右翼要求一个“统一西班牙”；天主教是左翼摒弃的对象，却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极端左翼有无政府倾向，右翼要求社会秩序。而且半对半地分裂了民众。

1931年的共和政府着手广泛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改革。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被强令解散。政教分离和教育改革，无可通融地一刀切非常危险。右翼感觉他们的基本要求，“财产、信仰、祖国”都岌岌可危。

那是个动荡的西班牙。1932年8月，右翼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而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土地政策不见效，南方无政府主义农民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公社，也遭镇压。1933年左翼联合阵线在大选前瓦解，右翼联盟赢得大选胜利。可惜，西班牙模式是，不论谁上台，双方理念完全相悖。在野方用暴动说话，官方则武力镇压，种下更深仇恨，周而复始。

彼时欧洲激进思潮激荡，西班牙处在漩涡中，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在关注西班牙。20世纪初种种思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因面向底层而流行一时，一不小心就出来一个新变种，象无害病毒突然变异而变得有害。

大选带来的内战

西班牙的左翼称为“共和派”，其实涵盖众多不同组织。1936年大选，左翼当选。与强调秩序的右翼政府相比，左翼更难控制骚动不安的局面。于是右翼党派要求原总理宣布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军界强人佛朗哥将军也主张全国戒严，遭原总理拒绝。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大选结果，按程序向左翼交出权力。

失控的局面果然发生。问题出在左翼这头，民众要求政府实行更左政策，不满意就自行其是。新政府很难下决心严厉镇压将自己推上台的民众。监狱发生暴乱，无能为力的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大赦暴乱犯人，使街头更加动荡。土地被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政府却发布特殊公告予以认可。右翼民众纷纷成立长枪党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也同样失控。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鉴于苏联经验，右派更怕自己会被收拾掉，苏联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靠山。

紧张关头，一名左翼下级军官被右翼极端分子暗杀，激起左翼报复，将右翼议员索特罗劫持杀害。索特罗是右派在国会的主要发言人。对议员开杀戒，是对共和制本身的重大打击，也令右翼对通过正当程序表达自己，变得完全没有信心。议会宣布休会一周。右翼民众声势浩大送葬游行，结果警察向送葬队伍开枪，又当场打死两人。

西班牙人尚武，危机时刻军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种光荣传统。三天以后，1936年7月17日，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这是传统中军人宣布接手政权的方式。西班牙内战打响了。

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社会混乱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不成功就成仁。所以，大凡军事叛乱都会大开杀戒。而佛朗哥更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残酷。

内战前两派间暗杀，这是法律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地区，还是政府掌控地区，社会秩序都被群众组织所左右，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1936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约束瞬间消失，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本来隐匿和压抑在内心的人性之卑劣残忍，一涌而出。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嫉妒、讨厌、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受法律惩罚，竟然还是“正义之举”。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

国际意识形态的对决战场

马德里没有象样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除了打佛朗哥，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那是二次大战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时期。国际上左右翼极端，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激情，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

局势并非今天人们划分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两大块。即便万分简化去划，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把苏联归到“民主阵营”，实在是个误会。这也是二战后，纳粹法西斯这一块消失，世界马上又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进入西班牙战场的国际势力，主要是苏联和德意，也就是极左和极右。类似美国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国际左右两极在这里进行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每一颗炸弹，却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战争一开始，马德里政府马上向苏联和第三国际要求支援。苏联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内战中共和政府的最大优势，是国家黄金储备在他们手里，并且西班牙是世界第六大黄金储备国。战争初期，西班牙一半以上黄金在1936年10月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有战乱委托保管的意思。存到法国的小部分黄金，法国人在战后还给了新政权佛朗哥。运到苏联的大部分西班牙黄金却从此消失。苏联高官奥罗夫回忆说，黄金到达时，斯大林说：“西班牙人再也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士为挽救马德里，起了关键作用。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志愿兵达四万左右。马德里保卫战是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也把共产党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国际纵队由第三国际出面，在各国募兵，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人，其中也有中国人。苏联以志愿兵的名义派来了三千人，其中一千名飞行员。

左翼阵营中的内斗

战争是残酷的，毕加索用名作《格尔尼卡》记录了1937年4月26日德军对平民的轰炸。1938年1月28日，九架意大利飞机轰炸巴塞罗那，仅一分钟空袭，就有150名平民丧生。从战争角度看，佛朗哥一方是纯军事行动，而共和派一方，却是政治斗争在支配军事。自始至终，共和派一方没有停止内斗。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记录了共和派的自相残杀。

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

后来共和派战斗失败，很难说和他们的内斗没有关系。西班牙的清洗只是苏联1937年大清洗的延伸，就连罪名都常常是一样的。乔治。奥威尔后来写出《1984》和《动物庄园》来揭露极权主义，触动他的正是西班牙内战的经历。1938年奥威尔写道，“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

1937年中开始，攥着西班牙黄金的苏联减少甚至中断了对共和国军的援助，相反，德意对佛朗哥的支援增加。国际纵队虽英勇，却敌不过对方的优势装备。1938年3月，阿拉贡战役中，国际纵队第5旅几乎全军覆没。共和派一边人心溃散，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苏联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内战打到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处于很危险的状态，西方国家都不愿意插手西班牙内战，怕引发世界大战。同时，内战双方的极端面目，也使得各国都不太愿意坚决地帮助某一方。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以为绥靖政策有效，可以维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冲突局限为国内战争。斯大林把德意和约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和纳粹德国协商一起瓜分波兰。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国际支持者，在背后悄悄拉手。此刻，国际纵队宣布撤离西班牙。

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和自相残杀，而佛朗哥一方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战争的走向渐渐清楚。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胜利在握。他宣称，共和派是“罪犯”，对他们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不战而降。几十万共和国军和难民开始了向法国的大逃亡。

直到此时，以马德里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区仍然在共和派手里，他们还有将近30万的兵力。难以置信，共和国崩溃在即，却还有最后一次尤为残酷的内斗。共和派自己人激战四天，获胜一方枪毙了对手的军官。共和派终于崩溃，他们的头面人物都顺利离开西班牙。而他们的追随者和士兵们，大多来不及离开。等待着他们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队。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点，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这里曾经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来了许多大国的志愿者、来了他们的军人，有他们援助的飞机大炮在这里轰鸣。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留下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内战死了一百万人。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检点证据，认为内战至少死亡64万人，不包括战后遭佛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著名评论家拉腊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