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人事变动情况

中共十七大在“选举产生”了204名中央委员、167名中央候补委员之后“胜利闭幕”。次日十七届一中全会在“选举产生”25名政治局委员、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之后也“胜利闭幕”。至此，未来5年内中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小撮人”脱颖而出。与上届政治局相比，本届中共政治局增加委员1人，减少候补委员1人，总人数不变。略嫌臃肿的常委会人数也保持9人不变，料仍将维持人大、政府、政协、党务、财经、纪检、政法、宣传各管一摊的常委分权局面。

上届政治局委员在任内有1人死亡（黄菊）、1人被撤职（陈良宇），另有7人因年龄过线而未列入本次候选人名单（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吴仪、张立昌、曹刚川、曾培炎）。剩下的15位老委员、1名老候补委员通通过关，连选连任（其中，王刚由上届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转为本届的正式委员）。

新加入的9名政治局委员中7人是由上届的中央委员晋升而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刘延东、张高丽、徐才厚、薄熙来）、2人是由上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越级晋升而来（李源潮、汪洋）。这9人中有5人来自于地方，1人来自于军方；4人具有“团派”背景、4人具有“太子党”背景（唯一的女委员刘延东兼具上述二派背景）。新加入的4名政治局常委中2人是由上届的政治局委员晋升而来（贺国强、周永康），2人由上届的中委越级晋升而来（习近平、李克强）。其中新常委贺、周二人与“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关系密切；习近平为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习仲勋是早已被毛摧毁的中共“西北帮”成员，高岗旧部，此人作风开明，曾公开力挺被邓废黜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与江、胡关系不明；李克强则是众所周知的“团派”第一大将，属胡锦涛嫡系无疑。

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顺序是5个老常委在前，此5人的相对次序仍与上届保持不变；4个新常委排名在后，顺序为：习、李、贺、周。如不出意外，除习、李之外的其余七个常委将在十八大退出，因此，这一排名也表明了中共对于第五代“接班人”的“双保险”安排。——当然，夜长梦多，未来5年有什么变故，目前无法预料。

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人事变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到了年龄的一律退出，不到年龄的一律不动；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数、分工维持上届格局不变；三是“工程师”减少，“太子党”和“团派”增加。

二、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几个体制特征

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中共高层的“人事退出机制”似乎已经初步形成。这一机制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高官之退职与否，必须且仅仅以年龄是否过线为充分必要条件。但此机制尚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党内明文规则，也就是说尚未完成机制的“制度化”。目前它是一项一致默认的“潜规则”。

以十七大的情况来看，“超龄退出机制”已成为目前中共各派系、各寡头所唯一普遍认可并愿意遵守的有效机制。因为除了年龄，也就祇有死亡和犯罪才能剥夺高官们的位置和权力，而诸如学识浅薄、能力不足、政绩不良、声誉欠佳、威望低下，乃至对最高领袖不够忠诚服贴，或者最高领袖对其不够满意，都不足以被公认为中共高层成员退出的正式理由。

这也就是说，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与所谓“换届选举”也毫无关系——祇要年龄未到，就祇能换届不换人。哪怕离68岁祇差几个月（比如能力不强、且民间普遍认为有贪腐嫌疑的贾庆林，他离68岁的年龄祇差几个月），也不可以随便轻动。由常委降级为委员，或由政治局委员降级为中委也都是万万行不通的，甚至连原先的排名次序也不能因“换届”而有所变动。

这种以年龄为唯一指标的“超龄退出机制”好于过去的终身制，也好于没有任何可行规则的无序倾轧。但是它强于“最劣”，属于“次劣”。严格地说这不过是一种高官退休机制（是否退而不休还很难说），谈不上是换届机制或“新老交替”的机制。它是职务终身制的变形体制——是一种有年龄刚性限制的“准终身制”，即在一定年龄之内的高官职务终身制。这种机制既对超龄者显失公平（因为一个“68岁以上的老人”完全可能比一个“67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体更好、能力更强、威望更高），又对未超龄者缺乏起码的约束和激励。在这种机制之下，所谓“党内民主”当然完全是扯淡，任何实质性的民主程序根本就不可能在高层中展开，而且它也远远比不上科举取仕体制之下选优择善、尚贤任能的中国传统文官制度。

第二，中共的高层人事虽然形成了上述“超龄退出机制”，却尚未形成任何规范性、程序性的“高层进入机制”。即：如何提拔和晋升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尤其是如何确定最高权力的“接班人”人选，目前已无章可循。

在毛邓时代并不存在“高层进入机制”的问题，因为最高领袖拥有不允许他人挑战的人事独裁的权力。无论升官还是罢官，毛邓始终保留着最终的决定权。

比如毛可以将一个纺织厂的保卫干事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也可以将一个偏远地方的领导人指定为隔代的“接班人”，即使党内有诸多不满和异议，但毛邓的领袖魅力与个人权威足以压制或平息这些不满和异议。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民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列意识形态大厦早已坍塌，“打天下、坐江山”的古老传统也已经衰微，自由民主观念已渐成国人的普遍共识。同时，在沉闷而平庸的高层政治生活中，江、胡也不可能再拥有毛、邓那样一言九鼎的人事独裁权威。上代指定下代的“义子继承”的旧体制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独裁指定、“义子继承”的旧规则已经失效，宪政体系、民主选举的新规则还远远不能建立，因此，中共便陷入了一种祇有退出机制而没有降级机制、也没有晋升机制的高层无规则状态之中。这使得高层的人事局面出现一种“维持会”式的僵局。

以十七大的情况看，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的的资格与机会，是由若干变数很大、不太稳定的偶然因素所决定，即由拉帮结派、讨价还价、利益交换、力量对比、势力平衡所决定。具体地说，江与胡的意愿，其他重要元老的意见，前任常委的偏向，权贵家庭联盟的利益要求，党内各派系的权力平衡，中央、地方、军队的权力平衡，候选人的资历、能力与政绩，……，所有这些因素，都要在高层人事选择中有所兼顾。而若要将这些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因素一体兼顾，长久稳定的均衡状态则是断难实现的。我们看到，在僵局之下，十七大祇能因循苟且、谨小慎微，最终组成了一个面和心异、内耗激烈、毫无活力、得过且过的新常委班子。

第三，随着江胡时代末期的临近，中共面临着极端严峻的“人才危机”和“接班人危机”。“太子党”和“团派”的崛起，“义子继承制”的终结与“接班人”正式制度的难产，便是此“人才危机”和“接班人危机”的直接体现。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高层的当权派主要是一批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这批人的特点是习惯于用战争手段和社会运动的方法治国理政，比如他们将经济领域称为“工业战线”、“财贸战线”，他们将国家建设以运动的方式来组织——如“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高层的特征是“革命家监国+工程师理政”，大权、实权掌握在以邓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老人手中，同时，按邓小平的用人偏好，中共大量起用了一批有工科教育背景的新人。这批人习惯于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当作“工程”来对待，此一遗风，至今不绝，比如著名的“希望工程”、“五个一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

如今，中共的“革命家”队伍已经整体谢世，“工程师”团队也逐渐趋于衰落。那么，中共高层的新鲜血液又将从哪里补充、用什么样的方法补充呢？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因为它涉及到最高权力的合法性、路线政策的连续性、政体运行的有效性，也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安危与社会的稳定。

中共是一个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组织。在毛邓时代，中下级官员可以靠非凡的经历、卓越的战功，尤其是可以凭藉最高领袖的青睐，来打破森严的等级壁垒，越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渠道到达高层。以往，最高层的人才，大概均由此而来。而现在的情形显然不同了，越级晋升的渠道非常有限，因为在“太平盛世”，人人均无传奇经历与卓越战功，而领袖本人也资历平庸，属泥菩萨过河，其个人权威自然大打折扣，因此，想要厕身于最高层，虽有领袖的青睐，也不可能再被广泛认可。这就造成了中共高层的“人才危机”。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基层官员要循序渐进地从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厅级—厅级—副省级—省级，通过这一条漫长的晋升通道，一直走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高位，假如他从25岁“参加革命工作”，那么，即使他在每个级别上祇做完一届就立即获得晋升，到他有资格有条件进入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他也已经年过花甲，不用到任就可以直接退休了。这样看来，如不越级提拔，政治局常委必将无人可任，也就是说，位于权力最高端的那“一小撮”人，必须是有可能经常地获得越级提拔的人。这样的人才在哪里？要到哪些部门、哪些岗位去寻找呢？

于是，“太子党”与“团派”的崛起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因其血统因素容易相互联姻、抱成一团，天然地具有高层的人脉关系，不管他是不是人才，他们都比其他人更接近权力中心，更容易被掌权者所“发现”和“培养”，更容易从较高的起点上入仕为官，也更容易获得越级提拔直逼顶峰的机会；而“团派”则因其主管青少年、下一代的工作，由于这一岗位特点，他们天然地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在一般情况下，团中央、团省委的官员们要比其他岗位的同级别官员更加年轻，而“团派”一旦形成了山头和帮派，哪怕祇是形成了同门之内、惺惺相惜的官场情结，这帮人也就获得了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集体性权力资源。

但是，“太子党”与“团派”却不是真正的人才基地和精英摇篮。在中共的干部队伍中，这两拨人马并不具有任何能力和政绩上的优势，恰恰相反，“太子党”多产纨绔子弟，“团派”多有华而不实之徒，他们的整体素质并不会比此前的“工程师”团队更高，更比那些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派、实绩派官员为差。而且，广大的中国民众对“太子党”系统的官僚世袭制极其厌恶，对光说不练、照本宣科、避实就虚、不务正业的“团派”作风，也素无好感。因此，这两派人马的坐大，对中共而言、对中国而言，当然不会是好事，这祇能意味着中共的人事组织体系已经不可救药，彻底堕入了“淘汰人才”、“优败劣胜”的不归之路。

看起来，中共的“第五代接班人”十有八九会从“太子党”或“团派”中产生。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既没有强势的上届“核心”作靠山，又没有足够的民意、党意作支撑，“接班人”还能立得直、站得稳、走得动吗？

三、简单的总结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林彪说：“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可见，中共的建政立国者们深知，人事问题至关重要，马虎不得。然而，苟且偷安的十七大却告诉我们，中共当局已经陷入了高层人事的维持主义、绥靖主义僵局。这僵局就是：欲人事独裁而无力，欲“指定继承”而无胆，欲内部竞争而无规，欲党内民主而无方。

 

近年来，中国外交总体表现出”大国崛起”的强烈愿望，力图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日益凸显出重视多边主义的外交特征。然而，一个侵犯人权的 “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却导致了国际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警惕。国际社会基于对中共好战传统的历史认识，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这已经构成了对中共追求其外交目标的阻力。

2007年伊始，中国就曝出了地基导弹击毁在轨运行卫星的试验，中国的外交风格也随之强硬。先是和俄罗斯联手抵制美国对伊朗动武提议，接着又一起启用否决票，否决了美国牵头制裁缅甸提案。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新安全观就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不尊重基本人权的国家，是诱发战争的祸根。

在今年法国新一届总统选举辩论上，法国社会党代表罗亚尔表示，如果北京方面拒绝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那么她将有可能抵制2008 年北京奥运会。萨科齐也声称一旦当选，要以人权为外交主旋律。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中方外交压力，会见达赖。另有澳大利亚总理，新西兰外长，奥地利总理，加拿大总理也都先后会见达赖，达赖最近又访问日本九天。这令中国想伸伸手脚的外交，一时陷于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特别是10 月17 日美国国会向达赖隆重颁奖，布什总统亲自致词，更令中共难看。据说这也是导致2007 年感恩节前夕，美国”小鹰号” 航空母舰战斗群按惯例访问香港，突然遭到北京拒绝的一个原因。

今年 10月 29 日，默克尔在访问印度时，大搞”价值观外交”。前日本首相安倍，今年 8月 22日访问印度时，也高调 “价值观外交”和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这是对美国小布什在全球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最有力的响应。

记得 2003 至2004 年，中欧关系看好。但当中国竭尽所能想说服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未果后才幡然省悟，欧洲价值观与中共本是南辕北辙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与萨科齐和布朗的欧洲三驾马车之间具的共同点就是 ” 新自由主义 “价值观，国内外媒体几乎一致将他们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亲美。

眼下，北约东扩，亚洲化北约与全球化北约来势逼近，这表明中共近些年来：远交欧盟，制衡美国，联俄拉印，约束日本，分化西方的战略，在总体上归于失败。为此，最近官方新华网与《环球》杂志不惜版面连续发表抨击民主阵营国家”价值观外交”的多篇文章，充分表露了中南海已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焦虑，和中共十七大后陷于外交困境。

眼下，中共正借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之际，推动”订单外交”，打“法国牌”，以求寻找欧洲民主阵营的新裂痕。其实，在中国大步走向世界前台的过程中，还会遭 遇各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有” 价值观冲突” ，更大量地还有能源、环境、投资领域的现实冲突，例如今年突如其来的中国产品质量风潮等都构成对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还来自于中国谋求大国地位所导致的国际社会要求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这种承担不仅是道义的，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环保等各个方面的。这将令中共十七大后的外交进一步陷于的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中共既想大国崛起，又不愿承担大国责任；既要从融入国际体系中捞取好处，又担心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冲击；既离不开西方先进国家的市场、投资与技术，又惧怕资本力量的自由扩张演变中国……

中南海的红色领袖们活得很累！

 

中国政府拒绝“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香港欢度感恩节的事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正在美国访问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向布什总统表示这是“误解”。然而，美国国防部官员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说北京于上星期再度拒绝“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元旦停靠香港的请求，这就不可用“误解”搪塞的“存心”了。

后江泽民时代一再出现“非专业”的外交格局，去年十一月我于《动向》为文说：“中共外交本来就极端荒谬，其中又以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之戏言为顶峰。而‘第四代领袖’胡锦涛出台后，中日关系变得更为荒诞，二○○五年在严禁示威游行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续出现‘反日运动’，竟而演变成暴力活动，于是又迅速收场，这‘快放’和‘快收’，就叫人看到了背后的‘黑手’。”

反日是“快放/快收”，中共党内斗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年三、四月间，香港团派刊物检举江泽民推荐俞正声、习近平进入中共高层集团，大有胡锦涛要与“干政阴谋”决斗的口气，可是不出一月习近平就到上海接任，“十七大”的人事结局更恰似“江泽民阴谋”的一一实现，而闭幕式上胡锦涛对江泽民恭敬有加，就知道他为人的虚饰了。

这次党中央把斗争矛头对准美国，“商人治港”的香港商界既不想“反美帝”，也不能“反中央”，对美军未能泊岸而徒失商机，当然只能忍气吞声；但党中央和胡总书记的这种“政治挂帅”之举，看似连中国的外交部长也未必不知情。今天见纽约亲胡网站有文章说，这是胡锦涛与外交部和国防部要人紧急商议后的决定，我马上就明白胡是不想承担责任的。

近日来，西方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反华大合唱”，美国不仅向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而且还与德国、加拿大等国政界一起厚待达赖喇嘛。而近年来，国内又培植了一股亢进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西方国家这般羞辱，既不敢运动群众，又不敢没有回应，但又找不到一把“反制”的杀手锏，就只能以拒绝美舰进港过节，即如用鸡毛掸帚来“教训美帝”了。

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的领土。然而，西藏是手中的麻雀，台湾是树上的麻雀，在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中，北京政府既不能军事解决，又不能政治协商。反之，对政治异见人士实行监禁或驱赶，海外愈来愈多的不归人士和宗教团体，乃至大量普通群众开始接受台湾‘实质独立’之说。因此，中华民族政治分裂已经超越了“领土分裂”和“统独之争”了。

处处以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却又要依靠美国的承诺来维持“一国”的名义，是中美建交后北京方面长期的精神分裂。我不敢说美国没有亡共之心，但它更不可能是宝岛永远“不可分割”的义务警察。如果，胡锦涛嫌美国没有把台湾管好，先就是一种‘宁赠友邦’的心态；为此还要与“友邦”斗争，还得掂量一下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产”的剩余价值。

不管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问题是胡锦涛能不能把戏演到底？而他连“反日”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反美到底”又谈何容易？他上台之初说要学习金正日，而他恰恰没有金正日同志的斗争血性。“反日”、“反江”、“反美”是胡锦涛的三次“狼来了”，还没等到第四次，外交部长就向美帝卖好：“误会，误会，羊来了，羊来了。”

事事想去做大，又无一事做到底，即如伸脚入水，一冷一烫都要缩脚。杨洁篪看不明白胡锦涛这个“缩脚”的个性，是绝不会向美帝说这样的投降的话的。我想，胡锦涛的“反美”壮举就要“快放/快收”了，他的伟大政治生涯也就在一次不如一次的“短促出击”中度过了。

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朱学渊（美国）
【事事想去做大，又无一事做到底，即如伸脚入水，一冷一烫都要缩脚。杨洁篪看不明白胡锦涛这个“缩脚”的个性，是绝不会向美帝说这样的投降的话的。】

 

杭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

一个新的外交风向球正在地平线升起。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各国等…….近几个月来，各主要民主国家，已经逐步在此气球下聚合。该气球的标签上清晰书写：“价值观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

这是国际外交风向的转换

最显着标志这一风向转折的，是所谓“达赖旋风”，即：澳大利亚总理、新西兰外长，奥地利总理，德国总理,加拿大总理……，似乎大家有约在先排队似的纷纷在官邸或官方正式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日本又邀请达赖往访……。当然，最引人注目的高潮，是10月17日美国国会向达赖颁授地位崇隆的金奖，布什总统亲自颁奖并致词。这种国际性统一行动，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一转向中，德国成了带头羊。其执政党最近出台的亚洲政策文件，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从2006年10月到07年年初，欧盟接连发表了三份有关中国的文件，语气冷峻；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北大西洋公约的核心——美英德法，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靠拢的迹象，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而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奥地利、前东欧国家等，也纷纷跟进，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民主国家在非洲达尔富问题到亚洲缅甸问题上，千方百计施压于北京，凸显中国与国际主流在价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敦促北京履行其奥运承诺。

传统的人权问题，日益引人注目地变成北京外交的“滑铁卢”。最近的戏剧性进展是11月6日在美国国会就师涛及王小宁案对雅虎公司的听证会。议员们对雅虎的质询以及雅虎对受害者亲属的道歉，事实上变成了对中共的一场缺席审判，吸引了全球公众的眼球。

更敏感“亚洲北约”的萌动

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

在亚洲，同样的故事在上演。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更为敏感的是所谓“亚洲北约”的萌动。9月，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在此构想推动下，亚洲将演化出某种新的地缘军事结构。

诸事种种，呈现出某种基本的战略趋向：一个“世界民主同盟”正在形成之中。

《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会议

回溯以往，其实早有预兆。苏东波之后，全球政治地图重画，政治情势凸出了建立全球“民主同盟”或“民主国际”的紧迫课题。着名政治学家、哈佛教授杭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1997年在《民主》杂志上撰文预言：“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实际上，它随后就开始付诸了实践。2000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在华沙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国际盛会，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外长和其它官员以及民间代表，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一个名为《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这个为期二天的国际会议是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马里、韩国七个国家发起的，主要发动者是波兰和美国。有一百零七个国家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分成两个平行部分，一个是由政府领导参与的主要是由外交部长为主的论坛，另一个是由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的民主论坛。

政府参与的会议，其成员是以国家的性质划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国家来决定参与国的，而且参与国达到一百零七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力量的组合体，也呈现出一桩前所未有的现象。在过去的因为利益、区域、军事等等原因以各种方式短暂联手的国际组织之外，缔造了一个以道义为联盟基础的新组织模式，它与以往各类组织的构造模式都不相同。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新形态的国际组合。

同时，由于中共是残存的最大的共产国家，华沙会议的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会议的目标，就是通过民主国际这一“世界民主同盟”的扩展，在全球棋盘下完“冷战的残局”，清扫最后的战场，促使中国等残存的最后几个共产国家，改弦易张，进入民主国际，达至全球的和平。

在全球棋盘里的“冷战残局”

但是，次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9.11”恐怖袭击，打断了“民主国际”发育壮大以及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进程。它使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重心转变，“民主国际”的连续性会议及其伟大历史使命，被迫暂时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

时移势变，六年过去了。反恐的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大局底定，恐怖组织已是强弩之末。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集中力量反恐的这一空档，作为残存的共产政权，作为国际反恐的临时伙伴，中共身上减轻了压力，在这几年中，它借助其“低人权”和廉价劳工优势吸纳资本，作为一个仍然保持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迅速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从而诞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崛起时的类似情势，构成了对世界秩序的严重挑战。

有鉴于此，世界民主同盟的构想再次复活。各国都紧迫感到，必须提出新战略，亮出新旗帜，以因应这一历史性挑战。上述今日的“世界民主同盟”或曰“民主国际”的隐然成型，实质上正是在接续2000年《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的旨趣，重新集结民主国际。其战略思考也从以反恐及地缘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为重心转向以价值观外交为重心，发挥普世价值体系的根本优势，从而应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挑战，在全球棋盘里真正下完“冷战的残局”，影响并驱使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进入国际文明体系中。

这次西方外交转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它将塑造所谓“新新人类”的生存方式。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在产生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由于中南海当权者拒绝政治改革，拒不接受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世界上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像四十年前的杨小凯一样在问，“中国向何处去？”有人将此称作“中国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把人类发展逼到一个十字路口。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喜欢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喻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东风代表中共的党文化意识形态和集权专制的一党专政，西风是指人类现代文明和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文革的时候，中共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慰，对于输出革命乐此不疲，但主要精力仍忙于内乱，那时国内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东风压倒一切；在国际上，毛泽东却只好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应对四面楚歌，还是西风劲吹。六四以后一段时期又重显出这种格局，国内清理清查反和平演变，东风居上；面对国际制裁，邓小平也只能不挑头、不扛旗，韬光养晦，那个时候是西风压倒了东风。

对于历史悠久深不可测的中国，杜勒斯那样的政治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当中共面对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结束文革、把重心从阶级斗争移向经济发展的时候，发达国家给予了充分的技术和资金援助，期待随着经济成长中国也能自然而然完成民主转型。结果呢？养虎遗患，三十年来中国长成了一个怪物，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高科技的装备，帮它度过垮台危机后，真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了：无论是解放军高级将领扬言核武攻击美国本土，还是用导弹摧毁卫星进行新一轮太空竞赛，抑或是利用上合组织、非洲论坛等，不惜投入巨资将国际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以崛起的“大国外交”，改造、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

作为一个仍然保持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国家，中共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崛起，与前苏联或现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相比，在本质上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不但有庞大的资源和活动能量，而且它用瞒天过海的聪明智慧将自己做了现代化的乔装打扮，并以其擅长的合纵连横\x{672e}，分化瓦解西方民主阵营，加上它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否决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通过经济发展和全面渗透，中共的权贵资本与国际资本高度融合，事实上已经绑架了国际社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经久不衰，有人甚至将其斥为“黄祸”。

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中共的崛起事实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借尸还魂，只要中国一天不完成民主转型，“东风”就会卷土重来，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为遏阻中共破坏人类文明的危机，“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的国家，已经行动起来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互相协调，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矗立天安门民主女神塑像，到达赖喇嘛成功访问西方国家产生的连锁反应、法国政府日前向北京三位维权律师颁发人权奖，以及“亚洲北约”的构想应运而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共沿着一党专制的路继续“崛起”，一个“世界民主同盟”早晚会出现的，这不仅将为中国的民主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会促使世界酝酿并形成新的政治格局。

西风今又起，古渡何处寻？中国大陆到底朝什么方向发展，不仅攸关民族前途，也势将影响十字路口的人类文明发展演变，是顺应潮流，融入文明进步，还是负隅顽抗？抑或把整个世界拉向反动倒退？甚至拿人类文明为自己殉葬？这不仅是中南海衮衮诸公的抉择，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选择。

 

2007年文化界最令人吃惊的一个焦点就是三联《读书》杂志换帅，即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执行主编汪晖和黄平被撤换掉，最初有《新京报》在6月21日率先报道出来，可偏偏中间跳出一个《读书》的编辑孟晖，硬说《新京报》记者张弘造假，是发布”假新闻”，称该报以她的博文作为由头进行炒作”《读书》换帅风波”，有违新闻道德等，她还以强硬的态度要求该报公开道歉并开除记者张弘。

事实上，从2007年第9期开始，《读书》杂志正式将主编更换为潘振平，执行主编由汪晖和黄平更换为原编辑吴彬。这一公布，恰恰证明《新京报》最初的报道并非假新闻。因为6月20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樊希安接受《新京报》记者张弘采访时就已回应，由于《读书》订户量下滑严重，他们正酝酿调整。到7月10日，三联书店就证实”换主编”的消息，这反而证明《读书》编辑孟晖称《新京报》记者”制造假新闻”恰恰是她自己编造谎言误导公众，愚弄读者。

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创办于1979年，当时在文化界最出名的是该刊当时提出了”读书无禁区”的理念。

据与三联内部有接近的人介绍，被一些舆论称为”新左派“舆论阵地的《读书》因受种种因素影响，发行量目前约有两三万份。这个令三联高层担忧的数字出现，遂导致三联高层决定将外聘的执行主编撤换掉，为《读书》换血。可这一决定受到了《读书》一些编辑的抵制，包括张弘在报道中引用的《读书》杂志编辑孟晖本人就有抵制，她于6月16日在名为“香桃荫下梦长——阿兰布拉的猫’s”博客中暗示《读书》将更换主编，她在回答客访客提问时写道，”马上会听到让你非常意外的消息的”，”我想，我非常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在汪晖和黄平的手下工作”。可真相大白后，直到12月18日，她却还继续在博客上对《新京报》记者的抗议放在置顶文章里：

抗议《新京报》利用我制造假新闻，要求该报立刻开除其记者张弘！！！ [6/21/2007 8:32:31 PM]
我谴责《新京报》歪曲事实————关于《读书》事件的几点说明 作者：《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 [6/21/2007 11:43:40 PM]

可孟的朋友、《北京青年报》评论部评论员张天蔚另一看法，他作为孟及其身为作家的父亲李陀、身为导演的母亲张暖忻的共同朋友，于7月16日发表了中肯的看法：《读书》换帅已成定局，而且显然不是《新京报》的阴谋（所谓代表”自由派”驱逐“新左派”）所致。《新京报》的率先披露，只是证明他们消息灵通、嗅觉敏锐而已。

至于《读书》办成”新左派”的杂志，而且少了人文，多了枯燥的所谓学术文章，显然成为更多读者认为的《读书》发行下降的原因。目前，《读书》杂志除邮局订阅外，自办发行的一部分已打八折优惠读者（原价一年12期72元，优惠为一年12期57.6元），这一招或许是赢得读者订阅的一个促销手段吧。
综上，《读书》杂志并非仅仅是因为”换主编”就能掀起轩然大波，而是办刊方向偏”左”和很多内幕”见不得人”被曝光所导致，如该杂志发行量严重下滑，失去一部分读者，赢利也受影响，令三联决策层忍无可忍，决定换人。再者就是孟晖已在个人公开的博客上透露这个消息，她却又试图推卸责任，转移视线，以此减轻来自三联或上级的压力，实在是反应过度，反而对“换主编”事件推波助澜。第三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汪晖和黄平为《读书》工作十一年后被突然抛弃，”面子上挂不住”。第四就是三联的《读书》为什么办不好，根子上还有一个”婆婆”——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也可以说是三联《读书》办”左”了的原因，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束老花插在中宣部这堆牛粪上”，现在已经“香不起来了”。而七八年前北京一份读书类文化月刊《方法》，正因为倾向于”自由派”，倡导”思想无禁区”，惨遭停刊。这也是让三联《读书》不得不感到”高压线碰不得”的地方，对于三联来说，自由诚可贵，但生存价更高。对此有人不以为然，其一针见血地称”中宣部能管好杂志？”，”鬼才相信”。

从名义上看，三联书店是直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主办，事实上经三联书店内部人士公开证实，三联书店早在多年前就归了中宣部直接管理了，所以孟晖、潘振平等人过度反应，有可能是上面的压力太大的缘故——不排除三联受到中宣部直接的压力。后来，由“换主编”引起的有关”自由派”打击”新左派”的争议不再炒作，当好鸵鸟，大家相安无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阳光明媚的10月25日，孙医生一早外出，我则睡了懒觉，用罢午餐，与一个朋友约好在翠湖边喝茶。下午突然接孙医生电话，称晚上领我去寻访半年前寻访未遂的老人。我问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厨师吗？他答否，是厨师的儿子，今年80了。

心情愉快的黄昏，几个人由基督教医生主导，吃了一顿朴素的晚饭，然后打的10来分钟，直抵昆明五华区中医院宿舍。进门没几步，又遭遇矿井一般深邃的筒子楼，一行人摸黑鱼贯而上，在每个拐角处挤成一团。我层层默记，转着转着又迷糊了，7楼还是8楼？总之，老人家住最高，而且是单家独户。

依旧是铁栅栏，这楼里四处都是铁栅栏，跟二战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似的。孙医生的女教友敲门，里面有个面色苍白的时尚女孩开门，哐当一声，那颗落下的铁锁起码有拳头大。我们扁着身子，自黑暗的瓶颈涌入灯光昏黄的内室，老人家正要从靠墙的老式沙发里起身迎客呢。

不必了。不必了。我和孙医生连忙欠身扶定，生怕有丝毫闪失。接着，除了我和老人家之外的4个男女互相交换着眼色，似乎早有预谋。然后，由圆脸盘的女教友笑盈盈地道出开场白：施爷爷，我们给你带来个客人。

施爷爷眼花气紧，还偏着耳朵：你说啥子？

女徒弟凑过嘴，正冲着他耳门叫：带来个客人，是作家，早就给你提过的嘛。

哦，作家。失敬失敬。可是我没得啥子写头。

孙医生插嘴：施老先生，我们大家以人格担保，这个老威不是歌功颂德的狗屁文人，而是严肃的，有良心的，他在记录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司马迁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

民族的历史？跟我有何相干？脑壳昏，站不稳当，在家像坐牢，真不晓得今晚睡下去，明早爬不爬得起来。唉，个人都没活明白，还“民族的历史”！

女徒弟急忙打圆场：施爷爷！脾气好大哟！你平时都爱摆老话，那沟那坎，有条有理的，今晚咋个啰？大家瞎聊嘛，上天入地吹嘛。

女娃子，没吃过亏哦。施爷爷我除了中医之外，再教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女徒弟哈哈直笑：你都80岁了，祸还从口出？这屋里除开3个基督徒，就是3个无党派，哪个去告密嘛？况且告准密，哪个警察吃了豹子胆，还敢来抓你嘛？风一吹，嘿嘿，不吹都要倒。

我接上话茬：施爷爷，警察倘若上门，那就太人道了，等于带你到外面的世界兜风，免得你一天到晚在这高高在上的铁笼子内闷得慌。我比较熟悉监狱的情况，你这岁数，你这快散架的身板，想进去增添国家的财政负担？没门儿。监狱又不是养老院，你有个三长两短，还要当事故处理呢。

这道理我明白。可是我不愿意老提以前的伤心事。

孙医生说：你不是已答应和老威聊一聊吗？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也提醒“在生理和心理允许的条件下”。我要避免激动，否则会彻夜难眠。

孙医生说：既然如此，我们明天上午再来拜访。

上午也要避免激动，否则整天的情绪低落。

我问：下午呢？

下午更要避免激动，否则诱发各种病灶，人随时都可能报销。

我差点说，你都到这步田地，还觉得人耍人好玩？可到底忍住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但也没有谁提议告辞。挂钟嘀嘀嗒嗒响，我扭头望着窗外，竭力分辨夜空中的灯光和星星。一阵军号突兀而起，女教友笑道：好多年没听过军号了，真稀罕。

我可是天天听。施爷爷说。后来有只耳朵背，军号声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打摆子似的，很凄凉。你们莫笑，因为这种笑比较反动，晓不晓得？我是老兵哦，昆明刚解放就参加解放军哦，不出事的话，军龄比老地主的裤腰带还长。

我随口应个是吗？你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吗？

是的，我的老家在昆明郊区的小板桥，我家几辈人做云南菜，我父亲给省主席龙云做菜。还是有些名气啰。

你生于哪一年？
1927。整80。
按红色教科书里的说法，是北伐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年。
不清楚了。我父亲不识字的。
那墙上挂的是你父亲的老照片？胸牌上还写着“云南省军区司令部”。
昆明刚刚和平解放照的。以后他继续给部队首长做菜。接着就做不成了，再接着就死了。
咋个死的？哪一年？
这个嘛，这个嘛，嘿嘿，就不要说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是吗。听孙医生讲，你的文化很高。
不算啥。1948年考入云南师大外文系，1949年碰上解放，没毕业就犯错误。
啥子错误？
就一句话。不提了，不提了。
你给孙医生提过嘛：在共产党手里拿工资，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
私下胡扯，被人告密了。那时候才20多岁，又刚从旧社会过渡，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体会还不深刻。如今奄奄一息，就体会比较深刻了。
听起来像在说反话。
你说反话，我没说。你的录音机开起的，你在搜集材料，我晓得。
我把录音机关掉。
关不关无所谓。干啥子也无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我们随便聊聊。你父亲是大厨子，你母亲呢？
保姆。在法国领事馆，给帝国主义带娃娃。
待遇如何？
不敢说。总之你都晓得了，我能上大学，念英文，很费钱囉。
你父母的收入都可观。那家庭成分是啥子？
划成分？那又是土改了。我家在城市，不在农村。
城里也划成分嘛。
我家能有啥子好成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具体是啥子？地主？资本家？
唉，不要问了。这辈子，父母把我害苦了，我也把他们害苦了。怨不了谁，怨不了时代，更怨不了党和政府，只恨自己中旧社会的毒，没有认真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你在写《悔过书》吗？
我也是作家，我写过几百份《悔过书》，还不算口头悔过。成没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呢？要组织说了算，群众说了算。不悔过不行，我曾经跪了几天几夜，魂都整出窍了，倒在地上，再咋个泼水都醒不来。好歹还魂了，嘴里念念不忘的不是爹妈，不是老婆，而是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共产党、毛主席不会整人害人，而下面的、身边的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一眼望不透的墙，都要防着。你不防着，哪天突然又被揪出来，你还蒙在鼓里。
你讲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作家写过了。
反动。太反动了。他叫啥子名字？是不是昆明的？我要去告他。
他叫乔治.奥威尔,英国人,写了一本政治寓言小说叫《1984》。
嘿嘿，没法告了。
老人家吃过不少苦头，有点神经质了。
你才神经质呢。我活满80，你能不能活满80，都很难说。前一阵，我还下得了楼，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挂倒了，本来没受啥子伤，可是开车的慌了，怕被老人赖上，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匆匆忙忙把我弄到街沿，浑身都哆嗦，还谎称回家拿钱。其实呢，溜之前我就晓得他肯定要脚板擦油，哎呀。
正常嘛，如今乱世，人人都没安全感嘛。
你这个文人，够冷酷，放在土改时期，是当民兵的料。
民兵的料？
就是捆人、打人、煽人耳光的料。
你挨过耳光了？
有一回，我跪在毛主席像前，一口气煽了两三百个耳光，自己把自己打得昏倒在地，牙床都搞松了，流好大一滩血。
疯了疯了。
自己冲自己发疯总比别人冲你发疯来得实惠，虽然也痛也累也猪狗不如，可不会残废，更不会死，而且悔罪效果特别好，容易过关。
你的尊严呢？
说梦话哟。命都差点保不住，还有尊严？官僚地主的狗崽子加现行反革命，还有尊严？
那你的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了。厨师家庭咋会划官僚地主？你家在郊区有土地、房产？
没有嘛。
是受龙云的连累？不可能吧？龙云虽然在国民党手里是云南王，但也是起义将领，为和平解放昆明做出了贡献的。好像，好像，还在共产党手里弄了个什么官当。
说来话长，干脆就不说。
你的老伴呢？儿女呢？
说来话长，也不说了。
唉，不少老人都是你这种心理，被整怕了，运动怕了，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惯性。其实活到你这份儿上，说点真话，谁还能上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影响身体嘛。那些惨事，多说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脑壳昏沉沉，却整夜睡不着。
现代医学证明，倾诉自己内心的隐痛是一种精神排毒治疗。
瞎扯。我就是医生。我不愿意回忆，为啥子要强迫回忆？更莫提倾诉了，20多岁只倾诉过一句话，就倒霉终身。
你就不愿意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你父亲不识字，你有文化呀。
人死如灯灭，没意思。
你这样说，身边这3个基督徒可不同意。
基督徒？他们同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此糟糕的新中国。
年轻人，作为医生，我再次送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谢谢。我无话可说了。
我也该休息了。作家同志，让你失望，很对不住。
保重吧，施爷爷，虽然你连名字都不愿透露。
名字对名人有意义，对普通人没啥意义。我撑不住了，再见。

我们只得告辞，重新将老人孤零零地丢在囚笼一般的室内。沿黑漆漆的楼道往下，再往下，我不禁想起但丁的《神曲》，从第一层坠落到第九层，从地狱坠落到炼狱就是天堂。那么现在，世界是否真如诗中说描绘的那样，在一瞬间倒了过来，地狱反而在顶楼，在接近星空的极高处？

夜深沉。稀稀落落的过往车辆和行人，令眼前的都市显得空寂。我和孙医生都无精打采，直到返回自己的窝，在关门之际，孙医生才突然开口：哦，忘记告诉你，张应荣长老死了。

我触电般哆嗦一下：死了？什么时候？

今年中秋节。我们在丽江还碰面，一起吃月饼呢。

我细细地咀嚼着孙医生的叹息，的确，中秋节那晚，丽江有乌云，有冷风，就是没有一丝月亮。孙医生陪同两对美籍华裔医生夫妇，并约了班忠义和我，本想在仿古客栈的草亭子下，吟诗作对，尽兴风雅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烛光于风中飘忽不定，最后雨也跟来了，搞得大家立即掐断进行不久的侍奉神的话头，各持月饼一块，匆匆祝别。

然而在千里之外，在我们相聚过节的同时，我最初寻访的、因为信仰基督而被划成地主的张长老，却正终结其尘世生命，奔赴天堂——他曾受尽折磨，一次次在天堂门口打转，却奇迹般活拢85岁。

约两年前，我写了《土改受害者张应荣》，以下是此文的结尾：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在《最后的地主》快落幕之际，在一连3次寻访未遂之际，读者们请原谅我，以一个证人，一个落魄文人特有的“自我抄袭”的方式，表达对所有过去的、正在过去的、将要过去的老人的悼念。我们曾经接触，曾经交谈，曾经交谈得很不成功（如本文所述），可一旦相互离开，无论死、将死、还是活着，他们都悄然退出了我的视野，远远的远远的，在永恒之河的那边，招不回，叫不应，却一直在人类的记忆星空里闪烁。

眼眶湿润了，但我不会为内心的这份酷烈哭泣，总有一天，我将步他们的后尘。谁不想甩开病痛、无助和孤独，然而病痛、无助和孤独却是注定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能够帮你吗？它们有死那么持久吗？有历史那么持久吗？甚至，有历史里所包含的主宰我们的专制，有专制里所包含的谎言、监控、威胁、利诱、背叛、血泪及喊叫不出的危机那么持久吗？

你可以自己掐住喉管，试试什么滋味。

我记述或正在记述被社会主流遗弃、被汹涌群众遗忘的旧日真相，个人被时代的巨手掐住喉管，有的粉碎了，有的残疾了。我在纸上经历了这一切，依然健康。所以不能不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天上的父亲和姐姐的眷顾，更要感谢我这个行当的先行者司马迁，他为“叛国贼”喊冤，而后被盛世君王割掉卵蛋，而后孤愤作《史记》——这令我数度惊骇，并在乱世危邦的呼号不绝于耳之际，下意识地抠紧裤裆。

我没有被阉或自阉，我还是个拿得出手的男人，我幸福无比。

然而，司马迁，他的确比我有更高的去势的尊严。

 

（作者按，我于11月21日得到CT检查报告，结论是不能排除肿瘤。经过省城几位权威专家诊断，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切除“阴影”部分，因此，我于12月5日睡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手术台上，由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王化生和他的助手张所林操刀，切除了病灶，活检报告是“右肺细支气管肺泡Ca，周围型，切面积2×1.5cm，Ca距支气管断端甚近，未查见肺门肿大淋巴结。”我于术后第8天拆线，第9天出院。医生护士都认为我是康复最快最好的病人。）

我住了十来天医院，切除了右肺的中叶和上叶的少部分，清除了可能导致肺癌的隐患。回到家中，打开电脑，读了昝爱宗写的《2007年最无赖的衙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深有同感。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许诺，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可是在事实上却有一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那里凌驾宪法之上，君临天下，可以肆意践踏宪法，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这些权力。

现在是我手术后的第12天，已经可以敲打键盘了，因此作为一个肿瘤患者，忍不住要说话。

笔者，今年，2007年，把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自费印刷，以赠送朋友阅读交换，结果于5月9日被济南市新闻出版局查抄，各973本，随后又转至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处理。他们说，我的书是非法出版物，应该销毁――但至今仍然悬挂着未予结案。我问：请问你们是根据哪部法律的第几条认定？他们说：你们山东大学有法学院，你去咨询一下，他们会告诉你的。我实在感到奇怪，难道执法者可以拒绝回答他们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吗？我请教一下法学界的朋友：世界上有这样的法律玩笑，要由被处罚者自己去寻找法律自证其罪吗？假若这样，任何警察、法官都可以把想要治罪的人置于死地。

可是，这样的玩笑就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方志敏烈士一往情深梦寐以求的“可爱的中国”。72年前，我还是一个怀抱中的婴儿，一位中共领导人方志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下了永世长存的名文《可爱的中国》。他说：“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开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里，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我有幸成了方志敏的“后来人”。当我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时候，我，一个15岁的少年，成了青年团在上海的首批团员。16岁半就响应我们衷心信任的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可是，几年之后，我就成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毛泽东时代是说你有罪就有罪，无罪也有罪。时移世易，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黄金盛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逻辑依然是说你犯法就犯法。要问法律依据请自己找！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无赖衙门堂堂正正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混蛋逻辑！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要由罪犯“自证其罪”的吗？要是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最近，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又许诺给予公民表达权。可见，我国宪法承认，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法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表达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力。 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又特别标示要“保护公民的人权”。

呜呼！60年前，我们唱着“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奔向“新中国”！可是，新中国却是一座剥夺自由，剥夺人权的黑暗地狱，一座没有铁丝网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一座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政治警察担任鹰犬的红色白公馆。如果方志敏地下有知，看到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看到4000万饿殍载道，看到毛泽东把他的战友高岗、刘少奇、林彪整至死地，看到人民子弟兵驾着坦克车在首都屠城……他会认可这就是他以生命追求的光明的中国，自由的中国，解放的中国吗？一个“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的中国吗？

我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郑重要求：还我言论自由，还我出版自由，还我《历史大视野》，还我抄家物品！

（2007/12/17于山东大学附中）

 

今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

罗马尼亚红旗不再

1989年政治变革后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首先成为了在野党。在此之后它们又纷纷采取了自我改革的行动。但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状况却并非如此。

自1989年以后，罗马尼亚共产党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曾经拥有4百万党员，并在全国都有其组织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就象在空气中蒸发了一样。

出现这个现象只能说明这个党以及罗马尼亚左派力量的内在力量过于薄弱。而当年罗马尼亚共产党通过苏联帮助上台时，它在全国只有约1千名党员。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消亡虽然同党内的派系斗争，以及同不断有人退党有关，但是真正给了罗马尼亚共产党致命一击的却是它所搞的个人崇拜。齐奥塞斯库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年掌握了国家的所有大权。因此齐奥塞斯库倒台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也随之失去了它的政治合法性。

在1989年发生革命后共产党遭到禁止。现在虽然有些小团体声称他们代表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但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选民们对传统的左派已经噤若寒蝉。前共产党的干部们现在分布在右翼，中左以及所有其它的政治阵营当中。有的还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

保加利亚人越来越自信

保加利亚在2007年加入欧盟之前就已经为改革付出努力。但是贪污腐败、刑事犯罪和政府危机却总是媒体报道的主题。实际上，7年前保加利亚就开始发展私有经济并取得积极成果。预计2008年，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长将达到6－7％。国家预算也开始出现盈余。年轻的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最近，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有轨电车车站新添了装有乘车图的箱子，而且还增加了显示电车到站和发车时间的电子显示牌。最近10年来，保加利亚的私人汽车增加了4倍，而且都是新车，人们只买得起二手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条步行街

随一个记者小组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考察的德国人克拉夫特对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访问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尤其是索非亚的变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前我们先到了布加勒斯特。那里的交通杂乱无章，糟糕透顶。之后我们到了索非亚，我们的感觉是这里尤如一个休假地，空气新鲜，秩序井然。当然索非亚人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90年代初我曾来过索非亚，如今已经今非昔比，变化巨大，新建筑比比皆是。人们对老建筑也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到处焕然一新。尽管如此，我感觉还是保留了许多古老的风格。”

保加利亚主管欧洲问题的副部长普里玛塔洛娃从1998年开始就负责加入欧盟事务。她发现，欧盟委员会严格的监控发挥了作用。她说，“凡是欧盟没有作出规定的一些领域，都属于保加利亚当前问题最多最严重的领域。由于这一原因，这些领域或者是不被重视，或者是认为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又无法就如何解决问题达成共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对这些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十分艰难。因为在最初阶段，不仅刑事犯罪组织在抵制国际影响，反对建立法制国家体系，而且贫困的普通百姓阶层也对改革不感兴趣。因为清除旧机制的任何尝试都会首先给他们带来严重影响。但是根据最近10年来每半年举行一次调查的“阿尔法－民意调查”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如今80％以上的保加利亚人都同意加入欧盟。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充满希望，大家还期待通过加入欧盟进一步改进国内的安全局势，加强对公民权的保护以及进一步巩固国家民主化进程。

就保加利亚的政治巨变的后果撰写了大量文章的作家萨雷夫还分析了保加利亚加入欧盟所产生的最重要效应。他说，“作为保加利亚人的那种自卑心理没有了。我们现在重新找回了自信。虽然我们国家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但是政治家应对这些问题负主要责任。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人们仍然感觉终于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归宿，既加入欧盟。”

作者：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兴奋地宣布，央企正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其实，这个繁荣期早就开始了。前3年，国有资产每年的利润平均增加1500亿元，上缴的税金每年增加1000亿元。去年央企利润达到6000亿元，今年预计到年底将接近1万亿元。

国资委官员十分自豪，准备改写源于西方的经济学、创造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学了。国资委表示说：国有企业大量赢利的现象说明，无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只要遵循企业发展的规律，就可以办得很好。而规律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出资人到位”——其实就是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之成立。

这样的理论创新，确实可以令世人吃惊。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即其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学早有定论：国有企业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具备内在的利润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与理论推理，并提出过诸多理论，比如激励约束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在现实中，国有企业也无一不陷入低效率困境而难以自拔。所以，才会有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去国有化运动。如撒切尔夫人出售英国国有企业，法国改组国有企业，以至最新的日本对国有的邮政事业进行私有化。

当然，经济学的结论未必能够说服各国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事实上，各国也都保留着一些国有企业。但政府这样做的时候给出的理由通常是，保留国有企业可以保证公共品的普遍供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像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仅仅是为了打击他心目中的外国殖民者。从来没有人会拿效率、拿利润来论证保留国有企业的正当性。

相对于普遍趋势，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点都不特殊。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全球同步，大量国有企业遭到无情淘汰。中国也保留了部分国有企业，却没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赚钱能力超强。至于这些国有企业现在大赚其钱，丝毫也无损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结论的普遍性。

简单而言，这些国有企业正好赶上了一个通货膨胀型繁荣期——专家们编造出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名目，但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早就处于通货膨胀过程中，普遍的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旺盛，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所促成的繁荣。在这一繁荣周期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中，能源、投资品等商品的价格最早开始上涨，上涨时间最长，上涨幅度也必然最大。而大量国有企业恰恰集中于这些领域，因而它们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举例来说，在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周期中，任何人，只要能够数得清钱，随便开办一家石油公司，都可以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在当代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开办石油公司，政府用严密的法律和政策维护着几家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它们数钱数得手抽筋，一点也不奇怪。

尽管这些钱在财务上被记入利润栏，但是，不会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相信，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民众、舆论也普遍不相信。近几年来，每当国资委自豪地宣告国有企业又创造多少利润的时候，从舆论那里得到的回应总是质疑、批评。中国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都知道，在正常的市场中，企业的利润归根到底只能由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每个浙江人、广东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利润需要以勤奋打拼、对利润的敏感、警觉及商业智慧为前提。而国有企业有可能发现具有这种能力的企业家吗？国有企业的治理机构有可能激励其积累、发挥这些能力吗？

可以说，现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创造巨额利润，是一种侥幸，据此改写经济学，不过是自我娱乐而已。当然，侥幸挣钱也挺好，总比赔钱，让民众补贴要好。但管理层恐怕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侥幸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

最可怕的事情是，管理层因此而错误地以为，短期事实证明了，国有企业永远具有赢利能力，甚至是超强的赢利能力，而继续采取偏离市场化转轨的政策，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样做必然会有两个严重后果：第一，经济结构将被日益强势的国有企业所扭曲，其他企业和民众为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利润付出巨大代价，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第二，一旦经济周期逆转，现在赚钱的垄断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公众又得掏出巨款为其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