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新华社重庆12月13日电：广厦一建公司农民工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请温总理听听农民工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农民工之歌》。总理回信表示“非常高兴”，中央电视台已确定该节目进入2008年春晚。闻此消息，老路感到原作失之虚假、矫情，不能表达广大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和心声，为此特作此歌，名为真实版。

    身上沾着泥花，
    眼里含着泪花，
    女儿做了“鸡”啊，
    老母在天涯，
    我是农民工，
    时代的新奴隶，
    双手描绘出城市的繁华。
    矗立的高楼多么巍峨，
    砖石上都沾着我们的血。
    笔直的街道多么漂亮，
    走到尽头找不到我的家。

    身上沾着泥花，
    脸上挂着汗花。
    儿子做了“贼”啊，
    老婆另外嫁。
    我是农民工，
    国家的二等公民，
    屈辱和歧视要我们咽下。
    黑砖窑囚禁着我的双手，
    深煤洞埋葬了我的年华。
    这和谐之夜燃起万家灯火，
    每一朵都是我眼里喷出的火花。

    身上沾着泥花，
    头上披着霜花。
    新年又来到，
    我们回不了家。
    我是农民工，
    老板的债权人，
    一年的血汗又要白白洒。
    温情的总理喜欢颂和谐，
    今年春晚要俺们说话。
    弟兄们姊妹们快喊出真相，
    让烈火烧掉这黑夜点燃明天的朝霞。

    附原作：
   
    身上粘着泥花，
    脸上挂着汗花。
    为了一个梦啊，
    进城闯天下。
    昨天我是农民，
    今天当工人哪，
    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
    兄弟姐妹们把胸膛挺起来，
    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
    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
    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

 

若评选2007年最无赖的”国家衙门”，肯定是禁书第一、垄断至上、历来违宪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该署打击公民个人公开出版，垄断记者证颁发，支持北京地方法院重判制造”纸包子”假新闻的北京电视台记者訾北佳，对南京新闻出版局查禁离休老记者强剑衷香港出版《历史大趋势》的”扫黄打非”办公室副主任尤荣喜给予”全国扫黄打非先进个人”所谓荣誉称号，尤其是2007年1月《中国贸易报》聘用记者兰成长因没有该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而惨遭山西恶势力暴力打死，负连带责任的新闻出版总署却连一个花圈也没送，对其亲属也没有慰问，真是无赖至极了。（图为作者昝爱宗）

近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一次谈话，称该署已将8000名有权进入奥运场馆内采访的境外记者个人资料输入数据库平台，还将把近3万名于奥运期间赴华采访的外国记者资料输入数据库，目的是为收到境外记者采访请求的采访对象提供信息。此外，该署还对五十多万国内记者建立网上档案进行公示并监督管理，旨在重点防范被称为”四假”之一的”假记者、假新闻”危害社会。可是，这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有舆论认为此举有可能引起中国现实条件下的新闻控制更加严厉，本有所开放的新闻舆论环境将会严重”倒退”.我想，如果我来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定不会搞如此有严重”人治”倾向的运动式”严打”，一定不会继续无赖和继续违宪下去，而是处处以宪法为准绳，处处依法行事，所以我特提出整顿无赖衙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二大方案，以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十二大方案罗列如下：

第一、所有规范新闻机构申请与管理的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出台，都以”是否符合宪法规定”为首要条件；

第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法定的公民权利自由。法律无明文规定禁止的公民权利则视为自由的合法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宪法和法律未禁止的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及其所属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禁止和剥夺这一自由；

第三、任何合法公民都有当然的设立报社及其记者站、杂志社、出版社和新闻及言论网站的出版权利，国家应准许政府部门义务给予登记注册，而不能设置任何需要审批的禁止性条件；

第四、尽快依据宪法组织新闻研究和新闻法律专家认真起草《新闻法》、《出版法》建议稿草案，并早日提交人大立法机关审议，争取早日通过；

第五、决不把新闻出版总署当作打击”假新闻”的政府部门，”假新闻”及”假记者”由法律来认定，”假新闻”的发布者及”假记者”触犯刑律，一律由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新闻出版总署没有任何干涉司法独立的特权；

第六、无论是境外记者，还是国内记者，一律享有法律保障下的同样的新闻采访自由；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应无条件接受境内外记者采访的要求，涉及法律严格规定的国家秘密的除外。记者及非职业性质的公民记者采访报道新闻，均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不得虚构事实和信息；

第七、由公民自办研究性质并不赢利的免费赠阅报纸、刊物和网站，为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的读物媒介，政府部门不得有任何理由认定其为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也不得干涉其出版这些读物的自由。触犯法律及产生严重后果的，应由法律来追究其出版人责任；

第八、取消新闻出版总署强加给全国所有印刷企业的关于印刷品在本地及异地印刷必须申请准印证的制度，取消所有印刷厂不得印刷《圣经》等宗教读物的规定，取消各出版社不得出版《圣经》和新华书店不得发行《圣经》的规定，取消邮局不得邮寄圣经并把《圣经》当作非法出版物的规定；

第九、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应从即日起废止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统一考试和颁发新闻出版资格证书的规定，新闻记者证由各新闻机构自行核发，新闻出版总署不得统一指定新闻记者证样式，不得垄断新闻记者证制作权、定价权和核发权；

第十、新闻出版总署应不再垄断出版书号，把出版书号管理资源归还给社会，由独立的事业单位或非政府组织来成立行业管理协会，编制出版书号，规范出版秩序，丰富出版资源，打造多元化的出版环境；

第十一、商业性的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网站、书店等新闻出版及发行机构，按照工商企业来依法管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依法保护这些企业合法权益，不得干涉企业内外合法事务，不得干涉并审查其出版物的思想和内容；

第十二、按照依法行政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针对出版物版权有争议的案例应立即移交到司法机构处理。，不得虚构事实和信息；第七、由公民自办研究性质并不赢利的免费赠阅报纸、刊物和网站，为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的读物媒介，政府部门不得有任何理由认定其为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也不得干涉其出版这些读物的自由。触犯法律及产生严重后果的，应由法律来追究其出版人责任；第八、取消新闻出版总署强加给全国所有印刷企业的关于印刷品在本地及异地印刷必须申请准印证的制度，取消所有印刷厂不得印刷《圣经》等宗教读物的规定，取消各出版社不得出版《圣经》和新华书店不得发行《圣经》的规定，取消邮局不得邮寄圣经并把《圣经》当作非法出版物的规定；第九、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应从即日起废止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统一考试和颁发新闻出版资格证书的规定，新闻记者证由各新闻机构自行核发，新闻出版总署不得统一指定新闻记者证样式，不得垄断新闻记者证制作权、定价权和核发权；第十、新闻出版总署应不再垄断出版书号，把出版书号管理资源归还给社会，由独立的事业单位或非政府组织来成立行业管理协会，编制出版书号，规范出版秩序，丰富出版资源，打造多元化的出版环境；第十一、商业性的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网站、书店等新闻出版及发行机构，按照工商企业来依法管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依法保护这些企业合法权益，不得干涉企业内外合法事务，不得干涉并审查其出版物的思想和内容；第十二、按照依法行政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针对出版物版权有争议的案例应立即移交到司法机构处理。的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网站、书店等新闻出版及发行机构，按照工商企业来依法管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依法保护这些企业合法权益，不得干涉企业内外合法事务，不得干涉并审查其出版物的思想和内容；第十二、按照依法行政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针对出版物版权有争议的案例应立即移交到司法机构处理。

 

人权是人的尊严在社会实践中，以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观念为依据的基本权力的诉求。它所争取和得到的，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和法律程序，其所蕴涵的宽容，以及惩恶扬善的规则和权威。象人们所通常认为的那样，人权就是作为一个个体自由的人格价值所应该具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在建构宪政与法治的社会制度的同时，应该把人权当作一项最高政治道德的权利，让它受到法律程序的保障，而在社会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对其它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要求其优先性。这就是人权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

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正常生活与做人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于是，人权便形成了全人类最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诉求的全部总和。

人权是弱势群体与强权制度在形成迫害、掠夺和镇压时，所要求得到守护的最底线。这就是说，一切人的权利，其要求都是一种最终的政治诉求。只有当人们的权利遭到威胁和否定时，权利的价值才能使人们得到最终的解脱。总体来说，人权诉求的本质在最高的意义上，是超越法律的，特别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为了自身集团利益所强行制定的恶法。人权的主要目的，就是向现存的暴政制度、独裁的实际行为，以及专制的行动规范，特别是具有恐怖特性的法律制度进行抗争和挑战，并在宪政自由民主框架思维的指导下，彻底根除上述的情形。诸如：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坚持的人权要求、共产党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所抗争和对其践踏人权的挑战的政治行动，还有东欧各国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号召下，所进行的文化政变似的“颜色革命”。

因为完全没有实现人权所要得到的实施和对人权价值的直接享有，所以就必须彻底变革社会中、不适应、甚至是反人权的政治制度。而且，人权的政治诉求越高，同时也形成了人类赖以生活的核心力量，那么所要求的政治革命其范围就越大。

最广泛、最为普世的价值观念认为：人权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创造与演进的唯一合法标准。如果说，国家及其政府是以保障人权为己任的执政当局，那么这一类国家及其政府便是合法的执政集团。人们所要求表达的不仅仅是渴望、建议、诉求和对执政集团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毫无意义的赞颂。最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变化，使民众能否适应于该变化，所带来的实际生活与发展创造的切身利益，作出决断性的选择。如果说，执政集团所组成的政府在完全没有实现人权、甚至为了自身政治集团的利益而损害每一个个体民众的实际人权，那么每一个个体的民众都能够对权力滥用的政治制度发起特别强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猛烈抨击。这就是说，为什么拥有宪法赋予每一个个体民众的政治权利，是如此的重要。

人权具备着强大的道德力量，其强大的力量在于对弱势群体的宽容、关爱与呵护。诸如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中，那些为弱势民众维权的人士，他们虽然不具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但是其道德力量，在于他们是实实在在地为弱势群体维权时，显示出人格价值和人格道德精神的伟大。事实上，人权的实际效应和真正的道德价值，在于只有当法律的权威和其他派生于法律的规范条例，在一党独裁暴政的掌控中失去应有的道德律令；以及变成践踏民众的恶法时，人权才是最适应于劳苦大众的最伟大的政治保护神。

但是，任何依赖他人力量的乞求，都是无妄之灾的根源。只有真正觉悟的民众，才是人权在危难之时，能团结一致地组成一股摧毁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最强大的精神、道德和富于实际效用的伟大力量。诸如前苏联暴政的垮台、前东欧各国所掀起的文化政变似的“颜色革命”，在这一非暴力和平革命的浪潮中，将各自国家的独裁政权彻底摧毁的事例，都说明了只有经过彻底觉悟了的民众，在团结一致的诉求与抗争中，人权才是具有真正现实的伟大意义。

法律的权力，是要求将法律程序建构在保护具有法律资格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这样就最容易在一党独裁当权的国家中，产生类似于“民主集中制”的专政法律，即法律只是服从于执政党团统治意义上的帮凶。而不是保护被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所践踏，而失去了做人的权利的每一个个体民众。因为在暴政的国家中，法律无非就是独裁恐怖执政集团的一条恶狗。

人权是将道德价值建构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政治基础上，只有宪政才能为人权的保护作出无私的贡献。因为，宪政制度是限制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紧箍咒。在多党竞争与多党制衡，以及新闻舆论和民主的监督下，形成了为人权保驾护航的强大力量。任何政党都无法、也没有资格将自身集团的利益，凌驾于每一个民众权利的头上。更不能违背宪法（这个治国大发是经过全体国民认可的法律），赋予每一个民众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于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发展与创造，便在宪法的呵护下，形成了民众真正渴望的和睦社会。

在共产党中国，为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日，人权还在受到非法的践踏和迫害？为什么每一个个体的弱势民众其生存的资源和生活方式，还在受到中共政治集团的掠夺、压榨和摧残？综述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民众没有具备合法的政治上的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在中共政治集团罪恶的统治下，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上的最基本的权利，相反在科学昌明的21世纪的今日，中国民众还生活在当代奴隶的社会之中。在这里，没有自由的个体创造，一切都必须听从党的指导才能算是所谓合法的生存之人。没有民主监督和申述，只有奴役似的臣服和没完没了的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进行所谓的义务贡献。没有制衡强权的机制，只有一党之私的权力的膨胀。并在这一权力膨胀的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生活糜烂和骄奢淫逸的社会现象。同时，在这种社会淫乱的现象中，物价暴涨使民众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这就是人权的丧失所带来的恶果。

在共产党中国，人权被践踏、被凌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件已经是层出不穷。一般情况下，几乎是来自公安警察、城管执法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的检查、摊派所酿成的侵犯人权的重大事件。由于这一类重大的迫害和掠夺的人权事件得不到司法公正的庇护，绝大多数的弱势民众在无处伸冤的苦难状况下，以上访告御状的类似于封建社会打官司的方式，直接来到中共的皇城──北京，这些无处伸冤的弱势民众，以为共产皇帝会开启皇恩浩荡的大德，为他们排忧解难。殊不知，他们得到的却是另一种更为凶残的兽性的对待。

如今，共产党中国的皇城──北京──，集聚了成千上万的无处伸冤的访民。其争取自身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利的力量已经逐步形成。中共政治集团对这一股新兴的维权力量如坐针毡，但却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将这一股新兴的维权力量镇压下去。他们依然采取的还是继续迫害、抓捕和关押。甚至在关押中，对这些维权的弱势民众实施极其非人道的酷刑。

来自公安警察对人权的凌辱和迫害，已经是达到空前绝后的状况。当今的中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以及公安警察滥用酷刑和其他残忍、非人道或凌辱人格和凶残处罚的情况已经普遍存在。据报刊记载：河北省有一县份的一个乡镇，那里的公安派出所的所长，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群众称该派出所是“土匪窝”，在这里，执法就是暴打当事人和凌辱当事人的人格，处理就是罚款，如果没有钱交罚款，就将受到非人道的虐待。群众将这些公安警察进村办案称之为“鬼子进村”。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已经堕落成为了当年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本质。民众将他们比喻成日本侵略军，足可以说明，这些中共政治集团的爪牙们早就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众生活与发展的人民公敌。

人权是完整的，同时也是彻底的作为人应该拥有的绝对的自然权利。

人权，就是具有人性的权利。作为人性而非兽性的人来说，他所得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利，应该是人道和仁慈的。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统治政权中，这个政权是以践踏人权、凌辱人格、侵略人性和掠夺私财为其生存的匪性难改的政治集团。所以，这个政治集团一切的所作所为都与人权的思想和观念相去甚远。实际上，从中共侵略和掠夺到全中国的统治政权后，这个凶残的统治集团，压根儿就不承认人具有的政治权利。

人权将形成的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之中，具有的道德律令所派生出创造的唯一力量。这种以道德律令所派生出的创造的力量，其性质与科学确定的生存需求所定义的人性，完全是处于一种松散联系的关系之中。人类除了为其生活方式以及创造发展需要人权的同时，还为了要过一种具有尊严的人格生活而需要人权。但是，在中共所统治的国家中，这些人权诉求基本被这个凶残的统治集团彻底根除。

司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是体现人权的晴雨表。但是，这一体现人权的晴雨表却在制度机制的掌控之中。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权状况。在中国，所实施的是一党独裁的统治制度，而恰恰就是这么一种专制独裁的统治形式，导致了人权的丧失。表现在这种统治制度下的司法程序，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中，是极为罕见的暴烈和恐怖。在司法程序中，特别是审讯当事人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的暴力逼供，用尽各种凶残的手段迫使当事人供认不讳。同时，在审讯中，使用暴力似的的惩罚，这些暴力似的惩罚通常都是加之于肉体的。在刑具和暴力合力的作用下，使当事人的肉体遭受到极大的痛苦。由于当事人因挺刑不过而胡乱形成的供认不讳，其结果不仅不能查清事实，反而使案情更加复杂。同时，也伤及了许多无辜的清白人。这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和凌辱。在审讯的过程中，专制暴政的司法人员，还专门实施精神上的迫害手段。诸如不让当事人吃饭、睡觉，连续突击审讯的威胁和引诱等，以达到让当事人不堪忍受精神上极大的痛苦而被迫供认不讳的目的。

在当代中国，类似于这样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形式的酷刑和其他凶残，以及非人道凌辱人格的司法待遇和惩罚的现象，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以逐年迅速递增的速度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对待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自由民主人士，以及维权人士，专制暴政所使用的手段更是凶残无比。诸如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秦永敏先生，从抓捕到进入监狱的过程中，就遭受到上述各种酷刑和其他残忍，以及非人道和凌辱人格的非法待遇。同时，在服刑期间秦永敏先生被狱警唆使其他流氓刑事犯将其下身部位严重打伤。最近被暴政集团非法判刑入狱的著名维权人士郭飞熊先生，也是从抓捕到入狱的过程中，都受到非人道的司法对待。“6.4”事件在天安门城楼前挑战毛泽东幽灵画像的壮士喻东岳先生，在监狱里被虐待制残而使其生活不能自理。所有这些都彰显出中国人权状况的黑暗和恐怖。

在共产党中国，谁拥有人权？尤其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狂哮中，每一个个体的中国人拥有人权吗？事实上，道理很清楚。

只有个体拥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权利后，国家和社会才会繁荣兴旺。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是更大的共同体和社会事业的组成力量。侵犯和损害了个体的人权，就是对人类的犯罪，也就形成了反人类罪的罪名。这就是为什么要将侵犯和损害人权的执政者、独裁者和暴君当作战争罪犯来进行审判的原因之一。

在生活的方式上，在创造和发展的进程中，不存在作为社会主义权利和集体主义利益的特殊形式。社会和集体也许拥有一定的权利和利害关系，国家和社会也许对个体有合法的要求。但是，这些都必须体现在被全体民众所认同的宪法下，才能出现的合法要求。在宪法的规则里，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确实对于国家和社会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对国家和社会所要求承担的重要责任，并不能被认定为人权。人权只有个体才能拥有，社会和集体只有满足了个体人权的要求后，才能对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赋予重要的社会责任。

人权是人类赖以生活与创造和发展的唯一的生命线。人类只有具备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切权利后，才能形成创造发展的巨大力量。而在这一巨大力量的驱使下，建立人类美好幸福的家园。

【2007年12月1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 据海外网站博讯网星期五的报导，广西桂林异议作家荆楚星期四下午四点多钟在家中时，被全州县城北派出所带着桂林公安局国保支队成员上门进行搜查，抄走了他经常使用的电脑主机、一些书籍及他打印的许多文章。直到傍晚7：05分，荆楚在他妻子与孩子回到家中情况下，被警方带走。星期五荆楚的妻子向本台表示：“他是昨天晚上七点多被带走的，晚上十二点多下的拘留证，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写的那些数据还有电脑全都拿走了。直到凌晨一点多，荆楚都还勿愿签字，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荆楚的妻子估计当局可能是对她丈夫的文章有意见，因此将他拘捕。荆楚曾在网上发表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例如：非法持有国家秘密–中共迫害良心人士的又一项重大发明以及手铐奥运”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等等，也曾经发表一篇题为：李元龙“四文两年”，我荆楚该判多少年？的文章，似乎一早预料会被当局判刑。荆楚的妻子表示，荆楚在今年10月底在桂林见了美国驻中国的人权官员，有过交流并拍过合影照，但她不知道他们交谈的话题与内容，也不确定丈夫的被拘留是否与此相关。 荆楚被警方以涉嫌”污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传唤到城北派出所后，于隔天凌晨左右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荆楚的弟弟与堂弟赶到了城北派出所，但警方没有让他们见到荆楚。 记者于是致电全州县城北派出所查询： 记者：有位异议作家荆楚，他本名是王德佳，昨天被你们派出所的人给带走了，我想问他现在情况怎样？ 接听人员：你问派出所，不要问我们，我们是看守所。 记者：据说他现在被带到看守所关押起来了。 接听人员：这你也去问派出所，不要问我们，我们有指令的。 记者之后再拨114查询确认，刚刚所拨的电话就是派出所的。 中国维权观察负责人王德邦对于荆楚被拘留表示：“像这种情况，奥运会之前，当局对国内一批异议人士的打压，例如前几天的维权人士李国宏，乃至更早一点的郭飞雄，再到最近的郭泉等等，我觉得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个惯性，你别指望他奥运会之前会有什么改善，就算有那也是表面的，他们是不会迈出实质性改善的脚步的。”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007年12月10日）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启动了“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行动，要求释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关押的40名作家。随着奥运会开幕日益接近，这个行动将持续地关注和抗议在中国对作家和记者的关押。 国际笔会在世界各地的分会都被邀请加入其同仁的行列，抗议在中国所有对作家的监禁和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侵犯。言论自由受到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的保护，而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 访问“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网页（http://mail1.abac.com/Redirect/www.pen.org/page.php/prmID/1527），可以找到在押记者和作家的资料，以及如何向中国当局寄发呼吁书的建议。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笔会关注的一个国家，那里持续不断地保持系狱作家和记者数目最高的记录。 前系狱人士持续不断地报告中国监狱中严重的虐待和医疗疏忽，这也进一步增加了笔会对在押人士权益的关注。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接近，国际笔会会员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仅因和平表达异议而被关押的作家，以显示它对言论自由的承诺。 国际笔会将协调各地笔会在中国推动言论自由的运动，并将在2008年3月扩大势头。 有关进一步的信息，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 Cathy McCann 联系。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12月10日上午11时，当代著名诗人、俄罗斯国际笔会总干事亚历山大。特卡琴科（Александр　Ткаченко，1945－2007）的追悼会，在莫斯科大尼基卡大街53号的文艺家中央俱乐部大厅举行，一百多位作家和学者来此告别。红色的地毯，低缓的音乐，隐隐的抽泣。赭石色的棺椁旁堆满鲜花，前后两侧摆放了特卡琴科的照片，棺盖上的十字架格外醒目。

仪式之后，他在别列捷尔金诺下葬，帕斯捷尔纳克的墓也在此地。

特卡琴科——我们的萨沙大叔，也是当代俄罗斯最受尊敬的文学活动家，以及作家权益和创作自由的坚定保护者，12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62岁。

英国笔会评价说，特卡琴科“以诗歌抗议世间的不平，他本人也长期为了自由而战。”他曾经解救过在高加索战火中陷入困境的作家，把他们弄到莫斯科，睡在笔会的会议室里。他还多次上书国家元首，为笔会办公地点受到企业主的吞并威胁而奔走呐喊。

大约三年前，我曾为《中华读书报》在莫斯科专访了萨沙，以《特卡琴科：俄罗斯的诗歌悲剧仍在延续》为题，于2005年1月12日刊出。

我是2000年10月结识萨沙的。第一次走进俄罗斯笔会简陋的会客室，就看见墙上挂着作家阿克肖诺夫的照片——我曾在1984年翻译了他的小说《1943年的早餐》。与萨沙的谈话就此展开，我们有太多共同的朋友，简单的茶水伴着对苏联的回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中译、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作家的命运，予以高度的关注。

最令我震惊的是，这位外表憨厚的“萨沙大叔”，竟然曾是一位在苏联足球队中服役二十五年的球星！后来我读到了他以此为背景的小说《足球》。

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大多已收入《特卡琴科诗集》和小说集《左侧。半甜》等书。2003年前后，他将全部作品的中文版权签给我。2005年，国内的《译林》杂志发表我翻译的特卡琴科诗两首。2006年，我和北京学者郭小聪教授合作编选、出版了诗集《缪斯：莫斯科。北京》，收入了萨沙的部分诗作。

今年11月27日，我动身前往香港采访，临行前手机突响，是萨沙：明天，28日，你来吗？我的新书发布会，在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心”。他听说我出国，就说：不要紧，你回来上办公室找我，我送你新书！

我回来了，他的灵魂却在睡梦中飘向天国。诗人凯德洛夫和布兹尼克先后从莫斯科和乌克兰致电给我，电话两端声泪俱下，一片嘘唏。萨沙之死，让我们的心灵共同承受着悲伤的重荷。

2005年前后，俄罗斯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横行市井，种族暴力升级。萨沙十分担心我的安全，亲自给我起草和打印了一个随身文件（我戏称为笔会护身符），说明我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是沟通中俄文化的好人，并专门请笔会主席比托夫和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文件上签了名。他对我说：你不能出事！万一有事，即使半夜三更也要给我打电话。

在乱世中，有了萨沙和他的护身符的保佑，我平平安安地活到了现在。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88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日前在瑞典文学院举行的讲座上，请别人代她宣读了演讲稿，呼吁大众重视读书。

在这篇题为《关于未获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莱辛写道：“如果没有文学宝库，我们将多么贫乏，多么空虚。”她痛心地提到穷国孩子渴求书籍而无书可读，而一些有书读的富国孩子却沉迷于电视和互联网，对读书丧失了兴趣。

 

一、一个被拋弃了的间谍和他的一家

我最近收到一本13CM×9CM的电脑打印后用订书机订成的小册子，叫《新世记高龄老友见面会名录》，其实是曾经在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农场劳改过的右派分子们2003年10月25日一次聚会《签到簿》的副本。拿著这份只有8页的小册子，心裡却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份《名录》与较早收到的《1988年难友名录》上记载的489名健在者相比，十五年间已不见了322人。这322人中，除了因交通、身体等因素不能到会外，相信大多数已经逝世。现在，我把几个不同版本的《名录》，经校勘、比对而匯总成《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并将之公佈於后。青年学者、思想家冉云飞先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右派地理群”；这是冉云飞对“五七学”的又一新贡献。云南省到底有多少像元谋新民农场、弥勒东风农场、开远卧龙谷农场这样的劳改农场？全“新中国”又到底有多少像甘肃省夹边沟农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四川省415筑路支队这样的“右派焚化炉”、“右派屠场”呢？至今还都是党国的绝密。在右派老人不断老化、不断死亡的情况下，抢救记忆、抢救史料，当是有心於反右运动研究者的当务之急；这个任务的艰巨在於，不但要与时间赛跑，更要与中共当局的“强迫遗忘”相抗衡。

同所有的不幸者一样，《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中每一个右派分子也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许多故事却随著死者的离去而淹没了。在这裡，要特别感谢汪作民先生。汪先生也是1957阴谋受害者，是在东风劳改农场受过罪的倖存者。他在1990至1991年间，自费走遍大江南北、巴山滇水，会见了57名当年的难友，记下了他们的故事。现在这57名难友中也有不少死去了，但他们的故事却有幸被保存在汪先生的《农场春秋》之中。这死者之中有一个叫高寧远的一家两代的故事，很能说明中共一伙的残暴无情、灭绝人性。

1957年，高寧远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东风农场劳改，二十二年之后才得到纠正；为了什麼呢？仅仅因为他父亲在1949年让陈毅亲自秘密派遣到臺北去卧底，去为“解放台湾”作準备，但没有让妻子、儿子随行，实际上是扣留作人质的意思。开始的一年，华东军政委员会还寄钱接济过他母子的生活，以后就不管了；从此母子二人成了“潜逃台湾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备受岐视，真是有苦说不出。高寧远在復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到云南省广播电臺当记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自己去劳改，妈妈也没有了工作，广播电臺的房子也不让他妈妈住了。1960年，高妈妈给当时是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写信，但也没解决高的右派问题；1969年，高妈妈得了癌症，没有人管她，只好跟儿子到劳改农场去“飬病”，终於在1970年死去。1979年，“纠正”后的高寧远到云南大学当老师，前几年也死了。

高寧远在死之前的1989年托到台湾去过的人，找到当时《新生报》总编辑，据介绍，他爸因为是共特在五十年代被抓了，应判死刑，但经朋友多方活动改判8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死去；后事是一对当中学教师的朋友代办的，高寧远至死也没去过台湾，也不知道他爸埋在哪裡；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悲剧，是陈毅及其中共集团造的孽。共產党就是这样黑，这样绝情；它对真正的死对头可能还宽容一点(例如，毛泽东对尼克森就非常客气，甚至连尼克森的女儿、女婿都沾光；共產党把张灵甫将军的绝笔刻在山东省孟良崮当年陈毅部队打死张灵甫的地方)，但对忠心耿耿的同志(如彭德怀、高岗、周恩来)、对肝胆相照的朋友(如黄炎培、章伯钧)，甚至对自己曾衷心拥戴过的领袖(如陈独秀、江青、胡耀邦、赵紫阳) 则绝对心毒手辣。所以，跟共產党跑是决没有好下场的；现在还在台湾、香港、美国为共產党卖命的中共特务应该三思，应以你们老前辈的下场为戒。

陈毅在文革中被批斗时，传达过毛泽东“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后来成了一段逸事美谈，还真迷惑了很多愚夫愚妇。现在仍然有不少中外人士都在那裡歌颂、缅怀陈毅；什麼儒将呀、爱民如子呀、豪迈呀，不一而足。例如当过右派分子的张伯驹，他给陈毅写了一副輓联，非常有文彩、非常有感情，连毛泽东看了都称讚不已，联云:“仗剑以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在，无愧于平生，有功於天下，九泉应含笑，佇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张伯驹不但常陪陈毅下棋，还是诗词唱和的“好朋友”。但在张伯驹被扣上右派帽子后，陈毅明知“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麼会反党呢？”也只作壁上观，未能置一词而解“好朋友”之困卮。（摘自《浮世万象》）

二、陈毅是个好同志吗：漠视别人的生命、对同志心毒手辣

其实，陈毅决不是什麼好东西。随手还可以举几个例子：

1、1966年五月份，文革初起，我们学校的院长兼中共党委书记柳运光被揭发说过：“陈毅不用小汽车送小孩上学，我也不用小汽车送小孩上学。”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的关於陈毅的负面资讯。

2、1954年，一次陈毅到吴祖光家裡，要吴祖光和凤霞陪他去齐白石那裡，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白石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三十元。辞别齐白石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吴祖光几十年后还记得他的四川口音。由此可见，山沟裡的马列主义者与都市文明距离多么遥远。

3、授元帅军衔仪式上，与贺龙两个人在毛面前敬礼正步走了一个来回，肉麻当有趣；文革中积极参加造神，吹捧毛、林，为毛的诗词写註译；虽然这样，仍不免被整死。从到延安后便紧跟、百般逢迎毛泽东的贺龙，也在文革中被毛整死，岂是巧合？！

4、1937年，陈毅与胡兰畦订了终身之约，不过由於项英要求坚持地下工作，两人暂时分手。上海抗战时，胡兰畦组织战地女子服务团，参加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到沪西战场作鼓动工作。后撤退到西南，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少将指导员，是中国第一个女少将。后来到江西办孤儿院、农场，抗战后在李济深集团工作。1948年，远赴中原策动张軫部起义。1949年，胡兰畦给当了上海市长的陈毅写信，以前曾多次给胡兰畦佈置任务的潘汉年这时代表组织来找他：“有人对你有看法，认为你社会关係太复杂。”又说：(陈毅)“人家已经有妻有子，还找干吗？”以后每次运动都免不了受审查，1957年因为去看望已成头号右派分子的章伯钧（因为章坐国民政府牢时，她就去看望过），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时年57；下放农村，劳动二十年。

5、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这麼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6、对潘汉年的绝情。陈毅和潘汉年长期在新四军、中共华东局长期共事，岂有不瞭解潘汉年歷史、行踪的道理？可是，1955年3月，潘汉年听了毛泽东在中国共產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要求高级干部要主动交代本人歷史后，又看到会议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些问题，触发了他1943年奉命会见汪精卫旧事。4月，潘汉年向他的上司陈毅匯报此事，陈毅便翻脸不认人，既不为潘汉年说情也不他辩护，眼看他在北京饭店被捕，从此陷入寃狱，冤沉大海。

7、在外交部搞文革，心毒手辣：抓了三个牛鬼蛇神，一是李昌，仅仅因为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恶霸；一是宦乡，从他家抄出的美金，成了他裡通外国、做间谍的证据；一是浦寿昌，留美博士，做过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整这三个人不但事后看是整错了，当时看也不符合大方向，大方向是整当权派嘛；陈毅的目的明显是牺牲小人物以保护自己。

其实，陈毅本身吃过毛氏共產党的亏，在江西匪区杀AB团中不但有丧妻之痛、而且差点也成了毛泽东刀下之鬼。然而陈毅陷匪已深，又不肯自拔；数十年忠心耿耿，为毛作倀，在颠覆国民政府的暴乱中大杀中国人，最终不免为毛作弄、拋弃，鬱鬱而死。

在《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中，也有很多被引蛇出洞而跌入毛泽东陷阱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军人。例如右派分子吴清卓，是1939年入八路军、1940年入中共，1957年为共军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衔；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组长”卢毅，1947年在越南参加印度支那共產党，1948年潜回中国为毛泽东打江山，1958年与妻子谢克冰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等等。同样，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也是群体消灭右派分子的所在，许多人在这裡被打死、累死、冻死、逼死、饿死、折磨死。

三、不能再容忍共產党继续残害老百姓了

不算井冈山、延安时期的杀人，仅从中共建政的土改、剿匪，到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歷次运动及三年人祸中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至今没有公佈；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產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矜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摔伤了，邓小平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2002年，当我在华盛顿看到韩战纪念碑，看到美国人把死者的名字一个个地刻在黑色大理石上，我极感震撼：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可以作到如此细緻、如此庄严。

美国人纪念“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受害人，则是每一年把他们的名字念一遍；邓恩?琼斯是一位律师，她是“九一一”事件的最后一名、也就是第2,974名受害者。

以色列纪念1933年到1945年大屠杀中约600万犹太死难者的是一座在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建筑总面积达4,000平方米；以色列人从1955年以来的五十年餘中，一直在收集死难者的名单，很多倖存者和受害者的亲戚朋友参与了这项歷史性的工作。至今已收集到300万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和简歷、死亡日期、家庭住址、亲人情况、联繫方式，部分受害者还有照片。

上海作家刘永忠先生是到那裡去过的少数中国人之一，因为中共政府是不让老百姓去那裡的，共產党不让中国人去的地方还有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纪念馆。在纪念馆的一间展厅中，四周都是书架，上面密密地放满了一本本精装的、都很厚档案名册，从地下一直延伸到的屋顶，裡面记录著300多万被杀害的犹太人的资料：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年龄、死亡记录、家庭住址、亲人情况、联繫方式。刘永忠流泪了，犹太人以无比的勇气复国，又以无比的代价寻找和记录下每个死难者！因为每个生命都是无辜的！对每个家庭而言，每个生命都是父母、爱人、子女和兄妹，都意味完整、幸福和欢乐，他们本该有尊严地活著，却因为政治灾难而过早地以非人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离开了自己的亲人！此馆中央有一个圆形的黑色水潭，上方悬掛著数不清的死难者照片，一张张脸俯视著，同时倒印在水里，反射出粼粼的冷光。仿佛约600万遇害的犹太人向每个参观者呼喊：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血的教训！

纪念馆还纪念“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他是纳粹大屠杀倖存者，五次被关进集中营，在战争中失去了89名亲人。这位活了96岁的老人用了60年时间收集资料与档案，将1,100多名纳粹逃犯绳之以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纳粹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一手策划了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民间有无数的西蒙，特别是以色列特工摩萨德，对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一个都不放过。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让人知道：“没有正义，就没有自由”，“在这世界上还没有杀了人可以不负责的事。”（刘文忠：《新海国图誌》）

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公佈了1936年1月1日至1938年7月1日止，苏联当局共逮捕1,420,711人，其中包括8,539名华人。

日本人也是严谨不苟，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纪念慰灵碑内放著被害者的名册，到今年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为止，广岛慰灵碑裡录下的死亡者是253,008名，长崎的是143,124名，数字精确到个位，而且还有每个人的名字。(《大河报》等)

只有中国，从总书记到老百姓，都是“差不多先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正面石壁上刻著“遇难者300,000”。日本人问，怎麼不多一个不少一个？这些数字是怎麼出来的？被屠杀的又是哪些人？这个明显作假的数字不但在欺骗日本人，也在愚弄中国人，更在羞辱死难者。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只忙於不断地掠夺、不断地杀人、不断地製造谎话，哪裡会去计较中国人被日本人杀了多少。因为他们杀中国人比日本人更起劲、更残酷、更恶毒，死在他们手上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个三十万。

四、中共帮日本人报仇

六十年代初，东京大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呼吁中国史学界加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然而，中共御用文人说他煽动对日本人民的民族仇恨和报復。1957年，还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共倒是为由於梅汝璈的坚持而被送上绞刑架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战争首犯报了仇。

严峻的史实被刻意掩盖了，然而又被虚构了。1995年在莫斯科举行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江泽民宣称中国在二战中伤亡三千五百万人，比1947年国民政府统计的伤亡数一千七百餘万多出了二千二百多万，以此压倒世界公认的死亡二千万人的苏联。中共以为二战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数字愈大，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愈大，“领导”抗战的中共也就愈伟大。(互联网)

中共玩弄数字的本领世界第一，夸大或缩小，随心所欲。土改、镇反、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六四等运动中，到底害死多少人？要麼讳莫如深地密封档案，要麼语矢口抵赖，要么大大缩小。如袁木在六四屠城后的表演。

为了对抗中共篡改歷史、强迫遗忘，现在有许多人在做基本史料的收集，我也有幸加入收集反右运动受难者名单的工作行列，并且得到当年受害人及其家人、友人的大力支持。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与专制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反之亦然，拒绝遗忘，就是独裁政权一定垮臺的先决条件。

《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是多人合作、彼此校正的结果。这样的名单，将会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这样越来越的名单，不仅为纪念这些受了二十多年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被肉体消灭的人们，也是告诉作恶者和杀人罪犯：你们犯下了罪行、杀了人—不管是用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国家的名义还是共產党的名义，老百姓都不会忘记！犯罪者、杀人犯必须受到惩罚！

目前，据我所知，在收集右派名录方面作了突出贡献的有潘正言、赵文滔、魏巍、冯志轩、董荫嘉、沉志庸、蒋文扬、曾伯炎、李昌玉、铁流、俞梅蓀、茆家升、丁郎父、冉云飞等诸位先生，更有许多不方便露面的人士在默默工作，恕不一一尽录；他们都是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农场右派分子名录

【根据2003年10月25日于开远市见面会等几次记录汇总，计701名】

 

一、昆明市，177人

卜永福、马立叶、万金锁、万鹤峯、王中安、王元庆、王从皎、王东方、王建平、王仕俊、王怀春、王居东、王桐秋、王经寰、王泽森、王翠霞、王镜如、方萃、方辛、尹桂芳、田吉收、卢毅、包哲军、孙梓川、孙琼英、许再良、许敬文、许寰儒、明桂华、吕鲣、吕志文、江凤、江泽芬、江朝进、沙浮白、洪秀明、仲国昌、刘珍、刘凤鸣、刘善祥、刘增羽、刘芝兰、李芬、李泓、李瑛、李中功、李云鹏、李长兴、李体宗、李应清、李泽衡、李素华、李能智、李培林、李世莲、李耀全、苏红经、利瓦伊文、吴藩、吴德本、吴明春、吴宗海、陈、陈天华、陈古今、陈达士、陈梦如、陈绍舜、陈红映、陈德明、何浚、何光汉、何德富、何任远、张路、张万年、张天保、张海波、张由冉、张学诚、张作为、张寿芳、张绍禄、张恒真、张明容、张遵顼、张轶中、张振华、张振祥、张禄生、张瑞虎、张鸿基、张福元、宋琪、宋祈华、闵竹、陆承功、陆全凯、郑广汉、杨其、杨群、杨一堂、杨柏林、杨伯诚、杨春晖、杨树、杨钟缙、杨梦驹、和建勋、林慈源、林邨、梅台加、金守芬、余复英、余洁心、武培根、赵大伍、赵凤仙、赵玉娥、赵汉科、赵福运、赵惠芬、赵汝忠、胡同增、胡厚培、胡国柱、胡文华、姜克丁、贺国祺、袁镛、唐容光、顾凤铨、顾嘉、席励民、柴林、郭才虞、郭兆华、徐芝芳、徐思琛、高宁远、曹霭亭、康瘦华、黄美才、肖介达、龚泽、谢克冰、彭鼎甲、傅存源、傅国栋、傅滋民、舒自静、董世禄、董克让、董粤生、童少华、程家明、葛云初、曾群、曾德骐、蒲大贵、满中立、熊长麟、篮芒、谭珪芬、廖仁杰、施尔格、钟明康、凌碧珍、金字芬、蒋秀珍、屠秋萍、罗先齐、罗家福、常德宏、彭文启、黎楚材、鲍秉铨

二、个旧市，81人

丁庆义、丁建民、王兴珍、王绍琪、王晟明、王培俊、王德兴、王文正、王望霖、尹宝荣、付德林、白清祥、冯懿、龙壮图、令狐荣康、孙华鹏、孙自林、汤继忠、吉浪涛、刘文兆、刘庆民、刘宇清、刘剑琴、刘澄清、李相东、李斌

车汉章、陈丛林、陈启文、陈建芳、陈金陵、陈沼庄、陈祖发、沉其荣、沉贵文、何照明、张大成、张文虎、张兴发、张承德、张武之、张祖庚、张鑑秋、张严、张锟、苏澄、苏超、苏子光、余国安、周崇礼、周永新、汤继忠、杨力、杨玉书、杨运波、杨尚超、杨复兴、杨培德、郎若一、郭家源、郭建藩、姚广义、陶文敏、徐思聪、徐维祺、高厚、高鲁、崇君韶、普家禧、粟异铭、蒋宝琨、喻兴、傅德霖、褚家绩、蓝华、时雨、郑求鑫、钟联升、韩明显、彭凯、缪福元

三、开远市，81人

马光荣、马凡、马灿、马文林、马怀林、马跃三、马连升、万德书、王岗、王锟、王豪、王邦和、王志昌、王国惠、王梦德、王忠福、尹自文、石惠瑄、吴同良、肖炳臣、肖佑安、白玉林、白荣贵、任海平、包亚南、仲国昌、刘家媛、刘纯忠、刘宝荣、刘恩德、李关根、李大桩、李仁麟、李作阶、李知信、李和芳、李学文、李洪昌、李廷良、李家源、李家岺、陈韵华、陈忠祺、陈英华、何厚基、张治申、张朝德、纳玉峰、宋迪民、杜尹芬、杜芳荣、杨世谷、周维?、郑崇仁、郭绍(金函)、金汉文、金宝昌、罗绍武、罗福、单杰、常泳东、赵桂芳、赵维光、胡立品、陶文敏、姚孔亮、唐自朋、唐宗碧、郭少函、黄明镇、梁文才、梁业书、谢尚初、董世修、普忠科、雷忠寿、魏国岺、施正元、段文祥、蒋维富、熊尔康

四、蒙自县，40人

丁华生、马悌、马钟瑞、马祥鵠、王镇干、尹天道、尹忠瑞、毛增红、毛应魁

冯秉正、冯鉴先、李棪、李翔、李绿萍、吴敏、沉呈祥、沉朝柱、张华勋、张宗煌、张梅芬、汪风、杨显川、杨忠祥、屈义源、尚宾、佴让、赵惠芬、侯铣、祖佐良、高滋生、唐忠义、黄梅芳、蒋世盼、鲍秉铨、觧传宝、孙强、刘伯良、段玉芳、钱仲国、钟蓉华

五、建水县，124人

文家光、丁汝德、丁克明、刀家福、马良群、马绍康、马俊光、万永福、石少华、王子凡、王孔渊、王锡光、王德玉、王朝兴、韦屏、尹蔚增、田庆升、田启昌、龙广云、白云光、白守光、白章海、孙宝兴、孙家昌、朱云宽、朱家荣、朱鸣岐、朱绍奇、汪子文、冷正清、肖琮、羊绍康、刘尼生、刘辉、刘正明、刘洪炎、李天麟、李自新、李茂生、李康颜、李增华、李翠英、李玉林、李德恭、李满院、吴学荣、吴汝才、吴培德、沉勤、洪家珍、何永波、何春福、何振武、陈源、陈汝威、张运、张绍德、张绍经、张家祥、张继正、张继光、张福元、张福贵、张家清、张振宇、邹永康、邹文明、邹开贵、余有礼、邰兴奉、邵兴奉、宋国钧、高映书、杜俊民、畲凤翔、周开贵、杨永发、杨正云、杨宝昌、杨敏、杨嘉根、杨鼎新、金旭光、武信全、赵世珍、赵炳昌、贺惠芳、段元灿、段应质、钱英华、钱永霖、钱明昌、倪丕忠、郭兴周、郭彦昌、郭靖、郭锡祥、曹宏业、曹家良、章金元、常德兴、黄克宽、梁庆元、梁家有、梁崇功、梁五杰、蒋世喜、蒋思泰、谢绍忠、普国成、普泽兴、普绍荣、普有凤、楚治广、蒲连发、熊发忠、廖明、薛各方、薛得目、苏家元、房建钊、钟家贵、倪保祥、蔡春茂

六、石屏县，28人

万义冠、王建统、王玺廷、卢宝昌、全乔官、阮鸿元、刘红、李琨、李光根、李兆祺、陈正中、何光珍、何宗胤、何学启、张子银、杜炳仁、邱锡鹏、郑杰、周传勤、杨碧清、林山、武治中、贺跃西、彭文光、曾定华、翟玉祥、戴建、胡俊泽

七、弥勒县，102人

文宗碧、龙介仁、马聪、马云鹤、马庆星、马志民、马天柱、万仕祯、孔宪章、叶盛光、朱殿云、乐孝武、平江、左国祥、刘春、刘世珍、刘再起、刘纯悌、刘崇礼、刘崇德、刘世中、刘武义、师宪章、李强、李文辉、李汝林、李洪昌、李伯诚、李国亮、李运禹、李朝民、李洪才、李炳文、李凤岐、代克昭、代宽昭、吴子光、吴昌春、吴梦麒、陈天才、陈立志、陈启明、陈开武、沉俊、沉启芝、何政、何岐山、张玉祥、张成栋、张纯真、畲志浩、江文进、汪作林、宋德祁、周凤亭、周家荣、周铭兴、杨月秋、杨玉坤、杨正余、杨建怀、杨其昌、杨章荣、杨敦芳、杨增润、范宝安、赵琼、、罗管、罗瑗、罗章、姜子云、金□□（弥勒供销社）、普桂仙、段昌远、段树林、姚豫庄、侯宗培、郭昌贵、黄正锷、黄伟、黄祖荫、肖鹏、梁林、梁维忠、韩渭忠、赖应存、窦绍明、蔡光跃、潘文才、魏慎之、汤仁龙、汤仁林、沐静安、杨本音、杨洪恩、陆光荣、赵一彪、宗秉衡、唐瑛、唐万华、殷志忠、徐文焕

八、泸西县，25人

文富龙、万发光、王之俊、王迭云、田世明、刘国栋、李元勋、李国庆、李绍颜、李家敏、李兴华、陈宪武、沉迎春、张忠云、张曼月、张德清、杨慧、林荣成、

段兴文、段永芳、陶国俊、秦醒民、缪开仕、徐嘉良、柴林

九、河口县，8人

王一心、陈杰志、苏瑛、周毅、杨志华、杨鸿生、梁天传、董苍

十、屏边县，5人

马伯荣、万聪麟、孙滨、郑德全、裴仲

十一、元阳县，2人

李孟华、郭家源

十二、红河，2人

王正堂、彭寿鹍

十三、广西省，1人

吉正明

十四、四川省，4人

刘坪、邹泽林、邱传寿、朱祥亨

十五、河南省，2人

吴清卓、张正祥

十六、重庆市，2人

陈贤林、廖德芳

十七、江苏省，1人

汪作民

十八、吉林省，2人

杨忠权、骆筠英

十九、上海市，2人

武仕达、刘训勤

二十，山东省，1人

曾永康

二十一、其它死者，5人

肖涤尘(死于癌症)

冯自培(死于癌症)

王兆麟(死于癌症)

李标(死于上吊自杀)

王万林(死因不明)

二十二、失踪2人

阮大强、孟庆仁

二十三、地址不明4人

安国龙、刘植忠、梁昭、杨麟

 

师涛案件是我2005年9月恢复律师执业以后，正式接手承办的第一个异议人士的案子。其时，师涛已经被终审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投入洞庭湖里的一个监狱服刑。他年迈的母亲高琴声老师为了探监方便，搬到湖南长沙居住。也正在这个时候，他结婚不久的妻子王媛不堪压力提出了离婚。高妈妈需要一个律师为师涛代理，我通过在湖南长沙的网友联系到高妈妈，免费做师涛的律师。

泄密案背后的“秘密”

师涛案发的时候，我正被停业，没有办法为他提供律师辩护。上海的郭国汀律师接手这个案件不久，也被停业，他的助手在法庭上给师涛做了轻罪辩护，这很难说不是一大遗憾。一审判决师涛10年重刑，舆论大哗，我找来判决书，发现问题多多。主要是1、关于师涛的职业，判决书居然写成“无业”，一个“无业人员”如何接触并泄露绝密级国家机密？这岂不荒唐？2、本案涉及的国家机密是中共中央文件的内容摘要还是文件文本本身判决书没有给出明晰的回答。如果说是前者，将这个内容传达到作为非党群众的新闻记者，本身就是解密，而且文件内容不过是社情民意，与保密法规定的国家机密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后者，则这个文本师涛没有见过，甚至本案的承办人员和法官都没有见过，又如何泄露呢？3、本案存在着非法抓捕、非法搜查、事后鉴定作为证据等程序违法行为，而程序违法可以导致当事人无罪。我把我的意见写成一篇文章公开发表，后又和独立笔会狱委会的协调人张裕博士合写了一份上诉状传给师涛家属，可惜的是，师涛家人提前递交了师涛在狱中自己写的上诉状，我们的上诉状没有派上用场。听高妈妈说，后来她把这份上诉状给了师涛的二审辩护人莫少平律师，莫律师对这个文本评价颇高。

2005年１０月２４日我从青岛飞到长沙，第一次见到了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高妈妈是位退休女教师，今年６０岁了，气质高贵，风度娴雅，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女性。她早年丧夫，一个人养育了三个儿子，师涛是她的长子，也是她心目中最优秀的儿子。高妈妈为了儿子，卖掉了在陕西的房子，带着小儿子师伟来到长沙租房居住，已经１１个月了。我问她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她说，“每个月可以有两次探监的机会，我住在这里，看儿子方便啊。”

高老师身患冠心病，已是风烛残年。师涛虽然已经二审终审，但是她仍然打算在长沙住下去，儿子坐十年牢，她也要在这里陪住十年。

关于师涛泄密案，高妈妈还说出了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天大秘密。原来，早在案发以前，师涛就受到了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关注，但是因为诗人写的东西，要罗织罪名构陷入狱不太容易，人家才迟迟没有动手。师涛参加的那次导致他入狱的绝密会议，其实他根本没有理由参加，因为他在前一天就提出了辞呈，离开这家报社了。但是报社的领导还是在他已经辞职以后通知他参加会议，并且宣读了那条要命的绝密文件摘要。

高老师问我：你是律师，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不是一个圈套？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判决书上师涛的职业会是“无业”而不是“记者”！国安警察、检察官、法官对师涛一天之差的身份变化是多么清楚！原来人家早就知道师涛的价值取向，知道他会“泄密”，就是看到师涛辞职才急不可待地决定让他“泄密”的啊。根据刑事心理学，如此周密的设计，师涛几乎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圈套。这一圈就圈走了师涛十年自由，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警察圈套啊。

究竟是不是圈套，目前我们当然只是推测，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个神秘机关的卷宗曝光的时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会见师涛

赤山监狱是湖南最有名的监狱。坐落在洞庭湖里的一个岛子上。这里关押的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犯。着名的八九天安门毁损毛泽东像案的“主犯”喻东岳也关在这里。

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经过许多繁多的手续见到了师涛，因为师涛案的特殊情况，监狱方面安排了两名警察陪同会见。下面是谈话笔录（节录）

李：师涛先生，你好。我是你母亲委托的李建强律师，代理你与妻子的离婚案件，你是否同意？
师涛：同意。我听母亲说过了，我还以为是李建平呢，我还想呢，李建平怎么改行当律师了？
警察：原来你们不认识？
李：对，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这时警察有事暂时离开，我悄悄说，李建平也进去了。你们是上海的同学？

师涛：是啊，他怎么了？
李：写文章，被控诽谤罪。
师涛：判了没有？
李：还没有。

这时警察要求我暂时离开，等候另一个警察到后再继续会见。半个小时后，另一警察到后，我们继续谈话。

师涛：我不同意离婚有三个理由，１、我的案子是冤案，我现在正在向最高法院申诉，我坚信能够改判无罪。妻子要离婚是受到了单位的压力，不是真的感情破裂。（２、３略）。

李：刘晓波先生和笔会的朋友们都很关心你，希望你能保持开朗的心情，你正在被笔会推荐在国际上获奖，晓波也发表了给雅虎总裁的公开信。对它的起诉正在预备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师涛：感谢晓波，感谢朋友们。我现在情绪已经完全稳定了。我妈妈经常来看我。生活环境、劳动条件也不错，身体也很好。请朋友们不要挂念。其实监狱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可怕，我也可以读书，可以通信，可以打电话。朋友们可以给我寄书和杂志，张耀杰寄的两本书我都收到了，只要不是敏感的和色情的书籍我都能收到。
李：是吗？

两个警察都微笑，表示同意。

师涛：这里的案犯都是重刑犯，很多都是无期甚至死缓，我是最轻的。在这里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李：你的校友小乔也就是李剑虹让我问候你，她来看过你母亲，以后会照顾她老人家的。
师涛（眼里含泪，很激动）：感谢她。

师涛对他的妻子还是一往情深，他说，不愿意过多连累她，为了她的名声，愿意在适当的时间主动提出离婚。他还特别嘱咐我，你不要像代理一般案件那样对待，不要让她感到伤害。已经婚变，还在情中，这就是诗人情怀啊。

由于警察严密监视，除了离婚的问题，其他我们不可能谈的太多，这是大概的内容。

事后有个警察跟我说，师涛跟别的犯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表现好，也可以减刑，早日出去。

我问：那么喻东岳被判１５年，怎么到如今还在这里？警察很警觉地反问：你怎么知道喻东岳在这里？

我说，全中国都知道。那是１６年前的大案啊。

警察解释说，喻东岳进来后精神出了问题，一直没有劳动改造，所以也不好减刑。

无奈的婚变

根据我与师涛的约定，我到太原去见师涛的妻子王媛。经过法官的联络，她在单位领导陪同下跟我约见了。

王媛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太原某报社做记者。她刚刚与师涛结婚不久，丈夫就被抓走，这对她来说无异于一场人生灾难。

王媛是个单纯、坦诚的女孩，她一见我就哭，整个谈话过程眼泪就没有停下来。

她说：“师涛刚被抓的时候，我们家的周围经常有莫名其妙的人守候，不分昼夜。我们家的电话也被监听，我出门就被跟踪。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没有办法只好搬到一个好友家去住，不久，好朋友的家也被监听、监视，她也跟我一样被跟踪，没有一点个人隐私。她吓得不敢再收留我了，我气坏了，跑到安全局去说，你们再这样，我就死在你们这里啦！

安全局的人稍稍收敛了一些，单位又逼了上来。单位领导说，我们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你是记者，而师涛是我们的敌人，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最好离婚，否则你就下岗离开这里。我不愿意跟师涛离婚啊，我说师涛是冤案，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我已经给他请了律师了，如果官司打赢了，他就不是敌人了。

单位领导说，那好，就等判决书下来吧。

后来判决下来了，师涛被判10年重刑。单位领导天天到我办公室问，什么时候离婚？

李律师，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我没有跟师涛一样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也只想过普普通的平安的日子，我爱师涛，我也不愿意跟他离婚，但是我首先得活下去啊。”

王媛哭得说不下去了，我问那个陪同她来的单位领导：“你们怎么能这么干？”

这位年纪稍大的中层领导无奈地说，“李律师，我们是新闻单位，我们对自己的记者有特殊的要求，现在报社内部竞争激烈，像王媛的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恐怕不能再跑采访了。”

山西的这家报社确实敌情观念鲜明，几天后我们在赤山监狱相见时，法官告诉我，他们居然要求派人到湖南来监督王媛开庭的态度，这个无理且过分的要求被法官拒绝了。

对于王媛女士的离婚要求，我经过和师涛先生商定，表示同意，毕竟师涛先生身背十年冤狱，一对小夫妻刚刚结婚一年多就要高墙永隔，大难临头，劳燕分飞，本在情理之中。为此，我们对原告的离婚请求不提出异议。虽然，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是夫妻感情破裂，没有和好希望。而本案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事。师涛先生愿意把这个悲剧看作一种外来强力对个人幸福的摧毁，看作自己追求自由理想所付出的代价。王媛女士的选择有外来压力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年轻柔弱的女孩的肩头承受不了这种巨大压力的时候，她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应该得到理解的。我的态度得到了王媛的认可，我们商定本月２４日在赤山监狱再跟师涛进一步落实这个共识。

１０月２４日下午，两位女法官、王媛和她的律师我和高老师一起汇聚赤山监狱，因为办手续耽搁了一段时间，我们进入第六监区临时法庭时，王媛已经和师涛在进行很久的私人谈话了，法官说，他们谈得不错，可能不需要正式开庭了。果然，他们很快就离婚、财产分割达成了协议，我们双方的律师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意见。

原来原告在诉状中称没有共同财产，王媛解释说是为了少缴诉讼费，并不是真要独霸全部财产。这样，最后商定的结果是，房产价值２２万（合同价）归王媛，债务１５万元也归王媛。师涛的个人财产３０００册书籍，资料和手稿，１００张碟片和衣物等归师涛，王媛另付师涛３００００元现金。法官说，这个结果要通过判决体现，双方不服还可以上诉。

调解结束，两人紧紧拥抱、难舍难分，法官、警察和我们律师远远站在一边，让他们说了半个多小时的情话。

我对法官说，这哪里是离婚？这是正在上演的一出梁祝悲剧啊。

控告雅虎

师涛的判决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材料，证实IP地址：218.76.8.201，时间：2004年4月20日23时32分17秒的对应用户资料如下：用户电话：0731-4376362，湖南《当代商报》社。地址：长沙市开福区建湘新村88栋2楼。

这是大陆国安向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调查得到的师涛资料。跟据这个资料，师涛被国安锁定，并最终被判10年重刑。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境外企业，没有向国安局提供用户资料的法律义务，它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客户资料与国安局做交易。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这是骇人听闻的恶行。

师涛的判决书披露之后，国际舆论群情激昂，纷纷发表谴责声明，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决定控告雅虎，为师涛讨还公道。

2005年11月份，笔会秘书长张裕博士约我在香港见面，共同商量起诉雅虎事宜。师涛的母亲高妈妈因为没有港澳通行证，无法赴港，我和她在深圳见了一面。高妈妈希望张裕他们能过境来见上一面，无奈手续繁多，时间紧张，张裕无法过来，高妈妈只好怅然而归。

我到港后在《开放》杂志社见到蔡咏梅大姐、金钟主编和伍宜三先生，蔡大姐对刘路和李建强是什么关系不甚了了，见了面才知道是一个人，晚上跟着蔡大姐去赴何俊仁律师的一个宴会，见到了张裕、余杰和自由亚洲的一个女记者，大家一见如故，他们对刘路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个家伙怒批袁红兵，居然一骂成名！

谈到师涛的案子，何律师认为在香港打官司有行政的和司法的两条途径。行政途径的就是向香港私隐公署举报雅虎，但是立案繁琐，行政强制力有限，即使私隐公署立案调查，最好的结果也仅仅是要求雅虎今后不得再行此类举措，否则才将面临检控。这对替师涛讨还公道的诉求显然太远了。司法的途径就是在香港法院起诉雅虎，但是，面临着高额的诉讼费用。因为师涛不是香港公民，无法申请减免，雅虎完全可能要求原告呈交500万港币给法庭质押，以便败诉后赔偿己方的律师费。

我跟张裕都认为，在香港走司法程序显然不现实，我们同意何律师安排一个记者会，通过舆论给雅虎施加压力。同时，向香港私隐公署提起了雅虎侵权的控诉。

我们首先在香港记者协会的支持下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师涛本人就是记者，天下记者是一家，师涛又是因为给海外民运人士“泄密”让他们避免闯关被捕而入狱的，因此，他在海外获得了广泛的敬仰与同情，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四十多家媒体纷纷赶来采访，何律师、张裕先生和我都在记者会上做了案情介绍，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会结束以后，我被日本的两位记者拦着做专题采访，后来又是法轮功的媒体采访，我是第一次到香港面对如此众多的记者围追堵截，对境外记者的敬业精神深有感触。

下午我在香港立法会门外等何律师的时候，有一位《苹果日报》的女记者打来了采访电话，我没有经验，把我们要去私隐公署会见专员先生的消息告诉了她，这位记者立即赶来，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她说：“师涛律师会见私隐公署专员将是本港的重点新闻，我已经申请报社主笔预留了头版版面，我们要做独家报道。”

这位记者也是何律师的老熟人，何律师说《苹果日报》是香港具有很大影响的大报，她要报道是好事。

我们去见专员的时候，这位记者就等在外面的咖啡厅，会见结束，立即进行采访，第二天，我和张裕博士的照片就上了《苹果日报》的头版。文章的大标题居然是：私隐公署，公安头上动土！

这个报道有些失实，私隐公署其实只是针对雅虎公司出卖客户私隐资料进行调查，并没有针对大陆公安。而且，给师涛罗织罪名的也不是大陆公安，而是国安——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苹果日报》的影响毕竟巨大，我一入境，人还在深圳，立即被某机关约谈，他们详细追问我在香港的一切活动，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还将要有什么举动，事无巨细，问了一遍又一遍，令人不胜其烦。后来深圳的一位老朋友赵达功先生找不到我，急得团团转，碍于特殊原因，我却不能告诉他我突然“失踪”的真实原因。

香港私隐公署的调查没有任何效果，何律师安排助手打了几次电话，雅虎态度傲慢，根本不予理睬。何律师说，我们只能考虑在美国起诉雅虎了。

在美国起诉的法律障碍主要是管辖权问题，因为这个案件的受害人居住中国大陆，加害者却是香港公司，两造都不在美国的司法管辖之内，如何能启动美国法院受理此案呢？我出主意说除非我们在美国再找到一个被告，比如雅虎美国总部，但是，师涛案件是香港雅虎的法人行为，与雅虎美国总部的关联性如何证明呢？张裕博士说，美国司法有一种扩张性本能，只要它觉得它愿意管，就可以受理，法轮功诉江泽民等中共高官，不都受理了么？

我的英文很差，而且美国也不接受中国律师进入司法程序进行执业活动，这个差事就由何律师和英文极好、法律知识也非常丰富的张裕博士到美国操作了。

后来，听说这个案子受到了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运作了美国国会对师涛案进行听证，余杰王怡会见布什总统的时候，提起师涛案件，布什总统表示，美国政府也知道师涛案件并对此表示关注。

师涛被雅虎出卖而被判重刑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震动，师涛不断在美洲、欧洲、非洲和澳洲等地被授奖，师涛的母亲也被邀请赴世界各地领奖，后来她在吴弘达先生的帮助下开始在美国对雅虎提起诉讼，雅虎被迫向师涛母亲道歉，并承诺赔偿经济损失。师涛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荣辱之间

师涛案件是我在2003年毛遂自荐给罗永忠、杜导斌免费辩护被停业2年之后，不思悔改再次毛遂自荐免费做的异议人士案子，我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点，是因为这一次我收获的不仅是公权力的打压，还有来自某些民运人士的羞辱与误解。

师涛案件是我在网络上通过长沙的一个网友跟高妈妈联系上的，我当时说这个案子我免费代理，虽然高妈妈在电话里一再表示要付费，但是我还是坚持免费。在这里我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那就是律师界的行规是免费等于免除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差旅费，因为差旅费是要实际开支的，如果连差旅费也免除，实际上等于律师还要自掏腰包垫付一大笔费用（异地办案，律师除了收取代理费还要收取实际发生的旅差费）。师涛案我需要在长沙、太原、青岛三地往返数次，费用浩大，我又是刚刚恢复执业，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我的大意在于我没有把这件事讲清楚。虽然高妈妈没有误会，她及时支付了我垫付的旅差费，（这笔费用后来由笔会报销了，我从香港回来连同余杰托我捐给师涛的1000元人民币一起支付给了高妈妈），但是，案子办完以后，那个长沙的网友以及海外的某些人却一口咬定我沽名钓誉，贪污了人家高妈妈400元人民币，某人还到笔会秘书处查账以证明我有贪污行为。后来就此事有朋友在网上质问我，我反问：我为师涛免费跑了几个月，为此案自己预先垫付了6000多元（张裕博士自己也垫付了6000多机票费，并且没有报销），就为了最后贪污笔会的捐款400元么？

记得我为此事向张裕先生抱怨，张裕说：要做事就得忍辱负重，我和迈平当年帮某民运人士千辛万苦申请移民，申请成功还被他告上法庭呢。

好在高妈妈通情达理，替我辩白甚多。通过这件事我汲取了教训，就是在此后做维权的案子，要么别做，要么一分钱都不能从当事人手里拿，否则跳进黄河也别想清白。我后来做的所有的民运人士的案子，都没有从当事人手中收过一分钱，即使有的案子笔会的费用不到位，我也先垫付，有的时候甚至挪用一些其他案子的钱，再通过其他人权组织（例如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寻求救助。

我的经验屡屡呈现出价值来，师涛案件之后，又有好几个维权案件因为收费问题闹出风波，甚至有人为此声名狼藉、身败名裂。2007年11月份，重庆的李国宏先生邀请我参加他的油田维权活动，我建议他一定不要收取维权职工的一分钱费用，做到绝对无偿。但是李先生没有绝对做到这一点，他收取了职工每人一元钱的复印费，最后这份收费清单成了他被劳教的证据材料。

师涛案件的风波并不仅限于此，本来师涛是笔会的会员，笔会为他开展救助是一种本分，并不想为此捞取什么荣誉或者资本。笔会张裕秘书长和其他众多成员在师涛案件的初期，在大陆、香港、美国三地做了许多繁琐的具体事务，从来也没有张扬过。但是这种低调做事的风格却被某些人讥笑为没有抓住历史机会，只能做细务，不堪为大事！

笔者认为，我和笔会为师涛做事，不是为了某种荣誉或者轰轰烈烈的业绩，师涛为自由做出了牺牲，为他寻求公道是一种道义，一种情愿，即使为此受到误解和讥笑，也无怨无悔，这是那些高调革命家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

师涛还在牢中。他的名字已经飞出了国界，他的案件材料进入世界许多国家政要的文件包里，成了这些国家跟中国进行人权谈判的议题。师涛用他的10年的青春做为牺牲，保护了自由，拓展了我们言说的权利空间。正如成百上千的为自由而作出牺牲的人们一样，想起他我们会难过，在通往自由的漫长道路上，他是我们奋进的力量。

2007年12月12日于青岛

 

 （图为作者）

最近网络上比较受到关注的事件，一个就是华南虎照片作假事件，另一个就是”蚁力神”事件。在华南虎照片这种一目了然的骗局面前，官方的态度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我不想揣测幕后的权力背景，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伪虎门”事件中，迄今为止，民间舆论自始至终没有遭遇”言论锦衣卫”的干预，中国的传统媒体和网络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拥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言论空间才是”伪虎门”事件得以如此强烈地冲击中国社会的真正原因。但我们不可以由此得出这中共放松言论管制的结论，因为就在伪虎门事件被炒翻了天的同时，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蚁力神”事件的消息显然是被严密封锁的。

有趣的是，”蚁力神”事件同样涉及诚信问题。说穿了，”蚁力神”公司的经营活动是一种非法传销，但辽宁地方政府和国家商务部却对其经营大开绿灯，而中国第一笑星赵本山更是给全国人民来了一个大大的”忽悠”，因此，我们应该追问：在蚁力神事件中，政府和官方传媒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一追问将比”伪虎门”事件更加深入地抵达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根源 — 权钱交易的结合已成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

但在严密的舆论管制政策之下，蚁力神根本无法有效地成为一个公众话题，纸老虎事件的热闹和蚁力神事件的清冷之间的对比表明：蚁力神事件可能具有更深更黑的官场背景。

但由于伪虎门事件大讨论的作用，公众对于权力的质疑正在扩散。既然蚂蚁不能被谈论，人们便谈论嫦蛾一号卫星，于是，怀疑的目光便盯上了中国卫星拍下的第一张月球照片，而且网民确实发现了这一张片的种种”疑点”，最终迫使嫦蛾一号卫星的总指挥叶培建出面驳斥：”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个别网友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怀疑嫦蛾一号卫星的月球成象照片和和华南虎照片一样是假的……”

叶培建的委屈和激动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中国社会实在有太多的谎言，同一时间内，人们对嘉峪关市亿元双色球新闻的质疑显示不信任的情绪已经近乎失控。我无法判断着一亿元大奖背后是否藏有猫腻，但似乎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中共专制政权长期谎言治国的手段不再有效，民众在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事件面前开始觉醒。而且，由于中共系统性造假机制的存在，即使在”非敏感”事件中，人们也能发现谎言的迹象，于是，任何一点言论空间都可能成为嘲弄和揭露谎言的战场，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中共的谎言制造机器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专制政权可能将只剩下”暴力”这一法宝。但问题是，暴力和谎言这两条邪恶之腿被卸掉一条之后，孤零零的暴力之腿还能独立支撑庞大的专制统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