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由于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的攻入，使这座城市成为“人间地狱”。
幸亏当初有良知的人通过胶卷、照片等方式记录了下来，使日本国内的一些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可以在事实真相面前低下头。
我看到侵华日军一个叫山田丹二旅团长的日记也把当初的屠杀情景记录了下来，他这样写着：
“关于俘虏的处理及其他事项，派本间骑兵少尉到南京联络。全部杀掉，各部队没有粮食、极为困难。”
“全部杀掉”正是侵华日军对中国战俘的命令。这是对中国军人。
可对于中国平民，照样是屠杀，南京大屠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日军第16师团20联队M.N伍长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因为武进（即今日江苏南京附近的常州）是抗日反日的根据地，所以对整个城市进行扫射，不论男女，全部枪杀。”
日军对中国人的方式就是“全部杀掉”，“扫射”、“扫荡”、“洗劫”，12月12日，13日，这样的扫射和扫荡已经很惨烈。美国当时在南京的基督教牧师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1938年01月下旬在南京的经历已写进日记，他说这里发生了
“难以想象的太多罪恶与恐怖，这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的兽性的下流盗匪残害他人的惨剧，他们将这一切暴行放肆地施之于和平的、亲善而守法的人民……我有责任把真相讲出来”。
他还写道：从12月10日起，南京完全在无政府状态，在短短两周内，日军围城，国军撤退，日军进城，他们杀人，他们强暴妇女，他们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物──最后一枚铜板、最后一点卧具（这时已是寒冷季节）、黄包车夫的车具，他们把以千计的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无辜平民拉走枪毙或练习刺杀，大量地焚烧房屋……这里可是中国的首都──却成了外国传教士眼里的未曾想到的地狱、绝无仅有的地狱。
这一年前的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正是这一天促成了蒋介石站起来号召抗战，并与共产党团结合作。这一天正是1937年发起全面抗日的序曲。
一个外国记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更能充分证实日军的屠杀。这名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当年在大屠杀现场，他所作的报道提到当时的南京是“地狱般的四天”──只有这句话，才能确切地形容南京遭到围攻和占领时的惨状。他写道：
“我们第一批撤离的外国人在离开南京前目睹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河边的城墙下被集体处决。那里早就堆满了尸体，比人的膝部还高。日本人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不发一枪一弹就能占领这个城市尚未攻下的部分。因为这支守军中许多人已经放下武器，愿意投降。但是，日本人却诉诸于有计划的大屠杀，就象屠宰猪羊那样杀人。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被杀？现在还没有精确的数字，但估计在5，000人到二万人之间（这个当初的估计后来证实远远低于实际数字，在后来的抗战结束后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由于陆路交通已被切断，大批中国人涌到下关城门，于是，那里的交通很快也堵塞了。今天，在我穿过这城门时，不得不驾车从高达五英尺的尸体堆上轧过。这些尸体，早就被日军卡车和坦克碾过多次了。日军入城后大肆劫掠。在此之前，中国军队也抢东西。但比起日本人来，那是小巫见大巫。日本士兵强迫苦力同驴子一起运送抢来的东西；并用机枪任意扫射中国人，其中有不少是不可能伤害任何人的老人。”
此外，外国传教士的日记也有记载，当时日军对于年幼而无力气搬运较重物品的老幼难民给予当场刺杀。城市内大商店，四分之三的店铺全部烧毁，小店也被洗劫一空。费吴生还写到，“在全部现代历史上，的确没有一页象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样黑暗”。
可日本的海报和当时日军的宣传此时却在宣传这是“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内一片祥和的气氛”，甚至还有“日本兵和中国儿童在公园里一起游乐”，仿佛日军的占领是中国人的福利。
费吴生传教士在南京是目击者，当时他要到上海去，幸好事先安排在上海的美国人发来了“到上海”的电报，他只得乘坐日本军列到达上海，一路上都与一群恬不知耻的日本兵挤在一起。当时他很紧张，因为他将八卷关于日军暴行的16毫米电影胶卷底片缝在他的驼毛大衣的衬里，庆幸没有被发现。到了上海后他到了柯达公司冲洗。他要求这些胶卷要在美国社区教堂放映。费吴生传教士还说，“这些是如此恐怖，人们不得不以眼见为实”。
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又进行了另一个大屠杀，可以称之为“文化大屠杀”，以“接收”名义掠夺了大量的图书和文献，其数量竟达88万册。《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业务概要》记录称日军“搜集散乱的图书，装满卡车，每天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房间里，筑起了200多座书山”，共动用了卡车310辆次。而掠夺到的都是些什么图书呢？当时的大连图书馆管理科主任大佐三四五洋洋得意地在大连中央广播电台的无线电广播中作了说明：
“中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公报种类繁多且非常齐全，一直到事变之前的公报都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刊物中，最近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书占了大部分，非常珍贵。‘珍贵书籍’中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
这一桩桩大屠杀，一桩壮强暴和洗劫，哪一个不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呢？侵华日军的罪行岂止是罄竹难书。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屠杀前后，知识分子站在了抗战发动舆论的第一线，张季鸾在《大公报》号召抗日，如当年该报的社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敬慰问蒋委员长及全军将士”、“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长期抗战与鼓舞民心”、“对于今后军事的正确认识”、“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为匹夫匹妇复仇”等。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创办《全民周刊》，邓拓创办《抗敌报》，还有《群众》等刊物问世，起到鼓舞士气、凝聚民心的目的。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是中共建国前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的12月17日，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总部设在汉口，即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财政、军事的临时办公地南京，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由于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的攻入，使这座城市成为“人间地狱”。
幸亏当初有良知的人通过胶卷、照片等方式记录了下来，使日本国内的一些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可以在事实真相面前低下头。
我看到侵华日军一个叫山田丹二旅团长的日记也把当初的屠杀情景记录了下来，他这样写着：
“关于俘虏的处理及其他事项，派本间骑兵少尉到南京联络。全部杀掉，各部队没有粮食、极为困难。”
“全部杀掉”正是侵华日军对中国战俘的命令。这是对中国军人。
可对于中国平民，照样是屠杀，南京大屠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日军第16师团20联队M.N伍长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因为武进（即今日江苏南京附近的常州）是抗日反日的根据地，所以对整个城市进行扫射，不论男女，全部枪杀。”
日军对中国人的方式就是“全部杀掉”，“扫射”、“扫荡”、“洗劫”，12月12日，13日，这样的扫射和扫荡已经很惨烈。美国当时在南京的基督教牧师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1938年01月下旬在南京的经历已写进日记，他说这里发生了
“难以想象的太多罪恶与恐怖，这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的兽性的下流盗匪残害他人的惨剧，他们将这一切暴行放肆地施之于和平的、亲善而守法的人民……我有责任把真相讲出来”。
他还写道：从12月10日起，南京完全在无政府状态，在短短两周内，日军围城，国军撤退，日军进城，他们杀人，他们强暴妇女，他们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物──最后一枚铜板、最后一点卧具（这时已是寒冷季节）、黄包车夫的车具，他们把以千计的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无辜平民拉走枪毙或练习刺杀，大量地焚烧房屋……这里可是中国的首都──却成了外国传教士眼里的未曾想到的地狱、绝无仅有的地狱。
这一年前的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正是这一天促成了蒋介石站起来号召抗战，并与共产党团结合作。这一天正是1937年发起全面抗日的序曲。
一个外国记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更能充分证实日军的屠杀。这名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当年在大屠杀现场，他所作的报道提到当时的南京是“地狱般的四天”──只有这句话，才能确切地形容南京遭到围攻和占领时的惨状。他写道：
“我们第一批撤离的外国人在离开南京前目睹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河边的城墙下被集体处决。那里早就堆满了尸体，比人的膝部还高。日本人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不发一枪一弹就能占领这个城市尚未攻下的部分。因为这支守军中许多人已经放下武器，愿意投降。但是，日本人却诉诸于有计划的大屠杀，就象屠宰猪羊那样杀人。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被杀？现在还没有精确的数字，但估计在5，000人到二万人之间（这个当初的估计后来证实远远低于实际数字，在后来的抗战结束后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由于陆路交通已被切断，大批中国人涌到下关城门，于是，那里的交通很快也堵塞了。今天，在我穿过这城门时，不得不驾车从高达五英尺的尸体堆上轧过。这些尸体，早就被日军卡车和坦克碾过多次了。日军入城后大肆劫掠。在此之前，中国军队也抢东西。但比起日本人来，那是小巫见大巫。日本士兵强迫苦力同驴子一起运送抢来的东西；并用机枪任意扫射中国人，其中有不少是不可能伤害任何人的老人。”
此外，外国传教士的日记也有记载，当时日军对于年幼而无力气搬运较重物品的老幼难民给予当场刺杀。城市内大商店，四分之三的店铺全部烧毁，小店也被洗劫一空。费吴生还写到，“在全部现代历史上，的确没有一页象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样黑暗”。
可日本的海报和当时日军的宣传此时却在宣传这是“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内一片祥和的气氛”，甚至还有“日本兵和中国儿童在公园里一起游乐”，仿佛日军的占领是中国人的福利。
费吴生传教士在南京是目击者，当时他要到上海去，幸好事先安排在上海的美国人发来了“到上海”的电报，他只得乘坐日本军列到达上海，一路上都与一群恬不知耻的日本兵挤在一起。当时他很紧张，因为他将八卷关于日军暴行的16毫米电影胶卷底片缝在他的驼毛大衣的衬里，庆幸没有被发现。到了上海后他到了柯达公司冲洗。他要求这些胶卷要在美国社区教堂放映。费吴生传教士还说，“这些是如此恐怖，人们不得不以眼见为实”。
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又进行了另一个大屠杀，可以称之为“文化大屠杀”，以“接收”名义掠夺了大量的图书和文献，其数量竟达88万册。《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业务概要》记录称日军“搜集散乱的图书，装满卡车，每天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房间里，筑起了200多座书山”，共动用了卡车310辆次。而掠夺到的都是些什么图书呢？当时的大连图书馆管理科主任大佐三四五洋洋得意地在大连中央广播电台的无线电广播中作了说明：
“中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公报种类繁多且非常齐全，一直到事变之前的公报都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刊物中，最近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书占了大部分，非常珍贵。‘珍贵书籍’中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
这一桩桩大屠杀，一桩壮强暴和洗劫，哪一个不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呢？侵华日军的罪行岂止是罄竹难书。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屠杀前后，知识分子站在了抗战发动舆论的第一线，张季鸾在《大公报》号召抗日，如当年该报的社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敬慰问蒋委员长及全军将士”、“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长期抗战与鼓舞民心”、“对于今后军事的正确认识”、“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为匹夫匹妇复仇”等。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创办《全民周刊》，邓拓创办《抗敌报》，还有《群众》等刊物问世，起到鼓舞士气、凝聚民心的目的。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是中共建国前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的12月17日，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总部设在汉口，即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财政、军事的临时办公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