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期刊观察】文化期刊

 

乌合之众

《书屋》,2007年第11期

蔡禹僧撰文《群氓崇拜与大众民主神话》。他分析了群体失控的原因、群体表现的特征、群体与领袖的关系等。勒庞的《乌合之众》、蔡禹僧的解读,对理解今天网民之群情汹涌,甚至是理解历史上的某些群发事件,均有启发。很多时候,群体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但其实“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勒庞说得没错,借“群体”行凶,往往有恃无恐。

民间影像

《天涯》,2007年第6期,双月刊

南方周末关于“谁想用影像记录村民自治”的报道,吸引了农科、贾之坦等广西、湖南村民,他们在有关部门的资助下,远赴北京,参加拍摄培训,返乡后,忠实拍录乡村实况。这一期“民间语文”,收入农科等人对参与经过的讲述文字,讲述自有其力度。而对文字由谁执笔,是否有整理的成分等细节,《天涯》的署名很笼统,没有作特别的说明。

香港遗珠

《万象》,2007年第11期

陈冠中的《遗珠》一文,以《号外》为主线,串出香港一些文化记忆。报纸副刊的活跃,电台对新生事物的快速反应,收藏市场的敏锐,国粹的香港中转,大学群体的生成,海归派的推波助澜,洋人对本土文化的至大贡献,各类发烧友对香港声誉的提升……这一切都是香港的传统。香港文化很细致,其先锋性常在生活中,他们的身体行为比书面语言更为发达。 

丁玲手稿

《书城》,2007年第11期

2007年的《书城》在文史资料方面很下功夫,如登载庄信正等人与张爱玲的通信、张爱玲佚文《多少恨》等,均珍贵异常。11月,《书城》登载了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一份检讨与说明,乃经王增如、李向东在整理陈明之旧物时发现。由这份没有写完、文序存疑的检讨,可以看出,精神净化途中,丁玲的内心未尝不犹豫、不痛苦。 

【十一月期刊观察】敏感而谦卑的文心

 

期刊观察

很多作家,一写城市,不是酒吧毒品,就是婚外情、官场戏;而又有一些作家,一写农村,不是丰乳肥臀,就是田园牧歌、天上人间。当然,这些不是不可以写,荒芜与淫乱也是现实一种,但在荒芜之上载歌载舞,而且载的还不是什么好歌舞,当然会让读者失望。如果总是像孔庆祥那般歌、芙蓉姐姐这般舞,勇气虽可嘉,但终归是“美的私生子”,大伙儿难免一场欢喜一场空。

载歌载舞,愚人娱己,几成文学主潮。许多作品里的人,“立”不起来--立,站立(尊严)、立体(复杂),作者缺乏人文意识、写作才力。评论界声声念念底层关怀、苦难意识,虽总是空洞无物,但就整体写作现状而言,其情可原。

只不过,苦难从来都不是口号式的论断与重复,每一种苦难都有来龙去脉,它并不总是只在农村,它并非与城市绝缘。城市人群,也在分崩离析。

乡村的苦难,跟城市化有关。魏微的短篇小说《李生记》(《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捕捉了李生的几个人生片断。李生来广州打工已有十多年,在广州,他像一个城里人,带上了家属,省下了嫖资,添置了一些家具电器;在乡下家里,他像小型提款机,即便提不了款也有“能力”举债建楼,他“对亲人负有一种责任,却很少动感情”。儿子偷钱去打机,又被坏孩子围起来勒索,一些小事,叠加起来,渐渐毁掉了他的虚荣心,他看到,他的生活,“低微,卑贱,没有尽头”。当李生出现在高高的楼顶,他并不想自杀,尽管死亡极具诱惑力,但生活的沉重更有力量把他拽进恍惚又真实的绝望。《李生记》视角独到,书写细腻,有跳跃般的想象,小说见不到一滴血,但满纸辛酸,作者行文用锋,有力透纸背之势。

为数不少的人,背井离乡,努力成为城市里的一把“扳手”、一部“吸尘机”……随之,他们的孩子,也进来了,五年后,或者十年后,男孩或女孩就长大了,他们有一张城市的脸,但城市能让他们有一颗城市心吗?缺乏各种制度保障的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将来?他们的父母在乡下可能有房子有耕地,但是,孩子们的心恐怕已经回不去了。财富迁移,风卷残云,《李生记》所看到的真相,触目惊心。这些题材,向来与载歌载舞的虚张文字无缘。

何玉茹的短篇小说《背身》(《山花》2007年第11期)善用意象。小丽认为“真正的人生应该从说普通话开始”,于是辞了村办工厂的工,进城去超市务工。姨妈的城里生活如鱼得水,姨父一提到“资本家”等字眼就乡音不改、暴跳如雷,但没有姨妈,姨父也不会活得好好的--这一处,写得尤其深刻。小丽因为上班时候多讲了点普通话(聊天)被老板克扣工钱而想不通,也没有人能帮她想通。《背身》写得很巧,但惜在未能展开。

郑小琼的诗文,对生活苦难,一向有贴切的体悟。其《从中兴路到邮局》(《天涯》2007年第6期)、《印刷厂》(《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等随笔手记,对生活苦楚的描述相当到位,作者的所感所想也皆诚挚,但总缺乏了一些更深入思考的力量。谁也不会否认郑小琼笔下的人苦,但为什么会苦呢?除了他们形色苍黄,他们的内心又如何呢?号啕大哭固然惹人同情,但哭出不来的哭,也许是更痛的痛。

城市里,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有一些低矮但现在越来越值钱的根据地,但他们现在正面临拆迁,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被迫要改变。就像迟子建笔下的棚户区“老八杂”(《起舞》,《小说选刊》2007年第11期):低端社会分工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旧居民称之为感情与快乐,感情就是“老八杂”最深厚的文化。他们也努力地融入现代机器的轨道,但起降机、城市钢筋却一次一次地将他们抛离到城市的边缘,他们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最令人悲哀的是,人们交换感情的方式,不知不觉中,已发生变化。

《起舞》有点悲怆,但作者愿意求助于情感的救赎,丢丢在拆迁中失去了一条腿,但她让感情回到了她的左右。在冰冷凉薄的物质介入面前,人们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努力,才有可能延续人际间的亲密。而城市变迁中失去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乡情民俗,却未必都可以回头。在巨大的时代变化中,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正在置身事外。城市里,好像每一个方向都立着墙,但当你靠近墙需要墙的时候,它又轰然倒下。城市隔膜,保护你的自由,但不保障你的安全。

有的人,努力进入城市。有的人,城市正企图抛弃。有的人,似乎就在城中,但生活也岌岌可危。一点点小事,就可能把一个人推向绝望与狂暴的边缘。就像魏微笔下的李生那样,脆弱而恍惚,可看上去,每个人都似乎长了坚强的神经--多么奇异的众生相。敏感而谦卑的文心,与洞察力相生相灭。

造物主赐予人类最沉重的罪与罚,就是生与死。只要作家有足够的智慧,你可以从任何一种人生看到苦难。看到了,你才可以放下你的审判心,俯身拾起你宽大无边的同情心。

【十一月畅销榜】谁争得过哈利·波特呢

 

总榜

榜评:哈7当仁不让,本月超越《货币战争》跃升第一。什么叫做一本书风靡全球,《哈利·波特》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解。难怪罗琳最近被美国媒体选为年度娱乐人物而非文学人物,她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圈”的范畴。有人说,每个人都必须学一点广告。本月最新鲜的书,是这本名为《诚品副作用》的广告文案作品集。一个年轻的台湾美女广告人的作品,出版社没经过多少宣传,就悄悄地卖掉了这么多。这足以提醒我们,至少在广州,从事广告和营销策划这一工作的从业者数字绝对不可小觑。易中天的新书上榜似乎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不过他同时出版的另外两本书《成都方式》以及和于丹合出的“对谈录”都销售业绩平平,易老师要吃的还是讲史论文这一碗饭。倒是要恭喜王朔,《我的千岁寒》轰轰烈烈光落了一声空响之后,极其低调面市的《致女儿书》反而悄悄地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前后对比,颇堪回味。

文学艺术类

榜评:文学榜上个月还是安妮宝贝的天下,这个月形势陡变,只剩下《色·戒》仍在招摇了。在没有看到全本电影之前,中国人对《色·戒》的热情显然还不会消退。《山楂树之恋》的流行是一件有些诡异的事。媒体的宣传效果远赶不上网友和朋友之间的口口相传,这个被很多粉丝说成是“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因为其1975年的神秘背景,悲伤的结局和纯净的感情,似乎成为一些人怀旧,一些人出于对当下社会爱情生存状态不满的理想寄托,以至于有人用“文革时期的琼瑶故事”来形容它。

经济管理类

榜评:广告书几乎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榜上露面。而且一下子就是两本。被誉为“文案天后”的台湾女广告人李欣频,据说7年出了26本书,包括台湾史上销量最好的广告文案作品集。她诗意的文案甚至带动了台湾广告人纷纷在广告中偷渡文学欲变成作家。《诚品副作用》和《广告拜物教》分别收录了她为诚品书店、统一企业、宏碁Acer等做的文案集,既有精华,也有最新作品。原来好书也“不怕巷子深”。一本真正的精品,即使不投入太多宣传,至少在专业领域内,必定是人人闻风而动,所向披靡。

生活励志类

榜评:人的喜好仍然占据了这个榜的主导力量。无论是《放下·爱》还是《女人就是要有钱》,女人的心理、经济和生活需求都将为出版业带来无限的市场前景。健康类书籍则是这个榜上另一股永远强劲的力量。

本月比较新鲜的是两本育儿类书上榜。《我的事业是父亲》的作者蔡笑晚是四个美国博士两个硕士的父亲。他的孩子个个成器,包括美国高盛公司的副总裁,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等等。这是一本讲述自身经历,传达教育方法的长篇纪实作品,对于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来说,自然值得去了解和学习。

社科学术类

榜评:老易一出,谁与争锋。这个月《帝国的终结》刚刚推出,马上就挤到了榜首的位置,“西游”和“明朝”都得靠边站了。这本书据说2003年就写好了,只是一直没有出版。易中天一朝成为名人,自然是每部旧书稿都要被出版商搜刮出来重获生机。不过这部书着眼于对中华帝国制度形成灭亡史的剖析批判,分量毋庸置疑。另一位老牌畅销保证陈丹青,轻轻松松修订一下旧书重新出版,照样有大批拥趸。倒是曹升这样毫无名气的草根写手,全靠写好作品网友追捧才得见天日,实在不容易。

少儿读物类

榜评:文学书流行搭影视“顺风车”,而少儿畅销书也日益显示出对热播动画片的依赖。无论是《哪咤传奇》、《蓝猫三千问》还是《虹猫蓝兔》,或者最新的这本《环保剑》,都是先有动画片在电视上热播,再截取画面推出图画书热卖。随着中国动画片产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必然会越来越常见。

值得一提的是童诗集《铅笔树》。在成人都已经淡漠了诗歌的时候,童诗的热卖颇为奇特。或许是相比成人诗歌儿童诗更自然童真的诗风,以及大量稚趣可爱的插图配合,给人以审美愉悦的缘故。

本榜数据由学而优书店、南方书城、唐宁书店、必得书店、红枫叶书社、精彩网上书店联合提供。

看《色·戒》说中共特工:关露潘汉年为中共顶“汉奸”罪

 

十一月一日,李安执导的《色?戒》内地版在全国火爆上演。一时间,懂与不懂,开口闭口,都是《色?戒》。有人说外行看热闹,虽然内地版的床戏删掉了半个多小时,但仍令不少观众称绝叫好;而内行看的则是门道,看这一对假凤虚凰是怎样擦出真爱火花的。其实,由於张爱玲原着的忠奸不分,才叫了《色?戒》这名字。严格的说,应该叫「色诱」才对,是古人三十六计之一的「美人计」。电影女主角的原型郑苹如,正是军统特务组织的傑作。如果坏人都「色戒」了,又如何能利用美色来除掉丁默村、傅筱庵这些大汉奸呢!

看《色?戒》,让人想起了关露。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是响亮的,她曾以左翼文人、女诗人身份驰骋文坛。一九三七年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由赵丹唱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曲作者是贺绿汀,词作者就是关露。而她的人生道路,比起郑苹如的经历还要曲折坎坷。

关露与狼共舞被指「汉奸」

关露(一九○七年-一九八二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原籍河北延庆,出生於山西太原。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十八岁时因逃婚到上海。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后参加革命,并於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一年,她与「左联」领导成员沈志远结婚,三年后缘尽分手。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作为「左联」创始人之一,先是奉廖承志、潘汉年的指派,冒着生命危险,打入「魔窟」上海极司斐尔路(今愚园路)七十六号,出生入死,与狼共舞,意在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根据上级指示,进入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部出资合办的《女声》月刊,专门收集日伪的秘密情报。其间,还作为作家代表,到日本参加过「大东亚文代会」。一个看似孱弱的女子,在极其複杂险恶的环境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非常人所能想所能为的事情。可以说,像她这样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曲折的奇女子,在中国妇女界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当年关露的真实面目,只有极少数中共要员知晓,而普通人对她则以「汉奸」目之。没想到的是,这个黑锅却使她背负了一辈子。为此,关露不仅放弃了个人应有的名誉与地位,还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与爱情。一九四六年,关露的感情闸门向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一九○八——一九八八)洞开.两人相识於抗战前夕,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当年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是由於她的「一段特殊经历」和流传不好的「名声」,对方出於上面的压力,只能写信与关露「绝交」。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中共执政以后,关露的人生居然被假戏真做,真的被戴上了「汉奸」的帽子,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最终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可以说是一生淒清,抱恨终天。

弄假成真 抱恨终生

中共的党史,至今尚有着很多谜团,如关露「汉奸案」就是一例。明明是弄假成真,也就当作真案来办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第一书记梅益(一九一四年——二○○三年)回忆,当年在上海「孤岛」从事地下工作时,他是关露所在地下党的负责人,最后也是他派「交通」护送关露离开上海的。回首当年,梅益十分沉痛,「关露去日本是受党的派遣,她也能说清楚,但没人相信。这种事并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我曾给叶剑英去过信,就我知道的写了好几页。」梅益回忆,到抗战胜利之后,由於大家不瞭解关露的秘密任务,而国民党又在追捕「落水」汉奸,在这种环境之下,她在上海住不下去,由梅益找了交通员,付给一百元的交通、伙食费用送到苏北。之后,党又派人送关露到大连去住下了。对此,梅益的评介是:「我们亏欠她太多太多了!」关露死后,同是「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曾悲愤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总照不到她身上!」

潘汉年的厄运

的确,发生在关露身上的悲剧,诚如梅益老人所说的「这种事并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对中共忠心耿耿、与关露一起在日伪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后来的遭遇也极其相似。当年他也是带着任务去「通敌」的,后来不也是戴上了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汉奸」「特务」的帽子 如潘汉年在抗战期间面晤汪精卫一事,据记载,他本人解放后在审查前才将此事告诉华东局的负责人陈毅,陈毅则惊出一身冷汗问:「这么大的事,怎能自己作主?」从此潘的厄运开始。其实,看看潘汉年死后才平反的讚语「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地下工作者」。这「组织性纪律性」是首先具备的,没有上边的指示,他哪里敢大摇大摆、登堂入室地谒见头号大汉奸呢?当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受上级指派的,可是上面一旦翻脸不认帐,定了铁案,尽管人人心知肚明,知道是冤假错案,却没有一个当事人敢站出来说明原委和揭开真相。连当年那些交办任务的上级,那些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一个个噤若寒蝉、保持沉默。说实话,能够不落井下石,不栽赃陷害,就算是一种很难得的做人良知了。受害人覆盆之下含冤莫白,当事人黑白颠倒心安理得,其中的很多人,恐怕连梅益老人这样的忏悔,都没有给后世留下。

郑苹如以色诱敌,牺牲时刚及风华绝代的二十六岁,大陆能公开放映《色?戒》,等於是公开承认国民党正面抗战的一个小小插曲。什么时候,大陆能把共产党版的关露、潘汉年等人「汉奸案」的经历也拍成电影在全世界公映,那才真正叫还原历史、正视历史呢!

杨  光:中共还有政改的可能性吗?

 

中共不知道政改是自己的命门

中共是否会政改?何时会政改?会怎样政改?这是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悬念。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改革是一个充满了机遇与创新的高度不确定的领域,将会比经济改革具有更多的变数、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可能性。这些变数与可能性一旦展开,必将为中国的未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选择余地。人们也普遍认为,如果中共始终推搪永不政改,这将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选择。因为每拖延政改一天,中共的劣质官僚系统就将在堕落、腐朽、糜烂的粪坑里更深陷一天;而那些极端主义的、破坏性的政治势力——如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政客集团、血统主义的「太子党」等等——就将获得更多一天的政治滋养,中国的前景也就将更加风险莫测、阴郁黯淡。

在权贵主导的经济改革逐渐失去社会支持的情形下,正是对政治改革的想象和预期,构成了中共政权继续存在下去的主要民意基础.如果人们预感到中共的政治改革将永远也不会到来,或者,如果人们瞭解到中共的主动政改将完全不可能满足民众的想象和预期,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将会逐渐撤销对中共政权的期待与支持。以此而论,政治改革实乃中共的命门,但中共当局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应该说,中共政改的基本前提是早就具备了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国需要政改,民众盼望政改,时代呼唤政改。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共权贵自己——都知道:不政改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已经严重分化的社会里,左与右、富与贫、朝与野,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多么大的分歧,但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中共专制政体绝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它非改不可,非大改不可。即使是中共高层里那一小撮最颟顸、最顽固的人,恐怕也不至於真就愚蠢到了相信中共政体无需重大改革便足以长治久安的地步。

玩弄词藻,空谈民主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从「六四风波」和「苏东波」中逐渐缓过神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不再羞羞答答、吞吞吐吐地谈论政改了。他们对曾经神经过敏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议题不再讳莫如深——比如,不再给人权贴阶级标签,也不否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还学会了一本正经、一脸无辜地谈论普世价值,轻松熟练地玩弄漂亮词藻——尤其是在面对外国政要和公众传媒的时候。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六十一次提到了「民主」。这说明,虽然深居高墙大内,他们也并不是一群完全不识好歹的死硬顽固分子。套用汉娜?阿伦特评价「二十世纪初期的职业革命家」的一句话来说:「他们也许是历史的傻瓜,但他们本人肯定不是傻瓜。」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看不到中共有启动实质性政改的任何迹象。不仅如此,中共当局对政改的态度反而越来越投机取巧、虚应其事,其关於政改的一切理论论述、政治表态,要么陈词滥调、强词夺理,要么花言巧语、废话连篇。如什么「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什么「扩大民主与党管干部的有机统一」,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昏话,不折不扣的胡言乱语.至於近些年来所谓「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的改革试点,也通通不成体统,令人哭笑不得。

中共最关心的是怎样不改

中共的政改诚意一直令人生疑。我们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邓小平开始,每当中共当局刚刚表白其政改决心,他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却并不是制定方案、展开行动,而是急急忙忙地佈防设卡、添堵立禁。政治改革还八字没一撇,邓小平就急不可待地抛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和「绝不搞三权分立」。很明显,他最关心的事情不是「改什么」和「怎么改」,而是「不改什么」和「怎么不改」。尚未铺路先设卡,尚未成行先立限,这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心态吗?这就是中共的政改诚意吗?当「六四」学潮从体制外给中共输送去政治改革的巨大推力,邓的选择却不是顺天应人、借风行船,而是逆流而动、大开杀戒,既犯下了瀰天大罪,也将中国的政改事业阻挡了二十年。邓之后,他的两位继承人在政改上毫无「与时俱进」之处,甚至比邓更少了一些务实和坦白。近十多年来,他们越来越敏於言而讷於行,总是抽象地赞成政改而具体地反对政改,言词上声称政改而行动上阻挠政改,其一切花言巧语和高谈阔论,无不以百般刁难、严防死守来跟进、来落实。

是不能也,亦不为也

对於中共言行乖张的政改表现,人们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话颇有几分道理。至少,在邓小平生前,如果他执意进行政治改革,他是有能力也有办法做到令出必行,而不必太担心群僚抵制后院起火的。但是,邓小平并非真正的政改派,他只知道中共政体不可持续,却不知道未来的政体该如何抉择、如何构筑.简言之,他根本就不具备政体创新所必需的远见卓识——他比先后与他分道扬镳的胡耀邦、赵紫阳要逊色多了。邓视多元民主、三权分立为中共的大敌,对舆论自由、司法独立也充满了恶意,所以,尽管他有能力、有权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改,但他绝不是设计和实施政改的适当人选.

至於邓所钦定的江泽民、胡锦涛及其高层班子,我们则不能高估他们的个人权威和政治能力。他们摆不平、搞不掂的事情太多,非止政改一项。对他们而言,政改是不能,还是不为?是无胆,还是无识?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其擅闯高度不确定的领域,不如在狭隘的既得利益里知足常乐,江、胡便是这样的人物。世人既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治远见,即便以实力、谋略、雄心、胆气与魄力而论,他们也只能徒羨毛邓、辱没胡(耀邦)赵(紫阳),实在不堪担当中共政改的天降大任。

政治改革不可能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嘉年华、一幕大团圆的轻喜剧,它必然要触及权贵与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未来收益,必将造成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翻转.那些当惯了体制寄生虫,在现行政体下享足了特权、佔够了便宜还希望封妻荫子、世代相传的中共权贵,他们内心里并不乐意政治改革。他们人数虽少,却身居权力要津、佔领体制重地,拥有阻止政改的条件和能力。这大概就是江胡们的政改困局:对他们来说,做特权利益的守护者比做政治改革家要轻松得多、容易得多、顺当得多。他们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权威可大可小,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怪物,拿去谋私作恶,其权无边,用来立功行善,其权难用。既要守护特权又要敷衍民意,他们也就只好说一套做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政改之於此辈,是不能也,亦不为也;因不为而不能也,因不能更不为也。一旦他们认准了拖延政改的「维持主义」之道,那么,政治改革的条件永远不会成熟,时机永远不会到来,风险永远不敢承担,代价永远不可支付。

越腐败越害怕政改

李慎之先生八年前曾说,「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若以苏东巨变、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大气候和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小气候来看,此论绝对正确.但若仅以中共特权利益阶层的「小小气候」来看,政改的条件反而越来越夹生半熟了。这不是因为这个阶层的社会主义信念越来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纯洁,而是因为他们践踏了越来越多的良知和正义,贪佔了越来越多的不义之财,欠下了越来越多的无头烂帐。腐败已经成为特权利益阶层固定的联系结构和唯一的生存方式,而越腐败,便越不情愿政改,腐败得越厉害,便越害怕政改。

中共还有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吗?目前还看不到。中共权贵一日放不下特权利益,也就一日不可能开启实质性政改之门.发动政改的领袖迄今尚未产生,而期待政改的民意正在加速流失。当然,总会有那么一天,到了权贵阶层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当局终将痛改前非、立即政改,就如武昌起义后的满清政府一样。不过,真要到了那一天,曾经奇货可居的政治改革,也就多此一举、一钱不值了。

余  杰:九个政治矮人统治中国

 

毫无悬念的十七大结束了,其结局仍然是九个政治矮人统治中国,只是其中换了四张新面孔而已。「新面孔」其实并不太新——这九个人长得越来越像了,一样的西装,一样的走路的姿势,一样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说这九个人是政治矮人,因为无论在个人魅力、工作能力、胸襟、气魄还是具体的政绩方面,确实都是「小矮人」,确实都日渐平庸化。他们没有毛、邓时代打江山、坐江山、指点江山的豪情与蛮横,自然也没有能力发动像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八九屠杀那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及军事镇压。他们更没有中共第一代领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迷狂,毛当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共产主义革命向全球推广,这种理想早已灰飞烟灭。以胡温的小媳妇性格,根本不敢悍然对台动武,十七大上对台喊话的方式,又有了相当的柔化。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更倾向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掌握一天权力便多侵吞一笔国家财富而已。他们更像是瞻前顾后、爱财如命的土财主,而不像是铤而走险、亡命赌博的梁山好汉.毛当年是流氓无产者,胡温及政治矮人们则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个人气质和统治模式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宛如缩小版的勃列日涅夫。中共的统治方式,由毛时代的一人强势的集权统治,到邓时代的八大元老垂帘听政,再到江时代的若干寡头达成平衡,进入胡时代之后则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中共人事制度彻底腐朽

不用说与毛、刘、周、朱、陈、林、邓等横刀立马的中共第一代草莽英雄相比,即便比起八十年代主政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来,胡温等「九人帮」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矮人」。当年,赵紫阳和万里等人在担任封疆大吏的时候,便已经政绩卓着,不仅在经济领域大力改革,摆脱毛时代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力求有所突破。赵紫阳主政的四川和万里主政的安徽,当时可谓政通人和,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赵紫阳、万里、芮杏文等人,都是在地方上取得了显着的政绩之后,凭藉其突出的才干而被提拔到中枢的。在那个时代,民间的评价标尺与官方的提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换言之,中共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一定的分辨好坏的能力。

以此次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四名「新科状元」而论,他们都有过在地方独当一面的经历:习近平曾任职於福建、浙江和上海;李克强曾任职於河南与辽宁;周永康曾任职於四川;贺国强曾任职於福建和重庆.但是,无论在他们所任职的省份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也没有获得过老百姓的什么好评.比如,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最严重的艾滋病泛滥的现象并未得到有力的遏制,以他作为省委书记所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在这一人命关天的领域有所作为;如贺国强任职福建期间,各种走私大案层出不穷,贺根本不敢过问,乾脆请求内调重庆.但是,就是这批毫无政绩的庸才,却获得了中央的青睐和提升。由此可见,中共的组织和人事制度已经彻底朽坏,完全丧失了识别人才的能力。相反,一套「优败劣胜」的「潜规则」,已经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逐渐形成并凝固下来。

江胡貌合神离的合作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乃是一个江、胡合作的「江湖」。我注意到,海外媒体和学者在报道和论述十七大的时候,其焦点大都集中在江、胡之间的对立,即上海帮与团派的对立上。他们都在研究陈良宇锒铛入狱、黄菊含恨归天之后,胡系力量上升以及江系力量衰退的趋势。而此次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崛起,排名在李克强之前,赫然成为第一号接班人,又有人将这一事实解读为江的阴影犹在,江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隔代指定接班人,使得胡在接班人的安排上遭遇了一场最大的挫败。还有人进一步论述说,这表明江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正是由於江的制约,使得胡温无法放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於是,习近平的窜升又成为某种为胡温的「不政改」作辩护的最佳理由。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十六大前后,江胡确实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江恋栈权力不愿让位,胡韬光养晦十年之后已经急不可耐而不断逼宫.那时,江仍然掌控党、政、军大权,确实存在着不让胡接班的可能性。而在十七大上,江已经不再具有罢黜胡的能力,江只能通过支持胡温以换取对其家族利益的保障,以及胡温对「三个代表」的继承和确认.另一方面,囿於中共党内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胡温也不会让陈良宇案波及到江和江的家人身上,而致使江遭受巨大的羞辱。胡对江的尊重,也是必须做给他本人的接班人看的,他当然希望自己退休以后也能受到如此礼遇。所以,十七大的基调乃是江、胡貌合神离式的合作,而绝非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面对国内各方面严峻的挑战,江、胡都清楚地意识到:分则两亡,合则两利,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共同维持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在十七大闭幕式上,江破天荒地站在一边等待胡,胡则礼让江先走,最后是胡搀扶着江退场。这一幕并非单单是表演给外人看的戏剧,它确实象徵着江、胡关系的改善和更新。对於政客来说,没有永?的朋友,也没有永?的敌人,只有永?的利益。此时此刻,江、胡的共同利益达到了最大的交集。因此,十七大没有启动任何政改方案,连十三大上便已经提出的一些思路不愿涉及,并非江对胡的制肘,而是出於胡本人的意愿。胡根本就不是改革派,他对民主宪政没有任何兴趣。五年前,海内外诸多人士便切切期盼「胡温新政」,结果发现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肥皂泡。如今,岂能继续把老江的存在当作胡抱残守缺的理由?江固然不值得尊敬,但胡拒绝政改的黑锅不必推到江的身上。江需要独自接受历史的评说,胡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太子党」和「团派」

至於习、李二人「双接班制」的出现,也很难说是江的胜利和胡的失败。习近平与江系人马并无特别深厚的关系.其父亲习仲勳是党内名声较好的温和派元老,八十年代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较为密切,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习是惟一为胡耀邦叫屈的元老。九十年代,习仲勳与江的关系比较疏远,习近平也未获江的青睐.习近平在任职福建期间,也未与江系要角、主政福建的贾庆林产生超出工作范畴的裙带关系.陈良宇案发之后,胡温将习从浙江调到上海处理善后事宜,这一决定显然获得了江的认可,但胡温的这一选择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习相当看重和信任。倘若习是江的嫡系,胡温又怎么会让他「空降」上海呢?此次习、李双双出线,表明胡的威望不足以确定单一的接班人,只能在取得党内各种力量的平衡之后,选择一个接班人群体.有些海外异议人士为李克强抱屈。「胡锦涛神话」还在延续,「李克强神话」又开始炮制了。他们对李克强的想像停留在其大学时代,而今日之「李」早已不是昔日之「李」。今日之「李」宛如胡锦涛的年轻十多岁的「克隆版」。至少根据现有的资料,根本得不出李比习更好的结论来,反之亦然。这个群体当中,除了作为「男一号」习近平和作为「男二号」李克强之外,还有位列政治局委员的、作为「第二梯队」的李源潮、王岐山、汪洋、薄熙来等人,他们的年龄都还不到六十岁,有望在下一届更上层楼。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究竟谁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接班人,仍然悬而未决.

而这个群体中的人物,隶属於哪个派系,以及该派系赋予其何种基本特徵,也不宜继续戴着原来的有色眼镜观察。比如,如果用「太子党」这个概念来划分,习近平与薄熙来无疑都是太子党,两人的父亲习仲勳与薄一波,在毛时代都曾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但是,此太子党非彼太子党也,两人的人生际遇、性格特徵和为官之道都大不相同。习仲勳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被毛泽东清洗,习近平遂沦为社会底层,在困厄中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薄一波是后来随着刘少奇一起垮台的,文革初期薄熙来还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骨干,参与了若干打砸抢活动。习仲勳复出之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是毛时代的元老当中少有的开明派,这也不能不影响到习近平。而薄一波复出之后,仍然保持了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性,先后对胡、赵落井下石,通过力挺江泽民换取儿子的仕途,这些作为,在党内外颇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习近平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发表出格言论,不是媒体追捧的人物,为官比较平易近人,施政风格较为温和。薄熙来则颇有明星作派,无论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是在商务部部长任上,一贯喜欢作惊人之语,以铁腕推行自己的政策。习、薄二人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惟一的相似之处,大概是都拥有作为名人的夫人:习的妻子彭丽媛是具有少将军衔的军队歌星,近年来锋芒稍稍被宋祖英盖过;薄的妻子谷开来也是高干子女,是着名律师。总体而言,习、薄二人虽然都是「太子党」,但他们的差异远远大於相似之处。故「太子党」这个概念不足以准确区隔和描述他们两人。又如,升任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便兼有「太子党」和「团派」的双重身份,他会站在哪一边呢?所以,「太子党」和「团派」只是两个模糊的标签,不能过度依赖它们来透视中共的内部分歧。

共同维护一党独裁「超稳定结构」

性格鲜明、老谋深算的曾庆红退休之后,胡锦涛在政治局内部的「核心」地位更加明确和巩固。但是,无论胡如何努力,他也无法具备毛、邓那样的权威。今后,由九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和由二十五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将在更多的事务上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他们一方面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放逐「鹤立鸡群」者,杜绝出现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以集体决策、共同负责的方式,维持一党独裁的「超稳定结构」。但是,这种低效率的统治机制,将越来越难以应付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动与冲突。中共的统治地位,有可能始於毛泽东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巨人,而终於以胡锦涛为首的九个鼠目寸光的政治矮人。

二○○七年十一月

李昌玉:胡锦涛对反右的态度

 

胡锦涛要给毛邓擦屁股

这个五十年,中国有好多人的人生际遇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电视连续剧,但是像胡锦涛这样幸运的人,从一个高中学生,基本上是一路顺风,做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三亿人中可是第一人。

作为老右派,我想探索胡锦涛对反右的态度。因为一年多来,全国有几千人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平反反右运动,补发工资,赔偿损失,公开道歉。但中共中央从来没有予以正面回应,事实上採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

对於老右派的要求,中共中央不敢拒绝,不敢答应,也不敢镇压,还不敢放任,处在一筹莫展、进退失据的境地。

反右运动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以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起了忠实执行的作用。当时,胡锦涛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历史竟然如此阴错阳差,由邓小平隔代钦定、今天晋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被倖存的老右派逼到要给毛邓擦屁股的死角。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胡锦涛生正逢时,注定了要给毛邓擦屁股。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在泰州中学时期

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生於江苏泰州。一九五六年进入泰州中学读高中,一九五九年毕业,因此反右之时,他正在高中读书。据此可知,胡锦涛是在高中读书时遇到反右运动的。

那时的高中教师,比较多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人,特别是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的军政人员,因为镇反还不够镇压标准,留在原来的部门工作又不适宜,许多都派到中学当教师。这部分人,肃反运动中大多都下油锅煎炒烹炸了一番,最后多数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於是解除「隔离」,继续任用。过了一年,到了大鸣大放,其中有些人心里有气,要放一放气,正中下怀,请君入甕.这种情况在重点高中比较普遍,泰州中学恐怕不会两样。

泰州中学是名校,老师中,「牛鬼蛇神」、「残渣余孽」都会有,胡锦涛的老师中应该有人被打右派,而同学中,可能有人被打反社会主义分子。

我由此推想,胡锦涛在中学阶段应该是看到或知道一批老师被打右派的。他有什么观感呢?我无法揣测.问题是五十年后,做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需要他对这个历史作出明确的是非判断,一点也不能骑墙、模棱两可。这时他是什么态度呢?这是我们最最需要瞭解的。可惜的是,胡锦涛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文字。

《复兴之路》透露胡锦涛心声

最近CCTV拍摄《复兴之路》,在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还没有出炉之前播放,官方媒体大肆宣传说,它是胡锦涛的政治报告的一种形象的解读.因此,可以充分证明,这个片子的内容应该是得到胡锦涛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室等相关人员全面而仔细地推敲、审查、批准的。《复兴之路》中对於反右运动作了如下解说:「一九五七年极少数右派分子趁全党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对於反右历史这是黑白颠倒、本末倒置的表述。

我想,假若胡锦涛真有一点良知的话,起码是会叫编导回避这段叫共产党蒙羞的历史。此事不关总编导任学安的责任,决定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宣部,也符合胡锦涛的心意,因为他要全权审查,决定取舍。《复兴之路》证明:胡锦涛拒绝否定这场违宪的非法的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今天,在高调宣佈要实行以法治国、实行民主法治的时候,这样来表述反右历史,岂不是和现行政策自相矛盾吗?既然胡锦涛的党中央和中宣部还要借《复兴之路》算「右派」的旧账,那么,我们很有必要再分析一下这个「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法律界定,而是一个政治罪名。在任何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中,都不会存在这样的「攻击」、「进攻」的罪名。执政党哪有权力给「攻击」它的人民和「民主党派」定罪?再说,谁能够把当时「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言论和行动提供给今天的法学、历史学界验证一下吗?五十五万右派都是以这个罪名定罪的,而后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改正」,可是仍然留下几个人,保持这个罪名。在法理、逻辑上实在是旷天下之奇闻。而且,和邓小平提出的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价值判断不同,这个表述是事实判断,更是经不起检验。请问:你们能够举证吗?由此可见编导的苦心实在是弄巧成拙。

历史的欠债赖不掉

历史要经得起检验。在当时不是因为右派确实有罪,而是强权大於真理,大於事实,大於法理,大於事理,大於情理,所以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因为中国社会毕竟进步了,世界的形势也发展了,我们才可能站出来说话。这些话,今天不说,再过一百年也是有人要说的。历史的欠债是赖不掉的。

高尔基说得好:「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真相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提出的道德要求的证明。」(《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二页)

追求真相是人的崇高的道德要求。胡锦涛在真相与假想之间,在道德与无德之间,无所逃遁,被逼到死角,必须作出选择。

朱健国:“村村人吃人”的信阳事件—-纪念“信阳饿死百万人”五十周年

 

[作者按]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信阳年轻人给我打来电话,曾读过我的《「天下粮仓」与「信阳事件」》,希望能呼籲召开一个「「信阳事件」五十年研讨会」。这正中下怀,我刚写完《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中的五大罪责》,全文二万六千字,且将其摘要压缩,借媒体一角一呼。

「信阳事件」五十年

二○○七,一个不断沉痛默哀的「悼念年」!人们纪念五十五万右派在五十年前遭遇「阳谋」之害,自然想起因「反右」而致的「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一百多万信阳农民在「粮满仓」的官仓旁边或悄悄饿死,或疯狂人相食!曝屍数月,无人埋葬!一曲现代「白骨盈於野,千里无鸡鸣」绕樑五十冬!由此哀輓「大跃进」时期「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据凯迪网「文化散论」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最新史料与研究表明,「饿死百万人及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始於五十年前毛泽东驾临郑州鼓动吴芝圃「反右补课」。

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一,「信阳事件」并非只发生於一九五九年,而是长达五年:从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大驾郑州蛊惑吴芝圃「反右补课」,至一九六一年春中央派出四五二名中直机关干部帮助信阳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其二,「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直接责任关系: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三点成一线」,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的「带头大哥」,是产生「信阳事件」的两大背景——禁止言论自由(「反右」红色恐怖)和专制执行机构(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阳事件」的要害,并非只是饿死百万人和「村村人相食」,而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主权利被残酷剥夺而致大面积非正常死人;「信阳事件」以封锁真话的「反右补课」开始,以歪曲真相的「民主革命补课」暂停,其真相至今不能全面研究和公诸於世,导致「信阳事件」今犹在——近些年来「假大空」成风,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整体腐败、生态污染濒临绝境等粉饰成「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大有「信阳事件」指石为金之风;二○○七年各级政府面对物价逐月持续全面飞涨,矢口否认通货膨胀危机四伏,与「信阳事件」时明明看见饿殍遍地却仍然高呼「特大丰收」的「谎言大跃进」,如出一辙——与「信阳事件」时一样,「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官方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其运转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制造恐惧与谎言。

昔日以「反右」制造恐惧禁止真话,今日借「和谐」钳口高压圈禁真话。「信阳事件」正在复兴,正在以新的变形还乡!

「信阳事件」一日不充分曝光,中国一日没有希望!

余德鸿证实「信阳事件」中「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

「信阳事件」中的河南省信阳地区,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就开始饿死人,至少饿死一○五万人(民间说法是二二○万人),早有史料证明;但是否出现「人相食」,一直有争议.近年最新证据终於出来了——「信阳事件」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秘书的余德鸿,就是一个亲眼发现「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证人,他在回忆录《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二○○四年内部版,四七一页)中说——

「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见到的屍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四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屍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採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毛泽东视察河南 次的秘密

近些年不断有人为毛泽东的大跃进鸣冤叫屈,说毛泽东两次主持「郑州会议」反左,与「信阳事件」无关.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其主要证据是毛泽东到河南视察二十七次,对「信阳事件」负有「培育浮夸风典型」渎职罪。

据《党史博览》披露(可上网查考),毛泽东建国后离京行动总共有五十七次,而到河南(郑州为主)视察、开会的次数高达二十七次(河南可谓「天下第一圣眷省」),其中二次到信阳——在「信阳事件」五年中,毛泽东到河南十次,并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亲临信阳遂平县视察人民公社,而此时距郑州仅仅四十公里的密县已出现饿殍,距信阳大面积饿死人只有两个月,各种濒死的饥民应该随处可见。然而,毛泽东此时被高官和「群众演员」前呼后拥,满足於「专列中听汇报,大路边听万岁」,对真情毫无知觉!即使「毛主席来到咱们村」,也是事先准备得「千家万户齐欢笑」,只有高官和「农民演员」近得身旁。在信阳「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时,毛泽东先后五次到郑州视察或开会——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三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但这五次到郑州,毛都没有抓住河南大跃进的要害是言论无自由,「谎言大跃进」,而是一再舍本逐末,泛泛空谈「反共产风」。

如果此时毛泽东真正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依照宪法保障干部百姓的言论自由,不可能不察觉密县和信阳正在饿死人,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郑州呆了两整天,其时河南和信阳都已大面积出现饿死人,却仍然不知已有「人相食」惨祸!还在笑聆「好学生」吴芝圃汇报的河南省水库里面有许多「十几斤重的鱼」无人吃,而幽默河南人「能治水不能治鱼」,其官僚主义、专制昏庸之可怕,比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

毛泽东如此关心河南的秘密

现在网上有一份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吴芝圃(河南省委书记)谈话的录音整理稿,既透露了「毛泽东在河南大面积饿死人时还逼吴芝圃要五百亿斤粮」,更泄露天机:毛泽东特别热爱到河南视察,制造出「信阳事件」,因为河南是三皇五帝的故乡,毛泽东要寻觅商代帝王河南故地,为纣王鸣冤翻案。

请看毛泽东与吴芝圃谈话的「华彩乐段」——

毛主席:商朝起於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来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於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了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吴芝圃:伏羲氏也是在郑州那一带活动的。(吴已深知毛常常来豫是想接帝王之气的帝王情结,处处投其所好。)

这就透露毛的另一种潜意识:河南是三皇五帝之乡,臣民传统深厚,会特别有利於毛的圣旨畅通。毛不但勇於自比秦始皇,而且也不惧与纣王相提并论。其帝王情结非常人可想像。毛对微子里通外国的重视与愤恨,可能是他暗将彭德怀比微子的结果,半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给彭德怀的一顶帽子就有「里通外国」。毛善於古为今用的高超艺术,於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郑州别墅

面对毛泽东这样「英明的昏君」,奸臣酷吏吴芝圃当年竟然萌发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吴不顾其时「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惨烈的灾难,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每人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刚一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毛泽东)不敢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日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那幢豪华无比的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中国人啊,对执政者不敢奢求,只要求能听到真话,能说出实话。一个知情权和一个表达权,虽然早已写进宪法,今日又写入十七大报告,却从来没有兑现的可能,这是为什么?

谨盼海内外有识人士相助,召开一个「「信阳事件」五十年研讨会」,将真相大白天下。

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