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很多作家，一写城市，不是酒吧毒品，就是婚外情、官场戏；而又有一些作家，一写农村，不是丰乳肥臀，就是田园牧歌、天上人间。当然，这些不是不可以写，荒芜与淫乱也是现实一种，但在荒芜之上载歌载舞，而且载的还不是什么好歌舞，当然会让读者失望。如果总是像孔庆祥那般歌、芙蓉姐姐这般舞，勇气虽可嘉，但终归是“美的私生子”，大伙儿难免一场欢喜一场空。
载歌载舞，愚人娱己，几成文学主潮。许多作品里的人，“立”不起来－－立，站立(尊严)、立体(复杂)，作者缺乏人文意识、写作才力。评论界声声念念底层关怀、苦难意识，虽总是空洞无物，但就整体写作现状而言，其情可原。
只不过，苦难从来都不是口号式的论断与重复，每一种苦难都有来龙去脉，它并不总是只在农村，它并非与城市绝缘。城市人群，也在分崩离析。
乡村的苦难，跟城市化有关。魏微的短篇小说《李生记》(《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捕捉了李生的几个人生片断。李生来广州打工已有十多年，在广州，他像一个城里人，带上了家属，省下了嫖资，添置了一些家具电器；在乡下家里，他像小型提款机，即便提不了款也有“能力”举债建楼，他“对亲人负有一种责任，却很少动感情”。儿子偷钱去打机，又被坏孩子围起来勒索，一些小事，叠加起来，渐渐毁掉了他的虚荣心，他看到，他的生活，“低微，卑贱，没有尽头”。当李生出现在高高的楼顶，他并不想自杀，尽管死亡极具诱惑力，但生活的沉重更有力量把他拽进恍惚又真实的绝望。《李生记》视角独到，书写细腻，有跳跃般的想象，小说见不到一滴血，但满纸辛酸，作者行文用锋，有力透纸背之势。
为数不少的人，背井离乡，努力成为城市里的一把“扳手”、一部“吸尘机”……随之，他们的孩子，也进来了，五年后，或者十年后，男孩或女孩就长大了，他们有一张城市的脸，但城市能让他们有一颗城市心吗？缺乏各种制度保障的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将来？他们的父母在乡下可能有房子有耕地，但是，孩子们的心恐怕已经回不去了。财富迁移，风卷残云，《李生记》所看到的真相，触目惊心。这些题材，向来与载歌载舞的虚张文字无缘。
何玉茹的短篇小说《背身》(《山花》2007年第11期)善用意象。小丽认为“真正的人生应该从说普通话开始”，于是辞了村办工厂的工，进城去超市务工。姨妈的城里生活如鱼得水，姨父一提到“资本家”等字眼就乡音不改、暴跳如雷，但没有姨妈，姨父也不会活得好好的－－这一处，写得尤其深刻。小丽因为上班时候多讲了点普通话(聊天)被老板克扣工钱而想不通，也没有人能帮她想通。《背身》写得很巧，但惜在未能展开。
郑小琼的诗文，对生活苦难，一向有贴切的体悟。其《从中兴路到邮局》(《天涯》2007年第6期)、《印刷厂》(《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等随笔手记，对生活苦楚的描述相当到位，作者的所感所想也皆诚挚，但总缺乏了一些更深入思考的力量。谁也不会否认郑小琼笔下的人苦，但为什么会苦呢？除了他们形色苍黄，他们的内心又如何呢？号啕大哭固然惹人同情，但哭出不来的哭，也许是更痛的痛。
城市里，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有一些低矮但现在越来越值钱的根据地，但他们现在正面临拆迁，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被迫要改变。就像迟子建笔下的棚户区“老八杂”(《起舞》，《小说选刊》2007年第11期)：低端社会分工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旧居民称之为感情与快乐，感情就是“老八杂”最深厚的文化。他们也努力地融入现代机器的轨道，但起降机、城市钢筋却一次一次地将他们抛离到城市的边缘，他们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最令人悲哀的是，人们交换感情的方式，不知不觉中，已发生变化。
《起舞》有点悲怆，但作者愿意求助于情感的救赎，丢丢在拆迁中失去了一条腿，但她让感情回到了她的左右。在冰冷凉薄的物质介入面前，人们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努力，才有可能延续人际间的亲密。而城市变迁中失去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乡情民俗，却未必都可以回头。在巨大的时代变化中，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正在置身事外。城市里，好像每一个方向都立着墙，但当你靠近墙需要墙的时候，它又轰然倒下。城市隔膜，保护你的自由，但不保障你的安全。
有的人，努力进入城市。有的人，城市正企图抛弃。有的人，似乎就在城中，但生活也岌岌可危。一点点小事，就可能把一个人推向绝望与狂暴的边缘。就像魏微笔下的李生那样，脆弱而恍惚，可看上去，每个人都似乎长了坚强的神经－－多么奇异的众生相。敏感而谦卑的文心，与洞察力相生相灭。
造物主赐予人类最沉重的罪与罚，就是生与死。只要作家有足够的智慧，你可以从任何一种人生看到苦难。看到了，你才可以放下你的审判心，俯身拾起你宽大无边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