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充分体现和表现出十足的轻视、蔑视，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的野蛮、狂妄、残暴和无知，特别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为尖端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

——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整个文革十年被横扫、竖扫的人都成了“牛鬼”关入“牛棚”，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都成了牛和蛇之类的畜牲，使人不成其为人。

——是“王八”还是人？毛泽东说北京大学“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未名湖水是浅，周围教室里讲课的教授都成了“神灵”和“王八”，杨尚昆的回忆录还说，40年代晋绥土改中，康生、陈伯达左倾路线的试点经验就是，土改开会时专设“王八席”，把地富反坏分子都列为“王八”。

——是“狗”还是人？毛泽东教导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教育，改造自己，始终要“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了“丧家之犬”、众人喊打的“落水狗”，要夹着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上过大中小学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尾巴”心惊胆战地过日子，永远是狗，才能“夹着尾巴做人。”

——是“狗屎堆”还是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警告和谩骂过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与干部，你们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连人都不是，甚至还不是人屎，而是“狗屎”把人侮辱、轻视、蔑视到极点了。

笔者曾经撰文批评过于幼军、韩正等人的假学歷，他们还是地方诸候，现在想不到连中央大员都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玩起这一套来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里出了两个「博士」，习近平「法学博士」和李克强「经济学博士」，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里还有刘延东、李源潮两个「法学博士」和薄熙来「文科硕士」、汪洋「在职硕士」……。毛泽东时代以「大老粗」为荣，如果读者看过文化大革命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韩爱晶的「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五个半小时谈话实录」，一定会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江青是小学毕业，读了六年。」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毛泽东说：「林彪只读过中学，还不算知识分子，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毛问黄永胜唸过几年书？黄永胜答：一年半。毛问温玉成读过几年书？温答：三年。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麼点学问，都当总参谋长了！」正如共產党老干部李普所说：「那是一个炫耀粗卑和反智的时代。」现在不讲「大老粗」讲「博士」了，表明共產党也开始尊重知识了，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惜还未走上正道，就走向了歪门邪道，甚至走向反面。

李克强於一九七八年文革后恢復高考第一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全日制四年，八二年毕业，这是他的正规学歷，若是以此公布天下，无可非议。问题是他的「北大经济学博士」却是所谓「在职研究生」，据公布说是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就读」的。而在此期间，他於一九九０年任职全国青联副主席、一九九三年起兼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共青团第一书记。试想一下，身兼三个全国性重要职务，两正一副，何来的时间和精力连取两个硕士和博士学位呢？怪不得网站上有人讥笑说：「简直不是人，简直是神！」大会公布的习近平简歷就更令人一头雾水了，只介绍他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眾所周知那是「工农兵学员」。据说文革后中央有文件规定，凡是「工农兵学员」的学歷一律只按大学专科程度处理，也就是说他连大学本科都未够格。他是什麼时候入读硕士课程？什麼时候入读博士课程？什麼时候取得学位资格的？一概欠奉。有大陆传媒透露他是一九九八年至二００二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二者有何相干？简直莫名其妙！)而在此期间，他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主政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日理万机，又远离北京千里之外，既非面授又非函授，却能连取两个学位如探囊取物，这就连神都不是，简直是仙了！当中的真假，相信全国人民心知肚明，世界舆论也只有摇头嘆息。李源潮也不遑多让，在共青团中央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任上，也连取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硕士、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两个学位，令人嘆为观止。其他刘延东、薄熙来、汪洋等莫不如是，中共领导核心的知识化、学位化真是说化就化，立竿见影！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於是地方诸侯争相效尤，各地均以其「领导班子」中有几个博士硕士炫耀，直至穷乡僻壤县乡干部都不甘落后，一个个土头土脑的乡村小官，递上来的咭片都印著「高级xx师」，从政者争先恐后利用职权对假学歷予取予携，从上到下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本应庄重严肃的高等学府也纷纷曲意逢迎，「上下交徵利」，造成了一股令人不齿的社会歪风。笔者在「开放」杂誌07年7月号「世袭权力和官办学歷」一文中曾引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先生的话说：「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所谓“在职研究生”文凭的。他们在入学考试中，不参加研究生统考，学校为他们设置校外单独考试，甚至未经考试，就取得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中，他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祕书代劳。学期考试也往往由祕书代考，甚至不参加考试也可以得到高分。至於毕业论文，则往往是指导教师捉笔代刀。他们在学者面前摆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学者。」

笔者六十年代也曾经在上海一家有名的大学就读，那时虽然政治运动频繁，但是学制较长，基础教育尚算严谨。因此大会公布的中共核心中第四代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贺国强和周永康等六十年代大学本科学歷较为可信；而第五代中的上述几位八九十年代「在职研究生」毕业的政治新星的学歷，就水分太多了。毛泽东自称「绿林大学」毕业，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也不敢号称「法国留学生」，以知羞识耻之心而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现时的中共已经腐败和堕落到公然对全世界撒谎而面不红心不跳的地步，连最高领导人的学歷都可以造假，还有什麼不可以造假呢？如果中共十七大公布中央领导人学歷的时候慎重一些，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的业餘学歷只作内部参考，不作正式文件公布，还不至於成为民间笑话，不至於在世界舆论面前丢丑。可惜胡锦涛连这一点最起码的政治智慧都没有，祇是一味的和稀泥，将十三亿中国人都视作阿斗，可以任意胡弄，以为随便怎麼说，人民大眾都不敢吱声，其实是成了全世界的笑柄，无异自取其辱。

中共不是尊孔，提倡儒学吗？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自身行为端正，不用发布命令也行得通；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信从。)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失，好像日蚀月蚀，有了过失，人人都看得见；改正过失，老百姓才会敬仰。)希望中共领导核心知错能改，保留最起码的诚信和人格。须知一个政权能否维持，取信於民极为重要，如果竟然毫无羞耻感地向全国人民撒谎，道德底线荡然无存，那麼他离垮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写於6/11/07纽约)

只要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只要是专制制度，就是先天诞生“污书灵”们这样的书籍检查官的温床。四九年后各种各样的禁书可谓层出不穷，所谓政治反 动的书籍不说，单是世界文学名着的内部禁阅（文革时的非开架书目），以及内部印刷这样的提法，都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题目，可写成一部内容非常详实的《四九年 后中国禁书史》。因为四九年后的许多灾难，都与言论新闻出版不自由有深刻的关联，与对民众的信息封锁有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言论 新闻出版自由，其它自由就会是空中楼阁。

中共官方之重视出版之禁令，不是从他们得鼎后才开始，毛泽东早在1939年1月22日写过《不要轻率 出版》一文，这是他写给周扬的信。是有关他们两位办公室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所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要如何把关，要如何注意宣传的话。“因关系边区 对外宣传甚大（此句除”因“皆有着重点——冉注），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8页）。关系甚大，当然要做假，要有利于中 共，至于是不是真的“实录”则不重要了。专制政体决定他们以垄断和封锁诸种信息，包括扼杀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为要务，因为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涉及到整个社会的 言论批评空间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垄断和封锁信息就是斩断你的利益诉求，愚弄你让你甘当他的役使者。

四九年前的民国禁书有人在研究，但似乎也 没有一本《民国禁书史》诞生，更不用说《中共禁书史》。如果能出这两种书，并把他们加以比较的话，可以看出其禁的广度与力度的区别，这些都是认真研究二十 世纪中国出版与言论自由史之必须。而研究这样的历史，必须从他们所出版的“文献”及相关资料出发，以及处理各书的细节着手，才能使禁书之过程与历史，得以 大体恢复，历史由此鲜活而生动。《出版总署关于查禁书刊的规定》是《出版工作文献选编》中所存的第一篇由出版总署发出的禁书令，当时新朝得鼎时间甚短，事 多无暇，仍不忘消灭不同的声音，他们可谓“深谋远虑”。以后我得便会再对一些有关出版新闻言论自由的条款做些具体评价，敬请同好者垂注。

2007年11月27日8：48于成都

出版总署关于查禁书刊的规定

1951年11月26日 图字第862号

查禁书刊过去没有统一的制度。最近书刊审读工作各地都在逐步加强，对于政治上反动及有严重错误的书刊，各地往往自行禁售，既没有报请总署批准，也没有通 知其他地区采取共同行动。由于各地区在禁售书刊中的标准与行动不能完全统一，致使甲地区已禁售的书刊，乙地区仍在流行。兹特规定：今后禁售书刊必须经本署 批准。但对于政治上反动及有严重错误的书刊，在未经本署批准禁售前，各地可先行封存

主送：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出版局），华北五省、二市新闻出版处，东北人民政府出版局，各区辖省、市新闻出版处（室）、文教厅（处），内蒙古自治人民政府出版局

我与包遵信初无交往，但对他在八十年代为传播现代文化所作的贡献，和八九民主运动高潮时挺身而出，为使学生免于流血而奔走呼号的壮举，一直深怀敬慕。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他出狱之后，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聚会时，只是向他表示问候，没有深谈，后来听说他因中风带来后遗症，很感惋惜。直到最近一两年，经由张显扬联络，多次与他同桌共餐，见他步履蹒跚，谈吐迟缓，说起再也不能写文章了，不觉相对黯然。在依旧敬仰的同时，又不禁产生英雄迟暮的悲凉凄壮之感。获知他去世的消息，倍感心酸。

金观涛在悼念包遵信的文章里谈到，中国的八十年代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个启蒙时代。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民主与专制短兵相接，光明与黑暗激烈冲撞。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囚笼里摆脱出来的中国人民，回顾着已经逝去的噩梦，迷茫地展望着未来。就在这个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关头，解放和启蒙的思潮应运而起。与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小商小贩渐趋活跃的同时，思想文化界也从冬眠里苏醒过来：伤痕文学，讨论真理标准，街头民主论坛，理论务虚会，人们的思想解冻了，精神世界活跃起来了；真理启蒙的光辉闪烁着，照亮了被党文化覆盖已久的大地。人们或是欢天喜地、或是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思想解放的新形势。

风起云涌的思想启蒙运动，不能不震撼专制极权的体制，触犯权势集团的利益。于是，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扼杀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西单墙一类的街头民主论坛遭到取缔，真理标准的讨论被纳入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但是，思想解放的洪流是不可遏止的，在直接冲击政治制度的探讨遭到阻遏后，它的流向便转到文化领域。虽然文化专制主义者不断祭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进行拦截、封锁、摧残，很多具有启蒙意义的精神产品，受到无理的批判和禁止，但介绍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着作，却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以远远超过五四时期的规模和速度，广泛而深入地普及于知识界。对于因文革中的“破四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传统文化，也经由中国文化书院等民间文化机构的一系列活动，而出现复兴的气象。特别是198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的文化方针后，更使思想解放的闸门洞开。在思想启蒙的直接影响下，1986年和1989年先后出现了民主运动的高潮。1989年夏，专制势力悍然出动军队，血洗长街，把民主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同时也就打断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

八十年代将作为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年代而载入史册。虽然每次解放和启蒙都往往以被专制主义压倒而告终，但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里，不能不留下思想启蒙和解放的印记。为启蒙和思想解放作出贡献与牺牲的仁人志士，以他们的光辉业绩，把自己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光荣榜上。

包遵信正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健将。他参与主编的《读书》杂志和他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思想，反思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给当代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哺育了刚从黑暗的文革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有力地冲击了党文化的思想禁锢。于浩成在悼词里说他是“我国现代启蒙运动的一位先知和导师”，笑蜀的悼念文章称“他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都是准确中肯的评语。他的思想和业绩，不仅影响了青年一代，而且对与他同时代的老人，也是有力的激励。

随着1989年的血腥镇压，专制压倒了民主，蒙昧取代了启蒙（注）。十八年来，虽然经济迅速发展，启蒙的火花不绝如缕，在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亮点，但整个社会腐败加剧，道德沦丧，专制肆虐，权势横行，贫富两极分化，追名逐利成风。经济和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不协调，已经形成为沉重的病灶，专制极权的统治格局和新的阶级分野，使社会随时有爆发严重危机甚至暴力革命的危险。时代需要解放思想，开启蒙昧，把社会安放在全面改革和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对应时代的呼求，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正在隐然兴起。它是八十年代末期被中断的启蒙运动的继续，但又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正在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继大量工业产品不断进入全球市场之后，资本也在陆续投入世界各地；与各国优秀文化不断冲击我国社会相对应，众多领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迅速走向世界。这个趋势迫使我们必须抛弃专制，摆脱蒙昧，加快民主化，才能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平等的成员，阔步前进。社会的这个剧烈转变需要新启蒙运动，它是促进这一转变的强大动力。

其次，十八年的社会畸型发展，给人民带来深深的困惑，人们普遍不满足于、甚至不相信官方的舆论导向所提供的信息、理论和文化产品，再也不能忍受继续生活在虚伪、片面的文化环境里，迫切希望了解历史真相，探求科学真理。最近，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汪兆钧和安徽嘉禾食品公司董事长郑邦柱先后发表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提出他们对中国前途与政策取向的意见和建议。这个新动向，体现了企业家阶层的政治觉醒，从中可以看出各阶层人民对祖国前途的关切和民族命运的期待。这个来自民间的新动向，为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因素。

再次，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识之士，起而接续八十年代的启蒙传统，即使是在启蒙被枪炮压倒之后，仍然通过创办报刊、网站等形式，坚持启蒙宣传。他们或致力于研究、介绍西方现代思想，或搜集资料披露历史事实，或探讨深化改革的理论与途径。一个网站和报刊被封闭，就另开辟一个；境内不能出版，就拿到香港或国外去。从而，争得了虽然十分有限却十分可贵的新闻出版自由，为开展新启蒙运动做了可靠的准备。

又次，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反映了被压迫、被剥夺群众的觉醒。为了维护被剥夺的权利，他们奋起抗争，直接地冲击着贪官恶吏和豪强黑社会藉以肆行压迫的专制体制。他们呼求着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渴望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这个趋势，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实践的依据和理论的来源。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为新启
蒙运动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新启蒙运动培育了一代以至几代的积极分子。尽管文化专制主义千方百计地堵塞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渠道，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联网的科学性能使它始终成为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扞卫者。披沙沥金，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互联网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时代。互联网是民主革命的强大武器，它对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可以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

时代在呼唤新启蒙运动，同时又提供了比八十年代更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开展的新启蒙运动，将帮助人们从世界文明成果和我国自身的历史经验里吸取知识，树立崇高的理念，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彻底决裂。中华民族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更高的历史境界。积极投入新启蒙运动，努力推进新启蒙运动，把包遵信等人参与开创的新启蒙运动接续下来，推进新启蒙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志士仁人的责任所在，我们理应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光荣的任务。这是悼念包遵信给我的最大的启示。

注：蒙昧的最大例证，无过于所谓“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既缺乏理论的严整性，又没有实践的

依据，却居然被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写进党章、宪法；举凡会议文件、报刊文章述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无不归功于它；有的地方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它的机构。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呜呼！蒙昧主义，莫此为甚。

然而，这种“有腐败、无举报”现象，难道不正折射出举报人反复多次举报却被掩盖或无人理睬的无奈与举报人身份被暴露后受到打击报复的“举报困境”吗？最着名的例证就是上海的郑恩宠律师。他在03年接受约五百名上海静安区东八块地段被强迁居民委托，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官商勾结，非法取得土地的上海官产腐败。同年郑恩宠被逮捕，其后被打击报复以“为境外非法提供秘密罪”判刑 3年。他刑满出狱后，上海官方担心他继续检举举报腐败问题，一直对它采取非法软禁手段。郑恩宠曾在《一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生活思想小结》一文中谈到 ：二00三年上半年，本人揭露了上海首富——周正毅犯罪集团，因而被陈良宇们枉判三年有期徒刑。在二00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作为被告本人曾三次：“批评了黄菊同志、陈良宇同志、韩正同志包庇周正毅的种种行为”。最近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郑恩宠周日再被公安强行传唤 7个多小时，其间还实施暴力威胁，估计与周正毅案即将宣判，众多海外媒体约访郑恩宠，以及上海访民控告高级官员腐败有关。郑恩宠曾对记者说：上海官方“不仅推周正毅的责任，也是把陈良与韩正的责任都推掉了，在陈良宇在位到韩正主持上海工作期间，上海所有的媒体舆论都是东八块从来没给过周正毅。”他说：“我的事情严格来说，涉及到上海帮今后的前途问题。十七大要召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物，因为我在十多年时间，涉及到他深层次的问题。” 郑恩宠表示，本人受理上海五百起征地、拆迁行政案，有些直指“黄菊工程”“陈良宇工程”“韩正工程”，打乱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揭露了他们政治骗子、经济骗子的面目。目前上海当局把他当作头号政治敌人，通过打压他，转移党内矛盾。由此可见，陈良宇的问题不是无人举报，而是多人多次举报过，为什么早不彻查？

在中国当然也存在许多人因害怕打击报复，特别是官场内部一些知情干部，大多慑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担心透露实情受迫害，不敢说真话。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涉嫌受贿高达3000余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湖南省纪委此前曾三次对曾锦春实施调查，但每次都不了了之，曾锦春甚至利用手中掌有的“双轨”权力排斥，打击报复检举人，因此被称为“扳不倒的书记”，还有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十五届、十六届中纪委委员王唯众贪污腐败，假公济私，陷害在打黑中知道他丑行的公安民警。

当前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一句民谚：“检举领导，官位难保。”形象地反映社会腐败环境的困扰。《珠江时报》曾有文章揭露：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五马镇党委副书记李宝坤因在镇党政扩大会议研究计划生育专项清理问题时，对尚未核实情况的所谓清理户上报持反对意见，认为是造假行为。该镇党委委员黄某公然对李进行殴打。主持会议的镇党委书记朱某对此采取放纵态度，致李宝坤当场被打成轻伤。在官权如此疯狂陷害、打击监督揭发当事人的现实面前，上海社保资金案“有腐败、无举报”之说本身就值得怀疑。

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洛德。艾克顿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一条定律。因此，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有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即腐败的可能。权力所能换取的利益越多，即权力的含金量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解决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在一些主要部门设立了监察机构，并大张旗鼓地鼓励雇员检举揭发本部门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和非法行为。1989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检举者保护法案》，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将检举人保护问题确立下来，此外还制定了十几个辅助性保护措施，以保护检举人免遭报复。《检举者保护法案》规定，只要揭发人提供的信息 “自认为能够证明检举的违反法律、法规、条例的行为以及重大的管理失误、巨额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可能对公共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的行为存在”，就可获得该法的保护。

然而，在中国，检举者的权益至今都毫无保障。眼下社会政治改革缺位，制度不民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批判，堵截上访，舆论不能监督，干部不敢监督，群众无权监督，这就是造成中国官府腐败与“举报困境”的根本原因。

文革方兴未艾之际，听传达“最高指示”，那是《毛泽东同志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1966）》。我以最最崇敬的心情聆听。开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已感到出语不凡。而另一句话则让我心中一颤：“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心中暗想：“违心”不就是假话欺人吗？但我比智化的弟子聪明，这个问题我连第一次也不问！

毛泽东提到他违心说话、违心做事时，打了两个烟幕弹。一个是平生第一次，一个是形势使然（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是假中套假了。自从他夺得中共头把金交椅以来，他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运动，哪一次不是以他为校长开办的“谎言训练大学”？

中共才女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以亲身经历描绘了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情景。她告诉我们：那是一次荒唐的运动，人人过关，个个被怀疑是“特务”。有人编一套驴唇不对马嘴的特务史方才过关，有人不肯说谎，就被逼得自杀。她和丈夫杨述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一轮地狱折磨。韦君宜说：“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看，毛泽东这位“谎言训练大学”的校长，干得多么卓有成效！

中共大陆执政后，用真刀真枪推行的第一大谎言是“抗美援朝运动”。

史料已经证明，韩战纯属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三个独裁者共同参与的企图并吞南韩的侵略战争，却被中共慌称为“保家卫国”之战。至今《打击侵略者》这部颠倒黑白的影碟，还不难找到。战争开始，金日成、斯大林并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们不希望多一个分赃者。等到金日成被麦克阿瑟逼到靠近中朝边境的山洞里，这才找老毛。毛泽东拍板出兵，从古书里找了一句“唇亡而齿寒，户破而堂危”作为理由，先做“仇美、蔑美”的思想灌输，接着搞“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我当时纳闷：“苏联老大哥”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首，又是军事强国，为什么为金日成使用的武器，要让中国穷人出钱？——多亏我比智化的徒弟多了个心眼，把这个第一次提问权自动放弃啦！

在“中国人民不能置之不理”的誓言下，几十万壮年的血肉之躯“跨过鸭绿江”，为金氏家族当炮灰。一个豫剧演员用肉嗓子换来一架“香玉号”战斗机，作家巴金钻进掩蔽部写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老舍写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我在《毛选》中读到那段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论述，感到十分精彩，而这回正是毛泽东把非正义战争硬说成了正义战争。抛开死了多少人和扶植了遗祸无穷的流氓政权不提，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被污染——知情权和求实精神被扫荡殆尽，大家都成了中共假话的跟屁虫！

笔者于1971年在石家庄一中任职，八月份还紧张地组织学生做花环、练队形，准备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九月份的一天，突然传达毛主席指示：国庆节活动停止。理由是节省国家开支。这是毛泽东的又一次假话。几天后明白了，真实原因是他的副统帅林彪，被他逼得出逃，在只离国庆日17天时摔死在温都尔汗。若举行庆祝会，天安门城楼上少了被中国人天天祝愿“永远健康”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岂不造成内斗大露馅、国际大震惊？

在接下来的批林运动中，得知了林彪的两句名言：一句是：“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另一句是：“谁说真话谁完蛋！”两句话从正反两方面扣得严丝合缝，道破毛泽东的夺权史，也为中共对待民众的态度做了定格，放入历史相册，更为后来几代的独裁政权继承人，留下货真价实的传家法宝。君如不信，就请看看天安门城楼上至今供人仰视的假话导师的画像，就请看看至今营业的天安门广场南端厅堂里谎言舵手的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