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鹏程:自由让上帝走开——兼论美国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有幸的是,美国政府不支持偏见,不助长迫害”,这个社会永远是自由当道而非专制横行。

美国是一个深受信仰感召的国度,其国民极富宗教情怀,民意调查显示高达90%的美国民众声称自己信仰上帝(God)。然而当问及上帝为谁时,却众说纷纭,耶稣、如来、阿拉……各色答案,不一而足。事实上,美国作为人类历史最独特的一个国家,其人民来自全球各地,世上的宗教在美国几乎都有追随者,诸如魔鬼派、耶稣颓废派、人民圣殿教之类的冷门教派亦不乏信众。美国宗教派别(Sect)之多令人咋舌,2006年的统计说,美国较大的宗教派别有250个,地方性教会团体22.2万。此外还有60年代后新兴的教派3000个,信徒300万。

传统宗教中新教的追随者最众,信徒超百万的新教派别就有浸礼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等,另有17个新教派别宣称自己拥有50万信徒。天主教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它有32个大主教区,130个主教区,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都是超300万人的教区,而纽约、底特律、费城也有逾百万信徒。此外,美国还有600万犹太教徒,400万摩门教徒,300万东正教徒(分属俄罗斯正教会、希腊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阿尔巴尼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和乌克兰正教会等)。佛教徒和穆斯林也达百余万。

美国的教会形形色色有千万家,祈祷场所各有特色,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所信乃无二的真神,本派的教义唯一正确。旅居美国,不得不有如履薄冰之感——在这个国家沦为“邪教徒”的机率无疑相当高——“真神”毕竟只有一个,其它的自然都是靠谬论蛊惑人心的“邪灵”。要从数千个教派中寻出这唯一正确的跟随,着实不易。我辈心智略有不坚者,一不留神,就可能认错神、入错教。

但庆幸的是,宗教宽容的精神已深入美国社会,本质上具有排他性的各种宗教在新大陆上最终实现了和平共生,而促成并保障这一切的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在其哺育下延绵两百年的民权传统。

一、奠基自由

美国立国之初,持不同信仰的移民纷至沓来。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新英格兰大部份地区独尊清教,那些在故土饱受迫害的清教徒,现在竟毫不留情地排挤和迫害其它教派。“旧世界的做法被移植到美洲并疯狂成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借助政府的支持,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新教徒迫害天主教徒,一些新教派迫害另一些新教派,受某种信仰影响的天主教徒迫害其它天主教徒,所有这些教派间或还不时迫害犹太教徒。……这些做法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使得那些热爱自由的殖民者由震惊而致憎恶”。<注1>

旧欧洲那种“世俗武装力图通过禁止不同信仰来平息宗教不和最终却导致如注的鲜血遍地流淌”的状况永远无法让人释怀。怎样避免此类悲剧在美洲重演?“认为自己的信念和思考方式是唯一的真实且永远正确,并试图仗势强加于他人,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历经全部历史时期。” <注2>新生的美利坚如何才能走出困扰人类历史的治乱循环?

美国的缔造者们相信个体充份实践自己的观念与信仰是缔造并维系有生气的民主社会所必须。他们认为不仅是政府的反对,而且政府的扶助和支持,也会毁损宗教和宗教自由。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此大声疾呼,“宗教乃个人与神之间的私事,政府及他人皆不得过问”。他强调,“我从不宣示本教或评说他人之宗教,我也从不试图改变他人信仰……因为信仰须以生命而非语言解读”。为保证政治不干涉宗教,也保护政府免受宗教干预,制宪先贤们主张摒弃欧洲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转而借助于法律对不同宗教价值观(包括无神论)信仰者的平等公民权的保障来促成多元化的社会。

颁布于1786的《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是美国宗教自由的纲领性文件,它郑重宣告:“如果政府将它的权力延伸到信仰领域,如果它假定某些宗教有坏的倾向并限制人民信从或传布,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它会拿个人的见解作判断的准绳,对他人的思想,只看与自己是否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由此,全部的宗教自由将被葬送。这样的法令,永远是对自然权利的侵犯”。

紧随其后的是1791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尽管只有寥寥数言——“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教或禁止民众的自由信仰”——但它却是美国宗教自由的基石。从法理上来看,这一条文包括禁设国教(the Anti-establishment Clause)和自由信仰(the Free Exercise Clause)两部分。前者约束政府不得介入宗教,后者保障民众自主追随信仰。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对宪法的宗教自由原则有进一步的解读,“州或联邦政府均不得设立国教;也不得制定法律扶持或偏袒某个宗教;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信或不信某一宗教,去或不去教堂;任何人不能因其宗教信仰或不信仰而受处罚。无论数额多少、名目为何,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可为宗教活动或机构征税。政府不得公开或秘密参与任何宗教组织或团体的事务”。<注3>

二、让恺撒的归恺撒

《第一修正案》试图“在政治和宗教间筑起一堵隔离之墙”(the constitutional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使个人和团体都可自由追随信仰,不受政府约束,也免于其它教派的压力。然而,通向这个理想境界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独立革命后的相当时间,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它有悖于“主流”的群体常常成为被猜疑对象。

在马里兰州,犹太信徒被禁止担任公职。州议员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为犹太人的政治权利而抗争。他在议会发表演说,“先生们, 我只担心一个反对势力,那就是偏见。偏见与我们如此亲近,形影不离,我们都曾感受过政治偏见的力量,但宗教的偏见更为强烈,更贴近我们;它跟随我们一生,至死不肯散去。……我所在的选区没有犹太人,这个世界上我也不认识任何犹太人。美国的犹太人很少,马里兰州的犹太人很少,但只要有一个犹太人,他就必须得到公正对待”。<注4>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1826年的《犹太人平权法案》(The “Jew Bill”)。法案通过时,马里兰全州只有不到150个犹太人,法案的发起者托马斯·肯尼迪终其一生也没有结识过他们中的任何一员,但托马斯无法容忍的是不同信仰者遭受歧视的社会不公,胸中的正义感激荡着他,驱使他为之奋斗。

当时颇有影响的《尼尔斯记事报》(Niles Register)就此评述道,“现在,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一面阔谈民主自由,一面就个人信仰这等重要的事务否认他人的权利,有违于这个时代的常理”。

然而,尽管信仰歧视在美洲大陆已丧失其合法性,宗教自由的践行却仍非一蹴而就。

20世纪上半页,美国出现了一段反天主教的高潮时期,以致于天主教徒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1960年竞选总统时不得不将消除宗教偏见作为自己胜选的第一要务。他请求在一个南方浸礼教(Baptist)牧师大会上发言,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美国还不曾有过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但我信仰什么宗教并不重要,这只是与我个人相关的私事。真正重要的是我信仰什么样的美国”。肯尼迪强调,“我信仰一个宗教宽容的美国——在这个国家,所有人和所有宗教受到平等对待;在这个国家,每个人有同样的权利选择去或者不去教堂;在这个国家,任何人不会因其宗教信仰而被拒绝担任公职;在这个国家,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谋求把它的意志直接或间接地强加于民众或强加于任何民选官员;在这个国家,宗教自由是如此不可分割,以至侵害一个人的信仰就是侵害所有人的信仰——今天,怀疑的矛头指向一位天主教徒,明天或许就会指向犹太教徒(Jew),指向贵格会教徒(Quaker),指向唯一教徒(Unitarian)或者浸礼会教徒(Baptist)。今天可能我是受害者,明天或许就轮到你。最终,我们的社会在巨大的国家危难下轰然崩溃”。针对当选后他将服从罗马教皇的猜忌,肯尼迪表示“在公共事务上我不代表我的教会──教会也不代表我。我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位总统:他的宗教信仰完全属于他个人,既不由国家强施于他,也不被作为他担任总统公职的条件。他不会在履行总统职责时受到宗教誓言、仪规或义务的限制或影响。这就是我所信仰的美国,它也代表着我对总统职权的信念——一项崇高的职责,既不可沦为任何宗教团体的工具,也不会因排斥某一宗教成员而蒙羞”。<注5>

三、自由让上帝走开

诚如肯尼迪所言,任何宗教威权或宗教强迫主义,都是剥夺人自由与选择权利的罪恶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社会全体的苦难。而真正的信仰应当来自忠实教徒自由自愿的选择,对个人良知的保护无疑将促进这种选择,进而有利于宗教自身的发展。

传统上,全美各地的学校都以某种仪式开始新的一天。仪式因各州法律、地方习俗不同而各异,如作国旗效忠宣誓、朗诵简短的祈祷文、唱国歌、读《圣经》等。在纽约,州政府专门制定了“无教派色彩”(Non-denominational)的祷文并建议该州公立学校采用。祈祷文全文如下:“全能的神,我们仰赖你,祈求你赐福于我们、我们的父母、老师和国家。”(Almighty God, We acknowledge our dependence upon Thee, and we beg Thy blessings upon us,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and our Country.)

一些家长对这种要求学生诵读祈祷的做法感到不安并走上法庭。家长们认为,当局设定的祈祷文旨在宣扬基督教教义,侵害了非基督教家庭孩子们的信仰自由权,混淆了他们的思想,危及学童的身心健康,也背弃了宪法所界定的宗教自由。校方则辩解称,祈祷的本意是在犯罪率不断攀升的状况下,加强学生的道德教化;祈祷并非强制性的要求,不愿祈祷的学生可以保持沉默;祈祷文为大多数宗教采用的中立化语句,并无推崇基督教之意。纽约州的初审和上诉法院都认同学校的观点。

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62年最高法院就恩格尔诉维塔莱案(Engel v. Vitale)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大法官们认为“无论政府设定的祷文在措词上如何中立,祈祷在所有意义上都归属宗教行为。政府鼓励祷告,就是在扶植一种它所支持的宗教活动。即便没有证据显示有强迫祷告的现象,即便祷告没有促进任何一个特定教派的利益。仅推广祈祷该行为本身,就表明政府实质上干预了宗教事务,这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禁设国教条款’的公然违背”。法院并指出,鉴于学生在心智和道德方面尚未成熟,他们不自觉或被迫地参与某些宗教活动,极可能影响其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后果不堪设想。大法官布莱克在裁决书中写道,“政府介入信仰与宗教迫害总是形影相随。一旦政府的权势和财力被用来支持某一宗教,其它宗教将因此感受到官方认可的主流信仰的压力。政府和宗教的结盟既摧毁了政府,也削弱了宗教”。<注6>

恩格尔案的裁决结果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巨大争议。一时间,“法院判上帝非法”成为众多媒体的显赫标题。全美最有影响的天主教周刊《亚美利加》(America)猛烈抨击这份“对上帝彻头彻尾不敬的黑色星期一判决”。新教福音派牧师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悲呼,“上帝,请怜悯我们的国家吧,我们再不能向您求助了”。一些激进者更批评法院“将黑人塞进学校,接着又把上帝抛到九霄云外”,大法官们被视作“刻意地阴谋以唯物论替代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意图“摧残美国人的灵魂”。

但事实是,大法官们与很多普通民众一样,也认同祷告为美国自然历史传统。他们并不反对祈祷,一些法官甚至本人就是虔诚的信徒,如代表法院书写裁决书的布莱克大法官就曾在教会教授主日学课20余年。

法官们敬爱上帝,但他们更忠诚于宪法。他们相信,宗教自由和社会多元是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奥康纳(Sandra O’Connor)大法官指出,“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不同信仰者不应被视作社会下等成员而得到宽容;相反,他们是作为美国独特文化风貌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受到珍视”。法官们强调宗教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多数,更在于保护少数。霍姆斯(Oliver Holmes)大法官进一步解释说,“《第一修正案》明确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不是我们赞同的言论,而是针对我们所憎恶的言论。宗教自由亦然。保护一名不同信仰者,也许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但这是开国先贤们声明他们愿为宗教自由所付的代价”。

是的,宗教自由需要代价,社会繁荣也需要代价——这代价就是宽容。宽容不同的言论,宽容不同的信仰,宽容不同的理念——这是美利坚愿意承担的代价,也是它健康发展的基石。回顾两百年来美国宗教自由的历程,我们不得不感佩制宪先贤们的远见卓识。因为他们,今天的美国社会才得享充分的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

恩格尔案的裁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明确了宗教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定位。恩格尔案后四十余年来,美国主流的司法理念渐趋保守,但最高法院在坚守政教分离原则方面,立场始终如一。1963年和1968年,最高法院分别裁定宾西法尼亚州和阿肯色州要求学生诵读圣经及不允许讲授进化论的做法违宪。<注7>1971年,向教会学校提供教材和薪金支持的宾州法律被撤销。<注8>1985年,鼓励学生冥思祈祷的“静思时间”遭废除。<注9>1992年,毕业典礼上邀请牧师带领祷告又被宣告违宪。<注10>

毋庸讳言,在美国宪政发展的历程上,最高法院始终扮演着宗教自由守护者的角色。法官们明白,他们致力于构筑的围墙是隔离尘世与神灵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知道,只有上帝远离了凡间,地上才有真正的自由。

220年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自豪地宣告,“美国的宪政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胆实验——这是依照‘简单的自然法则’(Simple Principles of Nature)建立在人民权利基础上的国家——它不依赖任何奇迹或神迹而存在,它把人们从阴谋、迷信、欺诈和伪善中唤醒,它使美利坚有机会向世界证明,构筑在理性和良知而非宗教热忱基础上的政权将引领人类进入新的时代”。<注11>

然而应该指出,信仰自由和人民民主从来不是一件成品。200年的历程,美利坚也曾走过灰暗和迷惘,也有对民权的压制,即便今天,宗教偏见和社会歧视也依然存在,但“有幸的是,美国政府不支持偏见,不助长迫害”,这个社会永远是自由当道而非专制横行。仰赖健康的机制和自由的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继续前行在构建更完善联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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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见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330 U.S. 1 (1947) 。
<注2>参见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 (1786)。
<注3>同注1。
<注4>参见Civil and Religious Privileges (Baltimore), 1823。
<注5>参见John F. Kenned, Address to the 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
<注6>参见Engel v. Vitale, 370 U.S. 421 (1962) 。
<注7>参见A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Schempp, 374 U.S. 203 (1963) 及Epperson v. Arkansas, 393 U.S. 97 (1968) 。
<注8>参见Lemon v. Kurtzman, 403 U.S. 602 (1971) 。
<注9>参见Wallace v. Jaffree, 472 U.S. 38 (1985) 。
<注10>参见Lee v. Weisman, 505 U.S. 577 (1992) 。
<注11>参见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8。

杜导斌:距离九十公里

 

我与孩子之间,相隔只有九十公里,但这区区九十公里, 对于我们却天堑般难以逾越。


蹲号子最难受的事是寂寞,为了赶走寂寞,同号的人们经常聊天。什么事都聊,有一次聊到我刚进来时的表现。他们说:”刚进来的头两天都还好,一倒头就拖鼾。从第三个晚上起,睡得就少了。睡得晚,在铺上不停地翻身。醒得也早。”

他们说的是事实!头两天里,我觉得自己没有弱点,心气壮得很。第三天想起孩子,突然意识到,料想中存在一个极大的漏洞,以前的所有想法,居然没有顾及他。审 讯按十年左右的刑期在进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五年;首要分子,五年以上;勾结国外,从重;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国家机密,再加五年。所有这些,当然全是子虚乌有。但我非常清楚,咱们党可是号称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弄个把冤案,还不是小菜 一碟?四九年后创造的冤狱可太多了,大到我们一家文革中的不幸,小到”国家主席”含冤而死。当黑夜的寒意透过高高的铁窗袭来时,我仿佛看到一排铁栅栏横在我们父子之间,自己与孩子相向而泣;仿佛看到失去父亲指引的孩子被流氓们挟持变坏,成天吊儿郎当地在街头鬼混……
大约是进去后的第六天,审讯临近结束,对方问:”有什么想法没有?”
“想孩子!”进来前研究过审讯心理学,以为面对迫害,我完全能从容不迫地应,可眼下再也抑制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在秘密警察们面前,三个字夺口而出。

记忆中似乎从没有与孩子有过长达一周的分别。每天号子外走廊上送饭车轮滚动的声音传来时,也正是以前等待孩子平安归来的时刻。桌上饭菜摆好了,就等着他。楼 道里传来的每一个脚步声,还在一楼时,耳朵就会自动鉴别一番。”蹬蹬蹬!”两三个台阶一步直往上冲的声音,才是他的。如果过半个小时还没这声音,我就要换上鞋,到院子大门口引颈张望。盼不到,就得沿他回家的线路一路逆找过去。从小学回家,有一公里多远,”之”字形四条街,其中三条街是车辆往来密集 的主干道。

孩子成了我的弱点,软肋。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个软肋时,对方肯定也发现了。关到我所在号子里的犯罪嫌疑人,老的送走后,新进来的全换作了少年犯。有十四岁的,十五岁的,也就与我孩子差不多大小。说是给我带一带,避免在别的号子里给带坏了。与这些少年犯朝夕相处,加剧了我对孩子的牵挂。一天,看守把我提出去,神情友好地塞给我一个小长方形纸包。叮嘱道:”知道你想孩子,我特意让你家属带来两张照片。这可是违规的!保管好,不要被发现了。”打开后 是两张孩子的照片。刹那间泪腺不听指挥,一下子就让泪水冲破了防线。

照片成为泪泉,每次打开,不争气的泪就会涌出来。终于会过神来,这一切应该都是有意安排的,不然的话,不会违规把照片给我。醒悟过来后,就尽量不再去看它们。把照片夹在书中,书摆放在进门角落的地上,从通铺上下地一步就能拿到。想孩子时,忍着不下铺,就扫一眼那摞书。 不看照片,孩子照样能鲜活地浮现于眼前。孩子生出来时感觉非常丑,一个红肉团,脸上皱巴巴的,因为用了吸引器的原因,脑袋特别长。开始时几乎就是个垃圾制造 厂,这头”喜头”啦鸡汤啦喂进去,那头屎呀尿呀的就出来了。白天好说,有人帮忙招呼,晚上可就苦了我。睡得好好的,腰上忽然被踹上一脚,”快点快点,端 尿!”端完尿,刚嗑上眼,又被”哇哇哇”的哭声吵醒了。

就这么一个什么事都不晓得的肉团,不知什么时候起竟让人喜欢上了。有事没事的,就一起到处转悠。开始是抱在胸前,然后是让骑在头上,再往后是小手牵大手,再再往后就是肩并肩。开始是他任意横穿马路被我阻拦,后来有时候我想抄近路反被拉住:”走斑马线!乖孩子都走斑马线!”我成了不乖的孩子了。

六四之后,我对这个世界看不清,干脆把精力全投到孩子身上。投入自然会有回报,与我和父亲极少答话的关系完全相反,孩子与我有说不完的话。孩子成绩好,长得 也讨人喜欢。四年级时,有个清晨送他上学的路上,父子俩照例肩并肩边走边聊,孩子跟我说:”有个女同学通过别人问我:你是不是喜欢谁谁谁呀?爸爸,你说, 我该么样回答?”

“你喜不喜欢她呢?”

“喜欢!她长得蛮漂亮的,成绩也好。”

“那不就得了,直接了当地跟她说呀,喜欢她!”

“这……怪难为情的。”

“喜欢她,直接告诉对方,对方肯定会高兴。让人高兴的事,为什么不做呢?只有当你不喜欢她的时候,才不要告诉她,因为对方会不高兴的。让人不高兴的事,才不应该做。”

孩子点头认可了我的话。几天后孩子对我说:”我按你说的跟她说了。”

“好孩子!你很勇敢!你们是同学,也仅仅只是同学。同学之间,不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相互喜欢,是好事。这是学会与人相处的本事。你们这个年 龄,男同学对女同学,女同学对男同学,相互好奇,是正常的。这说明你们心理生理发育健全。不产生好奇心才不正常。爸爸也是从你们这么大过来的,经历过。但是,你们现在主要是学习。知道吗?”
“知道了!”

孩子跟我聊得越多,我越高兴。孩子处于我的精神牵引力之后,就自动远离了那些可能会把他引入歧途的人与事。


对手一直把我的弱点当作弱点,一面劝我:”都这么大了,还搞么事呢?今后把孩子培养出来就不错了。”一面又对另外的人们宣传:”心里只有老婆孩子,能做什么大事?真是条大鱼,还会让他出来?”

反躬自省,我是一个有人类全部局限性的人,能没有弱点吗?但弱点既然已经被自己觉察,还会不会是弱点?他 们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去罢。这天下都是他们的,宪法都能拿来欺骗世界欺骗国人欺骗我。对于喜欢迷信欺骗的人们,能说什么呢?有说什么的必要吗?记得他们的电影里常有些情节,”烈士”高声宣讲道:”共产党人与你们不同,你们是理解不了的。”确实,颠倒伦理的”马教”教育出来的人们,自甘于作工具, 谁能搞得懂呢?有道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当颠倒的伦理将被扶正时,那些习惯于颠倒着看事物的人们,大概也看不惯正常的东西。

当一个人落在一群职业绑架者加骗子的手上,不答应对方的索要,是无法全身而退的。特别是职业绑架者有恃无恐,不必为任何后果担心,想脱身 而不付出代价绝无可能。无论代价是什么。不论这付出多么贵重,都得付出,由自己付出。当付出的东西十分珍贵时,心里自然极为疼痛。想到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明白,孩子对我是最最重要的,做”大鱼”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不是本分,对孩子尽责任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本分所在。一直以来,我所做的其实就是尽本分, 写作、批判现实、”先天下之忧而忧”,也不过是做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也是尽自己的本分。为了孩子不再受我们这一代的苦,为了自由,有些事需要抗争,有些东 西却只能暂时放弃。”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只有暂时放弃某些东西,另一些更关根本的东西才能得到坚守。 总之,出来了。

回到离开了八个半月的家里,略事收拾,已将近放学时分。我躲在门后,静候”蹬蹬蹬!”两三个台阶一步直往上冲的声音打一楼直逼三楼。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那声音来了,直冲三楼!门开去,他问道:
“爸爸回来了?”父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人 在幼年固然离不开父亲理性的牵引,到了少年,父亲坚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同样不可缺少。我对孩子说,你的父亲与你父亲的父亲不同,你的父亲决定像根钢筋,把你的腰撑得直直的,让你走出这个家门面对任何人时,都昂首挺胸。从看守所出来后不久,孩子升到了初中。三年里,中午、下午放学时分到院子门口哨探一番,与他上小学 时没有分毫差别。有时守候是一种焦虑,但我体会更多的是幸福。在我看来,我们父子间并非我施恩养育于他,而是他送温暖幸福予我!

孩子没让我失望,初中毕业后,考上湖北省重点高中。虽然成绩不是很理想,没考上重点高中的重点班,但已经够可以了。这成绩让我欣慰,十多年的 父子相伴看来没有浪费。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些我珍视的东西在他的内在世界扎下根基。当然,孩子是否成人成才,后面的路还得他自己去走。我这作父亲的,充其 量只是在他人生开端时期作个引路人。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省重点高中在武汉市,离应城市九十公里,实行的是全日寄宿制。自从开学后,我不必再为他挑剔的口味烦心,也不必再到院子门口守望,省了不少事。然而,一连几天家里没这家伙的影子晃动,总觉得空落落的。我想去看看他。然 而,能不能去武汉却由不得我作主。”国家”把我这个持不同政见者当作了准敌人。”国家”像传说中的孙悟空,在我周围划下一道圈,我的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制 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外面的朋友不能进来,里面的我也不得出去,哪怕是出去看看自己的孩子。我与孩子之间,相隔只有九十公里,但这区区九十公里, 对于我们却天堑般难以逾越。

好在还有电话。”不必为我担心。我在这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电话那端传来的开朗乐观情绪,正是我杜家的祖传基因!是的,我是乐观的,即使身处冤狱之中,即使身体处于强权的辖制之下,即使自由被”国家”的金箍棒划定在极小的区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到这乐观。我们父子曾经相约,我负责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他则要还我一个负责任的少年和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孩子出去独立生活,开始时有点担心,没有作过多少家务的这小子,会不会臭袜子成堆?没想到,带回来的消息说,白T恤白袜子白鞋他洗得比家里洗的还干净。我放心些了。

然而,跟随在让人放心的消息之后的,却又有些让人放心不下的消息。据班主任说,孩子在课堂上精神一直不大好,有时候上课时间还睡着了;另一个消息 又说,孩子期中考试英语只考了50多分。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孩子的学习或生活中正在成为障碍。是什么呢?对于孩子根本没有形成意识的问题,通过电话是了解 不到的,只有通过大人的经验去察觉,去感知,去分析,才能找到症结。应该去看看他,详细了解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想去看看他,看看遇到某些问题的孩子!”国家”却不让我去!
因为据说若是让我去看孩子,便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川  歌:要使中国变成一个美丽的国度

 

今天看韩国电视连续剧《婚礼》,看到电视的画面很美,其中的城市与乡村都很干净、新美。我没去过韩国,不知道韩国是否真的那么干净、新美?但既然一国电视剧中的景象是那样,实际上的情形可能也差不了多少,毕竟电视剧不能完全在摄影棚中拍成。

现在让我们假设韩国真是如电视剧中所表现的那么干净、新美,对此,我免不了又要大发感慨了。我说过我是喜欢发感慨的人,是一个又酸又臭的文人──这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喜欢用文字方式来进行思想表达的人,而不是说我有多少文化,显然,我无法与那些市面上著作卖得火爆的文化大师们相比。

我又要发什么感慨呢?我的感慨如下:韩国看来是那么美,韩国也是一个东方国家,而且是一个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韩国的国土面积也就与笔者所在的江苏省的面积差不多大),韩国何以会那么干净、那么新美呢?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呢?中国干净吗?中国美吗?结论是中国既不干净,又不新美。除了那些受到保护的自然山水之外,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很脏很丑的国家。我这样说,一定会有人说我不爱国,有意丑化我们的国家,有意在我们的祖国──伟大的中国母亲脸上抹黑。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爱我的中国,我没有有意丑化她的意思。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我的祖国──中国,至多,他(她)对中国的爱与我对中国爱差不多。对于中国,我们爱她,但不能遮隐她的不好,不能不面对现实,否则,无助于改变她,使她变得真正美好。中国不干净、不美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不是笔者的编造。比如,中国的环境卫生做得很差,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总是脏得很,城市大概还好一点。当然各地方也有很大差异。你随便走到中国的哪一个地方,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干净的地方。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干净是要求较高的干净,主要是指一个地方环境保护得好,没有严重的水气等污染,没有生活垃圾等的管理不善,没有个人不良的卫生习惯,而且这个地方的建筑物及其它的人工设施既符合干净卫生的标准,又符合佳美新颖的美学要求等等。中国的哪一个地方可以达到这样的干净要求呢?结论是没有。人们在中国大地上看到的是一个到处可见垃圾、建筑物及其它人工设施不符合卫生与美的要求的现象。

要使中国变成一个美丽的国度,我们应当如何思考与如何做呢?我以为如下的几点是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战略理念必须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现代文明的生活为本,一切以建设中国人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新模式为出发点。现代文明生活的要素首先是环境的干净与新美。必须扔弃那些华而不实的理念、口号,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要着力于求实地改善中国人的人居环境,从多方面着手确立确保中国人新的现代文明生活所必须的新的环境。

在中国社会全力推动新的文明观、新的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实施。只有中国人变得文明了,干净了,追求美了,中国社会、中国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美的国家。在此方面,理念与行动同样重要。有新的文明健康的新生活理念,同时将这些理念加以实施,才会取得实际的良好效果。饮食方面的分餐制,穿着方面的干净、美观及多样化,房屋的实用、美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工创造物的干净、美观,人的言谈举止的文明礼貌,新的生活习惯的确立,等等。

国家对环境的法律保护必须全力以赴。必须严格消除与控制各种工业、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污染,保护好我们的土地与水源,保护好我们的山岭与草原,使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大环境新美如画,使中华大地成为我们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永续享用的人间乐园。

我希望在一个不长的时间之后,一个真正美丽的中国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她的降生需要所有爱国的、有意于使中国美好的人们的同心努力。我愿在此祈求上天:愿伟大的上天保佑中国,使中国新美如画,使中国人幸福如意!

徐友渔:研究文革的又一奠基石

 

由郭建、宋永毅、周原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是继《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和《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之后完成的又一项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爆发于1966年,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段不可回避和忽视的时期,但是,由于人为的全面持续的压制和禁锢,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成为空白。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1966–1996),文革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专利,但由于语言隔阂、资讯缺乏、人力不足等原因,西方的研究也谈不上硕果累累。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复杂和举步维艰的研究现状不得不使人认为,文革研究是一项需要从长计议,甚至要寄望于下一代的事业。摆在文革研究者面前的任务,除了作好自己的研究外,就是要为长远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上述资料性、词典性的出版物,便具有特殊意义。
  
据我了解,这种奠基性工作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由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世界对现代中国了解和研究的需要急剧增加,许多国外研究者在涉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前后时期的问题时感到疑问重重,犹如坠入五里雾中,但他们又不可能重新学习和全面补课,《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这类书籍对他们可能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第二,目前大陆想记录和研究文革的有心人不少,其中多数人虽然有亲身经历,但由于没有交流、学习的可能,他们的思想和眼界基本上停留在零碎、片断、芜杂的个人经历和感想的水平,如果这些人有幸能接触到上述海外出版物,他们的思考、研究、写作就可能变得全面、系统,具有学术意义。事实上,我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这类书籍不但对海内外非专业的文革研究人士,就是对专门的研究者,也是很有价值的,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离不开相关的工具书。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文的文革大辞典,它包含了300多个词条,涵盖了文革10年中的重要人物、事件,重要概念、口号等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虽然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收罗无遗,但全面性仍然是本词典的突出优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条目的选择和撰写上,作者表现出了基于深厚研究功力的眼光与匠心,摆脱了只把文革当成党内的、上层的政治斗争的狭隘理解,不仅记载官方正史会记载的上层人物与重大事件,而且记载具有民间和社会意义的人物与事件,比如造反风云人物中在“五大学生领袖”之外的朱成昭,理论家周泉缨等,还有民间思想者如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等等。不仅记载了如林彪“9.13”出逃,推出样板戏等重要的事件,而且对于民间发生的事件,大到青年一代的地下读书运动,小到任毅的流行歌曲《知青之歌》,都有翔实记载,事实上,后者对于真切理解文革中人们的经历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词典还反映出了作者基于学术立场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受官方决议、文件和各种不同学术流派观点的影响,主要是陈述事实、着重考据,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非常注意准确性和具体性,小心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词典多次提到上世纪50和60年代之交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因饥荒的死亡人数,说是2000万。我们知道,对这个数字的估计有差异和争论,大致说来,上限在4000万,下限在2000万,而有人以坚持“没有那么多”来否认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其实,对于评价领袖、政党的政策错误,少说一些并不是开脱的理由,本词典取下限是明智的。词典的撰写并不只是综合、总结现有的各方面材料,而是体现了作者的独创性研究,比如“样板戏”、“四旧”等条目,词典详细说明了它们的起源、在《人民日报》和“首长讲话”中官方提法的形成、变化等等。又如,不少文革中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所谓“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因入狱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了,作者通过在大陆的实地采访,对王力、关锋、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多人在文革后的经历作了追踪记录,对他们的逝世年月日也有说明。
  
当然,和任何优秀的出版物一样,这部词典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若干瑕疵。在“刘结挺”和“张西挺”这两个条目之下,说他们两人都是在1967年成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因为卷入四川的派战而下台,这个说法有不够精确之处。
  
刘结挺、张西挺这对夫妻和“造反干部”在1967年翻案成功,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的负责人,分列第3和第4位。但1967年5月7日只是公布“中共 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其中第3条说,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5月28日由毛 泽 东同意的中央“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中央同意此二人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在省革委中分列第4和第6位,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日期是1968年6月2日。因此,说刘张二人在1967年成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
  
刘结挺、张西挺于1969年底下台,表面看很像是因为派性问题,因为从1967年夏季起,四川成都的派性斗争就是以刘张问题为中心,一派要打,一派要保,刘张二人也是亲一派、压一派。但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刘张垮台直接原因是省革委第一把手张国华和第二把手李大章联名给中央写信,告他们两人的状。说他们“卷入四川的派战”充其量是一个借口,而且在表面的理由中也不是主要的。他们的上台下台,根子在中央一级的斗争,此事说来话长。刘张两人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与西南地区一把手李井泉的矛盾而下台,并持续受到打击。文革时,四川的造反派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冒着风险,与刘张共患难,多次一道到北京去告李井泉的状,替刘张翻案。翻案成功,刘张衣锦荣归,但刘张回川后不支持自己的战友和恩人“红成”,反而支持其对立面,更激进的造反派“川大八&#8226;二六”。“红成”非常愤怒,指责刘张忘恩负义,掀起“打倒刘张”运动。其实,非常明显,刘张的态度,由中央的态度决定。“红成”打倒刘张,以1968年3月被中央表态定性为“翻案逆流”而告终。刘张垮台,真实原因在中央,而不是“卷入四川的派战”。梁兴初入川前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入川后对“红成”也不支持,原因也是听中央的。梁后来受驻川部队54军影响,转而支持“红成”,中央也没有批评他“卷入四川的派战”,他的下台,是受林彪事件影响,根子同样在中央而不在于派性。
  
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可以说这部词典在条目的设置上,有两个遗漏。
  
第一个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196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
北京四中全校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表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决定招生暂停,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停办多年。我觉得,词典应该把这件事收入,因为大学停止招生,以及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实在是文革中的大事。
  
第二个是,我比较坚持认为,词典应该有“二月镇反”这条,并且有较大篇幅的说明。
  
1967年二月,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发生了当地军区、当地驻军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事件,造反派中较激进的一派被取缔,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反动组织”,头头、骨干被抓,许多人被游街、批斗,或者被通缉,已经被打垮的保守派迅速恢复,反攻倒算,协助军队镇压。在许多地方,监狱人满为患,天上是军用直升飞机撒传单,地上是满街警车呼啸,直到4月,中央宣告“反击二月逆流”,各军区纷纷认错,被中央批评、改组。“二月镇反”是对“一月夺权”的迎头痛击,是对文革中最紧跟毛 泽 东和文革派的群众组织的公然镇压,在多数省份,被抓捕的人都在万人以上,牵涉到的群众在百万人以上,这么大一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不提。相比于词典用大量篇幅谈“二月逆流”,这种遗漏显得更不应该。
  
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记得,当时的“二月逆流”,就是指“二月镇反”,至于上层的矛盾,什么“老帅、副总理大闹怀仁堂”之类,人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清楚。只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革”的官方宣传中,“二月逆流”的光荣故事才改变了这个名称的原来含义,反复述说,广为流传。本词典这个条目的内容,就是得自于官方津津乐道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完全反映了历史真实,我不知道,因此不能随便怀疑。但为了全面的真实,就依这个故事本身,也应该指出以下两点。第一,比起老一代革命家支持、通过发动文革的中央决议,比起他们支持、通过“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央决议,在抵制文革这件事上,可能“二月逆流”最具有货真价实的成分,因此成了百谈不厌的故事。第二,老革命向文革派发难,主要因为4件事:打倒老干部、取消党组织、搞乱军队、抓捕高干子弟,这些事,说成是国家大事可以,说成是既得利益也行,对有些人反正是一回事,但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普通老百姓的遭遇等等,并不是争执的话题。我对“二月逆流”的高风亮节是认可的,但肯定没有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当然,上面的话是借题发挥,全面剖析并不是这部词典的任务。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作为词典的特征和实用性也很明显,除了比较详尽的条目正文,它还包括一个“文革大事记”和“文献索引”。“文献索引”分为“毛 泽 东与文革”、“中共领导人和文革”、“红卫兵和知青再教育”、“造反派、群众和武斗”等14个专题,不仅检索方便,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目录索引。辞典最后还附有几乎所有条目和文革重要词汇的中英文对照表,这对从事有关文革研究和中外交流的人都有非常实用的参考作用。

茅于轼: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简昭惠:潜入梦境的迷咒

当那些对我而言充满奇幻色彩的澳洲土着传奇故事,从一个不可思议的探险者经过九次深入荒漠丛林,历时十五年,一笔一字刻画澳洲土着的“梦幻时代”那一片蛮荒世界开始,被湮灭的土着文化成为周小平的精神乐园.在和他断断续续的交流中某种奥妙的讯息,竟也成为触动我写作灵感的神祕魔咒。

我和周小平认识后。他的画、他的书、和他那异於一般人旷野晴空般的气质,竟像电影里的画面不时出现在我眼前。

墨尔本的盛夏来临了。

小平故事的背景几乎全属夏天。

〈摘录〉寻梦澳洲土着:

澳洲土着人自古以来就在世界第一大岛上繁衍生息,其悠久文明与中国文化同样璀灿,都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由於没有文字,土着人的口头文化特别丰富。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使他们养成了特有的思维方法:土着人习惯把过去的幽灵与将来的子孙一起置身丛林荒野,通过祭祀对话、谚语传说表达出特殊的内涵与智慧。 近年来,土着人对外部的态度稍为开放,希望与一切能平等相待的人分享祖传文明。但是,还是有许多传统的典礼仪式绝对禁止异族参加。我被允许拍照录相并参与其事。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澳洲的土着文化。

「镇上专为游客开设的咖啡店到处可见。土着人对咖啡不感兴趣,但对酒和茶却十分喜欢.这里最多的店铺就是酒吧,我发现街边的几个酒吧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游客,也就是说都是白人。土着人则会去属於他们自己的酒吧。

我走进一家酒吧,在吧台上要了一杯产自维多利亚州的啤酒,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在炎热的气候下,它比白酒或红酒更够味。

一口冰镇啤酒下肚,暑气消掉一半。酒吧不大,也有些年代,从横樑立柱和门窗的制作上,可以看出当年建造者的粗犷和力不从心,简陋得如同一个马厩。也许为了挡住野外的酷热,也许为了节省用料,酒吧的窗户窄小,室内灯光不够亮堂,和外面的白昼反差极大,我坐下来好久,眼前仍然一片昏暗。两个金发垂肩的白人姑娘,不着上装,晃动着胸前的一对乳房,手托酒盘,穿梭在桌子之间.男士们乐意而又耐心地倾听她们上前兜售,然后付钱给她们去代买酒水。於是,昏暗的房间中,只看到两对雪白的大奶子来回闪烁.游客来自澳洲和世界各地,这从大家说话的口音就可分辨出来,也有附近的工人和农场主。那天正是周末,走进酒吧的人愈来愈多,供吧女穿梭的空间越来越小。不过,吧内的秩序极好。大家喝酒、谈话,在这里消暑和歇脚是一种享受。

这时,两位年轻人在我对面坐下。一位看上去就是来自都市,皮肤白皙,身材微胖,面孔精心修理;另一位则黑瘦健壮,鬍子拉碴。黑瘦的那位抬手摘下头上的牛仔帽,大大咧咧地丢在桌上,小桌子一下子被占去不少面积,他又跷起了腿,看上去是个常客。那顶牛仔帽是袋鼠皮缝制的,从帽沿的磨损和斑驳的污痕来看,有些年头了。

“欢迎你来荒原上作客!”只听那位丢下帽子的黑瘦年轻人说着,并端起酒杯伸到对方的面前,白胖的那位也拿起酒杯迎上去撞了一下,“谢谢”

,然后,俩人各自饮了一大口。

出国前我曾进修过两年外语,即使如此,我听澳洲英语还是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听这里的人说话我更是要集中精力。但听多了,并学着他们的口气说上几句,慢慢也就上路子了。眼前两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从接下来两人的谈话中我得知,白胖那位是律师,这次来看望在土着社区工作的老同学.五年前,两人毕业后曾来土着区旅游度假,钱用完了,就留下来打短工赚车费.不料,黑瘦的一位后来喜欢上这里,就留了下来。最初他在镇上一个学校教书,后来他办了一个电台,用两年的时间培训出三个土着青年来承担这份工作。现在,他在当地的土地管理委员会工作……。」。

同在澳大利亚国土上却几乎被文明世界遗忘的那片大地。

沙漠里的焚风、黑夜里的篝火、不可解的仪式中漂浮而过的神祕咒语.周小平选择长期和原住民在那片原始而物质极度简陋的蛮荒野境共同生活。

终於,他有了一个「土着名字」并被他们当成土着家庭中的一员.

周小平告诉我:「在旷野上,星空是低垂的,我每天要与那片星空同眠和贴近,以至於当我离开荒原,回到城里(人们常说的所谓文明人的圈子里),短时间里,我显得烦躁不安、无所适从。我感觉被困在了一个盒子里.」

直到现在,周小平灵魂深处的某种神祕召唤经常令他必须定期返回他的「梦土家园」。

探寻这些,无论是在阅读周小平的书或观赏他的画作时都可以找到清晰的轨迹.

而我想提的却是他在不经意间谈到的一种「诗意的死亡」方式。

也许他说这件事时的态度与我的角度完全相反。他要说的是如何避免在高温缺水乾燥的沙漠中死去。

他说,那种死亡的过程;「一种极度的睏倦伴着某些幻觉,没有任何痛苦地往一片明亮的光源走过去、我对自己说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贴近死亡了……」那种曾有的濒死经历,让他在描述这件事时充满了一种美感,是的。一种饱含着诗意的美感。

死亡不是落入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吗?

为什么我在听他叙述这个死亡的过程时,忍不住有种「选择在那种情况之下死去的幸福想像」?

我们对死亡有什么认识呢?所有的体会不过是来自对於濒死之人的观察。

我的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离开我,那时我大学二年级,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在医院的加护病房。我刚羸得一个文学奖,附在他耳朵旁边告诉他这个消息。

他张口像要对我说什么,但那些话却停在口中,被阻隔在生和死裂缝上。

直到今天我仍会想念他最后要对我说的话。但正确的字眼却永远停留在我完全无法触及的闇暗里.苏格拉底曾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最终极的探究不就是死亡吗?

一去不复返地投奔异域,那里有最原始的神秘,是幽灵们待着的地方。那里没有经验,因为它是「存在」的消散。不再有人生的舞台,而是走向边缘,没入黑暗,踏向不可回归的歧途。

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是源由对「活着」的眷恋,对生命产生眷恋的原因是「希望」和「爱」。如果没有希望和爱的绵延,生命就乾枯了,跋涉在沙漠中的身体,如果没有爱和希望支持,或许「死亡」反而成为满足渴盼长眠和休息的需求。

死亡所以被当成是一种「悲哀」,就因为它常发生於人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与生者牵绊缠绕着的血肉绊带一旦剥离,死亡便意味着人间关系的流离失所。然而,死亡,如果不是未知,它横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方向,那么与其回避不如去思考、去面对。

如果死亡能够选择,能够安排,能够反覆思索一再排练。那么人类面对死亡时会不会有不同的心情呢?

周小平的魔咒才刚刚开始,我在随之起舞的过程,正嚐试去揭开文明社会中被层层语言和文字遮蔽的存在……

土着画家周小平与作者简昭惠〈摄於周小平墨尔本画室〉

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新书发布会实录

主题: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新书发布会

时间:2007年11月16日

地点:万圣书园咖啡厅

主持人:秋风

秋风: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新书发布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本书,谈书之前先谈谈人,我先介绍一下咱们几位主要的客人,一位是李杰,他是我们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做了很辛苦的工作,而且他还是我们这个作者的另外一本小说《源泉》的责任编辑。我是姚中秋,平时写文章的时候叫秋风。这位是王建勋博士,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他对自由主义很热爱,甚至于是有点狂热,所以今天来谈安。兰德是恰如其分。这位是刘军宁先生,大概是最早写兰德书评的,我记得是九五年在《读书》上写的题为《勿忘我,〈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书评》,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感兴趣的可能都读过。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作为主持人,先简单地谈谈作者大概的一些情况,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后面三位专家可能要谈的一些话题。下面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安。兰德的生平。

她是一个俄国人,当然了她后来主要的思想是在美国形成的,她是出生在1905年,这个时候俄国好像是发生过一次革命,她就是出生在这一年。她出生地是圣彼得堡,她是1982年去世的,到今年已经25年了。她如果要是活到现在的话,也100多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都是很美丽的形象。

我们有些朋友读过她的书,她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我自己觉得这种气质可能跟俄罗斯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用俄罗斯某种思考的方式,或者是文化与美国的这个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她形成了这么一种很特别的精神气质。安。兰德其实不是她最初的名字,我忘记了俄文里面叫什么名字,好像生来就比较异常的,属于那种有天赋的孩子。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读书。然后两年后在一本法文的杂志上,读了一个虚构类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英雄大概一下就感动了她,她从此立志把这个人树立成自己人生的典范。后来她这两本书,大概都是反映了这类的英雄,就是说她思想成熟得很早。

她上高中的时候就接触了美国历史,从此就立下一个鸿愿,就是美国才是自由人可以居住的地方。革命爆发以后,她们家为了躲避战乱就到了克里米亚。后来克里米亚被红军占领了,她们家迁回到了圣彼得堡,后来她改了名字,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主要学的是历史、教育、社会和法律。1924年,就是快20岁的时候大学毕业,进入了当时苏联的国立电影艺术研究所,读研究生。她读的是剧作专业,就是编剧。后来她到了美国,大概是十几年的时间,一直跟这个行当有关系,就是到好莱坞做编剧相关的工作。

然后到1925年底,她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因为她在美国有亲戚,然后得到了苏联政府给她一个签证,让她去访问亲戚。她就去了美国,去了美国就没再回来,终于到了她理想中的自由人追求的国度。

然后她就到好莱坞发展,因为她自己的专业是编剧,其实她一直喜欢的是虚构类的文学作品的写作。她有很强烈的文学气质。在好莱坞,你可以想象一个俄罗斯的丫头,到好莱坞就是东撞西撞,她运气比较好,碰见一个演员,跟一个演员一见钟情,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没有离过婚,然后就这样一直在好莱坞闯荡了十几年,写了一些剧本,还有给百老汇写了一些舞台剧的剧本,还有一些小说。

我想她的思想大概是形成于30年代初中期,因为她从1935年开始写《源泉》这本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就写她理想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这个书跟很多伟大的作品一样,总是被愚蠢的出版家拒绝,但是最后终于出版了,而且出版之后非常的成功。然后她从1946年就开始就写《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然后她为了集中精力写这本书,就不在好莱坞待了,到纽约居住。到了纽约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就是我们称之为 “客观主义的运动”,大概就是从纽约这个地方形成的。她住在纽约的公寓,这个时候她已经有很多的粉丝,每个周末都到她的公寓里讨论哲学问题,这里面大概有三个人:第一个是格林斯潘。他那个时候是安。兰德比较疯狂的分子。还有两个人,后来这两位其实一直都在宣传她的思想。兰德跟其中的一位还有一段很浪漫的爱情史,我们有时候难以想象,他们双方的配偶都同意他们保持浪漫的关系,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跟好莱坞演员的丈夫从来没有离过婚,但是她跟那个男士有很亲密的关系,后来这位男士跟好莱坞一个女演员有什么关系,后来安。兰德非常的生气,就跟他断了一切的关系。

从此以后,她就开始用哲学,或者是用更枯燥的语言,用我们俗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她这套思想和观念,后来她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一些自己的期刊,然后也到各个大学去演讲。后来这些演讲和这些文章,编了很多书出版,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她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累计销售超过8000万册,是仅次于《圣经》销售量最多的一个著作,发行量非常大。但是她的思想在主流的学术界,可能不是很重视。主要的影响在商人、大学生比较大。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最后简单说一下我对兰德的思想的一个理解,或者说是一些线索吧。她的思想是很特别的一套理论体系,很复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有没有一些线索来理解她的思想呢?她自己大概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份理想的课程,就是我们哲学应该教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应该教米塞斯,教育学应该教蒙台梭利,文学要教雨果”,就是通过她的自述,我们可以了解她的思想的一些线索,把这些整合起来,就是她的一套思想体系。

下面就由我们三位嘉宾来谈。首先我们请李杰先生来发言,李杰先生现在是在和讯网,以前也是这书的编辑。

李杰:我们无论在大学的文学课程还是在哲学的哲学课程,很难看到安。兰德的名字。以前石涛先生跟我说过这两本书,我当时非常地吃惊,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1957年,在美国当时出版了两本影响最大的书,一本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格林斯潘说,他在大学里面是迷途的羔羊,但是他读过安。兰德的书以后,他说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资本主义是有道德的。而且格林斯潘正是克服了这一点,确定了他自己的精神趋向和人生的目标。我分别把《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中英文版给看完了,但是译文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又给他做了一些修改。

《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非常不一样,我个人更喜欢《源泉》,我喜欢看里面青春的勇气。《阿特拉斯耸耸肩》更多的是哲学的论述。安。兰德更适合做一个小说家,而不适合做一个哲学家。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你们是自私的一代。后来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同样用到我的学生的身上,我说你们是自私的一代。但是我后来在想到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自私其实本身不是很坏的事情,而是怎么认识自私的问题。一般的人结婚以后,才会称之为大人,大家是建立在家庭之上,这个本身就是自私的,这个是不可能是无私的。所以要有一个自私的过程,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才可以使家庭或者是个人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或者是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首先让我们认识到了自私本身的含义,然后接下来安。兰德在这本书里面她这种自私是理性的自私或者是理性的个人主义,换句话说,像亚里士多德和古典主义的思想,在其中就提到,人自私是为自己,在为自己好的同时才可以更好地为他人,这是我对个人主义和自私概念的最初认识。

后来我看她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认识的时候,比如像《新个体主义的伦理观》,最开始这个译法就有问题,因为她在《源泉》里说过她对真正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持非常批判的态度,而她所鼓励的那种自私的个人主义,应该是富有创新和理性的个人主义,这个是我们年轻人最开始的梦想。

接下来她的个人主义里面提到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利用个人主义这个武器的时候,对我们现在还存在神秘的观念,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因袭很长的国家,我们对很多神秘的现象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要破除天定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知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要打破一些现有的成见,或者是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我对安。兰德这种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理解。

最后,因为事实上这两本书我编的时间也非常长,每本书都花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本书出的时间真的是太晚了,可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而在今天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吸取她比较有益的思想以外,可能对她小说里面的幻想要有思想上的警觉。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最后描述有一个世外桃源,所有那些富有创新、富有理想的资本家,全都在那个世外桃源里面,等他们离开以后那都是一团糟,她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比较能干的资本家,那么现实中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家富有理想的特别少,他们走了对我们应该是有好处,不会是有坏处的,这个东西在今天并没有很大的可比性。大概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秋风:可能兰德的书中文出的最早的,就是刚才讲的《新个人主义伦理观》是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的,大家出乎想象,我是听汪宇讲的,这个书的翻译就是陈良宇的前秘书秦裕,可能现在被判无期徒刑了。后来他们大概想再出这本书的时候,还要找那个人翻译,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区长了,后来华夏就出了,改名叫《自私的德性》。这个故事也有一点意义,就是翻译这本书后来变成了那么一个人。究竟我们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怎么去理解兰德,就是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她一方面强调人是个人主义,应该是自私。但是事实上她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很深,她特别强调只有理性的人才有资格自私,如果你没有理性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自私。

在这种前提下,在中国语境里面看兰德的思想有一些意思,究竟怎么看,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下面请刘军宁先生跟我们讲讲!

刘军宁:谢谢大家!兰德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我是从90年代初开始接触兰德和她的思想的。每一次出去碰到她的书,只要我没有的我都会买,我先说说这两本书的背景。这本书是写于1957年,我觉得1957年可能是20世纪历史当中最有标志性的一年,但是这一点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为什么说他是20世纪最有标志的一年呢?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分别在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在美国安。兰德的这本书出来了,在苏联,苏联发生了卫星上天,标志着苏联的成就使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内达到了顶峰。那时许多西方人怀疑自身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欣赏和向往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发生了反右运动和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在中国正在登上顶峰。而那个时候,许多人都那么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正在破产,输给了共产主义。幸亏有了安。兰德的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她是20世纪整个人类思想界的一次斯大林战役。

后来,美国的卫星上天了,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大厦也轰然倒塌了。中国的反右被局部否定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局部的推翻了,或者是推翻的差不多了,大型的国企没有被推翻,但也改称国有企业了。苏联不存在了,反右不存在了,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这本书还存在,而且来到了中国。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是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如果简短的归纳,就是耶稣加兰德。安。兰德精神不是美国的全部,但是她是美国这个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刚才秋风提出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安。兰德在教科书是找不到的,在课堂上是不会提及的,但是她在美国影响那么大,超过了任何教授的任何书,但是她在哲学课、在哲学教材里面没有,如果提起的话一定是嘲笑的口气。那么问题是谁是美国的主流?是美国的社会还是美国的高校?在中国许多人的印象当中,美国的主流是美国的学界,但是我认为真正体现和代表美国的是美国的社会而不是美国的高校。所以安。兰德的东西在美国高校得不到承认,这一点不重要。她真正是代表了主流的东西,而高校的东西多半不代表。

我们在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很多到美国学习的人,他只见过美国的高校,然后就成了美国的专家了,但是从他们写作来看,国内的事情知道他们,但是他们不了解美国,只了解美国的高校,了解美国高校中流行的,只通过高校了解美国。

她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很多的观点,但是她同意他的逻辑学。所以这本书是有三个部分,她是按照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三个主要部分来命名的,这里的翻译有点问题。第一部分不是毫不冲突,而是绝对冲突,即矛盾律。第二个不是模棱两可,而是你不可能什么都是,只能是两个中的一个,即排中律。第三个不是昭然若揭,而是”同一律”.这小说的三部分,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三个定律来命名的。

下面我谈谈她这本书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书第一个要提出的,就是谁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她说在远古的时候,勇士、猎人是英雄。在古代和近代的时候,像宗教领袖,耶稣是英雄。今天她认为创造者是英雄,这个创造者当然首先是企业家、实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任何制造财富、提供产品、提供服务,并且通过给社会提供服务,而个人获得收益的人。这样的人是英雄,在她的小说当中,看着有点玩世不恭的阿根廷人,还有那个女企业家,还有那个生产炼钢厂的老板。

第二她阐发了英雄的道德密码。她公然主张,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人活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活着。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为另外一个人活着,大家为谁活着,那这样活着还有意义吗。比如说现在的教育  要求个人为国家、集体活着。个人首先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国家、集体活着。那国家为什么需要个人为它活着,这样就导致一种循环论证,就是国家为大家服务。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个人不能为直接为自己活着,而是要走大家为国家活着,国家为大家活着的兜圈子路线?很显然,国家不仅从中收了钱,到头还严重了干扰了个人为自己活着,特别是某些国家。它不允许个人为自己活着,它却为大家活着?真实奇怪!所以正本清源,人首先应该为自己活着,只有正视自己的人才可以正视别人,只有正视自己利益的人,才可以正视别人的利益。

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宣明的主张,企业家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中国不会提出来向企业家学习,但会提出来向雷锋学习,因为雷锋是做好事的人。企业家是谋私的人,怎么能向企业家学习?然而,这两类人,究竟谁给每个普通人带来的好处多?是像爱迪生这样一个极端自私的发明家,像比尔盖茨一样,横扫同行的首富,还是像雷锋这样绝对忠于党的无私无我之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爱迪生和比尔盖茨的人及其产品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雷锋这样的无私无我的人的社会又是怎么社会?大家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社会?答案是不言而喻。问题是在雷锋型社会中不会出爱迪生和盖茨。在爱迪生和盖茨的社会中却会出很多行善的义人。所以,英雄的道德密码,就是人活着不是为了他人,首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惟一的为了自己。

本来这本小说是叫《罢工》不叫《阿特拉斯耸耸肩》,《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意思是巨人无可奈何,或者是英雄末路了。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听说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甚至公务员罢工这样的事也都有。但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只有一种人他绝对不能罢工,并不是他自己想赚钱不罢工,而这个社会根本不允许他罢工,这个人就是企业家。假如今天北京所有的书店关门了,万圣的老板罢工了,我们这个会议到哪里开,只能到马路上开。

有人会说老板只知道剥削,我们应该把他们的企业国有化。然而,当国家把私人企业国有化了以后,国家消灭了老板以后,国家怎么样?国家变成老板,他不仅继承了老板所有的缺点,而且他比所有的老板更加残酷、更加残忍。我们不能在有没有老板之间做出选择。只能老板是众多的人还是国家作为唯一的老板之间进行选择。老板并没有被消灭了,只是换了一种身份,以更可恶的面貌和行动出现了。所以安。兰德所设想的罢工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且我们这个社会也经受不起的一种罢工。我们不怕所有的人罢工,就怕企业家罢工。如果今天的超市、企业罢工的话,最着急的不是资本家,而是他们的员工甚至政府。

安。兰德身上有一点非常,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身上,这就是说真话的勇气,你敢不敢说冒犯所有人的真话的勇气,安。兰德敢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敢说。我们畏惧的不仅是权力,更畏惧是民众的情绪。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说出他认定的真理,他对真理的追求就会严重影响到对真理的追求。

比如说,仇富的问题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几乎没有人敢出来为正当的富人辩护,没有人敢出来公开反对仇富。其实,仇富有不同层面的涵义。它可以指:1、仇视财富;2仇视财富多的人;3仇视用不道德手段攫取财富的人。但是我敢说,我还有没有见到社会中有仇视财富的人。这里只有第三种情形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社会中需要的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正正当当谋生的人。对正正当当取得的财富不应该仇视。

不仅如此,这本书认为那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才是这个社会中的真正英雄。她同时也指出了三种伪商人。一种是对自己的仪表比对自己的产品更感兴趣的商人。第二是借助特殊关系靠政府转移别人财富来从中获利的商人。第三种商人对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利益感觉到羞耻的人。中国能称得上商人的人很少,伪商人很多,所有国企的官员、管理者都不是商人,而是官员,他们身上有70%的成分不是商人!中国那些真正的商人不只是耸耸肩!谢谢大家!

秋风:我自己比较感兴趣,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去了解美国,不管是爱美国还是恨美国,都希望了解美国,那究竟什么是美国精神。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支撑着这么一个国家,支撑着这么一个人民。军宁有一个很简洁的概括,就是耶稣加兰德。回头我们看中国会有很多的感触,其实也可以校正我们对美国人比较肤浅的认识,包括刚才李杰讲的,就是我们介绍文学,好像都是介绍的那种文学,反映的都是美国的另一面。

我们现在就是如何地去认识耶稣在美国的位置,认识安。兰德在美国的位置,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大家来的好多都是读书的编辑、记者,我希望以后跟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博士,谈谈兰德思想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里面的位置。

王建勋:王建勋: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新书发布会!刘军宁老师说的我基本都赞同。安。兰德的思想的确在美国学术界几乎不受到关注。前几年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逛书店看到兰德的书,根本不知道兰德是何许人也。在学术圈中,也从来没有看到一本书引用她的东西。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提到她思想的文章时,才略微了解一些,兰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有什么样的思想。但是,真正开始读兰德的作品才是最近的事情。今天来讨论安。兰德这本书意义很大,由于今年正好是这本书出版50周年。刚才军宁先生说过,1957年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有标志性的一年。

最近,兰德的影响似乎开始扩大,已经遍及了很多的领域,甚至包括学术界。刚才军宁先生说兰德在学术界影响不大,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在一些大学,包括剑桥大学等,都已经设立了研究兰德思想或客观主义哲学的奖学金。看来,她的影响已经开始在学术领域扩展了。

我觉得她的影响,刚才秋风也提到了,一个是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其对美国人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另一个影响就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兰德在美国掀起了客观主义运动。还有,兰德的追随者都认为,在20世纪,几乎是兰德一个人摧毁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潮。这个非常了不起,在美国、欧洲人的心目中影响非常大。另外,兰德对20世纪后半期各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很大。此外,兰德的思想导致了一本杂志的诞生,那就是《兰德研究杂志》。这个杂志也很有影响。同时,在美国有好几个研究所,都是以兰德或者客观主义的名字来命名的。1999年,美国还发行了纪念兰德的邮票。这也可以看到她的地位和影响。当然,兰德的一些小说都被拍成了电影,包括《阿特拉斯耸耸肩》也正在被拍成电影。最后,有趣的是,美国一些公司的名字是以《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里的主人公高尔特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大都受到了兰德思想的影响,包括很多非常著名的企业家。比如,达拉斯小牛队的所有人马科。库班年轻时就是兰德的追随者,那时读了她的书,受了她的影响,然后开始创业。

在讲兰德的自由主义思想之前,我先说一个关于《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的逸闻趣事吧。在《源泉》那本书刚刚出版不久,一天晚上兰德给一个作家打电话。那个作家叫伊莎贝尔。佩特森。在电话中,兰德抱怨她《源泉》这本书前期的销售量非常差,令人沮丧。佩特森说,你以后不要写虚构的文学作品来宣传你的思想了,你可以写写非虚构性的作品。兰德说:”不。我已经在《源泉》这本书里面把我的思想体现出来了,读者不看不管我的事。” 佩特森说:”你有义务写这样一本书,因为读者需要你的思想。”然后,安。兰德说:”是吗?如果我要是不写,我罢工,他们该怎么办?如果全世界有创造性的作家都罢工,他们该怎么办?”兰德又补充一句说,好像”思想罢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主题。等她把电话挂掉之后,她的丈夫说,思想罢工确实是很好的主题,她应该以这个主题写一个小说。就此事,兰德跟她丈夫讨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决定下一部小说的主题将是”思想罢工”.刚才几位都提到了,这本书早期正式的名字一直都是《罢工》,后来才改成了《阿特拉斯耸耸肩》。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可以帮助大家看到她这本书的主题是怎么来的。

下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她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核心观点。首先,兰德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她所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她发展了一个客观主义哲学,这一点是她与很多20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不同。那么,什么是”客观主义”?她说,这种客观主义,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指的是承认和尊重客观事实。这点是她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过来的。根据兰德,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要想驾驭自然,就必须尊重自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客观主义强调人的理性,强调理性至上。用兰德的话说,就是”你不能既想吃到蛋糕,又想留着它。”从道德或伦理的角度来讲,这种客观主义尊重人对私利的追逐,就是追求人的自身利益这样一种冲动。她说,从最终意义上来讲,人还是为了自己。另外,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兰德说,她的这种客观主义与资本主义高度一致,或者是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人们之间对自由交易的追求。她甚至把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划等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另外,兰德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简单地说,她的这种个人主义包括这么几个原则。一是个人是其自身的最高价值。没有什么比一个人自己更高了,不论它是国家、政府或者社会。兰德说:”我决不会为他人活着,也决不会让他人为了我而活着。”这个原则可以引申出另一个原则,那就是,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个人永远都是目的,而不是充当他人或者组织的手段。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这就是自己责任原则。既然一个人自己是目的,他(她)用自己的理性来行为,那么,他(她)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一个原则是,个人决定他(她)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价值。不是别人给一个人设定这个目标,而是一个人自己筹划未来,选择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最后,兰德的这种个人主义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反对他人的时候首先使用暴力,个人运用暴力的惟一理由是进行自我防卫。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强调用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则。等会儿我还会提到它。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对20世纪其他的自由主义流派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兰德也从人性论的角度来阐释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她认为,人性并不是天生就是恶的,这个跟很多人鼓吹的人性恶有所区别。她说,其实,人性当中,很多恶的成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来的。比如说,在糟糕的环境下,受一些糟糕人的引导或者教唆,一个人或许会具有一些恶的品质。

还有,在兰德看来,理性的自私或者自利是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个糟糕的品性。兰德说,这样一种美德可以推延出来几种最重要的品质:即合理性、创造性、诚实、正直、独立、正义、自豪等。她认为,一个自利的人,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些美德,而利他主义的人却无法实现。她甚至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恶。她说,帮助他人并不总是值得提倡的。相反,每个人应该独立起来,依靠自己的理性,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活着。这样的话,每个才会活得有尊严,每个人才可以变成一个具备正直等美德的人。

刘军宁:我插一句,作者说,大公无私的社会不仅是非理性的社会,而且是自杀的社会。她说的在1958年的中国得到了印证,大饥荒多少人死了,中国今天为什么改革,因为不改革的话就要社会就迈向慢性自杀,所以当代中国道路曲折,最终还是要回到安。兰德讲的这个逻辑上来。

王建勋:对政府的看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区别。兰德的政府观基本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致。首先,她认为政府是必需的。一会儿我还会提到,这一点导致了她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一些冲突。兰德说,政府唯一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政府扮演着一种裁判人的角色,裁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或冲突。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价值和目的。并且,政府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只有在某个人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暴力。还有,在兰德看来,政府不得干预经济;不得组织提供福利,以免堕落为福利国家。

然后,我想说一下兰德跟20世纪其他自由主义流派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兰德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很多的自由主义思潮;各种流派之间虽然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鼓吹个人权利、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但同时这些流派之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安。兰德的思想以客观主义哲学为基础,在各种自由主义思潮中独树一帜,而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潮,通常没有一个固定的哲学,或者是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哲学。这也是为什么她宁可被人称之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拥护者”,也不愿意被人称之为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她试图要跟自由至上主义者划清一个界限。

那么”自由至上主义”又是什么样的思潮呢?自由至上主义通常认为,所有的人类关系都应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不少自由至上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包括罗斯巴德、大卫。弗里德曼等。安。兰德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一个分歧是,兰德认为政府是必需的。尽管自由至上主义者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是必需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政府不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私人可以自行组织裁决纠纷,私人也可以象警察一样保护公民的安全,可以提供通常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兰德说无政府主义等于内战。这导致了她和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关系的紧张。

同时,安。兰德和其他很多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区别是,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兰德反对宗教,主张无神论。这一点令很多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非常反感,因为他们大多是基督教徒或者是有神论者。还有一个分歧是,兰德不认为家庭、社区、私人的慈善行为等非常重要。她曾经说,如果把家庭和友谊凌驾于创造性的工作之上,那是不道德的。她认为创造性的工作比家庭、友谊更重要。这也是她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一个分歧。

说到自由至上主义,不能不提到奥地利学派。兰德跟米塞斯等人都曾有过一些交往。黑兹利特曾经告诉过兰德,米塞斯称其为”美国最有勇气的人”.这里,我先说说兰德和罗斯巴德之间的冲突或者分歧。在1957年之前,罗斯巴德对兰德的思想很有保留,但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后,罗斯巴德对其评价非常高,甚至说这本书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版过的最伟大小说。他认为,兰德把理性的伦理学、理性的认识论等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后来,他们的观点发生了冲突。罗斯巴德越来越鼓吹无政府主义,兰德则公开批评了罗斯巴德的无政府主义。罗斯巴德在兰德死后,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安。兰德邪教的社会学》,对兰德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评。

同时,兰德对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哈耶克也批评甚多。她说,哈耶克是资本主义的妥协分子,因为哈耶克在捍卫资本主义的时候,思想自相矛盾,甚至有鼓吹某种程度上的集体主义的倾向。

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安。兰德的自由主义,跟其他的自由主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她的思想是建立在一套客观主义哲学体系之上。她从认识论,从形而上学,从伦理学,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大多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兰德看来,这样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她不喜欢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虽然他们追求的目标在几个大的方面都比较一致,包括个人自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

最后,兰德的自由主义,对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潮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比如我刚才提到过她的”不先使用暴力”原则,影响了不少自由主义者。另外,她的自由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多普通民众把兰德的思想运用到创业中去。从这个角度上讲,说美国精神中安。兰德的思想占一半,我觉得并不过分。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秋风:谢谢建勋教授。我首先给大家发一个邀请,我们下个月有一个研讨会,关于安。兰德思想的一个研讨会,大家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待会儿我们秘书会给大家发一个通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会邀请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来更仔细的讨论安。兰德的思想,今天我看建勋博士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次听他更充分地阐述,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大家不管对书的出版情况,还是说对安。兰德的思想有什么评论,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向他们几位老师问,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我们稍微的自由一点!

周年洋:刚才说安。兰德著作的传播,我也是很晚才知道她的著作,还是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我读书也很多,但是对这个人了解很少。所以我就想安。兰德的书传播是不是有一定的障碍,不是说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接受,还有跟中国的社会有关系。

王建勋:我补充一句,兰德的”自私”观,包括那个书名,我觉得翻译成《自利的美德》可能比较好,因为”自私”这个词在中国总是被赋予贬义的意味。兰德所说的”自私”,其实用一句罗马法上的谚语,就是:”体面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

李杰:安。兰德的这本书,有一个相互对比的现象,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这几年有一本书卖的很好《狼图腾》,而且还出口到欧美,他们非常的看好《狼图腾》。欧洲很多的国家他们都认为是狼的故乡。中国无论在学院派里面,还是在知识分子里面,他们都没有提到过《狼图腾》。《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是什么样的过程,就跟《狼图腾》中国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个可以想象一下英美的读者他们是多么喜欢的《阿特拉斯耸耸肩》。

刘军宁:《阿特拉斯耸耸肩》曾经在美国调查发现这本书的影响仅次于《圣经》,现在在美国每年新书销售量是十几万册。那么,一本哲理性这么强的书,为什么是一本小说,而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当年,她跟一些朋友说了她的哲学思想之后,有朋友强烈建议她写一部非虚构的学术著作。她说,”不,我一定要写一部小说!”如果她当年是写的部阐述同样思想的哲学著作,其畅销长销程度绝对无法与这部小说相比。所以,观念最有效的传播形式是文学作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文艺复兴,而不说学术复兴。好的思想一定要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而不是去写这个专著。

还有看过《源泉》、看过《阿特拉斯耸耸肩》,我们知道作者对美国多么了解,对建筑业、制造业,对商人的生活了解是多少的深,我看不出漏洞来。如果大家想真正了解美国,就到美国社会中去学,如果大家想评教授,就到美国大学中去学。

嘉宾:我也是经常到这个书店来买书,因为我是搞房地产行业的,是私企而不是国企。我比较喜欢看哲学方面的书,我感觉到今天这个课题非常有意思,既不是纯粹的文艺题材,也不是纯粹的哲学题材,这个是社会题材。这里面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文艺或者是哲学的理论,这个重要性远远低于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一个国民素质的改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我先建立一个什么标准,来判断我的对错。这个理论点要推出来非常的好,我们可以想像,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正确,这个我们都有深深的体会,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和经验对接过程当中产生问题,我们谈认知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经验上,包括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这个是聚合物,但是这个聚合物有多大成分,这个是有理性的,有多大成分是靠感觉的。如果想把这个事情真正起到对一个社会,或者是对国民有益的情况下,可能要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论语》《道德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影响,可能对我们国家这些人心灵的塑造,还有安。兰德今天谈到的这些自利这个前提的东西,和他提到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论语》《道德经》的这些东西,这种反差怎么扭转过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深刻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扭转不了的话,他自己首先就跳不出来原来封闭的意识。

这种理性的循环是要有条件的,不能说今天我说一个东西你认可了,明天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改变了,然后我认可一个你说的这个东西。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么做了以后,那么你自利在美国的结果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的环境下,你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和国民的素质,我们到底是在发展中进化还是退化。就是说随着财富、权力增加的时候,自己进去了,这种事情太多了。而且还有很多人身体就完了简直是问题太多了,这种摧残不是社会造成的,还是自己造成的。就是把安。兰德这种思想真正在社会的土壤中播种下去,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药方。谢谢!

刘军宁:兰德是一个惊世骇俗而且正确的人,她具备了这两点。任何社会都不难找到惊世骇俗的人,但是能找到惊世骇俗而且正确的人很难。我觉得中国需要这种惊世骇俗而且正确的人。

在美国,由于自身的制度和道德环境好,自私不会有什么害处,在中国肯怕会走样。那么,在不具备美国那样的自私的条件的中国的话,不自利会怎么样?如果中国人都是雷锋,会怎么样?道德状况和制度状况会改善吗?结果肯定是适得其反。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利益,这不是说你要去抢别人的钱,而是你要把政府看的更紧,要花更大的力气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探索某种道德密码,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没有一个人是漫无目的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道德密码的支配,那他肯定是个没有道德的人。所以,人不是被名、被利、被钱驱动着,是被道德密码驱动着。如果某位人把这个道德密码点出来了,而且被社会接受了,这个道德密码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道德准则。兰德正是这样的先知。先知通过作品传播时代的道德密码并逐步为社会所接受这就是观念革命。中国正需要这样的先知,这样的观念革命。

嘉宾: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国家最接近自然的应该是农民,如果农民自己的事不按照自然规律去办,粮食都打不出来。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改变了自然的常态,中间做了很长的一些改变,然后他可能得到了一些超值的回报。那么安。兰德这种现象,就是说她在最接近自然的时候,达到了对自然的收获。我们也在自然的情况下,做一个最纯朴的东西,能得到这个东西,我们都愿意按照安。兰德的这个观点去做,因为结果是循环的。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前提下,这种文化背景和传统不一样,这个可能不会循环。那么我们现在建立这种模式,就是最根本的东西和最根本的东西是对接,这个可能是最有价值了。可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到真对真的关系,而达到安。兰德这个状态,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障碍,这个障碍怎么来?

刘军宁: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们在讨论安。兰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个东西。我刚才讲的安。兰德讲的是创造者,兰德讲的是创造者,她欣赏的社会是创造者能够自由的发挥自己创造力的一个社会。我们会看当一个社会每个人能够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最有钱的人不是房地产商人、不是开金矿的人等等,而是几乎不需要生产资料的人,像谷歌的创始人,像微软的创始人,他们跟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当道德和制度环境允许个人创作自由发挥的时候,财富增值最快,民众的生活改善最快。

嘉宾:第一点就是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们看到安。兰德的思想体系,一个是客观主义还有一个是个人主义。从20世纪后时期的自由学派来说,我感觉到这个思想跟哈耶克有很大的冲突,个人主义很多是受到唯利主义的影响,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安。兰德有一些过分、激进的倾向,而显得有一点为弱肉强食辩护。从奥地利学派还有哈耶克来看,这个自由主义应该是被反对的。还有一个关于自私的问题,中国的传统虽然说看上去他好像不是提倡一种自私,但是实际上他也是很自私的,比方说我们有很多古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这个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我们现在提倡的可以说是一种阳光的自私,或者是说安。兰德说的这种理性的或者是和平的自私。

秋风:我简单说说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其实奥地利学派里面,其实也可以说有两个分支,一个就是米塞斯,另外一个是哈耶克,他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两个人感情上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思想上是有冲突的。就像你说的,其实安。兰德更多的是受米塞斯影响,她对企业家,她讲的这个创造者,就是奥地利学派里面讲的企业家精神。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一种创新、尝试的角色,为了不确定的收益,就是未来的收益,然后去冒险、去做出一个决定,去行动,这就是企业家。

其实安。兰德讲的这个资本主义体制里面,她的所谓巨人,就是阿特拉斯的这种企业家,她也不是简单的商人,就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我觉得这个她深受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的理论里面,对企业家精神这种创造性的理论,是比较少的谈的这种东西,他谈的更多的是自发秩序这种理论。

王建勋:我补充一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你提到,兰德有唯理主义的倾向。有一些人批评过兰德的这种唯理主义,认为她过分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讲,兰德不认同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同时,兰德所鼓吹的客观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也有一些张力。这二者之间可能没有根本的矛盾,因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指的是,人对偏好、价值的主观,但奥地利学派并不否认客观事实、客观正义的存在。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讲,二者没有根本的冲突。兰德跟米塞斯没有什么冲突,但跟罗斯巴德冲突很大。

刘军宁:我们要知道她是20多岁去美国的,她的很多看法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形成了,去了美国以后她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美国,她有两个烙印,第一个就是欧洲的烙印,第二个就是美国的烙印。客观主义名称,这个是有强烈的德国烙印的。所以如果安。兰德是一个二代的移民,她就不会把她自己的学说称作是一个客观主义。

我们再看看哈耶克,他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人,他在奥地利、美国、英国、都呆过,他的视野和哲学化程度跟安。兰德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构成互相抵消的关系。美国的背景使得她不必去顾虑理性的危害。哈耶克的心里始终不能忘怀建构理性主义在法国、德国、苏联和中国所的坏事。

还有一个由于安。兰德拒绝了宗教、拒绝了信仰,理性成了她惟一的武器,但是考虑到在美国的日常生活的背景下,理性不可能突破哈耶克所设定的界限。

胡  平:简评中共十七大

 

中共十七大闭幕,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有意思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字、排名顺序乃至职务分工,竟然和先前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分析估测”一模一样,不差分毫。这当然不是海外那些媒体神机妙算,未来先知。而是最高当局有意”泄密”.这倒从反面告诉世人,整个十七大不过是照本宣科,逢场作戏,党代会不过是橡皮图章,2000多位代表不过是表决机器。

关于习近平名列李克强之前

先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李克强应是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首选,然而在本届政治局常委中却排在习近平之后。据说这和此前中共高层的一次”民主推荐”大有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0月24日报道,中共在选举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曾经采用了所谓”民主推荐”程序。在6月23日,400余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领到了”推荐票”,有资格在200多名符合条件的63岁以下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出他们属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向政治局常委会举荐。报道没有披露习近平、李克强二人的得票情况,但有海外媒体说习近平的得票高过李克强,正是凭着这一条,江泽民(或曾庆红)迫使胡锦涛同意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在李克强的前头,成为总书记接班人。

假定上述说法属实,这里我们要问的是:如果在这次推荐中,习近平的票数确实高过李克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支持习近平进政治局的人要多过支持李克强的呢?这是否意味著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习近平比李克强更孚众望呢?答案是:不一定。

道理很简单:因为参与推荐的中央委员们——起码是很多中央委员——都知道,李克强是胡锦涛刻意培养的总书记接班人。有些人不愿意胡锦涛的计划得逞,既然他们无权在总书记的接班人选上直接表示意见,于是他们就在推荐政治局人选这一关上投下李克强的反对票,竭力把李克强的票拉低。习近平不是出头鸟,没有什么人从防止他成为总书记接班人这一角度特意从名单中划掉他的名字,所以到头来习近平的票数就多过李克强。这既不证明支持习近平进政治局的人多过支持李克强的人——因为李克强的反对票也许有不少实际上祇是反对他当总书记并不反对他进政治局;也不证明支持习近平当总书记的人多过支持李克强的人——因为支持习近平的人中也许有不少祇是支持他进政治局而不是支持他当总书记。所以,江泽民(或曾庆红)根据在民主推荐中习的得票多过李,就认为习比李更适合当总书记接班人。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江泽民或曾庆红早就摆明支持习近平当总书记接班人,那么,树大招风,势必有不少人会如法炮制,投下习的反对票,到头来习近平、李克强两败俱伤,谁都得不到最高票,反而是某位第三者渔翁得利,脱颖而出。有的海外社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该社团规定由会员直接选举理事,得票最多者为会长。张三和李四本是该社团最有威信也最有群众基础的。两人都想当会长,各自拥有一批会员的支持,实力接近,旗鼓相当。在投票的时候,支持张三的会员统统划掉李四的名字,支持李四的会员统统划掉张三的名字。开票的结果是,张三和李四两败俱伤,倒是一个叫王五的得票最多,当了会长;而王五很可能本来并没有打算当会长,大部分会员也没人打算选他当会长。合乎逻辑的做法是,这次推荐的结果祇用于考虑政治局委员人选。若要征求人们对总书记人选的看法,那就应当再搞一次推荐。不错,无记名投票是民意的显现。但是,一场投票到底显现的是何种民意,这需要我们细心分析,恰当地解读,不可引申过度。同样的选民,针对同样的候选人,采取不同的投票规则或方式,会有不同的投票行为,因此可能得出不同的投票结果。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1921-  )提出过一条”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该定理指出: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当然,阿罗所说的情况比较极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的可能性很小。我这里要说的是,针对某一特定目标的投票,如果采取的投票方式不合适,投票结果非但不能准确地反映民意,反而造成扭曲和误导。不同的投票程序会导致不同的投票结果。这就要求我们,针对特定的投票目标,我们应当选择适当的投票程序。如果要征求人们对总书记人选的看法,那就要讲明是推荐总书记人选,每人祇能推荐一人。祇有在这种方式的推荐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才表明该人是多数人心目中总书记的第一人选。以上所说,并不涉及对习近平李克强的具体评价。另外,中共搞的民主选举也好,民主推荐也好,由于缺少开放性,其实都不具有民主的真实内涵。个中道理我以前讲过多次,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中共内部的派系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6月份的”民主推荐”中,胡锦涛已经意识到习近平构成对李克强的最大威胁,他为何不在十七大的正式选举中暗中动员自己一派的力量扳回来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共内部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但中共内部的派系,例如现在许多人所说的团派、太子党、上海帮或江派,和民主政党内部的派系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基于不同政纲政见的自由组合,而祇是基于相似的出身背景、同一个工作系统或一段较长时期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的一种含糊分类。在这些官员之间或许多少存在着某种观点主张的差异,但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并不一定总是和他们由于关系而归属的派别相一致。这就是说,现今中共内部的派系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除去一小批人之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派别归属。恐怕胡锦涛、江泽民或曾庆红自己也弄不清楚下面的人(除去一小批亲信外)哪些是自己一派,哪些是别人一派。倘若情况是这样,胡锦涛又怎么能动员自己一派的力量用选票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胡锦涛要这样做,那就是利用党代会推翻党中央的决定(习前李后应是十七大前党中央就定下来的),就是为派别斗争的某种公开化打开大门,而这是包括胡锦涛本人在内的高层都不敢尝试的,所以他宁肯向江、曾妥协以便维系寡头专政。

这次十七大的一大特点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依我看,那既是针对会场之外,也是针对会场之内。大会采取了空前严密的措施以加强对代表的”保安”——实际上是监控:向所有代表发配一部手提电话,打电话到外面都要用这部指定的手机;会议期间,代表们不准上互联网;每天的行程都由大会统一安排,吃饭、开会、回酒店都”统一行动”;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得进入代表下榻的酒店房间。这就有效地防止了代表们互相串连,交流意见,拉票竞争。投票计票过程按理说是最应该公开的,但却是全程封闭,把记者等一律赶出门外。这就给代表一种感觉:如果投票结果出乎高层意图之外,高层甚至不排除采取非常手段去”纠正”.这就迫使绝大多数代表祇好老老实实地充当表决机器,按照剧本演完这场戏。

十七大在民主化方面毫无进展,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或规则化方面也乏善可陈。不错,我们可以从十七大看到某些规则在起作用,其中主要是年龄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多半是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譬如”七上八下”(67岁以下可进政治局常委会,68岁以上退出)这条规则,说来简直是笑话,哪有普遍意义可言?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都不具有限制权力的意义。因为所谓限制权力,不是指权力究竟是出自一个独裁者还是出自几个寡头,也不是指几个寡头之间不可避免的扯皮或交易。限制权力是限制权力者行使权力的范围,是在人民的权利和统治者的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十七大显然是没有任何进展的。

我们还要看到,迄今为止中共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的一些哪怕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改革,其效果也并非都是积极的。例如实行任期制,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现毛泽东那样的大独裁者,但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掌权者的短期行为。再有,现在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太拖泥带水,纠缠不清,遂导致权力和责任的混乱。在古代的君主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现代的民主制下,新总统或新总理上任,就有权重新组织内阁。这样的好处是新人获得的权力是完整的,责任也是清楚的。而今天的中共高层却是,新的一把手上台了,他却必须和一批旧人”集体领导”,还要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尊重前任一把手的意见。这就容易形成梁启超所说的那种情况,曰”治弊则无一效,掣肘则有万能”.它有利于因循守旧,不利于锐意革新。

关于第五代

在十七大,一批第五代进入领导层。考虑到第五代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其整体思想似应高过上几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代被称为”二十大的孩子”,中国的习近平李克强则可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孩子”.应该说,他们的经历与思想一度与我们有较大的重合与交叉。这是和上几代中共领导人很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首先,”革命造成的人”和”造成革命的人”在气质上个性上是很不相同的两种人。毛邓那批中共领袖是”造成革命的人”,撇开其思想理念的谬误不提,单就其气质与个性而言,大多是棱角分明,有魄力,敢冒险,有反叛精神。如今这批中共领袖却是在共产党掌权后被上司提拔起来的人。这种”革命造成的人”可以具有这样那样的长处,但往往缺少上述品质。更何况还有”六四”.能经住”六四”这场大的负淘汰而又在此后十几年的腐败官场上混到今天且荣登高位者,还有几个继续保持着年轻时的那种真诚与理想主义呢?

大体上说,进入领导层的第五代都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其实这倒不是那么重要。现在中共很爱讲政绩,其实政绩并不是那么重要。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给民众带来多少福利,而是它是否避免给民众带来伤害。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明白。在《左传》的《曹刿论战》一文里,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先是说他给老百姓带来恩惠,然后又说他对神很虔敬。曹刿则认为”小惠未遍”,”小信未孚”,不足以为战。最后鲁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说:”公之属也,可以一战。”这种思想和现代的自由主义或宪政主义颇有相通之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第五代,我们首先关心的就不是他们在创造GDP方面的成就,而是他们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的记录。

显然,在这方面,第五代的纪录是不足称道的。即便你说他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不执行上面的打压命令;那么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他们仍然有选择的余地。同样是执行上面的打压人权的命令,你可以应付敷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一点人性,多一点人道;你也可以火上加油,变本加厉,甚至法外施暴。今年1月,因参加太石村维权运动被拘押的维权人士郭飞雄,由广东司法机关移送辽宁。我和王军涛以北大校友名义给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妻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祇是一场骗局,一场双簧;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再次证明,中共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在这种制度下,好人也当不成好人。

关于民主改革的前景

时至今日,指望中共凭藉内部力量实现自身民主转型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被引入歧途。其特点是,在一党专制的庇护下,大小官员把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的私有化确实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远比那些在民主化下的私有化来得更快捷更有效率,所以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样的私有化又必定是最不能为人民认可的,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的。如果中共高层在”六四”前就开启民主进程,共产党无非失去在政治上的特权,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故而阻力较小。到了今天,权贵私有化泛滥成灾积重难返,中共若实行民主,那就不仅是失去政治特权的问题,而且还很可能会使大批官员面临经济清算,所以他们对民主化祇会更恐惧更敌视。另外,由于中国模式的改革造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且不论其在其他方面的沉重代价),这又很容易让许多官员感到沾沾自喜,乃至于洋洋自得,对自由民主那一套倒真有些看不上、瞧不起了。出于这种既骄横自大又胆怯心虚的心理,共产党内部对民主化的阻力更大。即便上层出现了个把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祇怕也孤掌难鸣。因此在今天,体制外部的压力,包括民间的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好在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既没有老一代那样冷血残暴的习性,也没有那号本钱,再加上多少受过些人权人道理念的影响,搞起暴力镇压来总自感理亏心虚,因此比较可能在足够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让步。1998年5月,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在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一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现在中国的情形不是和这很相似吗?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12月号

争鸣社论:中南海愚蠢的末日心态

 

上访之多,是当今最具“中国特色”的景观之一。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不会有中国这种“特色”。政府经常精简机构,唯独“信访办公室”不但不能精简,而且急需扩编。不光“信访办”要扩编,连公安局都得跟着扩编。公安局不单要维持因访民太多而造成的城市秩序问题,而且还增加了一项新的业务:“截访”,包括拘捕和遣送。所有这些,不但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无,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

中国古代也有上访者。他们或拦轿喊冤或到衙门击鼓鸣冤。当时的政府并不“截访”,只是先打板子,后接状纸。打板子者,对不按正常程序诉讼且打乱长官行程或搅乱衙门清静者的惩罚。这种打板子虽然很严厉,但能接受诉状,还是体恤民情的。访民用这点皮肉之苦的代价,换来向长官面诉冤情的机会,也就值得了。

现在呢,“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当政了,上访者不必挨板子了,但面见长官陈诉冤情的机会也没有了,最好的结果是“信访办”收下你的信,让你回去等待,然后把信又交到给你造成冤案的那个机关,由他们再去“处理”你。

但那种最好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你还没到“信访办”的大门口,早就被原籍派来的“截访”人员擒获,连夜押回原地了。

回原地等待也好,被截回原地也好,共同的后果是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报复,或是冤情无限期拖下去。于是又重新上访,重新拦截,重新等待,重新打击报复。如此循环不已,上访大军越来越多,对付上访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成为中南海里的青天大老爷挥之不去的烦心事。

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国,在“人民”政府的大门口,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着衣衫褴缕的访民,实在是“有碍观瞻”。因此,如何杜绝上访,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了。特别是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中南海的头等大事。怎样把这些讨厌的上访者都关在家里或抓进拘留所里,怎样在所有的车站、码头都装上一种最先进的“上访探测仪”,大概现在已经着手研究开发了。(机场就不必了,因为上访者恐怕都坐不起飞机。)

但是中南海的党国要人想过没有?上访是谁造成的?不正是一党专政所导致的腐败吗?你们不去釜底抽薪,改革政治制度,而是想用扬汤止沸的办法能杜绝上访吗?

你们想过没有?害怕上访,讨厌上访,想尽一切办法和上访作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是一个掌权者的正常心态吗?

现在暂不讨论你们的权力是怎么来的,是否有合法性,以及你们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些原则问题,也暂不讨论政治改革,而只是就事论事:一个当政者总要为自己的权力着想吧?

作为当政者,你们是愿意老百姓有问题来找你们,还是有问题不来找你们呢?这是关乎任何一个执政者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你们想过吗?

当老百姓走上上访之路的时候,他们还是信任你们的,是相信你们会为他主持公道,为他们解决困难。这种民心,对执政者是好事还是坏事,难道你们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如果你们真的懂得这个铁打的道理,你们就应满怀同情心来热情接待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受难同胞,以“人溺若己溺”的精神火速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只要民心尚且相信你们,你们就还能在中南海里坐得住,还不致于垮台。

但是按你们现在这种愚蠢的心态,如临大敌一般把访民拒于千里之外,总有一天老百姓有问题再也不来找你们了。

等到“上访”终于被你们禁绝之日,恐怕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因为民心已经抛弃了你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李元龙: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过去,只知道国际知名的一些政治犯如曼徳拉、金大中,以及那些当年被国民党独裁政府囚禁的李大钊、瞿秋白、叶挺、王若飞等等,都有过被单独囚禁的苦难经历。万万未曾料到的是,我这个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更没有实施过任何觊觎当局政权行为的人,竟然有一天会因为区区四篇说了几句真话、人话的文章,也会被今天的共产党当局强扭作政治犯,有了被单独囚禁的痛苦经历。还没有料到的是,被单独囚禁的日子是那样的折磨人、煎熬人,那样的令人难忍难耐、令人惶惶不可终日。

 2005年9月9日失去自由的当天,我就被从毕节押送到省城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并被单独一人关押在二楼3号监室。从那天起,我被单独关押了46天。

当年以“夜狼”笔名在海外网站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我原以为已穿了“隐身衣”,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因此,对于自己这样快就落入魔窟,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那个专门用来迫害异见人士、坚守良知人士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名的基本内容,如此罪量刑幅度是多少,他们会判多少年刑等?我一概不知。当时,我的家庭情况也让我焦虑不安。我的孩子正处于高考冲刺阶段,明年6月份就要高考,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的他,成绩会因此受到坏的影响吗?父母年老体弱多病,妻子身单体弱,他们经得起这件事的打击吗?我没了收入,去年买房子借贷的巨债如何还?孩子明年读大学的费用从何而来?别说出主意、想办法,就连倾听的对象,我也找不到啊。凡此种种,都让我忧心如焚,惶急不安。

我是个崇尚大自然,喜欢户外运动的人,落难的前一天,我还在郊外游泳。如今,我一下被投进这个狭小的铁笼子里来,焦躁不安,也只能如困兽一般,来回走动走动。当时,这让我多次地想起动物园铁笼里的象狮虎豹,除了同病相怜之外,此时此刻的我,对这些困兽,还暗生几分羡慕。是啊,没有思想,没有自尊心,对于铁牢里的它们,反而成了一大优势,的确值得羡慕啊。而一天当中最让人难忍难耐,最让人焦躁莫名的,则是每天下午五点来钟到八点来种这个时段。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心不由己地想念起家中的亲人们来:此时此刻,他们放学了吗,下班了吗?饭菜做好了吗?正在吃饭、还是已经吃了饭?如果没有遭遇此难,此时此刻的我,肯定是与亲人们在一起的。哪怕是说几句最平常的话,吃几口最简单的饭菜,那都是一种令人无限向往的良辰美景啊。然而,此刻此际,我却被魔鬼们弄来囚禁在这里,况且还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才能回到我那无比温馨的家中,回到深爱着我、我也深爱着的亲人身边!一想起这些,心里就烦躁、焦虑,书报看不进,日记不想写。站不是,坐不是,那种油煎火烤般的滋味,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已经远远地不能穷尽其状,那真叫度时如年、度分如年啊。现在想想也是,如果达不到这种理想效果,人家就没有必要对你我如此特别关照了。

刚被关进去的前三天,除几份过期报纸外,其它什么可供阅读的东西也没有。到第四天,看守才帮买了几本比较“卫生”的杂志。因为钱的原因,因为求人不易的原因,我不能“有来一顿胀,无来烧火向”,只好采取计划经济般细水长流的方式来看这些报纸杂志。这是我有生以来阅读报纸杂志最为详尽的时候。在其它内容都看完之后,为了打发那百无聊赖加心如汤煮的时日,我只好连平时不屑一顾的体育报道、娱乐新闻,甚至于连中缝、连十多个字一则的分类广告,也都成了我“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东西。稍有点读头的内容,过后还“复习”,有的文章,甚至“复习”了四五遍之多。而对于相对好些的内容,则要放到下午六点前后一天中最难熬的时段看,以求能够籍此尽量冲淡对亲人的思念、忘却眼前无边无际的痛苦。

以关心自己、理解自己的人作倾诉对象,让她倾听自己此时此刻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所想,这是一个缓释内心苦痛的不可取代的方法。从失去自由的第三天,即9月11日起,或趴、或卧在那冰冷帮硬的台——坐过牢的人都知道,那玩艺实在不能叫床——上,用笔和信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与我那深深地歉疚而又万分挂念的妻子“说话”。想说的话随时都会冒出来,因此每天至少要动两三次笔。一天写五六则日记,也是常有的事。因此,这段时间所写的日记,确切些说,该叫“时记”才名副其实。想到酸楚的内容太多,我当时的想法是,今天在这里和深爱的妻子说的这些话,哪里说,哪里丢,将来不能给她看,以免她伤心落泪,为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谁知,这些文字,还是鬼使神差地在约一年之后,被妻子看到了。2005年12月1日,我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时,看守不准将书本带进监室。2006年11月,被看守所检察室“消极代管”的这些书本、衣物等,才在多次索要之后,总算完好无损地被妻子领回家中。妻子看了那些向她倾诉的文字后,在写给我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流着泪读了你的狱中日记,刚开始时,真是心如刀绞,恐惧万分。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你的孤苦、恐惧,以及绝望。你几乎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情景啊,我的心,为你撕裂般地疼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也为妻子流泪;我的心,也为妻子流血。

处在那种完全与世隔绝、与人隔绝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形下,以这样的方式与亲人“聊天”,多少虽能缓释一点内心孤苦,但自己心里很清楚,亲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再思念、再担忧狱中亲人,却无法拯救我于水火之中。10月13日晚上九点来钟,被痛苦和困惑紧紧缠绕着,深感精神无所支撑、灵魂无所寄托的我眼前、胸中忽然一亮:迫害我的魔鬼太强大了,除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之外,谁也拯救不了我。我的情感太需要一个更好的倾诉对象,我的精神太需要一个更好的支柱,我的灵魂太需要一个更好的归属。于是,我迫切而又虔诚宣布皈依耶稣基督,请求耶稣宽恕我的罪过,请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皈依基督后,我的情绪平稳了许多,心里也觉得踏实了许多。

10月16日,气温骤降,我的扁桃体发炎,导致发烧,不思饮食。如果是在家中,温柔耐心的妻子会陪我到医院去看医生,做我想吃的饭菜给我吃。可在这里,别说那些什么高的要求了,连最基本的打针输液的要求,也被“不可能”三字给无情地挡回来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只服用了两三次看守代买的普通药,19号病竟然全好了。我顿时意识到,是那位想帮助我,又能帮助我的主耶稣基督帮助了我。带着敬畏,带着虔诚,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称颂着主耶稣!

都9月底了,我才知道可以买收音机。9月底答应的,但左盼右盼,直到10月17号了,才盼来了那个小小的收音机。什么时候想听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听什么,收音机对于坐牢而又想知道外面世界的人来说,比报纸,比电视还好。但我当时担心被窃听,不敢放肆地听“敌台”。因此,除了国际新闻,我听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空中教会节目“良友”电台。对于一心想做一个合
格的基督徒的我来说,良友电台的节目犹如润物细无声的甘霖,犹如暖人无烈焰的阳光。我如饥似渴地收听着传教士们讲授的有关基督,有关《圣经》的知识;象呀呀学语的婴幼儿般,跟了收音机里学念赞美诗、学唱圣歌;还鹦鹉学舌般跟了传道者们念祷告文,忏悔词。一个喝了四十余年无神论“狼奶”的人,竟然能够一夜之间成了神的信仰者,神的仆人,转变之大,让我感到惊奇,感到悲壮,也感到荣幸!这,应该算是以我为敌的那些人不想送我,却又不幸让我得到了的一份厚礼吧。

阅读妻子等亲人的信件,是孤苦无助的我的一大安慰。9月9日落难那天,妻子给我带来了她写的,有她和孩子签名的一张便条:” 元龙:家中的事你放心,相信我。你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相信老天一定会保佑好人的。我无论怎样,都等你回来!”    便条虽然不到五十个字,但在那种特殊心情、特殊情形之下我最想知道、我仅能知道的话,妻子都写在上面了。这张便条对于宽慰刚刚落入魔爪,又是被单独关押的我来说,是无可比拟,更是无可替代的。可是,当天一被囚进国安看守所,装在衣兜里的便条便连同衣物被截留在监室外面了。我发疯般地想念亲人们,我太需要那张便条的宽慰了。经几天观察,我相好一位看起来相对好说话些的看守,9月20日那天,开口请他帮我把那张便条拿进监室来。他有些出乎意料地答应并很快给我拿来了那张便条。

见到那张便条,见到那熟悉而又亲切的五十来个“秀敏体”文字时,我有仿佛生死之际还能与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般的不真实感。百感交集中,情绪激动得差点失控。从那天起,白天,我将便条带在身上;晚上,我将它枕在头下。当时的感觉,这就好象亲人伴随在我身边,这不仅让我增加了度过眼下艰难时日的勇气和信心,还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幸福之所在。以后,我经常在心里、在日记里默诵、默写这五十来个字,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封信将成为我的无价之宝,今后,我无论到何时何地 ,我不仅将让它陪伴着我的风雨人生,还将带着她去到上帝那里。

从一落难直到10月10日见到律师之前,我对“煽颠国政”、对“推翻社主”这一罪名的指控范围、量刑幅度,以及对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法律概念,均十分模糊。至于对其表面文字内容是怎么一回事、真正执行起来完全可能又是怎么一回事;对政治犯是怎么一回事、对其他刑事犯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活学活用”的猫腻,我就更加懵懂无知。
 
因应付检查之需,在所谓“国庆”前几天,看守所才在监室墙上贴了一张“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告知卡”。见到卡上取保候审条件主要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之说后,我仿佛掉水里的人见到根稻草般,自认为见到了一丝获救的希望:我又不是抢劫杀人强奸犯,我这样的人都不符合取保条件,还有谁符合?我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情绪也因此平静了一些,并为此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再过一两周,我应该能取保回家,见到爸爸见到你(妻子)、见到李鵷儿子了,我为此感到心跳加快,感到一丝丝抑止不住的窃喜。

时至今日方知,我等思想犯、政治犯面临的是一群狼与狐狸的结合体的非常人物。他们既凶残又狡猾,我等既然犯了他们的大逆不道罪 、十恶不赦罪,那么,举凡什么取保候审、缓刑、减刑、假释等考量他们法制理念、人文素质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该去觊覦、去妄想、去与虎谋皮。不仅取保的落空,直至后来的无罪释放、假释等等与我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无不让我得出一个让人感到沮丧而又悲哀的结论。那就是,你怀着善良、美好愿望把他们往好处想的地方,他们偏偏就不干;你怀着小人之心把他们往坏处想的地方,他们则干得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让你瞠目结舌。

有个国安曾对我撒谎说,之所以把我关到贵阳去,是因为毕节没有囚禁我的地方。但是,当要起诉我时,他们在毕节又找到囚禁我的地方了。46天的单独囚禁,以及后来两年零六天的牢狱锻炼还让我明白,独裁、专制政府统领下的司法部门之所以要将思想犯、政治犯独囚一室,首先是让你更加的与人、与世隔绝,连其他犯人也不让你接触,以免你从同室犯人那里得到哪怕仅仅是同病相怜般的宽慰,了解到一些保护自己的经验常识、法律知识等,以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按他们的有罪推定、按他们的预期目标给你定罪。另外一点,单独囚禁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对于达到他们的险恶用心、卑污目的,也显然有利得多。难怪,我当初多次向看守索要《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安法》等,始终就是没有谁给我。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有谁会完全相信,连他们制定的、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可以由他们把握很大伸缩范围的法律资料,在最该发挥作用的看守所,竟然也成了禁果。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没有,这就是别有用心、搞阴谋诡计的人视若法宝的常用手段。他们就需要你处于混沌状态、处于蒙昧状态呢。否则,你成了明白人,成了有知有识的人,那就“难办”了。

有了上述难忘的经历和刻骨铭心的感受之后,我有理由认为,不是心理阴暗的人,想不出将人单独囚禁这种折磨人的魔鬼主意来。当时,除了早、中、晚三个极短暂的打饭时间外,其他时间,不要说听到一点人声、见到一点人影,就连其他有生命的东西如飞鸟、如小虫,甚至如树木、如小草等,你也休想一饱眼福。孤苦、焦躁到临界点时,我甚至心不由己地企盼:这几天怎么还不来审问我呢?是啊,有了审问,好歹能听见几句“人话”、见到几条“人形”,聊胜于无呢。未曾蹲大牢之前,我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说心存疑问。如今,我虽未患上此症,但我却相信,软弱、恐怖加上愚昧,绑架、施暴者再采取打一巴掌揉三揉的办法对付你,患上此症,是完全可能的。

10月24日,我终于被调到楼下5号监室,与一个被指控涉嫌间谍罪的人关押在一起,结束了被单独囚禁的日子。虽然,还不知道何时重获自由,但较之一人孤囚一室的辛酸时日,总算有所“改善”、有所“进步”吧!时代潮流总是在不断地改善着、总是在不断地进步着,这不是我那区区四篇小文章能够“煽动”得了的,更不是一批倒行逆施者所能够阻挡得了的。绝对不是!

200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