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天下为公”何以成了“天下为我”

 

这些年看惯了帝王影视尤其是清宫戏的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因为皇帝头顶的房梁上往往挂着“天下为公”的匾额。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打着这样的旗号,不知制过多少匾,刻过多少碑,接受过多少文人学士的歌颂。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表面上的“公”只是“家”或“我”的代名词。坐在“天下为公”牌匾下的皇帝所需要和追求的,无非就是“天下为我”。

不能说提出和赞成这种理想的人都是虚情假意,也不能说所有的帝王都只考虑私利,但在民主制度形成和巩固之前,天下为公只能是一种梦想,其结果只能是天下为私。

中国历来的帝王都迷信君权神授,即使用最卑鄙、最残酷的手段得到的“天下”,也要解释为“皇天”托付“天命”所归,体现了“天意”。既然一切权力来自“天”,而体现“天”的意志的就是统治者本人,那么他就是“公”了。

对于第二代以下的帝王来说,还得加上一个“列祖列宗”:这“天下”是祖宗传下来的。贤明的君主会想到要对得起祖宗,保持这份家产,还要使家族繁衍子孙兴旺。所以帝王能将百姓视为“子民”、“赤子”,当作子孙,就是少有的圣君。各级官员的任务是替皇帝守家业,“牧民”——将百姓像牲口那样喂养驱赶乃至宰杀。再高的官也不过是皇帝的奴仆。到了清朝,若不是满族或旗人,想称奴才还没有资格。

一部分帝王也是身不由己。有的人对当皇帝、理国事根本没有兴趣,却具有文学、艺术、学术、工艺、体育方面的天赋,如果他们不当皇帝,完全可能以文艺家、大匠的业绩名垂青史。另一些人本来就是低能或残障,本来是令人同情的,但不幸做了皇帝,就只能留下可悲、可耻的纪录。要将“天下”的重任交给这些人,注定是南辕北辙,但又有其他可能吗?

中国历来不乏忠臣烈士,也有不少无私的官员,但他们的全部活动都以保证皇帝的私利为前提。只有在皇帝的意志与百姓的利益一致时,他们才能做有利于百姓的事;否则,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至多能有幸成为历史上(而不是在当时)的正面人物或道德典范,却无法真正为天下的民众谋利益。

在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民意收集系统和民意代表制度时,皇帝就算真的愿意为公,也无法明白“公意”何在。从秦至清的历代中央王朝,一般都拥有数千万至数亿人口,疆域范围包括大半个中国或超出今天中国的领土,要了解民意谈何容易!古代的政治家并非完全不重视民意,也设计并实施过种种措施,如让各地主动报告;将有代表性的人物送往朝廷,甚至直接接受皇帝的询问;派官员到各地采风调查;皇帝亲自巡视,中央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各地考察,但在皇权高于一切的专制集权制度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意代表,更不会形成制度。在没有民意代表参与及监督的条件下,任何了解和收集来的民意都不可能完全代表民众。至于一部分人口,如奴仆、贱民、差役、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等,根据当时的法律连“民”的身份都没有,“民意”自然与他们无关。

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政权需要处理的问题极其复杂,即使在现代政治制度下,决策的过程也相当困难,必须有法律、程序和技术等诸方面的保障;而在专制集权制度下,重大的决策最终只能“宸衷独断”;所以再英明的皇帝也免不了独断专行,而昏君庸主就只能为权相奸臣所左右,“天下为公”只能是一块自欺欺人的招牌。

牟传珩:全球最昂贵的政府——盘点中共执政成本

 

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系指来源于民,并按宪法程序执撑国家公共权力。毫无疑问,现代执政行为必须具有 “法理正义 “,而且必须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世界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不顾民生,大量耗费民脂民膏,把国家财政的主要方面用于维系统治者单方面的利益,执政成本巨大而国民收益甚少。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就是例证。因而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便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根本分水岭。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义的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执政主体,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跨台的。

眼下,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据说会议的主旋律是要”发展民生”;温家宝总理今年两会上也信誓旦旦地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惠及全体国民。然而,中国的行政成本挤压民生空间,却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所谓行政成本,是执政成本的主体部分,是指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从狭义的角度看,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需要消耗资源,比如建筑物、办公设施、人员工资等。从广义的角度看,政府行政成本还包括政府行政决策所付出的代价。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有三大块,即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用在内的维持性支出。行政管理费所包含的内容是,行政管理支出、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以及公安、安全、司法、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支出和办案费用补助。中国目前执政成本最大的问题在于,行政管理费的比重和增速远远高于社会性支出。

中国目前还有1.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政府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猛,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来还在攀升。此据媒体资料显示,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3年25 年间,中共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高达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 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 1978年仅为 4.71%,到2003 年上升到19.03%,近两年来仍居高不下。有报道称: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1986年的 10%到2005 年的19.2%。 20年间增长将近一倍,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 的标准。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了一组调研数据:中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欧成中则认为:目前,中国行政管理费是美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成为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居高的国家。又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 326期报道: 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 亿元,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 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 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 万亿元计算,几乎接近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这种行政部门日常运作成本无节制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按一种利己主义的高消耗模式运转的。

官方公开的一份对近百名不同区县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行政费用虚高中,公车使用费用、接待费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费用已成为干部也不满的焦点:

关于公车费用。中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成倍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此项调查显示:约24%的干部表示对当前公车使用情况非常不满意,约47%的干部对公车使用情况不满意。在选择3个对于县级政府改革的最重要措施时,约48%的干部选了 “大幅度减少公车使用的数量和范围,实行公车改革 “。当前公车使用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公车私用;二是公车资源不能优化使用,有些部门一年用不了几次车,但依然配车,尽管大部分时间车辆空停,但每年的养车费用和人力成本一分都不能少;三是公车使用中存在攀比心理,而且有了车就要用够。

关于接待费用。约12%的干部表示对于接待费用情况非常不满意,55%的人表示不满意,21%的人认为严格控制接待费用的数量和范围是对政府改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他们普遍反映接待费用随意性大,由于缺乏明确细化的接待标准规定,接待费便直线上升。一顿饭的费用就会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粗略统计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

关于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费用” 。调查显示,17%的人对当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非常不满意,56%的人表示不满意,52%的干部认为应该在西部地区的县级以下政府停止一切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为了迎接一次会议的召开,迎接领导的视察,就投入大量的钱将路边的房子重新粉刷,虽然按规划这些房子两个月后就要拆除,真是荒唐!” 调查中,一名当地干部愤愤地说。一些政府举巨债打造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高尔夫球场及大学城等标志性工程。各级政府的办公楼愈来愈气派,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政府也盖起豪华建筑,例如,中部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1亿元,却建起了耗资1000多万元的办公楼;南部一个只有7名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还有公费出国旅游。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公费旅游屡禁不止,每年耗资数以千亿计。

此外,政府一方面由于财政供养人口过于庞大, “官民之比” 居高不下,使一些地方财政不堪重负,甚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文山会海、挥霍浪费,也在大规模地侵吞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中,多有” 吃空饷”的。据报道,仅四川省就清理出 3.7万多。” 吃空饷”人员,每年冒领经费达 6400多万元。河南也清理出万多” 吃空饷”人员,涉及资金 1.53亿元。如此大小蛀虫每日每时都在消耗”公共财政的阳光”。

更有甚者,是一直为中共执政提供软力量支撑的”公共财政”无底洞——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大量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官方从来未予公开。还有政府运用公权力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维权人士等,维持对社会高压管制的庞大隐性财政开资,也是向来都只掏纳税人的钱包,而不允许纳税人过问的。所以我们很难用具体数据加以说明。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行政成本的一部分。行政成本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的说法。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行政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执政成本加大,挤占了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
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大大损害了国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特色执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一个无法根治的痼疾。这种中国特色的执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 、
制度本质不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不是由选民产生,因而官员不对民负责,小数人说了算,且不受监督。所谓人大、政协、监察、审计等监督等都属于体制内监督,因此就会形成” 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本来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无权任意改变,但实际上政府部门不执行预算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政府普遍存在大量预算外资金,导致公共财政使用的随意性和隐蔽性等特点。

2 、
权力运行黑箱作业。中国政府机构垄断着全社会的主要信息资源。而政务信息公开与否往往取决于具体政府部门或官员的单方意愿。政务信息想公开则公开,不想公开,则假保密等各种借口予以拒绝,公民根本没有知情权。如此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社会监督缺位是导致政府行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重要原因。

3 、
没有公共资源负责主体。公共资源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但使用的权力却在政府,政府花钱并不对国民负责。这在缺乏公众监督和法律惩戒的条件下,难免造成公共资源的政府利己使用与浪费。

4 、
政府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排斥公众参与。政府单方面垄断公共资源的定价和配置权,缺乏多元利益和公众约束,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机制,这也导致了行政成本无节制膨胀的又一原因。
最后,行政部门日常运作成本无节制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按一种利己主义高消耗的模式运转,根本不具备”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民主执政意识。由此可见,中国的政府与有限责任政府相距甚远,中国的财政也不是一个公共财政。因此中国的财政收入首先是用来满足政权利益而不是用来满足公共产品的提供的,如教育、医疗、安全等方面或服务的需要。因此必然导致当今中国公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三座大山压迫的现实。

中共”十七大”再次明确:中国特色的所谓”改革”,走的是一条完全由”党主政府领导”之路,即由党掌控的政府来组织和分配资源。可笑的是针对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就是政府运行成本改革,也排斥 “公众主导 “和” 市场主导”。这就很难形成一种利益多元化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党主政府改革,依然是让官员自己决定怎么花钱,那么”公共财政的阳光”惠及的永远还是政府自身。当下的问题正在于,政府垄断了对所有改革事务的 “主导权 “,公众根本不能讨价还价。例如,公车改革如何对官员进行补偿,政府说了算;财政收入增加了如何对官员进行奖励,也是政府说了算;公务员工资如何涨,涨多少也是政府说了算。凡此种种,国民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何谈监督?又何谈讨价还价?如此中国特色的”改革”还有什么前途?

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靠公民的税收得以维持运作的。政府本质上是一揽子公共产品的集合物,公众纳税供养政府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公共产品。因此,财政必须是民主的,只有在民主财政条件下,才会有廉价的政府。《荀子 ·富国》说: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荀子所言的正是一种执政廉价裕民之道。而流行于21世纪的全球 “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共部门推行绩效管理。它要求在作公共决策时,在制定战略、进行决策、推行改革时,  都要依据”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进行成本决策和绩效决策,尽可能减少公共耗费,以扩大国民收益。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本身的改革,更要借助于社会各种力量的自主参与。正如市场上不能有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商品必然会昂贵一样; “执政成本 “如不能为社会多元利益讨价还价,公共产品也必然是老百姓承担不起的昂贵。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没有民主制度形成社会多元力量对执政成本讨价还价,就必有百姓负担不起的昂贵政府!

胡  平:张林和他的作品《悲怆的灵魂》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决定把今年的狱中作家奖授予现仍在狱中的安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名民运人士张林先生。张林着有大量诗文,其代表作是《悲怆的灵魂》(美国,博大出版社,2005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王一梁写道:”即使张林以前没有写过一个字,我认为,仅凭此书便足以使张林堂而皇之地步入文学的最高殿堂。”

张林是一位天生的自由斗士,血气充沛,思想锋利,敢做敢为,百折不回。1979年,16岁的张林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在求学期间,张林就积极参加校园民主运动,发起和组织学生社团并担任负责人。毕业后,因不满于沉闷的单位生活,在1986年辞去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从事专业民运。出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张林曾三次偷越边境,多次被关押。八九民运期间,张林是皖北地区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六四后被捕,判刑2年。1994年5月:因为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其他民运活动,被送回安徽省处劳动教养3年。1997年9月,服刑期满后,获得赴美签证来到美国。

1998年10月,张林闯关返回中国从事民运,第2天被警察抓获,处3年劳动教养。2001年出狱后,不顾当局的迫害和歧视继续从事民运,撰写了大量文章,包括这部《悲怆的灵魂》。2005年1月因积极参加悼念赵紫阳的活动再次被捕,判刑5年。现仍在狱中。

《悲怆的灵魂》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作者记述了他的成长、奋进、受难与抗争。全书有四百多页,近三十万字,作者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有如长江大河奔流直下,读来竟有一气呵成之感。这对于一个饱受牢狱之灾的人来说尤其不易。诚如作者所言,中国的监狱比地狱还可怕,尤其是对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还有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在这种环境下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不知不觉就残废了。张林把这称为劳改后遗症。它甚至会严重地摧残一个人的思考、阅读和写作能力。张林清醒地意识到劳改后遗症对自己的危害,他以极大的毅力自我治疗,这部《悲怆的灵魂》不仅是他奋斗与受难的记录,也是他自我超越的证明。

读张林的书,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自由的本质。乍一看去,象张林这样,为了得到更多的自由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仅有的自由,这不是自相矛盾,得不偿失,适得其反吗?特别是在他来到美国之后,既然已经摆脱了恐惧,获得了自由,何苦又要冒险回去呢?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里写道: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由此可见,一个人为了争得更多的自由而甘愿失去仅有的自由,这绝非自相矛盾,因为他并不只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于强权的奴役,他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显示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张林以他不屈不挠的抗争,证明了高贵的自由精神;而他这部《悲怆的灵魂》则为此留下了光辉的见证。

余  杰: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

 

最近几年我在美国访问时,发现若干大城市都有聚居着大群中国贪官、奸商及其家属的“华裔富人区”(有的地方还被戏称为“二奶街”)。此一景象从东岸一直延伸到西岸,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严重腐败和资本外流数额的巨大。我在与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中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官员以及智库学者、媒体主管、大学教授讨论中美关系时,经常提出这样的追问:当美国成为中国蠹虫逃避法律惩罚的天堂的时候,美国如何有效遏制这一趋势、避免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长期以来,美国未能强有力地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黑金的流入。首先是因为其自由经济制度,当贪官和官商利用亲属转移黑金的时候,有关部门很难监管和甄别;其次则是因为美国政治结构的制约——“三权分立”的原则,使得立案、调查和审判无法以某种“雷厉风行”的方式推进。但是,我仍然向美方人士表达了此种看法:如果任由中国的腐败资金流入美国,短期之内固然会给美方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就如同腐蚀剂一样,将危及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美国对中国贪官和奸商的丑恶行径放任自流,还将伤害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并导致中国民众对美国产生负面看法,最终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危害。

中国的外逃资本大多流入美国,与此同时国内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她指出:“资本外逃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那些口头上声称“忠党爱国”的中共官僚不会关心未来的危机,他们关心的是在海外的黑金和亲属。他们如同当年的法国国王一样,只要能够花天酒地,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今天的中国,专制政体、垄断权力与贪污腐败几成死结。在此背景下,假如美国能参与遏制中国资本的外流,便是馈赠给中国民众的一份厚礼,亦是中国民主化变革的绝大助力。

胡长清将美国当作“救生艇”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外逃贪官达四千多人,实际数量当超过万人。而尚未外逃、仅仅是将妻子、子女“合法”送往美国居住及求学的中共官僚,更是不计其数。二流贪官选择东南亚和拉美国家藏身,一流贪官则选择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国家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仅在二零零零年,中国外逃资金就达四百八十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四百零七的美元。美国是中国外逃贪官数量最多、外逃资本数额最大的国家。

在外逃资本当中,相当部分是通过子女留学这一途径流出去的。近年来,数量庞大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国际教育市场追捧的“香饽饽”。固然大部分留学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女,父母用一辈子省吃俭用的钱来支持孩子出国留学,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官僚家庭的子女。如果调查中共县级以上的官员的子女的情况,可以发现出国留学的比例是普通百姓家庭的数十倍。这些干部子弟出国并不仅仅为了求学,而且还肩负着将父辈的赃款携带出国的使命。然后,他们将父辈贪污来的钱财以外资的形式,重新投资到中国来,以赚取暴利。

被绳之以法者寥寥无几。前几年被执行死刑的前江西身副省长胡长清,其案发的原因,据说是源于偶然间的一个电话。在这个打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的越洋电话中,胡长清毫不掩饰地对儿子说:“儿子,你在美国要好好经营,为我们作好准备。共产党的天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要到美国来跟你一起生活了。”看来,胡长清才是真正的“亲美派”呢!

隔墙有耳——中共国家安全部一直对党政高级干部实施全天候的电话监听。特务们将高干贪污受贿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通常不会立即加以查证和追究。因为一旦查证和追究的话,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这些资料一般由秘密渠道汇报到中央政治局,作为高层政治斗争的时候可资利用的材料。安全部的特务们很少听到一名副省级高官在电话中如此不加掩饰地表达对中共体制的绝望。负责人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向中央作了特别汇报。

据香港媒体报导,一次政治局开会时,江泽民特意让所有成员都来听听这段录音,听完之后立即下令对胡长清立案调查。这样,一下子查出胡长清多如牛毛的贪污受贿案件来。最后,江亲笔批示将胡长清判处死刑。胡长清固然死有余辜,但许多比他贪污数额更大的官员并未受到查处,这说明中共高层可以容忍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不能容忍其“不忠”。胡长清被处死了,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是否归还了父亲的赃款,是否因为参与销赃而受到法律的追究?我没有看到后续的报导。

胡长清的“不忠诚”其实不是例外,而是一种普遍的状况。说到“忠诚”,中共究竟有多少“忠心耿耿”的干部呢?就连邓小平也是“美国人”的爷爷——他的孙子辈中,已经有若干人具有美国国籍。中共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来掩饰其意识形态的苍白。于是,反美的文宣成为中共的拿手好戏。当网路上无数的爱国愤青疯狂地咒駡美国的时候,却不知道中共的高官们早已把财产转移到了美国,他们的后代早已提前实现了“美国化”。被妖魔化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共高官们心中最后的“救生艇”。

胡长清事件仅仅显示了中国外逃资本的冰山一角。学者王军在《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中指出,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百分之五十二,超过了世界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进入九十年代,外逃资本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未经政府批准。

中国的蠹虫们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绿”——像绿卡一样绿。他们深知,一旦资金流出国外,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对流入的外资性刨根问底、追究来源。有的贪官在境外银行建有个人帐户,他们不会让家中堆成金山银山,而是要求行贿方直接将黑钱打入此海外帐号之中。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帐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也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近年来,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一些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各地在海外不少“视窗公司”,实际上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于“天高皇帝远”、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据称,美国房地产业人士曾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资公司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公司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的业内人士也揭露说,不少中资企业以钜资投入期货交易,是赢是输毫不在意,因为即使亏损,也能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账,个人则可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中国大陆的境外投资一直有“碰不拢”的两本账。比如,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逾一千家,中国的统计则仅为二百一十八家。数字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有大量投资处于官方正常的管理之外。

杨秀珠的“西游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仍然将美国看作“誓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巢穴”。然而,中共高级官员们在骨子里无不对美国文明“五体投地”。就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中共领袖的子女,也都纷纷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甚至还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与内心评估之间的天壤之别,显示今日中国已沦为一个“谎言之国”。有那么多中国高官的家属长期居住在美国,即便以此而论,中共当局也不敢悍然对台湾开战、与美国为敌,更不敢像“猪头将军”朱成虎宣称的那样,用核武器来攻击美国西岸、让美国数百个城市化为灰烬——如果那样做,中共高官不计其数的孝子贤孙们岂不一同灰飞烟灭了?

如今,中国的贪官和奸商们纷纷在案发之前走上“西游”之路,他们其实比谁都热爱美国,他们早已在美国筑好了安乐窝。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日,在案发前夕,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等一大家子,施施然地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杨秀珠并非像某些国内媒体所言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之后,镇定自若地成行的。证据之一便是,她居然能及时获得“九·一一”之后审查极其严格的赴美签,并从容突破政法、公安系统的“天罗地网”,带领一家老小出境。证据之二便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多个城市大肆购置房产,可谓未雨绸缪、狡兔三窟。

杨秀珠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西游记”。不过,她去美国不是为了“取经”,而是过上“资本家”的幸福生活。在温州地区,杨秀珠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早年她是一个卖馒头的食堂职工,后来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先后担任温州市规划局长、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等要职。案发之后,她更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人物”,被指为“浙江巨贪”,涉及金额据说超过了已被处决的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据温州市纪委的通报,已查清杨的涉案金额为二点五亿人民币,已追回四千多万元,冻结七千多万元的资金或房产。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二人,处级以上官员十一人,科级官员七人,其中以原温州市市长陈文宪受贿案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局长王天义贪污案尤其引人注目。

杨秀珠在西方国家中唯独青睐美国。据纽约的一家华文报纸的调查显示,在纽约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有五处。已经完全确认为杨所有的一处房产,靠近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款支付了五十五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四万五千美元,由此推测这座楼房市值约为四五百万美元。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五十至八十美元左右。仅靠这一处房产,杨秀珠即可维持富豪水准的生活。该报纸调查的五处房产皆在纽约市区,而新泽西州、长岛以及华人汇聚的美国西海岸加州等地,有无她的房产,皆无从查证。有人估计,杨秀珠带入美国的钱财可能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杨秀珠捞钱的手段简单而粗糙,甚至是“赤裸裸”的。在其任职温州副市长期间,曾把原温州市动物园土地的使用权,强行批给一个原籍温州的法国商人。超过一亿元的地价,五千多万元就批了出去,好处费自然不会少。杨的弟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所属的公司,更被人称为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杨秀珠的发迹史与升官史几乎同步。她担任副市长和副厅长的八年间,也正是疯狂敛财的时期。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乃是专门提拔贪官污吏的体制,是谁“更坏”谁就能获得升迁的体制。

二零零四年二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对杨秀珠的“红色通缉令”。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杨秀珠在荷兰落网。但消息传出几小时之后,中共宣传部立即下令内地各媒体禁止报导有关杨秀珠的最新消息。迄今为止,杨秀珠仍然未能被成功引渡回国受审。杨秀珠的靠山——其兄长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现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倒继续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按照常理推测,杨秀珠的腐败情况,作为兄长的刘锡荣不可能一无所知。自己的家庭尚不能保持清廉,刘锡荣却荣升为专门查处党内腐败的中纪委副书记,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

杨秀珠在美国生活了近两年时间,美国方面并未着手对其进行调查和控制,表明美国对外逃的中国贪官缺乏足够的执法热情。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贪官和奸商及其家人纷纷选择在美国聚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西两岸的精华地区当然是首选。例如,在距曼哈顿仅一个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爱迪森市,差不多成为华人的天下,至少有十万中国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房屋价位节节攀升,美国人抱怨是中国人将房价拉抬起来的。在那里入住的中国新移民之中,有不少人与杨秀珠背景相似。全国首届“十佳青年”之一、前河南服装公司总经理潘明玉即居住于此。十年前,潘明玉卷款外逃,轰动一时。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去年来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在此买下三处房产。

大部分逃亡到美国的中国贪官都逍遥法外。有的隐姓埋名,过上了比较低调的生活;有的仍然趾高气扬,常常抛头露面。近年来,中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大约只有五人左右,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便有被称为“中国胃口最大的贪官”的余振东。余振东在担任中银开平支行行长期间,伙同他人把四点八三亿美元转移到国外,并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出逃至美国。二零零五年四月,余振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执法人员移交给中国司法部门,成为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名被缉拿回国的贪官。可惜的是,像余振东这样的、“西游记”戛然而止的贪官,少之又少,根本不足以震慑更多的后来者。

“小皇帝”的留学生涯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显示,外国涉及贪污弊案的高层官员想要到美国,一般而言有所谓的“三部曲”:第一步是先将配偶和子女透过留学、移民或做生意的方式先送到美国,第二步是透过各种途径将贪污的赃款转移到美国购屋、置产或投资,第三步则是本人发现情势不妙,也跟着到美国。据估计,每年中国大陆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在一百亿以上。美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身份特殊的留学生(尤其是“小小留学生”),刚来美国不久,就能住上一套豪华别墅;没过上几天,又能开上一辆高级跑车。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少部分是私营企业老板、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之外,大部分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大中型国企的主管。美国教育基金会的一位人士透露,如今在美至少有超过六万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小皇帝”们的比例逐渐升高。一二十年前中共高官的子女留学美国,尚且比较低调,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胡锦涛的女儿胡海青、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等人,他们一般都是化名来到美国学习,老老实实地完成了学业之后,先在美国公司任职,然后再回国“创业”,数年后才成为亿万富豪;而如今赴美留学的中共官员的子女,年龄越来越小,个性也越来越飞扬跋扈,毫不顾忌舆论的负面看法,他们夸张的言行举止,便是好莱坞明星也要刮目相看。

这些小小留学生,大部分根本无心向学,无心上进。他们通常是耗费钜款,联系一家美国的垃圾学校,通过该学校办理好在美国居住的各种档,便在美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美国一家华文媒体曾质疑说: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宾士,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这一现象也让当年的留学生感慨万千,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一九八一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五美元。”这些话让那些背景显赫的小留学生听来,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近年来,出洋留学的官商子弟,年龄日趋低龄化。由于许多青少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到了自由世界之后不久,便翘课、淫乱、吸毒乃至参与黑社会,既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也败坏了华人在美国的形象。

这些一眼便可以看出来头不凡的富家子弟,也成为中美两国航线上的常客。一位中央媒体的驻美记者这样描述道:“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航空港洛杉矶机场,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飞机最为繁忙。源源不断的留学生,再也不是二十年前那种囊中羞涩、手里攥着几十美金不敢花的寒酸样了。他们出手大方,大方得令许多美国人都另眼相看。”坐头等舱的公子小姐比比皆是,他们携带大量行李,许多都是昂贵的奢侈品。这群消费能力超群的小皇帝们,甚至还带动了美国中餐馆的业务。一位纽约中餐馆的老板感叹说,在我们这里饕餮山珍海味的贵族学生简直多如潮水。而美国大城市富人区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一些看似“孤儿寡母”的华人,竟能一次性地完成现金交易。这使只能靠三十年分期付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简直看傻了眼。这帮买豪宅、开“大奔”和“林肯”的中国小留学生,美国媒体将他们与阿拉伯石油国家的王公们相提并论。

二零零四年,深圳市副书记、秘书长李意珍以政令方式强迫全市学生观看其女儿主演的影片《时差七小时》,如此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引起舆论大哗。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名在“市长公主”的帐户上,居然有近千万的巨额财产。当被问及财产从何而来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傲慢地宣称:“这是父母做生意赚来钱,他们难道不可以给我的零用钱吗?”据国内媒体报导,李意珍的女儿李倩妮(妞妞)自一九九五年九月开始赴英国和美国留学,共留学海外近九年,仅计算必须的支出,费用大约为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按照其父亲作为公务员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支付这笔钜款。这笔钜款从何而来,不言而喻。

事实上,妞妞早在十几岁时就拥有了数百万元的资产。一九九三年,妞妞尚是个十四岁中学生,竟能出资三百五十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专事留学仲介的“深圳市仁和海外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妞妞是个十七岁的留学英国的中学生,又出资二百六十九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梦想隧道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时差七小时》就是该公司拍摄的。一九九七年,她又出资一百五十万元成为“深圳市披克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三家公司,其注册资本就达七百六十九万元,还不包括营运资本。当这些黑幕都被揭示出来之后,李意珍的官位岿然不动,李倩妮仍然逍遥自在。直到二零零七年,李意珍才被免去副书记一职,却仍然担任常委。李意珍的后台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广东人大主任黄丽满,黄与江泽民关系密切。所以,除非胡锦涛要拿黄丽满开刀,否则李意珍不会成为阶下囚。

可以想像,李倩妮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多“牛”。中国的“小皇帝”们个个腰包鼓鼓,现金充沛。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中国对外汇限额相当严格,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进行巨额现金交易,动辄就是上百万美元。这些钱是如何流出国门的呢?有内部人士透露说:“根本用不着从中国往外汇钱。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沾钱,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学美国等方式作为交易。他们住豪宅、开大奔,你想钱从哪来?”可以说,每一个在美国挥金如土的“小皇帝”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邪恶而黑暗的官僚家族,以及千千万万权利被侵害的工农大众的斑斑血泪。

单纯的西方人一般不会太多注意这些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的青年人,这也成为贪官的父母们精心安排“小皇帝”赴美留学的重要原因。美方要想根治来自中国的黑金,要遏制那些与中国有生意来往的美国公司的腐败行为,不妨以这些从中国来美国的“小皇帝”为突破口。美国立法机构可以用立法的形式,授予行政和司法部门更大的权力,对中国的“小皇帝”们展开调查和取证。这样,也许可以“顺藤摸瓜”,查出“小皇帝”背后的蠹虫父母来。

美国不能成为中国贪官的“后花园”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外国(尤其是中国)贪官污吏们的“脏钱”流入美国,对美国弊大于利。美国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外国贪官的避难天堂,但布什政府近年来加强全球反贪腐的国家战略,布什总统在二零零四年一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因为贪腐行为而受益的外国高层官员及其配偶子女进入美国境内。布什总统多次在国际场合痛批外国政府高层官员贪污是所谓的“强盗政治”。据称,美国国务院手中握有一份外国贪官的秘密黑名单,包括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前秘鲁总统藤森等多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官员都名列其中;而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至今已有超过二百五十多名外国贪官被美国政府取消签证。

据《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没收涉嫌贪污腐败的外国高官经由洗钱渠道进入美国的财产,其中被判入狱的尼加拉瓜前总统成为这项新计划的第一个目标。目前,由美国多个政府机构联合成立的特别调查小组正在对六个拉美国家的九名贪官的洗钱指控进行调查。“反洗钱行动”是美国政府净化国内经济秩序的铁腕行动。一名介入调查贪官洗钱案件的官员声称:“如果我们能帮助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愿意干。我们最不愿意让腐败的政府官员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因为他们制造的金融和社会危机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已经开始检讨此前对中国贪官和奸商的“绥靖政策”,当中国国内的反腐运动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缓而陷入困顿之时,国际反腐有可能对中国贪官和奸商造成“釜底抽薪”之势。

最早发现美国政府将对外国贪官们转移到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调查的,不是媒体,而是办案经验丰富的前检察官、“反洗钱”网站负责人因特里奥加。近日,其主办的“反洗钱”网站刊出了一篇报导:“本网站透过可靠的消息渠道获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移民归化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神秘的联合调查小组。该小组的成立准会令那些通过洗钱的方式将贪污受贿所得的不义之财转移到美国的外国贪官、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亲人和朋友们感到惊恐不安。因为这个联合小组的任务是迅速摸清美国境内外国贪官投资金融机构、不动产和商业的具体情况,一经核实,立即将其没收!”

美国正在采取更加主动逼人的新战略,追究境内源于外国的脏钱。这些脏钱的用处各有不同,有的是阿拉伯石油大亨用于资助国际恐怖活动的,有的则仅仅是中国蠹虫们用以在美国“安居乐业”的,还有的还进入色情、赌博、走私等利润巨大的行业。昔日,这些脏钱在美国宽松的自由经济环境下畅通无阻。“九·一一”之后,美国政府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调查来源不明的国际资本,将执法目标扩展到在美国拥有黑钱的世界各国的贪官和奸商,并在金融界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反洗钱”网站负责人因特里奥加认为,调查美国人与外国腐败官员的关系,并对外国腐败官员流入美国的财产动真格的,是“一大进步”。他指出:“我们应该像打击毒品走私、恐怖主义和武器走私那样打击外国贪官污吏们在美国的不义财产。”

专制国家的官僚们所贪污的民脂民膏,首先选择存入保密性高的瑞士银行,其次便是偷偷转移到美国。然而,美国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政府知道,这也是向独裁政权施加压力的武器。日前,缅甸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军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数十名僧侣和平民死难。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发表演讲,谴责缅甸军政权的镇压行动,宣布美国对缅甸施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其中重要的手段便是,美国政府冻结缅甸军人政府最高实权者、国防部长丹瑞等十四名最高层官员在美国国内的资产,下令禁止给予缅甸军政权高官及其亲属赴美签证,并禁止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与之进行交易。这样的措施以后可以逐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的贪官污吏的身上实施。

美国绝对不能成为中国贪官的“后花园”。来自中国的黑金在美国流动,如果单纯是贪官及其家人花天酒地,尚不足以危机美国的国家安全;尤其可怕的是,许多脏钱逐渐渗透到美国的政治运作当中,近期受到全美新闻媒体关注的民主党金主徐咏芫案,即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蕊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华人捐款人,徐和一个航空界大人物、罗拉太空通信公司的总裁有紧密关系,而这个大人物被指责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将导弹机密转移给北京,把自己的商业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安全之上。徐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第二个钟育翰——钟育翰在一九九六年竞选中是白宫的常客,曾经五十七次进入白宫,捐献了大笔政治献金。据调查,钟的许多钱都是来自于中共军头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任职的、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徐日前已经落网,他背后的秘密正在被揭开。

美国人终于发现身边有一颗可怕的毒瘤。美国的有关部门即将行动起来,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蠹虫们展开调查——来自中国的外逃资本,其数额远非几个拉美和非洲小国所能比拟。当然,要调查出这些来自中国的脏钱的来龙去脉,比调查拉美和非洲小国的脏钱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贪官和奸商们更加谨慎、更加聪明,竭尽全力让每一笔不义之财都漂白,以逃避美国法律的制裁。中国的贪官和家属们的脏钱,一部分投入到房地产、走私(包括人口走私)、色情业、赌博等暴利行业,这些有害的投资,不仅扰乱了美国的经济秩序,而且败坏了美国的社会风气。这些中共半截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既得利益群体,早早地逃到美国享受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一边挥霍着从国内榨取来的百姓的血汗钱,一边赞美中共的专制制度并辱駡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霸权主义”。他们像萨斯病毒一样,在美国这片净土上孳生和泛滥。

粉碎中国蠹虫们一厢情愿的“美国梦”,既是美国内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关键环节。美国政府理应以更严厉的手段调查和处理来自中国的黑钱,打击来自大洋彼岸的、“腰缠十万贯”的“投资商”及其家属,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遵纪守法的“美国公民”,他们永远不会认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美国驻华使馆在发放签证的时候,可以对中共高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美国执法部门在这些贪官及其家属抵达美国之后,亦应当对其行动展开严密监控。等到正义之剑高悬起来的那一天,那些生活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们,便会像在中国国内一样睡不好觉了;而他们被遣返或引渡会中国接收审判的日子,也并非遥遥无期。

王  丹:包遵信葬礼上的年轻人

 

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包遵信先生去世, 引起海内外很大关注。作为老包的故交, 我当然有很多对他的回忆, 限于篇幅, 当在他处发表。这里想说说的是老包的葬礼。那次现在仍然被讨论的葬礼, 我是委讬我母亲和表弟代替我去参加的。据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 虽然很多送了花圈和挽联的朋友被流放海外不能亲自参加成为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是葬礼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现了很多生面孔的年轻人。听我表弟讲, 一个看上去还是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 亲眼看到李海就在殡仪馆的外面被几个彪形大汉按住, 强行推上车不允许参加葬礼的一幕, 不禁十分震骇, 一个劲的说: “怎么可以这样!” 显然, 这是一些还没有见识过中共专政机器的年轻人。

我真想对这些年轻人说: “谢谢你们来, 这不仅是谢谢你们悼念老包, 更是谢谢你们给了我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我相信, 这些年轻人以后会慢慢习惯见识中共的暴力的, 同时, 他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因为当年, 我们也是这样逐渐看清中共的本来面目的。更是因为, 尽管有中共长期的封锁和欺骗, 仍然有这么多的年轻学子自发来参加这个异议人士的追悼仪式, 这再次告诉了我们:“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汉  心:权力席中无人民

 

少时读古史情事,往往对个中的奸佞枉道之人何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肆行无忌不能理解,总以为坊间黄口小儿尽知的常理竟让恶人当作耳旁风。市井无赖当属教化不严,便有作奸犯科者也可推因为冥顽粗鄙,故不在议论之列。而颇受诗书礼仪浸淫之徒也趋之若鹜、从恶如流且生生息息长盛不衰,或以为恶人使坏、文过饰非故意蔽目塞听,或以为鬼使神差邪气附体,而流布于朝野坊间的杂剧话本则多从怪力乱神说开去,然后敷演几则善恶报应之类的昏话了事!

如今时过境迁,所谓世间清浊渐明,其实并非古人暗弱方使天下昏昏,轮回至今,便是“魏阉乱政、登徒子误朝”又能如何,满清一个乖张跋扈的老寡妇便弄得国人头脚倒悬,再来几拔鸡鸣狗盗之徒持杖传旨也得领受,那所谓横空挥铡斩奸佞者,其底气乃是一柄尚方宝剑,否则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只能徒唤奈何!

作书中想,作壁上观,总有隔岸观火的隔膜,以今日之体验,实则古今依然,无非名号叫法不同而已,一路的壮士烈女除却居心叵测者杜撰以正法统道统之外,大多是好事者权作自慰的酒话。

观今宜鉴古,一部《增广贤文》本以为世故圆滑,实则让人冷眼审世,列朝家谱弃置的边角料中偶尔记着的太平盛世往往都不在现场,上古有不着边际的无怀葛天氐;中古则尽将好事托附于太祖二祖之类的创基业者,什么文景光武,开元康乾及至今日流布不衰的大救星情结,皇皇数千年就那么数十年光彩国运,何以还拼家当本闹革命换朝代,一路轮番折腾但除旧却不能布新,换旗号仍然不换心肝,无非龙庭易主风水轮回,恰如鲁迅先生所言:“亡国一次,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遭劫一回,炮制一系列孝男烈女的家谱,……然后又在残存的瓦砾中修复老例,离合治乱生息下去”。好在国人健忘,对虚设历史的蔑视冲淡了悲剧性的回顾和张望,总是能将彻骨的伤痛和过往悲情消解在饮食男女的小品式把戏之中,从而把列朝治乱的世道灾变喜剧化并推因为怪力乱神、因果天谴的宿命,成为街头瓦肆间扯谈演义的脚本,从而弄出些前朝美事抵消当下的污淖困顿,因不能也不敢正视而用“瞒和骗”(鲁迅语)寻出一些逃路以自慰,终至罗列出连绵不竭的九斤老太式的叹时文牍,让后继者一代代误读中国的过去时态。

方今逆时追索,以今日之冰而观旧时之寒,民生之多艰实乃无法解套的魔符,国人的勤劳善良也绝非道德自觉,实则是苟全性命的无奈而不得不降身屈服,历朝善恶忠奸争讼对决,结局往往多是善行义举折戟败北,即便是“九本一利”侥幸胜诉,当事者意志心力的损害也足以颠覆并消解公法正义的谎言,民间虚置的所谓“真理战胜谬误、邪气不压正气”仅是弱势者抗辩现实伤害的心理寄托和文学式想象。透过史籍文本中墨写的谎言对当下和过去进行检视和审度,尽可以绕开文字虚设的镜象触摸历史的痛处,掀开屋顶让众生昭示于眼目中,看看古今有什么两样?原来如此!西服牛仔与宽袍大袖包裹着同样的心魂,只不过名号叫法不同而已、实则作派德行伯仲不殊,皇朝独统与集体擅权、宫庭倾轧与路线之争,尽管外壳装裱花样翻新,其内在的功能和目的仍是制御精神、收割民利。

至于“暴秦隋炀作乱”的历史符咒,除却因其朝纲短命未及立传续谱矫枉过正之外,后世的诸多垢病,也无非是落井下石寻一个不在场的他者垫底以突显我朝圣明、合理合法,唐宋明清动辄数百年,所以清官廉吏、明君贤臣多多,实则是话语掌控者正本清源故将真事隐去,仅留下皆大欢喜的浮华虚象以糊弄后世,从而谬种流传。肝虚火旺滋养出绵延不绝的“过去的自大”。至于当下的民生处境,那所谓的正可祛邪,公愤民怨指向的诉求则权作文学叙事尚可给人以自慰,若用日常法则套量却仅是一帘幽梦,盗跖逻辑不仅止于枪杆子的霸道,还可以挟持真理为恶贯满盈者开光定律以匡正道统。对于散漫而无结合力的民众,虽然人数众多,确如牛羊之于狮虎,因“集体无意识”只有保种的顾念而无个体死灭的颤懔,终至被一个个肢解猎杀。一部《三国演义》除却几个焦点人物阴攻阳伐吸引眼球之外,名利场之下垫底的万千生灵却只有文本读数而透不出多少鲜活的热气。所以,米兰。昆德拉叹道:“历史一旦被人所控制,历史便失去了精神的无限性!”

曾几何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着实让人民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体验了一场节日般的革命盛宴,然而“历史被创造”之后,血祭的伟功中轮回出场的各路赢家们尽可指点江山,却无人顾怀无涯的荒冢中冤死者的哭诉,朝野分肥的议席中人民暗然退场。至此,冷风中猎猎的旌旗上顺天合道的呐喊,最终都成为拥武秉权者筹集杀伐本钱的引魂幡,徒增一些得胜者的颂歌和失败者的怒气而已。历史,不会因江山易主而显示出多少可亲之处,兴亡盛衰、风水轮回,所谓民生祸福,古今无异,全凭庄家们心情好坏。

刘  柠:“深圳”号承载着中日互释的善意

 

11月28日,中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深圳”号在东京湾晴海码头靠港,开始了对日本的访问,这标志着中日两国防卫交流的重新开启。两天之后,11月30日,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应杨洁篪外长邀请正式访华。

1886年,“龙旗飘扬”的北洋舰队对长崎港曾有过一次非正式访问。此番访问,却是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彬彬有礼的引航护送下靠港,中国海军官兵在日方的礼炮和军乐声中上岸,与121年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多世纪的征尘、硝烟退去之后,“深圳”号破浪乘风的轨迹连接着东亚两个最大的现代国家———没有什么比这个画面能更形象地诠释“一衣带水”的含义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大报《朝日新闻》从11月24日起,连续几天以超大篇幅推出题为“历史还活着———东亚的150年”的主题学术讨论,对“日中战争”进行全面、深刻的再检讨。这次检讨不仅仅拘泥于15年战争,而是从更长的时间轴和更广泛的东亚与世界的视野出发,冷静反思过去的战争,指出“日本的侵略不仅给中国造成了惨祸,也让日本自身走向悲惨的结局”。日主流媒体以如此醒目的方式探究历史问题,乃继《读卖新闻》在战后60周年的2005年,连续一年推出“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到太平洋战争”的长篇专栏之后的第二次。日媒体之所以会在这样的时候隆重推出如此“特别策划”,其背后自不乏有关国内、国际的大背景。

首先,9月底刚上台的福田康夫首相在外交问题上,历来作风稳健,尤其注重对亚外交。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东盟+3”会议上,福田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在邻国领导人面前,初试所谓“共鸣的外交”(即让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发生“共鸣”的福田外交路线)之牛刀。尽管作为外交政策,其具体内涵为邻国所理解和接受尚需时间,但福田重视亚洲、不偏不倚的善意及良好的平衡感已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面向其年内或明年初的访华及中国元首随后的回访,日本国内亲中、挺福田政治势力已开始造势。

其次,11月中旬华盛顿的日美首脑峰会,成果寥寥,福田本人几乎铩羽而归,昭示着日美蜜月同盟盛期已过的现实。这种情况下,对华外交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选项。如能在对华外交上破局的话,不仅会成为福田政权的业绩,客观上亦有利于日美关系的改善。

当然,毋庸讳言,小泉政权5年与中、韩的渐行渐远,已使日本尝到睦邻不睦的苦头。从根源上说,肇始于2005年前后的日本国内反思历史的学术思潮,未尝不是知识界对日本失衡的外交路线的某种牵制、纠偏。正如此番《朝日新闻》反思专栏总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还活着”———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不仅是关于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利益产生影响。

战后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战争历史的关照与反思视角不同,深度各异。从战后60周年前后开始的这一轮反思,是基于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中再度崛起,同时经历了与东亚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的重新定位、调整与磨合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潮,可谓其来有自。其覆盖之广,撼动之深,甚至令邻国的知识界亦为之注目,日本主流社会的思想资源与道义良知不容小觑。

对此,作为邻国,我们当以最大的善意期待之,并理应有所回应。在战后6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年后的今天,适度淡化基于民族创痛的历史悲情,在一种“宜将目光放长远”的默契中力求超越历史,致力于解决双方各自及共通的现实课题,共同创造并携手走进东亚的明天,才是当务之急。

司马迁的死因分析

 

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史书语焉不详,后人就更无从知晓,只有推测。

我以前在上中学历史课,也好跟学生推测过,但距今已有数年之久,我怎么说的,俱已忘记了。

好在我上月在小众菜园答复一位朋友问“太史公最后是怎么死的?好像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时,我归纳了三个原因(复制照录文字如下):

“确实,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确实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猜测。大概有三种:1、被皇帝/官方逼死/害死。2、自然死亡/病死。3、书成之后,不愿再辱,自杀/自尽。我个人倾向于最后一种。要说原因,恕一时无时间查书加以例证。而且我猜测的第三种,以我所接触到的书籍和个人有限的视野来看,似乎无人提及。我权且一说,仅供参考。”

从我发帖(2007-7-718:51:00)偶然论及至今,忽忽又是一月,今天读书——其实是翻书找资料,偶然顺手拿过李长之先生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之复印本,翻开一观,偶然间读到了他关于司马迁去世的推测和分析,居然与我上次度测的“自杀”有所暗合,不,准确地说,是我的悬测暗合了李长之的分析和推测。

且看李长之是如何分析和推测的:

“……征和三年[注:公元前90年],这一年李广利带兵七万,出五原,击匈奴,兵败而降。这是《史记》中所记最晚的可信为出自司马迁手笔的事,可能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死去的,那末他只是活了四十六岁而已了。这时距《报任安书》已有四年,那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可知他在就极刑(三十八岁)之前,百三十篇的《史记》组织,虽早已粗具,但到了《报任安书》(四十三岁)时,还没有完成,更没有藏传,大概完成就在现在这四年间。《史记”自序》中又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书的字数都计算出来了,书是完成无疑,而且”副在京师“,可见在生时已不止一个抄本。《自序》可能就是作于征和三年(公元前九0)的,那最后的话是:”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有书稿写成后,搁笔而踌躇满志的愉快在!

四十六岁以后的司马迁如何,我们却一点也不晓得。他是自杀还是病死?我们也没有丝毫记录。以他的倔强,自杀也很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

(以上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一版,第126—127页)

可见李长之倾向于推测司马迁的死是自杀的,以他对司马迁性格及卒年的网罗把握(推测司马迁死于公元前90年,活了四十六岁,很可能是自杀),也不难得出此推测。

而我前面所说的“似乎无人提及”是不妥当的,起码李长之先生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了。而李长之又是被公认为研究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的首屈一指的专家,他的话比我这个后学更有专家的倾向性。因此,认为司马迁自杀而死,不愿再辱,或不必苛活,这种可能,在司马迁的诸多死因之中,并非空穴来风,全无根据;相反却有最大的可能。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概括了司马迁之死的三种死因的可能:

第一种可能:被皇帝/官方逼死/害死。

司马迁既然是因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一案而被汉武帝下狱,并不得不接受宫刑的,他内心里是对汉武帝有着诸多怨愤和腹诽的,这也相当程度体现在他的著作《太史公书》里。据说《史记》中原著的《孝武本纪》因触犯汉武帝忌讳太多而被抽掉,导致今本不全、欠缺,今人所见的《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因为今本《史记》,对“今上”汉武帝亦颇多微词藏于各章节的字里行间,这可从《封禅书》、《平准书》、《酷吏列传》中看出来。《封禅书》写了汉武帝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实;《平准书》记载了汉武帝为享乐和对外发动战争而加重税敛;《酷吏列传》细致地记述了武帝手下的一群酷吏如张汤、杜周、王温舒等人,莫不是“巧立名目,不问是非,专冤状、好杀伐不爱人”的,其背后矛头隐刺武帝的专制和暴戾。由此可想而知,司马迁一旦书成,汉武帝不可能不取来观阅,而一旦看到书中所记自己的《本纪》实录或“不恭”、“不阿”之处,以才略过人自视极高的汉武帝肯定会震怒,并对司马迁有所打击。但他会不会杀司马迁呢?我的估计和推测:不会!因为从历史上看,如果汉武帝真一怒之下杀害了司马迁,那历史上肯定会有所记载,即使官方不记,私人野史也会记录,司马迁的后人(起码他是有一个女儿的)更会记住这个悲剧而竭力传之后世。从现在所有的材料来看,均没有这个可能。而史上最流行的说法倒是:汉武帝一怒之下抽掉了《孝武本纪》,致使该纪多有缺失,残缺不全(但是司马迁又曾经在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而这正本真的是属他的女儿所有的话,那么我估计,《史记》残本的缺失当在汉宣帝朝杨恽献出该书之后,或许就是汉宣帝不忍见其先祖被司马迁如此实录而抽之。但问题又来了,刘邦的呢?或许他检查不了那么多罢!)故今人所见汉武帝本纪,属于残篇,之所以仍全,据说是后人结合《封禅书》、《平准书》等其它史料而补辍之。

至于说到司马迁的后人,历史上对此付诸阙如,但又有所逸传[有时间我可在此作一专文].究竟司马迁有没有男丁传后,似乎并无可靠的史料来证明。但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存世是肯定无疑的,正是因为这个女儿和女儿的儿子杨恽(也就是司马迁的外孙),才使得《史记》流传下来。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史记》由此公开传世。对于杨恽,《汉书。杨敞传》中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正是这位“以材能称”的外孙完成了司马迁的遗志“传之后世”。《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多赖此两人的功劳。

又有材料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如果真是如此,那司马迁的女儿此时肯定嫁给了后来成为丞相安平候的且“汗出浃背”的杨敞为妻,以当时的竹简论,这部大书的竹简肯定卷轴繁多,那么杨敞在窝藏《史记》竹简的过程中估计也起了一定作用。不然,就只能是司马迁的女儿单方完成了。

话扯远了,得转回来,司马迁被皇帝逼死、害死的可能一定程度上被排除了,但完全排除我们不敢说。我们也没有百分之百的确证。只能大致断定。——因为“逼死”这一条里,亦含有逼迫司马迁自杀的可能在内。

第二种可能:自然死亡或病死。

司马迁是不是自然死亡的,这个没有记载,没法说,没办法肯定,也没办法否定。如果是自然死亡,那当然最好!一代史公,虽身遭受奇耻大辱,仍辱身矢志,坚持完成《史记》,其功至伟!虽汉武帝不能比焉!如果是自然死亡,自然去世,那当然是我们后代读者最希望见到的结局,因为我们对他已经是敬仰万分,希望他在不幸之中又能有个“幸”的结局。自然我也如此希望。但我从司马迁的性格来分析这也不太可能,司马迁属于一个隐忍者,他能够在无钱赎身行将被处死的情况下宁愿领受宫刑,也不愿轻易一死,目的就是要完成《史记》。

在他《报任安书》中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就像是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之死)又有什么区别?而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死节的人同等看待,只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过极大,不能自己解脱,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平素所从事的职务所处的地位,使人们这样认为的。人固然总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应用死节的地方不同的缘故!”

紧接着,司马迁沉郁地道出了自己所受的耻辱到了极点:“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译成现代白话文即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辱没祖先,其次是不辱没自己,再次是颜面上不受辱,再次是辞令言语上不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囚系而受辱,再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伤肌肤、断肢残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遭到腐刑,侮辱到了极点。)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死呢?

——就是为了他的书,他的《史记》没完成啊!

司马迁在说出自己的理由之前,引用了历史上的一系列著名人物如西伯、李斯、韩信、彭越等等王侯将相遭灾受罪时“不能引决自财”,来说明自己也不能轻易就死。这个“财”通“裁”,即自杀,自尽。司马迁在信中还说到了自己父母双亲早早失去,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也不能顾念妻子儿女,言外之意:我还有什么牵挂的呢?

“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

——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苟活于人世,但也很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里会自甘接受绳索捆绑的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更何况像我到了这般不得已的地步!

——注意:司马迁在这里再次提到了自杀,他说奴隶婢妾都懂得自杀,何况我!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活下来呢?

请看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情愿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牢狱之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自恨我内心的志愿没有尽到,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如果在屈辱中离开人世,那我的文章就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了。——寓指我的《太史公书》尚未完成,我的书不能传达到后世,这是我不能死的原因。

——这就是司马迁最后的一点理想,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为了他的《史记》而活着的,也暗示了他将为《史记》而死的。当他一旦做到了,《史记》书成之后呢?最大的可能就是自杀了。而不可能是自然死亡。因为自然死亡得继续忍受和承受人世的诽议和苟活的痛苦。自然死亡固然美满,但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归宿了,他会倾向于和选择更有利于保存他内心理想和精神节操的手段,无论他有没有遭到外力,但我相信他肯定是遭到外在的压力的。

至于病死呢?也有这个可能。毕竟司马迁受过宫刑,在古代那种“蚕室”的保温和医疗都不是很好的条件下,司马迁或许会落下后遗症,在他写完《史记》之后发作,他自然因病去世了。依我看,这个病死固然也有存在的可能,但远没有他自杀的可能性那么大。如果说因病情加重,再加上义无再辱而愤然自尽,那这个可能我倒是认可的!总之,这一切都指归于他的自杀。

最后我们要说到第三种可能:自杀/自尽,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一下笔即托出的最大可能。它表现在哪里呢?不但表现在司马迁的文章中,也表现在他的性格中(勇于行动,年轻时即为写史记而行万里路即是一证),同时还表现在后人的猜测中,比如:不但熟读《史记》、研究司马迁人格和风格的专家李长之先生如此推测,就连我这个并不熟读《史记》和《报任安书》的青年也如此认为。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且不说司马迁亲笔写下的《报任安书》中有那么多暗示性的自杀的话。

下面——我想再说几点推想:

1、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本复仇之书,他在《史记》宣扬了大量的复仇故事,最著名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的越王)[曾经有人考证这个故事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中是不存在的,是司马迁制造出来的。此处不详论。]、掘墓鞭尸(报父兄之仇的伍子胥)等等都是。有仇报仇,可以说是司马迁此书中的一大隐蔽的“亮点”。而有此复仇之念的人,如果是书生,身无搏虎之力,手无三尺龙泉,最后要么熄灭此念,要么将复仇之心转化于文字,在书中用文字复仇。伟大如司马迁者亦不能避免此嫌疑。毕竟伟大如司马迁者亦遭受此天降横祸!那么复仇和司马迁自杀有什么关系呢?——我指出“复仇”是想要说明什么呢?想要说明“刚烈”!司马迁既是一个隐忍之人,也是一个刚烈之人,从前面引用的《报任安书》的文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一再说明自己遭受奇耻大辱而不能“引决”(自杀),就是要完成他的书,骨子里除了隐忍之外,就是刚烈。绝大的隐忍到顶了,就是最大的刚烈!明白了司马迁性格中“刚烈”的因素,就不难明白他一旦书完成之后,重任卸掉之后,他会采取“义无再辱”的刚烈行为。——也只有这种行为才符合他的心理特征!

2、正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流露出了太多的悲愤和太多的耻辱,我们才能在千百年之后看见遭受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的真实状况和心理精神,为了《史记》他可以忍辱负重,苛且偷生,而不会引颈就戮,更不会“自决”,那么他一旦书成之后,这个“不会”的精神支柱就会随着如影随形的耻辱和人世的诽谤而可能空掉下来(书完成了亦是一种解脱),更有甚者,这时皇帝的震怒、威胁和朝廷的恐吓也会加重起来,那么义无再辱的司马迁只有愤然寻死,一死了之,以保全自己精神上的清白。那么这个“一死了之”最大的可能就是自杀。司马迁舍生取义,一则保全了自己的精神节操;同时,亦有可能中了朝廷或皇帝的奸计——你死了,正好,懒得我动手,我也不用背上什么包袱!

3、中国人对“死”是看得很重的,如果后人不是因为不好说的原因,即为尊者讳的原因,一般都应该有所记载,更何况是以不世出的才华和胆识成就了《史记》的司马迁!继承他遗志、保存他遗书而使之公开和传扬于世的他的外孙杨恽,也是一个有才有识的人,他肯定听到过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说过司马迁的死因和状况,可是他没有记载;或者说他记载了而因为别的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导致了我们今天寻找司马迁的卒年忌辰而无一丝真实的蛛丝马迹可寻,不能不说是遗憾!但是反顾起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司马迁的死法不好,不好公之于世吧。我想,这一点是很可能存在的。无论是自己自愿自杀,还是朝廷逼得自杀,都是不好的事情,而这两者之中,哪一者占的比重大呢?我个人倾向于又病又弱又有朝廷和世俗的压力下的自尽。从前前后后来看,这是有很大可能的,综合种种,它是占最大可能的。因此,我的总的意见就是:司马迁最终是义不再辱地自尽而死。

一代伟人司马迁,碰上了一个同样不世出的强悍帝王汉武帝,结果一文一武,两强相遇,发生了这样的惨绝人圜的悲剧,一个成就了千秋霸业,一个成就了万代史书,文字的力量在武力过后终将生发出来,风恢恢,气莽莽,千年之下,结果是文字的司马迁战胜了武力的汉武帝,正如真理战胜了强权,岂不令后人为之一发千古之慨乎!

——如果以后,我再上课的话,我就会把我的推测和结论告诉学生们,由他们去进一步理解司马迁。

王蒙信口开河“酷评”《人妖之间》

 

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王蒙花了将近一章的篇幅,对《人妖之间》及其作者“一位先生”大加批评。尽管王蒙先生对一些“酷评”家极为不满,并因为斥骂某位“酷评”作者为“黑驹”而惹火上身。但在我看来,王蒙自传中这章对《人妖之间》及其作者的批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评”——粗看头头是道,细究漏洞百出。

“所以这时候有一篇作品应运而生,受到热烈赞扬,它对生活,对人群,对国情的基本分析方法就是人与妖的对立,人与妖的区分。”

我们知道,《人妖之间》主要是写贪污犯王守信既有作为普通人正常的一面,也有作为贪污犯“妖”(不正常)的一面——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作者通过这篇报告文学主要是揭示一个贪污犯之所以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社会根源,从而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在贫困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分外香艳诱人。也就是说,《人妖之间》并没有“对生活,对人群,对国情”作了简单的“人与妖的对立,人与妖的区分”。王蒙这样说,如果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就是别有用心,过度诠释。

先立了个靶子,然后就是火力密集的扫射了。然而,既然靶子是虚设的,火力再猛的扫射也是无的放失。浪费子弹而已。

接下来,王蒙写道:

“一位先生,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就发表了记述‘人妖之间’的作品,次年此篇报告文学的反面传主王守信老太太就被处决了。然后此作获奖。多么厉害!这也是精神变物质,文学可以影响生死!不妨回顾一下,思衬一下,即使文章的说法百分之百地准确,此王守信的问题从法学上讲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我以为,王蒙这番话说得太随意太轻率太不负责任而且也太外行了。如果王蒙要证明王守信之死是“文学”“影响”的,那他必须做一点考证工作,也就是走访一下当时的办案人员,翻一下关于王守信贪污的犯罪档案,而他根本不去做一点调查,就想当然地认为是《人妖之间》害死了王守信。王蒙这样信口开河,夸大了《人妖之间》的作用倒是小事,关键是他的这番话,严重伤害了当时经办此案的法官——王蒙的话如果成立,那就说明法官是在草菅人命,竟然根据一篇报告文学判处了一个“老太太”的死刑。

另外,王蒙说他没有从《人妖之间》里找到足以判处王守信死刑的罪证。这是地道的外行话(以王蒙的学识,他说这种外行话是故意的),《人妖之间》不是长篇纪实,而是报告文学,所以,它的重点不是展览陈列王守信的犯罪事实,而是揭示王守信作为一个犯罪主体的畸形的人生,以及这一畸形人生形成的社会根源。是先有了王守信这个臭名昭著的贪污犯,然后才有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而不是相反。作为一篇意在探寻贪污分子之所以屡屡得逞的社会根源的报告文学,有必要非得像法制通讯那样陈列贪污分子的犯罪事实吗?如果王蒙要了解王守信的犯罪事实,他完全可以去查看一下王守信的犯罪档案卷宗。事实上,在法庭上,法官是根据那些档案卷宗而非《人妖之间》来为王守信量刑的。作为报告文学,非得承担档案卷宗的作用吗?我看未必。如果你从某本《江青传》中没能找到足以判江青死刑的罪证,那不是那本《江青传》的失误,那只能说明作者写此传记不是为了公布传主的罪行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为了夸大《人妖之间》的现实效用,王蒙不惜这样说:“多么厉害!这也是精神变物质,文学可以影响生死!”然而,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文学真有这么大能耐吗?我想连王蒙自己在内心里也不会这样认为,他这样说是为了突出《人妖之间》的“妖”言惑众而已。在其他场合,王蒙又表达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也就是文学不被重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只有在被整顿时才会被看重。

“有一个‘怪话’,就是说文学文艺云云只有在需要整顿的时候才可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新疆文学》办了多少年,从来没有什么人过问过,而‘文革’一开始,全自治区领导都来谈论这本刊物的‘问题’,对它的主编王谷林的批判登了党报两版,而且全区上下表态,一直表到一个生产队麦子割得再好,由于没有及时批判王谷林,硬是得不上红旗。《人民文学》杂志云云居然上了各大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甚至连副主编周明的名字也上了标题。这样的盛举肯定是此生难再了。而且,为了与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同时发布,延迟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到了全套节目播完后,宣布将有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其规格登峰造极。”

一会儿说“文学可以影响生死”,一会儿又说,文学不被重视,“只有在需要整顿的时候才可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王蒙为什么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呢?这不奇怪,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当他想批评《人妖之间》时,他就想当然地夸大了文学的力量——一篇夸大其词的报告文学居然将一个未犯什么大错的老太太送上了不归路——被判处了死刑;而当他想为刘心武鸣冤叫屈时,又感慨国家一方面平时对文学并不重视,另一方面整顿起来却如此上纲上线毫无留情。按他的逻辑,在杂志发一篇有损民族团结的小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难道为此值得停主编的职,值得用头版头条的宝贵篇幅报道这件事?

另外,王蒙称王守信为“老太太”,我以为不妥。王既然是贪污犯,我们在用词时当然会带有感情色彩,对一个贪污犯,我以为可用贬义词,慎用褒义词。比如姚文元出狱,我们可以说“姚文元先生今日出狱”吗?比如江青自杀,我们可以这样报道“江青老太太今日自杀”吗?如此道理,浅显之至,王蒙当然知道,但由于他一开始就认定《人妖之间》是夸大其词,王守信是被文学“忽悠”死的,于是提到王守信便不自觉地充满温情,殊不知,对一个贪污犯温情脉脉,恰恰会伤害了遵纪守法人的感情。由此可见,一个有先入之见的人,步入误区,在所难免。

王蒙认为对王守信这样的贪污犯不该用“娘们儿”这个词。

“那么,请看,文章所写的实有人物——死囚王守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个‘娘们儿’,这是作品提到王守信时的第一个涉嫌性别歧视的词。”

对一个犯下重罪的死囚,居然不能用“娘们儿”一词,用了就涉嫌性别歧视,那么,对王守信,又该用什么词呢:女士?太太?夫人?《人妖之间》发表于1979年,那时候,整个中国刚刚从思想禁锢中缓过气来,用词当然不可能多考究。而王蒙站在21世纪的今天,指责上世纪的一篇文章,因为把女死囚称为“娘们儿”而涉嫌性别歧视,这实在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味道。郭沫若当年在诗中把江青说成是“精生白骨”,王蒙未予置评,现在却指责《人妖之间》的“娘们儿”一词涉嫌性别歧视,这是欺软怕硬,是小题大作,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当年,舒芜义愤填膺斥责白居易作风不正,晚年竟然纳小妾,简直老不正经,然而舒芜的激烈言辞没能赢得喝彩声,反而招来不少批评,真是言者谆谆,听者却藐藐。舒芜那篇充满道德义愤的文章,没能伤到白居易的丝毫皮毛,反而折射出他自己内心的阴暗。王蒙指责《人妖之间》的“娘们儿”一词涉嫌性别歧视,所犯错误类同于舒芜。

王蒙不想去做调查研究,却又固执地认为王守信不像是坏人,于是,他的关于王守信的文字读起来总那么夹缠不清,令人费解。

“我无意为王守信说多少话,我没有调查研究,我也不是法学家。她是否贪污或其他问题应该由众多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与本人家属考察研究明晰。但是我有怀疑,至少这篇作品不可能对有文化有见识有法律意识的成人有说服力。至少这篇作品里的传主绝无死罪,甚至不像坏人。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谈此作斯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出事实、承认事实、实事求是会这样艰难和危险。你必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进行无私的也是真心的评价。是的,悍然,像爆一颗原子弹一样,我相信我在此节已经悍然爆弹了!”

一方面说自己“没有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又说“至少这篇作品里的传主绝无死罪,甚至不像坏人”。王守信犯了哪些严重的罪行,最有发言权自然是“众多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与本人家属”。王蒙既然不愿去做调查,仅凭一篇报告文学来为王守信抱不平,似乎太情绪化了。报告文学可以把重点放在揭露传主的犯罪事实上,也可以把重点放在其他地方——比如一个人是如何走向犯罪走向疯狂的。王蒙非要从这篇报告文学里找到王守信犯罪档案卷宗里所有的材料,自然是缘木求鱼,无功而返。

另外,王蒙说自己在这节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无私的也是真心的评价”“像爆一颗原子弹一样”“此节已经悍然爆弹了”,纯粹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人妖之间》的作者不仅失去了话语权,且不久前已告别人间,对一个失去还手能力的对手挥以老拳,有失公平,可谓胜之不武,绝对谈不上“悍然爆弹”。

在我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真话的勇士,所谓“悍然爆弹”者,在我看来,屈指可数。胡风,梁漱溟,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吕荧,算得上是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勇士,王蒙是识时务的俊杰,但绝非“悍然爆弹”的勇士。

《人妖之间》的作者当年写这篇报告文学,走访了众多人物,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经过剪裁,写成此文。现在,王蒙不愿去调查,但却武断地一口咬定,该报告文学严重失实。当然,作为读者,王蒙有权怀疑《人妖之间》的真实性,但不经过调查取证,你就不能把你的怀疑写成事实啊!

“这位先生的许多作品都引起麻烦,但是《人妖之间》却是顺风顺水,而且威力足可以使反面传主毙命。这是由于,第一,他批‘文革’,也是大方向的正确性,二是他在作品一开始的地方,虚晃一枪,先写了县委书记田凤山书记:

田凤山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亲自处理积压多年的十大冤案。还没起床,人就来了。他一面嚼着干粮,一面听人申诉。他跑遍县城的饭馆,商店,检查商品质量和服务制度。他撤消了食品厂年年必得的‘先进企业’称号,说:“你一年挣几万块钱,又节约好几万斤粮、油、糖。你这是克扣老百姓,算什么先进企业!‘他过问住房情况,降低了房租。他还带领干部下去抓落后队,很短时间里就使一批穷队改变了面貌……

这一段对于田书记的描写令人想起新华社长穆青同志写的焦裕禄。“

王蒙再次在没有论据的情况下认定是《人妖之间》的威力使传主毙命的。另外,作者对田凤山的描写也令他不满。王蒙不了解田凤山,又不愿花工夫去调查,但又想找作者的碴,于是只好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一段对于田书记的描写令人想起新华社长穆青同志写的焦裕禄”。这句话当然是话中有话,一方面,王蒙暗示作者的描写缺少新意,是对他人的模仿,另一方面也暗示作者的描写失实,怎么能像写焦裕禄那样写田凤山,既然作者把田凤山拔高到焦裕禄的高度,那这个田凤山当时是夸大的甚至是虚假的。

不能说王蒙的怀疑毫无道理,但王蒙在对田凤山毫不了解的情况下这样说,就构成了对田凤山的伤害,毕竟,你没调查,哪来的发言权?支撑你怀疑的论据是什么呢?另外,王蒙根据作品中的一个片段就判断田凤山像焦裕禄,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其实,王蒙早就对《人妖之间》有看法,但他一直不说,为什么呢?在自传中,王蒙吐露了个中缘由。

“我现在要思考要反省的是一个问题,对于此篇所谓报告文学,我有困惑,但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过。这是由于形势的主宰:在一个含冤二十余载,因为公众普遍知晓的直言与揭露矛盾而备受打击的记者、文化人刚复出的时候,在他终于气势如虹地大批特骂一下我们的土特产——贫困落后的土壤上开出的权力之花,并且引起了一片喝彩之时,我如果提出异议,我算是与谁站在一起呢?我算是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呢?……

其次是人言可畏。人言的一大特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如果在八十年代立马讲出对于此文的不解,你马上会受到千夫所指,千目所视:一个是求宠,一个是妒才,你还能得到别样的理解吗?“

这里,王蒙宣扬的仍然是那一套“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明明对《人妖之间》一肚子意见,却三缄其口,因为当时该作者如日中天,该作品好评如潮。以王蒙的聪明,他当然不会做以少战多以卵击石的蠢事。

现在,那位“备受打击的记者”过气了失宠了而且也告别人世了,于是王蒙开始反戈一击一吐为快了。然而,在事隔多年后,在对手缺席且无法辩驳的情况猛批对方,恐怕只能暴露自己的世故与怯懦。在王蒙狮子般凶悍的言辞背后,我看到的是兔子般怯懦。

王蒙自己明哲保身,但却看不惯别人的明哲保身。对于《人妖之间》的作者,王蒙做了这样一番评价:

“甚至于,你多半不会知道,有趣的是,连被一般人认为最‘左’的人对此公也并不怎么反感,甚至某些时候还愿意为他说两句话。那些朋友最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大言的此公,而是当时的作协文联领导。原因就在于此公是一个大话狂,他的所有的话都不涉及文艺界的领导权问题,不涉及文艺领导的任何运作尤其是人事安排,他不威胁任何中央级国家级文化圈的的省部厅局处科股级干部,他只揭露地专以下的地方官,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虽然气势如虹,下笔千钧,不是批这级党委就是批那级政府,但从来,没有说过他身边有什么黑暗,没有说起过任何中央机关或北京机关有什么不足。”

既然我们不能起“此公”于地下,我们也就无法核实王蒙所说的一切是真是伪了。不过,我认为,即使王蒙所云属实,那也只能说明“此公”的无奈,不能证明“此公”的可恶。“此公”为何“没有说起过任何中央机关或北京机关有什么不足”?因为一旦有谁敢于把矛头指向中央或首善之区的机关,那他也许很快就失去话语权,所以“此公”之所以这样做(姑且认为王蒙所说属实)完全是一种无奈,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也正是鲁迅所说的“壕堑战”——首先要保护自己,然后才能战斗。“此公”为何“只揭露地专以下的地方官”?因为“此公”只有这么大的能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也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倘若王蒙不屑于“不是批这级党委就是批那级政府”,而是勇于指责“任何中央机关或北京机关”的不足,那他当然有资格有底气指责“只揭露地专以下的地方官”的“此公”。但事实是,王蒙连对一篇报告文学的真实看法都不敢吐露,憋在心里足足20多年,直到作者过气了失宠了才敢说了。如此世故,如此怯懦,哪来的底气指责别人呢?五十步笑百步就已然是笑谈了,而王蒙对“此公”批评只能用百步笑五十步来形容,其荒唐指数自然要翻番。

自己委曲求全作壁上观,却指责别人不敢赤膊上阵火中取栗,这能说得过去吗?

王蒙承认自己欺软怕硬,对王蒙来说,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处世策略。对自己的此一陋习,王蒙有清醒的认识,在自传中,王蒙对自己有过如下的无情解剖。

“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把一个‘走资派’的藏身地点告诉了造反派,导致了这位‘伯伯’的不幸),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重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事。北京有一句俗话,叫做‘惹不起锅就去惹罩篱’,软弱的文学从来是惹罩篱的能手,文学常常只能敲打罩篱而适当思锅或避锅,例如文学家都是善于骂自己一样软弱的同行的行家里手。读者不是总会明白的吗?读者就不会用一下己的头脑,去想一想罩篱的悲惨处境吗?”

王蒙这番掏心窝子的话着实感人。他的自剖无情而准确。“软弱的文学从来是惹罩篱的能手,文学常常只能敲打罩篱而适当思锅或避锅”,诚哉斯言,但我想说的是,还有一种不软弱的文学,那些敢于揭露黑暗面的作品就并非软弱的文学。“例如文学家都是善于骂自己一样软弱的同行的行家里手”,说的好!王蒙对《人妖之间》及其作者的“酷评”证明了他确实“善于骂自己一样软弱的同行”,但要说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我不能同意,因为王蒙的“酷评”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当然也就算不上是“行家里手”。

一个人,对自己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但却忍不住在生活中一犯再犯,这真是一桩令人悲哀有令人费解的事!

贺卫方:防火、防盗、防政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2007.11.27,复旦大学演讲,据速记整理

能够到南方人物周刊和浦发银行联合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做一个报告,跟大家进行交流,对我们来说既荣幸又惶恐。我这个人什么都稍微明白一点,但是就是理财差了一些,我现在不怎么读经济学的书,最不懂的就是理财,而且自己家里面也一塌糊涂,我不理财,我老婆也不理财。现在钱贬值很厉害,前一段时间说股票市场很兴旺,谁都去炒股,大家天天都在谈论股市,我们也听不懂,但是我老婆有一个变化,就是不到银行去存钱了,因为现在到银行去存款的人都被认为是傻瓜。

一个国家能不能自由,很大程度跟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有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以尊重自由为前提的,那么这样的制度是不可能塑造有独立人格的群体的。如果有人追求自治,追求独立,就会受到某些官方的打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追求自由的人,它的命运是何等的悲惨。我们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我们都被视为一个幼稚的人,所以一经圣人说或者某某讲话,都要求你必须作出一个服从的姿态,一个奴隶的角色。

我们今天的制度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只有30年,我们这个社会感到松绑了,就象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我们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在那之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政治哲学基础上的:由于其崇高的政治地位,他能够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他能够制订详细的生产计划,于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计划的一部分,结果怎么样?在那计划经济的时代,每个人的需求恰恰得不到满足,而书本上总是说资本主义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计划经济之上,必然建立一种计划思想,思想要保持一致性,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不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看法,要紧密团结在什么什么周围,张志新只是对刘少奇被打倒这个事件发表了一点看法。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又判处死刑,而且行刑前要割断喉管,害怕她再做说出什么。

我想当我们说起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观察它。

第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们经常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要素;我们又建立起了一个法院系统,从最高法院到下边的法院形成金字塔,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要素;我们有检查系统,检察院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承担一些特殊的使命。这些都是结构性的要素。

第二个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实体性的东西,包括各种各样的制度、各种各样的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制定很多很多法律,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我们北大法学院有一位巩献田教授认为它完背离了社会主义,而我认为社会主义还太多了一点,所以我们在北大法学院形成两派意见,开会的时候,他坐在最左边,我坐在最右边。这样一部法律最后也出来了。

全国现在的法律文献差不多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以前我们嘲笑美国的法律多,据说一个男孩等女朋友约会,结果两个小时女朋友没有来,他就不等了,到法院去起诉,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也越来越多了,以前这张脸没有法律,但是现在你可以起诉了,我可以起诉你侵犯我的肖像权。法律的规范导致了诉讼的增多,导致我们权利的增长,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法律中间种种的缺陷,影响了我们的行使权利,比如丈夫不签字,太太和孩子就死在手术台上,有关医疗救助方面的法律规定,医生有义务进行救助,但就同样的事情医疗管理方面的规定却说说,必须要在场的家属签字才可以进行救助,法律之间产生了矛盾,似乎人们怎么做都是违法,或者怎么样都是合法,这样就构成了我们法制第二方面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国家的法制与法律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跟法律有关的文化,实际上是一国国民对法律的观察、观念、价值判断。比如他们是不是喜欢诉讼?遇到案件的时候,有人劝大家不要去诉讼,大家尽可能少诉讼。这当然跟社会结构性有关,人们是长期稳定地生活在一起的,诉讼可能导致几代人间的仇恨,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是不合算的,是非理性的,所以大家有时候忍一忍,让一让,就会变成的非常自然。

当然我们说法律文化的时候,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他们的法律文化会有不同的看法,法律文化会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运行。比如孕妇事件,其实折射出的是生命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有关的报道,在美国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他们会有三个医师在一块研究,如果认为是必须进行手术的,他们不需要家属同意,即便家属不同意他们也要作这个事情,当然法律要给他们免责的。所以我们如何去看待生命,为什么计划生育会在西方世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想这是跟人与基督教的观念有关系。

我想一个国家文化整体的状态,最终塑造了一个国家法制的状态。近代以来,我们引进西方许多的法律和制度,甚至也引进议会制。你会发现西方的议会整天都在吵架,这些人好象就是为开会而出生的,天天就在那里吵,这是议会的本质特征。英文议会翻译过来就是大声说话的意思,但是到了中国,议会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全国人大不吵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还叫议会吗?我一直建议以后全国人大不要翻译成“议会”了,这翻译法是有问题的,我建议用音译,直接译成“Renda”,让外国人知道咱们这个跟他们那个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一年一度最大的Party,你甚至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代表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哪里是开议会?为什么我们引进的制度,本来是想学习西方,却变成这个样子?会变的面目全非?

从法律文化这个角度,现代法制社会需要怎样的一种文化观念,所需要的文化追求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内涵。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工具必须要具备文化的观念,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限制国家的权力,我们不能将国家想象成父亲,什么事情都听国家的、依赖国家,热爱国家和监督国家应该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政府到底是什么,政府是我们用来保障我们的生活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的机制。所以有这样一个观念说,其实我们手头还保有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个基本的权利就是改变政府的权利,当政府站在我们利益的对立面,变成了一种残害我们、反过来控制我们的庞然大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改变政府。

这方面我们甚至还看能到这样的例证。比如前几年香港终审法院关于居港权的裁决,当吵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金庸先生出来做调停。金庸先生曾经学过法律,但他说的话一下子让我很震惊,他把家庭伦理用在这方面。他说香港法院的做法是典型的孙子打爷爷,他说香港政府就是孙子,国务院是儿子,全国人大就是爷爷。他说孙子胆敢挑战爷爷的权威,这是应该打屁股的事,确实是坏事。他当然也说了,爷爷要像爷爷的样子,孙子必须要道歉,但是爷爷不能咬着不放。后来香港法院就作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判决说,香港法院无意在对香港基本法解释方面剥夺全国人大的决定。爷爷需要有一个表态,你做了你从来不愿意做的事,你说了你无意侵犯我的权威,全国人大说行行,我放你一马吧,它不是视为一种独立人格的,这是一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传统。

有一个观念是防火、防盗、防政府。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司法独立是我们建立法治社会首要的追求。现在的法官在老百姓的评价中间到底有多高,零点公司做过调查,每一次调查都让人很寒心,很低,最后一次是你最信任哪种职业?最末尾的是哪一种职业?竞然是法官!相比较,日本京都大学,每年也要对各种职业的信赖度做一个调查。你信赖商人吗?回答是3%;你信赖政治家吗?回答的是0.3%,因为政治家大家普遍都不信赖――美国有一个说谎俱乐部规定政治家不允许参与,因为政治家是比较专业的说谎家,人家本来是业余玩玩的,政治家是职业选手,一来就没别人什么事儿了。京都大学的每一次调查,法官都是日本国民最信赖的一个职业。过去30年间日本只有两个法官被追究了,我们国家每年有4千多个。我到加州,加州有一个官员告诉我们说,去年我们加州追究了两个法官,一个法官是由于包庇亲人涉案,没有遵循回避制度;还有一个法官在加州一个酒馆里喝酒,行为及其不端,所以被罢免了。跟我们一起访问的湖北省高院的领导说:谁相信呀?!我们湖北省一年800多个,他加州才2个,谁相信呀?!

表现这么好,仅仅是素质问题吗?我相信司法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司法独立意味着法官与案件不是没关系的。大家知道中国的法院现在有一点四面漏风,而且最近的五六年间有一个强烈的趋势,就是警察权高于司法权。警察在街上一走,警车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有一次我坐一个警察的车大街上逆行。我说你怎么能够逆行,他说这段路我不逆行的话,他会怀疑我是假警车。我们的公安部长到各级法院是视察工作,后者是请示汇报。你见过哪个国家的法官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的?司法没有真正的独立性,最后导致司法邪恶,司法腐败,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每个法官为他判决的案件负完全的责任,这样所有的荣誉也是这个法院所享有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谁是决策者,而不是像现在,一切的责任都是月朦胧鸟朦胧。

第三个方面要建立法治政治离不开我们政治参与的意识,政治不是跟我们每个人无关的事情。我经常被别人问到现在的北大学生跟过去的北大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如果问到以前的北大三角地,北大学生说三角地过去怎么了?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历史跟这个三角地有多少密切的关系。现在有一种意见是要拆掉三角地,说这里现在都是商业广告。三角地是这所大学政治参与的标志符号,况且这个地方见证了这个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时刻,为什么要拆掉?学生们似乎不是特别的关注,学生就是网上挂着,天天泡着。可能我们现在高考扩招,对学生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他们一脑门就想怎么找一个好工作。以前我们并不担心这些,这种心态的稳定使以前的大学生能够忧国忧民,能够谈一些别人看来是疯子才会谈的话。我自己观察,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政治情结,只不过你在权衡他的利弊。学生也有最基本的趋利避害,但是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也会冒出来的。

我想社会公众也需要关注国家的政治,这些年来许多事件,比如说厦门的PX事件,数以万计的居民能够走在街上;近年越来越多人推荐自己去做人大候选人。我相信这种政治参与的热情是特别宝贵的,而且它也是能够稳定的保障。有许多人认为稳定的政治,就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听什么,其实这是最不稳定的,和谐社会天天都在骂政府。你去看英国的报纸,上面天天都在曝光丑恶的事情,你一看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明天就要爆发革命,但是这个国家稳定几百年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它的报纸起到了宣泄的作用,一个和谐社会是经常有游行的社会,一个和谐社会里面议会是经常打架的社会。所以有些国家为什么总发生内战,有些国家为什么总不发生内战,这都是政治问题没解决好,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机制解决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这离不开我们议会的冲突,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所以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个保障人权的制度离不开我们每个人去参与,去保证它、去推动它。

最后一点,我们还需要一点人道主义的观念。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聂树斌的冤案,聂树斌先生的母亲知道她的儿子是被屈杀的时候,一次一次呼吁法院重新审理,但是法院说你必须提交判决书,你法院从来就没有给人家判决书,你凭什么要人家给你判决书?人可以无耻,但人不能这么无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没有尊严,政府很难有尊严;我们看民主国家,尊重人权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会受到怎么样的对待,而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所以张思之先生说,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总而言之,宪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尽管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曲折。我发现其实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美国一位伟大的法官汉德法官,曾经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说到法治的根基,我用他的话来做一个我今天演讲的结尾。他说:“自由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朋友们请相信我,不要相信哪些人的说法,他们说法治要寄希望于法律、宪法和法院。不是这样的,法律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的话,那么没有法律能够拯救它,也没有宪法能够拯救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