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赫赫有名的间谍败类全是太子党

太子党权贵不但在国内翻云覆雨。你看沿海沿江发达地区政坛哪里没有太子党权贵占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湖北，你说好了，哪里好哪里油水足哪里容易出政绩，哪里就有太子党权贵。再看看北京的部委与国企，哪里有高额垄断利润，哪里就有太子党权贵的身影。你能在西部落后地区和苟延残喘的企业，见到太子党权贵的半个影子？这就是太子党权贵的“高贵优雅”，高贵优雅的前提就是不屑到落后地区与下里巴人为伍的。这不北京的太子党王岐山还不要禁止下里巴人入京，并且禁止民族传统烟花和小排量汽车嘛？

再看看国外，出卖国家机密的大间谍无一例外都是赫赫有名的太子党：俞强生、姬盛德、刘连昆、刘超英，不一而足。因为只有出身太子党权贵的家庭才能接触这样的机密，也因为只有太子党权贵才会被派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到哈佛、杜克等地方进修也只能是大名鼎鼎（一点也不代表名声好、民望高）的太子党权贵。

太子党自己常说他们比普通百姓更爱国？！我看他们的爱国是有顺序的：首先自己与家人；其次叔叔阿姨和太子党同辈；……N次国家。

当然一点不象平民百姓爱国的朴素简陋，珠光宝气的他们能立即跻身纽约巴黎的名流。中国银行在纽约和巴黎的高层，多么光鲜！一旦个人和家庭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打入”敌人内部、当个遗臭万年的间谍。终究与普通百姓的气概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当就当对国家民族造成实质危害的大间谍。这样的气魄，你不能不瞠目结舌！

·转一：仅次于北京上海，纽约也是太子党的大本营

曾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此话如何说？乃因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领导人。许多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朱镕基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

纽约是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中共高干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尚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干子女，并无确切统讦数字，有人估计约在三百人之谱。

高干子女在美，不少是利用父辈的关系来经商，高干子女当然有经商的权利，但不少高干子女的私有财产，主要是靠父辈权力聚敛。许多口头上拚命反美反西方的“太子党”，背后却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西方国家秘密账户。反正大家都在“拆船”，看谁拆得快、拿得多而已。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虽然也有的高干子女学有所成，成为专业人士，靠真才实学吃饭，但是那样太辛苦，人数不会多。

如刘少奇次女刘亭亭，文革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一九八一年考取哈佛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纽约。最初给著名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后来自立门户，她的前夫是中国文化名人萧三的儿子萧和平。

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子党”涉及美国政治献金案，最近只扯出中共高干子女徐南南（徐运北之女）、陈元（陈云之子）和刘超英（刘华清之女）

等人。《纽约时报》对此有详尽报导。徐南南的弟媳，是刘朝英的妹妹。换言之，刘华清（前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与徐运北是儿女亲家。徐南南一九八七年来美留学，毕业后定居美国。

在美国民主党非法捐款丑闻爆发后，联邦调查人员挖出洛杉矶华商钟育瀚涉嫌非法政治献金，而幕后主脑人物是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姬胜德，姬是前外长姬鹏飞之子。钟育瀚是透过刘朝英介绍，在香港认识姬胜德，姬胜德交给钟育瀚三十万美元，让他帮助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美国方面查出，一九九六年，大陆银行曾通过各种渠道，将九千多万美元涯入洛杉矶远东国家银行。时任该华资银行资深副总裁的徐南南，同中国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关系密切，在她经手的千万美元当中，美方查出有二十多万美元用在了陈元的儿子身上，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时，徐南南一次就拿出四万六千美元帮他交学费。

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

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不过，后来邓质方、刘小元夫妇搀子回国，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小平的次女邓榕八十年代初曾任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目前她在新泽西州和纽约都有物业。邓质方学成后回大陆，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以搞技术为主。一九九三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一九九三年五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自此“下海”，但后来却与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受周北方事件牵连。

“太子党”在八十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如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江泽民的儿子江绵康和钱其琛的儿子钱宁等，但不少人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如邓榕的女儿目前在新泽西州求学。万里的女儿万紫，在纽约居住过一段时间，万紫的女儿目前在纽约念书。万里的儿子万晓武与妻子周晓芳（前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之女），居住在新泽西州。

在美的高干子女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关注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女人、男人，成为新贵族。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生活，对大陆来说，也算是“另类的和平演变”不过，这些人决不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力量，他们为避嫌，一般不在美国公开鼓吹，可是，当他们拿到美国绿卡之后，脚一踏上中国土地，便成为政权的辩护人，声讨美国嗓门大的也是这类人……

·转二：高干子女（俗称太子党）掌控中国五大经济部门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馀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

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

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

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

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

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职，成巨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这些人不像太子党，在党内没有根基。在当今

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太子党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原题：俞强生、姬盛德、刘连昆，赫赫有名的间谍败类全是太子党）

 

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杭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风乍起

正当“中国崛起”的颂歌不绝于耳、喧哗赫赫的北京奥运会准备张灯结彩之际，在纸醉金迷夜夜笙歌踵事增华的背后，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北京的外交天空上，却升起了一片片日益扩展的浓云。它使中南海的主人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何事致此？一言以蔽之：外交风向变了。

中国人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近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史上，宏观而言，实际上也有一个周期更替律：或可曰：三十年地缘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三十年价值观外交 (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风水轮流转。

当然，三十年者，比喻而已；同时，“地缘政治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也不是纯而又纯绝无混杂的。但是，确实存在外交哲学的取向重心之差别。人所共知，在西方民主国家外交史上，外交取向重心的轮流转换，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诉诸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典型，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罗纳尔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总统，则是价值观外交的代表。

如今的风水，是向价值观外交倾斜。

战略迁移：以共同价值为旗

鉴于中共以其“低人权”和廉价劳工优势吸纳资本，它作为一个保持共产专制制度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崛起，势必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从而诞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崛起时的类似情势，构成了对世界秩序挑战。因此，民主国际的整体外交构想必定需要有相应的调整，提出新战略，亮出新旗帜，以因应这一历史性挑战。

在这一外交战略倾斜的历程中，美国是稳定性的长期支撑力量，而德国则是风向转换的先驱，在它们所引领的风潮推动下，在共同价值以及各自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国家等…..各主要民主国家均不甘落后，纷纷跟进，举其荦荦大者，我们看到：

首先，最富于象征意义的，是倏然而起的“达赖旋风”。它指各民主国家首脑不顾北京的抗议和阻挠，纷纷在官邸或重要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系列旋风：澳大利亚总理会见达赖喇嘛，新西兰外长会见达赖喇嘛，奥地利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 达赖最近又访问日本九天，……风生水起，蔚为大观。达赖一路走来，气度从容，春风化雨，凤凰来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潮，当是10月17日美国国会向达赖颁授地位崇隆的金奖，布什总统亲自颁奖并致词。 这种盛大的规模和热潮，这种各国几乎不谋而合的外交姿态，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它戏剧性地宣示了潮流的转换，彰显了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价值鸿沟。而对北京，它无疑是一场无声的精神性示威，是中南海难于下咽而又不得不下咽的一剂苦药，。

其次，人们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久前出台了一份德国新亚洲战略构想的文件，要调整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此外，欧盟委员会在2006年10月公开了一份对中国的政策文件，语气冷峻；随后，欧洲理事会在2006年12月又发表了一份更强硬的23点“结论”，确信“台海两岸的稳定对东亚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是不可或缺的”；2007年初，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出台，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由于近年来美国对密切跨大西洋战略关系的意识强化，美德、美法关系获得正面调整，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欧裂隙逐步弥合。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领袖的换届，更有助于改变早前的中、欧政治氛围。过去一直迁就中共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现在都已鞠躬下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国更持怀疑态度、对美国更加友善的布朗、默克尔和萨科齐。萨科齐在当选之后曾表示，“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法国永远会和美国站在一边”，不久前又在美国国会发表回顾法美友谊的热情洋溢演说，并在两伊问题上呈现出亲美立场。在对待中国的态度问题上，萨尔科齐不仅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点名批评过中国，而且，他访问中国的日程，是排在就任半年之后以及访问德、俄、美及北非之后。而默克尔，作为在前东德成长起来的总理，其表现更为激进，对她，本刊已多所解析，兹不赘述。

总之，诸种迹象表明，美英德法四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靠拢的迹象。譬如，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

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2007年9月，关于“亚洲北约”的构想开始进入国际性博弈的阶段。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该演习显示，印度已经着手把这一构想转化为现实。实际上，北京自己也指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是“亚洲北约组织”的开始。于是，亚洲的一个新的地缘军事结构正在孕育之中。

人权：缺席审判北京

人权领域，历来是北京的软肋。中国的恶劣纪录导致西方主要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批评。各国纷纷指斥北京未能履行其奥运承诺，未能开放其允诺的“新闻自由”，在有些方面甚至开了倒车。欧洲公众、企业和政府对中国的情绪已经发生明显改变，欧洲与中国关系从伙伴关系向强烈竞争的关系转变，中欧的所谓“蜜月”早已烟消云散了。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尤其是在前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中，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有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惨痛经历，他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国民，更有洞察力，更能够透过北京的宣传和“做秀”的表象，直抵真相，更真切深入地体会和想象当代中国的人权状况。原因无它，那是血泪凝成的洞见。

而多年来单刀直进不假辞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最近更强化了其音量。最近，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决议案，对中国关押、虐待、处决良心犯的行为加以谴责。该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未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立即释放良心犯，并对被中国政府关押及处决的良心犯家属表示同情与哀悼。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1月6日，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雅虎公司在中国记者师涛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举行听证会。师涛及王小宁两人都在雅虎公司把他们的电邮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被逮捕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雅虎公司首席执行长杨致远 (Jerry Yang)以及该公司执行副总裁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出席作证。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宁的妻子俞陵也到场聆听，坐在杨致远和卡拉汉的背后。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的严厉质询和呼吁下，雅虎创办人杨致远和执行副总裁卡拉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事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雅虎公司并承诺成立雅虎人权基金，以帮助因追求言论与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国公民。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中，形式上是议员们质询和批评美国的雅虎公司，实质上是一场缺席审判，真正的被告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共。听证会实质上是在审判北京当局迫害记者压制新闻自由的反人权罪行。毋庸置疑，这场听证会，中南海诸公料已仔细收听收看，想必如芒刺在背，如针毡在臀，他们在虚拟的被审判席上，坐立不安，毛骨悚然。

这是新一轮“软力量”竞争的先声。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已经厌烦于对中国那若即若离的“大市场”扮演求婚者的角色了。

成也经贸， 败也经贸

这当然不是指西方各国已经不在乎经济增长，不在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了。事情并非如此。西方外交风向的转换，有两个最基本原因：

其一，国家的基本利益、其国民的基本福祉，是综合性的，它不仅关乎经济方面的民生水准，也关乎个人自由与尊严，关乎基本的立国原则。

其二，更现实的是，近期中外经贸关系，本身也导致了各自由市场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乃至反感。最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在与北京做生意的经验中，常常感受到了高度的不公平感和无奈感。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主导，它有一套不同于国际规范的“潜规则”，而中国一些受保护的行业（如传媒、石化、银行）的市场准入，被政府设置了高度壁垒，货币又不能自由兑换，而别国的知识产权，在中国被广泛窃取。再加上中国劳工的低人权状态（如不能组织独立工会来保障自己权益等等），以恶化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导致双边贸易极不公平、极不对等，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最近，欧洲公司日渐强烈地表现了它们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挫折感。各种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的做法，让与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怨声载道，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践踏，对其金融服务行业、分销网络和受保护的行业的市场准入所设置的障碍，更令其沮丧。

中国的工业间谍特别是尖端技术的间谍活动，也影响了美国与欧洲对中国的情绪。特别是对企图侵入德国总理办公室和英国外交部及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更强化了这一感受。

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在中国与西方经贸关系中，已成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严重问题。虽然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急于打击劣质产品，以图重建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但是，中国出口海外的海产、汽车轮胎、牙膏和儿童玩具等引发的一系列产品安全丑闻，仍然导致其他国家不断采取禁令和召回产品。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虽然欧中双边贸易红红火火－－2006年为2540亿欧元，2007年有望超过3000亿欧元－－但是，欧洲工作的外包，迅速飞涨的贸易赤字（欧中贸易赤字正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的速度增长，可能将从2006年的1280亿美元涨至2007年的1700亿欧元），还有中国市场准入所引发的越来越多的担忧，正让欧盟各国政府和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感到不安，后者正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进行猛烈抨击。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大约是1千7百亿美元，预计今年升至创记录的2千3百亿美元。欧盟官员把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他们所称的中国人为压低货币兑换率，他们说，这让中国占有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欧盟给中国官员施压，要求中国增加对欧洲产品的市场准入，并改革中国的货币兑换制度。

事实上，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民调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欧洲公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已经下降了15%至20%。在经济关系上﹐从基本图景看，最近两三年中，欧洲与中国关系已经从伙伴关系转向了强烈竞争的关系。

有鉴于此，可以说，中国的外交环境，是“成也经贸，败也经贸”，怨不得所谓“阴谋论”的。

冷战残局

有人会说，所谓“价值观外交”是陈旧的冷战思维的复活。

不必讳言，价值观外交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然而，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它有现实政治和经济的依据，它溯源与现实的政治版图和政治理念的竞争，我们不能鸵鸟式地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个与国际主流体系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正在拼命地扩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它正在把自己标榜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以挑战主流世界的生存模式。这一严峻的事实是不容漠视的。

人们常常不经意地谈到“冷战终结”。实际上，这是一句容易误导文明人类的断语。试想，一个经济迅速膨胀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党国家的招牌及其基本的政治统治方式，拒绝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拒绝新闻自由，拒绝政党政治，我们有权利绝对精确地断言冷战终结了吗？事实上，冷战只是在主战场上终结了，但在亚洲，尚未签订“共产主义投降书”，甚至，连“停战协定”也迄今未签。在此情势下，侈言弃绝“冷战思维”，只能被视为是一种“麻痹战术”而已。 事实已经很清楚，“价值观外交”正是在这一历史际遇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使命是解决“冷战的残局”，清扫最后的战场，从而真正导向和平的终局。至于北京当局，面对价值观外交的挑战，是明智地以内政改革相回应，融入文明人类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去呢，还是仗着“财大气粗”，坚持共产招牌，并向国际主流社会摊牌呢？倘若如此，那就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了：共产主义vs. 自由主义。

何去何从？也许所需时间不长，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南海的抉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10月28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一代启蒙导师包遵信先生逝世。刘晓波负责组织了治丧小组，在网络发出讣告。此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大会也临近尾声。大会主席刘晓波委托秘书长张裕完成最后的会议议程，全力投入包遵信葬礼安排工作中。参加大会的会员们向包遵信先生致哀，独立中文笔会又损失了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会员，悲痛中会员们纷纷撰写祭文、挽联、诗词，悼念一代承前启后的启蒙者。

11月3日是向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仪式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我乘坐深圳开往北京特快列车，2日下午赶到北京。列车上我不断接到深圳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劝告我最好不要参加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虽然离立冬还有一个星期，瑟瑟寒风已经袭来。

追悼会前

11月2日下午一下火车，我就乘出租车立刻赶到约定好的一家饭店。在那里我遇到了刘晓波、张祖桦、徐晓、马少方、周忠陵、温克坚、薛野等人，他们正在一个房间里忙碌。后来得知，刘晓波作为包遵信葬礼总负责，不顾发烧，坚持带病现场指挥；而徐晓，《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看起来一个弱小女子，却勇于承担了整个葬礼的策划、灵堂布置、音乐、纪念册等事宜，是葬礼的总操办；原团中央常委、宪政学者张祖桦，1989年春夏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马少方，刚被选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原北京大学研究生江棋生，以及薛野、周忠陵等人，都积极参与了葬礼的操办。一卷一卷的挽联摆在面前，据说大都是学者余世存的墨迹。我来到时，还有一些挽联需要抄写，江棋生承担了这项工作。期间，刘晓波、徐晓、张祖桦等人不断用电话联络相关人士，也不断接到关注包遵信葬礼的来电问询。

晚饭后，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乘车到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馆，这里的老板是著名学者刘苏里先生，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要不是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也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主题内容就是包遵信的葬礼。谈话间了解到北京警方非常紧张，已经找了许多准备参加葬礼的异议学者谈话，要他们不要参加第二天的葬礼。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一股不详的预感，事情看起来很麻烦。来北京之前，晓波就跟我说过与警方谈判的情况。警方曾经警告过主办人刘晓波，不要酿成政治事端；而刘晓波回应警方，祇要当局不干预，不会发生什么事件，干预才会酿成事端。但现在看来北京高层已经下令干预了。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看看来电显示，知道是深圳警方打来的。他们告诉我不要参加追悼会。我说我不可能不参加。他们说他们现在很麻烦，还说星期六（3日）不能休息了，要来北京。

很明显，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由于参加人数众多，让北京当局恐慌。他们惧怕的是政治集会，包遵信先生的葬礼恰恰是异议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葬礼的性质或许就是政治性质的集会。我们觉得当局过于焦虑，草木皆兵。有句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周恩来逝世，引发1976年的四五运动；胡耀邦的逝世，引发震惊中外的1989学生运动；赵紫阳逝世后，当局戒备森严。包遵信尽管是著名学者，不能与他们相比，但当局却借鉴历史事件，忧心忡忡，坐卧不宁。

追悼仪式

包遵信葬礼从3日上午11点开始，之前要布置灵堂、摆放花圈和挽联。早上8点钟，我与马少方、温克坚一同乘出租车前往东郊殡仪馆。下车后，停车场内已经有很多闲溜达的人，我们这些人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跟警察打交道多了，一看就知道哪些是便衣。

我们径直走向包遵信先生的灵堂，看到灵堂大门紧闭，晓波、徐晓等人在一边正与殡仪馆工作人员交涉。按规定，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布置灵堂，当局的刁难显然是事前商量好的。经过再三交涉甚至争吵，也许当局也害怕引起冲突，祇好同意打开大门。之后在灵堂外，我又发现刘晓波同包遵信家人一起与北京国保头目发生争执，原因是刘晓波从电话中得知江棋生、莫少平、浦志强、俞梅荪等人被警察堵在家里，甚至被抓进派出所，义愤填膺，认为北京当局缺少最基本的人性。后来得知，不锈钢老鼠刘荻和李海，他们已经来到殡仪馆前，仍被警察绑架到车上带走。

包遵信先生的葬礼，冥冥中的确安排是一场政治聚会。因为所有参加追悼会的第人，哪一个不是异议人士？大家也心照不宣，并非要等到11点钟才赶来，熙熙攘攘的悼念人群早早就站立在灵堂外。从外地赶来参加追悼会的异议人士很多，深圳除了我之外，还有参加六四后削法为僧的圣观法师徐志强和另外一位维权女士也从深圳赶来参加葬礼。广西、上海、天津、河南、广东、四川、河北等地都来了很多人，其中有学者、律师、维权者、商人等。

这些人聚在一起参加葬礼，同时又是彼此认识交流的机会，祇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也是政治集会，祇不过没有人发表演讲，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提出什么政治主张罢了。很多人从未谋面，但谁都知道谁，因为大家的事业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有些也许在网上看到过照片，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看到著名女记者高瑜了。她说：“我们俩本应该一起参加塞内加尔国际笔会大会的。”我说：“是啊，应该是在今年香港的亚太国际笔会上见面的，可惜我被当局‘边控’了半年。”在休息室，与年过八旬的于浩成老先生交谈，他拄着拐杖侃侃而谈：“早知你赵达功的名字，没想到今天相见。”大有忘年交之感。

灵堂正面，刚毅、自信的包遵信画像挂在正中央，两边的对联是：上联：“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下联：“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悼念大厅堆满了鲜花和花圈，两面墻壁布满了挽联。

10点半多一点，包遵信先生的灵柩来了。灵堂外大家闪开一条通道，默默的注视着灵车缓缓过来。11点大家簇拥在灵堂内，主持人刘晓波宣布追悼仪式开始，首先由于浩成致辞，其后由包遵信先生的女儿包瑗致辞。遗体告别开始了。大家5人一排，向包遵信先生遗体三鞠躬后，依次缓缓走到遗体前，将手中的白菊轻轻放到遗体上，看最后一眼。许多人止不住眼泪，抽泣着。我走到包夫人面前，轻轻拥抱了她，与家人一一握手，祇有一句话：“节哀顺变！”

后记：深圳警察把我“接走了”

包遵信先生的葬礼中发生了许多故事。便衣警察混在殡仪馆工作人员中，监视着葬礼的一举一动。外国记者的采访摄影遇到了麻烦，与便衣警察发生了冲突，所谓“和谐社会”不揭自破。缺乏人性的中共当局，如何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葬礼后按照传统惯例，大家要聚在一起吃饭。菜还没有上完，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声音很熟悉，那是深圳警察打来的。问我：“老赵，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吃饭”。又问：“吃完饭去哪里？”我说：“去火车站回河北家乡探望父母。”他还问：“几点钟走？”我一听就明白了，直接问：“你们来到北京了吧？”他说：“是”。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他们怕我滞留北京几天，当局担心的是政治聚会。是的，的确想在北京呆几天，毕竟机会不是很多，这里有很多朋友，都想见一见，聊一聊。但我还是不想与警方发生冲突，答应他们来聚餐的酒楼下接我。

警察来了，我必须走了。与大家打个招呼，我下楼了，坐上了有两个警察陪伴的出租车，到宾馆收拾行李，然后直奔北京西站。他们很“尽责”，我也很同情他们。星期六他们一早就从深圳飞来，都饿着肚子，但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就这样，他们陪同我到了河北老家邯郸……

有时想，这个国家政权是在折磨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

（2007年11月11日）

 

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直到现在，经历了每一次选举。每次选举，大家已经习惯了奉命投票，走走形式而已。最近这次选举，因为我所在的山东大学出来一个孙文广“捣乱”，要做什么“独立候选人”，闹得山东大学惊恐不安，叫人感到选举人民代表原来不过是一场党委一首策划下的庄重严肃的闹剧。我们喊民主，喊来喊去，连个选举也不能“民主”，那民主还有什么可讲？

我是由山东大学领导公布的“候选人”材料，想起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到底是民意代表，还是党意代表？到底是人民的喉舌，还是党的喉舌？

这次选举，全部过程由官方暗箱操作，确定了4名正式候选人，然后由官方公布了他们的“情况简介”。请阅读其中一人的介绍：

马 新 女 汉族1959年3月出生 博士 无党派 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教授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为中国古代史硕士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5年回山东大学历史系执教，并读在职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农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邓小平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新闻出版的各项政策、规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与理论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在工作中，能够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编辑工作。优化选题结构，对图书出版品种进行了较大调整，使出版社学术性与人文性的特色得以较大的体现，为全社又快又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严把质量关和效益关，为全社经营的良好运行提供了保障。

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古代政治史和传统文化方面，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方面着力最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汉代乡村社会，历时二十年，初步完成了对汉代乡村社会史的构建，被誉为该领域的重要拓荒者。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又扩展到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力图构建关于乡村社会体系的三维框架。发表《两汉乡村社会阶层新论》等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两汉乡村社会史》、《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等专著，完成了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汉唐乡村商品经济研究》等。目前还承担教育部“十五”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等。上述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史研究动态》、《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评介30次以上。曾获得山东省社会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全国高校优秀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2项。被评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杰出学者”。

读了这个“介绍”，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个参选人大代表的文件吗？如果这位马新女士参选“党意代表”或“党的喉舌”，这个材料还差强人意，选人民代表、民意代表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马新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出版社是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一党垄断的世袭领地。其总编辑可以让非党员担任，但是此人必须成为党的喉舌，因此介绍中说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邓小平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新闻出版的各项政策、规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与理论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因此，如果是选拔党的喉舌，即使她是非党员，马新是够格的。可是她能够做一名够格的民意代表吗？

虽然共产党自诩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具体到一个区县，一个企业，一个学校，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政府不是经常到处发生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矛盾吗？即使共产党的中央没有错误，可是这些基层单位发生了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民意代表很可能会出现难以“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也可能难以“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因为凡是出现这种问题的单位地区部门，他们总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自居。

1957年的反右，各级人民代表中被打右派的全国可能数以百计千计，他们不是因为反映了“民意”才倒霉的吗？

近年来揭发了那么多的贪官。有哪一个贪官的被揭发是人民代表之功？上海的陈良宇在被整肃前，谁敢揭发他？

在“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你是和你的选民保持一致，还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且不说这个党中央，其实正是它的下属的总后台，总保护伞。

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1998年10月7日，视察中央电视台时他给《焦点访谈》记者编辑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曾庆红马上订正指出：“群众喉舌”就是“党的喉舌”的意思。

中国的人大代表，就其形式而言，大体上相当于国外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是为选民说话办事的代言人。可是，在显然是领导代笔写的马新“介绍”中，没有任何一句话说到她具有担任“民意代表”的意愿或条件，更不必说她表达的承诺。试问，选举这么一个自己没有意愿的“人民代表”，它能“代表人民”说话做事吗？直到选举之时，马新没有和任何选民见面，发表竞选演说，证明她是自愿参选，全校将近3万选民都不认识4位候选人――除了已经认识的之外。因此，投票的时候，大家都是随心所欲，管他张三李四，谁当选都无所谓。

最后马新以第三名14533票当选，第一名第二名分别为18555票16810票，第四名以后的得票数不予公布。

在马新的“介绍”处，有人张贴了一个批语：“请问你们的候选人代表资格是通过正当渠道由选民选出的吗？你们当选代表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敢为选民讲真话吗？”其实，这是冤枉了马新他们。他们当代表，哪里是自己的意愿啊！他们是赶着鸭子上架，是代党受过，为党分忧。因此，现在这套选举就是：叫你当，你就当，不当也得当；不叫你当，你休想当。人民代表的身份，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说明党对你的信任而已。

刘少奇说“在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做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经过了相当长期的选举训练并大体识字之后”，就可以实现民主选举了。那么，现在经过了56年，而且是在大学里，照理说，可以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了吧，可是，我们的党啊，把老百姓看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难以识字的文盲，因此永远要包办选举，代民选举，为民作主。

新近国务院新闻办又发表了一个《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说什么“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个白皮书强词夺理，蛮横无理，只透露出一个信息：近来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公开上书，要求实现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中共中央陷于舆论的包围之中，有灭顶之灾，因此被迫出来“反击”，把人代会说成是这种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实，人代会制度可不可以改造呢？我想应当是可以改造的，但是在目前，在党主选举的情况下，现在的人代会只起到一党专制的遮羞布而已。

中共的领导人反复重申，坚决拒绝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为什么？因为“三权分立”可以制衡政府，主席总统，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也有人大政协，究其实不过是用来装点民主的花瓶、遮羞布。试问，有了一群像马新这样的“人民代表”是不是更不好？

（2007/11/27于住院手术前）

 

前两期《探索》的发售成功使得我们有些飘飘然，我们决定第三期印量迅速增加到两千份。资金与技术上都可以保证其完成。

我们每期都在改进，每期都在提高。第一期印刷质量极差，第二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用蜡笔刻字要花费很多时间，随着印量的增加，刻字的工作量也会加大，刻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刻浅了印出来的字迹不清楚，刻深了印不了几张蜡纸就破，一个专业刻字员，一张蜡纸也只可以印刷一百张左右，两千份探索每一页所需蜡纸就要二十张，第三期约二十页，总共所需蜡纸四百张。这样大的工作量，马文都一人显然无法完成，即便他当时已经具有了相当专业的水准也无法胜任如此大的工作量。马文都建议我们可以买一种可以用圆珠笔代替刻笔的蜡纸，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像写字一样写在蜡纸上就可以印刷，只不过每张的蜡纸要比一般蜡纸稍稍贵些。经过商议决定：双管齐下，使用两种蜡纸印刷。我承揽了一部分可以用圆珠笔写字的蜡纸的准备工作，不过我没有自己去做，而是交给了我的一个同事朱蔼茹，她的仿宋体写的很好。我考虑到可能的危险会伤害她，也练了几天仿宋体，在进去后始终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只承认是自己写的，好在提审也相信了。马文都为第三期的出版发挥了很大作用，版面的设计是他完成的，他的设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第三期的内容丰富了许多，探索以外作者的文章也出现了，可惜手头没有资料，具体作者是谁及文章的内容也没有了印象，只残存，模糊的记住了魏京生的一篇《二十世纪巴士底狱——秦城一号监狱》及“大赦国际对海峡两岸做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明记忆的模糊就是不敢确定以上两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第三期上，也许是第二期发表的。

参与第三期印刷的人也多了起来，除了探索的魏、杨、路、刘外还有于义、马文都、青岛某理发馆的一个女士等人参与。青岛的那位女士多才多艺，除了热衷于“革命”，还经常谱曲作歌。记得有段歌词叫作“彼岸”。当年还有不少人传唱。由于她经常出入魏京生家，提审问起我：“他们什么关系？”我答：“魏京生有女朋友，他们只是一般关系。”私下，我暗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当然，也有莫名其妙的人光顾魏京生家，有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就十分可疑，他自称工作单位就在魏京生家不远的一个厂里上班，魏京生私下说，那个厂子有熟人，一定要查查他的底细。也许魏京生太忙，也许因为不久魏京生就进了监狱，反正那个“可疑的人”没了下文。

《探索》第三期的发售很令人失望，两天只卖出不到五百份，哄抢的局面似乎在一瞬间消失，让我们有些反应不过来，摸不清头脑，找不着北。第一期，人家反应文字不清，我们改了，第二期人家反应印量少，我们改了，第三期我们自以为做得完美，为何却卖不出去？看着厚厚的一摞杂志，我的心在滴血，为了它，魏京生没了工作；为了它，我失去了恋人；为了它，我们没日没夜的苦战了一个星期；为了它，会让青春逝去，可它似乎根本不理会我们的付出，冰冷的给予我们当头一击。许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是为什么，想来，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多数人是现实的，不会长时间的追随“新奇”。更何况这种追求需要成本。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会花钱买精神。其二，几十年的压抑已在近一段时间得到释放，仇视也得到了某种程度得到舒缓，“文革”的记忆让人心有余悸，不再希望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乱”。再加上邓小平的“长工资”，“发奖金”成为现实，民众选择中庸也是必然。这不能怪民众，几千年的历史不断的警示民众：老实点可以得到利益，可以满足基本需要，可以苟延残喘，活着，是多数人的首选，要求多数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真理或未来不过是理想者的一厢情愿。

我的心在滴血，但是，滴血的心恰好说明的是：我的行为不是基于无私，我的付出需要回报！只不过在当年，精神层面的回报由于优雅的外表常常被人们误解——以为是无私。这也是我与魏京生最大的不同，魏京生对自己付出一切没有怨言，我则总抱怨“苍天不公”——精神上备受摧残，来自亲人，来自朋友，十几年的刑期也不能证明什么，物质上一贫如洗，没了固定收入，没了住所，想在五十多岁补偿一下“醉人的时光”，却无奈漫天的秽语与经济的重压。英雄做不成，小人也做不成，只剩虚度年华，若不是我胆子太小，早该化为一缕尘埃。妈妈对我的评价没有一丝怜悯，精辟道：“自找！”是呀，也许，我的自私的秉性决定我：不该选择这番事业。可我后悔吗？如果有来生，我想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哪怕我会再一次经历无数磨难——我抱怨磨难，也感谢磨难，磨难让我心灰意冷，也会让我逐渐的坚强、成熟起来。也许，我的人格是冲突的，我的理性是矛盾的，但，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我。

《探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北京卖的很慢，我们想到了去外地看看。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去趟天津，“如果你能借到车就开车去，借不到就坐火车去。”魏京生的这话真是完美，怎么去，你刘京生看着办——还真不太指着你。如果是今天，我还就顺坡下驴，这车我还真不去“借”，可当时年轻，总有愧疚的心里，我要不做些“文章”以外的事，也没脸在“文人堆”里混下去。说借就借，拉着于义就去了前门大街，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借”了一辆，部队的车，于义在我“借”车时躲得老远，等我开着车接他时，他面部的表情比我还紧张，嘴里不断重复一句话：“真是偷的？”我想，他的思维被吓得不太正常了，否则，怎么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对他讲：“你愿意说自己知道车偷车，你就是同案犯，你说不知道车是偷的，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进了看守所，他还真不愿意做偷车人的同案犯，法院认定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回到魏京生处，我就换上地方的牌子，把偷来的车大摇大摆的变成了《探索》的专车。那时的假牌子制作可没有如今专业，需要先偷一副真牌，偷的时候要选择好改的号码，0，3，6，8，都是好改的数字，白字的8，最简单，只需砸扁一角，抹上蓝漆就改成3，3补上一点腻子就可改成8，0可以改成3或8，6可以改做0，工具也很简单只需：腻子（油腻子振动后容易脱落，水腻子牢固）油漆，砂纸和一把小刀。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这辆军车正好是天津部队的，我们又开着它去了天津，当然，不是去还车，而是带着一千多份探索，去寻找新的希望与寄托。我们有些肆无忌惮——想把理想与信念向更多的人传播！我们做的也许不好，我们做的也许不够，我们本人也许有很多的不足与缺陷，可我们做了，做的不易。

危险在不知不觉中临近，可我却浑然不知，我还沉浸在理想状态之中。

 

创刊号的初战告捷令我们兴奋了好几天，在这几天的兴奋中，我们谈论宏图伟业：在西单墙建立一个固定的报刊亭，定时定点的出刊，售刊，似乎言论真的开始解禁，宪法中的出版自由真的可以兑现。清醒的时候我们绝没有这种奢望，可是激情按捺不住我们谈论心中的明天。我们平凡，平凡的只想说些心中的话，我们平凡，平凡的只想无阻碍的出一份自己的民刊。面对舆论的超强垄断，我们只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兴趣也许就是这么一点点。难吗？对现在的人来讲，的确不难，可对当年的我们真的很难。激情过后，困难接踵而来。

当年的富裕是什么概念？每个月口袋里保证有五元零花钱。我在单位算是富裕的，可以保证“五元钱”这个富裕标准的实现，（就因为确保了这个标准，我当年完全可以像现在的亿万富翁那样对美女招之即来，到现在我还后悔，我错过了多么醉人的时光）四十元的工资支配如下：二十元交父母（父母有收入，不需要我的孝敬，仅是为我攒着钱——娶媳妇儿）十五元伙食费（每天可以保证一个“单炒”），而我们单位的许多职工经常在晚餐时只花五分钱，（两个窝头半个素菜汤），早餐不用，中餐一角，即便偶尔挥霍一下，全月伙食不超过六元钱，差距不在于工资的多少，而在于家庭的负担，他们的父母在主席的号召下，多是高产，而我的父母狡猾的选择了低产。贫民的粗俗在于经济的拘谨，在于脑子里整天的盘算，盘算着每一分钱。我是富裕的，但是，也只能保证吃，穿，抽，额外的支出也是我力所不能及，可探索需要纸张，需要蜡纸，需要油墨，魏京生虽然比我还要富裕些，但是，由他一人长期承担也很难。

谈钱那么粗俗，可理想的实现也实实在在的需要钱。创刊号收回了部分成本，但少的可怜，一共三百份，自己留些，免费送些，字迹实在不清楚的浪费些，收回的仅五十多元钱，而第二期准备印五百份，成本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钱，除了老魏先期的垫付，我们三个人不吃不喝把工资全部拿出来，还有十元钱的缺口，况且，不吃不喝不可能，至少我没有那觉悟，连交父母的钱，吃饭的钱也不会动，唯一的可能就是拿出用作零花的五元钱，路林的状况比我更差，可他也承诺拿出五元，魏京生的先期垫付花去了他两个半月的工资，现在他手里只有这五十元钱，七十元钱印五百份，显然不行。对此，我几乎失望，感叹父母吝啬，不给我更多的零花钱，感叹我的富裕原本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魏京生总是那么胸有成足，在其他人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说道：“刊物的反响强烈，使我们可以做最坏的打算，实在没有钱，可以借，我们有能力还，还可以从好的方面努力，争取多一些人的赞助，比如，外国记者。”我反正尽了最大努力，交了五元钱，再也不问钱。第二期的如期完成说明魏京生搞到了钱，也许是借的，也许是朋友的赞助，可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外国记者先期支付了用于购买探索的预付款。因为他谈起：“日本记者很抠门，想拍摄印制现场只愿意付三十元钱，我拒绝了。”听到这话，有两个想法，一，给我三十元钱我可以下十次饭馆，二，拒绝三十元诱惑一定有实力做保障。只是想想，一想而已。

钱是困难之一，搬离苹尼家舒适的印刷场地去魏京生的一间没有独立卫生间、独立厕所、独立厨房的小屋，更显不适，苹尼家是木地板，干晚了可以躺下就睡，魏京生家地板是水泥的，干晚了还得回单位，没人做饭，干馒头就自来水，来帮忙的东北人于义（真名于平）干累了与我们一起喝了顿酒，还让老魏说了句“下不为例”。魏京生解释离开苹尼家的原因有二，一，不能连累她；二，给木地板打蜡很累。对第一点老魏补充道：“进去后，什么都可以往我身上推，无须保密，可在苹尼家印刷的事绝对不可以说，问起来只需说在我家印的。”对于第二点，他抱怨我们这些“大男人”，只会添乱。后来很少见苹尼，唯一的一次是我出来后不久在三十二路公共汽车上，我问她要一张魏京生的照片，她答应了却没给，她还对我讲：“你不是放弃搞政治了吗，要魏京生的照片何用？”我无言以对。

困难之三是：刻板需要较比专业一点的人，以提高印刷质量，也可以减少浪费，节约成本，交往的增多，时间显得可贵，需要分工，需要人手，需要一个专职的人。马文都的叁与解决了刻板的问题，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给来信的读者回信，魏京生选择了“停薪留职”，他所在的单位没有马上开除他，婉言的留了多次，后来好像是闹翻了，没了工作。前面说过，有工作且没有负担就是“富裕”，他放弃了富裕。

个人情感也出现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危险性，交了五年的女友离我而去，我郁闷了好几天，才最终回到了现实中来。

排除一切困难后，探索如期印制，质量提高，内容增加，页数也增加了，质量的提高马文都的功不可没，内容的增加是魏京生，杨光，路林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都有文章，魏京生，杨光的文章侧重于民主理论的探讨，路林的文章则侧重于上访人员的生存状况。还有四句小诗，是于义提供的，我当时只扫了一下没有记住，感谢提审人员帮忙复习，仅念了一遍，再也不忘。提审对我说：“你看你们多反动，多恶毒，我给你念念：皇宫遥对纪念堂，一代导师百代亡，阶梯层层堆白骨，岩壁处处滴血浆。”于义在八六年时见过一次，以后再也没了来往，八九年在武汉枪毙暴徒的电视画面中有一人十分像他，但不敢确定真的是他，全国各地他都有朋友，他也是一个暴力主张者，所以，我真怕是他，但愿不是他，但愿我们还能一起喝酒，重温那份快意，那份豪爽。我偷车的是也只有他知晓，不是创刊号时用的那辆，是去天津时用的那辆，也是我偷的最后一辆。页数的增加使我们没有在一个晚上完成，好像是用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我的一个同事也去过魏京生的家，看着我辛勤的劳作，他问道：“每天四个小时的睡眠，不累吗？”我还有心微笑：“很累，还好。”

第二期的发售场面一样火爆，地点在西单墙，一个回家探亲的军队干部拉着我走了个后门，买了一份，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周恩来你怎么看？”当时的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威望比毛泽东，邓小平还高，说真话后果严重，我谨慎的问：“听真话还是假话？”他道：“不相信我？我是军人，但是，我有思想，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你就该了解我的想法。”“也是，我多虑了，我认为：作为一个总理，他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毛泽东有错，他也有错，从人品上看，他甚至不如毛泽东。”听了我的这番话，他显的有些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叮嘱道：“保重！”多么意味深长的“保重”，他想说的很多，只凝聚于保重！

男人来了，女人来了，大人来了，小孩来了，中国人来了，外国人也来了，他们不是在买，更像是抢，不用找钱的抢，抢着真实，抢着希望。我们被抢得两手空空，可“军挎”中的钱只多不少，抢的事实使我恍然悟道：人民不是尔虞我诈，不是道德沦丧，不是素质低下，仅源于：这个社会真实太少，希望过于渺茫。如果谁能给他们更多的真实，能使希望，并不过分，并不奢华的希望很快的变为现实，他们就会令所有人感动，惊讶！我们该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把握自己，相信他们大多善良，坏人总是少的，这就是社会形态存在的理由。

 

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一直对中国改革有一种评论，叫做“政改滞后论”。刘晓波博士更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他将中国的改革称作“跛足改革”。持此种评论者大都认为，经济改革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进程，它只是全面转型的一小部分。如果缺少了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如不有的放矢地将经济改革纳入宪政转型的整体进程，经济改革绝不可能孤军深入、凯歌而还。即使有所成就，也终究意义有限，而且代价沉重、后果堪忧。这种观点还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许多尖锐矛盾和严重问题——如政治腐败、“三农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冲突等等——均与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缺乏配套支持有关，特别是由缺少必要的政治改革所致。

但是，也有另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即是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无需相互配套，均可自成一体，独自完成。持这种看法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做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以确保基本政治框架不变，只进行局部、有限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模式要大大优于全面启动、多头并举、纵深挺进的系统改革。他们说，前者是“边行船，边换帆”，而后者是“停船换帆”或“毁船换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之所以会比“苏东模式”的转型国家更为“成功”，实在是得益于专制政府在迅速变革的过程中保持了政制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由此便确保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不变的政治控制之下，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权威崩溃、秩序瓦解、社会骚乱、国家分裂的巨大改革风险。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拒绝了“激进”的政治改革（这些人认为凡政改，必“激进”），而专注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奥妙所在。简言之，“中国模式”改革道路的优越性不在别处，就在于“只经改、不政改”。

笔者深信后一种看法是浅薄的、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要认真梳理上面两种观点以明辨是非，三言两语恐怕也说不清楚。因为这需要对所谓“中国特色”和“苏东模式”的改革实践进行深入的比较（注：笔者并不认同“中国特色”和“苏东模式”这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中国特色”其实一无定色，通常只是维护一党之私、拒斥普世价值的一个笼统借口，而所谓“苏东模式”实际上也并不存在——15个原苏联国家、5 个原南斯拉夫国家、8 个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相同的时间段、因几乎相同的原因而展开了各自的转型进程，但这些进程不仅与中国的改革很不相同，相互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并将在未来的演变中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它们与中国的差别并非出自于政治当局的主动选择，而是由许多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所造成，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苏东模式”），也需要对一党制社会主义的弊端以及改革的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只经改、不政改”优越论首先涉及到一个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不搞政治改革，即使经济改革可以成功，甚至可以更加成功，难道不民主、少自由、缺人权的“一党专政”政体就应该永世长存吗？难道政治改革只能作为经济改革的附属物而存在，凡是不为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吗？暂且撇开这个议题不论，本文针对“只经改、不政改”优越论所涉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简单的反驳。这个问题是：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旧政体不做重大改革的前提下，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真的有可能单独推进、独自完成吗？

我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党专政+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病急乱投医”、“乱点鸳鸯谱”、“拉郎配”的结果，它们只能发生“一夜情”，至多也只是过渡时期的临时组合，做不了长久夫妻。

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曾经极具说服力地论证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安排（即“中央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不能相容，它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大体上，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安排（即“共产党一党专政”）与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也绝不可能相容。诚如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所说，“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和谐有效的配合。其结局，不外乎是“一党专政”扭曲和败坏了“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摧毁和埋葬掉“一党专政”，二者必居其一。

但“只经改、不政改”论者会立即反驳说，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说，共产党也可以代表资产阶级（“三个代表”），它们之间不仅没有根本的矛盾，甚至还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一党专政”并不妨碍经济改革，甚至还可以为经济改革提供比多党民主制更加坚强的政治保障，减少改革的“交易成本”，成为社会变革的“安全阀”和“稳定器”；而经济改革也不会妨碍“一党专政”，甚至还可以反过来为“一党专政”提供比计划经济更加雄厚得多的财政资源和GDP绩效，使其足以实现“一百年不动摇”的“长治久安”。

乍听起来，这一类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但这里至少存在着以下三层误解。

第一，说“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曾经得益于“一党专政”的政局不变，这恐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理由有二：

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源于毛式极权体制的彻底失败。1976至1979年从毛体制到邓体制的转变为经济改革的启动创造了起码的政治条件，如果没有这一转变，任何与“集体化”、“公有制”相背离的经济改革都是不可想象、无从起步的。虽然这一转变很难称之为“政治改革”——它多半只是由毛的死亡和宫廷权力斗争所导致的政治转变，但在当时，那也已经算得上是“天翻地覆”的政治大变局了。就凭这一点即可以反证，所谓“只经改、不政改”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处的“改”，既包括主动的改革，也包括被动的应变）。而国际的经验也表明，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往往发生于政体革新与政治革命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

二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未得到过政治改革的有力支持，但经济改革往前迈出的每一小步，其实都伴随着中共政权的“政治衰变”——如极左势力的式微、意识形态的弱化、纵向集权的梗阻、代际权威的递减、维权运动的兴起等等（注：关于“政治衰变”这一概念，请参见拙作“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无规则的“政治衰变”替代了规范性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空间。如果中国的政治形势、政治局面在近三十年间完全不变，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的经济改革居然会不终止、不倒退而可以独自前行。虽然中共可以拒不进行政治改革，但他们无法阻止日复一日的“政治衰变”。而消极的“衰变”劣于积极的政改，它毫无“模式”优越性可言。

第二，说“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已经成功，正如说“苏东模式”已经失败一样，这恐怕言之过早。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尚停留在浅表层次，目前的经济架构离“完全市场经济”还相差甚远，最关键的一些经济领域——如金融、能源、交通、电信、新闻出版等等——还远远没有市场化。在政治改革之前，人们甚至也根本就看不到中国经济真正市场化的最终前景。因为“一党专政”由其贪婪本性使然，它必定要保留一些行政垄断的关键领域以作为“一党专政”的私家“自留地”之用。这就注定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任务不可能彻底完成。

二是虽然以GDP和财政收入计量的经济发展有相当不俗的表现，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问题，它几乎不敢正视“谁在发展”、“谁的发展”、“为谁发展”等社会敏感问题。如无民主政治，这些问题将永不可解。而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些问题势将迅速恶化，直到不可收拾。所以，我们只能说：经济改革尚未成功，发展前景未必看好。因政治的原因而使几十上百年的经济积累毁于一旦，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诚当引为中共借鉴。

第三，说“一党专政”降低了经济改革的政治风险、减少了“交易费用”、实现了社会稳定，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和假象。原因也有二：

一是“一党专政”使得经济改革成了政治腐败的乐园。虽然强悍的专制政府为“权贵私有化”之类的“改革交易”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安全，它阻止了失地农民、下岗工人们的维权努力，限制了“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减少改革的“交易费用”。相反，它支付了比民主法治的“产权交易”高昂得多的“腐败损失”（也许中共官僚不认为这是“损失”而当成是“收益”）。事实上，改革与腐败随波逐流、水涨船高，腐败已经成为“一党专政”政体在改革时代固定不变的联系结构和唯一的生存方式。如无政治改革，这种情形必将继续下去，直至市场倾覆或政治翻盘，此外并无第三解。

二是“一党专政”没有、也不可能为经济改革提供长久可靠的政治保障。因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毕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一党政治——比如新加坡的一党制或民主转型之前台湾的国民党一党制，它终究是一个遗传了马列斯毛政治基因的统治集团，是一个以“公有”、“共产”为正式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如何，除非改名易帜、脱胎换骨，否则，共产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它带给经济改革的，只有短期的政治安全，却是长期的政治隐患。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但中共内部左与右、社与资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息过。如无政治改革，这种争论必将伴随经济改革的全程，直至争论使得政局僵持、使得改革夭折。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对“一党专政”的旧政体进行实质性的重大改革，经济改革绝不可能单独推进、独自完成。

 

11月29日晚，闻知原《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先生在上海的住处遭遇上海文化执法部门的检查，以所谓非法出版物为名查扣广州中山大学主办的《民间》文本，就可以知道上海有关部门对持不同意见人士进行无理打击的老毛病又犯了。

青岛律师到上海见李剑虹女士，上海的有关部门居然”关照”不许见，不能见，不得见，气得李建强律师骂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是”神经病”，我看他们不仅仅是得神经病，而是一犯再犯了。

上海的郑恩宠律师，屡被打击，多次被骚扰，电话被监听，甚至连记者也不能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境外的，好象郑律师掌握着上海市所有领导人见不得人的机密似的。

如今，上海还是上海，不容不同声音还是如故。虽然，上海的黄菊早已”黄”了，他的部下陈良宇还未来得及惶遽就与他的死亡划清界线了，可我们的报道又透露了多少他们两家人的内幕呢？恐怕上海的新华社分社、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记者”打死也不说了”.现在，上海还有几位能说的人呢？

顾则徐先生也是一个思想家，可上海早想方设法把他挤走了，上海就是如此地狭隘，如此地可怕。

话说回来，翟明磊先生是一位能干的记者，也是能说的人，但他基本上不说上海，也是为了一时安身，可上海为什么容不了他呢？难道处处与人为敌，就是上海执法部门的公正执法风格吗？

江泽民的上海比这强吗？

朱熔基的上海比这强吗？

吴邦国的上海比这强吗？

黄菊的上海比这强吗？

韩正代理书记的上海比这强吗？

习近平的上海比这强吗？

俞正声的上海就是这样强吗？

这些问题，谁来回答呢？

1949年以来，上海似乎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可如今上海对待文化人方面，上海却是一个坏榜样。

上海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坏了？

翟明磊说：现在我心安宁，决心迎接一切暴风骤雨，古人云：”吾大文已成，虽风雨雷霆不能动摇。”翟明磊还告诉他们这些用纳税人汗水供养的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1、<<民间>>是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主办的学术内部资料，我并不是私下编辑工作。

2、民间没有营利行为。

3、民间没有任何黄色，反动，或宗教民族问题。

所以，按照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中国宪法”出版自由”的原则，请上海执法部门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新闻记者厚道些，比如请尽快归还他留底的四十一本<<民间>>及电脑硬盘，这是国家物权法实施后他私人的物权，神圣不可侵犯。

再者，既然有宪法上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何来非法出版物，这里的法到底是什么法？是合法，还是非法？

再次请上海的有关执法部门尊重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尊重宪法，尊重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也请明磊兄自己也”不要悲观”，既然《民间》没有逝去，既然凤凰涅磐，既然我们都是民间，那么，我和有共同信仰和共同追求自由的朋友们都会支持你。那些打击出版自由和违宪的非法执法部门和非法者，自然会被法律的公义去追究。

期待明天，展望未来，真理在民间，真理在人心。

 

编者按：还有一个多月又要到年底了，回顾起今年中国文坛，依然是各种话题热闹纷纷、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象。现总结归纳出十大文化事件，为读者提供一些多样的视角。

一、作家富豪榜

核心：“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郭敬明成中国作家首富。

细解：该榜单一经推出，旋即成为年度火爆的文化事件，并引发多种话题，其中一种声音比较响亮，成为主流观点，说该榜为作家正了名，因为群众一向以为当作家就得准备饿死。

郑渊洁还感谢该榜让作家搞清了自己的收入，以免被出版社欺哄。说这个“作家富豪榜”是娱乐也好，说它是“恶搞”作家、文学也好，说它展示了文学和作家的商业市场价值也好，总之，这些种种相左的意见、观点产生了诸多效应，也引起了大众的思考。

二、余地之死

核心：诗人余地在家中割喉自杀身亡

细解：“站在山顶，风从东边吹来，太阳劈开乌云。

过了很久，他奋力张开双臂，向着天空发出一声呐喊。

曾经，他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余地诗歌

作为文化界的两大事件，作家富豪榜和余地之死没有任何联系。但我所想到的是，如果余地生前也能够如这些上榜作家般富有和风光，得到足够多的赞扬与鼓励，或许能够阻止死神那么快地找到他。问题在于，曲高和寡的余地作品取悦不了当下的大众，更讨好不了盯着畅销榜的出版界。余地作品般受到市场冷遇、郭敬明般受到市场追捧，终是市场的两级，属于极端现象，不影响主流文学在文化市场在其固有的轨道上运行。

三、80后加入作协

核心：80后作家纷纷加入各级作协

细解：9月底，中国作协公布了新增的439名青年会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了10位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张悦然、郭敬明、蒋峰、李傻傻这4位广受关注的“80后”申请者全部正式加入中国作协。而郭敬明正式成为作协会员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引发了文坛争议。

身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的作家陆天明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郭敬明入作协，是对作协的侮辱。相比之下，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的说法算是客观：我个人为什么投他的票呢？我觉得法院判决的“抄袭事件”，他只赔了钱没有公开道歉，这是不应该的。郭敬明对法定的认定结果应该服从并认识错误吸取教训。但是我觉得，其一，看一个作家，要看他的全部作品，不能因为他有一部作品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作家身份；其二，对年轻人是要给他时间反省和纠正错误的。我们的态度就是：第一，他的入会是符合程序的，他的全部作品是符合条件的；第二，抄袭是不对的，不完全履行法院判决，更不对；第三，我们相信他会珍惜作家的声誉，会改正错误。

四、故宫星巴克事件

核心：在故宫内开星巴克咖啡店遭质疑

细解：2007年初，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指责星巴克咖啡将其分店开到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因为“故宫是中国几千年最辉煌文化的载体，就是中国的象征”，芮成钢说，而星巴克则是来自美国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代表符号”。这立刻在公众中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进驻故宫七年的星巴克，最终在经历了一场公共关系危机后宣布退出。巴克事件暴露了部分国人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身份上的深层焦虑。出于对母体文化和民族利益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一些“精英们”希望通过复兴和重建本民族文化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以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来重塑身份，找回自身独特的存在尊严。

五、《第一次心动》停播

核心：重庆电视台的选秀类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叫停

细解：《第一次心动》于2006年创办，当时的主旨是为了互动连续剧《第一次心动》进行演员选秀，而当时该节目最大的噱头是张国立参与执导这个电视剧。2007年，《第一次心动》选秀继续举行第二届，一开始就“负面新闻”不断。先是节目的官方网站上爆出张国立“患重病”的消息，之后张国立公开驳斥并点名指出该节目恶劣炒作。随后，该节目又爆出“导演为同性恋，借节目对选手进行潜规则”等负面新闻。广电总局重拳出击叫停《第一次心动》的理由是：严重偏离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在评委选择、比赛环节、评委表现、歌曲内容、策划管理和播出监管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失误，损害了电视媒体形象，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

六、国产剧《士兵突击》走红

核心：这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一夜之间红遍全国

细解：这是中国电视剧较为罕见的引发社会全面反思的现象，借由互联网的传播，它的效应被迅速放大。

《士兵突击》记载了普通士兵的心路历程，讲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传奇故事。由于故事和人物的纯粹，剧中没有一个女性角色，完全是男人的情感世界——意气飞扬的军旅生涯，生死与共的成长岁月。

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纯粹与美好的内涵，电视剧中的军营被认为只是一个载体，创作者传达的其实是简单至极的设问——在日益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到底丢失了什么？许多人的状态是猛醒，开始试图去寻找自己生活中至纯至美的人与事。在更大范围内，各种各样的“突迷”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他们先后组织了向贫困山区捐赠或建立希望小学的活动。

七、文坛垃圾论

核心：中国文坛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细解：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炮轰中国文学是垃圾，2007年7月，中国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文坛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朱大可被誉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独特的话语方式、冷静的洞察力在绚烂词汇的包裹下，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质感。在“文学垃圾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论调之后，作为对用词有着极强操控力和谨慎心的评论者，他还是选择了“垃圾”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文坛。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争论接踵而至，然而，此热议话题带给公众最多的，归根结底还是反省和思考：中国文坛怎么了？

八、王朔归来

核心：王朔重出江湖再批文坛

细解：自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后，王朔便淡出公众视线。本年初，王朔携新作重出江湖，畅谈当下文化现象和自己几年来的生活变化，谈话仍是带有攻击性的恣意畅言。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80后”话题，王朔表示不屑，“‘80后’基本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这帮孙子只知有港台……他们很可笑。……我们‘五、六、七’一出动就打垮他们。”

痛斥“80后”的无聊，王朔也没有忘记抨击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常常嘲笑的“知识分子”。一面是为公正代言，高度张扬众生平等的观念，一面却对现在的大众文化声色俱厉地加以指责。一面和韩寒“惺惺相惜”，一面又对于许多成名人物进行了尖刻的嘲弄。

九、小波十年祭

核心：王小波逝去十年

细解：往事匆匆十年，仿佛又回到原点，大家仍然还记得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大家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人。每年的4月11日，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亲朋好友又或“走狗们”都会以各种方式纪念他，分析他，解构他。整个文坛会为他在这一段时间显得春天来到。更为讽刺的是，王小波生前若干苦于无法发表的作品，在今天成为了无数书商们疯狂追逐的对象，一版再版，年年销量递增。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经典，他本人也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级英雄，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

有人说，是王小波的死成就了他，其实我倒觉得是这个时代成就了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他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喜剧；我们这个时代讽刺了王小波，而王小波又恰恰讽刺了我们这个时代。

十、《色，戒》百万影评

核心：《色，戒》登陆内地引发万千评说

细解：著名电影《色，戒》在互联网上掀起新的高潮，来自博客的统计数据显示，“百万博友评色戒”已经创下新浪网影评数量最高记录，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6日，在新浪博客上以“色，戒”为关键字可搜索出相关博客文章150万篇，加上百万博友的众多评论，这一数据已成功打破了新浪网影评数量最高记录，而这一数据还在以每天10万篇的速度不断增长。

除了“激情”、“床戏”、“删节”、“获奖”、“名导”这些要素，是什么使得一部电影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或许，只有看过电影的人，才知道答案，而答案，无疑有千千万万。

 

澳洲大选尘埃落地，工党大胜，自由党大败。谁胜谁负虽早有预料，只是没料到自由党败得如此之惨。到目前为止，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已经是83个，自由党是58，还有7个席位未定。

几家欢喜，几家愁，轮过来轮过去，大选就是这样，没什么稀奇。所谓欢喜、忧愁也只是选举结果刚出来那一阵子，庆祝的喝酒跳舞通宵达旦，伤心的流泪唏嘘相互安慰。事情过去了，大家还是根据自己钱包的肥瘦，过自己的日子。

这次选举惨败的是自由党（其实是联合党，自由党与比例不大的国家党联合），可作为自由党领袖的霍华德，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惨败，他是双重惨败：不仅总理位置输给了工党领袖陆克文，连他本地边浪区的议员席位也没保住──被一位工党竞选者，原国家电视台女记者马克幸？曼蔻领先300票而击败。这意味着，哪怕此次大选胜利，霍华德也不能连任总理，因为他已是无根之萍，连国会议员都不是了。他这次被连根拔起，使他不仅成为澳洲历史上任期（四期）最长的总理之一，同时，也是澳洲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第二位被夺走地区议席的总理。不能不说这是一场耻辱性的灾难。

周六（11月24号）晚上，在悉尼烁费特旅馆大厅里，聚满了霍华德的拥护者，他们很难相信自由党大败的事实。厅前舞台上悬挂着横幅“永远的霍华德”，名字里O的地方代之以心形图画。

十点半，原总理霍华德在他妻子简娜特的陪同下，上台向听众发布自由党大选失败的演讲。他告诉大家，在此之前，他已经打电话给新选总理陆克文，祝贺他当选，希望他一切顺利。他宣布这次败选由他承担完全的责任。霍华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职业比作为澳大利亚的总理更令人自豪，他感谢澳洲人民给了他最大的荣耀、机会和特权为大家服务。知道他将失去住地的议席，但他仍然衷心感谢那里的居民三十三（十一届）年来支持他代表大家当国会议员……

墨尔本联合太阳报的记者说：“工党的巨胜和霍华德的巨败，足以使任何政治家不知所措。但这不是霍华德。至少，在公众面前。”自由党失败的第二天，几乎是澳洲历史上任期最长，成就最卓著的财政部长柯斯特纳，宣布退出政治生涯，不接受当反对派领导人的提名，他看起来皮泡脸肿，灰心丧气。大败第三天，国家党领导人宣布退职时，沮丧得“象只削掉头的小公鸡”。而“被澳洲老百姓宣判政治死刑的霍华德，他象历史上著名的死刑犯纳德？凯立那样，勇敢而尊严地走向了断头台。”

纳德？凯立临刑前的名言是；这就是生活；霍华德面对政治死刑的名言是：事情就是这样的。

即使霍华德被那些失望哭泣的人们包围，他面不改色依然微笑，举着一杯水从这组人群走向那组人群，不停地握手，一再说谢谢。

这样惨的下场，霍华德不可能没有思想准备。

报纸今年多次报导了民意调查，自从陆克文接任工党领袖起，老百姓的支持率就不断攀升，从他前任比瑟利卸任时的百分之三十七升到大选前的百分之五十四。霍华德则从长期的领先地位节节下降，再也赶不上去。

报纸也有报导，霍华德可能失去他本地区的议席，他们指出这是工党竞选活动的战略战术之一。他所在的边浪区，修了不少公房，搬来的多数是“五保户”，近年又住进了许多新移民，这些人多数投工党的票。霍华德本来是可以迁移到一个万无一失的自由党保险区去的，可能是他不屑于这样干，也可能是他已经无暇顾及。

霍华德一生中有两大梦想，一个是引进（大部分引进）外国的间接税务系统，进行消费税改革，打击逃税，增加国库收入。第二个是劳资关系法的改革。他的理念是，削弱过于强大的工会势力，解除对生意人的捆绑，鼓励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只有老板多赚了钱，工人才有条件提高工资，国家也才能富有。这两种改革都非常有争议，都遇到极大的阻力，弄得不好都可能使自由党垮台，使霍华德垮台。但是，2000年七月进行的税务改革，已经被澳洲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财富的增加证明，这是自由党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劳资关系法案却一直受到某些专家学者的非议，遭遇工会势力的大力反抗和多数草根百姓的不满。可能这个法案有过于偏重资方而较少包容劳方的缺陷。

这次自由党失去许多选票与劳资关系法的改革有直接关系。

自由党大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心思变，老百姓需要新面孔。如果自由党能够推出受人喜爱的新人，为什么不能像陆克文上台后支持率从百分之三十七一路攀升？遗憾的是自由党拿不出受欢迎的新面孔，只得呆在台上重复，老面孔不老，老面孔经验好。

有的人说是霍华德对权利的贪欲引致了自由党的失败，他早就该交班了。持这种看法的包括大选第二天就辞职的财政部长柯斯特纳的父亲。

自由党应该培养新鲜血液，交班给有天才有能力的新人。霍华德不是傻瓜，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霍华德不是恋栈，他考虑过交班。数年前和今年六月前后，柯斯特纳几次透露霍华德与他有约，要让位给他，他要求霍华德兑现许诺。此事被新闻界抄得沸沸扬扬，最后都不了了之。原因是广大老百姓对柯斯特纳始终不感兴趣，报纸几次民意调查都是霍华德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年轻几乎二十岁的柯斯特纳，霍华德哪里敢交班，柯斯特纳自己也清楚，总理交给他当就意味着送工党上台。大选失败后，前外交部长唐纳说，柯斯特纳在自由党的同僚里“had never had the numbers”──他从来不曾获得过多数人的拥载。这就是为什么柯斯特纳没有像基挺挑战霍克那样挑战霍华德的原因。

过去，霍华德和柯斯特纳悄悄摆平了，这次大选前，他俩公开，如果霍华德取胜，他将很快交班给柯斯特纳。选民都知道，此次选举不是选霍华德，而是选霍华德──柯斯特纳。潜在的可能是，选民不喜欢柯斯特纳，那就“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也倒走了”。

今天，自由党非常需要一个引军人物，带领大家走出低谷，经过艰难跋涉重新执政，不少人认为非柯斯特纳莫属，他是自由党胜利的希望。可报纸昨天（11月27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对他说NO！

柯斯特纳，这个可能是澳洲历史上最最了不起的财政部长，对国家经济及其他方面都有巨大贡献。十几年来，他献出自己醒着的每一小时，把从基廷手上接过来深深陷入债务泥潭的澳洲，发展到今天相当的富有，却始终讨不到老百姓的欢心，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他没有人缘。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或许是心理学家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至于自由党失败的原因还有什么油价居高不下，大气变暖霍华德关心不力等分析，与前面的相比，都不足一提。

至于，内情到底如何，等着读霍华德自己写的书吧。出版商已经出价一百万元排队，争着做成这笔交易。

霍华德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宣布下台，第二天星期日，他照样早起，沿着悉尼海港步行，开始他长期坚持的晨运。第三天星期一，他和妻子最后一次乘坐总理专机从悉尼到达堪培拉，搬走他在国会办公室里一切已经作废和或许还有一点用处的东西。

工作人员对他说：霍华德先生，汽车已经等候。

一个人能够在失败得极其惨烈的情况下，如此淡定从容，高贵尊严，那是因为，他在失败前作过最顽强的抗争，他完全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