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徐建国（Xu Jianguo）于2月访问阿克瓦（Akwa）纳姆迪阿齐基韦大学（Nnamdi Azikiwe University），他可不是两手空空而来的。徐建国带来了一万美元的捐款，用于为该校新的孔子学院购买各种教授中文的设备。

其来源是中国国家汉语言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它已经在全世界开了135个孔子学院。该办公室是一场包含投资、外交和文化传播在内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速中国迈向强国地位的进程。

这场运动，加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军事现代化，构成了一个挑战。美国政治家开始注意到了，而且决策者将可能耗费数年挡开这个挑战。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奈伊（Joseph Nye）所谓的“软实力”的经典例子：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建立权威。奈伊表示，“如果你是一个崛起中的、军事势力不断提升的大国，就像中国一样，你的主要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其他国家构成同盟来抗衡你的实力。软实力就是制止这种情况的办法之一。”

北京律师关安平（音译，Guan Anpin）称之为中国对外交的“太极手法”。关安平表示，打太极的时候是借力打力，而这就是软的进攻手法。

分析家表示，许多国家认为美国关注伊拉克和中东，退出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驱动得益于美国留下的真空。

一些政治家，例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注意到了。他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中撰文表示“中国利用美国目前的不受欢迎投射它自己的‘软实力’。”“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将有增无减。”

国防部长盖茨呼吁“大幅度提高国家安全的平民手段开支”，包括外交、战略通讯、对外援助、民间行动以及经济重建。盖茨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演讲中表示，“我在这里力陈加强我们软实力能力以及更好地把它和硬实力结合起来的重要性。”“我们的精力一定不能仅囿于军队枪炮、勇敢的士兵、水手、海上陆战队和空军。我们还必须把精力放到国家实力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几年将十分重要。”政府官员否认他们撤出亚洲和其他地区。盖茨在11月9日的东京演讲中表示，“我们并没有忽视亚洲，我们比以往更多地接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分析家丁树范（Arthur Ding）表示，中国已经取得进展，部分是因为美国政策的不受欢迎。

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没有像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附带要采纳某些政策的条件，削弱了这些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奈伊认为，中国没有附加条件的政策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大受欢迎。他表示各国政府在反驳九十年代基于市场增长和民主管治的“华盛顿共识”，支持专制政府控制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

中国人取得了成功，但也遭遇了挫折。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最近遭遇一连串跟安全性相关的召回，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环境和工作车间问题。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人权政策。奈伊称之为“他们的阿基里斯之踵”，特别是在欧美。

缓和猜疑的手段之一是孔子学院，如今孔子学院存在于51个国家。它们推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培训语言教师，并投射与中国政府政治重点相契合的孔子哲学：例如一个家庭应该尊重家中长辈，一个国家应该尊重它的领导人。

在纽约运作孔子学院的杰维斯（Nancy Jervis）表示，一些美国教育者最初不愿意加入项目，因为担心中国会强加政治或教学法要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人们称之为‘软实力’。我不知道什么是软实力，但它比硬实力要好。”（作者 Ken Fireman）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70&sid=aDe..UN_xI8w&refer=home

 

如同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纽约摇滚乐队Yeah Yeah Yeahs的Karen O上月在北京舞台上以狂野、未来派的装束表演。她向一万名被泥泞浸湿的乐迷大喊大叫，用气喘吁吁的普通话“谢谢你”来感谢他们。

在那之前几天，布鲁克林的说唱者Talib Kweli也现身了。而上周末，说唱摇滚巨人Linkin Park组合在上海演出，演唱会的票全部卖完，观众2.5万名。

他们属于一股日益高涨的西方艺术潮流，这股潮流要冲破中国庞大的新娱乐市场。中国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国音乐封闭，如今逐渐放松的限制，并成为流行乐全球地图的一片关键领土。

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William Morris Agency）的格鲁斯赖特（Peter Grosslight）表示，人人舌尖上都挂着中国，那里有13亿人，而且它正变成一个更富裕的地方，怎能忽视呢？

对西方音乐产业来讲，中国混合着新的挑战和熟悉的挫折，那里CD盗版猖獗，旅游基础设施是最起码程度的。许多在别的地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服务（例如收集和分配版税）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尽管有种种障碍，但商业潜力令中国魅力没法挡，现场表演、手机铃声等商品和技术可以赚钱。如今中国城市频频出现在艺人的巡回路线上；今年Avril Lavigne和Sonic Youth都在中国表演，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摇滚乐队乘坐火车进入二级城市俱乐部。

Linkin Park已经在东南亚巡演过，但该组合认为它在中国的首个演唱会是特别有利可图的机会。经纪人阿富林（Michael Arfin）表示这一场表演可以让乐队进入全新的阵地。演唱会票房达75万美元。以每张票来计算，大约等于该乐队最近在美国的巡回表演中票价。

对音乐家而言，在可能是第一次观赏外国乐队的人群中表演令人兴奋。Karen O在事后表示，“这和以前的一点都不一样，从最开始他们就非常渴望我们。”

但对于大多数快速城市化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观众来说，对外国音乐可能并非极端渴望。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流行歌手占据主导，对摇滚的关注相对少。

摇滚曾经在中国有过短暂而不安的历史。20世纪八十年代经历最初的繁荣，然后转向地下。在90年代，唯一传到中国人耳朵的西方摇滚来自海外分销商卖不出去的CD，而且音乐家发现他们的音乐面临太多的文化障碍。

中国摇滚在互联网到来的时代获得第二次生命，互联网让新音乐淹没中国年轻人。

为了利用这个新兴的市场，国际巡回表演和录制产业最近几年在中国建立据点。威廉莫里斯2004年在上海开了办事处。今年Ticketmaster收购了中国推广者Emma Entertainment的大部分股权。

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面临种种障碍。Yeah Yeah Yeahs准备在摩登天空演出时，他们调音花费的时间比平常要长——Karen O叹气表示“10，12，15小时”——因为当地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准低。

但在演唱会后，乐队在巨大的舞厅庆祝，他们认为演出是成功的。吉他手Nick Zinner表示在中国演出是乐队渴望多年的事情。当被问及原因，他瞪大眼睛，看着那群衣着体面的年轻中国人：“它是未来。”（作者 BEN SISARIO）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7/11/25/arts/music/25sisa.html

 

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小偷的故事，是法国十九世纪作家雨果讲述的——冉。阿让这位失业工人，因为姐姐家的七个孩子饥饿难耐，打碎了面包店的玻璃，偷了一块面包，于是获刑五年。从雨果的小说诞生之日，人们对于小偷形象的认识有了新的起点。他们不再仅仅被认为是可恶的、品性不端的，而是与同情、不公这样一些社会态度联系在一起。汉娜。阿伦特在她那本比较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书《论革命》中写道：怜悯同情这类感情对于古人来说是不熟悉的，是卢梭将它们带到政治之中，罗伯斯庇尔进而将它们带到集市上。在阿伦特的分析中，这种感情是一种投身于他人痛苦的能力，并不是积极的善，“怜悯则是毫无切肤之痛下的悲痛。”这部分可以说明尽管文学作品中那样描写，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小偷还是深恶痛绝。当然反过来也成立，尽管人们在生活中对于小偷深恶痛绝，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文艺作品中对于小偷网开一面，采取一种同情的立场。这是现代人现实态度和想象力之间严重脱离的体现之一。

小偷不再是小偷还有另外一个起点，这也是阿伦特所谓古人所不熟悉的。这便是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他的影片《扒手》（“Pickpocket”）中所呈现的。在布莱松（1901——1999）长达半个世纪的拍片生涯中，他只拍摄了12部影片，但几乎所有法国导演都愿意称他为“师”，让—吕克。戈达尔这样评价法国电影中布莱松的意义：“布莱松之于法国电影犹如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扒手》完成于1959年，它实际上是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脱胎而来。

《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并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这个世界上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要聪明要高贵，他们因而有权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使将他人踩在脚下也在所不惜。《扒手》中的米歇尔也是类似理论的持有者。他也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有技术的、聪明、天才”，“可以违反法律而不被制裁”。当他在老警察面前发表这样的高论，对方问他：“谁能够从人群中区分出他们来？”他答道“他们自己”。与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大学生一样，这位米歇尔脸上也始终挂着一副傲慢的、蔑视的神情，对于自己的行为毫无罪感。

在某个意义上，贾樟柯的小武至少在他刚出场的时候也是如此。王宏伟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外貌体型很能说明问题：整个人始终摇摇晃晃、满不在乎。即使在上公共汽车时，这位小武也不想灭掉手中点燃的香烟，而回应售票员买票的要求时，脸上则显出一副不屑的神情。要求一般人做到的，对于小武并不成立。人们看不出他从来自何方，看不出他是否出于生活窘迫而走上这条道路的。布莱松这样介绍自己的扒手出场：“一个年轻人因为没有人生目标而进行偷窃”。小武应该属于这个系列，即一般所说的“小混混”，那是一种不甘平庸、具有某类“精神气质”的人。

当小武对歌厅小姐梅梅声称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表明他同样没有任何罪感。他神通广大，能够找回朋友的朋友被盗走的身份证；他从容不迫，将包括他的小喽啰们偷来的身份证一道放进邮筒把它们送至警察的眼皮底下，这个行为可以看作具有一种智力方面的挑衅性；他无所畏惧，甚至“顶风作案”，为的是找回自己的尊严，给已经是当地“著名企业家”、也是当年的偷窃同伙送上一份礼钱。当他被拒绝时，则感到不能完全平衡。显然，他的问题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方面的。

贾樟柯的《小武》与布莱松的《扒手》看上去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在两位小偷主人公身边，同样有着一位看上去憨厚善良的老警察和一位年轻女性，他们两人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起着很大作用。但是，也正是在处理与老警察及女性的关系上面，贾樟柯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逐渐地这部《小武》染上了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色彩。

布莱松影片中的米歇尔与那位老警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老警察早就知道米歇尔的真相，但是他并不想惊动米歇尔，一方面是因为他手上的证据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与米歇尔之间有着一种“对话”的关系，他没有将米歇尔简单看成一个需要绳之以法的盗窃犯，而是了解他的人生态度，洞察米歇尔的人生立场。当他与米歇尔慢条斯理地讨论问题时，他感到需要时间，米歇尔自己从执迷不悟的行为后果中获得教训，有些话现在说出来为时过早。但是他也会及时指出米歇尔的迷误。米歇尔声称终有一天会“洗手不干”时，老警察认为“不会停，相信我。”结果不幸被老警察言中。换句话说，老警察也不是吃素的，他的立场对于米歇尔是一个批判和平衡。与米歇尔一样，老警察也有自己的头脑和人生态度。

比较起来，贾樟柯影片中的那位老警察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他与小武之间是一种长辈看待晚辈的关系，在他眼里小武就像是犯了过错的小孩子。他对小武还算客气，他们之间一度也存在一种猫与老鼠之间的张力，那是因为老警察对于小武有一种痛惜在内，觉得不要马上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前途，期待小武自己能够幡然省悟；第二，这位老警察最终还是被他身上的那层“皮”所遮蔽——在影片的结尾处，当他将带上手铐的小武丢在马路中间让人围观时，他则成了这个制度的化身。贾樟柯这个为人称道的细节是用来揭露的，揭露社会现实及制度的残酷和不近人情。

再看两位小偷与女性的关系。米歇尔的那位珍妮是他母亲的邻居，她照顾着老人家扮演着应该由米歇尔承担的角色，米歇尔偶然会送点钱给过去，但是一直不敢面对母亲。他当然感受到来自两位女性的温暖。一次他拿了母亲的钱之后珍妮去报警，但是很快珍妮又前往撤销，因为母亲知道那是自己儿子干的，珍妮也帮助将这个事实隐瞒了下来。米歇尔其实是仰慕珍妮已久，但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乃至当双方的心迹披露之后，米歇尔还是逃到外地多年，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直至珍妮与米歇尔的朋友生了孩子却因为不爱对方陷入窘境时，才又回到珍妮身边帮助她。对于珍妮，米歇尔毫无抱怨之言。

小武的情况大不相同。当他拿着送礼被退回来的100元钱找小姐解闷，说他首先是抱着一种“嫖客”的心理，应该是不过分的。当然其中不排除他希望善待这位女性，寻求一个情感上的慰籍。就像中国传统文人在失意的时候，需要找一个红颜知己。他给梅梅买热水袋、他们坐在床上靠在一起梅梅给他唱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年轻恋人。但是当小武显得很痴情，他对梅梅抱有幻想，而梅梅选择中断了这种关系，小武感则到十分失落，他失落的情绪中是包含了对于梅梅的抱怨和谴责的。看到这里，许多观众会选择同情小武，但是忘记了小武原来是一个“买笑”的角色。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影片显然没有意识到和加以提示。当然，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中，找个小姐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作为一个人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都推给社会。

至此，这个小武的形象就出现了裂缝：他既是高人一等的，又是需要同情的；既是傲视一切的主体，又是同情怜悯的客体。从小偷的谱系上来说，他变得身上有一半血统属于雨果笔下的冉阿让，而不完全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布莱松视野中“个人自由”或“滥用个人自由”的。换句话说，贾樟柯同时运用了两套逻辑：既要享受小混混（“个人自由”）的种种好处，让人觉得小混混是有趣的；又要分享对于边缘人物同情怜悯的道德立场，结论落实在对社会的谴责批判上面。这两个东西本来是要打架的，但是贾樟柯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对此并不自觉。

贾樟柯影片中的“气质冲突”经由小武回到父母家进一步体现出来。小武回家那一场戏至少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这是一个贫困的、处于物质重压之下的家庭，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剥落的墙壁早已辨认不出原先的颜色；第二，小武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拒绝的，这就是小武面临的“残酷现实”。于是同情的因素彻底占了上风。在经过一系列演变之后，这个自视甚高的小武，终于加入了底层弱势人物冉。阿让的行列，这部影片也主要被看作反映“底层小人物”的遭遇，拥有了站在底层人民一边的道德形象。

当然小武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也肯定也不是底层人民的代表。他终日闲逛、游手好闲多像是本雅明笔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抒情诗人”。当然山西汾阳这个地方是欠发达的和不完全资本主义的，因此小武或许是“欠发达、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抒情诗人”。本雅明的立场包含了对于社会环境的一种批判谴责在内，与布莱松及陀斯妥也夫斯基有着完全不同的议题。游手好闲之辈如波德莱尔也不存在当小偷的问题。对布氏和陀氏来说，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掏别人口袋的米歇尔他们本身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重大缺陷。他们身上那种对待世界的傲慢、蔑视的态度是需要反省和去除的，一个人没有理由在他的同胞面前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如果没有对于同胞的爱，他的智力就会成为一种灾难；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在批判社会，那是有些滑头的、讨巧的和不够诚恳的表现。尽最大力量谴责他人，将责任完全推给社会，这在我们的环境中其实并无新意，是一个沿袭许多年的主流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或许需要得到矫正与平衡。

解铃还需系铃人。精神的问题必须通过精神的途径来解决，个人心灵的宿疾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得到修正。布莱松影片沿用了陀斯妥也夫斯基故事中由一位女性来充当拯救者，是为了体现米歇尔的浪子回头，彻底抛弃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思想，将自己放回到普通人当中去，回到一个普通人看待世界及与人相处应有的比例尺寸上来。影片的结尾处当米歇尔抱着珍妮说出：“我以前所做的多么古怪啊”，一般观众会觉得它来得有些太快，缺少足够的过渡，但是考虑到布莱松在思想上属于十七世纪他的同胞帕斯卡尔所属的那个天主教的小教派（冉森教），这个教派强调有关救赎主要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个人努力，布莱松如此的处理就变得可以理解一些了。

 

今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本人忝为民主党派成员，在认真研读了这一文件之后，决定试用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承诺的“表达权”，谈谈读后感。

白皮书谈到：“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也将不断发展”。在政改呼声日高的今日，出台这一文件，是否意味着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也将列入改革议程，白皮书没有说，但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说明该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从历史上看，也确有必须反思之处。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各方的共识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主宪政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共识，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已有系统的表述。

虽然中共在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共同纲领》并未从文字上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毕竟是个民主大宪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容。

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当时没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 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皆转任人大副委员长。

民主党派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页）。在1954年宪法通过的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已经开始。到1956年“对资改造”结束，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经济成分被消灭了。

当时中共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学术文化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形成了一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他还提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周恩来也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等在改行“两院制”以加强政协监督的议题上，与当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形成了互动。

但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东对政治局“反冒进”的集体决策持反对意见，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对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1949年以后，民主党派作为政治盟友，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中共的表达权。自1956年下半年起，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当时中共也提出要保护“唱对台戏的积极性”。1957年夏季以后，“对台戏”戛然而止，变成了“一言堂”。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长期被戏称为“政治花瓶”。

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没有了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观，发生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和祸国殃民的十年内乱，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回归“八大”路线，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被改造并停止活动多年的民主党派，一度焕发出政治热情。1989年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中发」14号文件，首次明确了中共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虽然“联合政府”的概念早已消失，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对上述政党定位尚无表述。

白皮书认为：“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同时也承认“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但对于这种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却未见有过认真的反省。

西方政治制度当然有它的弊病，例如政党胜选后的公职分配，就经常被指责为“政治分赃”。中国自清末开始的政党政治，带有浓重的会党政治色彩，家长制、黑箱操作和残酷斗争是其主要特征。如果将西方政治概括为“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则从民主承诺蜕变到“一言堂”的历史，也同样造成了倾轧和内乱，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严重挫折，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若继续兼承中西之弊，前途只能是专制独裁加腐败，也必然要归于失败。

白皮书首次提出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整合”功能。历史上的民主党派，曾是一种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共和国成立后也曾两度试图调解社会冲突，但都不成功，反而令自身处于尴尬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不得不独自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和批评。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频频释放出提升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今年，两位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中共十七大提倡“党内民主”及白皮书对“党外民主”之表述，更使这种信号达到高频。

中共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就白皮书发表谈话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是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它们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可以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其所联系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能得到体现和维护。”无须过虑，民主党派从来不具备“夺取政权”实力，历经多年改造后，甚至连唱“对台戏”的嗓子都没有。假如现在让它们上台，像我这样的普通成员也不赞成。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乌托邦式的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企业家和白领等新的社会阶层，历史走了一个大轮回。在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却宣称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特征都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党派。它们须按半个多世纪前划定的领域发展组织，目前全国有71万多民主党派成员，不足中共人数的百分之一；人事安排须经中共首肯，并有一定数量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在领导岗位上；党派办公和运转经费，全部由国库开销，其工作人员也正式纳入公务员编制。民主党派已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机关化。

由于利害一致，保持“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易；因为地位不同，实现“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难。从白皮书看当前民主党派的参政纪录，基本上是经济及教科文卫等领域的修补工作，对国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和公民维权等方面，未见有所建树，其监督功能尚不及社会媒体和民间互联网。

民主协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之一，但不等于一团和气的内部包办，也替代不了民主监督和民主选举。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目前尚未得到广泛切实的保障；《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崇高法理依据，1949年后被各民主党派作为政纲使用迄今，但其中“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规定，仍停留在纸面上。

58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反复转型，诸多利益关系发生变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也迫使朝野各方重新解读民主。回归建国共识，建设民主宪政，才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正道。

2007年11月19日 风雨读书楼

 

西班牙王后索菲娅11月14日在马德里王宫内为秘鲁女诗人布兰卡·巴雷拉（Blanca Varela）颁发了索菲娅王后拉丁美洲诗歌奖，81岁的女诗人因身体欠佳，未能到场，她的孙女卡米拉代为领奖，以及42100欧元的奖金。

 

第60届日本野间文艺奖日前揭晓，佐伯一麦描写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Norge》荣膺大奖，西村贤太的《暗沟之家》和鹿岛田真希的《三度和音》分获野间新人奖。引人注目的是，《Norge》和《暗沟之家》均为私小说，作为日本文学重要门类而又一度沉寂的私小说“霸占”颇具权威的野间文艺奖，似乎预示着该类小说将再度掀起波澜。

野间文艺奖系依照日本讲谈社首任社长野间清治的遗志，设立于1941年，旨在嘉奖优秀的纯文学作品，并因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著名作家的获奖而名声大振。不过，本年度的野间文艺奖及其新人奖几乎为私小说一统天下，着实出乎人们的意料。

佐伯一麦从1990年凭借《短路》获得野间新人奖开始，就一直以身边琐事为题材进行创作。此番获奖作品《Norge》描写“我”随妻子在挪威奥斯陆的一所美术大学陪读一年的诸多经历，将作者的私人体验和情绪融入到了悠长的海外生活之中。

佐伯表示，写作私小说的出发点在于自己生在这个世界始终有一种危机感，而我认为文学创作就是对自我的定点观测。起初我只是将自己的心中所想赤裸裸地写出来，最近则更多地通过接触到的外界事物，来呈现内心的波澜。日本评论界认为，《Norge》犹如一幅“乱针绣”，把人物、语言、季节、声音等等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开创了私小说的新境界。

野间新人奖得主西村贤太自称大正时代（1912-1926年）私小说作家藤泽清造的“身后弟子”，这位藤泽君早在1932年就自精神病院失踪后活活冻死，死时只有43岁。西村的获奖作品《暗沟之家》同样弥漫着癔病的氛围，描写“我”遭同居女友背叛后，陷入了暴力和金钱的漩涡，被日本评论界称为“不顾一切拼命挣扎的文学”。野间文艺奖评委阿部和重则盛赞该作品古色苍然，仿佛呼吸到了大正时代的空气。

私小说是日本大正时代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以田山花袋赤裸裸地告白与女弟子私情的《棉被》为开山之作，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作者的化身。有评论认为，村上春树代表作《挪威的森林》用第一人称“我”的情感经历来直面人生和表达对生命早逝的感怀，正是继承了日本私小说的写作传统。

日本文艺评论家秋山骏认为，私小说曾在上世纪70年代盛极一时，一度成为日本纯文学的主流，然而随着经济的成长，现代人变得日益均一化，用私小说的形式来流露自我感情似乎过于平凡，无法写出有趣的作品。另一方面，私小说的沉寂，也使得当今的日本小说很少有“透入骨髓”般的描写。

不过，眼下的情形又发生了变化，诚如日本女作家樱庭一树所言：各种社会问题令浮游在都市的人们感到强烈的不安，而私小说表达的正是“生存的危机感”，所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私小说在“霸占”了本年度的野间文艺奖之后能否掀起更大的波澜，还当拭目以待。

 

退休总统身份其实是一个资源。掌握这个资源做什么，是自己的选择。这样的人生思考，已经成为当地官员的传统，官当得再大，也试着提醒自己，人生的幸福，不是索取，而是给予。

最近有客自远方来。每次要带客人去附近的亚特兰大，总得倒抽一口冷气。此城作为游览地，实在名不副实。可名声在外，不去总是缺憾，要去又没什么可玩的。这次带着客人去了卡特中心，还算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卡特中心是“总统图书馆”系列之一。最初由小罗斯福总统发起。总统任期内的各种文献档案对研究美国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可当时保存和管理都没有有效制度，造成总统任后文件散落。1938年，罗斯福总统提出建立总统图书馆，得到国会批准。1940年7月4日，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正式开放。之后国会在1955年通过《总统图书馆法案》，把私人捐款筹建的总统图书馆纳入国家档案馆的管辖范围，形成了国家档案馆的“总统图书馆系统”，即“私人筹建，政府管理”。1986年，美国国会对《总统图书馆法案》又加以修改，限制了总统图书馆越建越大的倾向。

佐治亚州是卡特总统的故乡，卡特中心就建在了州府亚特兰大。这个中心按照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原样复制，虽位于市中心，却有乡野般很大的园林。它的展览还告诉外界，总统退休后在干什么。卡特中心已经超越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功能，它还利用筹集的捐款资金，在全世界扶贫。卡特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虽然他的政治协调能力其实被他的政治观念局限，引发许多争议，可是卡特中心尝试的一些细琐“小事”，却是治病助人，实实在在。

例如，在几内亚有一种特有的“几内亚寄生虫病”，许多儿童深受其害，非常可怕。病源来自不洁饮水。卡特中心一方面提供治疗，一方面利用一项美国发明的技术，就是大家脖子上挂上一个黑色的小小过滤管。这项发明出来的时候，我记得自己看到报道，还向中国的朋友推荐过。它价值一美元，可是无需动力就可以过滤饮用水。聪明就聪明在它利用人吸水的动作作为过滤器的能源。这项援助几年下来，居然在2006年年底，基本杜绝了这个寄生虫疾病。因此获得比尔。盖茨夫妇的基金会颁发的一百万美元奖金的全球健康奖。这是该基金会有关促进国际健康的最大一笔奖项。这只是他们在做的许许多多实事之一。

另外如支持一个已经持续多年的项目，即发动大量义工为低收入家庭建房，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就在参加做义工。问起来，她说周末义工太多，还排队轮不上。它是一个滚雪球计划，受到帮助的人，也要出力去帮助他人建房。现在计划已经扩展到美国之外的拉丁美洲。

退休总统身份其实是一个资源。掌握这个资源做什么，是自己的选择。继卡特总统之后，退下来的戈尔副总统最近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见这样的人生思考，已经成为当地官员的传统，官当得再大，也试着提醒自己，人生的幸福，不是索取，而是给予。

 

近日来，一些学者撰文回顾俄国“十月革命”事件的历史，实在是应该引起公众的更多关注。然而，与“华南虎”事件的一直沸沸扬扬相比，对于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的思考却似乎有点冷清。本来，前者的意义在于公共舆论对于事实真相的追问，而后者正是为这种形式的追问和思考提供了一个最具深刻意义与现实关怀的历史个案。

“应该占领冬宫！”——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在《列宁在十月》的台词中长大，然而，当崔永元准备在《电影传奇》中再一次攻打冬宫的时候，却被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泼了点冷水，他被正式告知：“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在冬宫访问时就被讲解员告知，那个“攻打冬宫”的晚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今天，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在国际历史学界早有客观、公正的定论；在国内金雁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也都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比起“华南虎”事件的硝烟未歇来说，应该说其历史真相早已是毋庸置疑。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人仍然对于历史的真相讳莫如深，仍然要极力维护那些长期以来灌输给人们的神话。看来，辨别老虎的真伪并不是很难，要让普天下的人都明白老虎的真伪却是不易。为什么在真相被说出之后，假象仍能遮蔽人们的眼睛呢？过去我们都听过这句关于谎言的格言：谎言被重复一千次就成为了真理。金雁教授告诉我们，在苏联时期出版的神化“十月革命”的著作竟有数十万种之多，仅1958～1959年就有七千多部这类内容重复、假话连篇的著述出版。

毫无疑问，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再加上更为浩如烟海的普及读物、儿童读物、文艺作品，都在不停地灌输着历史的谎言。于是，问题就被引起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为什么谎言可以长期存在？

实际上，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卢森堡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就在这一年，普列汉诺夫也说过：“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

在半个多世纪前，也有一位中国人说出了真相：“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可惜的是，说这话的人叫陈独秀，他晚年的声音太微弱、太不成气候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毛主席的这句名言说得很干脆，但是他老人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了自由的公共舆论，在哪里“剥”呢？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多家报纸；第三天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高尔基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侵犯言论自由。他把是否有言论自由当成区分专制和民主的分水岭。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一文中，指出消灭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以“堵嘴”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他说：“……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力变成合法的了。”（见《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由此可见，知道真相不是很难，能够保证说出真相、传播真相才是社会获得进步的福音。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最近轰轰烈烈的贫富论争，因为呈现出一种混战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确难以分辨对立的阵容。如果非得要用“主义”来看当前的贫富之争，应该可以借用“浪漫主义”（Roman-ticism）VS“现实主义”（Realism）来进行解读。那些愿为穷人说话的一方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那些愿为富人说话的一方却更有现实主义的味道。

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时，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当然，我指出“主观内心世界”、“理想世界”等特点，并非是说为穷人说话没有现实的基础；正相反，在一个贫困线不到人均年收入700元的国家，无论从哪方面讲，穷人都太需要为他们说话的人，但那些为穷人说话的人却并非考虑到现实，而基本上是从主观的内心出发，并试图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让穷人听得舒服。当然，为穷人说话理直气壮，但那些为穷人说的话却没有提供穷人争取权利的途径，这是称为穷人说话是“浪漫主义”的根本所在。

为富人说话的人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有这么几方面的意义：一是市场经济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放弃，哪怕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二是中国社会千万不能再来完全重新洗牌的变革，哪怕是富人财富积累的来源“有罪”；三是帮助中国穷人的主要途径是发展中国经济尤其是私有经济，发展经济并能够扩大中产阶层的队伍，也能帮助穷人脱贫；四是谴责富人、为穷人在媒体上大声说话改变不了现实。

在我看来，茅于轼等人的现实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们的经历。为穷人说话的阵营一方几乎没有人经历过半个世纪前那样的全社会重新洗牌的年代，生于1929年的茅于轼和其他现实主义者却对那样的年代有亲身的经历，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中国经历那样的动荡，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新洗牌都并非带来预期的结果。茅于轼等人相信，虽然变革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公平，但社会财富的流动最好通过经济的发展去进行。因此茅于轼明确地表示，他是要为合法的富人说话，他看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可那些为穷人说话的人讲了，中国除了姚明外，其他富人恐怕就难说财富都是合法的了。这话说得也许没错，但问题是，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没有姚明那么纯洁的富人？全都戴上测谎仪拷问财富的来源，最后将非法所得收回国库？这么做看起来最公平，可除了重新洗牌外，那也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理想而已。

茅于轼等人知道市场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更看到一些民主国家拒绝市场经济的后果，比如哥伦比亚正在抛弃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外国和私人资本开始大量外流。这些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拒绝都是为了给穷人寻求公平，但在长远上都将给本国穷人带去更大的贫穷。因此，茅于轼等人相信必须继续保证发展市场经济，尤其是发展私人经济，这就要求对富人的保护，其实主要是对富人财产权的保护，私人经济的发展会给更多的穷人一些机会。茅于轼等人的本意是要保护富人的合法财产，可中国富人的财产状况非常复杂，要保护富人的合法财产，也同时可能保护了一些富人的非法财产，那不应该是茅于轼等的初衷，但也是不得已要接受的现实，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总的来说，为穷人说话的“浪漫主义”一方站在了为穷人说话的道德高地，他们为穷人说的话总体来看都是正确的。但为富人说话的“现实主义”一方却有不少错误，因为现实本来就有许多的问题，因而要面对现实、利用现实、改变现实，就必须接受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招来了“浪漫主义”的谴责，给了“浪漫主义”谴责的把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茅于轼等人似乎对遭受谴责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相信“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发展的道路，哪怕得一些骂名也在所不惜。但茅于轼等人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现实主义”还是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他们的“现实主义”挡不住腐败。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政治与经济改革两条道路需要并行的阶段。因为，穷人之穷，从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贫穷，其实从根本上看是权利上的贫穷，而这正是“现实主义”难以解决的贫穷。

 

爱面子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现象。许多退休高官都在使用“电话秘书”，但接听者不是真正的女秘书，而是电话秘书服务公司的职员。一些电话服务商还推出了在午餐时间打电话给顾客的“特别服务”，这是为了让顾客在和其他人见面时，让他人以为他“很忙”。青年男女结婚，如果双方父母亲戚很少，韩国人为了面子，就会到特定的地方租赁亲朋好友甚至父母以减少婚礼时冷清的场面。

这种文化扩展到对外方面，就是极其爱惜国家的面子、珍惜国家的声誉。这在韩国申办奥运和为奥运积极准备的近1 0年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局走向的关键时刻，韩国的面子文化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申奥，为了国家的面子

韩国申办奥运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提升国家的声誉和形象。通俗地说，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韩国国内最初因对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申办奥运会的不同意见而分成了两派，双方将各自的意见提交朴正熙总统决断。当时力主申办的韩国奥委会委员长朴钟圭向朴正熙列举了三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举办奥运将使韩国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侨民感到骄傲，全世界也将会把韩国作为发达国家看待。朴正熙对申办奥运会持支持态度，并指出应将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明确为：显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韩国体育的国际地位、创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交的条件，以及通过国际体育活动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朴正熙遇刺的第二年，全斗焕将军根据戒严法，自己接过了政权。全斗焕在掌权之初对申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反对派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这时韩国奥委会通过全盘分析提出：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即使申办不成功也可保持“申办候补国”的荣誉。而如果正式申办后再表现出消极态度，会降低韩国在国际体育界中的信誉；如果退出申办，将引起国际奥委会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不信任，影响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全斗焕权衡利弊，考虑到利用奥运会树立韩国和自身形象，所以决定继续积极申办奥运会。

韩国政府为了举办奥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申办之中，1981年韩国先后接待了来自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调查团。他们向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各国体育界人士免费提供飞机票，请他们来韩国观光。在获得申办权之后，韩国政府不顾背负高额外债的压力，拨款9亿美元资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不仅用于竞赛场地、奥运村、记者村以及新闻中心等硬件建设，还用于美化市容、修建奥林匹克公园、改善医疗服务、提高接待质量、搞好宣传报道等软件建设。多年之后，韩国在举办2002年世界杯时继续了这种传统。在刚刚经历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仍投入血本建造现代化球场的投资就高达80亿美元。为了营造比赛气氛，韩国甚至拨出巨款招募“球迷”为所有的球队呐喊助威。

韩国申奥的成功，的确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在汉城奥运会之前，除了在墨西哥外，奥运会都是在发达国家举行的。韩国这样一个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一个经历民族的分裂与战争的国家，能成为亚洲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的确值得自豪。而且现代奥运不仅是体育的竞技，在电视传媒出现之后，奥运会对于主办国的声誉、形象和信誉都有提升。日本是韩国的近邻，也是韩国追赶的对象。日本东京在1964年举办了第18届奥运会。这次奥运会首次采用全球卫星直播，通过全方位的成就展示，为日本树立了崭新的形象，成为其走出二战阴影的重要一步。多年之后，韩国与日本共同举办了200 2年世界杯。这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韩国获得历史性的第四名的佳绩。这次世界杯对韩国政治、经济、体育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韩国在遭受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具有很大的帮助。与之对比的是，2007年韩国江原道平昌郡继申办2010年冬奥会失败后，再次失去举办2014年冬奥会的机会。两次申办的失利，使得当地陷入一片悲哀之中。有关负责人全永宽说，这些年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听到这一消息，感觉就像背后被捅了刀子。

卢泰愚表态支持奥运

经过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3个军事政权领导人的努力，韩国最终取得了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在奥运会上获得好的运动成绩，韩国建立了泰陵训练中心，进行非常的、针对性和近乎军事化的封闭训练，并重金聘请有经验的外国教练。韩国当时采取的金牌战略，就是想通过奥运为东道主增添光彩，改变韩国战后因忙于在废墟上建设国家，未能顾及体育发展的形象。按照韩国的《兵役法》，所有适龄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但是在奥运会获得铜牌以上的运动员和在亚运会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可以豁免。2002年鉴于韩国足球队历史性的突破，韩国临时修改《兵役法》，对于在世界杯上进入16强的队员免除兵役。

然而，在汉城即将举办体育盛会之际，韩国的局势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内部，韩国反对派不依不饶地进行抗争。时任总统全斗焕发出的“奥运政治休战”倡议，遭到在野党的断然拒绝。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发起的“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总统直接选举。双方水火不容，在1987年6月中下旬爆发了规模巨大和冲突激烈的斗争。在外部，韩国面临着国际上抵制乃至取消汉城奥运会的压力。由于韩国政局的动荡，国际上一些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力排众议，坚持这届奥运会在韩国举行，同时向韩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改善韩国的政治局势和国际形象，并警告说如果韩国的政局继续恶化，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甚至作为韩国军政权靠山的美国，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

内部反对派的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韩国奥运会能否照常举办出现危机。如果汉城奥运会主办权因此丧失，对韩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当权者不仅颜面尽失，而且要承担历史的骂名。这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军人政权所难以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斗焕（1980~1988）处于总统任职晚期，而且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总统，执政党新的总统候选人是卢泰愚。卢泰愚的政治表态非常关键。能否顺利办好汉城奥运会，关系着卢泰愚未来竞选总统的政治命运。卢泰愚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一直积极支持汉城奥运会。在汉城申办奥运的关键之时，卢泰愚挺身而出，挂帅申办工作，促使全力申办成功。在奥运举办前期，作为韩国第二号政治人物的卢泰愚，主动辞去在握有实权的政务长官一职，请缨担任体育部部长。他在成功组织汉城第10届亚洲运动会（1986年）和第24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起到了特殊作用。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卢泰愚随后竞选总统时的一张王牌。

政治和面子的双赢

卢泰愚出于国家声誉和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在国际奥委会准备临时更改奥运主办城市的消息传来后，亲自飞往国际奥委会所在地，向包括萨马兰奇在内的所有成员申辩：如果汉城在1998年不能顺利举办奥运会，那将是韩国民族的巨大耻辱，也是每一个国民会世代牢记的，“我们准备的奥运会的运动场将作为国际奥委会所有成员的墓地，第一个墓碑就是萨马兰奇主席的”。除了对外撂出这样的狠话，卢泰愚也向国内民众承诺将实行民主化改革。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了建议民主改革的八点宣言，即“6.29宣言”。这个宣言内容包括：根据朝野协议，早日改宪，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修改总统选举法，以保障公正竞争；赦免金大中，恢复其政治权利；释放政治犯，保障国民基本权益；努力实现言论自由；保障政党的健全活动等。宣言受到包括卢泰愚的政敌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宣言发表之后，韩国政局立即平息下来。随后政府当局分3次释放了2800多名政治犯。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获得特赦后，不仅继续投入竞选活动，同时也支持举办奥运会。

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萨马兰奇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萨马兰奇指出，为了汉城奥运会的成功，朝野的政治家们动员并团结了所有的力量。事实上，那时所有的韩国人，不论其政治背景与倾向，都把确保成功主办奥运当成共识。尤需指出的是，汉城奥运会人力资源结构的两大支柱是军人和学生。在军人执政时期，平时向来水火不相容的这两股势力，在国家的紧要关头还是团结一致。示威游行、劳资冲突与政治斗争，都以不影响奥运的成功举行为前提。汉城奥运会能实现“五无”，即无示威、无暴力、无恐怖活动、无意外事故、无暴雨，是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支持和合作的结果。无独有偶，在2002年世界杯举办期间，韩国两大竞争党派也达成了一个政治“停战协议”。他们强调，在韩国足坛的历史性大突破时刻，全体韩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通过朝野合作，韩国成功举办了奥运，实现了政治和面子的双赢。1988年汉城奥运会提出“五最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最广的参与”和“最大的和解”，当时是希望国际上的各国参加奥运会，东西方国家实现和解。的确，这届奥运会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两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尤其是那时国际上曾经壁垒分明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在分隔了12年之后终于重逢在赛场上。奥运会结束后，民意测验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有利于改善韩国与苏联、中国及东欧地区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果然，1990年和1992年，韩国先后同前苏联、中国正式建交。不仅如此，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他是52年前的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当时韩国被日本占领，他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这一次他为韩国出征，象征着韩国洗刷耻辱，重新崛起。在这届奥运会上，韩国获得了12枚金牌、10枚银牌和11枚铜牌，总成绩名列第四。另外，在汉城奥运会上，记者共有1.5 万多名，85个国家的160个电视台转播了奥运实况，转播时间达9200小时，这为集中展示韩国提供了大好机会。一名韩国外交官指出，汉城奥运会之后世界对韩国的正面宣传明显增多，与韩国的接触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多年后中国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指出，这次奥运会对韩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个国家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