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傅国兄编过《过去的中学》，谢泳兄研究过过去的大学，与当今相比，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差别，我想各位已然侦知，不劳多言。看了如今一些留学生也就是海龟们回来，不是指陈政府之不是，关注民生疾苦，领导城市与乡村改良的，却是来赞美专制政府如何优异，甚至好过民主政府。新一代大多数海龟，不关心民生疾苦，却对政府与民争利的每一项抢劫性政策，大表赞赏，并且曲解出其中的好来。城市只是他们利益勾结的场所，而乡村的凋蔽与破坏，农民的离乡背井，农民吃不起饭，看不起病，与他何干？！从民主国家拿了个学位回来，用这个“稀缺资源”，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弃是非判断，放弃符合人类文明之价值底线，起劲地与专制政府勾结，心怕被隔离在抢劫民众利益的格局之外，成为一种拿干净钱的人。仿佛拿干净钱，哪怕是少一点，也不成功似的。因为他们虽然拿民主国家的学位回来，但骨子里面却是成王败寇、车子房子位子等一系列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你要他有什么操守，简直是对牛弹琴。这样“出色”的海龟，我们不必细数，以后大家注意乐于给官方贴金的，乐于加入抢劫民众利益的人中，那后面的简介，就会不难发现许多海龟的身影。

为什么想起这事呢？昨天出去办事，在车上读吴相湘的《三生有幸》，读到他谈自己写《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晏阳初传》的一些事情与经过。他特别提到为晏阳初这样不世出的伟大人物所写传记的一些回忆。同时他讲到平民教育总会当初的情形，他说起那些留学归来的人们，也就是过去的海龟们，真是让人有今昔两重天之感：

从此，平民教育总会才有一大笔较大的经费，使乡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博士（傅先生是四川成都人，可有多少四川人知道——冉注）、研究调查部主任冯锐博士、平民文学部干事瞿世英博士可以推进计划。刘拓博士主持普及工程技术研究工作得以逐步进行。当时这些留学生都曾深入乡村研究调查，决定改良土产土法，不采用中国农民经济能力无法负担的西洋器具。

一九二六年十月，平教总会在直隶省即今河北省定县设立办事处，开始以定县作平民教育研究实验中心。“总会”同仁许多博士、硕士、学士都迁居乡村，与农民为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士”不愿自居四民之首，开始向农民学习的第一次。总会决定社会调查是研究实验的指南针，以认识了解实地情况，力求实验工作，适合当地农民心理及实际需要。（P276）

过去海龟的中西会通、文理双修就不说了。而且过去的海龟，绝大多数人都有公共知识分子性质，即不只是在他研究领域内发表像样子的文章与专著，而且就公众话题做出并不只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文化守成派，还是乡村改良派，都是在用自己负责的言论，来发表自己对社会的指陈与看法，同时也用相应的行动，来实践他们的言论，力求知行合一。

一：专以求真知，不务求学位的海龟：陈寅恪、傅斯年等。

二：拿学位，学真知、求民主、参与了解美国社会为何如此的海龟：胡适、任鸿隽等。

三：到乡下去不懈改良的海龟：晏阳初、陶行知四：推进教育改良的海龟：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等。

五；推进农业改进的海龟：杨开道、董时进等。

六：推进现代生物教育，并与中国结合之海龟：胡先骕、秉志等七：批评中国政府之诸项政策的海龟：丁文江、傅斯年、胡适等。

八：组党批评政府、参与国家建设之海龟：李璜（如批评国民党、青年党之抗战）等。

九：推进图书馆现代理念的海龟：杜定友、沈祖荣等。

十：推进地质与铁路建设的海龟：李四光、丁文江。

十一：海龟校长兼教育家群体：蔡元培、蒋梦麟、郭秉文、吴俊升、陶行知、陈鹤琴、胡适、熊庆来、竺可桢、梅贻琦、梅贻宝、傅斯年、王世杰、郭秉文等。

粗列如上，你看了会说，只能说那时的国民党真有雅量。但这样的说法，只说对了一部分。国民党那时当然没有能力搞现在共产党这样铁幕下的独裁，内忧外患颇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也就是，我们固然不必把国民党想得那般仁慈，但的确格于形势，他想如共产党一般铁桶一样统治中国是不可能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那时的海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集体的努力，也从某种形势上矫正了国民党要往那种想往后来共产党这方面发展的努力，所以说过去的海龟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与文化建设，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份的，因为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拿干净钱的思想（同是吴相湘《三生有幸》里提及原来的银行家、交通部长张公权先生，四九年后在美国以教书糊口，不像那贪污的人轻松作寓公，令吴感慨万端。说到干净钱，还可以说抗战胡适任美国大使时不领国家发给他额外津贴的事，当然这样的事还很多），不会跟着政府的指挥棒，更不会拿官方的封口费，而对丑陋的现实缄口不言，更不可能粉饰太平，以美化当轴。今昔对比，其悬殊之大，岂是可以道里计？当今的海不龟（因为他们定居国外或者尚未回来），如方舟子、薛涌倒有些批评社会的努力，虽然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相差尚远，但毕竟也不容易有这种声音。而且方舟子之于人事，以为正确就像他荷包里的东西立等可取，不少地方充满暴戾之气，也是我不喜欢的。但回国的海龟，你查看目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几人是回国的海龟？除了陈丹青以外，真是少得可怜，如今的海龟们回国与专制政府真可谓合拍，乃至天造地设，这实在是个值得研讨的现象。

2007年11月23日8：16于成都急就

 

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在11月3日举行，许多人因警方的拦截而未能到会。追悼会结束后，为了弥补缺席者的遗憾，为了让未参与遗体告别的朋友们有机会表达哀思，也为了答谢帮助筹办包先生后事的友人，包先生的妻子王淑苓提出筹办小型追思会。

十天前，包夫人请显扬老师、祖桦和我去包家，商谈筹办追思会的事宜。最后决定，时间定在11月24日下午4点，地点是陕西大厦会议厅。会场布置尽量简单，正中是包先生遗像，两边是追悼会上主题挽联，遗像前只摆放两个大花篮，花篮上的挽联写有“缅怀”和“追思”。参与人数在40－50人之间，主要邀请11月3日未能到场的朋友。追思会由祖桦主持，包家人发表答谢辞后，放映追悼会的录像让抱憾没有参加的朋友观看，之后是大家的自由发言，还准备了五桌饭菜款待与会者。那天同时商定，我和祖桦在当日下午2点左右到包家，先与包家人一起前往陕西大厦去布置会场。

原以为，尽管当局强行限制一些人参加11月3日的追悼会，尽管有大量穿着殡仪馆服装的警察严密监控，但二百多人的追悼会毕竟举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布置会场，一个小时的追悼会，整个过程井井有条，没有出现任何所谓的“乱子”或“意外”。所以，当局应该从中领悟点儿什么，起码变得从容点儿、自信点儿，不会再干预这个以家人答谢为主的小型追思会。

然而，我还是高估了独裁当局的承受能力，甚至高估了他们计算利益的智力。我早该想到，凡是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当局的大忌，即便是生老病死也不例外。所以，包先生的去世也必定令中共当局惊恐不安。因为，正是这个政权制造了六四大屠杀，也是这个政权至今仍然拒绝认错悔罪，仍然视六四为洪水猛兽，怕了十八年，防了十八年，堵了十八年。包先生正好与这十八年血肉相联，他们怎么可能不怕人们对包先生的缅怀和追思呢！

一个至今害怕六四亡灵的老大政权，也必然害怕包先生的亡灵！

于是，中央政权一声令下，北京当局便在11月24日上午出动大批警察，将包家人邀请参加追思会的友人堵在家中。就我掌握的名单而言，除了我和祖桦之外，江棋生、浦志强、俞梅荪、余世存、刘苏里、李海、刘荻、贾建英、齐志勇等人，已经是第二次被拦堵在家中或带走，11月3日，警察的强行干预使他们缺席了包先生的追悼会。这次，警察再次强行阻拦他们去参加小型追思会。

与此同时，在陕西大厦会议厅的追思会现场周围，当局不但出动大量警力监控，而且使出惯常的下作手段——断电。当会场已经差不多布置完毕，追思会即将开始之际，大厦方面突然通知这个会议室的电路有问题，需要修理，还煞有介事地派来几个工人，可惜这几个工人根本不知道该修理什么。包家人、友人与之据理力争，并在显扬老师的主持下，坚持在黑暗中举行追思会。但黑暗中的追思会也仅仅进行了十几分钟，大厦方面再次出来捣乱。众多人高马大的保安强行将会议厅的座椅搬走，事前已经定好的五桌饭菜也被取消。黑暗中的争执少不了身体接触，在会场四周布满警察的情况下，那个在警方命令下撕毁合同的大厦经理，居然可笑地声言要报警。

警方的下作破坏，使追思会无法在陕西大厦会议厅继续，好在显扬老师有担当，他的家又正好在陕西大厦对面，与会者也有开完追思会的意愿和决心。于是，在显扬老师的提议下，追思会会场被迫搬到显扬老师的家中。

在这场特殊的较力中，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似乎过于悬殊，官方有霸道的独裁权力和庞大的专政机器，可以强行阻止若干人参加追思会，可以胁迫陕西大厦在现场制造麻烦，取消事前定好的会场和饭菜，但无论当局出动多少警力、使出多么肮脏的手段，也阻止不了民间对包先生的追思，也抹不掉六四屠杀留下的血迹，更灭不掉人们对正义的坚守和对自由的追求。

中国有“死者为大”传统，中共当局应该知道，动用国家公器剥夺民间追思逝者的权利，违法、悖理、昧情，不但是践踏生者的权利、亵渎死者的亡灵，更是把奉命行事的警察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当局把公权力当作私器来使用，让执法者专干违法的勾当，也就等于把执行公务的警察当作私家工具，不仅是对警察职业的最大亵渎，也是对每个参与拦截的基层警察的最大侮辱。当那些基层警察执行这种野蛮命令时，既拿不出任何法律手续，也说不出任何道义理由，也就等于逼迫他们出卖自己的职业和人性。以至于，在执行这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命令时，除了极少数作风恶劣的警察外，大多数警察无法面对自己的尊严和良心，不得不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

尽管，我无法参加包先生的追思会，但与这个老大政权的自信心匮乏相比，我对追思会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对自己的言行充满自信。我知道，这个老大政权之所以如此下作，不仅源于其野蛮，源于其愚蠢，更源于它对自己的合法性缺少自信。

故而，手无寸铁的我，却有充足的理由蔑视这个愚蠢而下流的政权。

2007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最近中德关系持续下降，作为一个客居柏林的中国人，看得我着急。我都大半年没兴致写文章了，可是”公不出山，奈苍生何”！我得站出来熊它北京几句，否则这帮冥顽不灵殉的败家货，把咱中国的好事都弄砸了。

北京跟台湾过不去的时候，我喝斥它：”陈水扁不是你们的陈省长！”它跟日本过不去的时候，我喝斥它：”日本外相不是你们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的科长！”如今它又与德国首相默克尔女士干上了，我不得不喝斥它：”默克尔不是你北京吓大的。德国人那是有俾斯麦和希特勒脾气的，你们这帮李鸿章的孙子，撒野也不睁眼瞧瞧地儿！”人家以大国总理之尊，怎么就不能见见达赖喇嘛？她支援达赖喇嘛一发子弹了吗？一个七老八十的国际老难民、老流亡者，有家回不得，不值得可怜可怜吗？毫无人性的东西！

再说，一码是一码，见就见了，过去就算了，会该开开，生意该做做，天下太平。世上少有你们这号东西，一天到晚记仇记恨，不了不败的！外交摩擦难免，你跟你老婆还有摩擦呢，你上牙跟下牙还打架呢，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老和尚、一小和尚要过河，一小媳妇也要过河，老和尚把小媳妇背了过去。直到庙里，小和尚还老大不高兴的样子。老和尚问怎么回事，小和尚说：”你平常教我们不近女子，可今天你却把那小媳妇背到背上！”老和尚哈哈大笑，说道：”我早把小媳妇放下了，你却还在背着。”人家默克尔早把那老达赖放下了，你们这伙人记性真好，还背着呢，不怕把自个儿压趴下？

最近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相继会见达赖喇嘛，眼下老爷子还正在日本访问呢。你们觉得这不是反了吗？是反了。此一是，彼一时，这只意味着你们过去那一套把戏不灵了，该换节目了，而不意味那些外国元首忽然造反，不听你们招呼了。

那些元首们，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他见了达赖喇嘛，你能扣他的工资，还是能砸他的饭碗？别说他们，就说中国地面上，你们断了那么多人的工资，敲了那么多人的饭碗，效果又如何呢？别以为人人都像你们想像的那样。

不是我说你们，你们也管得太宽了。那罗马教廷，都修炼快两千年的老精怪了，比你五十辈的老祖宗资格都老，可你们也敢跟人家较不完的劲，太不自量力了吧？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团伙，能再混三五年都没人给你们打保票，可它罗马教廷，我敢给它打保票，再混两千年没问题。撒泡尿自个儿照照，你跟人家较个什么劲哪？

再说宗教信仰问题，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你们也跟它过不去，要人这也不能信，那也不能信。你们什么都不信，本已不算人，倒也罢了，还要全国人民都不算人，什么都不信。这么深的根，你们也要刨，不怕动的土方太大，到头来那挖出的土方反倒把你们自个儿埋了吗？

千言万语一句话，与德国的别扭，到此打住，让文明世界再次知道你们神经病就行了。从明天起，该干啥干啥去，该开的会继续开，该做的生意继续做。默克尔早已把达赖老爷子放下，你们还背着他干吗？他是你亲爷爷呀舍不得放下？

2007年11月20 柏林

 

菲丽丝，你昨夜裸聊通知我，婆罗洲元老院基于我不厌其烦网上宣传婆罗洲，而使得那儿的旅游生意兴隆，决定授予我“婆罗洲荣誉洲民”的称号，并欢迎我当“驻洲作家”，据说还准备馈赠一万婆罗洲币年金，我兴奋得一夜无眠，半夜起床撒尿还查了婆罗洲国网站上的新闻，发现我赠送你的一帧标准像也贴在那儿。真的，我十分感激贵国元老院对我的恩宠，和你的鼎力推荐。

你晓得我默默居住夜郎小城，一生没有亮光，一直黑暗中生存，像卡夫卡《地洞》里的动物，我苦苦搜索光明，搜索北斗星，可居然蜡烛都找不到，满眼都是些绞索和老虫夹子。过去给衙役“扁担绑”，现在给衙门内定为“坏分子”，几十年来像狗一般生活，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于防卫与求生上，可以说，世上的荣誉与蜜糖都跟我无缘。除了受邀申请参加独立中文笔会，获得了我平生最大的荣耀，第二个梦想不到的荣耀就是贵国给我的了。我真不知怎么报答贵国的知遇之恩，要么想办法拉几个施游团到你们那儿罢。

告诉你去贵国当“驻洲作家”的难处，因为没有护照，领护照难度亦比较大，因为上次好多位笔会同行去香港参加国际笔会会议，朝廷把他们当假想敌，没给去香港特区的通行证，更不用说去国外旅游访问的护照了。多少年来，文坛黑马、文学博士──刘晓波先生被这个所累，四处飘泊、温饱没着落的诗人廖亦武，也被这个所累，还有杨建利博士，身受牢狱之灾，也是吃了这个苦头。可你不知道护照什么东西，问护照是不是身份证。我说两者似是而非，其实是不同的概念，护照可以获得自由，滑脚海外，身份证只好监狱放风，就像我俩的宝贝都叫生殖器，但毕竟有区别，一个凸出，一个凹陷，一个射精，一个受精。我唠唠叨叨说了很长时间，并用了些通俗易懂的比喻，你仍没听懂我的话，后来，我将“金山词霸”上的这个名词解释念了一遍，你才似乎明白。

有了护照才可以进出海关，走出国门，你问这是否边境检查站，这么一问，我糊涂了，不知这两者有何区别，只得吱吱呜呜。

夜郎的词语十分复杂，不像法律术语那么精确。一些没有固定称呼的事物，更不用说了，比如衙役所谓的“背铐”，俗人眼里则是“扁担绑”，它像农忙季节村夫的挑河泥，雅人眼里则像六国求富贵的背剑苏秦。我曾做了这个姿势给五岁的孙子看，告诉他这既叫“扁担绑”，又叫“苏秦背剑”。有次孩子想吃糖果，我担心蛀牙就搭这个姿势，问他是什么，说得准确吃糖糖。他说扁担绑，我说苏秦背剑，他说苏秦背剑，我说扁担绑。后来待我再做这个姿势，他居然急中生智，连珠炮的说：扁担绑苏秦背剑！

夜郎衙役的词语，也可以说是行话吧，更让人晕头转向。比如，煽动颠覆朝廷，颠覆朝廷，我的理解，前者是指使、刺激、怂恿人家扔手榴弹，后者亲自动手当恐怖分子。衙役比较聪明，没法给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就把这两个罪名当成了扑克牌中的“百搭、枪毙”，到处乱用，也不管你其实是个吃墨水的，所以画家严正学、诗人力虹都进了牢房。笔会还有另外三个兄弟──师涛、杨天水、张林，也不知按上什么罪名进了牢房。

关押、留置、收容、劳教、劳改、软禁，还有以前的“学习班”和“五七干校”，这八者亦没区别，都是想把人关进笼子里，不过时间有长短、伙食有好坏而已；专政、镇压、处决、枪毙，也没区别，都是想把人干掉；传呼、传唤、传讯也没啥区别，反正想找事喝蜜糖，送你进局子；罚款、罚没、没收，也没区别，都是想把钱财纳入自己的腰包；暂扣，比较有学问，留有余地，意思是试探性地没收，见没动静，没反抗，则一举吞没。前几年我们因赌博进衙门，衙役也是将我们留置，扣押做人质，迫使每人交出三千元现金，开的单子也称为“暂扣”。就此意义上说，留置跟绑票、暂扣跟赎金也没多大区别。

还有所谓的“滞纳金”，意思不及时缴款，就天天涨利息、涨费用，要是王世仁早晓得此诀窍，也用不着连夜叫穆仁智带领家丁上杨白劳家逼债了。现在夜郎税吏比较省力，纳税户担心缴滞纳金，都准时送钱上门；还有所谓的“注销”，不使用手机、小灵通，便要去他们那儿注销，否则即便不使用，仍然月月扣你的“座机费”。置之不理的话，则可以跟你打官司；结婚证，不用多说了吧，就是男女上床，要朝廷同意，不同意，则是通奸、嫖娼、卖淫、非法同居。不过，要是长期非法同居，则又称“事实婚姻”，事实婚姻了，跟其他人同居，则又称重婚。避免重婚，则又要去领结婚证，然后再离婚；准生证，就是生孩子，要朝廷许可，哪怕从未生过孩子。硬生孩子，就要罚款、结扎、打胎，哪怕九个月的胎儿；还有所谓的“就业证”，意思是没这个证件，就找不到工作。把守这关口，就扼住了你生存的咽喉……夜郎词语的奥妙真是说不完，有空的话，再跟你细聊。

菲丽丝，你不要邮寄买电脑的钱，何况上次你寄来的钱，放在那儿仍没用。电脑运行慢，固然设备陈旧，但最主要衙役骚扰破坏，要是不拦截，不死机，裸聊应该没问题。我担心，淘汰旧电脑，买了新电脑，衙役闻风打劫。因为他们开销大，既要洗桑拿、搓麻将，又要养小蜜、吃花酒，很想到文人这儿来捞一票。你不晓得夜郎的衙役，像乡下无所不偷的“倒麦粞贼”，连硬盘都要。前不久，陶君的手提电脑就给偷了去，以前孙文广的电脑也曾给衙役没收。我打算，没收了再买新电脑，买了新电脑，再来没收，世上就多个笑柄。

江苏／陆文2007、11、5

 

   你这唯一能覆盖世界的白稠
   却无法覆盖我的心
   啊冬雪 你这清宫秘使
   真理经你的手就变成谎言
   你漂白了天下
   使一切的一切环视光芒
   河谷的波浪却不理会你的空灵
   继续浇灌着大自然的延伸
   我无法爱你 冬雪
   你已经冻僵了我的身躯
   可我依然不会拥抱你的飘溢
   而我的太阳就将浮现
   在你的熔化的瞬间


这里集中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中的作用。某些人持有的所谓文革是一场革新运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只看到了文革的表象而不是内涵。文革的本质就和毛泽东的性格一样复杂：毛泽东一方面鄙视旧世界，希望建立新制度、新文化，一方面又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至深，传统和反传统时常冲突夹杂。毛泽东一生读的中国书远多于外国书，二十四史对他的精神作用远大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就决定了他仍然是一个“传统教育”下的中国人。他希望打碎旧世界，并以为自己是在创新，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走回到封建主义、集权主义的老路上去，最终被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征服了！我们从文革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强大，强大到了可怕的程度，根深蒂固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它完全是十年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

让我们搞清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是寺院、碑帖、陵墓吗？是吟诗作赋、风化雪月吗？是仁义道德、清静无为吗？不，这些都不完全，都是表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专制文化、奴隶文化和封闭文化。人民在传统文化中没有任何地位，大权集中于一小撮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任何法制、人权、民主可言，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现代思想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发达的部分不是文学艺术或哲学思想，而是帝王权术、官场手腕、暴力斗争和愚民技巧。这样的文化或许能煊赫一时，但它本身绝对没有出路，而且它还顽强地抵抗着一切外来思想，将它腐蚀溶化后归入自己的专制轨道中去。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小撮贵族和一大批奴隶的文化（当然也包括少数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的人），就是战乱、饥饿和暴政占绝大多数时间的文化，就是大部分人没有资格学习、没有资格思考、更没有资格争取自己权利的文化。如果我们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看上去很美”的部分而忽视其极端阴暗丑陋的本质的话，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正如前人和时贤所云：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要素：会做官，会吃人。十三经和二十四史的字缝里无不可看出“吃人”二字，在各种“家训”“教子书”“官鉴”中无不可看出“做官”二字。中国传统文化对普通民众的鄙视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古代中国的普通人，最大的希望无非是生逢一个文景开元一般的“盛世”，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平安岁月里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不被官兵赶去修筑长城、不被饥荒逼的揭竿而起，就非常满足了，就禁不住要向“明君”和“贤相”们山呼万岁了。于是史官又可以大大渲染一笔“皇上圣文神武，天下民阜物丰”，于是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个“可以骄傲于世界的时代”了。

当然，那种所谓的盛世往往是几代乃至十几代都碰不上的。于是普通人只好仰望清官，仰望包大人和海大人来解他们于倒悬。于是有了《包公案》《海公大红袍》，有了无数“铁面无私”的“一代廉吏”或“模范法官”，也有了无数叩拜在这些清官廉吏面前热泪盈眶恨不得当牛做马以报之的得救小民。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连这种清官也很少产生，于是人们只好靠侠客、响马，靠《水浒传》《三侠五义》——不过是将膜拜的对象由乌纱蟒袍的大官换成了大刀板斧的大侠而已。如果连这种大侠都被“招安”了或干脆被剿灭了，那也不要紧，人民正可搬出自己最大的“后台”——济公、姜子牙、孙悟空、二郎神……在虚幻中或阴间把赋敛、徭役、贵族、官僚、族长全打个粉碎，算是一种特别发达的高级意淫。想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为什么中国民间寺庙如海、香火至今不绝了。

当然，如果你有幸生而不是小民，抑或费尽全身解数登上了“龙门”，进入贵族官僚的行列，那中国传统文化就美好多了。你可以感秋来而思鲈鱼、莼菜羹，可以见大旱而作悯农诗、吟“百姓苦”，可以放白鹿于青崖、游天下林泉胜境，可以到扬州青楼一觉、薄幸十年。若你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还能将其描摹吟咏一番，你便大有希望成为万世景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人”，超越那些死而速朽的低贱小民，直趋中国文化“和谐、优雅、中庸”的化境了。当然，做一个这样的“文化名人”还是有点累的，必须事事小心谨慎、字字不留把柄，否则文字狱、“奸党录”、锦衣卫、御史台可都不是吃素的。即使你能作到“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还保不准会给加上“腹诽之罪”或“死后要在地下造反”之类千奇百怪的罪名，在株连九族、凌迟、宫刑或流放八千里这些选项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你想做官或上二十四史，那更要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成人所不能成之事。这里的“人”不是指普通人，而是指人格、人性；如果你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彻底践踏自己的人格、抛弃自己的人性，那你多半成不了大功名。等到人格践踏完了、人性抛弃尽了，你也位高权重、势焰熏天之时，大可再拾起“大学中庸”的面纱，作几篇“某某家训”“某某教子书”之类，为成为“古今第一完人”作准备。

想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种这么性质、什么功用的文化，中国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又受到了多大的扭曲和践踏。这样的文化发展到近代，已经完全失去了改造的可能，如果不将其体系摧毁，什么现代化、民主化、市场化难道会有发展的可能吗？

文化大革命正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发扬到极端一个运动。毛泽东及其“亲密战友”的专制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全民都投入了残酷的暴力斗争，人民的思想受到严厉控制和灌输，高层领导人则勾心斗角、永无宁日。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人民、轻视真理、轻视生命、轻视法制的特点充分浸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中国人的劣根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那些“破四旧”的行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爆发的副作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穷途末路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比较古老的、比较非主流的或比较另类的宝贵东西，都被占据主流的封建专制文化、反人类反人性的文化所完全压制甚至彻底摧毁。为了维护它的那套腐朽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不惜挖掉自己的肌体、清扫自己的门户，向现代的、人性的、民主的思想作最后的殊死一击。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要靠吞噬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程度，已经到了要撕下所有“文明”“道德”的面纱、必须采取最极端最本质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程度，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前途呢？还有什么值得保留呢？

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酱缸其实已经碎了，就在文革的风潮中，它自己打碎了自己，因为它已经证明自己对现实无能为力了，无法再更新了，必须另起炉灶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中的丑恶表演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使大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改造、不可救药，只有引进西方整套文化体系观念才可能挽救中国、发展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毁灭。也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自己，才能将自己的巨大体系摧毁打垮。

 

胡兰成背叛了张爱玲和他们的爱情，于是，三十年后，有了两万字的《色。戒》。

李安背叛了张爱玲小说的原著精神和主旨，于是，有了梁朝伟与汤唯版的《色 戒》。

国家广电总局背叛了李安的《色 戒》，“干净版”的《色 戒》给我们一种错觉，王佳芝和易先生一开始就有感觉，后来成了“爱情”。当然，这只是一个错觉。

汤唯扮演的王佳芝只能说一个字“很好”，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只能说一个字“非常好”。王佳芝在一个6克拉的“鸽子蛋”大小般的钻戒面前，被那光芒闪耀的易先生的温情和淡淡的笑容打动，心底一软，张爱玲的小说中说“这个人是爱我”，就是这种致命的爱情幻觉，葬送了他们几年来来苦心经营的刺杀计划。没有读透张爱玲小说的人，很难看出王佳芝在说出“走吧”之前的内心戏。爱情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让一个女人背叛了民族大义、家仇国恨，而这关键时刻只是一种幻觉。

易先生背叛了他的国家，他又背叛了他的妻子。一个更“懂得怎样做妓女”的人，在旗袍包裹的玲珑曲线面前，心也动了。在动心的那一刹那，是不是背叛了“戒”？

裕邝民背叛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让有过经验的梁润生占有了王佳芝的第一次，那时他的心该有多痛苦？在带有阴影的楼道里，王佳芝只让他轻轻一吻，说，三年前你怎么不，晚了。这句话，让人想起《半生缘》中的曼桢对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一句简单的话，平常，可是内心有着巨大的绝望和痛苦。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男女才行。这个影片拍摄出了人内心的恐惧，只有一个镜头让人觉得美好，就是在香港的双层公交车上，王佳芝看这细雨蒙蒙的窗外，裕邝民从后面坐到她的座位后面，嗨，两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六个人，前大学生，热血青年，被逮住的时候，经不住审讯和严刑拷打，背叛了，供词都一样。

与其说王佳芝是一个在乱时的漩涡中不由自主的女人，不如说，她活在幻觉中。在舞台中央沉醉的片刻，看得出她不愿醒来。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女孩，她第一次看到易先生，只一眼，她回去和同伴说，易先生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背叛的另一面是消解。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有这样的倾向，消解，消解神圣的一切，她是懂得人性的，所以看世事是冷漠的。她的慈悲就是她的冷漠。

王佳芝神圣的刺杀，在和易先生经过几次“热水澡”之后，她的内心之坚定是不是被一点点消解。直到快要动手的时候，她心理的防线突然崩溃，她动摇了。饮食男女，男欢女爱，消解了民族大义，消解了刺杀行动。王佳芝不过是易先生的一个猎物，一个艳遇，易先生想要的是终极的占有，他不仅要占有她的肉体，还要支配她的精神。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可是，这个猎物消解了他心中恐惧的同时，他差一点被猎物吃掉。

更重要的是汪精卫、易先生之流消解了国家的尊严，他们的确和婊子没有什么两样，什么都可以卖的。

李安镜头下的易先生变得多情，王佳芝在日式房间里唱天涯歌女时，他眼睛湿润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呢，还好有一个红颜知己。汉奸和他们身边的女性，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在历史上，也不罕见，钱谦益和柳如是、汪精卫和陈碧君。陈璧君无法和柳如是相比。曾看过一份资料，说，汪精卫下水和陈璧君有很大关系的。当然周作人附逆自然也和他的日本老婆有很大干系。

王佳芝和她的同伴人头落地的时刻，易先生在王佳芝住过的房间，兀自垂泪，原来汉奸也有几分真感情。李安这样处理，是不是说汉奸的心也并非是一块冰冷的石头。假戏真做的王佳芝已经不存在了，连她廉价的爱情错觉被几滴泪水消解了。洁白的床单上，只留下一个屁股坐过后的皱纹……

问题是，40年代的上海，家里的床上有没有看起来像铺在宾馆里的床单……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逝去的年代》，这两本书，我是连在一起，交互着读完的。在此感谢谢泳老师的馈赠。

后者，是以多年来一直难以出版的《〈观察〉研究》为底子，外加一些其他的短文结集出版而成。又是贺雄飞的“草原部落”，遥想当年，甫一咀嚼消化到余杰的思想锋芒后旋即进入徐友渔、朱学勤、秦晖等人的思想国，《自由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问题与主义》……我就是在这些温馨文字的陪伴下开始走上启蒙之路，这套书系对国内九十年代末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功不可没，它使一大批泡灌在狼奶里的年青人告别内心的中世纪，仰望注意到如磐暗夜里的远处星光。星星的思想，可与太阳媲美。至于前者，是由谢泳撰写的储安平传记外加收录储安平比较有代表性的散文和政论而成。

储安平这个名字，我头次听说是在高考前夕买了《往事并不如烟》，何以第一次买这样陌生的书，无他，那时我哪有读书上的朋友和带路人，只是美国之音里报导了两书遭查禁的命运而已，可见中宣部所操戈的生杀大权也是无形中的一流免费广告。透过章怡和的纸背，我了解到了有储安平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他语惊四座的“党天下”论断，他生死不明的凄哀结局，至始以后，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等人的名字开始在我内心盘恒，从此我关心上了“知识分子”这一话题，我从左边开始滑向右边。

蓦然想起戴晴，她在八十年代的两本书《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与野百合花》重新钩沉出历史灰烬里的灼热余温，这两个人在她笔下再度赋予生命，原来，我们有太多被篡改、被遗忘的历史，“谁控制了现在，谁就能控制历史”《一九八四》里的荒唐字眼却在现实世界里一步到位，完美。余生也晚，启蒙也晚，故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世纪之末自由主义与新左的思想辩战，我连擦身而过得以一瞥的机缘都没有。少年绯色的梦，也就一直满足于猪栏中的理想。

读张爱玲的时候，《倾城之恋》里有句话骤然揪住我心，我无端感动得两眼通红，她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身处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确实是个人主义者抑或自由主义者的尴尬困境，战时法令的强制执行足以褫夺他们的理想与习惯，可是到了一统天下、四海安定的时候，却俯仰之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须知这盛世的和谐稳定是建立在消灭在一切异己之上，人人都不开口说人话了，这个社会也就稳定了、和谐了，哪怕它静得像停尸间。

我读储安平，读得百感交集，看了他当初在《观察》上的政论之后，那锋芒的笔力，咄咄逼人的气势，对当权者毫不留惜的批评指责，远非多年后的“党天下”一语可及，虽然那句话同章伯均的“平反委员会”、罗隆基的“政治设计院”引得舆论一篇哗然，成了右派分子的大毒草，但我感觉那不是站着说活的桀骜口气，而是仰望高处的卑谦目光，哎呀，这个地方你们做得有点问题，我可不可以提点意见，虽有其一贯的书生意气发作，但那个储安平变了，变得连自己也认不出来，《观察》一复刊，更名《新观察》，正如充满讽刺味，新中国远非彼中国，此《新观察》也非彼《观察》，说是新，其实是通往奴役之路的“新”，越新也就是走得越远，面对大变局下的无奈，储安平也离开了一手创办的杂志，他去新疆考察后写下《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自然是堆文字垃圾，如果没有1957年的狂澜，储安平的转变也就让人莫名其妙，当年《观察》代表的精神“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何成明日黄花，好在自由主义者的本性始终挣扎在思想改造的链锁之中，青年时代的执着的理想热情，哪能如此轻易横遭摧毁。对于这一代栉沐过五四熏陶与欧美教育底色的人，洗脑只能洗掉的是当下的认识，使得他们对不合理的强权噤若寒蝉、唯唯诺诺，而非随后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一出生即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洗脑。

《新月》、《现代评论》、《观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刊物与人，知识分子的清议本能与固有的良知在此显得畅酣淋漓。而我们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些，纸搭的专制舞台畏惧言论的真火，自古使然。

试看一下储安平当年的愤怒，《失败的统治》里直言不讳道：“一言蔽之，这20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今日之世，未有国家垮台而政党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贫穷而国家可以富强者；富国先富民，兴党先兴国。……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在《一场烂污》里则有“70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70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后一段文字，很容易联想到王芸生的名篇《看重庆，念中原》中惨绝人寰之灾景。这些文字放到现在来回顾，是否更为触目惊心，就像《历史的先声》里所收言论，历史丝毫不过时。1949年至今，是一场更为失败的统治，一场更大的烂污。理由心知肚明，我只想说，能登载如此文字的《观察》可以在民国年间生存求活，其间不无说没有阴谋、没有强权压制，但至少，它喘息存活了下来，最后的封禁不是因言获罪而是泄露军事机密，现在这样的时评无处可寻，只剩下歌德派的一片蛙声齐映和谐。

所以储安平曾说国民党治下是自由大小的问题，共产党来了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张东荪更激动“要我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选择，无异于要我在枪毙与死刑之间作一选择。”如果时空可以扭曲接近，我真想对逡巡犹豫在1949年如晦风雨中的知识分子们疾呼“跟着胡适去台湾吧，两害相权取轻者，不要把学术生涯与生命无端断送在这块大陆上！求你们了！”台湾自然也戒严了几十年，但大抵还是有学术空间的，生命是无虞的，尽可丰衣足食同朋友家人安享生活中的种种美妙，台湾还有《自由中国》，政府的打压封杀却能赢得全社会明里暗里的同情与支持，不能说是个“人的政府”至少是个“人的社会”。

除却对时局关切的激情，他的身上还有一股深深的忧伤，早年在《新月》上的散文都属上乘之作，如《母亲》、《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段军行散记》……

哎，道不尽的储安平。

谢泳将一去不返的民国历史称之为“逝去年代”，傅国涌呵护为“失去传统”，字面不一样，底子里都是对昔日的怀旧，对今日的不满。谢泳说：“所谓怀旧，多数是怀念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谢泳还有一句耐得寻味的话“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何其是也。对照今日知识界的众生相，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剽窃成风，唯核心期刊独尊……事无巨细，大抵不如以前。只要有一日学术不独立，思想不自由，中国的教育绝不会起色，西南联大所代表的精神足以让后人自惭形秽，无脸面对先人。

曾经的民国，温暖的“旧”社会，不禁让人新亭对泣，不知我们的后代会怎样评价这段对他们而言也算是“逝去年代的”的历史，我们的《非常道》还能有那样的奇疤绽放、精彩纷呈吗？

 

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听到、看到并最终读完《时间简史》是什么时候。它最早的中文版于1992年发行。那一年，欧洲共同体开始向欧洲联盟过渡，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订，香港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雨，新推出的第二代变形金刚进入三维动画风格时代，艾萨克。阿西莫夫去世。

作为一本讲述宇宙、时间与黑洞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是当时高层次科普书籍奇缺的图书市场上一颗耀眼的超新星。从这本书开始，那套以黑色为封面主调、以红白相间的腰封为识别标志的第一推动丛书，更是刮起了一场科普风暴，催生了一个阅读群落的出现。

作者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金患有肌萎性侧索硬化症，近乎全身瘫痪，却展现了人类思想之无界与意志之坚强。如译者吴忠超所指出的，霍金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贡献正如本书副题“大爆炸到黑洞”所示，在经典物理的框架下证明了黑洞和大爆炸奇点的不可避免性，指出黑洞会越变越大；而在量子物理的框架中提出黑洞会在辐射的过程中越变越小，温度逐渐升高直至以爆炸告终。他在书中再次强调了自己与罗杰。彭罗斯在1970年合作发表的那篇重要论文里的奇性定理：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我们这个膨胀着的宇宙过去必须存在着一个大爆炸奇点，而这一奇点因量子效用而消失，整个宇宙即起源于此。换言之，从经典广义相对论推论出的大爆炸宇宙理论是一个不完备的理论。因为它意味着，在大爆炸开始的奇点处，一切物理定律全部失效，无法告诉我们宇宙如何开始，并且在开始之前是如何的。空间是宇宙的存在实体，时间则是它的灵魂，而《时间简史》描绘的正是洪荒年代的壮丽图景，是关于有始有终的时间与无边无际的空间的绚烂景色。是谁定义了奇点？是谁划定了宇宙的边缘？难道真的是时间的甬道里那位看不见的吹奏者、第一推动力的主人，还是说时空本来就是没有边界的？它又是如何演化的？还有没有改变与结束的可能？

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曾痴迷于这些问题；没有一种追寻终极意义的思想能够绕过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曾试图表达过这些问题。宋代名儒陆九渊在十几岁时便意气风发地写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与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律并称为“在这个世界上能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心灵的两样东西”的哲人康德，在东普鲁士的偏僻乡村做了五年家庭教师后，在31岁时匿名出版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它有一个更为牛气的副标题叫《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在书中年轻的康德比拉普拉斯还早四十年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甚至说出一句少年心气不可方物的名言：“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黑格尔在将绝对精神视为宇宙本原时也说道：“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而1999年的雷光夏在《脸颊贴紧月球》里唱：“我仿佛在期待这样的情况／看见人类文明一点一点地崩毁／在时间轻蔑的流动里／极远变得极近，极大变得极微”。时间与空间的极限，宇宙的起源，存在的意义与狂欢的终结，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这里都是没有边际的。那些词语闪烁着危险而迷人的金属光泽，令每一个自觉渺小的人心动不已。大概这也是为什么《时间简史》可以在全球售出超过2500万本、中文版可以再版21次而畅销不衰的原因——它是如此接近我们渴望了解的那个秘密，我们最深切的愿望。如果说第一版的《时间简史》令我们得以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来看一眼浩瀚星空，那么每一次再版的《时间简史》都是对梦想和存在的一次温习。只要谜底还没有最终揭开，这本书就不会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它反复提醒我们的，不仅仅是第一推动的谜题，更是对未知、对科学、对自身的反省与思考，敬畏与前行。

十五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可以更客观、更冷静地评价这本著作。曾有人认为，霍金对理论物理的贡献仅局限于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应用于宇宙学，而本身并没有推动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霍金在理论物理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并无法与狄拉克、薛定谔、玻尔、泡利、海森堡、施温格、格拉肖等量子力学的创立者及量子场论的建设者相提并论，只能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甚至与写出几大本厚重却有趣至极的《物理学讲义》的费曼相比也略为逊色。不可否认，霍金在书里有时候会用肯定的口吻让自己的理论倾向看起来如同是“我们物理学家认为”式的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论据也需要修改，如霍金本人便曾修正自己的理论，认为裸奇点有可能存在、信息不会在黑洞消失、宇宙的膨胀在长期变缓之后再次加速。但是，正因为在那么多年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是一本不完美的书，恰恰说明了这本书在中国科普历史上的地位：在信息缺乏的年代，是它让我们在如饥似渴、囫囵吞枣甚至不求甚解的阅读中开始关注和思考广袤的宇宙中渺小的自我，却又在“我思故我在”式的思辨中感悟到思想的尊严与想象力的伟大。而虽然霍金通过合并量子论与广义相对论建立能以最简洁的方式解释空间中任何物理现象的大一统理论这一尝试并未成功，但是书中从种种理论一路生发衍化出百川入海般的万理归一，那种简单到极致的逻辑结构的美感才最有撼人的力量。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当我评价一个理论时，我问我自己，假如我是上帝，我会以那种方式造宇宙吗？”那种简洁的美，会连上帝也不忍心放过。

地球以它独有的方式缓慢转动。要等到多年以后回头去看，才能了解那些大小事件背后的玄机，是如何隐忍潜伏伺机迸发，它们交错缠绕，影响着这颗星球上60亿高级灵长类生物的生死悲欢。那时得意的，今日或已失势；今日所有，或与过去渊源难解。这就是时间与逻辑一起，给人类出的谜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变得更小、更快、更难以把握。香港的降雨量记录终于在2006年被打破，而在此之前整整一个月，霍金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题为《宇宙的起源》的演讲。2007年，我在书店里读到《我，阿西莫夫》对科幻、对宇宙、对想象力的致敬；这时，《变形金刚》正在上映，铺天盖地的都是追忆与怀念。

我们的回忆一再积累，在下一个似曾相识的路口爆发。生活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时间就是这样。那些已经流逝了的时间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漫游在宇宙的某处，像滚雪球一样凝聚，像流星一样在下一刻与猝不及防的你擦身而过。坦然接受世界和生命对此时、此刻、此地、此生、此在的作为个体的人类来说，就是两个汇集于当下的光锥，我们只需要也只能够关注和留意到那些由此伸展的过去与现在的世界，其他的，只有交给那位看不见的吹奏者。但如果不探究不追问那些看似遥远的问题，又如何能够窥见万物演化的规则？如何定义所谓合理性？如何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找寻方向？我们无从猜测世界尽头的样貌，就像我们还不能够确认宇宙初始的混沌是怎么样的情景。也许在那里真的有一个冷酷仙境的所在，满是无尽的黑暗、虚空和沉默。你当然会怀疑它存在的意义，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当你翻开这样一本书，无数的推理与证明摆在面前，放眼望见世世代代的人们是如何上下求索，追寻真理的踪迹，整个世界就像退潮的海滩，身边的光影、纸笔、空气都隐没无形，只有那个尽头是真实的。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宇宙可以被理解。”

玻尔的学生惠勒在《宇宙逍遥》中提出：“是否宇宙必须保证能够在将要存在的时间内，在某一个地方产生出‘观察’来，它本身才能够存在？”观察成了造物和本体，观察者成了创世者和救世主，这是一件多么奇妙而美好的事情。霍金在演讲的最后说道：“我们正接近回答这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而正因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思考、探究，不管我们为何而在，从何而来，我们和宇宙一起，在此间此刻，存在着。

 

曾推出推理小说《上海迷宫》的日本大师级推理作家内田康夫在终于在73岁生日之前，实至名归，于日前成功摘得第11届日本推理文学大奖。该奖是日本推理文坛唯一的功劳奖，专门嘉奖对日本推理文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或评论家。

内田康夫1934年11月15日生于东京，1980年，他以小说《死者的木灵》在日本推理文坛崭露头角，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自1982年的《后鸟羽传说杀人事件》开始，内田康夫以私人名侦探浅见光彦为主角，撰写了100多部旅情推理小说。在该系列推理小说销量节节攀升的同时，内田康夫也屡屡登上日本作家纳税排行榜的前列。

内田康夫作品的风格属于本格派，即强调以科学的逻辑推理作为侦破的重要手段，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反映日本社会现象。日本推理文学评论家中岛河太郎说：“他的作品以解谜为中心，同时具备了人性、社会性和现代性，又有独特的浪漫情怀。”更有人戏称，只要有内田康夫和浅见光彦，日本的推理小说就可以保持繁荣与安定。

有趣的是，被誉为“日本旅情推理小说第一人”的内田康夫虽然著作等身，但他的众多作品中并没有一部获得任何推理文学奖项。无怪乎内田康夫称自己向来与文学奖无缘，此番荣膺大奖，得以与前几届获此殊荣的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等日本推理小说泰斗比肩而立，实在是大喜过望。

与其他推理作家“闭门造车”不同的是，内田康夫的所有创作都是在他亲自去实地考察取材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作品中的出场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十分生动。他还非常善于捕捉热点，调动读者的阅读口味。然而2004年推出的《意大利幻想曲》却被指有跟风嫌疑，无论书名，还是涉及基督教的主题以及环环相扣的推理情节，都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达。芬奇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