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56岁的女作家伊丽莎白。海伊（Elizabeth Hay）上周以其小说《深夜电波》（Late Nightson Air），获得了加拿大最重要的年度文学奖——吉勒奖，并获奖金4万美元。

小说以海伊女士的十年电台从业经历写成，讲一个记者与电台中的声音坠入爱河。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喜欢此书，获奖者公布时，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西班牙诗人佩雷。吉姆佩雷尔（Pere Gimferrer）日前在马德里领取了本年度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国际诗歌散文奖，西班牙文化部长和帕斯遗孀出席了颁奖仪式。

吉姆佩雷尔与奥克塔维奥。帕斯长期保持着友谊。帕斯曾说，吉姆佩雷尔是西班牙“二七年代的真正继续”。

 

在著名作家路遥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路遥纪念馆在延安大学正式揭牌开放。包括陈忠实、贾平凹在内的多名其生前好友以及众多网友自发在网络上发文怀念其人其事。

路遥之女写博客悼念

路遥是陕西清涧县人，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成名作《人生》被拍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1991年，路遥发表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43岁。

路遥的女儿路茗茗把自己在纪念馆揭牌仪式上的发言发在了新浪博客上。她表示，尽管15年过去了，但是这片生养自己父亲的土地上仍然聚集了很多怀念、热爱他的人们。她称父亲是一个不喜欢说豪言壮语的人，崇尚自然与和谐，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毕生致力于用手中的笔赞美人性，讴歌土地。

网友自发跟帖纪念

路遥女儿的博客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关注，截至昨晚11时，已有近60页、数千条留言。“《平凡的世界》，我在高三读完的，两个字：震憾”，“路遥是盏高挂的精神明灯，在读者心中永远有他的位置，他是代表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他付出了绝大多数人不舍付出的，做到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网友们发自肺腑的留言也感染了路茗茗，正在赶往山区的她通过网站编辑转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此外，很多文人也用写文章的形式怀念了路遥，贾平凹说：“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陈忠实说：“就生命的经历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张贤亮则说：“不知怎么，我一想到他，就想把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的诗句改成‘未死已知万事空’。”

 

土耳其作家塔赫希姆。尤热尔凭借其长篇小说《摩天大厦》11日获得被誉为“巴尔干诺贝尔文学奖”的巴尔卡尼卡文学奖大奖，参加角逐的有6名来自巴尔干国家的作家。

据保通社报道，巴尔卡尼卡国际基金会第10届年会决定将2006年巴尔卡尼卡文学奖大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尤热尔，11日晚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国家文化宫举行了颁奖仪式。

尤热尔是当代著名作家之一，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获得过土耳其几乎所有文学奖及多个国外奖项。在其作品《摩天大厦》中，尤热尔以讽刺手法描绘了一个未来的伊斯坦布尔，像纽约一样充满摩天大厦，但比纽约要漂亮得多。这部获奖作品已在欧洲和美国出版。

巴尔卡尼卡国际基金会评委会主席是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副校长安德柳。瓦赫德尔。基金会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的著名出版商于1994年创建，已成为巴尔干国家相互了解和宣传严肃文学作品的中心。巴尔卡尼卡文学奖每年在巴尔干各国轮流举行评奖活动，被视为巴尔干地区一大文化盛事。

 

17日，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在香港揭晓，中国作家姜戎以《狼图腾》赢得该奖，并获1万美元奖金。

据介绍，“曼氏亚洲文学奖”与英国“布克小说奖”定位一致，其冠名企业也同为英国“布克奖”颁奖赞助商。该奖项旨在“放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音量”，限定唯有亚洲作家才可参选，作品必须为英文作品、或是即将推出的英译版作品，获奖作品将由相关机构推介至全世界。本届唯一的获奖作品《狼图腾》，其英文版权参选前已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购买，有望于明年3月全球推出英文版。

自去年11月至今年3月底，共有243部作品由出版社提交参选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其中23部作品进入候选名单，中国内地作家姜戎、莫言、郭小橹入围。今年10月底，5部最终候选名单公布，中国作家姜戎与分别来自印度、缅甸、印尼、菲律宾的四位作家入围。“曼氏亚洲文学奖”每年度仅推出一名作者，姜戎最终胜出。

 

针对中国近年来官场腐败出现制度化、糜烂化的现象，中外学者已经从制度、法治、媒体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前腐后继”的各种原因，但很少从信仰的角度作出分析。笔者以为，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习惯人治的中国，利用严刑酷法，打击腐败的效果毕竟有限，而重建和强化“心治”，培植新的信仰体系与文化，才是长远、有效之道。

目前，中国面临着双重信仰贫困（Poverty of Faith）的困境，包括政治信仰贫困和宗教信仰贫困，由此构成了腐败越演越烈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政治信仰与物质利益是维系官员对一个政权忠诚的两大支柱。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之所以能够号召共产党人走完超出生理极限的万里长征、防止民众在三年大饥荒时发动陈胜、吴广起义、推动常人无法想象和实施的文化大革命，主要不是因为毛泽东利用巨大的物质利益，换取共产党人对他本人的忠诚，而是通过看不见的政治信仰，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促使官员自觉自愿效忠毛泽东、真心诚意相信共产党，而且与这种强大的精神信仰相适应，贪欲、物欲和情欲遭到了压抑，贪官污吏因此难以大量出现。这也是目前大陆民众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们“两袖清风”的原因之一。

但是，进入邓小平时代，多数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幻灭，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可说不可信的摆设。这样，为了继续维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向心力，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只能而且必须借助另外一个维系忠诚的法宝－物质利益，来换取中共官员的效忠。这种输送物质利益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提供制度层面的机会与条件，并提供人为的保护。一旦官员成为贪官，接受了中共体制提供的不法利益，这些贪官就与中共政权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因为他们必须以忠诚作为获得特权的回报和代价，紧跟党中央、听命领导人，如果一旦出现异心，忠诚出现问题，那么党中央随时可以将贪官们的腐败劣行予以公布，并绳之以法，反贪成了打击异己、巩固核心的有效工具。

由此，现行的制度化腐败就向中共官员发出了两个信号：一是你必须与众人同流合污，成为贪官，因为水清则无鱼，混水才能摸鱼，个别清官的存在将使多数贪官缺乏安全与安宁，因此清官就失去了存在的制度环境；二是你必须对领导保持忠诚，不然的话，你随时可能成为反腐的牺牲品。所以，对中共而言，不反腐败不行，因为这样党就失去了保证下属忠诚、控制官员言行的工具和力量；但反腐败又不能反得太彻底，因为这样共产党人就既没有主义可以信仰、又没有利益可以分享，中共政权就会失去官员的效忠，并因而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除了政治信仰贫困导致利益输送盛行和腐败成为制度之外，宗教信仰的贫困也是腐败蔓延的重要动力。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相信来生，相信轮回报应，相信好人好报、坏人坏报，所以当宗教信徒面对物质诱惑、从事恶行之前，首先存在内心的恐惧，顾忌上帝的惩罚，唯恐来生因此而进入地狱，与魔鬼同行。这种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比外在的法律惩罚和媒体监督更能有效地扬善止恶，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行为。

但是，共产党信奉的是无神论，中共的贪官们只管生前尽情享受，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由此导致一批贪官内心毫无畏惧，行为不知节制，变本加厉地吞噬民脂民膏。面对这批有私无畏的贪官，法律和媒体就变得苍白无力。

同时，尽管许多中共贪官也开始烧香拜佛，但他们大多是假信徒，因为他们祭拜佛祖的动机有二，一是保佑自己平安无事，继续贪污；二是诅咒政敌和对手不得好死，祈求佛祖惩罚。而佛教的真义是普渡众生，无私无欲。这样，那些以共产主义信仰者身份祭拜佛祖的中共贪官，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只会强化腐败的程度，因为他们是将佛祖绑架，保佑他们为非作歹，其后果是更加有侍无恐、肆无忌惮。所以，不管是无神论，还是假神论，都是宗教信仰贫困的表现，更是中共腐败的激素和动力。

总之，中共官员的腐败越演越烈既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政治信仰贫困密切相关，更与中共文化中的无神论存在关联，因为无神论的最大效应导致心中没有恐惧，而政治信仰真空则导致行为没有制约。缺乏了内生的恐惧与制约，任何外在的法律惩罚与媒体监督只能是事倍功半。

 

两天前，第三次东亚峰会在新加坡闭幕。参加这次峰会的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府首脑签署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虽然环境问题一直被称之为此次峰会的主题，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宣言至多只是表达了与会国家的一种政治意愿，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具体的成果。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近期内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次东亚峰会是与其他几个地区领导人的会谈穿插进行的。在这些会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一次“十加三”会谈，也就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的会谈。会谈通过的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对未来十年的合作提出了战略指导和规划。在若干具体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果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货币互换合作。有人将中、日、韩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合作看作是地区货币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的货币互换安排机制始于二零零零年。当时，“十加三”国的财政部长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中、日、韩三国之间，以及这三个国家和东盟十国之间进行建立双边的货币互换机制，以防范金融危机对该地区可能造成的冲击。根据这个协议，一旦签约的一方遭受国际金融投机的冲击和面临货币危机，签约的另一方应该根据协议在一定的数额内向该国提供货币支持，帮助其渡过危机。

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已签署的协议都是一对一的双边协议。这样的协议一是规模有限，通常两国间的货币支持承诺只有数十亿美元。相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而言，一旦真的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样的金额无异于杯水车薪，不会给受冲击国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此外，由于是双边协议，受冲击的国家在危机时必须与签约国一个一个地谈判。这样的谈判耗时长久且成本高昂，从而可能错过抵御危机的最好时机。

此次“十加三”国政府首脑的会谈，决定将这种双边的货币互换机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多边机制。毫无疑问这一发展将能够增强该地区对可能的金融危机的反应速度和抗击能力，对保障这一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如果该地区能够真正走向统一的地区货币，地区内部的经济贸易联系将更加紧密，该地区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将具有更有力的谈判地位。欧元区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可惜的是，亚洲统一货币的形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能是一个梦想。除了该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大于欧元区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亚国家之间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实现统一的货币，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货币问题，它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相关国家的财政政策、地区政策、收入政策、法律制度等问题。欧元区的国家都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共同的价值观，都有独立立法和司法系统，这是他们能够真正实行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前提。

在东亚国家，中国、越南、缅甸的政治制度与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同。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很难做到彼此互相信任。例如，在欧元区，一旦发生经济纠纷，任何国家的独立的司法系统都能够进行立场中立的判决。如果当事的任何一方不服判决，他们可以提起上诉直至欧洲法院。而欧洲法院的判决则对各国都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中国的司法系统是被党控制的，它不可能得到民主国家的个人和经济法人的信任，同时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接受一个不受它控制的亚洲法庭的裁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最终将成为亚洲经济整合和繁荣的一个重要羁绊。

 

说江泽民推动了中国民主，打死也没人相信。

但是如果做一个假设，赵紫阳、胡耀邦在世，对中共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姑且不谈成功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民怨。使社会矛盾调和。沿原有体制均衡慢速发展。那样阶级对立未必如今天中国这样，政治改革的压力也不会持续升温。但从经验上看，在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强大且盘根错节的状态下，即使胡耀邦、赵紫阳强力推动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也会遇到空前阻力，很难说会有突破性进展。

其实，面对当今中国的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一代巩固的中共体制，如林彪所说是一部铰肉机，不要说大手术，即使小改革，也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否则就不会出现64的坦克，就不会因镇压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

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政于民，真正做到政党轮替，言论自由。没有外力的介入，在现体制内要异化出一个异己的力量非常困难。因而大手术的改革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虽然胡、赵拥有相当的拥戴者，但更多的层面是在道德与个人勇气上。对于中国的政治整体改革的、动大手术的理论与行动都难见踪影，最终只能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而江泽民不同，他从上台第一天起，就在处心积虑的巩固自己用不是很光明、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利益与权力。为此，他既心怀恐惧又穷凶极恶，所作所为多在激化社会矛盾。在中国向民主迈进的过程中，起到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甘当民主点评的戏子。

民主体制下主权在民，台上的总统被选民点评是一个重要环节。专制体制下权力在当朝的皇上。中共虽然极力神化统治者。可是无奈江泽民天生表演欲强烈。时而引亢高歌，时而翩然起舞，并不时用夹杂着方言与英语的表达取笑于听众。结果矮化了前任领导制造的领导者的神圣、神秘感，自然给中国的百姓以点评的机会。在专制社会享受了看民主戏的机会。

第二、开政治派别争斗公开化先河。

在毛、邓时期，政治是在幕后操作。而且通常是一边倒局面。人们看到的派系也是主流与反主流之争。而由于江面采取的是公开挑起共产党内的矛盾，且公开化，争席位，争座次，虽然缺乏规则秩序，但也部分符合民主政治的运行规则。尤其是此次十七大，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派系拉票等，让民从看到两个对立力量的你争我斗。预演了初级民主的党派之争。

第三、破坏中共党内的规则。

无论党内的规则是否符合民意，多年来不断的宣传，被视为严格的、神圣的准则。可是自江泽民当政后，为了自己的帮派利益，不断破坏中共的干部晋升规则，任人为亲，党同伐民，本人到了退位的年龄，也迟迟不下，一天没拿过枪，却死把着军委主席，把中共以前向民众展示的高尚的虚假面全部打破。让人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利益。

第四、内外有别，色厉内荏，失去正当性。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64的镇压，但其后延续的对不同声音的排斥，尤其是民主呼声的打压，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镇压，而对外包括美国、欧洲甚至对台湾，则采用忍、韬诲之计，让大众看到其心胸狭窄，色厉内荏的特点。增加了民众对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反感与厌恶。唤起了呼吸新鲜政治空气的强烈愿望。

第五、强化道德败坏官僚集团，任其为所欲为

江在位时纵容其儿子、亲信大肆贪腐，为了自己的表现欲望，搞空军一号、巨蛋式的中国大剧院、古怪的奥运场馆，公开支持自己欣赏的歌手。根本没有信仰，哪怕是口头上的信仰。在其带领下庞大的官僚集团对社会的道德风气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社会风气败坏甚至扩散到医疗、教育等在封建社会尚且干净的领域。让民众看到这个政权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第六、恶化民生，引发阶级对立与对抗。

最关键的是自从江朱当政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日益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民众的阶级界限清晰化，二者的矛盾日趋激化，给胡、温留下一个随时可能全面暴发通胀的经济烂摊子。使胡温当政后，只能当救火队，四处救火。客观上，让民众看到中共横征暴敛，不顾民生的嘴脸。激发了政治变革的热情。

随着网络的发展，传媒技术的进步，使民众通过比较，不断看清其真面目。

在西方社会，主动放弃权力与荣誉的华盛顿给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道德示范。在华人社会，蒋经国由极权向民主的自觉一跃，也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江泽民的反向操作，同样会使饱受煎熬的民众会记住这一幕。历史也会写下其当政时最丑恶的时刻。

也许，没有隋炀帝不顾民生，只顾自我寻欢作乐，就没有唐朝的盛世。没有留下名言“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法国路易十五，为一己的荣华富贵，穷奢极欲，无视他人死活，就不会有法国的大革命。

也许，没有江泽民的疯狂丑恶的表演，就不会带来中国民主的急风暴雨。

江泽民及其利益集团继续祸害，对中国民主推动，“功”莫大焉。

 

仅就身体而言，人在生物和非生物中都算不得是经久耐用、坚不可摧的。

人，力气没老虎大，寿命没乌龟长；身高不及一棵树，坚硬不如一堵墙。人，貌似强大，实则虚弱；说什么“万物之灵”，实则是最最不灵。人，刚出生，就需要襁褓呵护，小心伺候；一到老，便会耳聋眼花，百病交加。人在或长或短的一生中，风敢刮他，雨敢打他，蚊子敢叮他，蚂蝗敢咬他。好多人都是蒲柳之质，弱不禁风，一着凉就感冒，一受热便中暑，一块拳头大的石子就能把人头砸个大包，一个极微小的病菌就能让他性命彻底报销。

世间万物，只有人才穿得那么谨慎，才吃得那么小心，才打那么多的针，才服那么多的药。人，实在是太纤柔，太娇嫩，碰不起，易衰亡。仅就生理条件而言，人绝对不是钢铸的，不是铁打的，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是强者。但人都想“万寿无疆”，其实都是不到百岁就“僵”；人都想“永垂不朽”，其实是只要“一‘锤’就朽”，不信，锤你脑袋一下试试！

人在心理素质上也是弱者。看见老鼠会哆嗦，看到蟑螂就发怵。人会莫名其妙地迎风落泪，会自作多情地对月伤怀。人，高兴时会笑得发狂，比如中举的范进，狂笑而疯。人，愤慨时会气得猝死，如吴国的周瑜，三气而亡。可见人比动物在精神上也极不健康。你听说有哪位熊猫先生笑疯了？你瞧见有哪位孔雀小姐气死了？只有人，才时疯时傻；只有人，才无病呻吟。只有人啊，才有这么多的神经病，才有这么多的忧郁症！

尽管人的身体和心理都不是强者，但只要人和人斗起来呀，却毫不示弱。当然动物也会自伤其类，比如黑头鸥，当邻鸥飞往大海捕鱼时，它会立即趁虚而入，吞食邻鸥巢中的雏儿。再如雌螳螂，当它的先生还正在它的背上和它做爱时，它竟然会扭转脖子先将先生的头颅咬下，饱食一餐，再继续承欢。

虽然这些动物的互残也很凶恶，但与人类之间的互残相比，无论其手段、其规模都有天壤之别。砍头、凌迟、剥皮、分尸、火烧、油烹等等酷刑，都是人类的发明，动物之间哪有这样的毒辣？人常以动物来比喻凶险，如“狼心狗肺”、“如虎似狼”、“衣冠禽兽”、“人面兽心”，但泰戈尔说：“人变成兽，比兽更凶残！”这是千真万确的。

自从这个星球上出现了被称之为“人”的这种比野兽更暴戾、更阴骘动物之后，世界就从没太平过，就从没安宁过，就从没停止过人对动物的食用和猎杀，更从没停止过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和吞噬，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血腥的人吃人的历史。

远古不去说，就以刚逝去的20世纪而言，便是大屠杀、大流血、大恐怖、大毁灭、大死亡、大吃人的世纪。20世纪一而再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千百次的局部战争。在战争中，人与人互相屠杀了近9千万人，加上因种族仇恨、贫富不均、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原因而被消灭的人总共是1亿7千万！即便是在20世纪的最后的一两年，先是在科索沃的阿塞冲突，后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北约轰炸，都使得这些地区生灵涂炭，血光冲天。

在人类的吃人史上，越是大讲阶级斗争、越是施行极权政治的国家，就越是自相鱼肉、嗜杀成性。20世纪前半世纪的希特勒和他的对手斯大林，后半世纪的波尔布特和他的导师红太阳，都是凶残至极的杀人魔王。以“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自豪的当代秦始皇所颁诏的御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其实就是：“千万不要忘记杀人，要年年杀、月月杀、日日杀！”

这些魔王还制定了以他们为元首、为统帅、为主席、为救星的极权制度，而这个极权制度又相辅相成地、助纣为虐地成为这些魔王的忠实帮凶，为魔王制造杀人的口实、杀人的理论、杀人的法律、杀人的军警……

二十世纪过去了，大多数杀人魔王和伴随他们的制度也都已逝去，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取代了独裁者，宪政国家取代了专制王朝。但也有一些个别国家，魔王已去，制度犹存。如今，后继者们面对世界性的“苏东波”民主巨浪，在极大的震撼之余，不得不忧思自己所维护的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民主性，也不得不进行号称有自己特色的种种改革。尽管此举出于被迫，但毕竟符合世界潮流，应予欢迎。

要制度的民主，就要和前朝的独裁一刀两断。要政权的合法，就要和以往的罪错彻底决裂。这些都应该进行必要的清算，否则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和独裁仍然藕断而丝连。

清算无需以牙还牙，无需以暴还暴，无需“血债还要血来偿”，但清算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认账！至少要对以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罪错有个明确的交代和认账，并对受害人做出精神和物质的赔偿，而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以“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只不过扩大化了而已”来推诿，以“以往已经做过结论”来赖帐。不清算，不认账，怎么能让人相信一个老帐不还的人，不会再次欠下新账呢？不会继续吃人呢？

和谐的歌唱非常动听，但就怕一边歌唱，一边举棒。动物不懂虚伪，不会做秀，倒很坦然。人呀，有时真的连动物都不如！可叹、可叹……

1999、5、4初稿被删改后发表

2007、10、30反右50年之际恢复原稿并修改

 

“得寸进寸，得尺进尺”，是胡适先生一个很有名的说法，1920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提出：

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不断提及“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他不大相信根本改造，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一夜之间在地上建起天堂，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他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类“主义”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热衷于谈论具体问题，在他看来，即使是世界史上的两次大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虽然震动百世、快意一时，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面对枝枝节节的问题。他自己走的就是一条“得寸进寸”的渐进之路。

从胡适再往前推，比他老一辈的晚清人物张謇，1895年以后以状元身份在故乡南通埋头办实业、办教育，早在190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说法：“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当时清廷已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民间立宪运动正在兴起，各种议论纷纭驳杂。

胡适是学者、思想家，张謇是实业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相同，但他们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与那些高扬激进旗帜、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可以跟进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流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许更应该珍视那些不流一滴血的本土精神资源。

我相信，法律上的进步是一种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靠的是一点一滴的行动，是每一次个案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进得一步就是一步，而不能指望一步登天，天上给我们掉个大馅饼。这个过程尤其离不开律师的智慧和实践，律师的工作是具体的，是通过一个个的个案展开的，一个律师决不可能凭宏大叙事吃饭，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律师也许是最大的忌讳，职业本身决定了律师走的不是根本改造的路，而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点一滴的改造，得寸进寸，得尺进尺，无论风雨还是阳光。

（本文是为《律师文摘》2007年第6辑写的“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