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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刺有暴君毛泽东头像的泰森撕咬对手霍利菲尔德的耳朵。By Jack Smith, AP

丑闻不断的美国重量级拳王泰森最近又爆出新的犯罪事实，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对警方控告他去年醉酒驾车和吸食毒品的两项指控供认不讳，同时还承认自己私藏毒品。这两项罪名相加，将把这位前世界拳王送进监狱关上四年。 这已经是泰森二进宫了。

1991年，泰森强奸黑人美国小姐德雷西.华盛顿，于1992年被判刑五年。但象很多有钱有势的罪犯那样，他三年后获假释出狱。十二年来，虽然泰森没有再进监狱，但好些时候离监狱的大门并不很远。

【身上刺有暴君毛泽东头像的泰森撕咬对手霍利菲尔德的耳朵。By Jack Smith, AP】

2003年5月，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条公路上，泰森忽然兽性大发，用他那双重量级的老拳痛击他的经纪人唐金的助理兼司机博尔顿。在这场拳击场外的即兴表演中，泰森大获全胜，不但打断了博尔顿的面部骨骼，还张开大嘴咬伤了他的大腿。后来为了避免官司，泰森同意向博尔顿支付近30万美元。

2006年初泰森和另一个拳王霍利菲尔德的二度交手，由于第一次和霍利非尔德交手时输给对方，这一次泰森竟然在比赛中又一次张开大嘴，把霍利菲尔德耳朵上一大块肉咬了下来。这以后世界拳击协会不得不吊销他的比赛执照。据报导，为了在比赛中增强气势压倒对手，泰森家中养了一头老虎，时常对老虎饱以老拳，包括用嘴咬老虎的耳朵，据说这样可以使老虎驯服。

如果这个世界上从老虎到活人都可以成为泰森发泄仇恨和兽性的对象的话，那么他对一个死人，或者说是一具僵尸倒是毕恭毕敬。

1992年泰森在因强奸罪而服刑期间在狱中读到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忽然觉得他找到了指路明灯。后来他一直宣称他崇拜毛，说他通读了毛选，还把毛的头像做成纹身，刻在自己的左臂上。这样每一次当他挥动重量级老拳痛殴他人时，毛泽东都和他在一起，给他以鼓舞和力量。用大陆的流行语来说，他不愧是毛的一根最粗壮的黑色粉丝。

2006年9月泰森到中国访问。他原定只访问上海，为一家新开张的夜总会助兴。但却临时特意安排了去了一次北京，停留了6个小时，只为看一眼毛泽东水晶棺材里那具僵尸。

对此，中国大陆有关方面非常重视，特意安排了一个姓潘的“全国政协委员”为他讲解。媒体绘声绘色地报导说：“昨天上午10点10分，一脸疲态的泰森身穿印有NBA中锋奥尼尔照片的白色T恤出现在首都机场。中午11点多，泰森乘坐奔驰车抵达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遗体前，泰森很虔诚地停留良久，出门时还买了三册毛主席纪念堂珍藏书画册”。他对中共有关方面说，他最希望得到一本毛泽东语录，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伟人。

泰森为何崇拜毛泽东呢？中共报纸引他的话说“毛主席是拥有力量的伟人。”这话一发表，引得大陆的毛泽东崇拜者一阵兴奋，网上也出现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给了泰森什么力量？”的奇文。

从人欲横流的夜总会到一生杀人无数的毛僵尸，泰森在今天的中国要看的这两个场面典型地表现了他生命中的两个兴奋点：色情和暴力。

不过除了毛泽东，如果泰森对中国形形色色的新老毛主义者的口号更关注一点的话，“超限战”这个词也一定会使他觉得遇到了知音。他在正式比赛中张开大嘴狂咬对手，不就是典型的“超限战”吗？泰森应该把“超限战”这三个汉字也做成纹身，刻在自己的右臂上，和左臂上的毛泽东头像相映生辉，这样还未上场，就已经威风凛凛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难道还不足以“压倒一切敌人”吗？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职业继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湾北社法政组副召集人

 

一、台湾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947年3月，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发布〈讨伐中共令〉，7月国
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励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行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宣布中华民国进入动员戡乱时期，1948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2月蒋中正总统发布紧急处分令，宣布全国戒严，但不包含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上海，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乃依〈戒严法〉于19日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并自翌日开始施行。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在北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1月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将台湾与海南岛一并划入〈全国戒严令〉之接战地区。

二、三重国家紧急权体制

中国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国家紧急权体制有三个层次，最上层为动员戡乱体制，其次为总动员体制，最下层为戒严体制。动员戡乱体制是依修宪程序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创立的特别体制，其特点是在强化总统的权力；总动员体制则依〈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内容除战争后勤支持之经济管制外，还包括政治管制，诸如对于新闻、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等自由之限制。194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励行全国总动员令〉，宣告动员戡乱时期开始，即授权行政院可依〈国家总动员法〉发布必要之命令；戒严则是一种军事统治状态，最高军事司令官依〈戒严法〉颁布戒严令后，戒严地区的政务及司法，即移归最高军事司令官掌管。在党国体制之下，身兼三军统帅总统之幕僚长的参谋总长，由于权威比不上总统，戒严地区的行政权仍由以总统为中心的党国掌握，司法权则由行政院以行政命令限制军事机关的审判权范围。戒严军事当局的行政和司法权仅限于行政部门所不愿意让渡或划交者，而集中在人权和白色恐怖的有关领域，像惩治叛乱和检肃匪谍，以及各种言论与思想的控制。

三、中华民国在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2月7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政府迁往台北。1950年3月1日，原已引退之蒋中正宣布复行视事，回任总统，并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台湾省主席陈诚出任行政院长。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军大韩民国，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东扩，乃于两天后发表〈台湾海峡中立化宣言〉（Neutralization of the Straits of Formosa），主张：「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1951年9月〈旧金山和平条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通过，其第2条B项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所有的权利、权原及请求权」，第26条复规定同盟国得以与日本「在本条约实质上相同条件下，签订双边和平条约」。1952年4月〈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条约〉，第3条及第10条指出，中华民国是指台湾及澎湖群岛，换文照会更指出该和约的适用范围，「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四、台湾共和国在日本

1947年二二八事变爆发，6月，台北市公共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文毅与其兄廖文奎等人在上海台湾再解放联盟，7月间向美国特使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递交〈处理台湾意见书〉，主张：台湾的归属问题应由台湾人民投票决定，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台湾暂时置于联合国托治理事会之下。1950年5月17日台湾再解放联盟在日本东京改组为台湾民主独立党。1955年4月，廖文毅受邀以台湾代表身份出席万隆亚非会议。9月1日，台湾临时国民议会在日本成立，推举廖文毅为名誉议长，吴振南为议长，郑万福为副议长，1956年1月15日，台湾临时国民议会改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议会，选出廖文毅为大统领，吴振南为副大统领，议长改由郭泰成担任。2月28日，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发表〈台湾独立宣言〉，8月1日，公布〈台湾共和国临时宪法〉。1957年8月31日，廖文毅以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身份，应邀出席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庆典。1965 年5月14日，廖文毅接受中华民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劝降，以「台华合作」名义返国从事「反共建国，团结合作」新事业。

五、《自由中国》反对蒋中正违宪连任总统

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由前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实际负责编务，1956年10月该刊出版《祝寿专号》，建议蒋中正必须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1957年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国是，首篇为殷海光执笔之〈反攻大陆问题〉，主张反攻无望论，末篇〈反对党问题〉则主张组织反对党。1959年1月，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成立田雨项目，研究法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事宜。1960年，雷震参与联署反对蒋中正违背〈宪法〉三度连任总统。5月18日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会议，决议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并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9月4日，政府逮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仁刘子英、马之骕、傅正等人，次日迫使刘子英承认叛乱，乃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由蒋中正指示军事法庭判处雷震十年徒刑。

六、万年国会和万年政府

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期三年，原应于1951年5月届满，总统蒋中正提出请求，让第一届立法委员继续行使职权。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六年，原应于1954年届满，行政院会议则通过决议，认定第一届国代在第二届国代无法选举到任前任期未届满。1954年，已经延任一次的立委和任期六年的第一届监察委员都将届满，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乃应行政院之声请做出〈释字第31号解释〉，认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出集会与召集以前」，由第一届立委、监察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1963年台湾省议员选举，首度出现国会全面改选诉求，省议员李秋远批判〈释字第31号解释〉，认为台湾籍中央民代并没有无法举行选举之问题，应当增额改选，并主张大陆籍中央民代全部停职留薪。1990年3月，中正纪念堂爆发野百合学生运动，4月13日，增额立委陈水扁等就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改选问题提出释宪声请案，6月21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通过〈释字第261号解释〉，指〈司法院释字第31号解释〉、〈宪法〉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无使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无限期继续行使职权或变更其任期之意，乃命令中央政府办理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第一届代表全数于2001年12月31日以前终止行使职权。

由于总统原由国大选举，总统任命行政院长需由立法院同意，国民党在第一届国大及立法院占绝对多数席次，所以万年国会就保证了国民党的万年执政。

七、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1960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彭明敏出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于日本东京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首次公开表达台湾住民应有权对自己的前途发言。次年彭明敏出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彭明敏受法国学者雷南（Ernest Renan）影响，认为建国的基础在于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共同利益的信念。1964年9月，彭明敏与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直言反共大陆不可能，批判蒋中正政权无权代表大陆，更无权代表台湾，台湾人民应推翻蒋中正政权，建设新国家，成立新政府，重新制定宪法，普选总统，重新加入联合国。〈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在印刷厂被查扣。彭明敏等人被捕判刑。后因国际特赦组织声援，为蒋中正总统特赦。彭明敏于1970年逃离台湾，经瑞典赴美国，1992年11月返国，1996年代表民主进步党参选总统失利。

八、国民大会抗拒国会全面改选

1965年联合国第20届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归属问题的表决，首度出现两岸同票的局面，台湾国际地位亮出警讯。为加强政治号召，中国国民党于1966年推动国会改革方案，由张知本于国民大会提案主张在自由地区增选或改选任期届满之中央公职人员，却遭受到多数国代和立委的反对。〈临时条款〉之第三次修正，乃授权总统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并设立动员戡乱机构国家安全会议与国家安全局，以及调整中央政府组织设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对国会改革深感失望的台湾省议会，乃由议长谢东闵领衔发表公开信，要求台湾省籍中央民代全部辞职，以便在台湾办理改选。另则有省议员李源栈建议省议员全体引咎辞职，以对于国会问题表示抗议。

九、退出联合国：党外运动的起点

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将我国的蒋中正政府代表从其所非法占据的中国席位上驱逐出去，此后，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的所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乃完全被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我国退出联合国后，中国国民党为加强政治号召，决定由谷正纲提案，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选举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但于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中又为多数国代所抗拒，乃修正为以增额定期改选的方式充实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甫服刑期满出狱的雷震，则于1972年1月呈送〈救亡图存献议〉予总统蒋中正，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建议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12月，台北市议员康宁祥在补选立法委员黄信介辅选下以党外名义当选立法委员。

十、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住民决定

1977年6月，美国国务卿范锡（Cyrus Vance）发表〈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并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建交谈判，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决定致函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乃由牧师郑儿玉起草发表〈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人权宣言〉，主张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住民决定，并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新而独立的国家。1978年5月，美国宣布对我断交，党外人士国是会议由余登发领衔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它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一千七百万人民来决定」，自此，住民自决成为党外共同主张。

十一、〈台湾关系法〉与美丽岛军法大审

1979年台美断交，美国为处理日后之双边关系，乃订定〈台湾关系法〉，该法并于第二条C项规定：「本法任何条文不得与美国对人权之关切相抵触」。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于高雄市举办活动，群众与军警爆发冲突，是为美丽岛事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处理方式，考验着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态度。政府决定公开军法大审过程，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施明德则于军事法庭自白其政治主张「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一、台湾为完整国际法人，国号为中华民国；二、承认〈中华民国宪法〉合法性，促使宪政体制正常化与现代化；三、以和平方式促进台湾的民主化。被告如姚嘉文等多人承认其政治思想受彭明敏等〈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启蒙。经美丽岛大审，宪政主义思想更深入人心。

十二、新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深化人权意识

1980年代新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消费者、环境保护、女性、学生、原住民、老兵等等诉求主题的运动接踵而来。1985年8月，美国杜邦公司决定投资一亿六千万美元在彰化县彰滨工业区生产二氧化钛，但因当地鹿港镇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抬头，政府决策事前未经广泛的大众谘商，1986年3月，乃有彰化县议员李栋梁发起万人陈情，反对杜邦公司设厂。7月，国立台湾大学大学新闻社组成台大学生杜邦事件调查团前往鹿港考察，并完成《台大学生杜邦事件调查团综合报告书》，10月，大新社《大学新闻》稿件因未经校方审查刊出，遭到停社及停刊一年处分，被疑与政府阻挡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合流有关。大新社学生以绝食静坐抗争，引发争取校园言论自由的自由之爱运动，该运动更将目标指向大学改革，挑战党国控制体系，形成全国学运风潮。

十三、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

1984年5月，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就职的第二天，蒋经国告诉副总统李登辉，决定要大幅改革政治体制。1986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第三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选出十二人小组，由前总统严家淦任总召集人、副总统李登辉任副召集人，研议六大政治革新方案，其内容包括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等。9月28日，全国党外后援会通过十六项共同政见，主张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总统直接民选。朱高正提案组党，依谢长廷建议以民主进步党为党名，共同政见改为政党宣言和党纲。9月30日，蒋经国指示十二人小组研究组党问题，10月2日宣布政府将在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5日，蒋经国于国民党中常会发表〈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历史性谈话，暗示开放组党。

十四、台湾解除戒严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但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以不得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为限制集会游行结社之事由，并限制戒严时期不当审判案件不得上诉。

十五、从基本法到新宪法

1981年党外立委黄煌雄主张台湾应制定基本法。10月，许荣淑在立法院提出住民自决。1982年9月28日，党外全国联谊会通过主张制定基本法。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4月，民进党立委吴淑珍提出四新创局质询，主张新人民：确立台湾人民主权，总统直接民选及国会全面改选；新宪法：废止〈临时条款〉，由公民复决新宪法或由全面改选的国会进行修宪；新国家：台湾独立；新政体：台湾建立宪政正常体制，台湾重划为五省。12月，《发扬时代》周刊第254期刊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总主席许世楷起草〈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发行人郑南榕遭叛乱罪法办。

1989年2月，全国无党籍公职人员联谊会提出〈中华民国基本法草案〉。4月，郑南榕拒捕自焚。16日黄煌雄主张制定第二共和宪法。8月，张灿鍙出版《建设东方瑞士──台湾建国蓝图》，内附李宪荣起草〈台湾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世界台湾同乡会在高雄召开，主张制定新宪法，召开制宪国民会议。11月林义雄发表〈台湾共和国基本法草案〉。新国家运动联线发表姚嘉文起草〈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
 
十六、三月野百合学生运动启动修宪

1990年3月，国民大会第一届第八次会议，除选举第八任总统外，并拟修正〈临时条款〉。民主进步党则推举黄华、吴哲朗象征性参与选举。国大通过二读之条文，为延长增额国代任期为九年、每年开会一次及解除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限制等，并自行追加出席费至二十二万元，乃引爆台北市中正纪念堂野百合学生运动。学运发表〈还政于民，重建宪政──社会团体对当前政局的联合声明〉，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革时间表四大诉求。李登辉当选第八任总统，即承诺召开国是会议，以两年为期研议修宪。

1990年6月，国是会议召开，达成总统选举方式必须改变，应由全体公民选举决议。会后国民党于7月11日组成宪政改革策划小组研议修宪。同日民进党成立制宪运动委员会。12月19日，国民党通过一机关两阶段修宪共识。

十七、程序修宪：第一阶段修宪，废止〈临时条款〉

1991年5月，国大第一届第二次临时会通过废止〈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政治实体；通过〈宪法增修条文〉，限缩〈宪法〉效力仅及台湾地区，订定第二届中央民意机关全面在台改选法源。民进党决议召开全国民间宪政会议。8月14-16日，台湾人民制宪会议通过〈台湾宪法草案〉，主张总统民选及三权分立，改国号为台湾共和国。10月13日，民进党通过〈台湾独立公投党纲〉。12月21日，第二届国大代表选举，政权机关由台湾产生，确立台湾为独立之宪法法域。

十八、实质修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修宪

1992年4月27日，国民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临时会通过第二阶段修宪，依台湾宪政发展需要全面检讨宪政制度。12月9日，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1993年2月，李登辉提名台湾省主席连战经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4月，李登辉在国大第二届第三次临时会宣示推动参与联合国。6月，李登辉拟将台湾生命共同体概念修入国民党党章遭到反对。1994年7月，国大第二届第四次临时会完成第三阶段修宪，总统直接民选入宪。12月，台湾省长及直辖市长选举。

十九、总统民选及第四次修宪

1995年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福建省布署Ｍ族导弹，6月9日，李登辉访美，发表〈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演说，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之存在。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军工作会议决定对台发动恫吓性军事行动，军事演习自6月30日起持续至1996年3月25日。连江县莒光乡民众全数撤离。3月23日，李登辉、连战当选首届民选正、副总统，中华民国所有公职皆由台湾民选产生，民主化进入巩固阶段。12月23-28日国家发展会议召开，通过修宪共识，1997年7月，依总统民选后政治生态之需要，完成第四次修宪，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冻结台湾省自治。国民两党并同意检讨国大制度。

二十、政党轮替及第一阶段宪政改造完成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主张两岸为特殊国与国关系。9月5日，国大第三届第三次会议通过第五次修宪，延长第三届国代任期，第四届后之国代则由各政党依立委选举政党得票率分配产生，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吕秀莲当选第二届民选总统，实现政党轮替，24日司法院通过〈释字第499号解释〉，宣告第五次修宪无效，4月，国大第三届第五次会议召开，通过第六次修宪，国大改制为任务型机构，依立法院提案复决修宪及领土变更案。5月20日陈水扁就任总统。

2001年5月，台湾正名运动联盟成立，李登辉出任总召集人，2002年3月，水扁于世界台湾人大会提出「台湾正名，国家制宪」主张。2003年9月28日，陈水扁宣示将推动于2006年以前以公民投票方式制定新宪法。

2004年3月，陈水扁、吕秀莲连任正、副总统，5月20日，陈水扁于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示将推动第二阶段宪政改造，制定台湾新宪法。

二十一、第二阶段宪政改造与台湾新宪法

2004年8月，立法院第五届第一会期临时会通过修宪提案，2005年6月任务型国大复决会议通过第七次修宪，改革立法委员选举制度为单一席次两票制，立法院席次减半，并冻结国大制度，修宪及领土变更复决权回归公民行使。

由于现行之五院宪政体制不符政府改造理念、总统及行政院间的权责不明，行政立法权制衡设计不良，容易形成政治僵局，在在影响国家竞争力之提升，加以有关人权条款落后于联合国成立后国际人权发展之潮流，乃有第二阶段宪政改造之倡议。2005年9月二十一世纪宪改联盟成立，引领当代宪改之风潮，除其有《台湾．实宪》宪改主张之公布外，其它尚有台湾团结联盟于2006年春天草拟〈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民进党于2006年9月完成宪法修正草案，2007年又有国立台湾大学陈明通教授草拟〈第二共和宪法草案〉、第三社会工作室有〈第三共和宪法草案〉，凯达格兰学校董事长李鸿禧教授主持新宪工作室草拟〈台湾宪法草案〉。

民国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九时半于台北晴园

 

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後，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於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麽时候在哄骗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後，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於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为什麽不打下上海呢？」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麽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麽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後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後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後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麽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後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2」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後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象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後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後，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後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後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着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後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於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於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

可是现在，这位哲学家却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从我自己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我总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人想占我们的便宜。例如，1954年（当时我国由於战争的缘故仍然处於饥荒挨饿和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到了北京，周恩来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或许能送我们一所大学？」

我说：「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很穷，我们或许比你们稍为富一点，但战争才结束，我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即使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还是把旅顺港和大连免费交给了中国，而且我们还在中国投入了巨额资金。

我们建筑了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1957年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这条铁路对我们用处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穿过群山通到哈萨克的铁路。」

我说：「你比我清楚你们自己的国土。我们原先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但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一条路到中国。这条铁路在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在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後在边界接轨，这样不好吗？」

後来，周恩来又提起这条路：「是不是在我国境内的这一段也由你们来修？」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修这条路要削山跨河。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各修各的，照从前达成的协议办。」

我们开始建筑我们那一段铁路。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中国人又提出他们那一段路也由我们来修建。後来我们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可是中国人的路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後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後，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作呕的。另外，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点特别吧！总之，我觉得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於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麽想法？」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麽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於「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麽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平静下来了，不再热中於「纸老虎」的提法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为它唱赞歌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麽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1957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兄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在友好地进行讨论。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麽办？」

「撤退。」

「拟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叁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後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於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麽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後，什麽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於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算数的。」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我们和中国的裂缝比这要深。中国人知道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後的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危险的。这次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独裁和其他一切反民主、反党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当然懂得这种批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麽。大会揭露并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枪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毛泽东则正在步斯大林的後尘。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个复杂现象。所谓个人崇拜有点像宗教。很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祷告：「主，可怜我们；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些祈祷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当然没有。但是人们还是照样办，继续相信皇天会降福的灵验。

毛主义的个人崇拜甚至在我国也有反映。大约在1962年，我发现我们的军人在印行毛泽东的军事着作。我立即请来了国防部长，对他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知道你们在发行毛泽东的着作。这简直荒谬！苏军打垮了德军的精锐部队，而毛泽东他们用了20到25年的时间只是玩弄玩弄梭标和刺刀而已。可是现在你们却在发行毛的军事着作！为了什麽？学习将来怎麽打法吗？你们作出这个决定时是怎麽想的？」马利诺夫斯基和其他军人都是聪明人，但印行毛泽东军事着作却是一桩浪费时间的蠢事。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些书怎麽处理了，也许放在某个书库里，也许烧掉了。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後，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到这里来作国事访问了，然後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到他们那儿去谈。这次最好是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这是我们最後一次访问中国「3」。那是在1959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於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後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麽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後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麽，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麽。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4」

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说中国能在5年内赶上英国时，他对我们采取了攻势，并且公开这麽做。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公社，并建立茶炊般的鼓风炉。在毛泽东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攻击苏联按劳分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国有些文章指责苏联是资产阶级尾巴。於是，有关我们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

毛泽东还宣布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念。从此中国就肆无忌惮地诽谤起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了。但是，我说，要弄清楚中国人真正是什麽想的始终很难，很难指出中国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共处。我记得我退休以後，曾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了某个美国作家，该作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真的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吗？」毛泽东回答说：「不，中国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进攻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迫於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多次重覆说中国赞成和平共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即所谓的「毛泽东声明」实际上是周恩来搞的。我从来也不能确定毛泽东自己的立场。要确定这些中国人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关於他，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画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後统治亚洲，然後……又是哪里呢？中国有7亿人口，别的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有一半是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一边喝茶一边随便聊天，所谈的内容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它使人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他身上的表现。

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未来。他说：「想想看，你们有2亿人，我们有7亿人。」

然後，他又开始议论起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举例说，中国语言中没有外国字，他吹嘘：「全世界别的国家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他的这种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个寒颤。

後来，中国报纸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的。他们写的文章说，这个地方是俄国人从中国手里偷走的。不错，历史上中国人在沙皇扩张到西伯利亚的这块地方以前曾经统治过那里，我们同意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他们送来了他们画的地图。我们看了一下，那简直荒唐透顶，我们把它丢开了。「5」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当中国开始进行所谓平均主义的改革时，这方面的宣传品就越过边界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流传。我发现这个情况後，告诉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和主张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委婉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对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6」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赞成他的「平均主义」改革中的一件事。他从中国军队的军服上取消了肩章，这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好。由於同样原因，我认为我们的军服上恢复肩章和勋纹的做法是错误的。鬼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打赢了内战，但我那时并没有肩章和勋纹，虽然我当时的职务是政治委员。士兵们并不需要凭耀眼夺目的勋纹来识别他们的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肩章照样打垮了敌人。现在，我们的军人全都穿得像金丝雀。

1960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彻头彻尾地反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也起来支持中国反对我们。毛泽东的那个代理人，思维尔。霍查，表现得特别无耻。他对待我们的态度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穷凶极恶。他讲完话以後，共运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诚战士伊巴露丽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霍查像一条咬自己主人的狗。这话说得非常中肯。

我们想尽一切可能来防止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归於无效。我们同阿尔巴尼亚人的冲突一步步发展，我们逐渐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同中国人密谋反对我们。有一个访问中国後取道莫斯科回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向我们透露了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的这种背叛行径。代表团成员之一，一位诚实的妇女「7」，来找我们，告诉了我们内幕情况。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绞死了，可怜的女人！绞死她的并不是盖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这样说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员，而那些人也是共产党员。他们绞死她，无非是因为她，一个共产党员，到苏联共产党的中央蛋员会来找我们，把阿尔巴尼亚人同中国人秘密会谈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时我们是多麽天真啊！当时谢胡正在苏联的医院里治病。当我们向他摆出事实，说明我们知道阿中两国正在进行会谈以後，他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径直逃回阿尔巴尼亚去了。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是在发动一场暴动，推翻了阿党原来的第一书记以後掌权的。那个第一书记是个很好的同志，铁托对他很是称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持他。他出身於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创始人。铁托告诉过我，是谢胡亲自把他绞死的。这叁个人──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总是把人抓来亲自审讯、亲自判刑，从来也不作任何书面记录，过後就找个机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秘密干掉。这同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做法如出一辙。

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和的根源，主要在於阿尔巴尼亚害怕民主化。虽然我曾想过并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现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尔巴危亚人的最後分裂是在1960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在那里交换有关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以各兄弟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关系的意见。现在，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这使我更加坚信阿尔巴尼亚人所决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领导的原则是正确的。

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民主的环境中，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坚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问题，他就很难掌得住权。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必须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他必须懂得他的领导地位取决於人民是否愿意让他当他们的领导人，而不是取决於他自己要领导人民的愿望。一个领导人只有用行动表明自己和党是血肉相连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必须为人民利益着想，不怀贪欲，不追求虚荣。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知识，必须谦卑，而且能够生活在集体之中，我再说一遍：他是根据党的意志来保持领导地位的。换言之，他不是凌驾於党之上，而是党的勤务员，只有在党对他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在党内生活中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毛泽东亦然。

但是，尽管毛泽东可能滥用职权，把他的党引入了歧途，他却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疯子。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已经发疯了。这不是事实。他非常聪明，非常诡诈。我记得只是在几年以前，人们还在预言他决不会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当时我说：「胡说，他当然会取胜的。」我对了。他现在无疑是在中国占着上风。但是他是用什麽办法占上风的呢？中国人只认权力和武力，不认别的。你要是不服从，他们就要你的脑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个广场中间，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把你绞死。这是哪种「政治」？你甚至不能把这种做法称作野蛮。这比野蛮还厉害。要知道，毕竟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

尽管毛泽东可能正在中国取胜，刘少奇却没有认输。他反对毛的政策，并且为此进行了斗争。刘少奇非常聪明，拥护他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实权。刘少奇之所以还活着。是由於他本人的声望。毛泽东要把刘绞死并不费事，但杀害刘必然会激怒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把刘少奇当作个人米斗，而是把他当作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的代表人物来斗。换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刘的办法来击败刘。

当然，我们谈毛泽东，是一回事；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谩骂起中国人民来，那我们就越过了客观分析与民族主义偏见的界线。如果我们相信某个民族有特殊的权利并且比其他民族优越，那我们就成了民族主义者。纳粹主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假如中国青年砸我们的驻华使馆，这并不说明我们应该仇恨全体中国人民。一个国家的青年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再说，青年也有各种各样。并不是每个中国青年都到那个广场上去砸我们的大使馆的，广场上的青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叫喊支持毛泽东的政策的口号的。想想看，会有多少中国人在悲叹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人民在互相残杀。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解决以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使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团结起来成为一块磐石。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这是苏联人民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万岁！和平共处万岁！

「注释」

「1」「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2」苏联着名男高音歌手。──译者注「3」这次会晤是紧接着赫鲁晓找首次访美以後安排的，当时赫鲁晓夫充满了所谓「戴维营精神」，他由於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治家品质而激怒了毛泽东。这次不幸的会晤所引起的恶感，造成了苏联方面突然撤走正在中国指挥许多工厂建设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回莫斯科时带回了图纸，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竣工的工厂。

「4」中国人自己则要求得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知识，但遭到俄国人的拒绝。

「5」这指的是中苏边界冲突，这场冲突延至今日，时而紧张，时而缓和。19世纪，软弱的中国被迫把包括海参威和苏联现在的海滨省在内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帝俄。在中苏争吵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坚持说，那些给割让规定了法律条文的「不平等条约」不能再认为是有效的，於是整个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6」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尖锐地抨击了阿尔巴尼亚，从而首次把中苏争吵公诸於众。

「7」贝利绍娃。──译者注

 

2000年夏天，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的长文，两千多年纵笔而下，意气浩荡，忍不住在结尾处遥想人类未来。

我想，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太能干了。无休止的竞争造就了人类的强大力量，打破了人类这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甚至其他物质运动形态的平衡。人类因此而遭到报应。造化中的弱者对人类的过度侵犯作出恶性反应，以自身毁灭的方式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这个道理和中国历代王朝走向崩溃的道理一样，官家过于强大，民不堪命，终于共同毁灭。

那么，如何是好呢？

我的梦想是：在人类的现实利益格局中，为造化的其他成员设立代表，替它们抵御人类的过度侵犯。不建立这样的制度，人类与造化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危机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将权利保护和代议制之类的设计扩展到其他物种。

中国的资源基础特别脆弱，或许能先行一步，抑制人类的过度侵犯，发展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明。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梦想太奢侈了。毕竟这是全人类的前沿问题，而中国问题多多，公民的权利保护和代议制尚且屡遭诟病，哪里轮得上我们创造新文明？

读了彼得。巴恩斯的《资本主义3.0》，我有一种梦想成形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巴恩斯为大气、河流、其他物种及尚未出生的人类后代找到了代表，建立了组织，帮助这个新生儿理顺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关系，而且借用了人类已有的组织创造，借用了市场的经济力量，借用了大众关心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特别引人联想的是：巴恩斯认为，实现这个梦想的历史机遇，还没有在美国出现。在美国的制度中，选民和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最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放肆地从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那里借贷，拖欠不还，而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无力对抗。作者要等待时机，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安插一个债主。他说：“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了美国政府，但还不是全部。每个世纪总有一两次短暂的空隙，其间，非企业的力量能够占到一点优势。没人可以预言何时将会再出现这样的空隙，但可以放心地说，那是肯定会到来的。我们必须在其到来之前，为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我持续的公益部门做好准备。”

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关注眼前利益的选民，都不能支配政府。我们似乎就在巴恩斯梦想的空隙之中，面临着由政府主导的文明创新的历史机遇。一旦梦想成真，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能获得新的财源。

中国真有机会先行一步吗？

我收到本书译稿的那天，2007年9月10日，新闻报道说，北京的平均气温比去年升高一度。我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日子。强汉，盛唐，气温就比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出一两度，这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再往高走，历史经验就没用了。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我们？这类难题不肯等到中国解决其他问题之后降临，它现在就来了。在太湖，在淮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天上地下，危机无处不在。

2007年9月17日

 

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没有爆发社会危机，一个原因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为其解决了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掌握配置资源的主动权；另一个原因则是英国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给人民更多的发言机会与向英国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与保障，同时呼吁并动员慈善事业的发展。19世纪初，英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食利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成批的穷人奋起反抗，又被判处极刑，但是反抗之声仍然不绝于耳。

从1832年开始，感到危机的英国政府开始委派“皇家济贫委员”，调查英国贫困的问题。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开始讨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否定极端的自由放任理论。在社会上，出现了费边社的活动；在理论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欧文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查尔斯。布斯的“贫困线”概念。英国政府在扩大民主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开始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保护，稳定了社会。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经济危机和各种思潮的出现为快速发展中的英国提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人与新的工业社会的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前途。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不断地发生着革命与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英国在相对安静地进行着社会改良：它通过三次政治改革，扩大了民主体制，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开始了社会政策的改良。

整个19世纪，英国社会各阶级围绕着议会选举改革实现普选权而持续斗争，但始终以一种平和的，非暴力的方式出现，体现了英国民族特性在政治领域内的凝结，适时而变，和平渐进。

欧洲各国革命所带来的权力调整仅仅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社会并未根本触动，改变不大。而英国议会改革却使英国宪政得以不断向民主化迈进，为社会各阶层的变革提供了合法的样板、渠道。

议会民主和政治妥协既是英国悠久的传统，又因工业革命的胜利得到巩固完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继承和发扬了“光荣革命”的遗产。过快或过急的变革难以巩固，真正的变革可以在保留旧有的形式下实行。对统治阶级而言，形势需要变革，又不会带给他们巨大的伤害，他们总可能让步、妥协。对被统治阶级而言，积极的态度要求变革是必要的，但应看到未来的改革前景，不一定非要采取极端的形式，只要妥协能达到目的，也不一定要与旧势力拼个你死我活。因此双方都放弃诸诉暴力的想法，社会就避免了剧烈的动荡，得以自然平和的发展。

英国这种渐进妥协的模式力求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点，达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避免激进革命带给社会的损害，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必须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一味妥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最近，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在《北京日报》撰文论述多党体制对反腐败的功效，题目是《多党制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房宁不仅称多党制不能防治腐败，他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多党制反而是造成腐败的主要起因之一。为了说明他的论点，房宁列举了美国、台湾的多党体制是如何造成腐败，按房宁的原话：“从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两党或多党政治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反而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顺着房宁之多党制诱发腐败的论点，应该很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的美国应该世界上的腐败之都，而那些多党执政的欧洲民主国家，包括瑞典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是非常腐败的国家，但这样的结论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房宁也并非能够如此地睁眼说瞎话。因此，房宁接着写下这么一段话：“西方政治制度中对腐败进行遏制的机制主要不在政党政治中间，而是主要通过行政体制中的权力分解与制约。也就是说，腐败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权与行政体系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而逐步得到控制和解决的。”房宁用这样一段话就巧妙地连通了这样一个逻辑，多党制的政治制度造就了腐败，而政体中的分权却抑制了腐败。

为更详细地说明美国两党制是如何造成腐败，房宁特别提到所谓的1800年开始的美国两党制度下“政党分赃制”。按房宁的描述，当时的美国，政党一上台就大批任命自己党内的官员，然后这些官员就大肆的贪污腐败，由于两党要轮流执政，因此在台上的官员就毫无顾忌的贪污，否则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贪污，此外，除了官员贪污，执政党也大量掠夺资源，巩固自己政党的势力。房宁提到188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詹姆斯。加菲尔德当选美国总统，加菲尔德立志废止“政党分赃制”，结果上台没几天就被暗杀，许多人怀疑加菲尔德是被求职未成者杀害，也就是说，那杀手眼见分不着赃，就把阻止分赃的加菲尔德给杀了。到此，房宁就结束了对美国两党制造成腐败的分析，给读者的感觉就是，美国政界在1880年的腐败一直延续到今天美国多党制政体。

房宁明显地夸大了美国政界在19世纪的腐败，并且，非常重要的是，房宁有意或者是无知地忽略了美国民主进程在19世纪对美国政坛的重要影响。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财产或者向政府纳税的人才有权参加投票。在美国获得独立以后，以杰弗逊为首的一群国父仍然坚持这样的财产下投票权，如此对投票权的定义来自一个 “社会中有份额”的概念，在社会中有份额的人才对社会有责任感，而那些在社会中没有份额的人却可能对社会造成混乱。显而易见，那样的民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一种财产拥有人的共和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一部分白人有那样的投票权利，由于财产作为投票的前提，当然利益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在1815年，安德列。杰克森（后来也当选为美国总统）发起了大众民主运动，开始了从财产拥有者共和到大众民主的变革，各州纷纷废除了财产拥有对投票权的限制，虽然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投票，但那也仅仅限于白人男人，女人和少数民族并没有投票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全民参加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有极大的缺陷，并造成一些利益瓜分下的腐败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政党产生的主要目的正是要通过政党的组织形式让普通投票人组成更大的势力，去挑战那些有钱、受过教育、有传统社会势力的人，因为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普通的选民的势力就显得非常微弱。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所有的公民都拥有民主选举的权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通过选票行使民主制度给予的权利。

房宁为论证多党制不能防治腐败，反而造成腐败的论点，他方便地选择了一段美国政界19世纪的历史片断，并试图以这样一个片段去代表今天的美国，以便否定多党制的政体，但那样的论证不仅有历史的局限，而且受到现实的批驳。

事实上，虽然美国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但政党的数目上百，更重要的是，政党内部的初选打破党内的垄断。在美国两党轮流坐镇、分赃的论点中，房宁暗示出这样一个逻辑，只要一帮人占领了一个政党，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随心所欲，因为即便他们被另外一个政党击败，他们仍然能够占据自己的政党，等到下一次上台，接着再贪污腐败。事实上，由于有党内初选，可以说美国并非完全是两党执政，不同的理念的候选人可以参与一个政党的初选，甚至一群人或一个运动可以改变一个政党的主张，在美国的历史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理念和主张几乎是交换了场地，比如，民主党曾经是主张小政府的政党，如今的民主党却是支持大政府的政党，那就是因为外部力量进入到民主党里面进行了改革。换句话说，如果一批人对两党的理念和主张都不满意，他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成立新的第三政党；二是进入民主党或共和党，对其进行改造。从美国的政治历史来看，第三政党从来没有成功的例子，对两大政党进行改造却有不少先例，里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功地将共和党改造成更加保守的政党，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是两党执政的主要原因，美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只有民主、共和两党才能执政。更重要的是，初选可以让党内更优秀的候选人去与对立党派进行竞争。

在房宁的论述中，他给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多党制就是腐败的重要起因之一；二是政体的分权抑制了腐败。但是，房宁没有提到的是两者的关系，即多党制与政体分权的关系，这其实是房宁论证的最大漏洞。

毋须置疑，政体分权是抑制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多党执政的体制，政体分权就几乎是一句空话。按美国的情况，如果政府、立法、司法三权都归于一个政党，相互的制约、限制根本就难以实现。司法系统是三权分离中的一个分支，最高法院是美国解读美国联邦法律的最高权威，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当有法官退休的时候，总统有权提名接任的候选人，但必须经过参议院的确认，法官才能上任，历史上多次出现总统提名没有通过参议院确认的事情，参议院反对者主要来自总统的对立党派，如果所有的参议员都与总统同属一党派，这样的确认过程就容易多了，如此一来，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可以由同一党派提名、确认。虽然，最高法官是按宪法办案，但对于许多灰色地带以及受理什么样的案子，那就失去了平衡，完全有可能偏向一个政党。

岂止是司法系统这样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就是政府自己的重要官员也需要参议院的确认，比如司法部长等。前一段时间，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冈赞拉斯不得不辞职，其实是被参议院民主党人逼下台的，几年前，冈赞拉斯上任后，司法部辞掉了几位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律师，那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总统有权选用自己的律师，但那件事情还是被民主党盯上了，他们提出司法部辞掉律师是出于政党需要，而其中的某位律师正在办一件有关共和党政客腐败的案件，布什政府辞掉那位律师是为了庇护腐败的共和党政客，当然，布什政府对此坚决否认，但最终冈赞拉斯还是得走人，几周前，布什提名一人要接替冈赞拉斯司法部长的位置，名字刚出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就表示反对，布什知道过不了参议院的关，就换了另外一人，民主党对新的提名也是严加审核。如果参议院里都是共和党的参议员，那参议院就是失去了分得的权力。

在美国的历史上，在一些时期内，政府与国会都由一党领导，比如共和党人担任美国总统，共和党是国会的多数党，在那样的时期里，一个政党的权势相对大了许多，政党之间、政体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就小，比如，从2000年至2006年间，共和党就控制了白宫、国会、并任命了两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共和党大权在握，政府的开支失去控制，布什政府与国会相互“鼓励”的花钱，布什没有否决国会的一项开支法案，国会也都满足布什政府的开支需要，国会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虽然两党都不清白，但由于共和党更有权力，更多的腐败出现在共和党政客的身上，这些腐败大多出现在2004年的大选之后，因此，2004年的大选中，共和党并没有丢掉白宫和国会，但是在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却惨遭大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共和党政客的腐败，另一个原因就是选民要一个有更大制约的美国政界，他们成功地把国会参、众两院都交给了民主党，而白宫仍然属于共和党。

许多美国的选民认为，白宫与国会由两个不同的政党控制更加合适，上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共和党却控制国会，两党在制约中进行合作，为选民办了不少的好事和实事。两党的平衡、制约不仅在联邦政府这一层，而且还在地方政府，在美国的许多州，许多选民送共和党政客去联邦做事，但选出民主党人做自己的州长，这无疑都是为了分权、为了防治腐败。对于防治腐败，美国独立的媒体应该是一个主要力量，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两党的竞争让党派都盯住对方是否腐败，这比党内自行清理门户更加有效。最近，印度裔的第二代移民、36岁共和党人巴布。剑多当选为路易斯安娜州的州长，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民主党的政客在该州太为腐败，他们并不能自行清理门户，选民就把共和党人推上台去进行改革，而巴布。剑多的竞选纲领就是要改变州政府的腐败。

人间没有天堂，世上的任何政体、制度都有缺陷，多党制度也避免不了腐败，但历史和现实已经证实：大众民主、多党政体在代表民意、防治腐败上有许多优势，当然，国家的民主之路是一个渐进和艰难的过程，不同国家更有其自身的特色。

 

参观莫斯科的第一天就是前往红场，红场就像中国天安门广场，是全国零里程的起点，也是我们俄罗斯之旅的起点。

红场的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红墙的外面有一栋红色的小楼，那就是列宁遗体陈列室。我们到红场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参观列宁遗体。就在导游告诉我们这一行程时，团员中来自北京的秋风立即提出脱队的要求。他说，他不会去瞻仰一具独裁者的干尸。

团员中多位对秋风的决定不理解，有的认为既然来了，就应该看一看，有的劝他抱着悠闲的心态看一看，就像大家好奇地参观几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一样。

平时嘻嘻哈哈的自由主义作家和学者秋风在这件事上的固执让大家吃惊不已。虽然秋风的独自离去并没有影响大家继续参观列宁的遗体，但我相信，就在我们站在那具保养良好、连翘下巴下的胡子都依稀可见的列宁遗体前时，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站在这里。

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我不同意秋风过激的反应，我也不是来“瞻仰”列宁尸体的，可是我无法否认，对于我这一代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列宁是毛主席的导师，无异于神的父亲。虽然后来我们也终于从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清楚无误地知道列宁对于民众的屠杀使他成为一名屠夫，但从小获得的教育，仍然让我们这一代无法干净铲除心底对他的一丝敬畏和好奇。

叶利钦上台后没有乘火打铁地把列宁的尸体从红场搬走，把这块俄罗斯的宝地还给活着的俄罗斯人民。克格勃出生的普京上台后，表示在他任内，不会把列宁的遗体移走。但俄国政府已经停止拨款维持昂贵的尸体保存费，也撤走了荷枪实弹的共和国卫兵。目前每年超过一百万美金的保存费用都来自于民间捐款，守护尸体的警察也不再带着武器。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张伟国：17大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失败和反动

 

图片：封面右上:习近平/封二：孙文广参选人大代表 (张伟国提供)

17大结束后，中南海正热火朝天地组织会议文件精神的宣传贯彻，旧的意识形态武器又粉墨登场；与此同时，中南海政治寡头黑箱运作的诸多细节开始更大程度的被披露出来，为剖析外界深入关注的焦点，本刊专栏作家以独到的视角评析了：胡锦涛为何没有成为核心？眼下的权争将如何影响明年的两会乃至 18大的格局？对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

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者包遵信的去世和他的丧事，是海内外知识分子近来关注的焦点。包遵信是一个拥有大胸怀的现代国士，一个挽救失败民族之失败英雄。他投身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完成了精神涅盘。本期特辟栏目、刊发彩页，纪念以包遵信去世为标志的一个知识分子献身社会政治的时代之结束。

无独有偶，众多知识分子或者六四事件的当事人被警察软禁在家无法为包遵信送别，北大当局宣布拆除有特殊历史传统的”三角地”民主墙，中国真正的新闻从业者却成了”失业记者”，后集权社会的政治寡头已经加大了封网禁书的力度，……一个反文明反人类的逆流正堂而皇之的席卷中国。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汪兆钧等人以公开信的形式给胡温上书，不管是从内容的敏感程度看，还是从汪兆钧本人的身份和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看，这无疑是给中国一潭死水的政治改革投下了一块大石头。与李锐等党内元老不断上书相比，汪兆均代表了体制内新生代企图积极撮合党内开明派与民间力量的联合。梁京称，此举标志着中国迎来了一个”公开信时代”，本期特辟专题，报道了此举在北京政坛的”炸锅效应”和相关背景，也对此事件作了深入的评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公开信引起的关注及获得的反响看，它已经充分地证明 17大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失败和反动。

图片：封底：开创未来的包遵信走进了历史 (张伟国提供)

中南海港澳事务主管换人，这也是第五代习近平进入中南海的第一个公开职务。其实，当习近平入选政治局常委之日起，他就已经贴上了标签，即是中共18 大接替胡锦涛的新王储，在正式接班之前，他将接掌17 大上退位的曾庆红的全部职务，港澳事务是曾主管的工作之一，习近平接替曾担任” 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便成了顺利成章的事。问题是他接掌这个职务的时间提前了，说起来还与香港最近的”汉奸”风潮有关，至于港澳事务因此会带来何种变化，还需要观察，习近平的主要目标是18 大接班，这在客观上也将决定习近平处理港澳事务的态度和立场。当相关事务能为他接班添分的时候，他自然不会排除施展更大的”灵活性 “，反之则将更趋保守。

本期除了及时报道习进平任职的内幕，并组织了 “汉奸”面面观特辑，选载了海内外各种意见，专栏作家南匈奴指出：香港极左媒体对李柱铭的人身攻击，暴露了香港以极左为特色的资本家政治既粗俗又幼稚，完全不懂得现代政治伦理，即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尊重少数人的合法利益。 “汉奸”风潮原本是左派给习进平的”下马威”，结果却成了他提前上位的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