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开始我犯了个错误。看到正式公布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是贾廷安，不由心生疑问：“上届最后一个是他，这次怎么又是他？”等找来十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看过，才知道上次选举名单上的副班长不是贾廷安，而是由喜贵先生。

这就怪了，贾廷安，由喜贵，两个名字中连一个相同的字都没有，怎么会被我混为一谈呢？想来想去，大概有两个原因：

1、最早听说二人的名字，是多年前江泽民出访国外时，电视上宣读其随行人员名单，二人的名字总是前后相连；2、后来通过各种小道消息，知道二人都是江泽民特别信得过的人。

除此之外，对二人的事迹毫无所知。没有直观印象，孤零零的名字符号被混淆也算不得很奇怪的事。

由喜贵和贾延安的另一个共同点：虽不是经常出境的领导，职务却十分重要。由希贵先生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贾廷安先生的职务是江泽民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根据一般政治常识，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没有最高领导的高度信任，不可能承担这种绝对要害位置的工作。在政治序列中，这两个职务都不是特别高，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经常接触最高领导，并对最高领导的起居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属于贴身“近臣”。

于是有了另一个疑惑：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中，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位“近臣”排名最后？

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当然是不按得票多少排名的，而作为候补委员，其职能是当中央委员名额出现空缺时，可以顺序上去顶缺，具有成为中央委员的机会，所以必须按得票多少、而不能按姓氏笔画排列，这才使我们得以窥见100多名候补委员的得票多少顺序，当然，排名到160多位的候补委员顶缺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只是一种身分的体现罢了。

问题是，两位名字都容易被混淆的官员，为什么如此巧合地在两次会议上分别排名候补委员的最后一位呢？处在这个位置，只要再多几票，或许就能摆脱尴尬的排名，而少得几票，就可能名落孙山了。据说这次会议上的候补委员差额为8%，也就是说有超过十位候选人要被差下去，而上一届的差额为5.7%，被差下去的大约是九人，贾廷安和由希贵先生，分别在这两次会议上不多不少地得到足够选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却又在所有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如果考虑到二人政治身分上的相似性，以及与前任最高领导的私人关系，这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巧合，所以名单出来以后，一些对前任“核心”不怎么恭敬的评论家和海外媒体也都拿这一选举结果做文章。

我倒不是怀疑计票工作上有什么猫腻，中国政治虽然有荒诞之处，但不至于荒诞到这种程度，如果计票可以玩猫腻的话，完全可以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领导人来担任副班长。

当然，只要是实打实的选举，选票便是无情的，二位“近臣”的排名当然可以说明些问题。在两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均有评论认为，由喜贵和贾廷安先生的得票结果说明前任最高领导的党内威望不高。我没有足够的理由推翻这一结论，但是，既然威望不高而连累二位，为什么代表们不索性把他们差下去算了呢？

困惑中找人请教，又回来查找有关资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正式选举并不是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所谓的差额，其实是指预选中的差额。这也就是说，选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预选差额完毕之后，没有被差下去的人等额参选，因此，准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在肯定全都会当选的正式投票阶段，由喜贵和贾延安分别是得票最少的──至于少到什么程度，我们当然不知道，选票数是不公开的。

看来，选举中真正关键的环节是预选。预选，顾名思义，便不是正式选举。可正是这非正式的选举才是决定性的。预选之后，等额的正式选举就只不过一种形式罢了。

新的疑问又来。预选也好，正式投票也好，参加投票的是同一拨人，为什么他们既能保证二位参选者拿到预选中足够的选票不被差下去，而又在正式选举中得票最少呢？如果预选阶段少几个人投他们票，他们很可能进不了名单，也就不用做那个尴尬的副班长了。

是啊，为什么预选阶段他们一定能够通过？从职务上讲，当然没有问题，二人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般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从与前任最高领导的关系来说，更没有问题，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可以成为中央委员会与前任最高领导沟通的桥梁。不过，选举就是选举，这可是无记名投票，谁能保证一定通过？

事实上，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会通过预选而又在通过预选者中得票最少。无论正式选举还是此前的预选，其过程都不对外公开，我无法知晓其中的细节。

其实，选举中得票少未必能够说明什么，既不能证明二人的工作能力差，也不能证明他们的人品有问题。既然不是公开表明政见的开放性竞选，人们对于参选者信息的了解便是相当有限的，有限的信息之下，选举结果便不能说明问题。而且，由于职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们注定是一定要得罪些人的，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能讨得毛泽东欢心，却惹得江青嫉恨──在这种体制之下，越重要的位置往往越容易得罪同僚。

但既然是选举，就要公平、公正，而且应尽可能对外界公开。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最开放的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上，为了保证华国锋能够进入中央委员名单，会议曾短暂地对记者和其他受邀请人员封闭，封闭期间，有关领导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充分考虑华国锋的历史贡献。“十三大”是开创差额选举历史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依靠这样的特别拉票，华国锋通过了预选并进而通过没有悬念的正式选举，而雄心勃勃想更上一层楼的十二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先生，因为没有享受特别拉票的待遇，竟意外落选中央委员，从此远离了中国的权力中心。

当然，如果由此而怀疑十六大或十七大的预选阶段也有什么特别拉票活动，可能对本文谈及的有关人士很不公平，也许，一切仅仅是巧合，再就是我过多的联想。但不公开的选举过程实在太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尤其是，预选的非正式性，是否意味着可以有非正式手段的存在？为避免民间联想和猜测，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情况，应向全社会（至少向全体中共党员）公开，以利外界监督。否则，所谓的透明度也好，差额选举也好，都没有意义，权力分配仍然无法摆脱黑箱作业的嫌疑和指责。

 

张爱玲因为她的孤僻和单纯，她对世界的感知便有着极为纯粹敏锐的体察。比如标题这句话，随时下大热的电影《色。戒》深入人心。几十年前年轻的张爱玲将这句话抛给那个时代，今天她又托借导演李安送给中国的掌权者。张爱玲未能预见，李安也是无心插柳。如此重叠交织，让人直感叹文学永恒魅力之所在。它不是出自一个政客之口，而是由一个女性作家率性流露笔端，让人佩服之至。张爱玲是一个极有洞察力的作家，她不关心政治，所有的灵性和天分都被她恣意挥霍在文字里。无论她的感情观还是写作观，乃至生命走向，都由自由作为旗帜。张爱玲由内而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她的自由观是天然的并且不甘于被压服。这从她的感情上可以清晰透射出来。

感情于她有毒药般的诱惑，她不在乎叛国爱国等外在的因素，爱就爱了，哪怕对方是个魔鬼；政治于她就象衣服一样，随时可以更换。她后来的人生轨迹由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总是追逐着自由的最大化。连她的死亡方式，都是特立异端的，别人无法模仿。

我将张爱玲的这句至理名言，延伸到局部国际政治，很能反证它的无比正确。观察朝鲜金家父子，巴基斯坦穆沙拉夫、缅甸军政府等等东方国家的掌权者，权力让他们上瘾，嗜权让这些独裁者平稳交出政权比要他们命还难。他们只维护个人自由，人民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禁锢。罗莎。卢森堡这样定义自由的权限：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哪怕这个党人数众多）的党员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

在独裁国家，权力与普遍自由是一对天敌。而在民主国家，权力保障并服务于自由。“权力是一剂春药”，好厉害的一柄双刃剑。

权力依赖症的前提一般都是权力来得不明不白，也就是说不是选民授权给他们，都是自己打下的江山自己当老大，或者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暴力夺权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甚至得搭上身家性命，成本非常高。不象民选总统，靠的是个人智慧、国家价值认同和人格魅力。

前者劳心劳力，后者劳心。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建立并不容易，总伴生着权力制衡和监督。那些非法上台的政客，总是很怕人民的管束。

他们一旦上台，人治是制度常态。法治也是自己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建构的强权秩序，法治成为人治的花瓶。

嗜权的另一面是对权力本身的恐惧。他们用恐怖暴力夺得政权，太明白权力背后掩藏的肮脏、血腥和丑陋。为了打消权力恐惧，唯有不择手段霸占权力，压制自由。那些暴力掌权者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恐怕都是颤颤巍巍的，他很明白有许多人象他当年一样窥探着权力。他们把一个个持不同政见者假想为敌人，并不断寻找潜在的对手，把他们关进监狱或强迫流放海外或送上断头台。这些独裁者不见容一个路过他的权力大门口、哪怕无意间瞭望一眼的陌生人。

对于独裁者，权力即意味着占有──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法律等资源。国民的肉体也是他权力的一部分。整个国家都是他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没有一个独裁者不是骄淫奢侈、穷凶极恶的。一个简单的例证是，独裁者的国家资产就是个人资产，有谁知道穆沙拉夫、金正日、萨达姆的个人资产？小布什、默克尔、普京等民主国家领袖的年收入和家庭资产是透明的，个人资产与党产、国产有明晰界限。权力对后者更多的意味着服务和责任，权力春药对他们是良性的。

对于独裁者，权力即法律。权力运作的黑幕化也导致法律被架空。独裁者最恐惧自己的无限权力被限制。权力的无限也就意味着人民的权利被侵犯被剥夺。独裁者恐惧、拒绝任何代表人类文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在一个国度繁衍生根。独裁者的字典里没有宪政。

（2007年11月12日）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大众传媒被迫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是媒体管制和整肃的局面（1），二是市场化下的商业竞争压力。专制威权体制塑造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无法保障的政治秩序，大量的优秀媒体工作者遭受各种迫害，人民基本的知情权受到剥夺。在物质利润的刺激下，新闻媒体主动满足民众的猎奇心理，从“禽兽教师”到“红包医生”、“女大学生卖淫”，以至进城民工“跳楼秀”，诸如此类的负面报道，乃至媒体为了扩大影响力而有意造假，助长了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纷纷被妖魔化的社会现象。从职业歧视、性别歧视到地域歧视，几乎每个大陆中国人都遭受了各种层次、各个类型的群体性社会歧视。由于媒体的长期误导和社会各界的随波逐流，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虽然都为生计奔波，彼此却互相隔膜、互不关心。这种局面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大陆的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进而影响到中国公民社会的重建。

一、 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是如何被群体性妖魔化的？

2003年5月21日，《青年参考》刊登了记者陈杰人的新闻通讯“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清纯女孩已卖淫3年”。该文的新闻来源为，一是“某高校外语学院的一名女生向记者吐露心声”，“披露高校学生卖淫的内幕”，二是“20多封举报信”，三是几个“皮条客”的谈话。通过如此简单的采访，作者就给了人们这么一个印象，“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计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外语、中文、艺术和师范类的学生中更高。”在文章行将结尾时，作者还强调：“截止发稿时止，记者又陆续得到有关高校学生卖淫的反映，这些地方涉及北京、上海、长沙、南昌、广州……”对于新闻调查，依据社会学的有关常识，新闻学领域早已有公认的行业规则。即使陈杰人完全符合采访程序，他最多只能证实他所采访的武汉高等学校部分地存在女大学生卖淫的现象。为了满足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作者耸人听闻地指出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着女大学生卖淫的社会现象。

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对于其批评对象常常是隐去其真实姓名，如一篇名为“高校应该直面女大学生卖淫问题”的时事评论（2），提及女大学生卖淫，干脆使用了“最近看新闻报道中说，某市公安机关日前破获一个通过网络组织介绍卖淫的特大犯罪团伙，令人吃惊的是，该团伙中相当一部分卖淫女竟然是在校的女大学生”这样的语句，未曾提到究竟是何报道、何地区的公安机关破获了这么一个大型的卖淫团伙，若非读者联系作者本人，完全无法证伪。诸如此类的报道难免给人以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是普遍现象的印象。

高等学校实行高收费政策以来，部分女大学生的确可能出于经济困难被迫从事色情行业。可是这种现象即使存在，也并未达到如陈杰人所描述的那样严重程度。为此，陈杰人还加上女大学生卖淫的其他两大原因，一是爱慕虚荣，一是失恋。总之，这些学生各有各的人格上的缺陷。陈杰人如此而为，既与其工作上的粗心大意相关，更重要的是，以女大学生为对象、尤其是涉性新闻采访能够较大程度地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其所服务的报刊的市场份额。对女大学生的这种报道涉及到了性别歧视，同样也涉及到了对性工作者的身份歧视。

中小学教师也集体被妖魔化。中国社会曾经给予教师非常崇高的社会形象，被称为“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相一致的是，对于教师的群体性妖魔化涉及到了同一问题——性。不过，在教师身上，则从女性转移到了男性教师，从“卖淫”转移到了“奸淫”小学女生之上。新闻媒体热衷类似案件，生造出“禽兽教师”这个词语。性的犯罪人类自古就有，也会永远存在下去。强奸犯在其他行业也有，从来就没有人创造“禽兽党员”“禽兽书记”这些词汇，惟独教师因为其弱者地位而被戴上了“禽兽”这顶帽子。需要知道，之所以未造出“禽兽党员”、“禽兽书记”，非媒体不想为之，乃是媒体不敢为之。新闻网站网易网站（http://www.163.com）还专门推出了名为“‘禽兽’教师为何层出不穷?”的新闻深度报道（3）。这条新闻的URL地址的后缀颇为引人深思，为“qinshou041109.html”，字母即中文“禽兽”的拼音。在网易网站的工作人员那里，“禽兽教师”已非教师，而是禽兽。

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除了学生、教师，还有医生。其根本原因正是，教育领域和卫生领域是中国社会的弱势领域：在政府行政的各部门排名序列中，教育和医疗是远远排在公安、财政、税务等部门之后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这些部门虽然长期为政府投资兴建，其基本投资额却远远低于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投资额，进而导致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作为公营事业，中国大陆的医院里收入最高的往往不是临床医生，更不是临床护士，而是医院里的行政党务人员。八十年代曾经有过“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这一说法，说的正是医生的低收入状况。笔者与医生有较为深入的交往，知道临床医学是一门非常精细的科学技术，非有长年累月的医术积累和刻苦铭心的辛勤研究，不可能有一位成功的医生诞生。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下，其付出未必与其收入成正比，更何况医院也有小医院，本身可能是亏损的。医生可能收受病人的红包，在媒体的渲染下，医生很快就与“红包”联系起来了，结果社会又产生了对医生的歧视。

与学生、教师和医生相比，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地位更为低下的农民工人，在中国大陆简称为“民工”。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从事的是较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其他工种。这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笔者不拟对此过多叙述。民工进入城市生计无着之时，各种现象决定了他们涉及到诸如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多一些。于是出于对本地区社会治安状况的关注，相对发达地区的媒体就较为关注民工与社会治安相关的问题，其中近年来兴起的一项是“恶意讨薪”和“跳楼秀”。2003年1月，《扬子晚报》报道了一条新闻“民工假跳楼要挟施工方 深圳警方严惩‘跳楼秀’”：施工方无奈地称，专车送民工去劳动局协商劳资纠纷没人响应，上塔吊假装“跳楼”却被人相互效仿；警方对此称，“跳楼秀”将警察玩得团团转，严重影响正常的接警工作，警方将对采用跳楼、自杀等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人进行严惩；深圳警方的决定带有对于民工权利保护的色彩，客观上能够产生正面效果。不过，“恶意讨薪”和“跳楼秀”两个词语则是中国大陆新闻界的发明，足以写入人类新闻史。

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农民工所承受的辛酸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受歧视。他们的受歧视带有多层因素，既有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份歧视，又有地域歧视，还有因文化素质地下所导致的学历歧视。如果说某甲是A省民工，该省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他到经济相对发到的沿海城市B市打工，受到了歧视，就带有如上的特点。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遭受地域歧视最多的省份莫过于河南省的民工。在首都北京城，由于河南民工众多，长期流传着针对河南人的段子。其中有一条著名的段子是这样的：

河南某著名企业家到京参加群英会，有领导在作报告时兴之所至，对特别有名望的与会者逐一点名，叫到河南的那位企业家时，企业家昂头挺胸、声音洪亮地应答说“到”，不想这个老干部在主席台上站起身来，以近视镜换掉老花镜，躬身探头问道：“真的假的？”

2002年3月，《新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谁弄脏了河南人的脸？”，作者是这样写的：“就在省内媒体大肆宣传道德文化建设之时，郑州火车站又上演了一幕诈骗闹剧……”（4）笔者读罢，感觉作者是在理性地歧视河南人，然后在文末指出，每个河南人都长着中国人那样的脸。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一个不无恶意的传说是，当年每当陇海线的火车进入河南，列车员就会提醒乘客‘列车已驶入河南境内，请广大旅客提高警惕’。而嘲弄河南人的‘段子’大规模流行，则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针对河南的地域歧视由此开始明确化。”（5）笔者以为，类似《新周刊》这样的报道事实上涉及到了“隐性歧视”。因为，人类天性就容易就记得他人的不是之处，当媒体的报道激起了人们对于过去特定经历的回忆，除非接受理性和道德的强大制约，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因循守旧、而不是努力自省之时，这样的报导只能强化特定人物的旧有认识。

2007年1月2日北京时间9点钟，笔者搜索海内外著名的中文搜索引擎google，当输入“禽兽教师”后，电脑屏幕上显示了625,000项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而当输入“红包医生”后，一共显示了约有585,000项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当笔者输入“女大学生卖淫”之时，一共出现了约有1,190,000项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几乎是前两项搜索结果之和。笔者输入“温州炒房团”之后，一共出现了321，000项结果。而当笔者输入“恶意讨薪”和“民工跳楼秀”之时，各自拥有约224,000项和17，500项符合条件的查询结果。最后，笔者输入了“河南人”，首先呈现在眼前的人民网和中国网的两篇文章，分别是“‘河南人’的背后”和“谁弄脏了河南人的脸？”两篇有关针对河南人地域歧视的文章。此外，“东北人”也得到了类似的被歧视待遇。

二、 缘何中国大陆社会阶层群体性妖魔化现象会越演越烈？

在现代民主国家，大众传媒号称“无冕之王”，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等政治权力的第四权力，享有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以70年代的尼克松“水门事件”、2004年的驻伊美军“虐俘事件”为例，新闻媒体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在这些国家起到了民意表达机制的重要作用，通过媒体，弱势群体的声音能够得到放大，进而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反思，并引导与制约政府公共决策，同时，在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下，政府被迫自律、时刻检讨自己的工作是否符合选民（即人民）的利益。只有面对政治国家，媒体才有道义责任感；面对与其相伴的人民，媒体并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性。可是在中国大陆，在强大的新闻管制与媒体控制下，大量的优秀传媒工作者被整肃，其他新闻从业人员则改头换面，不是监督政府，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报导无关乎政府形象的社会问题上来，如类似女大学生卖淫案件、“禽兽”教师案件、医生红包事件、民工跳楼案件。这个时候的新闻媒体，效仿这个管制它的政府，不是自我监督、自我反思，而是监督人民、要求人民悔改。

中国民族的国民性深处，蕴藏着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己”的明哲保身心态。在中国大陆这个大舞台中，几乎每个演员都以为自己是一个看客，除非利益受损到无法生活、鲜有人士主动站出来维护自己所在群体的社会形象。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构成了对于威权专制统治的消极维护，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则是其畅通无阻地妖魔化中国大陆社会各个阶层的一项必要条件。不点名的大众化批评与指责，通常以“XX”地、“XX”人之类的形式出现，有效地防止了当事人对媒体及其作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名誉权利，却同样能够达到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吸引读者眼球、扩大报刊发行量（或为音像台的收视率）的客观效果。相对针对政府新闻管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趋利弊害。仔细阅读2003年《青年参考》“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清纯女孩已卖淫3年”一文，我们便不难得出此结论。

中国社会的确道德崩溃，但再崩溃的道德都是个体的。社会本身只有是非，具体的人事只能“疑罪从无”，不适合进行“有罪推定”的道德批判。根据通行的法学观念，当立法行为揭示人们的善恶观念之时，司法本身所表达的则是公民行为的是非事实本身。这意味着，当媒体大规模负面报导某一特定阶层之时，如有相关利益受损者站出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如在媒体上发表反对文章或者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名誉公道，我们不能据此判断相关当事人的是非善恶。不过，在思想观点中，中国人长期奉行“有罪推定”假设，这种思维假定极大地挫伤了中国大陆社会面对大规模群体性歧视现象的公益诉讼主动性，客观上促成了媒体妖魔化特定阶层的近乎零风险之事实。尤其是“禽兽教师”、“红包医生”、“女大学生卖淫”报道中，面对着媒体相对人民的道德优越感，相关受害人男性教师、临床医生、女大学生更没有勇气公开出来挑战此类大规模妖魔化新闻报道，除非他们愿意以牺牲自己名誉为代价去寻求社会公义的促进。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指出，公民可以通过自由结社来形成一定形式的“中间权力”以维护自己权利。美国在八十年代开展了一场PC（political correctness）运动，目的在于去除语言中因传统而继承下来的偏见，以创造一个中性、无歧视的传播和沟通环境。经过PC运动，在人群称呼上“同性恋者”代替了“玻璃”、“性工作者”代替了“妓女”、“智能表现弱势者”代替了“白痴”，如此等等，美国新闻媒体的语言大大净化了。以涉嫌种族歧视的侮辱性称呼为例，由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团的强大压力，媒体不得不以“非洲裔美国人”代替了“黑人”的称呼。通过开放社会自身的修复努力，一个自由而有负责的新闻人共同体诞生了。对比美国，由于中国大陆结社自由的欠缺，非政府组织（NGO）并不发达，以维护民工权益为目的的劳工组织甚少；工会、妇女联合会和学生会等社团则是在党领导下的官僚机构。这些组织不太可能主动针对大规模的社会歧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以温州购房团的遭遇为例，温州各地的商会并未做出有效的声援。至于学生社团对于女大学生的遭遇、教育界工会对于男性教师的遭遇，可以说都是熟视无睹。结社自由权利的大规模缺失导致社会失去了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

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之所以选择学生、教师和医生为群体性妖魔化的对象，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国大陆的教育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被利益集团控制、不能反映人民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住房改革即是如此，由于媒体不太可能将近几年大中城市房价增长过快的责任归咎给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垄断、房地产法律的不完善以及与政府部门勾结的房产资本集团，只能将责任推卸给了炒房者：以温州为代表的异地购房团。2004年春季，上海市实施《上海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和登记办法》，着手整顿“炒楼”现象，南京出台了《关于加强商品房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据报道，近日，温州的地方媒体已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通知，将不再组织购房团到各地购房”（6）。区区一个温州购房团，何来影响整个国家房产价格的能力？而正是通过媒体的妖魔化渲染，温州购房团成为政府自利决策失败的替罪羊。通过对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的采访，《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谢家瑾：媒体与开发商联手炒作夸大影响”）对此进行了证实（7）。

诸如此类的针对女大学生、教师、医生和民工的群体性妖魔化，在中国社会不断发生着，几乎每个中国人都遭遇类似情形。一提到法官，中国大陆上的人们想到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个俗语，无论这个法官是否廉洁公正；一提到大学教授，人们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诸如“学术剽窃”之类的概念；一想到商人，人们难免想到“无商不奸”这个词语。

对于特定人群的妖魔化，媒体既满足了民众为中国大陆的社会改革失败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寻找一个替罪羊的心理，同时又有效地避免了将责任推卸给政府而可能导致的媒体遭受整顿的厄运。对于政府来说，将责任推卸给社会中的个别群体，既有利于减少人民对其的批评和压力，同时又可以在这种形象不至于严重受损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各种各样损害人民利益的寻租行为。无论如何，这种群体性妖魔化都是政府和媒体在威权政治下的利益最大化。不过，在互联网搜索有关资料后，笔者发现，既有批评媒体妖魔化温州购房团的《人民日报》，又有一些妖魔化各种社会阶层的地方晚报和都市报。截止到目前为止，笔者手中毫无证据证明是政府的文宣部门策划了一波又一波的妖魔化现象。这种全面堕落的现象进一步证明了新闻管制下中国社会的受扭曲和畸形发展的严重性。

三、 新闻管制下的大规模社会歧视将会给中国大陆带来什么？

笔者在教育部门工作，比较了解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生存境遇。90年代末期实行工资制度改革后，教师待遇相对提高了。由于教师、公务员工资的上涨周期经常一致，政府部门为了标榜政绩鼓吹教师将会享受公务员待遇（8），非教育领域的人士常常以教师出外代课、开设补习班、学生父母送礼等行为为依据，让人误认为教师收入有多高。其实，只有个别教师收受家长红包、逼迫学生补课，也只有个别医生授受病员红包、给出病人开出高价药。教师给学生假期补课、业余到其他学校任教，正如医生客串到其他医院给病人治病，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其收入都是劳动收入，都是合法的。社会各界并不能认为一部分教师、医生由于具有一技之长而对这部分有歧视和嫉妒心理，媒体从业者更不能因此而对政府部门对于教师、医生的非法剥夺工职等行为有推波助澜之做法，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教师和医生都享受了这种部分具有一技之长的教师才享有的经济收入。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教育领域外的人士常常误认为教师的收入有多高、教师的职业有多么轻松，正如医生和护士也常常被医疗领域以外的人士所误解，而很少有人能够深入观察教师、医生、护士这些公营部门的从业者的真实收入，其实学生的缴费收入、病院的医药费用，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而会转化为医院的经营费用，甚至进入这些公营部门领导者的个人腰包。

他们的职业稳定常常系于领导人一念之差。教师从事得到学校正常安排之外的劳动收入，却常常接受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道德上的指责、行政上的干预。2005年前后，辽宁省辽阳市教育局曾经开除多名在家补课的教师（9），近几年全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多次类似事件。教师还有正式教师、外聘教师（合同制教师，其工资由学校发放）、代课教师之分，这些教师物质待遇相差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常常拖欠教师工资。2006年3月份，教育部甚至决定非法清退40余万名代课教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称为“代课人员”，不认同他们的教师身份）。不过，由于长期以来中小学教师普遍形成了一种保守、僵化的生活方式，加之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人性的本能（譬如懒惰、懦弱）促使他们即使自己收入再低，也很少有人会将其愤怒转移到学生身上，反而一如既往地关爱学生——当然难免有部分的被称为“禽兽教师”的教师——过着“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的生活。

一边是以大众媒体为途径而扩大化的群体性妖魔化，一边是普通的劳动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而辛苦奔波。一边是以上海、北京、广州为代表的大都市里的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一边是这些沿海开放城市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在社会治安、人口素质等方面的种种歧视。一边是大学生必须承担繁重的学习任务（这些学习任务自然也包括毫无正面效果的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还有各种为了应付就业而产生的考证）外，一边则是男女大学生因为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艰苦谋生以至背负各种名誉伤害。被歪曲了的社会舆论不是去同情这些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而是去进行人格意义上的指摘，进而通过媒体从业者的种种不负责行为将这种指摘放大到整个社会群体。每个个体都是困苦的，每个个体都是被道德批判的，每个个体都说自己缺乏爱，每个个体都不敢大胆地去爱人，很多时候想真正的爱却一点力量都没有。集体非理性的趋利避害加速了一个麻木不仁、四分五裂的社会的形成。

每当我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感觉托克维尔似乎为今日中国而写。各种社会现象，两个国家两个时代几乎异曲同工：一个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集聚了全国精华的巴黎行政中心，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是大量的一步步地走向边缘化的外省地区（10）。其实，这个现象在中国从来存在。以北京为例，除了天津外，周围几乎都是贫穷的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西部的重庆、西安、贵阳等大城市周围，也几乎是这么一个现象。相对说来，长江大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对好一些，不过，这些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则被从中西部和周边地区纷至沓来的农民工人和青年大学毕业生所包围，这些人尽管遭受了暂住证、名目张胆的地域歧视所侵扰（11），却义无返顾地在繁华的大都市生存以求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

托克维尔还指出，“我怀疑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国家能否达到同样程度，即便是在英国，虽然不同阶级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们仍旧常常在精神和风尚方面有所差异；因为具备这种奇异力量的政治自由，虽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关系和互相依附的联系，却不能因此而使他们永远彼此相等。”（12）托克维尔批评了一个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人们不再有鲜明的善恶真假恶丑观念，换而言之，即一个国家贵族精神的失去。在英国，贵族虽然享有特权，却承担相应的责任，“英国贵族较之其他贵族，一向更谨慎、更灵活、更开放，这种特点常引起人们注意”。（13）而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14），“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15），“所有这些彼此隔离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16）。

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歧视日益蔓延的社会，是一个有着贵族特权、却毫无贵族精神的社会。谈到促其产生的根本因素，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17）。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个政体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着，而且还带有更强烈的新闻管制这样的意识形态控制色彩。正如笔者在本文分析所得到的，针对中国大陆各阶层的群体性妖魔化现象是媒体面对政府新闻管制趋利避害本能中的“集体无意识”，是媒体灵魂被扭曲所导致的大规模病态现象，是中国大陆社会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各种社会歧视现象的放大，更是中国大陆社会矛盾走向尖锐的反映。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则是中国大陆的专制威权政治。

这种妖魔化是不利于中国和平转型的。通过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抨击，可以妖魔化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茅于轼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倡议者，然而，他的这个形象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是一个鼓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的淘气如小孩子的学者。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中，由于普通人对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愤怒，茅于轼成为中国政府经济改革不公正的替罪羊被一次又一次地缺席审判。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新闻管制的社会现实，我们便很有可能站在薛涌的逻辑上，支持他掀起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妖魔化运动。“郎咸平热”也是如此。“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新左派现象，与群体性妖魔化现象不能说毫无关系，反而是互为因果的基本事实。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像个不定时的炸弹。由于长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和新闻来源渠道的单一化所导致的知识单一化、思维线条化，中国部分青年学生常常误以为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是一个美好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经济发展、乃至赋税减轻，与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歧视、社会矛盾尖锐并存的局面形成带有异曲同工之特征。在这个悖论中，即使高高在上、大权独揽之人，也是要承担风险的。路易十六就曾经为波旁王朝的明显被人文知识分子妖魔化的腐败专制买单。由于习惯否定一切，那个中国媒体从未敢说半个“不”字的掌权者，其实也被另外一部分人在内心深处给全面否定。一旦经济停止发展，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彼此的深刻不信任下，中国多大程度上能化险为夷？

民主社会崇尚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并视之为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只有废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进而促成一个高度妥协和自律的公民社会，在这样一个公民社会基础上建设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人共同体，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歧视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遏止，否则只会越演越烈，最终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确是社会道德问题，不过更是现实政治问题，这种社会道德问题却不能指望通过知识分子鼓吹道德重建运动、更不能通过政府权力呼吁强力干预（包括道德指责）得以根本解决。可以说，今日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指向了政治问题。政治改革要为这个社会的和平转型承担最根本的最后的道义责任。

引文与注释：

1、请参考何清涟的《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项目，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2004年出版）。
2、周湘晖，“高校应该直面女大学生卖淫问题”，见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36/4283199.html>）。
3、见网易网站（http://news.163.com/special/q/0001139U/qinshou041109.html）。
4、吴慈，“谁弄脏了河南人的脸”，《新周刊》，2003年3月19日，请参考中国网（http://www.china.org.cn/chinese/feature/133885.htm）
5、李海鹏，“河南人拒绝歧视”，《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报道，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216/xw/tb/200602160005.asp>。
6、 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4月9日（文/郝洪），见新浪网<http://bj.house.sina.com.cn/2004-04-12/38324.html>。
 7、《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04月12日第10版，见
<http://www.snweb.com/gb/people_daily_os/2004/04/12/0412p010d006.php>。更多有关房地新闻的报道，请参考新浪房产专题（，见<http://bj.house.sina.com.cn/focus/fryhouse/index.html>）。
 8、张冬素，“我省中小学教师将享受公务员待遇”，浙江日报网站
（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138665/node138751/node138761/userobject15ai3562539.html）。
 9、来占军，“女教师乱补课被开除公职”，千山晚报
（http://www.qianhuaweb.com/20051009/ca240182.htm）
10、〔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11。
11、 如2005年3月发生在深圳的“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地域歧视案（龙岗警方在辖区怡丰路上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大横幅），此案经《南方都市报》披露外被国内外媒体所广泛关注。
12、《旧制度与大革命》，页120。
13、《旧制度与大革命》，页123。
14、《旧制度与大革命》，页131。
15、《旧制度与大革命》，页134。
16、《旧制度与大革命》，页134。
17、《旧制度与大革命》，页120。

 

判断科学发展观之后的结局，无外乎加速”权力私有化”，其前车之鉴正是人们所描述苏共的那句话：”苏共是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而中共之出”奇”导致陷入歧途，则是开始于1949年中共执政后就开始绑架全国人民，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为自己的”占领地盘”，还任意侵占人民的思想头脑，大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重要理论”，小到地方大吏各自绑架各地的人民，任意宰割，化公为私，集权力私有化之大成。具有戏剧效果的一幕是，江苏徐州市副市长兼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在北京开完十七大后来受到全市工农兵学商所谓”自发”集会，夹道欢迎，标语口号是”李书记、您辛苦了”、”全市165万人民欢迎您”等等，这与十年前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任职后举行军警参加的庆升官”阅兵式”何其相似。邓小平、江泽民可以在天安门阅兵，地方上的小邓小平、小江泽民难道就不是在地方上的小天安门前阅兵？共产党自身就不能自圆其说，难道上行下效就不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重要理论？难怪各地政府大楼豪华超标，小天安门、小白宫林林总总，总是中央有个好带头人。

难怪有网友这样讽刺邳州书记不知卑鄙几斤几辆：”邳州的飞跃发展与省委书记李源潮的强力关心和支持密不可分。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李连玉书记几月前被选为江苏省委委员，这次十七大成为代表。近日，李源潮书记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长。十七大以后，胡锦涛将能更加甩开膀子，中国、江苏、邳州亦将更加辉煌！”这样的讽刺用在胡温头上，可谓找到了”源头”。

更有甚者，省级党的喉舌为继续深入落实”十七大精神”，不但主动”自宫”，和中央级党的喉舌在版面上取得”惊人的一致”，还把”农民在田间地头围着一张张《人民日报》学习领会”的照片刊登在显著位置，以此来证明学习十七大精神如同三十年前的

“干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一样重要，难怪有网友在转载这则新闻时候特意批注”阴魂不散”四个大字。共产党执政以来，除了绑架全国人民当”革命战车上的人质”空洞地标榜”为人民服务”之外，别无丝毫的人民党、社会党性质，不但财政收支不透明，就连7000多万党员的党费也是个”超级机密”，更别提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迫全国人民替党埋单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标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共特色的专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福利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天外来物”，遥不可及，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反而成了中共控制民心的新道具，以此要挟民众忠于党：向人民灌输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像当年灌输”赶英超美”一样，麻醉人民，以为只要忠于党就可以”看病不花钱、九年义务制免费教育、让人人住得起房”，甚至还加上温家宝的一句”让人人都吃得起猪肉”，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大跃进”时期人人盼望”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

可谓泡泡越吹越大，也就容易吹破。谁把别人当傻瓜，别人就会把傻瓜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股票的泡泡、楼市的泡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重要理论”的泡泡，总会先后吹破。毕竟，中共以为在全党7000多万中找出2200多名人质，通过”十七大”的方式进一步绑架全国十三亿人民为人质，决定十三亿人民的命运，然后再维持一个”五年”，到十八大由”新主子”继续绑架……这样的好戏已经做了58年，可现在的民众已不是五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那么纯真了，共产党内的”犹大”也不是像以往那么”又红又专”了，他们早就把党内的人事更替秘密一一公开在大众平台上，无论是九个常委，还是谁上谁下，谁当国防部长，谁当公安部长，几乎和《人民日报》上日后的公告一样准确——可没见中共中央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拘捕任何一个高级干部。所以说，当”犹大”纷纷出卖共产党时，共产党中央还在玩弄人事选举的暗箱操作，就连2200多名被绑架的”十七大代表”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九常委”的真相，而且官方的新华社在没有宣布政治局人员名单的情况下，出乎意料地先公布”九常委名单”；当这九名新一届常委以近乎相同表情、相同僵硬手势走出屏风时，观众不会期待这些人有中共十三大时的开放，相反是更大的倒退。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意识形态控制，不难发现”胡不如江，江不如赵”，江胡”夕阳西下”，称”穷途末路”并不是夸张。

其实，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和前苏共”十七大”在绑架全国人为人质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官方看，前苏共的大会显示了对斯大林的爱戴和忠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是实际上则是另一个样子。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当时对斯大林的不满还反映在党的十七大选举联共中央委员的表决上面。按票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是最后一个，只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和候选人人数一样，斯大林才被选了出来。可斯大林的反对票达二百七十张左右。苏联不同政见者梅德维捷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透露，根据曾任十七大检票委员会副主席韦尔霍维赫证实，该委员会慌了，不敢向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检票委员会主席札东斯基向负责这次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请示。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在大会上宣布的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三票。但是，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选举的真实结果。这样，在十七大联共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些斯大林不喜欢的人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或从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还有一些人从此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监牢。但是，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些知名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候补中央委员的阶段，在十七大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样未经过任何候补阶段被选为联共中央委员的还有斯大林喜欢的人。

现在，看看中共十七大之”和谐”，谁到底有多少张反对票？谁没有经过公开竞选就提名自己喜欢的人入选？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内幕，共产党始终把自己扮演成”神出鬼没的革命党”、”地下党”、”私有利益党”角色。看那些团派的人，不是中央委员的人，直接进入了政治局；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的人，一步进入中央委员，”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成为掩盖社会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挡箭牌”、”烟雾弹”，中共依然是以绑架人民为人质、以绑架获得既得利益、以维持政权为本质的革命党……这些正是将来”让历史来审判”的内容，不过今天的中共显然对历史的审判还没有准备好。

 

按﹕此文作者何方为王容芬女士，一位反抗毛泽东暴政的女英雄，香港开放杂志称之为活着的林昭，张戎毛传有记载.她现居德国。文章原载一九九一年的民主中国杂志.

救救民主祭坛上的祭品            ／何方

八九民运中，包遵信叱吒风云，但都是当配角。六四以后，有腿的都跑了。包遵信记挂着别人，打电话劝共过事的朋友们都先躲一躲。可是，他自己却不懂该怎么躲，跑回安徽无为老家，投奔他那种地的舅舅。无为是个乞丐、仆妇之乡，哪里藏得住这么个大名人！没两天，包遵信被解放军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一路上少不得顶撞，也没少捱打，到秦城监狱之时，已经皮开肉绽了，可怜一介书生！近传他几度试图自杀，想必是见了凶兆。很担心这篇短文见报时包遵信先生已被判刑，而且是重刑。分析形势，对包先生太不利了。

天时不利，世界疯了，波斯湾揪着人心，立陶宛让人愕然，没有任何别的事比这两大事件更让国际社会注意了，何况前年的事。拿了诺贝尔和平奖照样可以对一个民族开杀诫，审几个人算什甚么！何况判得也不重，头号通缉的王丹不过四年，不出一年半就到期了。比起中东世界大战级的厮杀，比起苏俄的内战，北京的审判太不起眼了，太让人掉以轻心了。

地利极凶，金、元、明、清、北洋军阀、共产党，都看上了这块独裁制的风水宝地，杀起自由党来格外得心应手，斩在午门、毙在菜巿口、吊死、打死、辗死在天安门的，有名没名的不计其数。如今判人的最高「法」院就设在这酆都，排在后面的重量级的「反革命」，能有好吗？

人和大忌，包遵信先生至少与三个人不和。头一个是个小人∣∣眼下抖红篡紫的何新。这位化名写「旷世奇才何新」的奇才，豪气沖天，培根、尼采、韦伯、萨特，甚至诸神，都是他的拈来之物。拈到儒家文化时，老包看不下去了，没少揶揄他。何新哪里吃这个，破口大骂：「小老包，你诅咒传统，没好下场！」如今何新作了中南海行走，不停地给「人民的总理」（何新原话）出对策。作为包遵信原单位的同事，何新稍微「美言」几句，就够这位秦城死囚受的了。第二位是个贵人，包遵信跟邓朴方有「过节」。一九八五年邓公子想办华夏出版社，看上了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授予全权。没两月，包遵信被踢出华夏，老板丢给他一句大度的话：「这笔账先不跟你算了！」后来华夏在人民大会堂大庆开巿、头宗买卖是翻译一百本儿外国书，定名「二十世纪文库」，邓朴方任主编。发给到会的人文件儿里有一段妙语：「我们接获台湾有关方面和译者同意，各位在翻译时可以参考台湾版本。」包遵信该不是为这事得罪於老板吧？第三位是个大人，包遵信让江泽民难看过.八六年五月上海人邀各路英豪来开「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那 天，一位代表发言，要求共产党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包遵信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甚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主席台上的上海巿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巿委书记苪杏文，苪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巿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泽跟着胡耀邦跌了下来，江泽民接替升到政治局去的苪杏文当上了巿委书记。对包遵信，江泽民可是记忆犹新，当年胡、朱能他担待，这回他可得为学生们担待了，跑了严家其，包遵信就是祸首。

包遵信何罪之有呢？八九民运中，他游过行，劝过学生停止绝食，在别人起草的声明上签过字，自己也起草过声明。他开始主张对话，竭力干旋，后来看双方僵持不下，便呼籲提前召开人大，修宪。包遵信的全部言行没有逾越现行法律之处。但是，北京当局对他迟迟不放，又迟迟不审，显然是要留在最后作为严处理的典型重判，这也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八九民运的活动跃人物不少，为甚么选中包遵信开刀呢？因为包先生具备了二个当刀下鬼的条件：第一，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家法比国法更厉害；第二，他没有背景。共产党投鼠忌器，看人下菜碟，方励之有美国总统的大面子，戴晴有身为诸候王的家兄叶选平，于浩成有公安系统的「老上司」，李洪林有儿子在全世奔走，王若望有夫人投书海外，他们的「罪名」原不比包遵信轻，都被共产党网开一面了。包遵信一无所有，吃杮子拣软的捏，合该他倒楣。事到如今，仍未见哪个组织和个人特别为包遵信呼籲过，甚至他的友人、亲人。与包遵信处境相似的，还有鲍彤，鲍彤虽然有背景，却为这倒掉的背景所累，必须替赵紫阳赴难.还有比他们更惨的，他们两位总还为人所知，成千不为人知的工人、个体户、失业者，他们的罪是他们用金钱、物质、时间、热血支持了那场天真的革命。共产党从严政策适合他们，因为他们也具备了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专杀无产阶级老百姓；第二，他们不为人知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共产党杀起他们来肆无忌惮。他们被判杀不明不白，国际人权组织也提不出一份完整的名单。

作为一个大陆人，我借民主中国专刊一方宝地，恳请各位读者，尽您最大的努力，为危难中的包遵信先生、鲍彤先生以及所有为八九民运系狱的中国人奔走呼号，让国际社会注意北京审判，及时对北京当局施加压力。救救无助者！救救中国民主祭坛上的祭品！（寄自德国海德堡）

 

十七大刚一落幕，有人就对新出台的中南海权贵唱起了颂歌，所谓“中共领导人更迭机制已趋成熟”，把它视为中共“制度化”的一个成果，甚至称其意味着中共这架政治机器似乎已经苏醒过来，突然有了自我意志，云云。如果说中共高层的权力更迭确实是存在着某种机制或制度的话，倒也不妨看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

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一言九鼎、朕即国家朕即党，是敢于搞文革和六四大屠杀的独裁者，他们对最高权力更迭的做法基本是一致的，就是指定接班人。毛泽东先后选择过刘少奇、林彪、王洪文，最后以“你办事我放心”的形式把权力交给了华国锋。邓小平选择过胡耀邦、王兆国、赵紫阳，最后把权力交给了江泽民，并告诫政治局其他同僚：“不要不服气”；对江泽民的嘱咐则是：“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如果讲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权力更迭机制，那便是所谓的“中共式”指定接班人。

江泽民被册封为“第三代核心”，不管是打倒陈希同的北京帮，还是收拾军队的“杨家将”，或者是将乔石、李瑞环等政治对手排挤出局，中南海十三年，结党营私，形成上海帮一派独大的格局，但是因为邓小平隔代指定了江泽民的接班人（即第四代的胡锦涛），剥夺了江泽民指定接班人的资格，中南海的强人政治由此衰变为寡头政治。

到了胡锦涛的第四代，中南海已经没有了“核心”，十七大的人事结局表明：中共已经出现了团派、太子党和上海帮三足鼎立的格局。胡锦涛当然也想“指定接班人”，事实上也早早地好几年前就为李克强造起了接班舆论，但是他已经说了不能算数。在十七大召开前夕，上海帮联合太子党提出的，即十七届一中全会最后通过的所谓“双接班”方案，具有明显的妥协痕迹。胡的方案表面看并未完全被否决，李克强只是改为第二接班顺序。殊不知中共以前并无安排总理接班人的规矩，难道这种临机应付团派的设计，就是其机制成熟、政治机器觉醒的标志？

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坊间流传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意见，希望大家发言的时候都讲普通话。因为讲上海话的人太多，他听不懂。那个时候，中南海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上海政府”。当然，随着江的退休，尤其是陈良宇案件的爆发，这种景象也成了历史。眼下的胡锦涛班子倒更像是一个党内主要派系的“联合政府”，中南海的权力运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但这种格局恰恰是派系政治实力的“潜规则”使然，只要它无法超越“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幕后交易，在制度层面的中共政治机器的自我意识觉醒就无从谈起。

如果说中南海最高权力“指定接班人”的模式已经被十七大搅黄了，倒也没错，像舍弃人民大会堂早就已经安装使用多年的表决机器，恢复举手表决来避免节外生枝确保“一致通过”；而且，为了万无一失，事前还组织了严密的摸底“预选”、“圈选”。很显然，这是江泽民、胡锦涛及党内大佬之间的黑幕交易。中共如此这般的权力更迭，绝非制度在起作用，也谈不上中共政治机器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建设现代政党的权力机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倒更像是中国传统帮会的权力更迭，难怪网上就有人干脆把十七大称作“镰刀斧头帮”大会。

事实上，因为老权威式微、旧的机制已失效，新的转型又始终无法完成，中南海正陷入一场新的权力更迭的巨大危机之中。对此，十七大期间被大大增加了监控力度的民间社会，有无比真切的感受。如果一定要讲中共最高权力更迭确实存在一种机制并渐趋成熟、中共政治机器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话，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将接班危机固定化，并周而复始的继续下去。

2007年11月16日

 

11月15日，北京新華社授权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長达1万6千多字。这是一件新鮮事，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心血來潮，急急忙忙发表这篇長文，值得探讨。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着重宣传推销他的《科学发展观》，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章节中只字不提《中国的政党制度》。我们先來分析新華社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的政治背景，再进而分析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的目的和效果。

这件新鮮事可以说是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新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中国社会各派势力较量的一个反应。人们普遍对中共十七大的结果不满，社会各阶层要求改变社会現状。在不到1个月之内，有安徽省政协常委、企业家汪兆钧（10月22日）、安徽企业家郑存柱（11月1日）发表致胡锦涛、温家宝要求政治改革的长篇公开信发表后，又有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先生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长信11月14日在互联网上发表。

中国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发表了致胡錦涛、温家宝公开信，在简述了中国社会状况后，提出了对策：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一）为了使中国社会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谐的环境中推进，需要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为此很多人作出了牺牲，”六四”的青年即是如此。（二）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三）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四）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开放言论自由。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安徽企业家郑存柱在公开信中写道：“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死结：（1）六四事件，（2）中国民主党事件，（3）法轮功事件。因为以上三个死结的阻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样，利用林彪、四人帮作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启动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有太多的理由，尽管时机已经非常成熟。”

郑存柱在公开信中提出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1）县市级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表直接选举，（2）开放新闻自由，施行舆论监督，（3）共产党没有下台的风险，（4）为省级政府的改革提供基础，（5）中共参加选举有几个重大意义：首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其次，使共产党在竞争中完善壮大。在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可以避开”六四”等高层改革的政治难题。等到基层民主化成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观上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客观上经过选举机制完善壮大，在大部分地区可以获得胜利，真正取得了民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再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高层的改革成为可能。

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博士致胡锦涛、吴邦国的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公开信在网络上传播，他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的专访。他的公开信有18个专题，综合所述其中心思想如下：“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我想，很多国人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中共十七大之后，有企业家、学者、政协常委和民盟成员出來公开建议和要求中共推行政治改革，解決中国社会現存的巖重問题。看看中共是如何反应呢？

汪兆钓、郑存柱和郭泉公开信发表后，人们在等待胡锦涛的回应，可是胡錦涛遲遲不开腔。15日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简接的回应。他们3人要求在中国实行多党政治和民主宪政，胡锦涛通过白皮書告诉他们和世人，中国共產党己经实行由中共领导的，有8个民主党派协商参政议政制度，巳有数十年的历史。中共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世人，中国现在不需要建立民选的政府，不需要民主宪政，只需要逐步自我改善就足夠了。这也就是否定了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这就是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的目的。

現在我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作些分析。白皮書写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

这是中共数十年來的标准宣传说法。事实上，8年抗日战争是全国军民在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下获得抗战胜利，战后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相对应的，中共执行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周旋、七分擴大力量”的政策，中共根本没有为抗日战争付出其应付出的力量，只想保存和壮大力量，甚至和日本人、汪精衛政权勾结，双方协定维持不战的局面。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抗日战争壮大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在日本人面前親口说，没有日本侵華就不会有中共夺取政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国。这不是典型的卖国贼的嘴脸吗？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有一批政治家、学者、教授组成第三派政治势力，他们不喜欢蒋介右专制独裁，但也不信任中共的共產主义专制独裁，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理念而更接近欧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当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这批第三势力不愿追隨蒋介后去台湾，并且台湾当时很穷很落后，美国也不支持蒋介石，他们无奈不得不留在大陆。也将信将疑的接受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報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说法。这种心态是建立在不喜欢蒋介石的基礎上，也试图在新的中国中贡献自已的理念和才干，報效国家，但是无可奈何的和中共合作。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在宣传中共历史时，有意的把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迴避不写，也把50年前的反右运动隐蔽不写，这是中共与第三势力相合作与较量中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共同纲领》的序言写道：“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共同纲领》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请注意，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共与各党派等组织是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并没有规定中共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出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出任国务院交通部长、林业部长、水利部长和衛生部长。这多少还有点联合政府味道。但几年之后全变了。

1957年夏天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沏底打垮和消灭第三势力，建立完全的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毛泽东把8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章伯钧、羅隆基、储安平等一大批第三势力的领袖打成右派分子，折磨他们，劳改、自杀，是他们人生的结局，其中有的人至今也没有平反。从此，在中国没有了第三势力，中共消灭了竞争者。現在的8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是由中共统战部刻意挑选和培养的另類中共党员，或者是公开名义不加入中共，但绝对服从中共命令的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是8个民主党派创始领导人的子孙后代。他们的生活來源，以及在民主党派的职务完全掌控在中共统战部手中，没有任何不服从命令或反抗的余地，根本没有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第三势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礎和经济來源，因此只有做中共应声虫一途。

在经历过数十年的風風雨雨，現在所谓的8个民主党派己没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現在这些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是中共政治网的改写版，或缩写版。各民主党派不准在全国范围跨行业地自由吸收新成员，仅是有限额定量在本行业内招募新成员。各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均來自中共统战部，8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各级工作人员统一划归国家干部规定的职位级别，统一吃皇粮。8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和祕書长一律由中央统战部委派任命，一定是共產党员，实际掌控民主党派日常事務。中共就是用这些手段來严格控制8个民主党派。由此可見，各民主党派是十足供欣赏的”花瓶党”，是供给组成政治协商会议的摆設，是由中共统战部挥指的啦啦队而巳。

尽管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書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鉴於現在的8个民主党派的上述状况，这十六个字方针是毫无意义，是个高级骗术而巳。从白皮書的內容來看，中共仍是采用欺骗、歪曲和隐瞒历史事实的手段，向世人们宣传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政治。现在，8个民主党派是被当作炮灰推到最前线，抵挡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可见中共不敢公开出面反对政治改革，实在是黔驴技穷，无能为力，走到绝路了。白皮書欺骗世人的最终的目的是拒绝政治改革。

2007-11-16

 

世界很多事情，不需要高言大志可以表白我们的心愿；也不需要豪言壮语可以分清世上的是非；甚至不需要博学多才，才能体现我们的伟大；更加不需要有权大钱多才能显示我们的份量。

真的不需要！

我们只要按着我们的良心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会怎样呢？

如果我们在电脑前打字一天，突然停电，资料来不及保存又恢复不了，我们会气得半死，但是李和平律师的当事人曹东案申诉材料被人抢走；手机卡、电脑移动硬盘、律师证、名片夹、纸质笔记本被人抢走；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也没幸免。

那是人家的衣食饭碗，那是人家多少年的心血！

如果我们自己切菜时，不小心切掉一块小皮会痛得哇哇叫，赶紧找一块伤口贴，还生怕发炎感染什么的，可是李和平律师被十几个粗壮的男人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甚至使用高压电棍的电击，将李律师打得满地乱滚，并且连续进行了四五个小时，那是人间地狱的滋味。

李和平不是史太龙主演的英雄兰波，也不是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他只能用你我差不多的血肉之躯来承受这一切疼痛！

李和平干了什么滔天恶性，罄竹难书，受如此恶果？

李和平是北京的一个律师，会打官司、会写文章，国际上有名望。做人理性温和、遵纪守法，出入低调，因为个人良心的原因，为弱势群体打了大量维权案件，得罪了某些人，冒犯了某些潜规则。於是，在2007年9月29日下午5点30分的时候，李律师下班，周围有训练有素的国安人员的亲密监控（可能有事沟通吧，不想瞎猜），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居然突破安全人员的监控，用布套住李和平的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带到北京郊外一个地下室里，十几个人狠狠地修理。直到9 月30 日凌晨1 时，暴徒们将李律师扔在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林子里，明言李律师涉嫌某案，吼斥他“滚出北京”，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人如果帮了我们一些小忙，出于人情，我们会请人家吃一顿饭作为答谢，这是平常心。可是李和平律师為了良心，为弱势群体打了许多的官司，却被某些人恼怒、记恨、毒打，实在有违我们做人的基本良知。

从明哲保身的角度上，如今社会的律师完全可以平衡公检法和社会各方面關系，不发大财也可以发小财的，不必管社会那么多“闲事”，可是有的律师天良未灭，义不容辞的同时，好心却收到恶人的恶报。

这是什么样的世道？

这世界还有没有是非善恶？

如果不公的恶果临到我自己，或者我的亲人怎么办？居安思危，由人及己，我又能如何呢？

人心如果是肉长的，脑子还是会思考的，就不可能没有半点共鸣或者同情。然而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呢？

我想——

我们至少可以为李和平律师祷告、祝福，我相信上帝的公义和全能；

我们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李和平为维权所背负的十字架，让我们生活在相同国度里的人警醒，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

我们至少可以将舆情告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仆，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交代李和平律师的案情和后续结果

绝大多数人生活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平淡淡，那么我们将心比心想想，我们的良知能为公义作些什么？

2007-11-16

 

对于接班人，胡锦涛 的高招就是让李克强提前接班。如果李克强在2009年的人大会议上接任了国务院总理，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从老七变成老三，习进平则还是老六。到了2012年，如果仅剩上届排名老六的习近平和上届排名老三的李克强留任政治局常委，按照如今中共的所谓 ‘制度化’ ，谁还能把李克强再给推到习近平后面去不成？

习进平彭丽媛夫妇

中共十七大落幕了。有人说，你们明显低估了胡锦涛，这次大会是胡总书记的伟大胜利。另有人说，还是江泽民厉害，那样一个满屁股屎的贾庆林，他也能保得下来。还有人说，能耐数着曾庆红，退一个，上三个，你看他笑容多么灿烂。

这些言论，好像海外炒得厉害，各有各的背景和门道。以党性为保证的可靠消息来源说，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已经以美国纽约为基地开办了中文网站，专门公布人事消息，倍儿准，叫丫鸟美国人不能说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政治透明度。有人透露，胡总书记十七大政治报告里那句很提气的话，说什么‘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专门就是指的这一举措。美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可是美国的阳光比中国的灿烂——据说，不是因为北京空气污染，而是因为美国的全球温室效应最严重。政治局常委怎么安排，先在美国公布一下，于是中共的阳光照得全球热昏昏的。

可惜，偏偏照不到中国，甚至照不到北京。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小老百姓，反而他妈的什么高层消息都不知道，都不让知道。当然，谣言总是有的，真真假假，冷冷热热，又像打摆子，又像发癔症，拿咱小老百姓开涮似的。我这里也听到了几条，听着就是假的。不过，真作假时假亦真，记录下来总归是个参考，至少是个乐子吧。没有阳光，电灯泡对付。

谣言之一：习近平成为接班人

靠的是老婆会唱歌

习近平跃升‘第五代’一号接班人，该说是这次十七大的最大看点。这件事，在那天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出来见记者之前，只有最高层人士和他们的美国喉舌知道，连中共中央的中国喉舌都完全蒙在鼓里的。不过，等他们上了电视，这京城的说法就一下子多了起来。说来说去，不外乎一个问题：怎么习近平这小子就一下子窜了上来？

各种解释都有，包括他爸爸是胡耀邦的死党、他以前的老板是军队强人、他本人是最得人心的新生代明星，等等，都很有道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关他太太了。习近平的太太是名人，这个谁都知道，彭丽媛嘛，走红的歌唱家。彭丽媛这人不错，这回眼看着要当‘国母’，却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其实，歌唱家当‘国母’，这并不是第一回。前几年，也有个很走红的歌唱家，也被很多人当‘国母’奉承的。这么一说谁都明白，不用指名道姓的了吧？

前总书记江泽民爱唱歌，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前不久，国家大剧院开光，据报道，他老人家还上台唱了一曲。老江喜欢经常在家里办个歌唱晚会什么的，从北京到上海都是如此，往往便请了其他名歌唱家来与老人家一齐展放歌喉。习近平是多么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智慧的人物，还不懂得利用这一点和老江接近？最可宝贵的是，那彭丽媛有山东人的本份，既去参加老江的歌唱晚会，但却绝不抢老江和那时的什么‘国母’的风头。反正就是借着这个便利，让近平与我党的‘第三代核心’多有点儿密切接触的机会呗。都是政治人物，还都有热爱女歌唱家的风雅，他们在一起，共同语言也就特别多。就这样，习近平要想不得到老江的赏识都难。这样的人才，老江不推荐他接班，还找谁去？

谣言之二：李克强未能得志

胡锦涛算计温总

至于胡锦涛这方面，总算把嫡系李克强拉入常委，而且等着接总理的班，本来要算甚有斩获了。可是，帐不是这么个算法。如果本来没有希望当一号，当上二号那当然是天上掉个大元宝，用温家宝的话来说就是‘攀上人生的光辉顶峰’了。如果本来志在一号，结果却得到的仅是二号，那恐怕就是很不得志了。对胡锦涛来说也好，对李克强来说也好，面对现在安排的这个接班格局，恐怕还是后一种心情，远远压倒前一种心情。

不过，诚如外界一些分析家所言，胡锦涛此人往往被人低估。被人低估的人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吃了亏之后，不动声色，一定再找机会把便宜占回来。在安排所谓第五代接班的问题上，胡锦涛明显落了下风。他要怎样才能重新取得主动呢？今后五年里，兴点儿风浪，拌倒习近平？恐怕绝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年江泽民、曾庆红也不想胡锦涛接班的，可也没有找出什么办法搞掉他；胡锦涛固然比江泽民更加阴狠，可是大局一定，光发狠是没有用处的。谣言说，胡有胡的高招，那就是让李克强提前接班。怎么提前接班呢？你习近平不是等着接我胡锦涛的班吗？那好，请您耐心等上几年——先说是五年吧。（鬼晓得，也许是十年呢！——老子当年不就是足足等了十年吗？）克强同志这边，当然先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是按部就班的。下一步呢？恐怕家宝同志也不一定非要再干满一届吧？经济上，问题已经不少，国务院工作相当弱势和被动；而经济工作是我党执政的命脉所在，经济出了问题大家都完蛋，这事讲不得什么‘胡温’不‘胡温’的面子。家宝对于家庭成员的约束，恐怕也是问题：自己固然操守清廉，可是夫人一掷千金，珠光宝气，这钱从哪里来？至于女婿经商的事情，就不要谈了（这会联想到胡总的女婿的呀）。

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庆红同志对家宝同志意见那么大，江泽民同志也对家宝同志非常不满意，邦国同志和全国人大也对国务院的工作有看法。胡锦涛只消找温家宝这么谈一谈，温总的压力恐怕就会一下子上升到千钧之重了，除了以健康原因递出辞呈，别无选择。当然，胡总现在不会找温总谈的，要到克强同志已经熟悉了国务院工作之后。也许两年之后吧。不过，压力从现在开始就要一步一步加上去，预作铺垫。据可以阅读海外网站的人转告，中央组织部的美国喉舌已经放风说，温家宝是十七大会议期间最为落寞的人。堂堂一国总理，在这个强调发展的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为什么会落寞呢？还有会前日本媒体传出的温总倦勤消息，相信也不是空穴来风。

试想，如果李克强在二00九年的人大会议上接任了国务院总理，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还不得前挪数位？那个时候，老七变成老三，老六则还是老六。到了二0一二年，如果仅剩上届排名老六的习近平和上届排名老三的李克强留任政治局常委，按照如今中共的所谓‘制度化’，谁还能把李克强再给推到习近平后面去不成？那个时候，说不好，你习近平同志不妨也到国务院总理的位子上做做——喉舌们届时自有说法，又是什么加大了党政领导干部之间的交流力度了，又是什么最高领导人竞争上岗了，还都能说成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踏步前进，岂不美妙得很？

谣言之三：赢政儿子前车之鉴

胡锦涛不敢当‘核心’

不用说，十七大胡锦涛没有当上“核心”，里里外外都很有一些人失望——虽然也有人暗喜。其实，看那个势头，这次应该是把“核心”这顶桂冠为胡总加冕了。这次十七大的一大手笔，就是把胡锦涛提出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党章。谁都知道，“科学发展”对于胡锦涛的意义，就像“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的意义一样。可是，江泽民再能耐，也要等到退出总书记位置的时候，才赢得把“三个代表”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而胡锦涛在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一点。从邓小平到江、胡，就此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更比一个伟大：邓是死后才进入党章的。胡总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快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伟大了。

可是，这样伟大的领袖，居然比不上当年的江泽民，连个“核心”也没当上。谣言说，不是没有当上，而是胡总书记不愿意当。是伟大的谦虚吗，据说不是。据说是因为迷信，嫌“胡核心”（简称“胡核”）这个称谓听着像秦始皇的儿子。秦始皇帝，本名赢政的，当年传位次子，就是秦朝的二世皇帝胡亥——也就是秦朝的亡国皇帝。“亡秦者，胡也”；这里的“胡”，说得不是洋人，就是指的这小子。胡总书记以毛主席的传人自居，而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以当代秦始皇自居的。胡总书记如果真要作了什么“胡核”那不是明摆着要争当那当今暴秦的亡国之君吗？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

 

张鸣，浙江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张鸣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历史情境中的戊戌

程农

历史总是由后人评说的。有意思的是，戊戌历史的评说却长期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左右，而这几位恰恰是戊戌的重要当事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往往被当作权威资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戊戌的理解。广义地说，这种影响还包括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等著述中对清代思想史，尤其是晚清思想史的解说，其中，以“中体西用”为所谓“洋务派”画像，以此勾勒出所谓“洋务”与“维新”的二元对立，也是康、梁式戊戌解说的重要成分。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戊戌研究日益成为对康、梁式戊戌故事的作战。海峡两岸的学者先后发现，康有为在编《戊戌奏稿》时有严重的删改，梁启超的戊戌说法也有明显的偏向。他们的故事的最大毛病，就是将我们的眼光过于限制在康、梁一群人身上，而忽视了戊戌变法背后复杂的历史情境，致使戊戌变法成了平原上拔地而起的高峰，一个孤立的重大事件。

晚清研究的任一进展，几乎都改变了对戊戌历史背景的理解，因而也改变了对戊戌的理解。史家们所致力的，实际上就是要将被孤立了的戊戌事件，再放回到它赖以发生的历史情境中去。在这种努力下，戊戌已经越来越不是平原上的孤峰，我们日益发现着周围的其他山峰，发现着由远及近的起伏的丘陵，并通过戊戌与它们的地势联系，重新发现着戊戌。在张鸣先生的新著《梦醒与嬗变》里，我们就可以经历这种发现。

作者是研究近代乡村与农民意识出身，社会史的经验，使他可以视野开阔，对当时复杂多样的历史层面保持着敏感。这种敏锐体现在一系列现象的勾勒上。甲午之后朝野上下的危机感和风气变化，是史家们都熟悉的话题，但张鸣却指出，由于经验不同、利益有异，危机感在士人中并不总是激起维新的志向，在基层许多士人中，亡国的威胁更易强化他们原先的打教倾向，以至甲午后掀起新的打教高潮。

一方面是维新士人将传教士视为“良师益友”，“相见恨晚”，一方面却是新的打教高潮，这种历史情境，直接地显示出戊戌变法所处的特定位置。在“老百姓眼中的康党”一节，这种紧张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一般百姓对变法漠不关心，而当变法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便成了反对派。北京整顿街道导致大量商贩被迫搬迁，及各地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的做法，都引起种种对抗，至于湖南模仿西方警察制度而搞的保卫局，在民间打教的情绪中，不得不以保护教堂为自己的使命，就更使得变法成了为洋鬼子当保镖了。于是，在不少知道有“康党”这回事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改革努力与基层社会的这种关系，在以后的清廷“新政”中有较此复杂得多的展示。

使得戊戌变法远不只是一场“康梁变法”的，不仅是这纵横交错的历史图景。发生戊戌维新的政治舞台本身的格局，就远比康、梁所暗示的要复杂。

满汉问题是清代政治中的一个基本背景，但史家们先前总是容易将此问题简化成清廷与汉族士大夫的关系问题。就此而言，张鸣书中所强调的“旗下政治”，的确揭示了一个久被忽略的课题。当然，穆彰阿、恭亲王、荣禄等人物从未被史家忽略，但他们却很少被放到一个更大的诸如“旗下政治”之类的背景下来被理解，因为这个背景本身遭到了忽略。相形之下，对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物的研究，就一直有“士大夫群体”“清流”等这样的群体研究作背景。

人们似乎忘了，清廷并不能代表整个满人群体，与汉族士大夫相应，还有一个庞大的旗人使用官宦群体，这不仅是指在清廷中枢，满蒙贵族有特殊的地位，而且是指在京城政治中，旗人拥有特殊的份量。从内阁到六部，旗缺要占到80％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在这样的情境里，戊戌事件就必然要与“旗下政治”发生复杂的关系。时人叶昌炽说，戊戌变法为满汉之争、帝后之争，固然有过于坐实之嫌，但若将之理解为是指戊戌事件发生时历史情境的一些特质，倒也不失为有启示性的观察。

康、梁式戊戌旧故事的另一个具体毛病，就是关于“洋务”与“维新”对抗的漫画像。在他们的讲述里，李鸿章、张之洞所代表的两个群体，成了维新的对立面，而与此交织的所谓维新人士内部“粤派”与“杭派”的紧张，也得不到具体的分析。张著对此也予以了相当的纠正，书中辨明了李鸿章对维新的同情态度，叙述了李氏之所以似乎成为“维新”的对立面，本身与康梁有意识排斥有关的过程。对于张之洞，作者否定了将康梁等与张之洞的关系，描述为洋务派力图将变法纳入自身轨道的故事，而将叙述放到清流与李鸿章集团，清流内部张之洞与翁同之间复杂关系的脉络里。从这样的视角里，作者也就不难发现，《劝学篇》的基调与维新取向并无实质的差别，而其对民权的批评，细辨之下，竟包含着与康、梁诸人相似的议论，由此的结论是，首先要避免“洋务”“维新”二分的简单化，由此才谈得上真正厘清各种势力的差异与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作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能够避免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主导名词，而尝试更能反映历史具体性的概念，那么，上述分析一定会进行得更为透彻。

发现历史是一件永无休止的尝试。这种发现并不意味着对旧故事的全盘抛弃，而只是不断地在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沟通中，寻找更丰富的真实。尝试有时会矫枉过正，但至少目前，我们更应注重的肯定还是摆脱康、梁的旧故事。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几亿中国人的历史，史家们日益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正在努力地去讲述这一面。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