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犯了个错误。看到正式公布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是贾廷安，不由心生疑问：“上届最后一个是他，这次怎么又是他？”等找来十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看过，才知道上次选举名单上的副班长不是贾廷安，而是由喜贵先生。
这就怪了，贾廷安，由喜贵，两个名字中连一个相同的字都没有，怎么会被我混为一谈呢？想来想去，大概有两个原因：
1、最早听说二人的名字，是多年前江泽民出访国外时，电视上宣读其随行人员名单，二人的名字总是前后相连；2、后来通过各种小道消息，知道二人都是江泽民特别信得过的人。
除此之外，对二人的事迹毫无所知。没有直观印象，孤零零的名字符号被混淆也算不得很奇怪的事。
由喜贵和贾延安的另一个共同点：虽不是经常出境的领导，职务却十分重要。由希贵先生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贾廷安先生的职务是江泽民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根据一般政治常识，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没有最高领导的高度信任，不可能承担这种绝对要害位置的工作。在政治序列中，这两个职务都不是特别高，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经常接触最高领导，并对最高领导的起居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属于贴身“近臣”。
于是有了另一个疑惑：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中，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位“近臣”排名最后？
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当然是不按得票多少排名的，而作为候补委员，其职能是当中央委员名额出现空缺时，可以顺序上去顶缺，具有成为中央委员的机会，所以必须按得票多少、而不能按姓氏笔画排列，这才使我们得以窥见100多名候补委员的得票多少顺序，当然，排名到160多位的候补委员顶缺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只是一种身分的体现罢了。
问题是，两位名字都容易被混淆的官员，为什么如此巧合地在两次会议上分别排名候补委员的最后一位呢？处在这个位置，只要再多几票，或许就能摆脱尴尬的排名，而少得几票，就可能名落孙山了。据说这次会议上的候补委员差额为8%，也就是说有超过十位候选人要被差下去，而上一届的差额为5.7%，被差下去的大约是九人，贾廷安和由希贵先生，分别在这两次会议上不多不少地得到足够选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却又在所有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如果考虑到二人政治身分上的相似性，以及与前任最高领导的私人关系，这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巧合，所以名单出来以后，一些对前任“核心”不怎么恭敬的评论家和海外媒体也都拿这一选举结果做文章。
我倒不是怀疑计票工作上有什么猫腻，中国政治虽然有荒诞之处，但不至于荒诞到这种程度，如果计票可以玩猫腻的话，完全可以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领导人来担任副班长。
当然，只要是实打实的选举，选票便是无情的，二位“近臣”的排名当然可以说明些问题。在两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均有评论认为，由喜贵和贾廷安先生的得票结果说明前任最高领导的党内威望不高。我没有足够的理由推翻这一结论，但是，既然威望不高而连累二位，为什么代表们不索性把他们差下去算了呢？
困惑中找人请教，又回来查找有关资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正式选举并不是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所谓的差额，其实是指预选中的差额。这也就是说，选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预选差额完毕之后，没有被差下去的人等额参选，因此，准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在肯定全都会当选的正式投票阶段，由喜贵和贾延安分别是得票最少的──至于少到什么程度，我们当然不知道，选票数是不公开的。
看来，选举中真正关键的环节是预选。预选，顾名思义，便不是正式选举。可正是这非正式的选举才是决定性的。预选之后，等额的正式选举就只不过一种形式罢了。
新的疑问又来。预选也好，正式投票也好，参加投票的是同一拨人，为什么他们既能保证二位参选者拿到预选中足够的选票不被差下去，而又在正式选举中得票最少呢？如果预选阶段少几个人投他们票，他们很可能进不了名单，也就不用做那个尴尬的副班长了。
是啊，为什么预选阶段他们一定能够通过？从职务上讲，当然没有问题，二人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般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从与前任最高领导的关系来说，更没有问题，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可以成为中央委员会与前任最高领导沟通的桥梁。不过，选举就是选举，这可是无记名投票，谁能保证一定通过？
事实上，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会通过预选而又在通过预选者中得票最少。无论正式选举还是此前的预选，其过程都不对外公开，我无法知晓其中的细节。
其实，选举中得票少未必能够说明什么，既不能证明二人的工作能力差，也不能证明他们的人品有问题。既然不是公开表明政见的开放性竞选，人们对于参选者信息的了解便是相当有限的，有限的信息之下，选举结果便不能说明问题。而且，由于职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们注定是一定要得罪些人的，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能讨得毛泽东欢心，却惹得江青嫉恨──在这种体制之下，越重要的位置往往越容易得罪同僚。
但既然是选举，就要公平、公正，而且应尽可能对外界公开。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最开放的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上，为了保证华国锋能够进入中央委员名单，会议曾短暂地对记者和其他受邀请人员封闭，封闭期间，有关领导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充分考虑华国锋的历史贡献。“十三大”是开创差额选举历史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依靠这样的特别拉票，华国锋通过了预选并进而通过没有悬念的正式选举，而雄心勃勃想更上一层楼的十二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先生，因为没有享受特别拉票的待遇，竟意外落选中央委员，从此远离了中国的权力中心。
当然，如果由此而怀疑十六大或十七大的预选阶段也有什么特别拉票活动，可能对本文谈及的有关人士很不公平，也许，一切仅仅是巧合，再就是我过多的联想。但不公开的选举过程实在太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尤其是，预选的非正式性，是否意味着可以有非正式手段的存在？为避免民间联想和猜测，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情况，应向全社会（至少向全体中共党员）公开，以利外界监督。否则，所谓的透明度也好，差额选举也好，都没有意义，权力分配仍然无法摆脱黑箱作业的嫌疑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