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时代的女性

 

  永恒的女性
  引我们飞升。

第一次读到这两句话,是中学时代。母校的古名为云屏书院,故乡那个小城有彩色的唐朝石刻,有古代女子的木乃伊。我的书包里,除了立体几何、化学课本,还有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我的心里,装着一段单恋,也被文理科几个男孩子一种美好暧昧的情感所包围。当然,我和他们都没有更多的故事,就像春天遍地是繁花,生命的果子却结在另外的树上,等待夏天之后的秋天。

数年过去,青春淡出,当我翻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追寻一个浪漫时代的激情时,我想起歌德这句话,注意到和他同时代的几位欧洲上流社会女性。

一位是亨利埃特?海尔茨夫人。她“异常美貌,极善辞令”。12岁时,未经她同意,便与大她17岁的一位“聪明而丑陋”的哲学家马尔库斯?海尔茨缔结了婚姻。她的家庭经常出入的是那个时代科学界文学界的卓越人士。爱慕者如云,一位16岁的少年伯尔内就深爱上了这位才貌出众的38岁“妈妈夫人”。她的丈夫早逝,一大群上流社会人士渴望这位美丽寡妇的青睐。但她“没有热烈的情感”,她在道德上的严格,就像她绝顶的美貌一样,超凡脱俗。贫穷,她就去做俄国女皇公主的家庭教师,却拒绝了富有伯爵的援手。

雍容华贵的亨利埃特与许多男人保持着亲密而单纯的友谊,她发起建立了一个“道德同盟”,但她最著名的是对施拉伊玛赫牧师的温柔情谊。这对异性朋友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小”牧师头脑聪颖,但身躯羸弱带着畸形。晚上,文弱的牧师纽扣上挂着一盏小灯,离开亨利埃特的住宅时,或者白天他挽着仪态雍容的“悲剧缪司”的胳膊时,柏林人看到他们,都会“善意地露出笑意”。人们还画了漫画:亨利埃特把他——人们称他为宝石——拿在手上,有如女人拿着一把阳伞一样。

另一位女性是扬纳特?沃尔夫人。她嫁给一个常年卧床的富翁丈夫,服侍他一段时间后,她离婚了,不要丈夫的财产和姓。16岁时绝望地爱过亨利埃特的伯尔内,30岁时候遇见了33岁的扬纳特。彼此的感情混杂着友谊和爱情。

在扬纳特的遗物中,人们看到了一个雇工登记手册,伯尔内填写道:

  何时工作 在何处 多长时间 何种关系 何时辞去工作
  1818年1月15日 沃尔夫人 永远 朋友 在他死时

事实的确如此。扬纳特是伯尔内临死前的目光抚摸的最后一个人,他临终的话语也仅对她:“您使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幸福。”

根据伯尔内细致的描述,扬纳特是“能对一个男人十分忠诚的女人。在作为作家的伯尔内面前,她具有一种对一个女人来说多么自然的特性,她使这个男人有了自信。”伯尔内也以写给扬纳特的书信《巴黎书简》第一卷,达到了他作为作家成就的顶峰。

他写作的理想读者就是扬纳特。伯尔内对她“推心置腹”,在一封信里,他借用卢梭《新爱洛绮斯》里的一段话来表达对扬纳特的感情(或许也是任何时代,某些男性对女性身上母性温柔的永恒期待吧):“在你的身上,我倾慕的是那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永恒的温柔的结合,是那种对他人的一切不幸的亲切的怜悯,是那种只有灵魂纯洁的人才具有的纯洁正直的精神和高雅的情趣;总之,在你身上,我倾慕感情的美远胜过倾慕外表的美。”

要补充一点的是,伯尔内比歌德小37岁,两人都生于法兰克福。他一生对歌德怀有一种“经久不衰的愤怒”。这是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中长大的犹太人伯尔内对于歌德那种幸运儿的宿命般的愤怒。和他们同时代的另外一个极富思想的女性拉蔼尔则是歌德最热烈的崇拜者,她曾经嘲笑过亨利埃特的“道德同盟”,表示自己不会加入。

桃花扇底看南朝

 

上上周的电视报上,CCTV11信誓旦旦地预报:下周六晚19:20隆重播出传承版昆曲《桃花扇》,当下把俺这小心激动得活蹦乱跳,掐着手指头巴巴儿地盼了一个多礼拜。当天晚饭后,早早把香茶沏好,喜孜孜地坐在沙发上只等着看上一场桃花扇底送南朝,不料等来的是董艺同志笑容可掬地播报:“今天空中剧院为大家准备的是——现场直播,纪念袁世海先生专场演出:京剧《野猪林》”…… 呵呵,借王宝钏同志的话,俺“手指着西凉高声骂。”:)

前几天逛书店,打折买到野翰林高阳先生著《明末四公子》,薄薄的一小册,华夏出版社将其归入高公“人物传记”一类,实际其结构相当的散漫随意,严格说来算不得传记或小说,说是人物史料汇编倒更合适些,书中对《桃花扇》里诸多生旦净末的原形颇有记载,对照着这些史料再来当年的那场传奇,耳目一新。咱家无知后学之人,姑妄记之,算是野芹自献,聊补缺憾了罢:)

一、 防乱公揭

一场弘光残局,山河飘荡,而流亡政府内的党祸却仍然炽烈,撇开权力倾轧的背景不说,阮大铖与复社诸生的私人恩怨是主要因素。纵观《桃花扇》始末,佳人公子几番颠沛分离的直接原因,即来自于阮大铖与陈贞慧等复社诸君的仇隙,而使矛盾激化以至于不共戴天的,就在于小生吴次尾的那篇《留都防乱揭贴》。

此篇公揭出笼是在崇祯十一年。其时,距崇祯二年清洗阉党的“逆案”已近十年。—— 当初官方对所谓阉党在定性量刑时,将标准分为七等,而阮大铖被定为第五等,罚“论徒三年沦赎为民”,破财消灾,未受人身冲击。这个从轻处理的判断,固然是阮运动关节的结果,但也说明,阮在阉党集团中,原非重量级人物。

阮胡子的最大政治污点是他在天启四年掀起的“汪文元案”。当时,在吏部供职的阮大铖与同事魏大中因职位竞争结下梁子,于是原属东林党的阮胡子便反戈一击,唆使同党参劾魏大中与左光斗、汪文元朋比为奸 —— 左、汪皆是东林健将,深为魏忠贤所恶,故阮这一招拖泥带水借力打力相当狠辣,一把将魏大中拖入了东林与阉党激斗的险恶旋流,(当然,魏本来亦属东林一系,阮胡子也并非空口无凭)。这一案,因当时阉党在最高层还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故被大事化小,压了下来,但不久,东林失势,阉党大举清算,此案被重新提起,并终于与其它口实一起,锻炼成大狱。天启五年,左、汪、魏等一批东林党人身陷囹圄,诸毒备尝,惨死狱中。以此观之,阮大铖在天启朝的党祸中,虽不是决定性的反派人物,但论其行径,确属奸恶小人,铁证如山。

崇祯二年,阮被开除党籍,一撸到底,好在他宦囊颇厚,便顺势蛰居金陵作起了富家翁,却又不甘寂寞,在士林中多方交纳,广结人缘,以期洗清身份,伺机复起,在此过程中,通过家养戏班巡演《燕子笺》,便是一个重要的交际手段。—— 剧本的才情不凡,阮家班的声色俱佳,着实给阮胡子赢回不少分数,(亦见当时的政治气象虽然昏暗,但官绅交往之际却仍存有士大夫的风雅斯文,不似近世之官场,能拿上台面的交际手段惟一副麻将而已。)

也许是阮胡子的风头太盛了吧,终于惹起了以陈贞慧为代表的一班文生公子的极大反感,进而出恶声攻之。《桃花扇》中的《哄丁》虽属虚构,但《骂戏》一出则确有其事,据吴梅村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冒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 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也,乞好诣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 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论辈分,阮是陈、侯的父执,却被一帮二十出头的太子党如此糟践,也算是窝囊到家。这固然是他自讨没趣,但也能看出:第一、在《防乱公揭》之前,阮胡子与复社诸生仍有投赠往来,并非忠奸水火,沟壑分明。第二、诸生既受其惠而反骂其人,是无礼也,亦非厚道之人。

骂戏还只是一时兴致,而下来的《公揭》则是谋定后动,要彻底搞垮搞臭而后快了。戏文交代,揭贴的作者是小生吴应箕(次尾)。据记载,此人虽一介秀才,但“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南明亡后,起兵抗清,兵败被杀。当然,上述品鉴,是复社文人圈子内的笔墨,难免有所溢美,但其大节显见,端的也是一号人物。在公揭一事中,他作了复社领袖陈贞慧攻阮的马前卒。

《公揭》全文一千五百字,大致意思如下:一、阮大铖乃“逆案”中人,纵苟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岂不可骇? —— 这是揭其旧创,戳其软肋。借其历史问题,打压其今日气焰。其实平心而论,四方多事着实不假,但看复社诸贤粹集金陵,每日价亦不过莺歌燕舞,萍踪北里,呼朋引类,诗酒唱和而已,却责备不肖如阮胡子者“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呵呵,这个逻辑如同:“和尚我摸得,就你阮胡子摸不得。”以枉错诸枉,人心难服。

二、历数阮在怀宁、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积脏数十万之事迹。—— 经济问题,是要讲证据的。当然,阮胡子绝非廉洁之人,其事八九有之,但若以此论之,则诸位在秦淮河上日掷千金的复社佳公子,谁能保得干净?崇祯九年,侯朝宗的令尊侯恂尚书便因“渎饷”问题被罢黜,(组织审查后做的正式结论,应该比揭贴的风闻言事可靠些。)四方多事,为将帅者仍渎饷自肥,是何心肝? —— 中国官场的经济问题,人人心知肚名,若不是底料不足,又何必提起这一壶来?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之阴险叵测,若不早行驱除,则可能祸起萧墙,危及陪都。此即“防乱”之意 —— 这一条则完全是莫须有的诛心了,阮大铖寄身阉党不假,但说他勾结流寇,从何谈起? 想想后来左良玉兵逼南京,阮大铖指诬侯朝宗与之里应外合之事,两者的逻辑实出一辄。

就揭贴本身而言,力量并不充分,如今天在网上经常见到题为“我来揭某某某的画皮”、“谁谁谁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的帖子,不过口诛笔伐而已,一家之言,无关痛痒。—— 真正厉害的手段在道德文章之外:陈贞彗对吴应箕的初稿做了画龙点睛的削正(明确点出阮参与当年“逆案”这一要害)之后,发动当时在南京士林中最有影响的东林子弟、复社中人共一百四十多人签名,形成了群起而攻一人的势态,自此,不但复社圈子内形成了倒阮的共识,那些本与阮的关系尚在两可的中间派也迫于形式,裹足而不敢前。这样老练的布局谋划,也算少年老成。孔尚任在剧中给吴应箕的角色是一介小生,给陈贞彗派了一个末角,确是妥贴。

揭贴一出,功效卓然,阮胡子做梦都没想到与自己无冤无仇,且还算有点交情的陈贞彗会突然大举发难,苦心经营数年的人脉在一夜之间被打得支离破碎。陈贞彗自记云:“揭发 …… 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 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洋洋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读书至此,洒家个人感觉,陈在“逆案”已尘埃落定近十年之后,谋划这次倒阮运动,究其本心,恐怕是五分出于义气,五分出风头。阮胡子诚然该打,但打蛇不死,其忿怨可想而知。上文记“己卯”是崇祯十二年,此时与甲申之变,兵部侍郎阮大铖蟒玉防江相隔五年。

在《公揭》的最后一部分,吴应箕凛然表示:笔者作此公揭,不惜以身贾祸,若阮有力障天,能逃刑戮,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承当,存此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 这一条应属故做姿态,却不幸而言中。当时,阮胡子是落水之狗,复社诸君在痛打之余,恐怕谁也想不到咸鱼竟有翻生之日,等到阮公真的兵权在握,披挂整齐,掉过头来将“当年旧恨重提起”的时候,胆寒的却是这些手无寸铁的书生。

二、马阮长剑

陈贞慧记载,阮大铖在南京无法立足之后,便去投奔了宜兴“荆溪相君”。荆溪相君是指天启朝的老臣周延儒。周在东林时代属于东林与阉党之间的中间派,起初与东林相善,后来失和被罢相,闲退在家,但他的学生张溥后来却成为复社领袖。有了这一层关系,在政潮激荡之际,周并未受到冲击,所以与其有深交的阮胡子才可能于最艰难的岁月里在其羽翼之下找到一块立锥之地。等到崇祯后期,东林、阉党俱已两败俱亡,能够影响政局的复社诸君中又缺乏具足够资历的人选来担纲朝政,找来找去,认为周还不失为可以为善之人,于是在张溥等人的运作下,周延儒复起为相。这一事件,促成了后来的马—阮搭档。其时为崇祯十四年。

《明史》载:周组阁后,阮大铖认为有机可乘,遂潜回南京,重贿周延儒,图谋复起,周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阮沉吟良久,曰:“瑶草何如?” 延儒许之。不久,凤阳总督高斗光因失机被撤职法办,周延儒从中斡旋,马瑶草遂起兵部右侍郎,总督凤、庐等处军务,成为执掌兵权的一镇诸侯,具备了在甲申之变后拥立弘光,一跃而专朝政的实力。

马士英与阮大铖多年深交,在阮落难之际,马是极少数对之不离不弃的铁杆哥们之一,称得上患难结交,所以阮才会在自己暂时无法复出的时候,在周延儒面前力挺马瑶草,而马一旦掌权之后,便全力接引阮胡子进入权力中心,一来投桃报李,二来便于结党营私,其情形倒并不象戏文中演义的那样,阮对马是一味低三下四的奉承。总之有了这样的背景,阮便官符如火,一路飙升:甲申四月弘光即位,六月便对阮数度召见,准备重用,但由于朝廷内东林一系的势力压力太大,连章交劾,故暂未得逞,等到了八月底,终于以江防责任重大,阮素称知兵为借口,将其“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此即戏文中“蟒玉防江”之事。(《《桃花扇》考据》中说此事在次年二月,其实二月间是“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阅江防”。细节且不穷究,总之就是这么个因果。)此后党祸起,周镳、雷演祚等人被捕,九月十四日,陈贞彗亦被捕。

说起“蟒玉防江”,高阳先生幽了阮胡子一默:“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装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联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畜戏班的衣箱中。”—— 弘光用人如此,政事可知 :)

关于陈、侯被捕的情形,戏文里的安排是:陈、侯、吴三人在书铺里正碰上耀武扬威的阮胡子,正义凛然地痛斥其一番后被一网打尽。赖遇见正直狱官张薇宛转回护,终于捱到了“夜半君逃相走”那一天,结伙趁乱越狱。—— 此皆戏说,真实情况是:甲申九月陈贞慧被捕,执行部门是南京锦衣卫校抚司,相当于中央警备厅直属部队,即所谓“白靴校尉”,在当时可以不经一般司法过程直接拿人,公检法无权过问。落入这样的通天大狱,岂是苏翁柳老之类“解救殷切”便可化解?据余怀《板桥杂记》载:“……盖前此阉儿恨朝宗,罗致欲杀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杀定生也,定生大为锦衣卫冯可宗所辱。”至于怎么个“辱”法,并无记载,但关于锦衣卫的专政手段,各类影视剧里表现颇多,相信陈贞慧公子没齿难忘。

陈贞慧出狱的时间,不超过当年年底。他能够全身脱难,亦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关于他脱狱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是当时的新贵练国事、刘侨等人施以援手,劝说锦衣卫头领冯可宗放了陈贞慧,第二是赖侯朝宗出大力多方奔走,并重贿冯可宗,其事遂解。高阳先生倾向前者,但后者亦可质疑:当时侯朝宗本人也是阉党记恨构陷的对象,避祸犹恐不及,陈贞慧前脚出狱,侯朝宗后脚便在宜兴被缉拿归案,怎么可能出面替陈贞慧奔走?但不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最终还是走了冯可宗的门路。

而侯方域最后得以脱狱,则可以确定是陈贞慧出力营救的结果,侯出狱的时间大概在乙酉年五月之前。经此患难,二人的感情更近一步,遂定结儿女姻亲。此后,陈贞慧隐居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读书课子,终身足不履城市,而侯朝宗却还有顺治八年应满清乡试,以至憾悔终生之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对于这段历史,高阳先生作如是总结:“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 是为中肯之论。

三、梁苑冠裳

《桃花扇》第一出,侯朝宗上台自报家门:“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这是对其家族政治背景的精炼概括:老牌东林党。

“先祖太常”,指其祖父侯执蒲,天启朝任太常司正卿。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欲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职司祭典的侯执蒲预闻风声,先发制人,上了一道奏疏,言道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弹射,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享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 这不但是搅局,还兼揭短,魏忠贤之怒可知。侯执蒲见机,打了就走,辞官回家避祸去也。—— 读过《万历十五年》的都知道,明代清流,最不怕的就是因直言犯上被罢官,这其实可作为一种个人邀名的策略,只要朝中的根基不倒,一旦组织在高层斗争中得势,此人官复原职甚至脱青换紫,皆属意料中事。由此亦可见,侯家自祖辈起,便是铁杆东林。

“家父司徒”是执蒲之长子侯恂,家学渊源,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东林大败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两年内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崇祯三年出镇昌平(今张家口一带),其拔擢左良玉于行伍即此时之事,(暂且带过,稍后细说。)崇祯六年,调升户部尚书,可谓一帆风顺。直到崇祯九年,朝局有变,阁相温体仁得势,开始清洗老派东林势力,侯恂因“糜饷”获罪,系狱五年之久,至崇祯十四年,执蒲病故,侯恂出狱。其时正当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河南局面紧迫,朝廷为倚重左良玉,于崇祯十五年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但效果糟糕,左良玉军踟躇畏战,望敌而退,李自成军乘机大破官军三十万。是年九月,李自成水淹开封,中原崩坏。此后不久,侯恂便又得罪被罢黜回家,这也就是周延儒复起,马、阮开始转运的那一年。

家谱摆过,现在正说男主角侯方域。在戏文中“第一出”下标注明白:男、女主角的相遇时间是“崇祯癸未二月” —— 癸未是何年?—— 崇祯十六年是也。同时,侯公子一登场便道白得清楚:“自去岁壬午,南闱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 其实,孔东塘为使故事情节紧凑,偷天换日,在此处抹去了四年时间。侯方域初到金陵是为参加南闱大比,下第后又在秣陵侨寓,寻花访艳,这都不假,但时间并不是在崇祯十六年,而是崇祯十一年。

侯方域出世,正式参与社会活动是在崇祯六年,当时侯恂升户部尚书,进京任职,十六岁的侯生随父进京,此时,他已考过秀才,娶过亲,才情亦已可观,第二年,便替父亲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十七岁的少年,能写动这样高层次的大型调研报告,亦属难得。在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要算最留心经济政事的一位,以其才学、背景论,若能按部就班的递进,将来成为朝堂上的清流领袖,应该不是难事,只可惜,生不逢时。

侯方域于崇祯十一年到南京参加科考。此时,侯恂尚书正在服刑期间,但这并未妨碍儿子声名鹊起,“四公子”之名,即起于此时。侯方域的科场落败非因才力不济,而是在于思想认识问题 —— 侯的策论中,有如下论述:“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 —— 要知道,此时距崇祯皇帝中满清反间计,错杀袁崇焕不过七、八年时间,这样的言论有触动时忌的风险,一旦被取中,且落入御览,便可能有祸生不测,并牵连到考官。于是,在放榜的前一夕,侯终于被谨慎的考官由拟定的第三名拨落孙山。以人情揆度,侯生之所以出此言论,也许与当时其父获罪系狱不无关系。无独有偶,此一役,四公子中的冒辟疆、陈贞彗亦皆铩羽,真真是科场莫论文也。

如戏中陈述,侯生初识李香君是在第二年,即崇祯十二年,是年侯方域二十二岁 —— “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 (出侯方域《致田中丞景》),这里提到的“小诗”有两篇,题目分别为《赠人》和《金陵题画扇》,前者便是 “王孙争御富平车” 的那一首。戏文中杨龙友从中牵线,李香君情窦初开,以及侯替李梳笼等纯情故事,应是杜撰,不过,《却奁》一出,却并非无稽之谈,侯方域《李姬传》记载:“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城旦“就是”旦起治城“,劳动改造之谓也),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泱泱,因辞去不复通。”—— 真实情形虽不象《却奁》那般激烈,但立场分明,相差亦不远矣。上面的“王将军”是曲笔,实指戏中的杨云骢,历史上亦确有其人。

侯、李二人一见倾心,情意甚笃,但并未到托付终身的地步。两人如胶似漆的时期仅在于由初识到南闱放榜,侯生下第,返回河南老家的这几个月。—— 所谓恩爱一时间,终究未逾越各自的身份。

此后二人再未见面,直至崇祯十四年,中原危急,侯生奉父命避难再赴金陵,(亦正是阮胡子潜回南京的那一年。)之后侯、李二人是否再续前缘,书中没有记载,洒家也懒得细查,但肯定的是:所谓的“鸾凤一宵分”,亦是戏剧化编排。

转眼到崇祯十六年,左良玉移兵九江,扬言要进南京就粮,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情急之下,托侯方域以其父的名义致函良玉(侯恂本人此时已被撤职),进行劝阻。此事却又被阮胡子等抓住机会,构陷侯方域勾结左良玉里应外合,(可见不待甲申后马士英把持弘光朝政,此时的阮胡子便已具备了兴风作浪的能量。)赖杨云骢事先报信,侯生脱走,避祸宜兴。

甲申之变,侯生第三次回到金陵。当年秋天,陈贞慧入狱,侯又被阮党追缉,一度投奔扬州史可法,在此期间,他唯一可称的作为是替史可法拟复多而衮书一事,并非如戏中所言被倚为臂膀,参与谋划。不过那所谓的“三大罪,五不可”却事出有因,但此事与侯方域毫不相干,而是吕大器、张慎言等人在福、潞之争时提出“七不可”之说,(具体过程无干宏旨,不再赘述)侯生当时应在宜兴陈家或金陵,未至史可法军中。(孔尚任在这里是将侯的两次逃亡故事并作一段说,简化情节,顺便给侯生贴金。)离开扬州后,侯生又逃至宜兴陈贞慧家,大概于乙酉年初在那里被捕。这就是《桃花扇》中第二、三卷,由《修札》到《逮社》的故事原型。

乙酉年五月,侯生赖陈贞慧全力营救出狱,此后奉父家居。本来一个名士风流的忠义形象便可就此圆满地划上句号,但历史却偏偏不是这般赏心悦目纲举目张的 —— 六年后,即大清历顺治八年,三十四岁的侯方域公然应新朝的河南乡试,在闱中作策论五道。

对此举,旁人有两种猜测:要么是侯不甘老死,欲求进取;要么是他迫于形势,为免祸而作态应付。对后者,高阳先生是有置疑的:“这五篇煌煌大文(策论),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槟。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总之,侯对于这次应试的举动,他亦始终未作解释。次年,侯方域作“壮悔堂”,再二年后,壮年而殁。

四、小生左侯

甲申之变后,割据荆楚的左良玉是南明最具军事实力的诸侯,对政局有着莫大的影响力。

侯方域《宁南侯传》中有这么小一段八卦:“……(左)既失官,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侯恂)。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 高阳曰:“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而孔东塘做《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这则绯闻,自然无法考证,不过翻查左良玉同志的前科,确也无甚光彩之处。

良玉辽东人,早年投军,以战功升至辽东都司。当时明军军纪颓败,以至于兵匪不分,左在闲时亦经常同弟兄们做些蒙面越货的勾当,有一次运气不好,竟误劫了部队的军需物资,事发后幸免一死,但官丢掉了,在原单位亦无法立足,只得另外投至昌平的侯司徒,寻求机会,以至有上面说的“行酒”之事。—— 说白了,“大将星”左良玉就是个兵油子。

良玉投奔侯恂算是机缘投合,侯对左非常赏识。一年之后,机会来了:崇祯四年秋,清军进兵,围攻大浚河,军情紧急,侯恂力排众议,将一介走卒的良玉任命为方面大将。在传令官带人到左良玉的营房宣布任命时,意外的左竟为是自己做的某件违法勾当又发作了,吓得绕床而走,匿于床下,等他弄明白了竟是一场富贵从天而降后,大喜过望,当下意气奋发,叩首辕门:“此行若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时年三十二岁,此后水涨船高,侯恂进京升任,左亦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再往后候恂失势垮台,但兵权在握的左良玉已能自立门户,候恂反而要有仰仗了,崇祯十五年候恂复起,督师河南,便是由于这层干系。

前面提过,侯恂那次督师,干系中原全局。当时李闯围开封甚急,左良玉等援军麋集朱仙镇一带,拥兵三十万,却慑于李闯的兵威,作壁上观,更有甚者,作为领头羊的左良玉竟然不战自退,夜遁南窜襄阳,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诸军亦纷纷撤退,被闯军抓住机会,以骑兵尾随突击,彻底击溃,损失惨重。此后左良玉败退襄阳,北京命令侯恂在黄河以北就地布防,左良玉整顿人马,再由襄阳北上,解开封之围,而良玉此时已成惊弓之鸟,迟迟不肯出兵。终于在当年九月,李闯决河水灌开封,中原大局,彻底断送。此时的北京无法惩戒这些拥兵自保的将领,只得拿侯恂出气,找借口将其撤职查办。

良玉兵败后,便在长江上游劫盐船过活,可以想见,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北京中央难以保证这样一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崇祯十六年,左移兵九江,扬言要到南京就食,这就是《投辕》的背景。事实上,柳敬亭确实做过左良玉的清客,但替侯方域下书的却不是他。

可见,无论从人品或才干而论,左良玉皆是相当的不堪,而《桃花扇》将其形象拔高的原因何在?第一、相对阮胡子等毫无羞恶廉耻的角色而言,左还勉强算是大节无亏,第二、左部虽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却是出身于东林党的派系部队,既然戏中东林君子是以正面角色登场,那么良玉的脸谱便差不到哪去。

在甲申之变后,清军入关,与吴三桂联军大破李闯于一片石。北方混乱,左良玉乘机重新控制了荆、楚的一些地区,军容颇盛,雄据武昌,与扬州的史可法一起,成为东林势力所依仗的两大主要军事力量,深为马、阮等阉党所忌,要说到“历史作用”,左良玉的主要作用便在于此。

但这种军事优势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其主要原因却在于史可法的优柔寡断。崇祯殉国后,江南半壁在拥立问题上分成两派:马士英、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淮泗诸侯力主拥立福王,东林一系则倾向潞王。由当时两边的军事实力对比看:上游左良玉、下游史可法,如果取得默契,联袂抗争,足以遏制马士英等人,但史可法诸多顾虑,行动迟缓,使得马士英等抢先发兵迎立福王,事实既成,史可法却对福王、马士英等人心存幻想,于是顺水推舟,使福王顺利入主南京,这是第一个失误。此后,又在组阁的问题上,再次退让:本来,以史的资望和实力,加上朝中的东林党援,完全有力量压制马士英一党,掌握中枢,经营大局,但史阁部仍然是惧怕分裂,犹豫迁就,而马士英等人却是当仁不让,步步进逼,两个回合下来,史便放弃了斗志,脱身事外,孤守扬州去也,由此使马士英大权独揽,放手荼毒。这是第二个失误。此后,弘光朝内邪佞日进,正人日退,正所谓“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最终将半壁江山,生生断送。

马士英专权之后,一无善政,惟以党同伐异,清洗东林为事,(大敌当前,史可法害怕分裂,马士英却没有这种顾虑。)阮胡子进用后,“顺案” 又起(即追究曾经逢迎李闯的官员,目的是牵涉南京的东林势力),几乎将南京的东林官员摧折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终于开始反击,但先机已失,要通过组织程序解决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武昌的左良玉。

左良玉比史可法多了几分匪气,敢想敢干,本来就不甘为马士英等人驱使,在武昌拥兵自重,现在得到了南京东林君子的招引,于是便与监军御史黄澍、湖广巡抚何腾蛟、总督袁继咸等密谋武装倒马。恰巧此时又有“北来太子”一事,正好给左提供了口实,于是便尽出全军,顺江东下,杀奔金陵。

所谓“北来太子”即王之明案:乙酉年初,有少年到南京,自称是崇祯太子,随李闯兵败后流落草野,辗转至此。面对弘光官员的盘查,他对答如流,所言宫禁故事,毫无破绽。弘光大为紧张,特地从狱中提出从前的东宫侍读方拱乾来辨认,(方是东林党,已因“顺案”被构陷入狱。)不料方拱乾看后,不置可否,一揖而退。有关官员无法,又只得将此“太子”继续关押讯问。 —— 此即《草檄》中黄澍所言:“崇祯太子,七载储君,讲官大臣,确有证据,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愤,”一事。事后查明,此太子确系假冒,原名王之明,相貌酷似崇祯太子,受人指示,来南京浑水摸鱼。但已对福王绝望的东林党人对此事态度暧昧,方拱乾知而不言,便是在维护左良玉起兵的合理性。

左侯起兵后,声势浩大,但其实已是羊质虎皮,刚到九江,便有部下哗变烧抢之事,良玉其时已老病侵寻,经此变故,羞恨不已,便在这紧要关头,呕血而死。

良玉死后,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继续东进,南京方面调黄得功渡江防剿,两下刚刚热身,北面的满清八旗已大军压境,千里江防,一苇而渡。面对如此形势,甫接重任的左梦庚无从应付,率全军降清。乙酉年四月二十五,扬州十日,五月十五日,南京开城。

五、秦淮诸艳

现在说旦角,以下内容,多出自《板桥杂记》。

小旦李贞丽:李贞丽,字淡如,攻书画,著有《歆芳集》。与一般只懂得嗜钱的老鸨不同,李贞丽是相当有格调的秦淮名姬,所结交者皆当世豪杰,尤与陈贞慧相善。她用钱亦颇具气魄,曾经“一夜博输千金立尽。” 论年纪应该与陈贞慧相仿,不算太大,故孔尚任给了她一个“靓装小旦”的扮相。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姐大型的人物。资料有限,不知道戏中所说她冒充李香嫁入田府,后来又委身卒伍,颠沛江湖的情节是否属实,若是真的,那真真是窝囊杀人也末哥:)

正旦李香君:名李香,身躯短小,肤里玉色。彗俊宛转,调笑无双。人题之为“香扇坠”。这是个伶俐挑达、小鸟依人型美眉,“调笑无双”四字,最是令人神往。李香的成名,依靠当时的名士品题,余怀赠诗(即是戏中《眠香》中杨龙友的催妆诗)、魏学濂书之粉壁、扬龙友画崇兰诡石,时人称为三绝。由是,名盛南曲。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为荣。

李香的才艺,以昆曲擅场,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即苏昆生)受业,《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以她后来被选入宫演戏一事看,其表演水准,至少是高级票友。

秦淮诸艳中,李香可能是最具政治观念的一个,这应该是自小受陈贞慧熏染的结果。陈贞慧与李香的假母李贞丽关系密切,而李香的性格形成受李贞丽影响颇大,都是有几分侠气的女子,李贞丽的侠气是千金一掷的豪爽,李香的侠气则表现在对人物的爱憎取舍。侯方域在《李姬传》中说她“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这个“贤否”的标准,自然是东林绳墨。在上述劝说侯生拒绝阮胡子求告一事中,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子相当有心计,而且有主见。

李香的另一则个性故事是拒绝淮阳巡抚田仰的邀唤,即《拒媒》一事。实际情况是,在候方域出逃后,田仰曾以三百金致意,召李香一面,李香言:“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侯公子矣!”遂不赴邀。田仰羞怒,曾欲以力劫之,未果。李香后来被选入宫演戏,南京城破时只身逃出。后依卞玉京以终。—— 李香之拒田仰,其实并非为侯生守节,而是在维护自己心底那份对正义的认同。民族大义,以所爱之人的影象盘桓胸中,亲切贴近,亮烈鲜明。一介烟花,有这样的肩胛义气,不知要羞杀多少须眉,也可见,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爱,那终归不会沦落恶道。

老旦卞玉京:给卞玉京派老旦,颇合其格调,峭拔清明。

卞赛,字云装,后为女道士,自称玉京道人。知书,善画兰,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琴棋书画,四擅其三,算是诸艳中最有学识的一位,有记载,说她“双眸泓然,日夕与佳墨良纸相映。”真真色艺双绝,绝非一般文学女青年可比。

学识出众的美女多有几分冷僻,卞玉京也不例外,据记载,她的居处湘帘榧几,地无纤尘,她本人不好华饰,不轻与人狎。见客,初不甚应对,但若遇佳客,则谐谑间作,谈词如云,一坐倾倒。

卞玉京最为倾心的“佳客”是吴梅村,曾有意托付终身,据吴记载,当时酒酣之际,玉京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但吴梅村此际有所顾虑,便假做不解,玉京“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以卞玉京的心性,受此挫折,自然由爱生怨。顺治七年,玉京做客拂水山庄,巧遇吴梅村,主人钱谦益有意撮合,玉京却径自入内室,托病不见。吴对此事亦颇多遗憾,颇见于吟咏。数月后,玉京却又来访吴梅村,泫然曰:“吾在秦淮,见中山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

时世变迁,落花流水,性命无常,真个是“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恨,割他不断么?”—— 孰不知倾城与倾国,一失难再得,即使是在最合适的两个人中间,爱情也只在那个最恰当的时刻发生,此前此后,皆是执迷。

卞玉京晚年筑馆别居,长斋绣佛,持戒律甚严,刺舌血,书《法华经》以报保御。又十年而卒,葬于惠山祗陀庵锦树林。—— 追想当年酒阑歌罢,烛影摇红里,她微微地倚着桌面,尽力遮掩着心跳和憧憬,眼波如水,笑着对那个人轻声发问:“亦有意乎?”那又是何等动人的一瞬。

小旦寇白门: 寇湄,字白门。余怀说她“娟娟静美,跌荡风流”,盖前四字是描画外貌,后四字是形容性情。与前面几位相比,寇白门的才艺相对平庸:“能度曲,善画兰,粗知拈韵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不过,寇湄亦不靠这些吃饭,十八九岁时,便被保国公购之,贮之金屋。本来亦算有了下落,不料甲申变起,保国公生降,卖歌姬自给,白门亦在此列,于是她以千金自赎,南归金陵,重张艳帜。“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以往,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 老矣,犹日与诸少年为伍,卧病时,召所欢韩生来,绸缪悲泣,欲留之偶寝。韩生以他故辞,犹执手不忍别。至夜,闻韩生在婢房笑语,奋身起唤婢,自箠数十,咄咄骂韩生负心禽兽行,欲食其肉,病愈剧,医药罔效,遂以死。”

寇湄的这个下场竟与鱼玄机几分相似,她原本不是卞玉京那样的才女,晚年却偏好与所谓文人骚客往还,亲近少年人,无非是自觉已经花到荼蘼,却又倔强地想挽留住青春的血脉而已。她生活在一个自建的青春幻境中,一旦这个幻境被打破,她便无立足境。—— 最是世间留不住,红颜辞镜花辞树。

丑旦郑妥娘:《板桥杂记》中没有关于郑妥娘的专门记载,但此人亦是当日秦淮河上有名的角色,绝不至如戏文中表演得那么不堪。中国一些旧文人有个很坏的毛病,就是依仗自己的话语权来挟制烟花女子,越是名妓,越怕这一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这种行径有精辟论述:“这一班本是穷酸,掷不起缠头,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算揄扬她,以为市恩之地,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不敢得罪他;倘若罪了他,他又弄点讽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么?”—— 当然,孔东塘倒不至于如此下作,但难免郑妥娘当日得罪了某些轻薄文人,在文人圈内造成了负面影响,孔东塘在排戏的时候信手拿来,亦未可知。当然,这纯属本人臆测,姑妄言之:)

最后一位说陈圆圆。《桃花扇》中对陈圆圆并未提及,之所以要写,是因为高阳先生在《四公子》中述及冒辟疆一节时,将陈与冒之间的一段情事,提升到了历史高度,干系重大,不敢疏漏:)此外,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一段苦恋早已广为传播,但他与陈圆圆的一段情殇故事则知者较少,所以多说几句。

上述诸位都是九段美女,陈圆圆则是超一流。

据冒辟疆记载:陈圆圆“其人也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弯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此外,亦有他人对陈圆圆品貌的记载:“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籍隶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 兼有卞玉京的神采和李香君的才情,这样的人物,已近神仙中人。冒辟疆后来对董小宛推推委委缺乏主动,恐怕与此时的曾经沧海不无关系吧。

冒辟疆是四公子中最帅的一个,人谓其“姿仪天出,神清彻肤”。二人一见倾心,但此期间冒辟疆有大事在身,不敢滞留,几番波折后,终于与陈约定终身,不料等冒辟疆最终办完事赶到苏州时,陈圆圆已在十天前被势家强夺,送入宫中。至此,高阳先生不胜感慨:“冒辟疆与陈圆圆的这一段因缘,是个历史性的事件。研究历史常会遇到些意味深长而又令人茫然的问题,此即所谓”际遇“。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如果冒辟疆早到十日,载美以归水绘园,则陈圆圆无由至北,无由遇吴三桂,自亦无由而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事,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六、余韵

《桃花扇》最后交代:阮大铖摔死仙霞岭,大致不差,而其细节,在高阳先生《宫闱搜秘》一书中有描述,真真精彩绝伦。全文照抄在此,奇人共欣赏 ——

清兵渡江后,马士英兵败被杀,阮胡子则又降了清军,倚靠先期投诚清军的旧相识引见,得为“军前内院”,从征立功。当时北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征官皆无从得食,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何处得来?”则应曰:“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齿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偶,令作诗,才得压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因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高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诸公就内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遍历诸帐皆如是。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坐之语,或诵其枕上诗。诸公劳顿之余,不堪其扰,皆劝曰:“公精神异人,盍少睡一休息。” 大铖曰:“吾平生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及诸公起,鼎烹悉除,复人人餍饫,盖须饬厨人以夜备矣。

他这样一面刻意奉承,一面示人以既老益壮,目的是在福建巡抚一职。无奈年岁不饶人,兵次衢州,脸突然肿了,其时虽还不了解这是心脏病的征象,但面肿必有病是知道的,于是大家好意劝他在衢州暂住,等过了仙霞岭攻下建宁,再来接他。

哪知阮大铖一听大惊:“我虽年已六十,还能骑劣马,挽强弓,从不知道什么叫生病。这一定是东林和复社的人中伤我。我的仇人多,愿诸公勿听。”大家越劝他越疑心,最后逼出一句:“福建巡抚眼看已在我掌握之中,诸公必不许随军入闽建功,是不是不想教我当福建巡抚?”

这一说,大家便都劝他“不必多心”,随他夹在先锋队伍中,由衢州南下渡仙霞岭,岭上有关隘,叫做枫岭关,大家下马休息,只有阮大铖不服老,左手牵马,右手指着大家说:“你们看我鼓勇先登!”说完,跃身上马,加上两鞭直奔关口。

其余的人休息已足,策马缓缓上岭,到了关前只见大铖的马拖着缰绳在吃草,他自己坐在一块大石上喘气,等喘气已定,叫他不应。有个清将开玩笑,在马上用皮鞭绕住他的小辫子往上拉,身体仆倒,才发觉他已经断了气。

—— 为人至此,复加何言?

东林党人的狭隘,左良玉的无赖,侯方域的失节,与这样天良尽丧的丑陋一比,皆可原谅。

人心中只要仍存有些利欲之外的憧憬和坚持,即便在尘世里撞到头破血流,依然可以将人生点染成一柄漂亮的桃花扇:)

逝者:“美国的托尔斯泰”进入万神殿

 

编者手记:

11月11日,诺曼。梅勒的传记作者J.迈克尔。列侬宣布,美国著名作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84岁的诺曼。梅勒因急性肾衰竭于10日在纽约西奈山医院辞世。

尖锐的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两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s)的琼。迪迪恩称诺曼是“美国伟大的良心”;法国总统萨科齐则表示,“美国文学巨人陨落”。

9月14日,南方周末记者程绮瑾曾问及诺曼。梅勒的现状,71岁的摄影家劳伦斯。席勒,梅勒的这位老搭档压低声音对记者说:“千万别传出去,梅勒已经卧床不起,不能见人了。”当时他正在中国举办摄影展《席勒眼中的梦露和同时代的明星们》,而他与诺曼。梅勒的合作是其创作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关报道见本报10月4日第9版)

获悉诺曼。梅勒辞世,记者马上联系到席勒。席勒正在陪伴诺曼。梅勒的家人,他亲眼见证了好友的离去。尽管如此,席勒仍为南方周末引荐了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劳伦斯。格罗博。

诺曼。梅勒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是在今年6月,采访者就是劳伦斯。格罗博。劳伦斯。格罗博在第一时间回复,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全文刊发他悼念诺曼。梅勒文章中文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诺曼。梅勒生平

●1923年1月31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犹太家庭。

●1939年,进入哈佛大学。

●1944年,新婚的诺曼。梅勒入伍,赴菲律宾战场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8年,出版代表作《裸者与死者》。

●1955年,创办《村声》。

●1967年,出版反战小说《夜幕下的大军》,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文学奖。

●1980年,出版《刽子手之歌》,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

●2007年,1月出版小说 《森林城堡》;10月份出版最后一本政论集《论上帝》。

 

诺曼·梅勒 ChinaFotoPress/图

 

 

    今年6月,诺曼·梅勒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采访者即本文作者劳伦斯·格罗博(左) 劳伦斯·席勒/图

 

 

《刽子手之歌》被认为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

2007年11月10日, 84岁的诺曼。梅勒因急性肾功能衰竭溘然长逝,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杰出人物。弥留之际,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第六任妻子诺丽丝陪在他身边,9个儿女来了8个,10个孙辈也到了好几个。一个朋友开玩笑:“诺曼,守在这儿的人够两个你用的了。”诺曼挤出一个笑脸。妻子问他:“准备好了吗?”他点点头。她问他:“害怕么?”他摇头——他准备好了。他没畏惧。

“开战就是冲着赚钱”

身为作家,诺曼不仅属于他的时代,更属于永恒。他的作品言辞犀利、文风大胆而阳刚,发人深省并且常常会让读者明确地表态站队。2007年5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怖分子为何可恨(“因为人们深信自己会死得有意义,可是恐怖分子却毁掉这种信念”)并且讽刺总统布什是“精神上的恐怖分子……在恐惧可能并不真正存在的地方制造恐惧 ”。他概括当前伊拉克冲突局势的错乱说:恐怖分子“打不垮我们。我们能打垮他们,但不是通过战争。我们可以通过数十年不间断的治安维持来打垮他们。但我们却选择开战,因为战争对有些人太有好处了,那些人的动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就是冲着赚钱”。这样的尖锐一如我们期望。

在他最后的著作,2007年10月出版的《论上帝:非常谈话》里,他对有组织的宗教和无神论都表示反对,并对“十诫”中的一条提出异议——他认为较之让人在糟糕的婚姻里受罪,男女私通只是小恶。他声言,科技是撒旦最杰出的创造。上帝给我们5种感官,而撒旦发明了头脑。梅勒认为,“我在现代世界里讨厌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超级理性的:公司组织、人定胜天的观念,以及由此急切地、戏剧性地、徒劳无益地空忙活。比如说吧,核弹就是智力的产物……就是……头脑里一次狂想最后得出结论说造出核弹完全有可能……从我自己来说就毫无疑问,魔鬼确实进了人的脑子。”

梅勒可不是在静夜里安详睡去的那种人。

“人最后的自卫手段是咬”

2007年6月,梅勒来洛杉矶在音乐中心的多萝茜。钱德勒大厅演讲,我跟他单独见过一个小时。他的好朋友也是合作伙伴劳伦斯。席勒撮合了我们的见面,因为我想跟梅勒聊聊他与席勒的交往。席勒认识梅勒是1973年,那时候他在找人给一本玛丽莲。梦露的摄影集写文字。席勒想要15000字,最后梅勒给了8倍之多。这本书大获成功,之后席勒要他继续撰写或合著的作品题材还包括涂鸦艺术、犹他州杀人犯加里。吉尔摩、刺杀总统肯尼迪的奥斯瓦尔德,和联邦调查局的间谍大师罗伯特。汉森。

“诺曼是我的救星,”席勒告诉我说。“我去苏联找克格勃要奥斯瓦尔德的档案看,他们不愿意,我说‘我可是带来了美国的托尔斯泰。’他们就明白了。”

我在洛杉矶城区南奥利夫街的翁尼旅馆见到梅勒,他正有点不顺心。他本来想住更高档也更安静的贝莱尔酒店。翁尼旅馆灰秃秃的,工业气息的色调把环境弄得很乏味。他拄着两根拐杖走得很慢,晚期哮喘和痰多让他呼吸艰难。他告诉我2004年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医生跟他说得把四颗门牙拔掉,因为他们担心牙周的细菌感染会殃及心脏。他也没问问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少,就同意了。“我不该答应的。”他说,“因为这样我就失去了咬人自卫的能力。这很原始,但人最后一个自卫的手段就是咬……没了这个能力我觉得自己就少了点什么。”

我提醒他说我们很久以前见过,那是1983年,他为古埃及题材小说《古代的傍晚》做巡回推介。我为一家有线电视台采访他,之前看到过他抱怨说采访者对他都太毕恭毕敬了,于是我准备了一堆难缠的问题。他说他记得当时我们的激烈对质,那次他最后对我说,“你是要谈我的人生。我不会告诉你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我的素材。就跟我不能把我老婆给你是一回事。那是我的,不是一个采访者能要走的。”

人们期待的梅勒:强烈、残忍、赤裸

梅勒是个争议性的作家,他喜欢争论和对质。他的写作是刺激的、自我中心的。我从没读到过哪个作家有他这样明摆着的野心,要做一代人当中最好的作家。他竟敢给自己的一本书起名叫《替自己做广告》。

他从哈佛毕业,得了工学学位,然后服兵役,1948年在他25岁上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开始出名。“一夜之间我就从无名之辈成了著名作者,”他对我说。“那时候我连25岁人的一般水准都还不如。突然成功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从‘一个有点天分有点想法有点模样的小伙子’变成不光全国连全世界都认识你,我必须高度地自觉,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有人谈论。没办法做得面面俱到。”

接下来他写了36本书,其中12本是小说;他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和众多其他奖项;他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他是《村声》的创办者之一;他竞选纽约市长;在一个聚会上他刺伤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在精神病院呆了一段日子;他写过那个时代最有见地的一些新闻。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一门采访课程时经常提到梅勒,我沮丧地发现学生们都不熟悉他。他们对许多现代美国作家都不熟,这促使我开了第二门课,新闻报道文学。这是种同时教历史和优秀写作的办法。关于梅勒我用的例文是他1960年代的政治作品《夜幕下的大军》和《迈阿密与芝加哥围城记》。为了告诉学生一个优秀的作家能够怎样跳脱陈辞滥调,把(梅勒不喜欢的)理查。尼克松和(梅勒喜欢的)博比。肯尼迪(即罗伯特。肯尼迪)这样的公众人物写出新意,我用了如下段落:“尼克松在电视上出镜让人有近乎恶心的感觉。说话的这个人和生活中的那个人有着天渊之别,要是美国公众看不出这些讲话言之无物,那这种差别就清清楚楚解释了公众当中的精神分裂……”

“他仔细剃净的面孔上别有意味——铁青的脸颊已然显示了这个清早第一缕浅蓝的阴郁气息——有一些许了诺决不离开他的苦恼,有一些关于他将来身后评价的内心交战。这种内心交战准确地体现了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改变:他要转变形象,从貌似殡葬员助手变成貌似一个老骗子决心要当体面人。”

不仅仅把尼克松比作殡葬员,而是比作殡葬员助手,4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觉得准确无比。正如他描写博比。肯尼迪的感染力:“他的魅力如同电影明星。跟他哥哥曾经的魅力还不一样,因为杰克。肯尼迪(即约翰。肯尼迪)像是那种每次都能把姑娘从罗纳德。里根手里抢走的重要领袖,不,博比。肯尼迪更有电影明星的气派——他可以填补米基。鲁尼和詹姆斯。迪恩之前的某些神奇空白,迟早会有人找他去演重拍版的《史密斯先生上美京》……”

那是1968年的混乱时期,小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都遭暗杀,而尼克松当选总统。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国代会上,警察像棒打家畜般对付会场外抗议越战的人群,把他们捉进班房。梅勒用“芝加哥畜栏”的比喻他的所见,那里囚禁着“上万头狂乱的牲口,牛、羊和猪”。敏锐的读者不用费劲,就能明白他在描述那个时代的暴力:“在屠宰场,每个早晨和下午都有一场屠杀,场景堪比戈雅的画作《战争之灾难》。无数头牲畜给带过围栏,锤子重重砸在头上,然后捆上后腿,头冲下挂在钩子上,沿着吊轨滑走……吊轨上的牲口在精神上形成了一个放大电路——每一次割喉都释放出死亡的嚎叫,传到还没挨刀的下一头,这一头会把电压提高,把这电流逐个传遍倒挂在吊轨上的每一头牲口,刺眼的灯光射进牲口的眼和脑,切开喉管的开口又发出可怕的空洞声响,仿佛死亡真是一条暗河的急流,倒挂着正在死去的兽,恐惧和极度的痛苦又沿着这条线路回授,一直传到围栏和牲圈,甚至传到铁轨上还满载牲口的车皮,再往回——谁知道呢,兽的电压可能如此之高——直到它们最初给赶上卡车运往火车站的那块牧场。”

这正是人们期待的梅勒,强烈、残忍、赤裸。虽然很多评论家认为梅勒最好的作品是新闻报道,他却总是因为更喜爱自己的小说而并不看重这些报道作品。

“小说正成为濒危物种”

“我惟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就是《夜幕下的大军》。《迈阿密与芝加哥围城记》是部不错的报告文学。《月球上的火光》(一本关于太空和宇航员的书)是本好书。《玛丽莲》是本好传记,但道德上相当堕落。哪儿有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小说就要好多了。”

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这样评价梅勒,“人们可能会记得他是散文先驱而不是小说家,觉得他更像卡莱尔而不是海明威。他的文学命运还会更曲折。卡莱尔长年被忽视,无疑是要回到人们视野的。梅勒现在声名显赫,无疑有一天会被遗忘,但也还会再回来,那时候他将成为他的年代道德良知的历史学家,是他那一代作家的代表。”

他写中央情报局(《郝勒特的幽灵》)和青年希特勒(《森林城堡》)的小说出版之前,我问过他,他会因为哪本书为人铭记。他回答说,“《裸者与死者》,《鹿园》,《一个美国梦》,《夜幕下的大军》,《玛丽莲》,《我们为何在越南?》,《刽子手之歌》和《古代的傍晚》。这些都有可能。”

梅勒同意意大利小说家菲利浦。罗斯的看法,认为小说本身正在成为濒危物种,严肃文学前景堪虞。“在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时代,他们抓住了美国精神的要义,”他说,“那时候,加深你对存在的认识,阅读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作家也更受人尊敬。他们更重要。我们现在从书写转向电子、电视、电脑。出版物行将消失。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总有一天读书会成为一件奢侈的事,如同吃俄罗斯鱼子酱。一切进程都在终结严肃小说这个高级娱乐形式。现在是公司企业在经营美国。公司要好的小说干什么?一个真正的好小说家,可能写出关于公司企业,关于营销是如何胜过了产品质量的好小说,这样的人天堂不让进——他们能去哪儿呢?可破小说永远到处是。”

“没有席勒就没有《刽子手之歌》”

梅勒仍从未停止试写伟大的美国小说。他涉猎广泛,从古埃及法老到行走月球的宇航员。他写二战、越战、伊拉克战争,写政治和性,写好莱坞和拳击,写暗杀、间谍,写耶稣、麦当娜、亨利。米勒、毕加索。他还试着编剧并导演电影。梅勒的编辑曾把他比作加索,因为题材和风格的广泛,因为他拒绝衰老或者失去活力。梅勒认为这个比喻“有点堂皇。毕加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具有固定风格特征的,我们看他们的作品就是要看这些风格。马蒂斯、雷诺阿、塞尚,樊高更是如此。但毕加索热衷于抛弃现有特征而寻找新的风格。风格和他的身份并没有依附关系;风格是他刺向现实本质的利刃,因此他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和变化。我发现文学风格在我也是一样。”

写《刽子手之歌》时,梅勒的文学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故事讲一个卑微杀手的生与死,不知为何他坚信在他被处死时,女友将抛下孩子自杀(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本于198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评论家最多提起的是朴素的文风,而梅勒早期的书从来都不是朴素的。尽管他公开宣称崇拜海明威,但他写得跟海明威一点不像。

“那之前一两年我就深受其苦,因为越来越多批评家开始谈论‘梅勒的巴洛克风格’没必要,说我的风格过于华丽,‘要是他能写得朴素点就好了。’我一直觉得写得简单些不成问题,巴洛克风格才难呢,‘但是好吧,我会给你一本朴素风格的书,让你们看看’,我真那么写了。虚荣心使然。”

梅勒把这部作品称作“非虚构小说”并号称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但是杜鲁门。卡波特对此很不快,说自己的《冷血》已经这么写过了,他骂梅勒不过是个“改写《纽约每日新闻》的,因为梅勒连加里。吉尔摩的面也没见过”。

“杜鲁门觉得我应该向他跪拜并且说:”伟大的卡波特啊,我能得到你的赐福吗?我可以写一本关于杀手的书吗?‘但我没有。他到处说我从没提过他的《冷血》。是啊,我只是认为这本书已经太有名了,还用再提?杜鲁门说我实际上是从《冷血》’偷招‘。谁要是能发现任何两个句子近似,就真是一个文学侦探了。“

说到《刽子手之歌》就又得提起劳伦斯。席勒。他拿到了吉尔摩故事的版权,需要梅勒这样的人把它写成一本书。梅勒很有兴趣:“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圣人和精神病患者》,加里。吉尔摩打动了我,他正是这两种角色都符合的人。”他说。

“没有席勒,就没有《刽子手之歌》。”梅勒欣然承认,“跟劳伦斯共事让我学会了怎样采访,我从来不认识兴趣跟我相差那么大的人。这家伙了解我不知道的世界,那些人真正勾起了我的兴趣。想当一个好的小说家,就得一直学习,席勒就是这么个人,不论我想不想都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他的那些采访给《刽子手之歌》打下了基础。我们的行事方式是如此不同,所以合作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互补。”

梅勒和席勒成了古怪的组合:席勒早年让人当作无赖,因为总是围着死亡故事转,有人形容他是“食腐鸟”。除了吉尔摩,他还出过伦尼。布鲁斯、玛丽莲。梦露、O.J.辛普森等若干名人与死亡案件相关的书。而梅勒信任席勒,他说:“席勒给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过去几年我的部分收入来自于他。”他告诉我,席勒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梅勒还提到一件轶事,他们在苏联调查奥斯瓦尔德档案时吵了一架。之后两人有几个星期不说话,直到梅勒给席勒写了一封信说,“早知道你想让我热脸贴你冷屁股,我就不刮胡子了。”

“愚蠢能激发我的暴力”

梅勒感激席勒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复杂性。他痛恨安于现状。“我喜欢让自满的人失去平衡。”他说,“我不能忍受他们安于现状。愚蠢能激发我的暴力,因为我认为愚蠢是你选择的。蠢人与傻子区别很大。傻子是曾经受过伤的人,他们的脑子中存在着柔软、温柔的东西。如果它是永久的,那么它就是感人的、可怜的。蠢人做了一个狡猾的人生决定——如果你保持愚蠢,别人还得来理你,在你身上花好多精力,虽然你并不值得。如果你受得了辱骂,这就是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毒害你周围的一切。因此蠢人最让我不快。我会极尽所能给蠢人扎针儿。”

我非常欣赏梅勒能用如此凝练、近乎完美的方式说话。转述他的话,你会发现几乎用不着编辑。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思考方式,我问他是否他还在反思现代生活可怕——这是他经常写到的主题。“只要维持生存的东西还没被榨干,我们就还处在核战的危险中。”他说,“我们和太多的人同住在地球上,住的楼越来越高,全都无比乏味、阴暗、压抑,每起一幢楼都和以前的一样难看,开车时我们呼吸的都是高速公路上污染的空气,到处都是烟雾,棕榈树全都像在墨西哥城一样枯萎,河流都污秽不堪,一切都平淡无奇,做爱只能传染疱疹,等等,而且到处有人得艾滋病死去……要这么看,核弹应该受欢迎。因为那至少是他们最后一把辉煌。白光一闪咱们全都升天。从这一点说,我们身在险境。”

他最后的小说《林中城堡》尝试探索阿道夫。希特勒之恶。本来也计划计划出三部曲,和他写太空、古埃及和中央情报局的小说一样。但是梅勒再也无法达成他的宏伟目标。这本小说写作阶段的标题是《希特勒的母亲》,可能吸引更多读者。“毫无疑问,《希特勒的母亲》能卖得更多,但我不喜欢,我觉得太直接了,我不喜欢标题太白。我觉得《森林城堡》是个漂亮名字,小说都没那么漂亮。我想继续写希特勒的书,但能不能就再看了。这些年我答应了太多还没写的书。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小说。写作需要活力,我可能没有这个精力了。”

我问他对还没写的题目有没有遗憾。“嗨!”梅勒严厉地说,“知道吗,你问得太多了。”

我让步了。自从他声称相信来生,我就很想知道下辈子他想做什么。“没想法。”他答道,“在上帝面前我很谨慎。我可不会说我来生要做什么,我知道一说准没戏,最快了。我想上帝看你一眼,就定了。自从我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自己杀死的蟑螂越来越少了。”

袁伟时: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学问有一半是在闲聊中得来的。”1956年,我访问剑桥大学,一位教授请喝下午茶时说的这句话,我一直未能忘怀。的确,许多思想火花是在自由交谈中激发的。不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威胁无所不在;久矣哉,不见汪洋恣肆放言无忌的闲聊!拜读怀宇的《访问历史》,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睿智的闲话!

刚满而立之年的怀宇很挑剔,找的尽是满腹经纶的老头老太,而且功课做得那么好,让老人们一一敞开心扉,把埋在心底的陈年故事,向这个忘年交倾诉。“文不在兹乎!”这些耆宿大都是华人学术文化界的顶尖人物,那些仿佛不经意的交流,记下那么多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甜酸苦辣,留下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苦难历程的生动侧影!

揭示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灵魂

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建立、发展和被摧残的历史。

别怪老人怀旧,这不是病态的唠叨,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以大学来说吧,入学虽然要考试,但是对有特殊才能的,破格录取是常事。转学、转系自由,选课也自由,真正的大师就破茧而出了。史学名家许倬云念大学本科,从外语系转到历史系,选课横跨四个系,有五门课只有他一个学生。吴冠中的画,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但是,他原来读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16岁那年参观杭州艺专,入了迷,坚决停学再考,一代大师开始上路。

剑桥、牛津,够牛了吧?她的灵魂就是自由:“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48页)这曲自由散漫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徐志摩都唱过了。他们揭示的无非是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核心价值。没有这样的自由散漫,一代代敢于突破陈规陋习的杰出人才,不可能破土而出。

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这有关系。”(33页)这是世界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不言而喻,除了优秀的教师和完善的图书、设备以外,第一流大学的标志就是自由。何兆武、邹承鲁等当年西南联大的优秀学生说及自己的成长,无不认为关键就是有自由!在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高压下,是他们的老师和校长,以“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保护了一方净土。

人们喜欢谈论文化断裂,叨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补救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学术文化而言,最严重的断裂在于1949年以后,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主流的联系被斩断;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一系列学科消失;即使勉强存活的学科,挂帅的也是以领袖语录定是非的前现代意识形态。这些现象背后,是对何谓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的不同认知。

为何这些饱经风霜的智者那么珍视自由?许倬云先生说得很沉痛:50岁以后自己的思想变了,“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到50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行的。”(12页)话说得有点惊世骇俗,这可是难以计数的生命和血泪换来的。苏联剑拔弩张地批判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后果历历在目。只有坚决维护全人类利益和公民个人尊严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野史闲话中的真实

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正史”,干瘪、歪曲,俯拾皆是;鲜活和真实的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拣。怀宇仿佛不经意的闲聊,就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管辖四川)的周有光先生说:“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107页)

无独有偶。俞大维先生1985年回忆:“抗战初起,我接兵工署长,督导全国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任期约12年。对日战争,大小战役之不利,无日、无时、无地无之。可堪告慰者,战况再如何不利,尚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俞大维先生年谱初编》1792~1793页,1996年,台北)

两老的亲身经历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一页,是以往研究甚为薄弱的领域。正如怀宇在序言中说的,记忆往往不可靠。周有光先生的回忆就有不准确之处,1942-1943年间河南、广东大旱,有过人吃人的惨剧:“没有粮荒”云云,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是,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却是真实的记录;作为抗战最重要的基地,这样的成就,可谓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说真话要有对任何事都淡定的平常心。黄永玉说得好:“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197页)满脸“国家意识”的人,缺少的就是知识和人生的修养,他们的言谈不过是千年中国满口仁义道德的“道统”的继续。像创造了《读书》辉煌历史的沈昌文那样惯于经常嘲笑自己“无知”的人,倒是真正的智者!

明亮的镜子

由于“上苍的安排”,滞居京华的香港著名文化人罗孚成了《读书》的专栏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17页),标志着香港的文化信息从此汩汩流入内地。沈公语焉不详,怀宇长达13页的专访:《我行我素我罗孚》,谈到“沈昌文谈起当年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的故事,简直可以入武侠小说。”(54页)虽然读者依然看不到沈公入山访求武林秘笈的曲折历程,但在怀宇生动的访谈中,曹聚仁、聂绀弩、夏衍、金庸、梁羽生、徐訏、林风眠、董桥和罗孚自己在香港的趣闻轶事,绘声绘影,展现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图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录的倪匡的故事,为什么在内地无所作为的人,到了香港成为著名作家?这是环境造就人的故事。

当人们沾沾自喜之际,照照镜子大有好处。这几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和北大、清华抢尖子了,欧美澳洲等地的中学也到中国来向中学生招手了。没有竞争的压力就没有质量的提高,也缺少改革的动力。当怀宇问金耀基先生:“留学对中国学生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大学制度还不是非常强的时候。”(27页)这部书海阔天空,没有严密的系统,但贯穿始终的是落后和先进的强烈对比。它不愧是21世纪中国人的《警世通言》。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部书在处处智慧闪光的同时,文字流畅、生动,开卷有益!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李怀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29元。

陈水扁:不打折扣的坚持

 

这个月初11月5日,是前法务部陈定南部长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但就在相关亲友、同仁忙碌着准备纪念陈定南部长逝世一周年相关活动时,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与痛惜的消息,我们敬爱的林山田教授也在11月5日这天因胰脏癌病逝。

陈定南部长与林山田教授,这两位在生前关系密切的挚友,竟在相隔一年的同一天与世长辞,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老天爷在冥冥中刻意的安排。虽然两位民主前辈先后离开我们,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在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中,写下了永恒的功绩,让台湾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陈定南部长与林山田教授,两位相似处极多,除了都是学法律、具有深厚的法学素养外,对认定是对的事情“择善固执”,不打折扣的坚持,令人印象深刻。

陈定南部长在宜兰当县长时,坚持每棵树都要种得笔直,公共工程品质稍有瑕疵,要求包商务必改到好,甚至不惜打掉重盖,绝不妥协。

也因此,很多人说陈定南部长做事“龟毛”、“吹毛求疵”,但这其实是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对长期在中国国民党分赃政治生态底下的台湾来说,很多事情不“矫枉”就永远不会“正”。

对陈定南部长来说,正直、清廉已经是最起码的要求,那种执着与认真的精神,才是陈定南部长真正树立的典范。

2000年执政后,敦请陈定南出任法务部长,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遏止贿选、端正选风。虽然很可惜的,陈部长的许多反贿选政策在立法院遭到在野党的杯葛而无法实现,但并不表示这些政策是错的。有人认为30元赠品的标准太过严苛、不合情理,但以当时的情形,不下猛药,如何改正中国国民党执政台湾数十年腐败的选风?!

“宜兰经验”更是陈定南部长最为后世称颂的一项功绩。如冬山河整治、亲水公园设置、宜兰县政府、宜兰及罗东运动公园,他彻底改变了民间对政府的观感,让台湾人看到政府做事情也是可以“很有品质”,重新竖立人民对政府执行效能的信心。

而陈定南部长的好朋友林山田教授则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典范。林山田教授不但是台湾法界中刑法学的权威,最为人所知的事迹就是,在1990年代初期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台湾许多知识分子都还在“清谈论政”,但林山田教授与李镇源院士、陈师孟教授为争取台湾人民真正的言论自由,不畏国民党高压,坚持发起“废除刑法100条运动”,希望终结统治者借由恶法牵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希望台湾不再有言论政治犯、思想犯。

记得那时候我是立法委员,由于过去协助美丽岛事件民主前辈的司法案件,深知刑法100条就是钳制台湾言论自由的元凶,因此在1990年3月于立法院领衔提案废除刑法100条。在与林山田教授所领导的“100行动联盟”里应外合、不断打拼下,最后终于在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条文,废止了钳制言论自由的恶法、终结言论政治犯、思想犯,让台湾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林山田教授以实际行动来检验知识的真理,不但让台湾的民主运动向前迈进一大步,更树立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运动的典范。

林山田教授与陈定南部长是多年的好友,无论在做事理念与行事风格上,彼此惺惺相惜。去年陈定南部长往生后,林山田教授慨然允诺出任陈定南基金会董事长,日前规划周年活动时,林教授身体虽然不适,但依然关心活动事项及陈定南纪念馆筹建进度,更不时叮咛相关细节,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

哲人已远,典型在夙昔。陈定南部长与林山田教授两位前辈为台湾自由与民主的贡献,不仅是我们共同的资产,其所代表的精神与所树立的典范,将为所有台湾人民怀念。

邵  建:法权高于一切,还是党权高于一切

 

“法治蓝图清晰可见,八位法学家热议十七大报告”:此乃《检查日报》前些时一篇醒目的报道标题。标题中“蓝图”一词似乎更醒目。通常,蓝图指的是一项建设计划,计划而已,还未实现。落实到法治,法治的呼吁自下及上,历久常新,至今还是蓝图。可见从纸上到纸下,路途迢递。那么,法治的障碍在哪里?如果以世纪眼光来看,今天的问题其实就是历史的问题。既然我们是从历史中走来,此刻,不妨重新回到历史中去。

1929年,相传汉时所立的泰山顶上一块高大古老的“无字碑”,突然被镌刻上六个擘窠大字:“党权高于一切”。以此碑为象征,这一年便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是北洋在形式上效仿来自英美法统的议会政治;此后,则是国民政府照搬苏俄“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的国民党“党治”。这两种政治在当时被认为后者是前者的进步,因为时人普遍认同苏俄进步于英美。但历史往往是以进步的名义倒退,当时一些具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罗隆基等便从中感到隐忧。这样的政治在胡适眼里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他在和朋友的商谈中,形成一个共识:“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

这个大运动就是差不多被历史湮没了的“人权运动”。该运动有两个文本值得注意,一篇是胡适为运动开头的《人权与约法》,另篇是罗隆基为运动煞尾的《什么是法治》。两文遥相呼应又互补,都是在法和法治上问难国民党。因为在他们眼里,高度合一的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行政权之所以是人权障碍本身,就在于没有另外的权力能够制约它。胡适举了一个例子,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提交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一句话便揭橥在国民党党治下,法院只是它的统治工具和执行机关。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本身侵犯人权,法院是拿它没办法的,因为它的权力在前者之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争取“宪法”和“法治”就成为胡、罗等人的抗争和努力。

宪法的精义是在国家最高权力上进行权力配置。它不让任何一种权力成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相反,它的工作则是打破最高层的权力中枢,变权力一元为多元。多元之间,各司其政,彼此制衡。在胡适推重的宪法框架里,法院权力非但不必听命于其他任何一种权力,它反而有权力裁定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某些权力举措为非法,典型如上述那个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国民党曾经声称自己比美国宪政更合理,因为美国是“三权”,它是“五权”。这不过是一个谜眼障,手法并不高明。在美国,法院权力至上,亦即不再有任何一种高于它的权力存在;而国民党权力再细分,众权之上,还有一个统领一切的中枢权,它在法律之上并支配之。所以胡适在其后约法讨论中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外,那还成‘法治’吗?”

什么是法治,罗隆基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他同时征引英国宪法学家戴雪的话:“法治的意义,第一,是法律绝对的超越或卓越的地位与专横的权力的效力相敌对。”这里有两种权力,一种是法律的权力,一种是政治的权力(包括政党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法治的衡量在于,是法律权力服从政治权力,还是政治权力服从法律权力。后者显然是法治,前者即国民党之党治。以上国民党挥舞政治大棒,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还要政治问题法律化,让法律帮从处分。这是政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法治的障碍就在这里。所以,要让法治的蓝图变成现实,无他,必须承认“法律超越或卓越的地位 ”,此即任何政治权力尤其是党的权力,都必须低首于法律而不能位它之上。

简昭惠: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傅红是我的画家朋友之一。

这幅画是他2005年的作品,那年八月底我在离家很远滨海的一个属於城市人渡假休闲的着名别墅胜地初次邂逅它。

傅红的「肖象画」是炉火纯青的,他笔下的每一幅人像的精神都被凝聚在他的画作中,观赏者在欣赏画作时彷彿可以透过一种神祕的气息与画里的人物对话。他描绘的女体与一般画家不同,肌肉线条透出画家运笔的力度,能感受到 一种自然、大地、壮濶之美。

以往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各大肖像创作竞赛中为他羸得无数奖项。

然而,这一幅似乎不同。

傅红没有使用他惯用的鲜丽色彩,简单的冷色调子在明暗层次中表现出主体的一种压抑、迷离. 彷彿走进时光隧道、前方的光照到的是跳跃着混乱和迷离的女体,光明与黑暗、喧嚣与静默呈现着诸多强烈对比。

严肃规矩的女性迎着光,灵魂深处却隐藏着狂舞迷乱的赤裸欲望。

西方文明的悲剧诞生於象徵理性的太阳神阿波罗与沉醉情态的酒神戴奥尼西斯,两者之间不断争斗,相互杂沓。

尼采说:「悲剧的收场就带有一种在梦境艺术领域中不能听到的调子。“正因为不能听到,这幻境中的想像才更加绚丽丰富,我们对悲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嗜好,从悲剧中我们似乎更能获得某种莫大的鼓舞和动力,它比情欲的撩拨更动人心弦,比深情的演绎更能震撼人心。」

一进画廊我就被这幅摆在入口的巨幅油画深深地吸引……

当这幅画在雪梨的肖像创作大赛得奖后,傅红透过另一友人问我可有收藏此画之意?

一来,他知道我很喜欢、二来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舍不得离开这幅对他的创作历程而言意义重大的创新作品。

他希望让他身边的朋友收藏,在未来的日子里比较有机会再见到它。

这些理由促使我们彼此成全。

终於,傅红给了我和先生这样的一个幸运.。

今年(2007)十月王军涛到我家来,他看到这幅画,当时他第一时间和我谈论的观感与我的理解相当类似。

想不到在他离去之后,这幅画留在他脑海的印象引发了一系列他对自己心灵和思维的层层反思。

接到他的信,信中表达了他对此画作的一番观感。我在惊叹他思维穿梭的深刻与灵活之余,从他的信中也了解到70年代的北大思潮和知识分子菁英们的一些想法。

军涛的气质,除了散发出一种古典厚实的庄重和美感之外,和他相处过的人都发现他有一种现代人很少有的「骑士精神」。

他的语言,文字似乎承担着某种生命的重量,我虽难企及却始终心向往之。

王军涛曾说:「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尽管在我自己的追求中,讲究完美。但是,在别人的领域中,我愿意做一个很好的理解者。」

这些精采的文字如果祗存在我的档案中未免太可惜,发表他的信没有徵求他的同意,但我相信他会带着那毫不掩饰率真宽厚的笑容。

容许再一次被我「借用」。

王军涛说:“……离开你家后,我一直想对傅红的那幅画发表些看法,因为那幅画触发了我对自己心灵史的一段反思。

在那幅画中,那个端庄典雅的淑女,映衬在三个模糊夸张的女性之前,令人不禁想起这个典雅淑女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混乱和充满欲望的渴盼的。

窥破淑女内心的这层秘密,是我70年代末在北大就做了的。那时,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重建内心世界的座标。我们童年的理想主义深深受着中国共产党人禁欲主义的约束。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上山下乡让我们这代人,摆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后,又在痛苦的生活和理想幻灭的状态下摈弃了那种正儿八经的禁欲主义,进入某种无约束的解放状态.文革结束后,我们进入大学,各种西方的思潮蜂拥而入中国。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咀嚼着这些思潮,然后以这种新的自己消化的思潮,重新解读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傅红的画,是我们那时的一种解读古典淑女的思路。那就是以潜意识结构注解那些正常行为掩盖着的真实内心世界。

这一思路现在在大陆已经被超越了。超越的思路有几种.第一种思路是沿着这条思路本身的路径走下去,探索更完善和更准确的心理结构。

傅红的画可以看作是基於模糊的佛洛伊德潜意识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在以后的心理学中被看作是深深烙上奥地利中产阶层心理体验的局限性。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形成的心理结构中,潜意识与意识的关系要更健康和正面。

第二种思路,是拓广潜意识结构的内容、形成来源和过程、以及潜意识与意识的相互作用机制。

第三种思路是重建古典的意识观.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和后现代的解构,古典作品和审美存活下来了。因为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下没有感到解放的幸福而是限於巨大的苦恼中。古典时代的哲学和文艺作品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佔据了重要的位置。

第四种思路其实不是思路,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取消顽强地注解意识和心理的努力的态度,把所有的感受交付过程,让心灵在当下的情境中随波逐流。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的普遍特徵。

我个人是在大学后期开始超越这一思路的。我的进路是在开放的心态和情感中回归古典心灵和精神核心。我在日常生活中对於那些非古典的思路保持一种幽默地调侃,我的感情和平常心态是随意的。但是,我的核心价值却是古典时代的虔敬、负责和英雄情怀。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心理和意识结构,所有的都是人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你的心灵的品质的反映,又进一步定位你在个人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位置和层次。

我不想放弃对完美纯粹的追求。如果不这样,我会觉得人生很不值得,或者无聊枯燥。因此,我根本不理睬这个世界,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借用佛家语言,信解行证自己的选择的古典价值。

回到傅红的画。无论沿着哪一条思路走,这幅画的内涵都太简单了。

一个古典淑女端庄体面的背后可能是不同的心理意识和精神过程,或者就是几种截然对立的混合和相互作用的结构。

如果我是傅红,探讨一个虚伪的古典淑女,我还会在里面放上金钱和暴力等。

如果我想探讨一个更複杂的意识结构,我会放进十字架和鸽子,表明早年和社会化的意象与潜意识的冲突和紧张结构。

但是,如果是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在那巨大情欲波浪中放进诺亚方舟!

这是人与外界的结合;任何心理和意识的表述都不应忽略的重要资讯。”

〈摘录〉

一般人对艺术品的解读和评论都只会对创作者和作品提出看法和意见。

王军涛不但把它解构得如此「详尽」,还提出「如果是我,我会……」

夜深了,我再一次回到这一幅画前。

再一次追寻画中「她」的注视。

她在注视的是什么呢?

是注视革命家那颗毕生献身於对抗的心灵?还是凝视自己义无反顾撇开恐惧和焦虑去经历的狂喜和陶醉?

思维里所潜藏的理念,总是以某种微妙的方式紧扣一起,我们的凝视终会相遇吗?

会相遇於何处?

是在生命凶险奋斗的途程中?

还是壁立千仞的悬崖?

在歴史时空奇妙转折的瞬间,你、我、她、我们、不都正抬起头来仰望着那「寥廓而深邃的星空」吗……?

钱  钢:一个大陆人眼中的台湾地方选举

 

仅仅三五分钟前,我还置身于“蓝色狂潮”的中心。震耳欲聋的鼓声、小喇叭声、阵阵喷吐的烟雾和漫天飞舞的青天白日旗,塞满凯达格兰大道。“反贪污,救台湾!”“要清廉!要公义!”高亢的口号,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前,怒冲冲扑向正前方的“总统府”。

我费力地走出人丛,赶去观看另一地点的绿营造势。在宪兵警戒线前转弯,从“二二八纪念公园”门口下捷运(地铁)站。转瞬间,迥然不同的情景出现——

高分贝声浪消失了。洁净明亮的捷运站,静谧柔和。在这蓝绿“大拼场”的造势日,时值高峰,列车进站,人流涌动。乘客们声音低微,在自动扶梯前,一个挨一个排起队,月台上伸展开一条静默的长龙。和刚才激烈火爆的一幕,相距仅一二百米。

冻蒜!冻蒜!

电视屏幕上是沙哑着嗓子奋力演说的陈水扁。忽然,他笑了。有个农夫摸样的人,挑着担子走上舞台。陈水扁接过担子,挑在肩上。这是满担青蒜。“蒜”,是闽南语“选”的谐音。在台湾常有“冻蒜!”“冻蒜!”的呐喊。“冻蒜”,就是“当选”。

2005年11月底,我应邀访问台湾,恰逢第15届县市长选举。

15届,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原以为直选是“解严”后才有的事情。殊不知,自1950年开始,依照“县、市地方自治法规”,台湾就定期举行基层直选。斜披绶带的候选人四处拜票、“冻蒜!冻蒜!”此伏彼起的场面,台湾人见惯不惊。早在1964年,长期稳控局面的国民党就曾在选举中丢失过台北、台南、基隆等三个岛内最大城市的市长席位。

地方选举,原本无关台湾领导人的更迭,然而政党竞争开始以来,它每每被赋予指标意义。1997年第13届县市长选举,民进党以12:8的成绩击败国民党,3年后,执政党易位。2005的第15届,正值民进党声望遽跌,国民党雄心勃勃誓言重新执政之时。陈水扁乘坐“六吨半卡车”(专机)飞遍全岛,唇焦舌敝,为绿营候选人站台。马英九宣布,如果国民党的席位不过半,他就辞去党主席;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紧接着宣布,民进党如果保不住现在执政的十个县或丢失台北县,他也辞职!

到达台北的第一天起,我便阅读每天的《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台湾《苹果日报》和每周的《新新闻》周刊,逐日观察愈演愈烈的选战。从《豁出去了!只要少一票,阿扁就跛脚》、《大游行 蓝绿全力抢北县》、《天王豪赌 今分晓》、《千万人今选县市长 输赢全看你!》……,一直到《蓝狂胜 绿惨败》、《17:6 蓝胜绿败》、《人民给民进党一个教训》、《马英九时代来临 国民党统治七成台湾人 民进党退缩西南一隅》。传媒比喻,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陈水扁的信任投票,对马英九的“资格考”;它是2004的延长赛,2008的前哨战。——2008,谁“冻蒜”?

“泥巴战”

民进党的惨败,有人说是被“高捷案”和陈哲男拖垮的。“高捷案”,即高雄市捷运工程中的官商勾结案。就在县市长选举开始前不久,媒体忽然“爆”出被称为“陈水扁左右手”之一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跟前高雄捷运副董事长陈敏贤同游韩国赌场的照片。舆论大哗,绿营分析蓝营的策略是,“陈哲男事件,要让它烧到陈水扁头上;高捷弊案,要让它淹到谢长廷脚下”,摇撼民进党。一时间,各地候选人全被笼罩在“弊案”的阴影中,人人自危。

此情此景,一党专政时代决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国民党,不是数十年前的“党国”之党,也不是百年前那个以暴力为业的革命党。它是个标准的在野党。是虎视眈眈的监督者,是用尽包括传媒在内的一切政治竞争手段的反对派。

民进党很快组织起防守反击。11月25日,我到达台北的第一天,各媒体正纷纷报道“拉法叶舰军购弊案”的最新突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记者会上宣布:4.86亿美元巨额佣金的密约已被查获。抛出这一国民党执政时的旧案,果然有效,民调显示绿营的颓势暂被遏止。

民进党的选举操盘手,是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媒体称:“邱义仁兵法”向来简单、明了,冷观忘形的对手,抓回失神的党,出手利落、直指核心。《新新闻》周刊披露,邱义仁的方针是“烽火遍地,各个击破”:当国民党在痛骂民进党政府时,他们一手接招,另一手化成23把利剑刺向各县市竞选对手。

这正是令大陆来访者——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憧憬的大陆人士感到“不适”的台湾民主。一位绿营的辅选人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不是比谁像县长,而是比谁犯的错少。”而蓝营分明意识到“泥巴战”里没有人能当小白脸,只能以“揭黑”对“揭黑”,一位蓝营辅选人士说:“进了厨房就不能怕热”。

“这实在是场令人倒胃到极点的选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没有人在比政绩与愿景,搬出来比的全是弊案与爆料,绝大多数参选者的政治形象与人格,在这场选举中都被完整而彻底的摧毁,陈年旧案被翻出重炒,特务情资直接拿来供做爆料素材,甚至弄到最后,连国人皆曰不可的‘非常光碟’也重出江湖,理直气壮的拿到国会殿堂公开放映,并大言不惭的比喻为捍卫‘言论自由’;曾经宣示绝不透露病人病例的执业医生,也聚在一起拿特定候选人的病例开记者会公布;……如果这场竞选再拖下去,还能闹出多少风波,造出多少口业?”

“非常光碟”

政论家南方朔评价本次选举是“品质最恶劣的一次”。不过我所看到的,并非闹剧般简单。有人说:“谁想知道文革是什么样,到台湾来看看选举吧!”大谬。且从最荒唐的事看起。

“非常光碟”,亦称“绯常光碟”。2004年“大选”,曾有人用它打击宋楚瑜。这次故伎重演,有人又用来攻击国民党的桃园县县长候选人朱立伦。光碟的内容,连“偷拍”都算不上,系用演员扮演窃窃私语的路人,片名为“朱立伦最贴近的女人”。

11月26日,制作者林一方在记者会上播放“非常光碟”,被警察拘提。因为林的行为,涉嫌违犯“选罢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1980年公布,之后经过十余次修订“选罢法”,全部内容有百余条。规范从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各级议会议员到院辖市长、县 (市) 长、乡 (镇、市) 长、村长、里长的选举。包括候选人的产生、竞选活动、竞选经费、罚则等。“非常光碟”被认为是“选罢法”禁止的“妨害他人竞选”的行为。

然而绿营也从法理上反击。吕秀莲以人权咨询委员会主委的身分,召开“言论自由与人权──从非常光碟谈起”记者会,质疑警方。她说:“光碟在未出版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不能事先审查。”“任何想回到以前戒严时代的作法,全民都要监督”。一时间,“警总(过去控制舆论的机关)又复活了?”“警方反应过分?”等,成为媒体议论焦点。

祭出“言论自由”来还击司法机构,这举动从另一侧面说明,尽管绿营可以让情报机关首脑操盘选举,却并不能够直接操控情治系统和司法机关来干预选举。

问题不在出不出闹剧,而在选举规则和公众道德对闹剧的制约。“非常光碟”被法律的红线所阻,也为一般民众不齿。在荒唐的背后,诚如南方朔所说,台湾选民“用他们的选票表达出了一种对道德高标准的要求”。我们可以拿似乎同样任意罗织罪名、致人于死地的文革来与之相较。

“非常光碟”不能击倒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一如另一波奇异的爆料,未能颠覆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胡志强。

“病例”风波

无耻!12医师公开胡病历

这是11月30日台湾《苹果日报》的大标题。各报同时报道惊人的消息:民进党立委林进兴前一日率11名医生召开记者会,披露现任台中市长、下届候选人胡志强的一份“病例”,指称胡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访问美国时曾中风,不适合再当市长。

在台湾,这样的举动,触犯众怒。数天前,陈水扁在为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拉票时,也曾在卡车上诅咒胡志强“何时掣起来都不知道!(闽南语,意即:何时蹬腿都不知道)”。12名医生陷入重围。当晚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谈话节目,请到其中一名医生到场,公众的热线电话纷纷严词谴责12名医生“无耻,没医德”。在座的嘉宾、工运领袖郑村祺说:“医师们完全是为了一党之私!”12月1日《联合报》的“民意论坛”版上,台北县的医师刘忠武写道:“身为医师的我,感到非常丢脸,真想不到会有医师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作家蔡诗萍发表题为《这份“野蛮台湾”的病例》,痛斥12名医生是“自掘台湾民主的坟墓!”

一些媒体谴责12名医生违犯了“选罢法”、“医师法”,还触犯了刑法。但同时有媒体反驳,认为“医师伦理中有比严守病人秘密更高的标准。”

12月2日《台湾日报》发表金恒炜的专栏文章,他举例说:因“水门”丑闻而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死后,他的心理医生揭露尼克松心理问题很大。这位名医建议立法,强制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接受心理医师检验,因为总统身体健康,攸关国家安全。金恒炜写道:“真正严肃的课题是:”公仆‘的身心状况是不是应立法揭示?供选民取舍?“

这样的观点,和者盖寡。事实是,12名医生成了胡志强最好的助选员。“病例”事件后,胡志强的民望不跌反升。选举结束,台中市“医惩会”经过投票,对12名医生做出处罚决定。对洩露病历的医师,以往多援引《医师法》第23条“洩露病人病情”,处2到10万元罚款。此次改引第25条“违背医学伦理”,对林进兴做出废止医师执照一年的处分。其他11名医生,分别责令补习医学伦理课8到32小时。这个判例对民主实践的意义,同样不是“闹剧”二字可以轻易遮蔽的。

博客时代的选举

“非常光碟”和“病例风波”, 准确说,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而选举期间每天见到的,是法律许可的党派竞争。那些创意文宣,日日喧腾。许多攻讦引起争议,却只是踩在法律的边缘。人们很难廓清,哪些是民主的必须,哪些是民主的“脱序”?

如果还是二十年前,如果没有这个百无忌惮的环境,是否容许这样的广告?——一张灰色的千元大钞,原本它的画面上是四个正在观看地球仪的儿童。现在,变成了陈水扁、谢长廷等四名高官,和“财团治国 秃鹰银行”字样。广告语:“他们爱钞票,我们有选票”,“12月3日,要投票才能有改变!”

这个广告引起质疑。不只是中央银行所发行货币的严肃性问题,制作广告的国民党接到了“行政院长”谢长廷个人的电话抗议。一天后,广告的画面有了修改。谢长廷的头像没有了,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人形轮廓,中间个是红色的大问号。广告词增加了:“猜猜他是谁?”下有一行说明:“由于行政院长谢长廷来电,我们只好把他换掉。可是该换谁呢?苏贞昌吗?游锡堃吗?还是吕秀莲?……”新广告抓住“换”字作文章:“12月3日,要投票才能把他们都换掉!”

民进党的一个广告,则选择了七名泛蓝立委咄咄逼人的形象。广告语称:“就是这些人,谩骂官员、抹黑造谣、瘫痪政府……如果年底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输了,这些人会更嚣张、恶质、傲慢”,这个广告颇能煽起绿营人士的义愤,广告说:“12月3日,关键的抉择!”

掌握着行政资源的民进党政府,选举前在各报大量刊登政府广告(台湾媒体称之为“置入性行销”)。一则由新闻局发布的整版报纸广告,密密麻麻的小字,标题是《找找你的牛肉在哪里?》(台湾人将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实惠称为“牛肉”),详列政府的政绩,夸耀“行政团队和时间在赛跑”,“天天有牛肉,月月有成绩”。

我强烈的印象是,在随处可见的拉票、拜票、抢票、固票背后,是台湾人对选票的共同臣服。这次和县市长选举同时举行的,还有乡镇长和县市议员选举,共有77名县市长候选人、791名乡镇长候选人和1693名县市议员候选人,在热汗淋漓拼选票。各种宣传品无奇不有:日本卡通、趴趴熊、验钞卡、扑克牌……都成为文宣载体。在绿营的造势会场,四处有小摊在销售“阿扁棒球帽”、“阿扁小公仔”和绿色T恤。一天傍晚,我去台北县的中和,在捷运站口刚有人送给我一张宣传影碟,走出几步,又有人送上一包印有候选人头像的面巾纸。

我看过民进党台北县长候选人罗文嘉的网站。他有完整的形象设计,以“小太阳”为他的标识,有一整套延伸产品,布娃娃、抱枕、手机吊饰……。网站里有他的手机图铃下载、MSN表情符号、竞选宣言、竞选歌曲、政策阐释、他的“影音酷”——他演唱的歌曲和拍摄的广告、还有“文嘉部落格”即他的博客。据说绿营非常善于运用先进科技进行文宣,以至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嘲讽国民党台北县长候选人周锡玮的博客——“玮哥部落格”(在选举开始时点击人次超过100万),人们怀疑是罗文嘉竞选总部所为。

近观罗、周对决

通过网络,我调看了11月13日台湾公共电视台所举行的罗文嘉、周锡玮政见辩论会录像。我必须说,我看到的一些重要内容,很容易被泥巴战的纷乱表象遮蔽,从而被人忽略。

我看过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电视辩论会。出乎我的预料,罗、周辩论的火药味还不及香港。两个小时的辩论会分四个阶段:候选人的政见申论;两位教授分别向两位候选人的提问和问答;两位候选人各向竞选对手四次提问和四次回应;候选人的结辩。我很惊异他们的演说才能,包括他们对时间的精确把握——他们都能在规定时间的最后一秒很自然地结束发言。

这场辩论,没有“统独”之类的高端辩题,两人用较长的时间分别阐述了对台北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理念:罗文嘉主张争取在财政上和台北市相同的地位;周锡玮主张促成台北县和台北市合并。对具体县政,诸如水源问题、污水排放问题、捷运兴建问题、绿化问题、监狱迁址等,一一作了辩论和探讨。当然,在辩论中,特别是在最后阶段,也出现针对个人形象的口水战。

1966年出生的罗文嘉,被称为“学运世代”,曾为学生运动领袖,是台湾大学第一位经普选产生的学生会会长。他是陈水扁“童子军”的重要人物,二十多岁时,就先后担任立法委员陈水扁的助理和陈主政的台北市政府的新闻处长,在陈竞选“总统”时是民进党的文宣主任。他自称“乡下小孩”,喜欢切。格瓦拉,他的造势晚会如配乐诗朗诵会,“草根”、“改革”不绝于耳,抒情,煽情。母亲是菜农,他的一则竞选广告词是:12月3号选完,我要回家吃妈妈种的菜。

1958年出生的周锡玮,父亲是前国民党军官,当过省议员。他本人是现任立法委员。

本次竞选,两人的处境非常不同。国民党把周锡玮定位为“马英九的兄弟”,把他罩在马英九“清廉、勤政、爱民”的光环下,把他是否当选和马英九的未来紧紧相连(11月27日我在“总统府”前看到的蓝营示威,其实是为这位县长候选人造势)。而被国民党说成是“陈水扁的徒弟”的罗文嘉,却因陈水扁的弊政,不但在竞选中忌讳被陈水扁拖累,还反复强调不搞政党纷争。他在辩论中明显地有所节制,但是仍对周锡玮个人的形象发起挑战。

罗文嘉刻意提醒人们注意他和周锡玮出身的不同。“我没有背景好靠,只有靠自己”。他把周锡玮和过去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挂钩,指责周锡玮有“特权超贷”污点,像过去的“腐败议员”一样,曾靠权力获得贷款,办垮了企业,让老百姓买单。

周锡玮则强调罗文嘉和陈水扁的特殊关系,强调罗文嘉发起的“新民进党运动”是“假反省”;强调他自己是通过民主程序初选出来的国民党县长候选人,而罗文嘉则是靠陈水扁“空降”而来的特权人物。他还批评罗文嘉曾利用职权向企业募款,被监察院“纠正”。

这是罗、周“泥巴战”的开始。准确地说,在此之前,两人都深知公众对恶质选风的反感,不无忌惮。但是随着选战升温,罗文嘉竞选总部加大对对手的攻击力度,“每日一爆”。蓝营随即转守为攻,“以更多的议题来反击”。当我到达台北观察选举时,双方的文宣轰炸已铺天盖地。周锡玮甚至被逼得到观音庙燃香发誓:罗文嘉所指控的都不是事实,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开票之夜

12月3日,投票。我去台北县观看蓝绿双方的集会。在火车站的两侧,相距仅400米,是两个守候唱票结果的会场。

周锡玮阵营的高台下,引人注目地停放着一辆公交汽车。这是蓝营抓到的“物证”——前一天,媒体刚刚报道:一周前有人在公交汽车上给台北县绿营助选团发“走路工”(即出行费),发钱的经过被汽车监视器录下。罗文嘉阵营坚决否认,但已没有时间反击(选举后查实,有一车绿营的人的确发到过“走路工”,约等于人民币70余元)。

两个会场,各停着6辆左右SNG(卫星新闻转播车),各电视台记者早早地就开始现场直播。400米两端,一端满眼的绿色,一端满眼的红蓝。计票讯息傍晚时分开始发布,旗帜飞舞,小喇叭阵阵狂鸣,电视记者不断报道:“现场气氛相当High!”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几乎同步地出现在会场前方的巨大屏幕上。群众也十分容易看到自己,又被屏幕上的景象鼓动得越加亢奋。无论在哪个会场,都能听见另一方袭来的潮水般人声。

一开始的局面就对周锡玮有利,他和罗文嘉得票数的差距,从一千、两千拉开到九千、一万。我在这时从蓝营会场走向绿营会场。很奇怪,那里也是一阵阵的欢呼。我走进罗文嘉竞选总部,看到那里显示,罗文嘉领先周锡玮一万余票。后来才知道,那是绿营为了稳定支持者情绪,暂时发布的虚假数据。绿营群众从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支持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的画面。蓝营群众看到的,是“东森”或是“中天”。

各县市的数据络绎不绝传来,当确定已有11个县市长的席位被国民党候选人夺得的时候,主持人女士走上台去,大声宣布:“马主席不用辞职啦!”

那一夜,我从蓝营走向绿营,从绿营走向蓝营,数度来回。相比那些胜败信息和潮水般起伏的群情,一些细节,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

在熙攘嘈杂的罗文嘉竞选总部,有一个小小的厕所,来往者川流不息。人丛中,有一个青年,始终在默默地清理。他用拖把一遍遍擦地,厕所门前的地被踩脏了,擦干净,再踩脏,再擦干净……

4个少年举着大牌走入蓝营会场,像古时候的衙役。牌子上写着:“严肃”、“威武”、“请将垃圾丢进垃圾箱”、“谢谢!”……

一个小男孩被领上蓝营的高台,原来是和家长走失了。主持人一边询问这是谁是孩子,一边对孩子说:“别害怕,小朋友。放心啦,这里很安全!”……

当周锡玮已经超出罗文嘉10万票时,主持人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走上台。她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胜利的感觉啦!”(欢呼)

她接着说:“当胜利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成熟,对不对?”(“对——”)

“我们要体谅别人,”她说,“请求各位,该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结束,请大家早点回家!我们的标识物,请大家收起来,小帽子,旗子,都请放进包包。你们说好不好?”(好——)

在罗文嘉阵营的集会上,终于有支持者情绪失控。一位阿伯拿出小刀,扎向自己,当即被“制服”。在蜂拥而上的电视摄像师的镜头下,被抬上停侯待命的急救车。现场的应急系统一直处于待命状态。游行,集会,在台湾有一套成熟的保障体系。

有些背景不应忽略。台湾的教育普及程度很高,每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总预算的15%(我在台湾访问期间见过的所有小学、包括山地小学,都非常漂亮)。台湾的民主进程,坎坎坷坷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什么样激烈的场面都曾发生过;今天人们固然关心谁输谁赢,但“民主不能输”却是人们的共识。

音乐起——那是一首闽南语摇篮曲《伊是咱的宝贝》:“一蕊花,生落地,爸爸妈妈疼尚多……”。我又看到配乐诗朗诵般的情景。罗文嘉和妻子走上台,面对台下一双双茫然若失的眼睛,他承认落败,感谢支持,他说:“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不经过一次重大的挫折,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今晚,我们可以伤心,可以不平,但我们不要呛声(怒骂),文嘉拜托大家!我们要坚定,要微笑!大家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微笑,好不好——?”

400米两端,激动的蓝绿群众这一晚最终相安无事。在整个台湾岛,虽然争议纷起,贿选投诉近两万件,但整个选举大致平安。在嘉义市,蓝绿双方都要到被称为“民主圣地”的一个喷泉边集会,警察仅用一道铁栏间隔。双方队伍鼓号齐鸣,但只有“文斗”,没有“武斗”。

绿营人士谈话录

必须说明,“绿营人士”这个词,定义飘忽,容易曲解。这里具体所指,是我在台湾屏东县结识的支持民进党县长候选人的3位先生:一位村长,一位老师,一位火锅店老板。

屏东县新埤乡箕湖村村长张信永当过兵,曾是国民党培养的青年干部。他几年前转换阵营,是由于基层选举中的一些恩怨纠葛。谈及本次选举,他最关心的是县长在乡土服务方面的作为,对“统独”,对“2008”,无大兴趣。“曹立委有办法,”他这样评价民进党县长候选人曹启鸿,“他能在立法院努力游说,增加给屏东县的财政拨款;地方公益事业,这些年搞得不错。”他不喜欢国民党的地方“桩脚”,说他们一直用小恩小惠拉选票,现在还很普遍。但对一些“深绿”的观点他也不以为然。

“我的老父亲喜欢听地下电台,是主张台独的。他没有文化,相信那些宣传,说什么‘反攻大陆’的时候两岸都没有打起来,现在中国哪敢打我们?”

张村长对本村事务显然十分用心。村里办了一个“文史馆”,收藏着本村各个年代的农具、炊具、家具、衣物,从石磨、秤、斗笠、蓑衣一应俱全,让我想起在美国小镇见过的“历史学会”。

在高雄教书的陈荣霖老师,曾是民进党屏东县潮州镇党部负责人。我问起他与民进党的渊源,他说:

“我从小没有见过父亲。4岁那年,母亲带我去探监,我才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他。”他的父亲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地方精英,一位受过日本教育的医生。和民进党的许多成员一样,他是戒严时代受迫害者的亲属。

陈老师不满“扁政府”,认为陈水扁最大的败笔是“政策反复不定”,“搞不清他要干什么”。他说,陈水扁其实明白,“独”是没有什么可行性的,说过,“李登辉独不了,我也独不了”。但面对支持群众,又说“为了台湾的尊严,我们不怕牺牲”等等。不过陈老师对立法院中的泛蓝立委,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每当从电视上看到那些讲国语的泛蓝立委,像爷爷教训孙子一样质问政府官员,扁政府的官员用结结巴巴的国语或是闽南语答辩,我们这些人心里就很不舒服。”

陈老师认为大陆经济发展很快,台湾决不能闭关自守。“是独还是统?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嘛。”

屏东县潮州镇上一家火锅店的老板王和平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无条件支持民进党”的人。他读书不多,16岁时就跟着搞抗议运动的哥哥在台北闯荡,搭舞台,挂标语。他多次竞选镇长和县议员,屡败屡战。他关心高层政策和两岸走向,认定“统一,一定会拖跨台湾!”其理由是:

“你看我们镇上,有300个大陆女孩子。她们假结婚来到这里,到这里就离婚,搞色情行业。每个月她们每人要向家乡汇回相当于人民币1万元的钱,这就是说,一个月,300万!真要是‘统一’了那还得了!”

我看台湾传媒

这篇文章已多次提到台湾的传媒。在去台湾前,我对台湾传媒仅有蒙胧的印象。一是内地所谓的“港台腔”(其实港台何来共同之“腔”?)二是一些朋友所说的“恶质化”:肤浅、低俗、“叫嚣和充血”。

实地观察选举前后的传媒,我的印象被充实,也被部分地修正。

在我去过的台湾城市,几乎见不到报摊,报刊的销售主要在各便利店。1988年台湾“报禁解除”后,新办报刊曾如雨后春笋出现,其中多数又渐次消亡。今天在便利店的报刊架上占主要位置的,是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和传统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重要的杂志有《天下》、《商业周刊》、《新新闻》。

除了影响力式微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台湾已没有政党和政府的媒体。但是,台湾今天却不乏具有浓重党派色彩的传媒。《自由时报》、“民视”电视台几乎就是泛绿阵营的喉舌。而《联合报》、TVBS电视台色调之“蓝”也很醒目。

《苹果日报》具有西方式“商业媒体”的特征,惟读者马首是瞻。这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北部,它实际运作的结果是:大量提供爆炸性社会新闻;反“独”的立场鲜明。对洩露“胡志强病例”事件,“苹果”的报道最为抢眼。他们毫不掩饰对12个当事医生的唾弃,“无耻!”“可恶!”的字眼直接上大标题。

每天读报,一个更强烈的印象是:中国式“文人论政”的办报传统,在台湾依然存在,而且对社会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激浊扬清作用。选举期间,许多社论对宪政、对民主的阐释发人深思。他们用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在台湾捍卫常识、捍卫道德底线。

一些媒体曾痛责陈水扁对胡志强的恶咒。选举结束时,又逢连战、宋楚瑜诉陈水扁获胜。辩方律师以“言论自由权”为陈水扁诬称连、宋搞“柔性政变”辩护,法院判决明确指出:总统不具言论自由权。12月22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都发表社论,论“总统没有言论自由权”。他们指出,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人民,拘束的对象为公权力。正因为如此,手握公权力的陈水扁不仅没有血口喷人的特权,从根本上也没有言论自由权。

坚决反对台独的《联合报》,对他们所称的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立场进行了持续的批判。针对不少绿营人士在选举后认为这次民进党总得票率仍达42%,社会支持根深蒂固,不可摇撼,他们是败在陈水扁还“不够绿”;12月12日,《联合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即使全德皆赞成希特勒把犹太人统统赶出去》。社论说:“历史可以证明,有些高民意支持度的国家路线,其实却是错误的。这正是民粹与民主的分野。”“希特勒透过选举及公民投票等民主机制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纳粹工程,在有些关键性的公民投票中,希特勒的支持率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点一。但是,选举与公民投票的胜利,最后并不能证明纳粹路线是正确的。”

我承认,这些关于民主宪政的论述,对我是陌生的;如同小学生看到中学课本。

《联合报》的一篇社论还尖锐指出“民进党主张台独。但一向在操作政治斗争时,却不说是‘台独/反台独’的斗争,而说成是‘统一/反统一’的斗争。”社论强调,“泛蓝,并不等于‘统派’。”它说,民进党是用扣红帽子的方式,“以‘反统’的假命题,来掩饰‘反独’的真命题”,这不但扭曲真相,也使两岸关系丧失了“新中间路线的广阔空间”。

《新新闻》周刊激烈批评民进党,但对国民党的针砭也直逼要穴。最近一期《新新闻》,就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接班团队进行了比较,认为看未来政治发展的空间,民进党遥遥领先国民党。拥有行政权的民进党早已展开新世代的部署,再过几年,如罗文嘉等目前四十岁年龄层、有丰富政治阅历和行政经验的一辈即将陆续走向前台。而泛蓝仍然沉在论资排辈,目前看到的新一代多是对未来缺乏愿景、能力平平的“太子党”。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上述各重要媒体,他们的灵魂人物几乎全部是“解禁”之前《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年轻记者或编辑。在冲决威权的时代,他们经历了激烈的抗争,也经历了静悄悄的改良。今天在这多元声音的“传媒广场”上纵横论政、揭露腐弊、挑战邪恶,这无所恐惧的自由,正是他们用青春争得的。然而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以今天的传媒为荣;相反,对传媒上的“恶俗化”、“泥巴战”等乱象忧心忡忡。他们得到自由的庇佑,也别无选择地,要为自由承担代价。

这也正如台湾民主。当密封的盖子打开,魔瓶里冲出了一切东西:纯洁的和浑浊的;光明的和阴暗的;理性的和极端的。毋庸讳言,台独“基本教义”是在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中孕生,在威权政治解体之后壮大的。但是不容忽视,今天反对台独的社会力量,他们所使用的,也正是民主这个武器。民主,是今天台独“基本教义”的巨大障碍。

在台湾的一个月,我同时观察着现场和传媒,看到媒体总是反映着现实的局部。那是媒体追逐的局部:最耸动、最激烈、最有戏剧性、要被渲染被广泛散播。然而,已然成为常态的那些事物和细节,媒体似乎没有关注的理由。

我也同时观察着两岸的传媒。发现内地对台湾选举的报道,往往是对台湾媒体报道的再取舍,即:凸显民进党的惨败、更多展示台湾的“乱象”。有的媒体流露出一厢情愿的欣欣然之色,甚至分析这次选举绿败蓝胜的原因是“大陆对台新思维撼动台湾岛”。经过二度取舍,媒体展示的图像更加失真。

12月26日,我在返回上海的飞机上看到《环球时报》,赫然的头条标题是《马英九说“统一”,越来越大胆》。我一时错愕:这是我在台湾一个月里看到的吗?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有一首歌,不分蓝绿,不分两岸,大家喜爱,它的名字是《美丽岛》。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 香蕉 玉兰花。

想起在台湾的一个月行程,这首歌动听的旋律便油然而升。我特别喜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个取自《左传》的句子。它让我想到那无法割裂的历史文化血脉,想到台湾人令人感伤又令人尊敬的过去和今天,想到他们正为古老的民族探路跋涉,想到这个民族的明天。

初稿于2006年1月24日下午5时,香港大学

朱健国:“短命制”与“终身制”一样巨毒

 

十七大前后大陆各地官员大面积频繁调动,让人们突然发现,经过各级人代会和党代会「民主」选举的省市地县负责人,在任期未满便由「党」强行调离,已使中国大陆官场顽疾由「终身制」变异为「短命制」——「短命制」看似摆脱了「终身制」的封建性,其实不过是变种的新专制,同样是摧残民主宪政共生的巨毒。

现有两种「短命制」病态

其一是政府官员「短命制」。如教育部长周济,其简历说:「二○○二年一月在湖北省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当选为湖北省武汉市市长.二○○二年四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人民代表花纳税人之钱,费老百姓之力辛辛苦苦选举的一个市长,只干了三个月就被「党」强行调离,与人民代表商量一下的过场形式都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在「党」的眼里有一丝严肃性和权威吗?如此肆意否定「最高权力机关」人代会的民主选举,岂非以党主代民主?十七大以此类为「关爱民生」和「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岂非牛头不对马嘴!

如此这般绝非个别特殊现象。网上搜索,一个市「十年换七任市长」(邯郸市)、「五年四任县长」的新闻比比皆是。有学者统计,全国百分之九十的政府官员不能按《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干满任期。由此造成各级政府官员无心无力按政府长期规划施政,所谓关爱民生也就只能是「张市长挖河李市长填河」,政府工作永远是在混乱的权宜之计和临时抱佛脚之中。百姓只能哀歎「十年七任市长城市有何希望?」

「十七大胜利闭幕」后,随着李克强、李源潮、俞正声等人升迁,辽宁省省长、江苏省省长、湖北省省长等人皆接任省委书记,同时又兼任省长,实行了集党政大权於一身。虽然这种「党政不分家」可能只有半年时间,到明年「两会」时有可能恢复「正常」,但半年的「党政不分家」就不违法么?这足以使极薄弱的监督机制再被「党政一肩挑」的集权专权腐蚀,产生更多新腐败与渎职罪。这从近期一些新腐败案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其二是党务干部「短命制」。据一个离休高官不久前公佈其调查研究结果:全国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只有二年七个月,据中部某省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介绍,近两年来该省九十多个县(市、区)中,只有一名县委书记在岗位上干满一届,其他党委一把手在任期内纷纷被调动岗位,任期制执行率只有百分之一。据统计,河南省的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的平均任职时间不到两年半。这一趋势已从省市地县向乡镇蔓延,基层调整干部常常以一种「推磨转圈」式的「游戏规则」进行:乡镇有大与小、穷与富、远与近之分;管官者往往有意地按一张「线路图」操作:干部必须从小乡干到大乡,从穷乡干到富乡,从离城远的乡干到离城近的乡,就像推磨转圈一样。这样可增加许多「调整干部的机会」。一个干部的「短命制」提拔,往往牵动好几个乡镇班子的调整。导致乡镇干部队伍「小调整、大震荡」。这既扩大了买官卖官市场,更造成了今日全国县域经济的极度衰退和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是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短命制」是一党专制死结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确立干部退休制度,逐步解决了党政领导干部「活到老、干到老」的「终身制」难题,破除了领导干部表面上的终身制,但却没法解决「不到退休,决不退职」、建立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的难题.

「短命制」因何而出现,因何无法根治?有人说是法制法规不健全,「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是目前任期制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对,中共早已颁佈实行的《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一届市长任期五年;经过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市长必须干完五年才能接受调整,「这是对人民代表权利的尊重,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要义」。可惜,「党」常常让它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有人说,只要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定能杜绝.不对,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探索建立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明确指出:领导职务任期制是对选任制、委任制领导干部担任某一职务的规定期限和在规定期限内对履行职责的要求进行明确规范的一种制度。

可歎,尽管已有详细的相关法规和「胡温新政」的高度重视,十七大前后,党政干部「短命制」现象却继往开来,登峰造极,祸国殃民,致使党内外怨声载道。

至此只有一个解释,「短命制」是不以中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其产生的关键是党天下、党专政、党凌驾於国之上。虽然邓小平早已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但中共一直无法自行改变「党管干部」的党天下体制,即使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彻底破除了形式上的「终身制」,也仍然会再出现「短命制」之类的专制新病态,绝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

「短命制」表面上看,是大面积「跑官买官」、「卖官鬻爵」的整体腐败,根子则是「终身制」变形,是一党专制之死结——如果真是「权为民所用」,一切权力归人民,一切官位由人民民主选举,又岂能有什么「短命制」、「终身制」?

余  杰: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小圈子特首”曾荫权近日在电视节目上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曾荫权借此批评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以及香港民众及早实现普选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表达。

香港人确实对文革心有余悸。当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方式登陆的。曾特首希望以文革来恐吓香港百姓,没想到这番“曾子曰”却暴露出他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的无知。曾荫权曾经在会见一批中学生时,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者如果持有一颗谦卑好学之心,便可将无知转化为有知。

我建议,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可以效法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当年,江泽民为提升古典文学修养,特意派遣专车到北大接中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讲授一次古典诗词。江因此学会了背诵《滕王阁序》,袁也以“南书房行走”的殊荣而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不乏国学大师,如饶宗颐先生,曾特首不妨延之入特首府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历史。

无知者最可怕之处,乃是强不知以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来传播谬误。当曾特首对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时,他仍然强词夺理,无知而无畏,其人必病入膏肓。文革与民主无关,也与人民无关。文革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民众的诅咒中死去,文革始终没有脱离过毛的控制。即便在武斗肆虐、“全国大乱”的阶段,军队仍然绝对服从毛一个人的指挥,毛仍然可以使用军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文革中,人民从未实践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从未拥有过批评毛及文革的言论自由;文革中,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对毛顶礼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甚至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客拼死也要偷渡到香港。

要了解什么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读一读历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中指出:“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著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这套光盘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阅。

用文革来妖魔化民主,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最喜欢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便用文革来比附民主运动,仿佛谁对他的统治不满,谁就是要搞文革。如今,曾特首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会了邓大人的伟大理论。可是,聪明的香港市民能被他随心所欲地“倡优蓄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