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文化拯救”的嘹亮呼声里，中山装申遗事件落入了人们的视线。早在2005年，浙江宁波红帮裁缝就要申请非质文化遗产，并把中山装作为其制造史的核心内容。2007年4月，上海有人呼吁中山装制作工艺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中山装“嫡传企业”上海开开集团的响应，随后，长宁区和静安区之间发生申遗权的戏剧性争抢。7月，北京红都集团声称，已经完成中山装技艺的申遗程序。到了10月，中国休闲服装博览会再度透出消息，中山市正搜集历史资料，准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中山装申遗已经变得炙手可热。

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中山装营业额近年来逐步上升，拥有潜在的广阔利润空间。谁夺取中山装遗产的“保护权”，就将成为中山装工艺制作的权威，并占有主要市场份额。任何文化遗产争夺战的背后，必然是市场利益的争夺。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就是如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机制时，曾公布三个评判尺度：第一是有艺术价值，其次是处于濒危的状况，第三是须有完整的保护计划。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而言，中山装保护计划可以轻易制订，因为它无非就是一份市场营销计划。真正的难点在于第一和第二项指标。于是，提供完整的历史叙事，以展示其艺术价值（原创价值），就成为申遗的必要前提。

北京红都集团向世人宣称，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托付给裁缝。该店裁缝参照日本学生服和士官服后，研制出第一套中山装样本。上海方面的故事则宣称：孙中山携带日本军校的士官校服到荣昌祥西服公司，要求制作一种中式正装，中山装于是在荣昌祥首次批量生产。这两种叙事大同小异，都是孙中山作为甲方，亲自上门下订单，所不同的只是乙方：一个是张氏的上海同义昌，而另一个是王氏的上海荣昌祥。

北京叙事和上海叙事提供了一个共同细节，那就是中山装的设计，参照日本士官服的样式，这其实就是学术界所探究的中山装起源。而只要追溯一下世界服装史就会发现，日本士官服还有其更为深远的源头，那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士官服。它的简洁风格，符合当时军事—政治运动的精神需要，由此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俄国士官服和日本士官服，便是那场大规模克隆的丰硕成果，它们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早已崭露头角。

此后，德国人自己率先继承了19世纪的军服遗产，以至纳粹国防军的士官服，都在沿用这一款式；而抄袭了德国军服的俄国士官服，后来被苏维埃政权所沿用，成为著名的“斯大林服”；在中国，它因孙中山的“参照”而成为“中山装”，因毛泽东的“继承”而成为“毛服”；在越南和北韩，它因胡志明和金日成父子的“改造”而分别演成“胡志明装”和“金日成装”。

根据对历史照片的观察比照，德国军人、斯大林、孙中山和毛泽东，穿的都是同一种套装。尽管其间出现过一些细节变化，但20世纪各军事管制国家的制服，仍然表现令人震惊的相似性。毫无疑问，中山装的姓氏，本该名叫德意志，它的设计，没有多少原创的艺术（设计与工艺）含量。那些关于口袋和纽扣的乌托邦式的政治阐释，仍然不足以构成中山装的精神内核。在饱受工业抄袭指责的时刻，把这种克隆性服饰拿去申遗，只能触发更大的国际疑虑。

中山装申遗的另一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处于濒危状态。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中山装距离濒危服饰路途尚远。尽管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中山装的销售数量发生锐减，但因许多人将其视为礼服，在结婚和会议等正式场合使用，其地位已开始大步回升。在多元化的中国时装界，中山装复苏为新的时尚服饰，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状。拿一种时尚服饰去申遗，要么是不懂申遗的游戏规则，要么就是在蓄意隐藏其商业事实。

在重塑中山装神话的背后，是顽强的历史怀旧情结。让我们简单缅怀一下中山装的发达史吧。在它的全盛时期，中山装竟然成为全中国民众的单一制服。它的五个扣子没有召回“五权分立”的政治理想，反而锁住从脚踵到喉结的整个身体，进而制服了全体民众的灵魂。数亿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邦。这是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范例。反思这种服饰带来的精神创伤，才是比申遗更有意义的事务。

 
 
回国还是不回国，这是个问题。多少海外学子海外侨胞思考著这个问题，有的回去了，有的留下了，有的还在思考。……
 
其实什么人回国，什么人不回国，很容易判断。
 
那天我问我老婆一个问题，让她做个选择，是倒退一百多年当慈禧太后，还是象现在这样在美国做个普通人。她的选择是当然做慈禧太后。为什么？我老婆倒没有多大的权力欲，但是当个慈禧太后享福啊，哪用象现在这样天天算计怎么花钱，怎么算计怎么不够花。想买件衣服看来看去舍不得，化妆品看来看去还是舍不得。带孩子，换尿片，侍候老公。这日子哪能和慈禧太后比？当了太后，这一切所有让她烦恼得近乎忧郁症的因素就全没了。
 
我又问，慈禧太后太近了点，让你选择倒退两千年，当个奴隶主，还是那么大权，还是想怎么使唤人就怎么使唤人，倾全国之财力让你一个人享受，可是那享受质量差点，没有彩电冰箱汽车，好吃的也就是生肉在火上烤烤，最好的化妆品也就是猪油在脸上抹抹。洗澡就是找条河泡泡，没有月经带，上厕所就是地上挖个坑。娱乐也就是看著奴隶跳舞和现在非洲人跳差不多的舞。你再觉得不过瘾就杀两个奴隶玩玩。你干不干？
 
这回我老婆有点犹豫。这奴隶主权是不小，但是太落后了点，享受著不大舒服。
 
在我看来，想不想倒退一百年当慈禧太后是个试金石。凡是回答YES的，都是想海龟的，我老婆就是一个。天天念叨回国如何如何好。为什么好？在国内没当慈禧太后，起码社会地位没有象在美国那么底。在国内好歹我也是个美女，有人捧著，再不济也比农民工、小保姆、车间里的工人强，在美国，除了偷渡的老墨，找不著向下的参照物了。
 
我是不打算回国的，显然我对当不当慈禧太后的回答是百分之一百的NO。如果我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认我处在慈禧太后的位置上能够做出点不同的事，挽救大清帝国，也许我会选择YES。但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坐在太和殿绝对不会比慈禧老太太强。剩下的就是个人享受了，我会放弃我现在美国穷哈哈的生活，选择慈禧的奢生活吗？不会。
 
第一，我不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质比慈禧老太太差。我享受著现代文明社会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普通人的生活。努力工作，吃穿不愁，彩电冰箱汽车，写完这篇文章马上发到网上，这种娱乐是慈禧老太太享受不到的。
 
第二，慈禧老太太比我强的是，她有当时最好的，而且她有无边的权力，想怎么享受怎么享受。事实上不一定是享受，而是使唤人，享受别人没有的，给了许多人快感。我不认为我愿意为了那种一百年前的人上人的感觉而放弃我拥有的现代文明生活。
 
有人会说我的比喻不合适。回了国，挣得比美国多，受人尊敬，现在地y村，最现代的东西马上在国内享受到，总比你在美国当二等公民强，为什么不回？这又牵涉到对生活方式的理解了。
 
兄弟虽然没入共产党，却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坚信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说白了，就是现在中国人均GDP不是和美国差壹佰年吗？中国的文明程度也就和美国差壹佰年。这文明程度四个字具体怎么讲？具体讲就是许多在美国认为野蛮的东西在中国还司空见惯。
 
我是相信中国在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而且发展得很快。比如杀人，老蒋27年清共是砍头，然后头挂在电线杆或者城门上。陈毅有诗云，此头须向国门悬。老毛也好不到哪去，活捉张辉瓒，头砍下来，顺着河漂下去还给老蒋。谁要是回国，天天看见电线杆上挂个人头还不恶心死。好在现在进步了。五十年代枪毙，文革野蛮复辟，割张志新的喉咙，现在也学着老美打毒针。
 
问题是进化到文明杀人的社会，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狗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差得远啊。杀人是文明了，其他的野蛮多了去了。你海龟了，穿西装，打领带，开奔驰，雇佣人，实际上是把你自己放在当年非洲人贩子的位置上。这个社会野蛮，但是我是文明人，我这个文明人还要从这个野蛮社会赚钱做人上人，过我的文明生活。
 
当年的人贩子怎样我不知道，我知道今天的中国，要想生存，你就得同流合污，一起跟着野蛮下去。这问题就不是物质上的了，而是精神上的，你挣的比美国多，开的车比美国好，可是你生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度，天天和野蛮人打交道，沾染着野蛮的习气。
 
 
一次在PBS看到一个节目，好象是一个NOBEL生物学奖得主。他很动感情说了一段话。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再过五十年和一百年，让他生活那怕一天。因为他想亲眼看一下那时的科技发展到多么先进的程度。
 
这是真正的文明人的思维。如果问此公愿意不愿意倒退一百年当几天太后老佛爷，他一定说宁愿一百年后当个HOMELESS。
 
请问海龟们有几个有这番憧憬的，都想着回国如何当官，如何骗钱，如何泡妞了。在此，我在愿不愿当慈禧之外，再列出如下标准，我们就知道什么人回国了：
 
1，共产党员更容易回国，入党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制度吃透了。
 
2，骗子更容易回国，在美国没那么好骗。最近出了个上海的陈进。你在美国买个芯
片磨磨试试？
 
3，爱上歌厅爱洗脚的更容易回国。
 
4，饭桶酒鬼容易回国，生活没目的，就想着挣两钱天天醉。
 
5，二奶容易回国，好象美国被包没中国那么容易。炉温司机鳔了个总统，也没落着
什么。
 
如果没有以上嗜好，说明你还比较文明，我想不出任何回国的理由。

 

得读讣告泪欲尽，看书犹是去年人。
曾为后生开鸿蒙，不向僭君称顺臣。（1）
梦回京华花如海，霜染秋枫幡作云。
从今省却山海计，（2）也学包老惭梅村。（3）

注：

1 、八九民运期间，包老曾号召大陆知识分子决不向八十年代的末代皇帝称臣。
2、指入山桴海，规避尘世
3、吴梅村曲节仕清后曾有诗云：浮生所欠唯一死

 

公元前8世纪末，即公元前706年，楚君熊通率军渡过汉水入侵随国。

随国是周天子分封的十来个“汉阳诸姬”之首，随侯派出他的得意臣子少师去楚营谈判。楚国为避免汉东诸国联合抗楚，故意在少师面前摆出军力疲弱的样子。

少师到楚营，果然只见到老弱病残和几条破枪，周旋一通后答应楚人的请求，楚人撤军。少师回去后要求追击楚军， 说楚人不堪一击。随国大贤季梁听说后来劝阻随侯，说楚国不可小视，他们经营多年，怎会没有战斗力？肯定是故意诱惑我们来摆样子的。季梁还说，小国能够抵抗大国，是小国有道而大国放肆。现在百姓挨饿而你纵欲，官员们虚报功德来祭祀，你很难成功。

季梁的贤名列国周知，这样说话随侯只能认真对待。随侯说：“我烧香拜佛，祭祀丰盛，怎不能取信于鬼神？”季梁说：“老百姓才是鬼神的主人。古代圣王总是先藏富于民，然后再致力于事奉鬼神。祭祀时，牛羊肥大，是汇报老百姓都富足 ；奉献黍稷，是汇报百姓五谷丰登；奉献美酒，是汇报我们上下都有善德而无邪念。只有这样的烧香拜佛才能做成事。

人们只知道老臣的贤名，不知道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先知。因为他在言谈举止中提供了超验的信息，他的预言能力也不是纯粹理性的算计，而是对超验世界的敬畏。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只有达到从“道”的高度理解事物的思想，才能被称之为“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将某种哲学思想和个人名字联系在一起，是从季梁开始的。季梁是中国第一个署了名的哲学家，在他之前的哲学思想，都是无名氏。

估计季梁从未想过要去做一个哲学家，他只是生活在一个抱残守缺的国家里，所思所虑皆是为本国安危。因为他跟随侯有血亲关系，他只能认定随国。还因为周游列国、才尽其用、士为知己者死的风尚和时代没有到来，人们安土重迁，活在祖先崇拜的世界里，充实而有意义。

季梁似乎看到了楚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在这样的背景里随国何去何从，先知肯定比其他人想得更多。因此，他的思想观念对后人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他的办法就是后来人总结的亲民善治，以及得道多助一类的结盟政治。而他一反当时人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思想，提出民为神之主的观念，几乎是振聋发聩的。随侯听进了季梁的话，用心于政事。楚国要周天子拔高自己爵号的要求，随国也在朝贡周桓王期间代为提了出来，但对这个要求，周天子没有答应。

这让熊通的自尊受到了挑战，没帮他办成事的随国也让熊通有了攻打的理由，他自己亲自带兵讨伐随国。

季梁知道消息后，建议向楚国低头，楚国如不答应再宣战，这样可以激起我军的士气，也能让敌军掉以轻心。但两年前参观过楚国大营的少师自认为自己知道底细，他强烈建议随侯：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就会失掉战胜楚军的机会。随侯接受了少师的建议，亲自带兵迎战。在先知与宠臣的角力中，先知注定是失败一方。

战争结果可想而知。随军大败，随侯逃走，少师也被俘获杀死。楚国胜利了，但胜利得出乎意料之外，因为随国的佞臣一类的病灶反而在战争中被除掉了。吃一堑长一智，季梁还在国，随国仍是不可战胜的。楚国也只能跟随国讲和。

先知的命运不得而知。人们多猜测他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随楚的结盟，他也就消逝于历史的暗影中。但还有人说他被随侯残害，如果从随侯好面子的心理来看，这也有道理。生活在权势者阴影下的先知们，虽然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却不能自主。他们太清醒，反而让糊涂的权势者们不自在，这不自在一旦遇到大事件而爆发，先知们就必须从人间蒸发才能让权势者们的面子撑下去，让权势者们继续作威作享。

 

时代真的变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耐心过自己的寻常生活，渴望不劳而获，渴望一夜暴富，渴望以最小的代价甚至零代价获得世人艳羡的成功，这种心态开始像瘟疫一般蔓延，人们变得只争朝夕、急不可待，至于如何才能达到那种成功，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成功抢滩，都无所谓，成功本身就是目的，成功就是最大份额的占有，就是成为做人上人，就是宝马香车豪宅，就是满足穷奢极欲的消费欲望，就是在本能上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向自身的身体极限挑战，简单地说就是“西门庆化”，过上像西门庆那样的生活，就是“有了快感你就喊”。以不成功为耻，以成功为荣，几乎一切目光都主动或被动地投射到成功的光环上，这是一个广告的时代，大多数广告给人的暗示或明示就是如此，它误导人们不择手段、走捷径、投机取巧，夜以继日，正把一个民族往一个浮躁的欲望之海里带。

按照这样的成功观塑造起来的人是可怕的。吉林省妇联对五所大学的上千名女大学生进行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女生不反对“傍大款”、做“周末二奶”，虽然其中只有1%的人表示“有机会自己也会这么去做”，但有21.2%的人认为这样做“很正常，每个人追求不同”，33.7%的人认为“无所谓”，只是自己不会去做。这个比例和高达61.47%的女生赞同或基本赞同做人“应当及时行乐”，合在一起就为上述成功观做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注脚。在有钱有势者迅速“西门庆化”的同时，没有掌握优势资源的普通人或弱者中开始出现“宠物化”倾向，笑贫不笑娼，做“宠物”也是一种成功的“宠物”。成功，成功，有多少罪恶借成功之名而行？

有人把这样的成功观叫做“毒药”，我说这样的成功是一种摇头丸、“迷幻药”，一旦吞了下去，就会云里雾里，生活在幻觉中，再也不能容忍平平淡淡的一日三餐，再也不相信诚实的劳动，再也不愿坐冷板凳、下苦功夫，寻常生活在他们的眼里成了失败的代名词，恪守道德底线被看作是愚蠢、无能的表现，《厚黑学》成为不少人的人生指南不是偶然的，女大学生中流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乃至不惜做“周末二奶”更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媒体每天几乎都在为这样扭曲的成功观推波助澜，明星、大款鸡毛蒜皮的小事、奢靡时尚的吃喝拉撒，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下酒菜，天天端出来款待受众，不厌其烦，不惜版面。人性具有两面性，如果社会总是往本能的、肉欲的、生物性的一面引导，处处迎合人性中的这一面，那么人性就会往这个方向倾斜，至少多数人是缺乏足够的定力抗拒的，尤其刚刚入世的年轻人更是如此。

这样的成功观借助大众传媒、网络、商业广告不断弥漫，对人心的诱拐是极为成功的，据说，有人在上海做过一项调查，年轻人愿意当农民的一个都没有，愿意当工人的只有一个。为什么？就因为工人、农民注定了就是失败者，在成功的探照灯下，这些靠体力劳动吃饭、诚实生活的职业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用这种成功观塑造的年轻人心目中，只有万能的金钱，无限的享受，只要能带来这些东西就是成功，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天上掉馅饼，自己第一个接到，而且相信天上一定有这样的馅饼。什么努力，什么勤劳，什么诚实，在这个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年代，在那么多靠不光彩手段率先暴富的例证面前，真是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一味责怪那些不反对“傍大款”、做“周末二奶” 的女大学生，确实也有点不忍心。她们只是这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普通人，她们的观念是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夹缝里形成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生活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当社会普遍追求物质化的成功，世上一切最好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被极少数成功者占有，失败者的立足之地如同流沙一样不断滑陷，我们还能奢望大多数女大学生都能坚守底线、拒绝诱惑吗？

 

中国男人包二奶历史悠久，但当今为甚。尤其引起世人关注的是落马贪官包二奶的现象，对于很多道貌岸然的精英，很多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年轻人，或者更多心地善良的妇道人家来说，用震惊来形容毫不过分。

贪官包二奶的有两多，一是包二奶的贪官多——网友统计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了。第二个则是所包二奶的数量之多——至今几乎没有一个贪官只满足于一位二奶，甚至包两个二奶的也不多见，大多是一包就包好几位，甚至十几位，燕瘦环肥，各种口味的应有尽有。

看到这里诸位读者大概以为我又要大发议论了，把矛头对准“砖制”和“独菜”慷慨激昂一番。其实不然，既然是“中国男人包二奶之研究”，那我就要拿出准博士的态度，哪能动不动就去惹北京的同志不高兴？我是要探讨中国男人包二奶的原因，今天不谈政治。

当然，中国的贪官包二奶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地方要员以父母官自居，挑选辖区内的年轻女孩子当二奶简直就像到超级市场选货，手到擒来，得心应手。这当然和制度有关，想一想当年人家克林顿总统，贵为一国之君，还得在白宫自己的地头上一忍再忍，最后只能用雪茄代替胯间的XX（各位，由于有几位读者写信建议我今后文章中少用那两个我的招牌字，最近还有一位我喜欢的女孩子也写信要求我不要用那个部位说事，今后你们只能看到XX了，抱歉）轻轻捅了几下那个有点痴肥的实习生莱温斯基……，结果差一点把总统宝座都丢了，闹了多大的事！对于中国的贪官来讲，这就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今天不讲政治，只谈二奶之研究。有个事实不能否认，贪官包二奶，不是贪官甚至不是官员的也包二奶。经过观察和取证，我发现，当今包二奶的男人年龄层集中在40岁以上，特别是介入50到60岁之间。当然，你可以说40岁以下的还年轻，他们的老婆朋友本来就和二奶差不到哪里去，没有必要包二奶。可是，研究一下五十岁左右的包二奶情况，你就不认为这是因为年级大小的问题了。

我认为是一个性压抑的问题。这些五十岁左右的人在青春期正好赶上中国历史上最严酷压制性欲的年代。那时，虽然营养不良，但年轻男人们大多在十四、五岁也就发育成熟了，下面那条东西经常热血沸腾、一柱擎天。然而，以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可怜的他们，连女生的手儿都不敢碰，瞅一眼女生被黄军裤包得紧紧的屁股都吓得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晚上手淫好几次。这代人，除了少数因流氓犯罪而坐牢的外，大多是偷偷摸摸自己抚弄了十几年，有些更是要到二十七、八岁还没有给下面那条都玩得快残了的XX找到归宿……有些人也许认为我描写这些很无聊，可是却不知道，这种性的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而当整个社会的年轻男人们都被性压抑的时候，那它造成的影响就很深远了。

普通人有隐私权，我们不好举例，我们就拿几个大贪官来说。大家如果手头有资料的话，就可以查一下被枪毙的胡长青和程克杰，以及还没有枪毙的陈良宇，他们一直很发奋，在领导面前装得很天真可爱，好像裤子里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一条蠢蠢欲动的玩意，而且他们在奋斗中一般不近女色，而且都知道一个好的道理，自己的女人太漂亮，领导会嫉妒的，再说， 有好的东西，也都得留给领导。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后来疯狂包二奶的贪官，都是到了大龄青年后才胡乱结了个婚……

如果大家对上面的描述没有什么异议的话，不应该忘记，正是上面这种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重点培养和依赖的对象，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些人能够“夹着尾巴做人”，在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后，很多爬到了相应的位置。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时候，某一天，他们注意到周围的女孩子的奶子越来越大，裙子越来越短，屁股包得越来越紧，而身边的那个从革命年代一起走过来的黄脸婆早就像一条风干的黄花菜。

接下来就简单了，包年轻漂亮的二奶，弥补革命年代损失的青春。但包二奶还没有完，有些还想找处女，那是一种什么情结呢？值得研究。

在我的新书——致命系列姊妹篇《情报局长》里，有一篇“部长和他的处女情人”，就是描写一位部级干部为了弥补如火如荼的年代里被忽视的青春而渴望包一个处女二奶，结果在淫糜的城市，他无法如愿，最后不能不靠在农村领养一个未成年女孩子带到别墅养起来，等18岁过后开*包。在抚养的过程中，部长为了不让女孩在当今的社会风气里失去处女膜，而采取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种行为，竟然演变出一场国家以致民族的危机……

 

前奏

2007年4月11日下午3点半，我们结束了对八旬老翁何秀元的拜访，即马不停蹄地穿插了几条街巷，直趋元谋县委的某处宿舍，欲乘胜拜访另一个八旬老翁陈文高。

略微颓败的铁栅门前，满嘴酒气的中年门卫刚拦住我们吆喝“登记”，就被同样不拘形迹的苴公一把推开了。我们顺势深入，几颗年轮久远的大树巨伞一般支撑天空，将两三幢爬满藤蔓的7层高楼笼罩得垂头丧气。我们上了某一个单元的4楼，紧闭的铁皮门两边贴着极其庸俗的对联和门神，门框顶好像还描着避邪的桃符。苴公敲门，不应；又敲，还不应；就干脆直起喉咙叫喊。

上面的老妪被惊动，自楼梯口倒悬白头，与苴公对答，方知主人已外出。我们撤退到门卫亭右侧，坐等约1小时，依旧渺茫。于是继续撤退到大街上，透一口闷气，顿觉饥肠漉漉。我提议请朱家学老人吃晚饭，得到3位同行者响应，于是找了个像模像样的饭馆，点了大锅土鸡。我亲自搭机动三轮去接来寿星全家，将尊者让入上位后，十几个食客即围成一桌，席间几起几伏，欢声雷动。

夜幕降临时，我跟随苴公再次登门，终于逮住刚看完所有电视新闻，正闭目养神的前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戴老花镜的表情非常严厉的干巴老头。昏黄的光晕下，我们几番要切入正题，都被挡回。老式钟摆嘀嗒嘀嗒，还夹杂着哮喘一般的噗嗤噗嗤。约6张门神大的毛泽东风俗画占据了半壁墙，我直视那鲜红的嘴唇，转了几秒钟的脑筋，无果。

只得如黑旋风李逵，赤膊上阵。

正文

老威：我是从四川来的一个文人，可以访问你吗？

陈文高：有没有《介绍信》？

老威：哦？《介绍信》？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儿？

陈文高：不管哪个年代，坏人、不明身份、不怀好意的人总是有的，组织原则总是要讲的。

老威：我做土改工作，试图还原那段历史，一两年来，我跑了禄劝、武定、石鼓、剑川，采访过不少老人。我还在成都采访过工作队长洪钟，解放初期，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洪钟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陈文高：你到底属于哪个单位？把证件给我看看。

老威：我没有单位。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是自由撰稿人。

陈文高：自由撰稿人？没听说过。

老威：可见你老人家落伍了，某些观念该改变了。

陈文高：这不关你的事。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干什么的？来元谋找我有何意图？

老威：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你不是警察，即使你就是警察，也没有权力以这种口气冲我说话。我到元谋也不是专门找你的，与你同时代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人还有，你不愿意谈，总会有人愿意谈。

陈文高：你这么年轻，有资格调查土改吗？这应该由政府出面的。

老威：这位苴公你认识吧？还有元谋的前任官员蒋某某，她现居昆明，昨天亲自驾车带我们来。

（苴公插话：陈老，和你这样的老革命相比，我们算晚辈了，资历浅，水平差。我之所以引见老威同志来采访你，正是出于对你老的尊重。历史就是历史，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乱开簧腔的。你心里也清楚，有些事政府出面行，比如开个大会，救个灾，维持个治安，动员群众抓个逃犯，平反个冤假错案等等；有些事嘛，政府出面就费力不讨好，比如写历史，我在县委多年，多次组织班子写历史，歌功颂德的废纸一筐又一筐，自己都不想看，更莫提拿出来见人。所以，同一桩土改，如果报纸、电视台、政府部门来找你，调子就是定了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叫你说好，叫你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必须得一丝不苟照办，这才是组织原则，哪还容得你对待老威这样，盘问来盘问去。你想想，阶级斗争的观念20多年前就没了，连反革命的罪名也取消了，你还一口一个坏人坏人。现在的坏人是贪污腐败、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对待卖淫嫖娼也就罚款，人家交了钱，出了公安局，依照法律，你就不能随便叫坏人。

陈文高：哎呀，我没这个意思。

苴公：警惕性高没错。可凭你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验，哪个坏人会对几十年前的土改感兴趣？陈谷子烂芝麻，好人也不感兴趣，除非吃错药了。《炎黄春秋》看过没？老革命纷纷做回忆文章，我改天带几本来，你看了就晓得如老威这样想澄清历史真相，又舍得跑路的文化人难得找！陈老，打消顾虑，与时俱进啰，而今自由撰稿人自费写历史的大有人在，秉笔直书，学司马迁嘛，这才是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

陈文高：既然苴公是政府部门的同志，你带着人来，我就破格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接受一次谈话。请老威同志提个头。

老威：请老人家尽可能放松，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想必你心里有个底吧？

陈文高：是的。

老威：你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

陈文高：是的。

老威：城里？

陈文高：苴林乡小村。当时整个村子有40多户，多数烤酒卖。而我们家老少8口，都靠帮人吃饭。

老威：一直帮人吗？

陈文高：是的，从老祖到我爹，至少3代以上都帮人。

老威：长工？短工？

陈文高：主要打短工。夯墙盖房、薅秧打谷、种菜、种西瓜、种包谷，还有上山割草，卖给烤土酒的人家。

老威：烤酒比打短工挣钱？你们家为什么没烤酒？

陈文高：家穷没本钱。

老威：我们这代人的土改知识都是从书本来的，刘文彩、黄世仁等等，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你在旧社会的实际感受是这样吗？

陈文高：当时嘛，共产党没来，没觉悟到，后来觉悟到了。

老威：没觉悟到？你是文盲？

陈文高：读过两年小学。

老威：私塾？

陈文高：苴林乡的新寺小学。初识些字，家里认为够了，就不让继续读了。

老威：你打短工时，与地主发生过纠纷吗？

陈文高：没有。

老威：地主拖欠过工钱吗？

陈文高：干完活就付，或者以粮食抵，耍不了赖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工作？

陈文高：1949年7月，地下党从昆明派张炳今、张绍虞两位同志来元谋，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全称为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老威：两位同志的背景是？

陈文高：都是本地人。张炳今是国民党县参议会参议长张鉴良的儿子，在昆明读书就加入了地下党。他们此次潜回元谋，一是搞组织，二是策反张鉴良，并通过张鉴良去策反城里的主要武装力量长臂大队，大队长叫张柞纪，与张鉴良私交深厚。

老威：你当时的角色？

陈文高：我算不了啥子角色。整个元谋发展了60多个民青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以解放划线，我如今就享受老革命的离休待遇。

老威：然后呢？

陈文高：我年轻腿快，充当张炳今的秘密通信员，经常从班果走路到元谋东门，长臂大队的3个中队，300多号人都驻扎在那儿。我找到张柞纪，呈上信，等一会儿，取了书面回执，或口头吩咐，又往回跑。有时也去找张鉴良。

当然，策反工作具体咋个进行的，我也不太明了。可解放大军还没拢元谋，张柞纪就将长臂大队火力配备最强的一个中队拉跑了。县城周边的几个伪乡长也倒戈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伪政权，欢迎解放。地下党和民青拥有30多条枪，分派在几个城门。做过少将师长的伪县长朱淮见大势已去，就抛下家小，化装成老百姓逃跑，当时他的老爹还想将他藏起来呢，可地下党眼线太多，变根针也藏不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追捕朱淮？

陈文高：1950年1月18号的晚上，已经入老城的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获知朱淮潜逃，立即打电话向滇西北地工委第8支队的领导王元昌汇报，请求指示。随即派罗真、杨杰真等率领民青武装及策反过来的武装，分成几路人马，抄小道追捕。直到三天三夜后，才在武定县境的马鞍山将朱淮抓获。这个罗真，还是朱淮的干儿子，又是边纵独立2团保卫中队的付中队长。

老威：国共两边都沾？

陈文高：特殊历史环境，许多人都有公开与秘密的双重身份。但是到1950年1月19号早晨，我们就分别通知学校等单位和群众，从城里到城外，排队迎接解放军进元谋。至此，每个人的身份都公开了。

老威：才几个月地下工作经历，就享受老干部待遇，真划得来。

陈文高：关于元谋解放，李某某那个家伙还自我吹捧说，他带领人马去白西头梁子，放了两枪，朱淮就投降了。放他妈的狗屁！

老威：李某某也是个老干部吗？

陈文高：也算吧。

老威：你们真厉害，居然将县、乡两级的政权都提前瓦解了。

陈文高：不能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吧。

老威：策反时，都许了啥子愿？比如解放以后，不关，不杀，不追究之类？

陈文高：你咋个晓得？

老威：我做土改专题这么久，当然晓得解放前后的政策变化啦。

陈文高：这的确是沉痛的教训囉！地下党和民青花了大力气，嘴皮子都磨破了。才将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的口径全部统一：只要背叛了反动政权，对解放元谋县有贡献，不管你从前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对人民不利的事，不仅不关，不杀，既往不咎，而且当作投诚或起义人员看待，在新生政府里安排工作，不愿意工作的，就发放一定资金，安置回家。

老威：对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有影响的官员，共产党的确也这么做过。比如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率部起义，解放后就当了水利部长，虽然他的弟弟刘文彩后来被树为恶霸地主的最高典型。

陈文高：元谋毕竟是小地方。当年我们的策反口径，是上级定的调子，不是哪一个人随便说的。后来清匪反霸，风向变了，也是上级定的调子。南下干部都是经过炮火，几千里，一路打到这儿，人家有革命资历，革命经验，阶级性、政策性都强，说得起话。我们本地干部呢，只有当学生。

老威：啥子意思？当年的策反许愿一律不算数？

陈文高：说不得，说不得。连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的父亲，为和平解放元谋贡献最大的参议长张鉴良也枪毙了。通过张鉴良做工作，策反过来的长臂大队长张柞纪也毙掉。中队长也毙掉，下面的几百号人，毙的毙，劳改的劳改，遣散的遣散。起义的乡长也差不多杀了。

老威：罪名呢？

陈文高：恶霸地主、土匪武装。

老威：有点过分哦。

陈文高：地方干部的话顶个屁，你说多了，自己就叫牵连进去了。

老威：以后呢？

陈文高：等着几十年后平反嘛。唉，韭菜割掉还会发，人脑壳割掉就割掉囉。

（苴公插话：这个情况我略知一二。土改刚开始，长臂大队及乡里民团一类都统统成了土匪；边纵也打成土匪、地霸武装，下面的民青也顺着成了反革命组织。历次政治运动都没逃得脱，惨得很囉，改革开放后才平反。）

老威：如此看来，这儿的土改也算轰轰烈烈了。

陈文高：毛主席说，要给地主阶级吃3付泻药，第1付是累计征收几年的农业税，并补征1949年全年公粮，土地越多交得越多；第2付是减租退押；第3付才是土地改革。

老威：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陈文高：传达的政策，肯定不是传说囉。从1950年3月起，第1付泻药就开吃。解放军和地方结合，组成多股征粮队，下乡用枪杆子逼着大小地主补交1949年的公粮。当然，在边远地方，还一时不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懵头懵脑地组织抗粮队，几支破枪，结果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接下来是合理负担，你土地越多，财产越多，就负担得越多；反过来，没土地没财产就没负担。

老威：可以讲得详细些吗？举个例子最好。

陈文高：我亲自参加过征粮征税，可是年代太远，记不得了。镇压反革命是1951年初，为土地改革扫清障碍囉。

老威：哪些东西是障碍？

陈文高：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伪官员，与官府勾结，吃香喝辣的大户，伪乡长伪保长，甚至伪甲长。欺压老百姓，民愤大的也算。有劳苦大众的检举嘛。

老威：有硬指标吗？

陈文高：有名单。根据群众意愿，排名单抓人，抓齐了集中关押，再开公审大会，毙掉一批罪大恶极的。

老威：据你所知，当时毙掉多少敌人？

陈文高：记不得囉。那时我当苴林乡乡长，对整个元谋的镇反情况并不掌握。

老威：20多岁就当新政权乡长？不简单哦。你所管辖的范围毙掉多少？

陈文高：有一次集中毙掉了10个。

老威：不算少。

陈文高：也不算多。大地主两个，组织抗粮的两个，还有伪乡长杨炳林，其他嘛，其他嘛，哎呀，实在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非杀不可。

老威：作为乡长，你主持过公审吗？

陈文高：主持过的。但上面的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也到场，下面的贫雇农代表也在，但最终的生杀大权还在区委书记以上，他们都是南下干部。解放不久，整个元谋暂时按区划分，区下面才是乡。苴林第一区，东城第二区，班果第三区。苴林辖4个乡，相当于现在的4个大村吧。

老威：这是区一级的公审了。以现在的观念看，你认为这当中有没有错杀的？

陈文高：绝没有。不杀不足以威慑敌人，不杀不足以鼓舞群众。

老威：其中有没有对元谋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

陈文高：这10人中没有。

老威：那都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了。

陈文高：不见得当权，可的确该杀。

 

北京老朋友打来电话说，首都北京工商一分局最近查处了一餐厅，只因该餐厅内有一个名为“解放区”的厕所，他认为这是“另类文字狱”。据北京晨报11月5日报道（原标题为：红色主题餐厅厕所叫“解放区”引来质疑），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家名为“过去年代”的餐厅内，不仅服务员都身着八路军战士的服装，餐馆内的设计也别出心裁，包间分别叫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厕所竟然叫“解放区”，引来一片哗然。11月6日之前，我已经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只是觉得大千世界多元化，好事者这样叫未尝不可，再说“中央一套”都有人别出心裁地拿去注册商标，也没见有多少搞笑。可没想到，北京的执法人员却不习惯搞笑，不懂和谐社会多元化的内涵，比如上海作家卫慧《上海宝贝》这样的书名，就是在北京被“左”思维给禁的。

以往的“文字狱”都是面对图书来说的，现在开始面向非意识形态领域了，比如这家餐厅就遭遇了属地管理的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执法”，居然对餐厅发出行政指导书，指出餐厅这种“创意”不适合我国国情，是不良文化的“恶搞”行为，建议清除和改名。随后，餐厅员工临时用报纸将“解放区”字遮盖。餐厅老板还解释，这样做只是为了配合红色餐厅的主旋律，并无他意。

正如“安全套”、“安全带”是中性词一样，“解放区”也是中性词，毫无贬低和褒扬。我北京的朋友在电话中毫不客气地指责北京工商查处禁用“解放区”厕所依据的是何法何规，执法者不能仅仅凭“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符合先进文化代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之辞去行政。依法行政，不能被一句“不符合国情”轻意取代。更不能想当然地有罪推断或欲加之罪，古时的文字狱就是有罪推断的产物。他质问：不知对“解放区”治罪和历史上的对“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治罪有何区别？都是凭空想象，都是有罪推断，都是斗争扩大化，都是欲加之罪。难道“不符合国情”是个筐，工商执法想咋装就咋装。

不能仅仅是历史上“解放”是红色的，就拿老黄历继续使用。要知道，“解放”一词早已有之，只要是人，当然也包括动物，无论老少不分男女，每上一次厕所都是一次自身的解放，因此把厕所称为“解放区”十分到位，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新，从某种角度就是很少形象思维。解放区是个中性词，我方占了敌方是“解放区”，敌方占了我方也可称“解放区”，解放区不是解放军。如果工商连这种中性的“解放区”都去拿来随意“法治”，不但让人觉得有点不寒而栗，实在是典型的“人治”思维在作怪。

期待更多的餐厅厕所因起另类的名字如“解放区”、“喷泉区”、“战斗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等而相安无事，还带给人一笑了之的片刻休息机会。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官员最多的国家，更是贪官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贪官不但贪财，而且好色，即使所谓的“反腐败”已经沦为权力斗争的游戏，但在常人看来，中国的落马贪官仍然是目不暇接，倘若要动真格，中国的贪官恐怕更是洋洋大观。非常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贪官虽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贪得了大笔钱财，而且早已娶妻生子，但仍然是色心不满、色欲冲天。很多贪官不光包二奶，还要想方设法强奸或者诱奸少女。

前人大委员长李沛瑶强奸张金龙的妹妹一案已成过去，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杜崇烟强奸北大女生石瑶一案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偌大一个中国官场真可谓是“江山代有色狼出，各领风骚一两年”。正当安徽省政协委员汪兆钧以公开信的方式为政协挽回了一丝尊严之际，中原大省河南就爆出了前南阳市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强奸至少三十六名未成年少女的特大丑闻。

据广州《南方都市报》报导，现年六十一岁的吴天喜，曾任九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并为一间企业创办人。报导指出，吴天喜曾透过多名年轻女子的协助为他寻找未成年处女，每找到一人可获他的二千至三千元人民币不等酬劳。不过，直到今年四月的镇平县“两会”后，吴天喜的犯罪事实才被有关部门知晓，被撤销政协副主席职务，七月才被公安机关拘捕。

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一个未婚的人希望结婚从来都不会被人认为是心怀不轨，而要是有妇之夫还在外面沾花惹草，只要被人知道，肯定会遭人非议。然而，虽然大多数民众都能坚守从一而终的传统美德，但中国的官员却显得异常前卫，不管是年轻的官员还是年老的官员，干正经事往往力不从心，而在欢场之上却是叱咤风云，床上功夫堪称世界一流。吴天喜作为一个县的政协副主席，理应积极参政和议政，大力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然而，他却对正事不闻不问，满脑子里都在想如何多搞几个妙龄少女。别的官员包二奶都还偷偷摸摸的怕人知道，而他却公然让多名年轻女子帮他寻欢作乐。找女人上床还不算，还要找含苞待放的黄花闺女。

中共的意识形态向来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中国官员却不少人信神信鬼，台上高呼“马列主义”，台下却暗念“阿弥陀佛”。倘若要是真的按照佛教的规矩去信仰佛教倒还无可厚非，因为佛教主张行善积德，有佛教理念的官员按说应该更能为老百姓做好事。事实却是，很多官员信佛竟然是为了升官发财，贪官信佛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吴天喜也是个“佛教徒”，但他也有一种信仰，据称，吴天喜强奸女生的动机是“基于经济与身体逐渐透支与亏空”，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是经“有道之人”指点的结果，他的目标是寻找到一百个处女。吴天喜迷信通过采阴补阳术延年益寿，还可以继续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这种信仰在了解传统文化的人看来其实就是邪门妖术，为各种正规教派和社会道德所不容。

媒体报道指出，早在今年春节，镇平当地就陆续发生多宗学生被绑架强奸案件，令家长惶恐不安。今年四月，一名初中女生被三名女子绑架，送到一家宾馆内供吴天喜泄欲，该名学生后来逃脱报警，拘捕三名涉案者，才揭发了吴天喜的兽行。吴天喜能够当上当地的政协副主席，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干和违法的，但他却目无法纪，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少女，很明显，他是在知法犯法。

中国官员的权力和世界上民主国家官员的权力相比无疑是大了很多，而且受不到监督制约。“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屡试不爽的真理，吴天喜敢于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无疑是因为他当时的地位，他觉得作为政协副主席玩几个女人算不了什么，即使是被警方知道，警方也不会动他。正是因为有这种心态在作怪，他才敢一如既往和不遗余力地向他的邪恶目标迈进。另外，吴天喜在被审问中只承认嫖娼，不承认强奸，其无耻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镇平城关镇中学一名较为了解案情的学校领导称，受侵害女生的年龄从十二至十六岁不等，这么多的妙龄少女都被他这样的官员糟蹋，吴天喜真是禽兽不如，这样的人竟然能爬上政协副主席的高位，中国官场的用人制度实在令人悲哀。

自从邓小平时期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起，中国官员的思想也开始慢慢得到了解放，再到江泽民时代，中国官员实现了真正的与时俱进，他们不但思想已经彻底解放了，就连肉体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解放。如今，三妻四妾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时尚，而那些少数恪守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官员却成了令其他官员耻笑的对象，不包二奶和不找女人就是性无能的表现。古语有云：“富贵不能淫”，如今中国官员的信条却是“富贵我偏要淫”。纵观近年来落马的官员，哪个不是情场高手，哪个不是好色之徒？

曾经看过有些网友对中国好色官员的评比结果，各大贪官包二奶的“佳绩”被戏称为“吉尼斯纪录”，有的以情妇数量多，而有的则以情妇质量高而着称，更有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知识来管理众情妇的“管理”吉尼斯纪录获得者。中国官员的好色还能好出这么多的花样，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官员不知道还会堕落到何种境地，今天的吴天喜也许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但在官员我行我素的当下，每一种特色纪录时刻都有可能得到刷新！

2007年11月9日

 

老包走了，这些日子，耳边老是响着他那句振聋发聩的话 — “放下你的鞭子！”

1986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那时胡耀邦主事，从贵州调来朱厚泽负责中宣部，主要宣传机构和媒体也换成开明人士负责。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冲锋陷阵，为改革开放造舆论。潘维明是北大出身，那年才30几岁，属于三角地派。他策划的5月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从北京请来不少人物，包遵信就是一位，督阵的有朱厚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和胡耀邦公子胡德平。

研讨会开了5天，头天讨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市委书记芮杏文和市长江泽民坐在上面，中间是主持人潘维明，他们请了坐在前排的朱厚泽几次，朱就是不上去。他不上去，高占祥也没上去。矮小的胡德平混在代表里，坐在后面。他们的想法我无从知道，也许是尊重主人，总之是和代表们坐在一起。书记、市长谦让过后，开始礼贤下士，笑容可掬，让大家畅所欲言。

有位上海代表发言，要求这次会议体现党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这样大家才能畅所欲言。很多人举手，潘维明让包遵信发言。黑瘦弱小的包遵信站起来，嗓门儿很大，情绪很高。“岂有此理！90年代的士为什么乞求别人不要抽鞭子？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放下你的鞭子！” 朱厚泽微微点头，记得胡德平带头儿鼓掌，我们也都跟着鼓掌。老包就像足球场上的明星，掌声使他越发激越，冲着主席台喊：“如果不放下，我们就要夺过鞭子……”会场哑了，书记没表情，市长很难堪。老包超越了那个时代，给自己埋下祸种。

八九民运中，我在几份呼吁书和公开信上签过字，每一份前面都有老包遒劲的签名，字非常帅，是书法。每一次我都自惭形秽，没有老包的勇气，没有老包的笔力。后来这些签名信都成了老包的罪证，他替大家担了。我则逃之夭夭，没有为自己的签名负责。

老包走了，音容犹在。一位在80年代向中共说“放下你的鞭子的”人，一位民主先驱，一位良师益友。

作者为韦伯学者、作家，现居德国。